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民间长大的皇帝，对老百姓的生活有着切身体验，对国家的政策得失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倘若和那些长于深宫、从小锦衣玉食惯了的帝王相比，老百姓更愿意将生长于民间的皇帝视为“自己人”。
终西汉一朝，当过平民的皇帝只有两人：刘邦和刘病已。刘邦执政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国家稳定上，在反哺百姓方面，做得很有限。
那么刘病已这个“平民”代言人呢？
他应该是汉朝对老百姓最好的皇帝了。为了老百姓有一个宽松的环境，他数次要求官吏们公正执法，为官勿暴；为了老百姓有一个安稳的环境，他探索出一条二千石官员的“长任”机制。
除此之外，当翻阅刘病已的传记《汉书·宣帝纪》，会发现里面内容大部分都和老百姓有关。我大概统计了一下，除了那些关于吏治的命令，还有31条内容是施惠于民的。他在位的25年间，13次给百姓赐爵（有时还是赐爵两级），9次“赦天下”（或“大赦天下”），11次慰问孤寡老人，10次给女子赏赐牛和酒。（赐女子百户牛酒。）
刘弗陵去世后，被葬在平陵。然而当年刘弗陵去世时，朝廷准备不足，以至于到汉宣帝二年（前72），陵区建设工作仍在继续。皇帝的陵墓建设，经费由国库即大司农承担，当时大司农田延年贪污三千万自杀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刘病已这才知道修建帝陵居然要花这么多钱。
刘病已那时也已知道，他有很多私房钱。天下凡是山水园池等自然资源，以及其产生的所有收益，都归皇帝个人。按照东汉应劭的说法，中央部门中，少府（中二千石级别）和水衡都尉（二千石级别）都是替皇帝管理私财的。
想到自己有那么多钱却花不了，于是在汉宣帝二年（前72），刘病已就下诏，要求修建平陵的开销由水衡都尉负责。
一个庞大的国家，就算一切都安安稳稳，也经常会发生自然灾害。刘病已执政期间，多次下诏，要求给灾情严重地区的百姓予以帮助，比如借公田、租借种子和粮食、降低盐价（那时候盐铁官营）、免去赋税，有时候，他甚至不用老百姓归还从官府借走的种子和粮食。
这是一个为老百姓做了很多事情的人。他要努力改变汉武帝时期形成的酷吏政治环境，因为当他在民间时，见过许多因为苛法而抱憾终生之人。他狠抓吏治，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官吏们执法勿暴，待民和善，他希望老百姓们不用噤若寒蝉，不用担心有一点儿小罪过就被抓去残害。为了百姓方便，他甚至把自己的名字都改了。
如果读者还有印象，我在拙著《你不知道的汉朝：文景之治》中，汉文帝的部分，有一节内容的小标题，也叫“爱民如子”。汉文帝刘恒和汉宣帝刘病已这两个隔了五代的人，身上有太多相似之处。
他们登基之前都不起眼，也都不是众人眼中的皇帝首选人——吕雉死后，皇帝的主要人选是齐王刘襄；刘弗陵死后，皇帝热门人选是昌邑王刘贺、广陵王刘胥。
他们都心系百姓，去世后百姓对他们的评价也非常高。据《汉书·王莽传》，后来赤眉军攻入长安后，西汉11个帝陵（不包括吕雉时代的两个傀儡小皇帝，以及废帝刘贺），除了汉文帝霸陵和汉宣帝杜陵，其余9个帝陵全都被盗了。另外，西汉诸帝陵中，其余9个都在渭河以北，而只有这两个皇帝被埋葬在渭河以南。
两个人执政年限也非常相近，文帝在位23年，宣帝在位25年。
两个人继位之初，都势单力孤，朝政由权臣把控，他们都懂得韬光养晦，一点点积累自己的势力，最终成为国家实际上的一把手。
汉朝对庙号的认定比较严格，终西汉一朝，11个皇帝中，只有4个皇帝被后人认可拥有庙号，这4人就包括汉文帝（太宗）和汉宣帝（中宗）。
那么，如果把这两个好皇帝比一比，哪个更好呢？
这个问题我就不来回答了，在刘病已去世几十年后，汉朝有人专门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可能比我推测的更准确。
当时，汉成帝刘骜（刘病已孙子）问中垒校尉刘向：“汉文帝和汉宣帝两个人，在治国理政方面谁更出色呢？”（其治天下，孰与孝宣皇帝？）
刘向很精通当代史，他回答说：“宣帝在位时，政令和法令通畅，教化清明，边境安宁，四夷亲附，单于臣服，天下殷富，百姓康乐，汉朝在他的治下好过文帝时代。当然，这和宣帝时代匈奴宾服、四夷和亲有很大关系。”
刘骜有些不解，接着问道：“可是，后人都称颂汉文帝，说国家在他的治理下，几乎和理想中的太平盛世差不多了，说文帝的德行也和周成王相当，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刘向说：“这主要是因为文帝对待言论的态度。文帝很尊重上书言事者，他不会诋毁上书者的观点，君臣之间能平等交流。臣子见到天子，就可以直接上前说话，而文帝也会停下来，认真听取意见。臣子说得对了，文帝会夸奖他；说得不对，文帝也只是一笑而过。因此，那些曾给文帝上书的人都称赞文帝，后人见到这些人留下来的文字尽是对文帝的夸赞，自然就认为文帝非常好了。可是陛下，这世人之毁誉，往往和真实情况不同。很少有人仔细了解事实真相，大都在随波逐流，有些事情甚至都是无中生有的。（世之毁誉，莫能得实，审形者少，随声者多，或至以无为有。）
“所以说，尧、舜没有人们说得那么好，桀、纣也没有那么坏。桀、纣并没有杀过父亲和君主，可世上如果有杀害父亲和君主的人，人们都将他们比作桀、纣，而实际上桀、纣没那么坏。就像文帝虽然仁义贤能，可也没有人说得那么好，之所以如此，乃因为世人褒扬文帝，才说他的德行可以比肩周成王，其治几近太平之世。
“文帝在勤俭节约、自我约束、为天下做表率、容忍言论、包容臣子过失等方面，是平常人做不到的，在这些方面，文帝似乎要强于孝宣皇帝。
“不过，在聪慧善断、明辨是非、远见卓识等方面，以及考虑到数十年来日理万机却没出大的差错，在治国天赋方面，文帝似乎比不上孝宣皇帝。”
我觉得，刘向这个评价是准确的。他认为宣帝时代优于文帝时代，同时也说了主要原因是宣帝时代匈奴臣服、四夷和亲。
不过刘向这是在评价当朝皇帝，所以话都说得很委婉。他敢说一个皇帝在某些方面比不上另一个皇帝，言外之意其实是因为该皇帝在这些方面有做得不好之处，他不方便说罢了。
他说和宣帝相比，文帝更勤俭节约，更懂得自我约束、为天下做表率，其实是宣帝在当了几年皇帝后，听说了一些汉武帝的气派往事，也效法武帝，变得奢侈、迷信起来，全然不像刚继位时的那个朴素少年。京兆尹张敞有一次就上书劝谏：“希望陛下少接触车马等玩物，少听那些方士的虚妄之语，潜心研究帝王之道，那样太平之世很快就能实现了。”不但张敞，谏大夫王吉也劝过刘病已节俭。
刘病已对天降祥瑞有很深的兴趣，他在位期间的7个年号，后面的4个年号神爵、五凤、甘露、黄龙，都是所谓的祥瑞，正是因为发现了这些东西，刘病已觉得这是吉祥物，就以之作为年号了。在《汉书·宣帝纪》中，一共有12次天降祥瑞的记载，在他执政的第11年（前63）六月，他甚至颁布了一道诏书，诏书的内容是禁止三辅地区的人打鸟，原因是当年春天，有一大批五色鸟飞过，翱翔起舞，想要落下来聚集最终却没有。他在位期间，有很多大赦天下和给百姓赐爵等施惠于民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大部分都是因为天降祥瑞后刘病已高兴才颁布的。
刘向说和宣帝相比，文帝更愿意包容臣子过失，文帝时代言论更加自由，是因为和宣帝相较，文帝更和善，而宣帝在执政时多了一些威严和霸道。在宣帝时代，杨恽、严延年是因为说话被杀，盖宽饶因言获罪后自杀。黄霸提了建议后刘病已觉得不好，就会把黄霸骂一顿，而不像文帝那样一笑置之。在汉宣帝九年时（前65），有凤凰降于彭城，少府宋畴认为凤凰未至京城，不值得赞美，这引起了刘病已的不满，宋畴被贬了官。总的来说，文帝比宣帝看起来更没有皇帝的架子，臣子在文帝面前更敢说心里话。文帝时代的官员更敢说话，说的话可能比宣帝臣子更出格，可文帝愿意包容（比如张释之、袁盎、冯唐和周亚夫都“顶撞”过文帝，那季布甚至当着文帝的面表达过不满），我们在史书上看不到一个关于文帝时代官员因言获罪的例子。
而刘向说宣帝聪慧善断、明辨是非、有远见卓识，其实是文帝在这方面做得不好。文帝没有主见，别人说什么他都信、都听，人家说周勃想造反，他就把周勃抓起来；人家说季布好，他就准备给季布升官，之后又听说季布不好，他又把季布打发回去；人家说魏尚贤能，他不详细调查就派冯唐持节去赦免魏尚……这些优柔寡断的行为，在汉宣帝身上很难看到。
在治国天赋方面，汉宣帝的确比汉文帝强。汉文帝执政，是无为而治，社会安定、清静，但有了问题朝廷也不作为，所以谈不上繁荣；汉宣帝执政是积极作为，发现问题了朝廷就想办法解决，整个社会依然安定，但有一股欣欣向荣、积极向上的气质。可以这样讲，汉宣帝是汉文帝和汉武帝的合体。他没有像文帝那般过于无为，也没有似武帝般折腾过头；他身上有文帝的亲和与仁慈，也有武帝的刚强和威严。能将这两种风格集于一身，做到宽严相济、恩威并施，避免“不作为、乱作为”，让整个社会安定又有活力，这就是治国天赋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