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统治风格，可以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青年时期，乾隆是以宽仁为本。第二个阶段，中年时期，乾隆一变而为严厉，高压统治。这一时期，他制造了大量处理结果非常惨烈的案子。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老年阶段。到了老年阶段，乾隆的统治风格又一次发生了剧烈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那么，乾隆晚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这次转变又是怎么发生的呢？让我们从一副对联讲起。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初，河南官员汇报，说有一个叫祝万青的老百姓，在给他家祠堂写对联的时候，“词句悖逆”。他是怎么写的呢？对联内容是“吾祖吾宗，贻厥孙谋；若裔若子，增其式廓”（《清代文字狱档》），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奠定了非常好的基业，我们这些后代，要不断地扩大家业。这副对联写得很古雅，很对仗，应该说写得不错，本来没什么毛病，但是这家人的仇人说，这两句话，模仿《尚书》中周文王的语气，口气太大，这样的对联，只有皇帝才能用，你普通老百姓怎么能用呢？所以跑到官府把他给告了，地方官赶紧就汇报给了乾隆。因为乾隆以前一直鼓励地方官员抓不法文字，谁发现得多，给谁奖赏，所以报上去之后，地方官就在那等着乾隆皇帝的夸奖。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顿臭骂。乾隆说，闭着眼睛都能看出这是一起诬告案件：“此等字句，谓之文理不通则可，指为语句违碍则不可。若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自解免？断不可因此拖累无辜，致长刁风！”（《清代文字狱档》）
老年乾隆
就是说，这样的字句，你要说写得文理不通还勉强说得过去，你要说文字有违碍之处，那完全是胡说八道！你要是这样吹毛求疵，那天底下，所有的人都可能被抓起来，这还了得？以后绝不能这样随便抓无辜的老百姓，导致各地诬告的风气大长！
地方官被乾隆骂得晕头转向：他们当然知道这是诬告。可问题是，以前所有的诬告，你皇帝都全力支持，不分青红皂白严惩不贷。哦，今天你突然变啦，变得这么通情达理，你看你这几句说得，多么理智和平！不过你老人家变得太快了，从魔鬼一下子变成天使，我们这些人跟不上啊。
不管地方官们如何偷偷抱怨，反正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起，所谓不法文字的案件就基本绝迹了，再也没出现了。腥风血雨终于停息。可以说，这个转折是非常突然的。
那么为什么乾隆突然变了一个人呢？第一个当然是乾隆感觉他抓不法文字已经达到目的了。乾隆在整个大清王朝厉行禁书，为的是清除民间的反清文宇，铲除老百姓反清复明的思想。那么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经过将近十年的彻查，他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了，老百姓都被吓破胆了，可以松口气了。
第二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则与乾隆的年龄和心态有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他多大年龄啊？他二十五岁登基，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已经七十二岁，已经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人了。
公道世上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虽然贵为天子，乾隆却一分钟也不能推迟老年的来临，不能逃过生老病死这个永恒的规律。
应该说，在中国历代帝王当中，乾隆本来是身体很好的一个。但是，身体再好，也总要老的，乾隆和我们普通人一样，中年之后，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八十五岁那年，乾隆在一首御制诗的注解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左耳重听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清高宗御制诗全集》）一推算，他从四十五岁以后，他的左耳听力就有所下降。六十五岁以后，左眼视力也明显下降。
更主要的是精力的变化。乾隆六十多岁的时候，精力还很旺盛，跟年轻人一样。但是年过七十之后，就明显出现了衰老迹象。首先是乾隆四十多年起，开始失眠。“寅初已懒睡，寅正无不醒。”（《清高宗御制诗全集》）。就是说，半夜三点多就醒了，到四点就再也睡不着了。此外，记忆力也大不如前。清代的规矩，皇帝和官员的帽子分为凉帽和暖帽两种，夏天戴凉帽，冬天戴暖帽，过去礼法很严，到了季节，要挑个日子更换一次。那么什么时候换呢？看皇上的。皇帝戴凉帽，大臣们也马上换上凉帽。皇帝戴暖帽，大臣们也得赶紧换上暖帽，有一年初秋乾隆从热河回到北京，天气变冷了，他就换上了暖帽，大臣也纷纷效仿。过了几天，天气突然又回暖了，乾隆又戴上凉帽，大臣们也只好忙着换帽子。礼法规定一季之内只能换一次。乾隆很奇怪，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换来换去，岂不是坏了规矩吗？还没等大臣回答，乾隆自己想了起来，苦笑着说，“不怨大臣，是朕年老所致也”。哎，我年老糊涂了。这是《清高宗实录》记载的一件小事。
其实这还算是好的，到了八十岁之后，乾隆的记性就更差了。“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清高宗实录》）就是说，昨天做过的事，今天就忘了。早上批准的事，晚上就忘了。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皇帝早膳已供，而不过霎时，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进，而皇帝亦不觉悟。”（《朝鲜李朝实录》）就是说，有的时候，吃完早饭不过十五分钟，乾隆又说，怎么还不给我上早饭啊？快开饭啊，我饿了。太监们也不敢说您老人家刚刚吃过啊，只能马上再上一桌子，乾隆再坐在那，再吃一顿。到了晚年，乾隆的记性差到这样了已经。
以上我们讲的是乾隆生理的变化。随着生理的老化，乾隆心理和性格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心理学家说，人到老年，由于身体机能的退化，性格也会由外倾转为内向，由主动转为被动。一般来说，我们年轻的时候，精力充沛，喜欢积极进取。老了之后，力不从心，往往就求稳怕乱，变得越来越被动、越来越随和。
所以到了晚年，乾隆皇帝的性格和作风，就发生了明显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由繁到简。
七十多岁以前，乾隆从来不怕政务繁重，总感觉工作太少，不够自己干的。到了晚年，可不一样了。面对每天堆的小山一样的奏折，乾隆越来越感觉力不从心。所以七十岁以后，乾隆不停地要求地方官员汇报情况时，要简明扼要，奏折是越短越好。他经常训斥地方官总拿小事来麻烦他，说这是“奏事琐细，徒滋烦扰”。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第二个变化是由严厉到仁慈。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年轻的时候，脾气很暴，大伙都怕他。但是等他上了岁数了，就随和了。乾隆也是这样。越到晚年，乾隆的脾气就越好。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刚即位的乾隆，如同早上初生的朝阳，很明亮，又很温和，不太热，大家都感觉很舒服。但是到了中年之后，他就变成了一轮正午的烈日，赤日炎炎，对社会每个阶层都很严厉，所以大清王朝的臣民，都感觉有点受不了，像树叶，都被他晒蔫了。不过进入晚年之后，又变成了一轮快要落山的夕阳，又一次变得温暖和煦。这种变化，从他对死刑犯的态度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乾隆刚即位的时候，对死刑非常慎重，全国各地报上来的死刑犯需要他批准之后才能执行，他大部分都批成了死缓。但是从乾隆十三年（1748年）起，他对老百姓突然变得特别残酷，凡是报上来的死刑犯，他全都核准，立刻执行。然而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起，乾隆又恢复了早年的仁慈作风，多次将全国几千名死刑犯全部批成死缓。
在这种情况下，乾隆皇帝对那副对联高抬贵手，从此停止制造文字冤案，也就可以理解了。已经杀了那么多人，烧了那么多书，他觉得可以罢手了。
第三个变化，是从积极进取、谦虚谨慎，变成了骄傲自满、自鸣得意。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正好七十虚岁。中国有句古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所以七十岁是一个标志性的年纪，标志着一个人彻底步入老年，这一生也基本可以盖棺论定了。所以以前不怎么过生日的乾隆，对自己七十岁的生日非常重视。他在生日的时候，不但给自己镌刻了一方“古稀天子之宝”的玉玺，还写了一篇叫做《古稀说》的文章。对自己的一生，做了一个总结。
这篇总结是怎么说的呢？乾隆对自己的功业，是怎么判断的呢？乾隆说：
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至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
意思是说，中国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年间，活到了七十岁的皇帝不过才六个人。这六个人中呢，汉武帝晚年犯了很大错误，梁武帝不得善终活活饿死，唐明皇李隆基时爆发了安史之乱，宋高宗则偏安一方，无力收复故土，因此都算不上什么伟大的皇帝。只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算得上是真正的成功人物。不过他们武功有余，文治不足，统治上还是有缺陷。只有乾隆一朝，从方方面面看，都超越了前古，领土最广，向大清表示臣服的国家最多，老百姓的生活最安定。虽然称不上大同，但已经可以称得上小康。
而且历代传统政治中的那些重大弊端，都不存在了：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
就是说，强大的地方分裂势力、敌国外患、权臣、外戚、后宫、太监、奸臣、小人，在我乾隆一朝都已经消灭。
“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赐乎。”所以我乾隆，不光活到了古稀之年，而且我的统治成绩，确实也是“古来稀有”，这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这篇文章，充分反映了乾隆的志得意满。如果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登上盛世顶峰后，乾隆并没有懈怠，而是再接再厉完善自己统治的话，那么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乾隆终于认为，自己的统治已经尽善尽美，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了。所以我们分析乾隆的行事作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后，是一个关键的变化点。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以前，他总是不停地寻找自己统治的漏洞，打个比方，就好比在体育比赛中，他是用争冠军的心态来保冠军。但是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的心态发生了明显变化，他认为自己的历史地位已经彻底奠定，自己的统治已经找不到什么缺点了。所以心态就变成保了。
第四点变化，与我们刚刚说的心理变化有关。就是生活上从节制，到过度。有一句话说，气可鼓而不可泄。进取之心一旦衰退，享乐的欲望就会涌上心头。
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前，乾隆皇帝虽然也很讲究生活品位，喜欢收藏，但是他的生活享受，基本上没有超过康熙和雍正立下的规矩。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国务上的。但是从乾隆四十多年开始，乾隆越来越沉溺于享受生活，越来越痴迷收集奢侈品。身体的种种变化，提醒乾隆，人生已经接近尾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再不抓紧时间享受一下，就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说，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前后，乾隆的统治方针发生了一次的重大转变。总体上来说，政治上从严转宽，生活上由俭入奢。
那么乾隆个人心态和性格的变化，仅仅影响了他自己吗？当然不是。乾隆个人心态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对清朝的政治、对全国的局势，甚至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分析中国传统政体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在中国，因为皇帝控制着一切，所以皇帝就是整个国家的灵魂。只有皇帝这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的‘灵魂’”存在，国家才能向上，进取。假如皇帝懈怠了，精力不再集中了，那么这个国家，就如同一个人没了灵魂了。“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黑格尔《历史研究》）
黑格尔的这段话，几乎是对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确实，在传统集权政治中，皇帝就是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所以官僚体系的精神状态，就是皇帝一个人精神状态的延伸。皇帝如果十二分勤奋，官僚体系也许会达到八分的勤奋。但是，如果皇帝有三分懈怠，到官僚体系那儿，就会扩大到九分。所以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的一个规律就是，一个统治者的心境变化，可以使整个国家面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那么乾隆心态的变化，对大清官僚体系，就产生了如下的影响。
第一是懒。乾隆晚年，懒惰之风在乾隆朝官场上迅速蔓延。乾隆希望地方官在地方上不要主动挑起矛盾。不扰民，不生事，不要你们再有什么大的成绩，保持现在这个样子就很好了。既然皇帝喜欢清静，那么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乾隆四十五年之后，兴起了一股懒政风。官员们遇到公事，层层推倭，一层一层向下转批。总督和巡抚转批给司员和道员，司员和道员转批给知州知县，层层拖延，谁都不着急。
比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湖北江陵县发生了一件抢劫案。一群一痞流氓抢劫了附近一个富有的寡妇家，寡妇认出了抢劫者是谁，当即报官。此案证据确凿，情节清楚，很容易处理。可是当时的县令却懒得审理，将嫌犯取保了事。后面相继接任的四任县令在十年内“均不严究”，这样一个小小案件，换了五任地方官，还没有结案。乾隆听说后，也不禁大为恼火，说：“足见湖北吏治废弛已极。”（《清高宗实录》）
第二是软。除了懒，乾隆朝后期政风懈怠的另一个表现是软。乾隆晚年，心态越来越仁慈，对官员越来越宽容，对于那些贪污的官员，也经常拖着不处理。有的大臣被革职十多次，却还仍然上班领工资。皇帝既然崇尚宽仁，不愿杀人，官员中老好人自然越来越多。他们在处理案件时，“于一切审拟案件，有意宽减”（《乾隆圣训》）。就是不管什么性质的案件，都从宽处理。更有甚者，连抢劫这样的重案也“多所迁就，致凶顽不知惩创”（《乾隆上谕档》），让凶手得不到处理。
这样一来，政府对社会底层的控制力就大大减弱了，社会治安越来越差，社会动荡不可避免再度抬头。这是后来白莲教起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我们以后还会讲。
第三是官场上送礼之风的兴起。
我们说，送礼，是中国古代官场上痼疾之一。乾隆刚即位，就明确规定，官场之上，不得以送“土特产”的名义给上级送礼。由于乾隆一直抓得很紧，所以在他统治中前期，送礼风基本刹住了。
然而，到了晚年，乾隆朝请客送礼之风迅速升温。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大案，福建巡抚浦霖贪污案，在这个案子当中，抄浦霖家的时候，查出了很多如意，其中仅“三镶玉如意”大小就一共一百五十七柄。我们知道，玉如意，是非常珍贵的物品，价钱很贵。一下子查到了这么多如意，让乾隆皇帝惊讶不已，下旨问浦霖，你家里弄这么多如意干什么？其实答案很简单，有的是别人送他的，有的是他准备送别人的。可见那时送礼风已经多么严重。
送礼之风也就带动了奢靡之风。乾隆晚年，官场风气越来越奢侈，官员们生活是越来越讲究。最典型的就是大贪官王亶望。王亶望是山西临汾人，早年是个举人，后来通过捐官走上仕途。因为会钻营，官运亨通，十几年后就做到了浙江巡抚。在浙江巡抚任上，他在吃上是非常讲究。其实他的食材倒是非常普通，不过是吃点驴肉、鸭肉什么的，不过他的吃法很特别。他讲究一个“鲜”字，所以“厨中有专饲驴者，蓄数驴，肥而健。中丞（即‘巡抚’）食时，若传言炒驴肉丝，则视驴之腴处，取一脔烹以献……”（《清代述异》）
就是说，他喜欢吃驴肉丝。所以家里专门给他养了好多驴，用最好的饲料，养得肥肥的。等他想吃的时候，就专挑肥的地方，割下一块来。就是活着把肉割下来。割下来驴很疼，血流了一地，怎么办？用烙铁烧红了，烫那个伤口，血就止住了。为什么要这么吃呢？因为王亶望只吃活驴肉，不吃死驴肉，要求从驴肉割下来到炒成丝，不得超过一刻钟，所以厨师发明了这个办法。
他吃鸭子呢，只吃填鸭。这些鸭子要他的厨师专门饲养。怎么饲养呢？把鸭子放到大的黄酒坛子里，让鸭子只有露在外面的脑袋能动，其他地方都不能动。这样养上一段，据说鸭肉嫩得如同豆腐一样。
这样讲究的不止王亶望一个人，在乾隆晚年，很多大臣都像王亶望一样，在生活上是穷奢极欲，比王更奢侈的人是比比皆是。
那么，早年本来很好的官场风气，为什么到了乾隆晚年突然变坏了呢？
其实风气变坏，是乾隆皇帝自己直接带动起来的。
首先乾隆大肆收受贡品，带动了乾隆朝官场的送礼风。
什么叫贡品呢，就是各地臣子把当地土特产贡献给天子，让天子享受。《尚书·禹贡》说：“任土作贡。”所以这是一项很古老的制度。
乾隆皇帝刚即位的时候，大树勤俭之风，以拒绝进贡而闻名。乾隆说自己身处父丧之中，无心享乐，所以不必进贡。这道诏书说明乾隆打算从严要求自己，过艰苦朴素的生活。
但是到了中期，乾隆开始收受贡品了。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贡的大门被第一次打开。因为乾隆十六年（1751年），他举行了首次南巡，同时当年又值太后六十大寿，乾隆下旨说，因两逢盛典，许多大臣一再要求进献贡物，以表微忱。如果他一概拒绝，似乎不近人情。因此对进贡物品“不得不量存一二”（《清高宗实录》）。挑几样收了下来。
乾隆对待贡品的态度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真的是因为两逢盛典，不得不收吗？其实不然。开始收贡品，标志着乾隆认为自己的统治很有成绩，可以一定程度上享受一下生活，可以工作生活两不误了。
所以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到乾隆四十五年（175丨年）左右，他一直收受贡品。不过这个时期，他收受贡品是在历代惯例之内，他的主要精力还是主要放在治国上，对物欲还是比较有节制的。
然而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皇帝七十大寿，情况可完全不同了。我们说过，到了七十岁，乾隆皇帝才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没多少时间来享受生活了。所以从这次办寿，乾隆开始大肆收受贡品。朝鲜使臣曾经记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十大寿时，他在大清国一路所见的进贡景象把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惊呆了。他说，北京附近，各地进贡的大车据不完全统计多达三万辆。“每车引马骡六七头，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字。”每辆车用六七头骡子拉着，上面都插着小黄旗，上面写着大大的贡字。因为车太多了，所以交通堵塞，到了晚上，只能在路上就地休息。“篝火相望，铃铎动地，鞭声震野。”（朴址源《万国进贡记》）好几十里路上，都是进贡大车点起的篝火，一眼望不到边，好不气派。所以乾隆四十五年，七十大寿，进贡浪潮席卷了整个大清王朝。这次生日，仅金佛，乾隆就收了一千多尊。
在这次生日之后，乾隆收受贡品就更过分了，他对贡品的痴迷几乎已经达到一种病态。历代进贡在资格和时间上都有严格的规定。清代本来只有总督和巡抚才有进贡的资格，进贡的时间也只限于三节。哪三节呢？冬至、元旦，还有皇帝生日。冬至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要的节日。然而到了乾隆晚年，这些规矩都被打破了。为了多要些贡品，乾隆宣布，我加恩给普通官员，只要是三品以上，都可以进贡。一年三节的限制也被打破了。除了三大节，端午节、上元节、重阳节，大臣们也都可以进贡。除了这些之外，大臣们还琢磨着皇帝的心思，开动脑筋，集中智慧，创造出了无数进贡的理由：皇帝出巡，经过的地方，大臣迎驾进贡，称“迎銮贡”。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所谓木兰秋狝，大臣们进贡，称“木兰贡”。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所献贡品称“陛见贡”。皇帝提拔了他，所献贡品，称“谢恩贡”。……有时，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没有借口，就干脆称“传办贡”，我传旨下去，你们给我办就是了。
随着老皇帝越来越迷恋收贡品，越来越多的封疆大吏把正事推到一边，集中精力为乾隆皇帝购买制造奢侈品。越到后期，官员们进贡的次数就越多，所献贡品就越昂贵。那么这股进贡之风的兴起，是打开乾隆朝腐败大门的钥匙。
送给乾隆的这些贡品，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比如，乾隆喜欢那种镶了珍珠的玉如意，大臣们每到节庆都给他进献。那么一柄这样的玉如意多少钱呢？档案记载，当时一柄不嵌珍珠的玉如意，值银子是四千两。而当时广东珍珠价格，重四分的珍珠，一颗值银子五千两，重五分的则需七千两，如果大到像龙眼果那样的重三钱的大珠，值两万两白银。那么，一柄玉如意，少则一万两，多则三万两。而乾隆朝普通官员俸禄，一年不过三五百两。给皇帝的进贡的钱哪来呢？羊毛出在羊身上，当然是老百姓出。
因为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出现了“帮贡”一词，即有权进贡之大臣叫下属帮助其“购买物件”，以“孝敬皇上”。这一新词汇光明正大，而且十分光荣，颇有凝聚全体官员对乾隆皇帝的无比热爱之义。实际上却成了乾隆朝贪污腐败的新方式。因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从采购置办到送进大内，往往过程不公开，账目不清楚，云雾重重，机关多多。事实上，送到皇帝手里的一万两，可能意味着督抚们从州县官员那里剥削了十万两，而州县们则完全有可能从老百姓那剥削了百万两。一张巨大的非法汲取之网就这样以“进贡”为由头编织而成。
所以乾隆晚年贪图享受，带动了乾隆朝整个官场的迅速腐败。那么有的人可能会问，乾隆要是享受的话，为什么非要收贡品呢，这副作用多大啊？想要什么，他自己花钱买还不行吗？自己买还真不行，因为乾隆没有钱。清朝的财政体制对他有严格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