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刘病已时代的汉帝国。
政治方面，他改变了自汉武帝以降酷吏横行的局面，开启了一个良吏治世的时代，让这个被恐怖氛围笼罩多年的国家变得安然祥和，让老百姓的脸色由惶恐不安、噤若寒蝉变为其乐融融、淡定安详；他规范了官员的政治生活，要求每五天上一次朝（类似于例会）；他敏锐地看到二千石官员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重要性，因而重视对二千石官员的培养、考核和奖励；他开启了官员“长任”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给百姓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在内外朝并行的情况下，他压制了内朝势力，恢复了以丞相为首的行政部门的行政权力。据史书记载，在刘病已治下，国家各部门充分发挥职能，官员们努力奋斗、奉公守法、各司其职。
经济方面，他听从一个叫耿寿昌的建议，将京城的粮源从关东地区改为距离京城较近的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和太原七郡，省去了一大笔漕运粮食的钱；他依旧听从耿寿昌的建议，在边郡修筑粮仓，囤积粮食，用以调节粮食市场，这些粮仓就叫常平仓。这看起来和汉武帝时候在京城设置的平准机构类似，只不过常平仓和平准机构的目的完全相反。平准机构是官方办企业，设置目的是与民争利，即贵卖贱买；常平仓虽然也是官方操作，但设置初衷是为了维持粮食的价格稳定：市场上粮食便宜了，就加价购买，粮食贵了，就降价出售。
军事方面，他保持了汉武帝创下的军事成果，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发扬光大。他通过外交和军事的手段，一边打一边拉一边屯田，逐步在西域站稳脚跟，终于在他执政的第15个年头（前59），设立了西域都护府，将新疆那片广袤的土地纳入华夏文明的版图，完成了汉武帝的夙愿；他派遣赵充国等将领打击西羌，将西羌一举降服，置金城属国安置羌众；那个和汉朝打了一百多年仗的匈奴，也在他任期内发生分裂，其中呼韩邪单于主动降汉，向汉朝称臣，这是汉匈斗争多年来成果的集中体现。无论西域、西羌还是匈奴，都是刘病已的曾祖父刘彻打击过的，从刘彻到刘病已，汉朝多年的军事努力终于有了突破性成果。
在文化方面，刘病已召开了石渠阁会议，这是自汉武帝以降的又一次文化改革。
在呼韩邪入朝的那年，汉宣帝二十三年（甘露三年，前51），刘病已召集了一批人，在未央宫石渠阁举行了一场学术辩论，整个会议刘病已亲自坐镇。
就像汉景帝时代辕固和黄生的儒道之争一样，皇帝亲自参加学术辩论，这恐怕不是一场简单的学术辩论，而是关乎国家文化政策甚至是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了。
汉武帝时代不就已经确定了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吗？这中间又没改变过，汉宣帝时期怎么又讨论这个问题了呢？
关键是儒家内部也分许多派别，就像同样是华山派，也要分个剑宗和气宗一样。
比如儒家经典《春秋》，到汉宣帝时期就有五个流派：公羊、穀梁、左氏、邹氏和夹氏；
《易经》，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费氏和高氏等；
《诗经》，有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等；
《尚书》，有欧阳、大夏侯、小夏侯氏等。
为何出现这么多派别呢？
因为后人都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这些典籍进行解读。以《春秋》为例，该书是孔子口述的鲁国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之间242年的历史，但太过简略，只有一万多字，就很难被人理解，而且由于是口口相传，不同人的记忆就有偏差，就算同一个句子，每个人的理解也不同。《春秋》是孔子的作品，被认为那些简单的话语中包含着许多微言大义和深刻思想（所以也可以称它为《春秋经》，经，有总纲、永恒不变的意思），于是许多人就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阐释《春秋》（解释经的，就是传），渐渐地，就分了许多流派。
打个比方，对于《春秋经》中的第一句话“元年，春，王正月”六个字，《公羊传》和《穀梁传》都对其进行了非常复杂的解读。《穀梁传》说：
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
同样这六个字，《公羊传》的看法就不同：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读者就不必去深究两段话的意思了，总之，孔子的《春秋》过于简略，后人觉得孔子的作品肯定“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所以极尽想象，对之进行解释，借以阐发自己的思想（尤其是政治哲学）。当然，每一派都会声称自己的观点是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
在汉武帝时期，穀梁派的江公和公羊派的董仲舒都是儒学大家，对《春秋》有深入的研究。然而刘彻尊儒之时，董仲舒由于博学多闻，能说会道，善著文章，把穀梁派江公比下去了，加上公羊春秋和穀梁春秋相比，更符合刘彻的执政理念（比如公羊较穀梁更侧重于法术、变革、大一统等），而当时的丞相公孙弘也是公羊学派出身，就导致刘彻对《春秋公羊传》情有独钟，以至于《春秋公羊传》大为流行。
当时，汉武帝欣赏公羊春秋，就让皇太子刘据也学习公羊春秋。刘据学了“公羊版”《春秋》，听说还有个“穀梁版”，就私下里求学，学了之后对这个版本非常喜欢。
刘病已登基后，听说他那可怜的爷爷曾喜欢过穀梁学，对穀梁学就有了天然的好感。同时，《穀梁传》的作者穀梁子是鲁国人，《公羊传》的作者公羊子是齐国人，因此穀梁学被称为鲁学，公羊学被称为齐学。而我们知道，当年刘病已出狱后，曾在鲁国史家生活过一段时间，刘病已继位之初的丞相韦贤是鲁国人，少府夏侯胜也是鲁国人，所以当刘病已询问这些人《穀梁传》和《公羊传》哪个更好时，这些人都说《穀梁传》好。
除了个人好恶，随着刘病已执政时日的增加，他越来越觉得，穀梁学比公羊学更有利于他施政。比如说，汉昭帝时期来了个假冒的刘据，引来许多人围观，使得朝野轰动，霍光等人不知该如何处置。就在这时，京兆尹隽不疑以《春秋公羊传》鲁哀公三年的事件为据，认为即便真的刘据来了，也是反贼（事见汉昭帝五年，前82）。隽不疑的处置让霍光非常满意，他表扬了隽不疑，并做出重要指示：公卿大臣要向隽不疑学习，加强理论修养（主要是儒家经典），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
公羊学强调大义灭亲，穀梁学侧重于礼仪教化、血缘关系，而如果提倡大义灭亲也就意味着刘病已的爷爷该杀，注重礼仪教化则正好和刘病已希望创造宽松社会环境的想法相符，推崇血缘关系也是“外来户”刘病已一直强调并需要的。
许许多多的原因让刘病已下决心对文化领域进行改革。
在霍家覆灭之后，刘病已就开始着手这项工作。他积极寻找精通穀梁学的大师，并选拔了十个优秀的学生，跟着大师们努力学习。刘病已要他们好好准备，因为这批人将是他以后进行文化改革的重要力量。
这些人足足准备了十多年，到汉宣帝二十一年（甘露元年，前53），刘病已才觉得是时候向公羊学摊牌了。
那是两种思想的交锋，算是汉代的“真理大讨论”，即便公羊学者知道皇帝倾向于穀梁学，可他们为了维护学术正统和自身利益，也一定会血战到底的。那是一场非常激烈的辩论，激烈到双方在参与人数上都不愿意吃亏。辩论的具体内容已经不可考，但两种学说能够兴盛于一时，就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在当时也就有一定道理。
既然每种学说都有点儿道理，那么哪个更有道理，就得评委来决定了。
可刘病已会让推崇公羊学的人来当评委吗？
所以结果是必然的：评委们“多从穀梁”。
通过这场大辩论，穀梁学终于对公羊学取得了优势。有了这番准备，两年之后，刘病已在未央宫石渠阁召开了“全国文化工作会议”。
这场会议除了给穀梁学正名，同时也讨论了包括《周易》《礼》《尚书》在内的其他儒家经典。
那时候，一门学问取得正统地位的标志，就是朝廷将这门学问立为官学，并针对这门学问设置博士官。汉武帝五年（前136）时，刘彻下令设置了五经博士，这五经包括《春秋》《周易》《礼》《尚书》《诗》。但我们知道，这五经里面，每一“经”都有多个派别，只有官方认同的派别，才能代表该学问的正统，当上博士官。所以在汉武帝时代，能当上春秋经博士的，自然出自公羊学派了。同样，周易经博士出自杨氏学派，礼经博士出自后氏学派，尚书经博士出自欧阳氏学派。
刘病已召开文化工作会议，就是要打破经学为某一派别所控制的局面，他在会议上指出：要增强文化的多元性。
于是会议结束后，朝廷就做出决定：春秋经增设穀梁学博士，尚书经增设大、小夏侯氏博士，周易经增设梁丘氏博士。
总的来说，汉武帝时期的汉帝国，像一头猛兽，呼啸着四方征战，勇猛无匹，可这头猛兽的动作太多太激烈了，以至于很快就筋疲力尽。然而它又不愿意停下来休息，便只好透支体能，竭泽而渔，所以这头猛兽虽然看上去仍旧是庞然大物，可早就已受了内伤、外强中干了。那时，汉朝为保证威震四夷，所付出的代价是连年征战，透支国力，最终使国家满目疮痍，百姓困苦不堪，国内危机四伏。
汉宣帝时期，猛兽看起来依然高大，但它意识到隐藏在身体的疾病，于是它不再频繁地和对手厮打，而是通过啸声、展示力量和向对方喊话的方式来震慑对手。这样猛兽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威严，还给自己创造了休养生息、治疗伤病的机会。那时候的汉帝国，兼具文景时代的富庶和武帝时代的刚强。它不像文景时代有内乱、有外侮，也不像武帝时代民怨沸腾、财力告罄。如果问汉朝在什么时候最为强盛，我想就是汉宣帝时代了。
那么，刘病已取得了比刘彻更为辉煌的成就，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刘彻的政策是低效的呢？
不能这么看，因为刘病已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开疆拓边，都建立在刘彻多年征战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刘彻前期的努力，刘病已能耐再大，也很难通过秀秀肌肉、吼两嗓子就吓住西域西羌、降服匈奴的。就像文景时代虽然很好，但你不能因为文景时代比高祖时代有钱，就认为文帝、景帝强过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