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讲述了乾隆统治成就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但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没有讲，那就是文化。
所谓“以武开基，用文致治”，文化繁荣，是一个盛世的必要条件。那么，乾隆朝在文化方面做得怎么样呢？
应该说，成绩也是空前绝后。根据相关资料统计，乾隆年间，官修大型图书达到一百二十余种。什么叫官修呢？就是由政府组织编写，比如从唐代以后，历朝国史都是官修的。官修之书，集全国之力，写出来的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大部头的典籍。一般的皇帝，在位期间能修个三种五种，就已经很了不起了。雄才大略的康熙、雍正两朝，修书的数量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名列前茅的，那么这两朝加在一起修了多少种呢，也才三十多种。而乾隆一朝就修了一百二十多种，而且其中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书籍，你比如《清文鉴》《大清一统志》《续通典》《大清会典》《石渠宝笈》等，都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书籍。
当然，在这一百二十种书当中，最重要的，最广为人知的，是《四库全书》。“四库”，是指经、史、子、集这四类，“全书”，是指收入这部丛书中的书，都是全本抄录的。因此所谓《四库全书》，意思就是说，把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重要的文化典籍，都按经史子集这四类汇集整理到一部丛书之中。这部丛书，确实是一部空前绝后的大书。怎么个空前绝后法呢？首先，它部头最大。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型综合性丛书，宋代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部头多大呢？各一千卷。明朝的《永乐大典》，非常厉害了，二万二千卷。而《四库全书》呢，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近八万卷，字数是多少呢？八亿字。那么，这么大的一部书，多长时间能读完呢？我们今天一般人的速度，是一天十万字，这是指读浅显的白话文。那么，《四库全书》中没收白话文，它的内容都是严肃深奥的典籍，我们一天能读三万字就不错了。按这个速度算一下，一个人要读完它，需要七十三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差不多整整一生，规模如此之大的书，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除了部头大，更重要的是它完整地保存了中国历史上主要的文化典籍。它保存了三千五百种重要的文化典籍，另外还有存目的六千七百种。
那么，乾隆皇帝怎么想起来要编这样一部“旷世”丛书呢？有人说，那还不简单吗？为了宣扬自己的文治成绩呗！其实，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乾隆编这部书，动机是非常复杂的，既有光明正大的一面，又有非常隐秘的一面。非常隐秘的一面是什么呢？让我们先从一个案件讲起。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的一天，江西新昌县衙的大门前，出现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人，他腋下挟着一本厚厚的大书，前来告状。
这个中年人叫王泷（Ing）南，在当地很有名。有什么名呢？他是新昌县著名的“光棍”，就是地痞流氓。平日是横行乡里，做了不少坏事。他挟着的那本书呢，叫《字贯》，是当地乡间的一位举人，叫王锡侯，编的一本字典。
为什么拿着一本字典来告状呢？王泷南告诉县令说，这本字典写得十分“狂妄悖逆”。
新昌县令和这个王泷南没少打交道，知道他是个光棍，也知道他和举人王锡侯一直有矛盾，所以对他很警惕。县令接过字典，粗粗翻了一遍，没发现什么问题。县令问：“这不过是一本普通的字典，有什么悖逆之处？”
王泷南跪行几步，上前指着这本书的序：“请看这几句。”
县令定睛一看，作者王锡侯在字典的《自序》中提到了他编这本字典的动机，什么动机呢，是因为《康熙字典》的检索方式，不太方便，所以他编了一本新字典。他说：“《康熙字典》所收四万六千字有奇，学者查此字遗彼字，每每苦于找遍全书，掩卷而仍茫然。”（《清代文字狱档》）意思就是说，《康熙字典》排序，字与字之间没有联系，查起来很不方便。他的这部《字贯》，最大的创新是把字按字的意思排序，把同义字或者近义字排在一起，这样就方便查找了。
县令听了王泷南的解释，仍然没明白：“这有何悖逆？”
王泷南急赤白脸地说：“《康熙字典》乃是圣祖康熙皇帝御制，王锡侯竟然胆敢指斥圣祖皇帝所编字典不如他的好，这不是大逆是什么？”
县令一听，差点没气笑了：“哦，原来如此！你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吗？”
不过这话一出口，县令突然意识到这句话不妥。因为他知道，当今皇帝对任何有反清苗头的文字都很重视。自己别因为这件事惹上什么麻烦。想到这，县令眼睛一转，对王泷南说：“不过既然你这么说，如此文字大案，我就给你报到巡抚大人处吧。”
过了几天，案子的卷宗就报到了江西巡抚衙门。巡抚海成也觉得这算不上什么大案。王锡侯说的这几句话，你往轻了说，什么事都不算，往重了说，顶多算得上有点“狂妄”吧，怎么能称“悖逆”？不过事关文字，还是慎重点好，宁重勿轻。所以他写了一份汇报，说这事虽然说不上“悖逆”，但王锡侯这句话毕竟语气有点狂妄，建议将王锡侯的举人头衔革去，当否，请皇帝批示。
海成觉得自己这样处理，够小心谨慎的了。他哪里想得到，这样一道奏折差一点要了他的亲命。
奏折加上样书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送到了乾隆皇帝那。乾隆拿起这本字典，读了读序文，感觉所谓“悖逆之处”确实也没什么了不起。他漫不经心接着往下翻，一页一页往下看，读到第十页，乾隆突然发现了问题。什么问题呢？
原来在第十页上，出现了康雍乾三代皇帝的名字。作者王锡侯为了让读者明白什么叫“避讳”，把康熙、雍正、乾隆三个人的名字也就是“玄烨”“胤祯”和“弘历”这六个字写了出来，提醒读者，写文章时遇到这六个字，一定不能写全，或者少写一个笔画，或者改用其他字。比如“胤祯”二字，你就可以写作“允正”。
王锡侯这本是一片好心，但是乾隆皇帝却非常生气。在传统社会，尊长的名字是不许直接叫出来也不能直接写出来的。所以你看《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母亲叫贾敏，林黛玉读书，遇到“敏”字的时候，一定要念成“密”字，写这个“敏”字，也一定要少一笔，就是这个原因。美国人可以直接管他的老爹叫什么汤姆或者彼得，但是在过去的中国，儿子直呼老子的名字，那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所以乾隆说，你王锡侯名义上是提醒别人，可是你自己把这六个字完完整整地写在字典里，这不是明知故犯吗？乾隆大动肝火，提笔在巡抚海成的奏折上批道：“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清代文字狱档》）接着又在批复中大骂海成，说《字贯》中的这个“大逆”开卷即见，海成竟然说“无悖逆之词"，可见工作是多么不认真，对皇帝是多么不忠爱。皇帝传谕给海成，骂他“双眼无珠”，骂他“天良尽昧”，又命他将逆犯王锡侯迅速押解进京，交刑部严审。就这样，王锡侯《字贯》案一下子升级为钦办的特大逆案。
其实乾隆的反应实在是有点过度了。在传统社会，犯“讳”其实是难免的事，因为生活中需要避讳的字太多了，爸爸的名字，爷爷的名字，大爷的名字，岳父的名字，太多了，谁都有可能不小心犯个一两次。刚即位的时候，乾隆皇帝对这个事还曾经专门降旨声明：“避名之说，乃文字末节，朕向来不以为然。”就是说，触犯避讳，不是什么大事，我不在乎。表现得很开明。所以，地痞流氓王泷南虽然千方百计要陷害王锡侯，却没有想到拿这个犯忌讳的事做文章。那么，乾隆为什么偏偏要大动肝火，抓住这个小小的问题上纲上线呢？这说来话长。乾隆这样的政治家，心思是非常之深的，他的一举一动，包括看起来非常偶然的一次发火，那都不是一时冲动，背后都有他的政治考虑。他之所以要借这个事朝海成发火，与官修《四库全书》以及由此引发的献书、查书运动有关。
我们说过，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大清帝国登上了盛世的顶峰。朝野各届都欢呼称颂，赞扬乾隆皇帝的英明伟大。不过，难得的是在这样的顺境下，乾隆皇帝并没有飘飘然。《易经》说“无平不陂（pō），无往不复”，就是说，凡事达到顶点，就必然向相反的方向转换。
因此，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之后，乾隆就一再提醒自己，绝不能出现任何松懈思想。越是顺利的时候，越要振作精神。乾隆知道，保持盛世要难于创造盛世，你只有用“争”的心态来“保”，才能真正“保”住胜果。因此，他毅然把所有已经取得的成绩推在一边，希望从头开始，寻找自己统治中的漏洞，防止大清由盛转衰。
那么，大清天下还有什么漏洞呢？我们不是说过，乾隆几乎把历史上所有威胁皇权的传统势力都清除掉了吗？但是通过我们以前讲过的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彭家屏私藏野史案，乾隆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虽然到乾隆中期，大清王朝已经建立一百多年了，民间社会还有许多人家藏有明代的野史，甚至还有吴三桂的反清檄文。这说明，老百姓的反清复明意识并没有彻底根除，这对清王朝是一个极大的隐患。怎么办呢？乾隆想到了修书。
因此，宣布国家进入“极盛”以后，乾隆提出要大规模整理历史文献。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下旨说，为了大兴文治，他立意修撰一部史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来囊括中国有史以来的所有文化成果。
那么，修《四库全书》，就要搜集天下所有古籍。因此乾隆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征集古籍活动。他专门派人到各省，悬赏重金，搜集民间藏书。为了防止人们怕“犯忌讳”而不敢献书，乾隆特意在谕旨中说：“文人著书立说，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清高宗实录》）意思是文人学士写书，岂能每个字都正确，即使有点违碍之处，你们也不必害怕，大胆向我进献吧，我不会怪罪你们！
圣旨一下，一年多时间，全国各地一共向皇帝献了一万三千五百部藏书。
乾隆一看各地献书如此踊跃，自然十分兴奋。他把这些书拿过来，一一翻阅。然而读了几天，乾隆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一万多种书中，居然没有一本稍稍有点反清倾向的。这显然不正常啊。乾隆很生气，下旨指责各地官员说：“各省进到遗书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pòu）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清高宗实录》）就是说，你们弄到一万多本书，竟然没有一本有问题的。这种情况难道正常吗？
进献的书没有问题，乾隆应该高兴才对，为什么反而大动肝火呢？原来，乾隆编《四库全书》，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想借此大兴文治；另一方面呢，还有一个隐秘的想法。那就是想借这个机会，调查一下“违碍书籍”在民间到底有多少。可是这一万多本书中，居然没有一字违碍，很显然，老百姓不敢把犯禁的那些书献出来。
既然这个办法没有达到目的，乾隆也就不再隐瞒他的意图了。在开始修《四库全书》的第二年，也就是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他直接命令各地大员，“再令诚妥之员前往藏书之家明白传谕，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清高宗实录》）。就是说，要派可靠能干的人，到那些藏书多的人家去查禁书，一定要让他们把不法书籍交出来。
然而，查书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对于这种容易给自己惹麻烦的事，各地官员是能拖就拖，能躲就躲，很不积极。因此乾隆皇帝非常郁闷，所以他一直寻找机会，想制造一个响动，给全国官员敲个警钟。王锡侯案，正好撞在了这个枪口上。
当然，说起来，这个案子完全是一起冤案。《字贯》的作者王锡侯是个老实巴交的读书人，并没有任何恶意。王锡侯这个人穷苦出身，三十八岁考中举人后，连续九次会试都落第了。到这一年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头了。奋斗一生，腾达无望，又不会做其他生计，没有生活来源。当时据抄家的地方官汇报，王锡侯家十多口人，而全部家产，把锅碗瓢盆、小猪母鸡统统计算在内，不过六十几两银子，是个非常贫寒的人家。（《清代文字狱档》）于是他费了好几年的时间，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写了这本《字贯》，打算出版卖钱。没想到没赚到钱，却惹来杀身大祸。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一月，王锡侯被押解到北京，刑部比照“大逆”律判决王锡侯凌迟处死。凌迟当然很惨了，乾隆当然心知王锡侯冤枉，自己只是要拿他祭旗，所以大开宏恩，从宽改为斩立决。他的几个儿子和加上年满十六岁的孙子一共七个人，斩监候，秋后处决。妻子儿媳及年龄未满十六岁之孙子，都赏给功臣之家为奴。
王锡侯够冤枉的了，比王锡侯更冤枉的其实是江西巡抚海成。海成是个旗人，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文字之案”向来十分积极。乾隆禁书令一下，他就查到了好几十本禁书，本来在全国算是查书成绩比较突出的。但是因为这个《字贯》案，乾隆对他穷究不舍，命刑部严判，最后给他判了个斩监候，就是死缓。乾隆下旨，坦率地说，他拿海成开刀，给他判得这么重，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教训，“使封疆大臣丧良负恩者戒”。乾隆在上谕中说：
“各省地方务须时刻留心省查，倘所属内或有不法书籍刊布流传，即行禀报督抚，严拿重治。”（《清高宗实录》）就是说，各地官员你们一定要留心查访，如果遇到有不法书籍，一定立刻上报，从严处理。
乾隆的这个恐怖手段果然达到了目的。“《字贯》案”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禁书运动。各地官员放下手头其他工作，把禁书当作当前最重要的核心工作来抓。浙江巡抚三宝，就把全省的教职人员都分派回各自老家，让他们深入各自的亲戚家里，“因亲及友，细加访询检查”，到亲戚家借串门的名义，一家家暗访，进一家，就说，我呢爱看书，看看你们家有什么藏书。这样，亲戚们自然就没有防备心理了。而且三宝还说，谁查到的禁书多，就升谁的官：“将来即以缴书之多寡为补用名次先后。”（《军机处奏折》）在三宝的启发下，各省官员也都命令下属深入老百姓家里，甚至跑到穷乡僻壤的农民家中，逐户搜查。整个大清王朝几乎被掀了个底朝天。
每天都有大量的书籍被送到北京。送到北京怎么办呢？烧毁。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开始，紫禁城武英殿前就树起了一个巨大的字纸炉，不分昼夜地焚烧禁书。
那么，乾隆烧了多少书呢？史载乾隆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liè）”（章太炎《哀焚书》）。就是说，他修了一部《四库全书》，又烧了一部《四库全书》。吴晗因此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除了焚毁书籍，乾隆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因为明代档案记载了很多不利于他们满族形象的事情。现在估计有一千万份明代档案，被销毁了。
烧了这么多书，乾隆还不放心。乾隆认为，不论官员工作多么过细，也不可能把所有有反清倾向的书都查出来。最好是让老百姓自己主动悄悄地销毁家中的藏书，并且以后再也不敢传播这样的书。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乾隆皇帝蓄意制造了好几起冤案。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一个叫蔡嘉树的江苏扬州人，跑到官府，指控他同乡的一位已经去世的诗人徐述夔所著的一部诗集《一柱楼诗》“大逆”。
蔡嘉树与我们刚讲到的王泷南一样，也是一个乡间无赖，徐述夔已经死了，蔡嘉树想要霸占徐述夔家的十几亩田地，与徐述夔的孙子徐食田打了多年的官司。一看皇帝在查禁书，而且处理得这样重，他就脑筋一转，举报徐述夔诗集中有“忌讳之词”。
蔡嘉树为什么说这本诗集有“忌讳之词”呢，因为其中有这样一句诗，叫做“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清代文字狱档》）。翮就是翅膀，意思是说，明天早上我要振起翅膀，展翅高飞，离开这个城市。这句诗，其实并没有任何不妥之处。然而，案件上报到乾隆那，乾隆却说，这句诗很反动。乾隆说：“此句乃“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用‘上’，‘到’等字而用‘去’清都，显寓欲复兴明朝之意，大逆不道至此已极。”（《清代文字狱档》）就是说，不应该读明朝（zho），应该读明朝（cho）。徐述夔想要复兴明朝，要干掉清朝的首都，所以叫一举去清都。所以，这是非常之大逆不道。因此此案的处理结果也是十分严酷的：徐述夔和他的儿子都已经死去多年了，开棺戮尸，枭首示众。他的孙子徐食田等五人被判斩监候，家产则全部没收入官。
这样的案子使全国的人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因为你家里只要有书，书上只要有字，就有可能犯了大罪。而且谁都能看出来，乾隆有时是故意不讲理。比如湖北黄梅有一个人，叫石卓槐，写了几首诗，有一句叫“大道日已没，谁与相维持”（《清代文字狱档》），就是说，天下正道不显，他很忧虑。另一句是“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气”（《清代文字狱档》），就是说，现在的读书人啊都太拜金了。这几句诗，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毛病，只不过是一个读书人发了几句常见的牢骚，乾隆把他抓起来，凌迟处死，亲属缘坐。还有一个康熙年间的诗人卓长龄，死了好多年了，生前写了一本诗集，诗集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诗集的名字起得不好。什么名字呢？《亿鸣集》，几千几万几亿的亿，鸣叫的鸣。有人说，这没什么问题啊？乾隆说，问题很严重，“亿鸣”二字，读起来像是忆明，就是“追忆明朝”。结果卓长龄虽然已经死了，他的孙子卓天柱却被判了个斩监候，秋后处决。
这样的文化恐怖政策，收效是非常明显的。老百姓一看这个形势，谁家里还敢藏书？几乎把家里的书都烧光了，文人学士也不敢再吟风弄月了，甚至连日记都不敢写了。朝廷的大臣们甚至相互都不敢通信了。乾隆朝大学士梁诗正六十多岁退休之后，和朋友大谈自己做官的秘诀，就是不留任何文字。他说，“一切字迹最关紧要，我在内廷时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富勒浑奏梁诗正谨慎畏惧折·缴回朱批档》）就是说，文字这东西是最容易惹麻烦的，所以我在朝中的时候，不和别人通信。平时写完奏折，没用的稿纸，也一定要烧掉，不留后患。梁诗正的这句话典型地反映了乾隆高压政策下，臣民们被吓破了胆的那种心态。
那么，在乾隆朝文化恐怖持续的同时，《四库全书》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编订。乾隆朝的文化毁灭很惨烈，乾隆朝的文化建设，却也成就非常斐然。因为禁书毕竟只是乾隆修《四库全书》的动机之一。与此同时，乾隆想修一部空前绝后的大型类书，想把这部书修得精美绝伦，作为自己在文化上的一座雄伟的纪念碑，这种想法也是千真万确的。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馆正式成立，为了保证书的质量，乾隆任命了一个空前强大的领导班子，总裁副总裁，一共达二十六人，都由皇子、郡王、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等等。这就保证了修这部书所需要的任何资源，从财力到物力到人力，都能充分供应。然后，乾隆把当时全天下所有最有名的学者，都请来编这个书，比如我们熟悉的大学者纪晓岚、戴震等等，都参与了这本书的编纂。
说起纪晓岚，大家可能想起的都是他和和珅智斗的故事。其实纪晓岚不但是乾隆朝著名的文臣，而且是《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功劳最大的，就是他。稍微夸张地说，没有纪晓岚也许就没有《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
乾隆朝不乏学富五车的文臣，为什么乾隆偏偏任命纪晓岚这个人成为《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呢？
纪晓岚是河北献县人，比乾隆小十三岁，乾隆十九年（1754年）中进士。他一生都在做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开始是翰林，后来是内阁学士，从来没有做过地方官。这一方面因为乾隆皇帝认为，他才能在文学方面，做地方官可惜了；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乾隆和他对脾气，所以一直留在自己身边。纪晓岚这个人才思特别敏捷，《清稗类钞》记载着这样一个传说：
纪文达体肥而畏暑，入直南书房，即脱衣纳凉。高宗欲有以戏之。会纪与同僚数人赤身谈笑，忽高宗自内出，已不及着衣，亟伏御座下，喘息不敢动。……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纪晓岚这个人很胖，怕热。夏天在南书房值班的时候，趁皇帝不在啊，经常光膀子待着。乾隆皇帝就想和他开个玩笑。有一天，纪晓岚正光着膀子和几个同僚在南书房聊天呢，乾隆突然驾到。纪晓岚来不及穿衣服，也不能光着见皇上啊，就钻到皇帝宝座底下去了，想等皇帝走了再出来。乾隆进屋来，大摇大摆，一屁股坐在御座之上，故意坐在那不走，也不说话。纪晓岚听外面老半天没动静，就伸出脑袋说，老头子走了吗？管皇帝叫老头子。乾隆一听，说，你为什么管我叫老头子？今天说出道理来还行，说不出道理来，你是掉脑袋的罪过。纪晓岚急中生智，说，我这是对您的尊称。为什么是尊称呢，您看哪，您是万寿无疆，天底下最长寿，那当然是老了。您顶天立地，天下第一人，当然是头了。你是天子啊，父天母地，所以是子。连起来，可不就是老头子嘛。乾隆一听，高兴了，不得不佩服他的机智。
纪昀像
当然，关于纪晓岚的这些传说，大部分都是人们慕他的文名，后来附会出来的。不过，纪晓岚博闻广识，过目不忘，下笔千言，这确实是真的，人们称他“于书无所不通”（《国朝汉学师承记》），所以乾隆才命他做了《四库全书》的总纂官，全面具体负责《四库全书》的编订工作。《四库全书》这经史子集的分类法，就是他一手裁定的。在《四库全书》的修纂过程中，他确实是贡献最大的一个人。所以《四库全书》修成之后，乾隆提拔他做了礼部尚书，后来他一直做到协办大学士，寿高八十二岁而死，在乾隆的众多文臣中，是下场很好的一位。
当然，在编写《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乾隆皇帝本人，也投入了巨大精力。纪晓岚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巨目鸿纲，皆由钦定，每乙夜亲观，厘订鲁鱼，典学之勤，实为自古帝王所未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是说，《四库全书》修定的基本原则，是乾隆皇帝亲自制订的。修书的时候，乾隆皇帝经常亲自做校对，查错别字。这样勤奋的热爱学术的皇帝，古所未有。应该说，纪晓岚这段话不完全是吹捧。《四库全书》修订过程中，乾隆皇帝亲自在里面挑出许多错误之处来，让这些学者一一修改。
乾隆朝的财力在中国历史上是最盛的，这些学者的平均能力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的，所以他们修的这个《四库全书》，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对清代乾隆以前的所有文化典籍，做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和总结。因为这些学者们的挖掘，使好几百种非常珍贵的已经失传的古书，又重见天日。很多古书，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错误，以讹传讹，这次整理，也基本上都恢复了原貌。
与《四库全书》这种资料整理工作相适应，乾隆朝开始，清代学术进入鼎盛时期，出现了著名的乾嘉学派。所谓乾嘉，是指乾隆嘉庆这两个朝代。所以这个学派主要指生活在这两个朝代的学者的学术风格。乾嘉学派的特点是重考据，在广泛收集资料基础上，归纳研究，实事求是地得出结论，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学者，比如戴震、钱大昕（xīn）、阮元等等。这是乾隆朝文化方面的重要成果。
除了这些，乾隆朝的文化成就还有很多。比如文学方面，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红楼梦》出现在乾隆朝。戏曲方面，京剧也是在乾隆年间形成的，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徽班进京，成为京剧形成的起点。从书画方面来看，著名的扬州八怪，大部分都生活在乾隆年间。除此之外，中国历史上很多重要的园林，以及重要的城市建设，都是在乾隆年间完成的。比如圆明园在乾隆年间彻底建成，三海在乾隆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
那么，为什么乾隆朝的文化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呢？仅仅是乾隆皇帝在文化方面领导有方吗？不是。文化是上层建筑，它需要经济基础。乾隆朝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文化的繁荣。比如，为什么历史上出现了扬州八怪，而没出现其他什么州的八怪呢？这是因为扬州的经济力量要远强于其他城市。乾隆年间，扬州盐商云集，是全国最富的城市之一。盐商富豪，都附庸风雅，喜欢搜集字画。当时有一句谚语，叫“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盐商特别怕人瞧不起他们，说他们是暴发户，没文化，舍得花大钱买字画，所以扬州八怪就产生了。其实扬州八怪，除了高翔之外，其他七个人比如郑板桥、金农等人，都不是扬州人。是因为扬州字画价格高，画家生存条件好，把他们吸引到扬州了。
所以乾隆朝的经济发展，是文化繁荣的基础。比如修《四库全书》吧，修《四库全书》，请多少学者，给这些学者多少工资，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单算一下，抄写《四库全书》需要花多少钱，就知道为什么其他朝代修不起这个《四库全书》了。修《四库全书》的时候，因为这部书字数太多，你没法印刷，当时都是雕版印刷，刻不起那么多木板，怎么办，抄。抄的话不能随便从街上找一个识字的就抄。我们看《四库全书》的书影，字迹非常之漂亮，所以抄写的人，小楷功底都是非常深厚的。乾隆要求，抄书人员要由乡试落第士子当中选择，就是说，起码要是秀才，要从中挑书法最好的人。要求他们每人每天最多只能写一千字。有人说，这写得太慢了，我一天能写一万字。那不行，写小楷要静心，焚香沐浴，带有敬畏之心，才能写好，写多了质量就不能保证了。一天只能写一千字，部头又这么大，所以乾隆皇帝一共找了两千四百八十一人来抄写。当时工钱，每抄一千字，二点五钱银子。那么就可以算一下《四库全书》八亿字，抄了一共七部，一共五十六亿个字，用计算器算一下，抄写费一共是一百四十万两白银，换成今天人民币币值，二点八个亿。没有钱的朝代，能抄得起吗？所以我们说，乾隆朝的文化繁荣，基础就是它的经济繁荣。
综上所述，乾隆朝的文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两面性：一方面，确实取得了很多成就；另一方面，也确实毁掉了很多珍贵的古书。乾隆修书和毁书，目的都是一个，稳定清朝的统治。
那么，大清的江山，真的如同乾隆想象的那样安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