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乾隆朝的历史，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人物，和珅。这个人的出现，和乾隆一朝由盛转衰，关系非常紧密。换句话说，他是乾隆王朝从极盛到衰落的最直接的推手。
我们以前讲过，乾隆皇帝大肆收受各地官员送给他的贡品，甚至到了失态的地步。有人说，皇帝想要享受，自己买还不行吗？为什么非要大臣给自己送呢？
自己买啊，还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乾隆没钱。
有人说，皇帝怎么还可能没钱？皇帝富有四海，整个天下都是他的，整个国库都是他的啊！
以前朝代也许可以这样，清代不是如此。清代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是比较特殊的一代。清代是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治理水平最高，皇帝整体上自我约束能力最强，也比较节俭的朝代。比如许多人都到明十三陵和清东陵、清西陵去玩过，一对比就看出来了。清代的皇陵，整体上都比明代的规模要小，没有明代的气派。再比如，明代太监的数量，一度达到十万人之多，而清代呢，多的时候也不过三千人。
因此清代，国家的收入，和皇帝个人的收入，从顺治初年开始，就是严格分开的。顺治初年，清王朝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内务府。这个机构，是服务于皇帝个人生活的，相当于皇室的大管家。国家的收入入国库，由户部，也就是财政部来管。而皇帝个人的收入，归内务府来管。也就是说，从那时开始，皇帝就有了自己的固定工资，收入来源固定化了。
和珅像
那么清代皇帝的个人收入，都从哪来呢？主要来源于三个部分：第一，皇帝在各地有皇庄，这些皇家庄园每年出产的东西，是皇帝的主要收入。清代的皇庄主要设在北京附近，和东北地区，相当于清代皇家的“特供农场”，生产优质无公害的猪羊鸡鸭、瓜果梨桃和大量蔬菜，供皇家日常基本消费。第二，皇庄的收入要是不够花，就要让内务府通过经商、放贷等方式，给皇帝创一点收来补贴生活。因此清代皇帝允许内务府对商人发放高利贷，出售部分特许商品的经营权来赚钱。比如清代人参和貂皮的贸易权，是由皇室垄断的。这是内务府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有时候，为了增加点收入，皇帝个人还亲自派内务府的人去做买卖，想多赚点钱。比如乾隆皇帝在创收上就曾经动过很多脑筋。档案记载，乾隆为了赚点钱自己花，曾经派内务府的大臣，先后十一次，到外蒙恰克图地区去采购大批俄罗斯皮货，买了大量的貂皮、海龙皮、灰鼠皮等等名贵品种的皮货。买来之后，乾隆派人到南方去卖这些皮货，还命令内务府在北京开设了几家皮货店，来卖这些皮货，想大赚一笔。但是内务府的大臣们无能，他们一是不太了解市场行情，买来的东西不太符合中国内地消费者的胃口。二是一下子买太多了，供大于求，搞得当时北京城皮货价格迅速下跌，结果赔了一大笔钱，这是《清代内务府档案》明确记载的一件事。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大臣给皇帝进的贡品，就非常重要，就成了清代皇帝个人收入的第三个部分。以前朝代，各地进贡多少，对皇帝生活影响不大。但是清代皇帝的生活质量，却与贡品多少直接相关。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乾隆皇帝后来会那么拼命地收贡品。
虽然大量收受贡品，但是乾隆皇帝还是感觉钱不够花。因为越到晚年，乾隆越大手大脚。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收藏家，喜欢字画、古玩、古玉什么的，这些东西，不能光靠进贡，因为许多好的古玩，都藏在老百姓家里。所以有时候，得皇帝自己派人到民间去买，每年需要大量的钱。可是内务府能提供的钱很有限。所以越到晚年，乾隆越感觉手头紧，钱不够花，需要一个理财专家。
就在这个时候，和珅出现了。
乾隆四十年（1775年）秋天，乾隆出巡山东。在传统时代，交通不便，皇帝出巡其实也是挺没意思的，没有今天国家元首的专车专机之类，在御轿里没法看书看报看电视，一坐就是一整天。所以乾隆一边走着，一边就把大轿的侧帘拉开。往外一看，在旁边骑着马随行的侍卫里，有一张新面孔。二十多岁，白皙清秀，长得挺漂亮，骑在马上，风度翩翩。乾隆就跟他聊起天来了。问他，你多大了，姓什么叫什么，什么时候进的宫，在哪当过差？这位侍卫回答他，我二十六岁了，姓钮祜禄氏，名字叫和珅，进宫当差已经三年了，今年刚刚被选为乾清门侍卫，头一次陪您出差。
这个年轻人回答完，乾隆对他感兴趣了。不是他回答的内容有什么特别，而是这个年轻人的神情态度让乾隆很注意。一般来说，普通人，第一次跟皇帝说话，肯定都会紧张得要命，有的人还干脆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来。可是这个钮祜禄氏和珅，回答皇帝，语言流利而得体，态度恭敬又从容，一点也不紧张，不慌乱。乾隆开始对他感兴趣了，又问他，读过书吗？和珅说，自己十八岁那年曾参加过一回乡试，没能中举。
乾隆问道：“能背汝文乎？”就是“当年的卷子，还能记得几句吗？”
和珅说能啊，于是“随行随背，矫捷异常”（《归云室见闻杂记》），边走边背，一会儿工夫，居然把八年前的卷子从头到尾全背了下来。
乾隆皇帝大为惊异，那心情，就像是《红楼梦》中王熙凤之初见丫环小红的场景一样。乾隆于是就让人查一下，这个和珅是什么出身和背景。一查，这个和珅，是满洲正红旗人，也算世家出身，他父亲常保，做过福建都统，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司令。所以从小，他在一个贵族学校，当时叫咸安宫学，就是皇帝专门给八旗官员后代办的学校里读书。不过常保去世比较早，所以家道中落，家里一度很穷。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和珅通过自己亲戚的关系，托人进宫当了侍卫，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
乾隆一看，和珅家世清白，背景良好，很满意，就试着派他给自己办了几件事。比如，这次出巡山东，与地方官员接洽、安排食宿、采买物品，都由和珅负责。结果几件事办下来，乾隆发现，这个和珅不一般，善解人意，周到细致。乾隆是大喜过望。
到这一年年底，也就是乾隆与和珅第一次见面后三个月，乾隆任命和珅为御前侍卫，兼副都统。这可不简单。和珅原来是三等侍卫，从五品，仅仅三个月，就变成了御前一等侍卫，而且还兼副都统。这是一个很大的官。我们刚说了，和珅的父亲常保，做过福建都统，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司令。那么，副都统，就相当于今天的省级军区副司令，是正三品的官员。从从五品到正三品，和珅一下子就连升六级。
这还没算完。第二年，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二十七岁的和珅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就是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副部长，成为二品大员。三月，又成为军机大臣，相当于今天的政府副总理。四月，兼内务府总理大臣，就是内务府的最高长官，成了皇帝的大管家。
所以和珅的升迁，已经不能说是坐直升机上来的，只能说是坐火箭上来的。在中国古代史上，升迁如此之快的，实在是绝无仅有。
那么，和珅为什么能够如此受乾隆的赏识，一年之内，连升十级呢？
这个，在野史上有许多说法。有的说，是因为和珅跟乾隆的一个已经死去的妃子长得特别像，乾隆非常宠爱那个妃子，妃子死后念念不忘，结果遇到和珅，就把他当成了那个妃子转世，宠爱不已。言外之意，就是和珅成了乾隆的好基友。
还有的说，是因为和珅投乾隆所好，上学的时候就苦练书法，专门效仿乾隆的笔体，字写得跟乾隆一模一样，所以得到乾隆的欢心。
以上这些野史传说，应该说，都是胡编乱造出来的，不着边际。
如果我们从政治心理学分析，乾隆喜欢和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乾隆晚年的独特心态，和珅现象不过是乾隆晚年特殊心理需要的产物。
乾隆晚年有什么特殊心态呢？晚年的乾隆被两个矛盾的问题所困扰：一个是大权独揽的政治信条和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一个是不断泛滥的物欲和“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承诺。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矛盾。我们说过，乾隆政治的第一信条是大权独揽，这个权绝不能给別人夺去。尽管乾隆晚年，健康状况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撑日常政务，但乾隆从来没想过把大权分担给朝中的这些大学士、军机大臣之类的重臣。因为他深知这些人在朝中经营多年，根深叶茂，社会关系太广。一旦你把大权交给某个人，很容易引来大批依附者，形成朋党，导致混乱。所以为了保证在年老体衰的情况下还能做到大权独揽，乾隆迫切需要一根得心应手的拐杖，或者说，一个有能力的贴身秘书，帮他处理日常政务，执行具体决策。这个人应该具备这些条件，第一应该在朝中没根没底，没帮没派，没有什么资历。这样，才会俯首帖耳，绝对忠于皇帝。第二，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才华出众、办事利落，能够实际代替皇帝处理一些复杂事务。
而和珅，正好符合这些条件。
我们知道，和珅在乾隆死后，被嘉庆皇帝抓起来，赐了自尽。就在死前头三天，和珅在监狱里回顾自己的平生，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星辰环冷月，缧绁（Iéi xiè）泣孤臣。
对景伤前世，怀才误此身。（冯佐哲《和珅评传》）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上的寒星伴着冷月，地下，我孤零零地关在监狱里。看着这样凄凉的景象，回忆自己的一生，我得出一个结论：我的才华，害了我。
应该说啊，“怀才误此身”这五个字，并非完全是和珅对自己的开脱。和珅这个人，确实当得起“才华横溢”四个字。他有三点让乾隆不得不用他。首先他知识素养很好。我们说过，和珅年轻时代曾就读于咸安宫学。这个学校是当时最好的一座贵族学校，以招生条件严格和教育质量出众而闻名。清《文献通考》说：“雍正七年，设立咸安宫学，俊秀学童可以学习者选九十名，令其读书。其教习着翰林院于翰林内选九人。”就是说，这是雍正皇帝亲自下令设立的学校，规模非常小，学生只有九十人。老师呢，非常厉害，都是翰林，九个人。一个翰林带十个学生，你说这质量能差吗？所以能考进这个学校，从某个侧面证明和珅的天姿是非常出众的。咸安宫学的目的是给朝廷培养高级政治人才，所以课程设置很合理，课程包括经史、少数民族语言、书画、武功骑射和火器。在这个学校里，和珅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学习比别人都刻苦。为什么呢？我们说过，和珅的父亲虽然做过都统，但是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所以家道中落，一度很贫寒。所以他知道，只有把书读好，他才可能出人头地。因此他是学生中最努力的。因此毕业的时候，他精通了满、汉、蒙古、藏四种语言，于经史典籍无不涉猎，不但文字功夫出众，并且武功骑射基础也相当不错。
所以这些，完全符合乾隆的需要。这样，他就可以给乾隆做一个出色的贴身秘书，替他处理各种文案事物。后来，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清朝派兵镇压了台湾的林爽文起义，在这个过程中，和珅作为机要秘书，给乾隆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政策建议。起义平定后，乾隆皇帝特意赐诗和坤：
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珅：承训书谕，兼通清汉。旁午军书，惟明且断。（《清高宗实录》）
就是说，和珅作为我的秘书，处理文件，出了大力。特别是他精通满语，所以处理军事文件，十分迅速。
所以“兼通清汉”是和珅的一项重要政治资本。乾隆朝最重要的政治文书，都是用满文写成的，特别是涉及军事机密的。这实际上就把许多汉大臣排斥在了最高决策圈之外。乾隆朝唯一参与最高机要的汉大臣张廷玉，也精通满文，因为他中进士后曾经专门学习满语。及至乾隆晚年，大臣中兼通满汉，而且对事情又有眼光有见解的，只有和坤一人了。
所以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在另一场战争，平定廓尔喀战争后，乾隆又下旨奖励和珅说：“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者，殊难其人，惟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清高宗实录》）就是说，去年用兵的时候，我下的指示，有的是汉文，有的是满文。而颁给达赖喇嘛等地方首领的诏书，用的是藏文和蒙古文。汉满藏蒙这四种文字都精通的人，实在太难找了。只有和珅一个人，四种兼通，所以帮我把这些事办得都很好。
所以说，和珅是有真才实学的，不是光靠钻营功夫上去的。
以上，我们说的是和珅的智商，符合乾隆的需要。这是第一点。那么除了智商外，和珅的情商还特别突出。和珅这个人，性格很活泛，全面发展，业余兴趣也十分广泛，所以他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特别是诗写得特别好。
当时的大诗人袁枚曾经这样夸和珅：“少小闻诗礼，通侯即冠军；弯弓朱雁落，健笔李摩云。”（冯佐哲《和坤评传》）就是说他文武双全，特别是诗歌写得好，这样和乾隆能够唱和。
更让乾隆感觉舒服的，是和珅特别善于与人相处，总能使对方感觉愉快。史书记载，和珅“行止轻儇（xun），不矜咸仪，言语便给，喜欢诙谐，然性机敏，过目辄能记诵”（《秦鬟楼谈录》）。就是说，他身上没有知识分子那种书呆子气，性格外向活泼，还特别爱开玩笑。
第三呢，和珅办事干练，善解人意，凡事从不用皇帝废话。比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他充任钦差大臣赴云南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他办得非常好，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既迅速地查出李侍尧的罪证，把他定了罪，又没有涉及其他任何人，保持了当地稳定。所以这种处理方法非常符合乾隆的心意。
所以和珅这个人很不简单。我们现在一提到他，就只说他是大贪官。事实上，和珅也做过很多正面的事，比如在乾隆后期，他参与主编了《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三通》等大型丛书。因为精通多种语言，所以和珅实际上也充任了当时的外交部部长。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后来在回忆录中评论和珅说，和珅在谈判中“保持了他尊严的身份”，说和珅“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所以历史上一些野史把和珅描述成一个小丑式的人物，应该说是不合情理。和珅这个人，应该说还是有点深度的。和珅后来被赐死那天是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十八日，和珅见到皇帝赐的白练之后，一点也没紧张，索要一支毛笔，在上面题诗一首：
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冯佐哲《和坤评传》）
就是说，五十年的生命，如果一场梦幻，如今，我就要告别这万丈红尘了。以后当太阳照在河水上的时候，那河上升起的雾霭，就是我的化身。
你看，一个在临死前能写出这样充满禅意诗句的人，应该是个有一点深度，有一点悟性，有一点定力的人。
以上我们介绍的，是和珅经国理政的才能。仅只有这些才能，已经足以使老皇帝乾隆离不开他了。更何况除此之外，和珅还有另一项天赋，那就是理财。
我们说过，乾隆晚年面临的两个矛盾之一，就是不断泛滥的物欲和“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承诺。他既要享受生活，又不想破坏既定的财政制度，给老百姓留下什么话把儿。
而和珅恰恰就是一个理财的天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和珅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大理财家。
一般来说，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往往拙于理财，甚至耻于谈钱，但和珅却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
传统社会中的财富观念是静态的，人们有了钱，第一选择永远是买地，把流动资产化为固定资产，“入土为安”。而和珅却不这样，他知道要让现金流动起来，现金流动起来能产生巨大的威力。因此在不动产与现金面前，他对现金更感兴趣。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庄头许五德与他人发生矛盾，托和珅帮助打官司，并答应“事后或送地六十顷，或银一万两”。（冯佐哲《和坤评传》）和珅听后明确表示，“不要地亩，要银一万两”。（冯佐哲《和珅评传》）他的贪污受贿所得，一小部分用于扩大不动产，更多的部分，则用于各种工商业投资，其范围涵盖了金融、地产、矿山、物流、医药、商业等许多行业。（冯佐哲《和坤评传》）根据相关资料统计，他在当时的北京城内拥有当铺十二座，其中永庆当、庆余当、恒兴当、恒聚当等，都是典当业巨头。此外他还经营印铺、账局、瓷器铺、药铺、古玩铺、弓箭铺、柜箱铺、鞍毡铺、粮食店、酒店、杠房、石灰窑等。此外，他家还专门栓了八十辆大马车，从事运输业。这些行业的收益率，当然远远高于地租。可以说在当时，只要是赚钱效益快的行业，就有和珅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采矿业由于风险巨大，管理复杂，投资多，见效慢，一般人不敢经营，和珅却敢于尝试。他看中了煤矿业是朝阳产业，曾投巨资在北京的门头沟和香山两地开了煤矿。和珅巨大家业的积累，贪腐所得当然是大头，但是他自己的投资收益也并非无足轻重。
传统士人往往耻于谈钱，和珅却有着强烈的契约意识，在金钱面前亲兄弟明算账，虽然至亲好友也毫不含糊。他的外祖父伍弥泰官至大学士，向他借过两千两银子，他担心外祖父不能及时还账，逼着老头拿自家地契抵押，“取田契价值相当者署券归偿”（《郎潜纪闻》）。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档案《内务府来文》中记载，他岳祖父英廉的孙子向他借钱，也是拿地契为抵押品才借出去的。
成为乾隆皇帝的私人助理后，他的这种经营天才迅速得到了体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出任内务府大臣。在此之前，内务府经常是入不敷出。而他就任之后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弥补了以前的赤字，还出现了盈余。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皇帝加派他充任崇文门税务监督，在他的经营下，这个税关收入一下子跃居全国三十多个税关的前几位。这两炮打响，乾隆对和珅的理财本领愈加刮目相看，在乾隆眼里，和珅简直就像一个魔术师，总是能出人意料地制造出财富。所以乾隆把所有与财政有关的部门渐渐都划归和珅一人把持，他先后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内务府大臣。
以上我们说的，都是和珅的正面品质。如此正面，为什么他最后还一败涂地呢？这是因为和珅身上有一个致命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个没有操守、没有原则的人。如果说他的一生有什么原则的话，那就是现世的享受，要做最大的官，要享受最好的生活。这是他的追求。他身上没有传统士大夫那种为国家为民族献身请命的精神，那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主义追求。
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和珅这个人自幼对钱比较看重。为什么呢，我们说过，和珅早年丧父，十岁的时候，父亲常保就在福建都统的任上去世了。父亲一去世，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断了，所以《清史稿》说和珅“少贫”，就是小时候家里比较贫穷。这样，和珅小小年纪，就充分认识到了钱的重要性，所以走上仕途之后，对钱看得也比一般人要重。
除了和珅自身的人性弱点之外，他做官不讲操守，这还与乾隆皇帝本身的统治政策有关。我们说过，乾隆中期，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乾隆刻意制造了许多冤案，限制当时人们的思想，防止人们乱说乱动。结果造成了什么呢？虽然一时收到彻底稳定之效，却造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清代后期士大夫道德与精神的迅速堕落。
可以说，乾隆打断了当时官员和士人的脊骨。他告诉大臣们，你们不要追求什么人格独立，什么个人尊严，你们只需要给我做好奴才，对我百依百顺就行了。所以从乾隆中期起，乾隆朝的大臣就越来越平庸，越来越没有操守，越来越没有骨气。和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因此，和珅的所作所为，就不考虑大清王朝的长远发展，只顾满足皇帝的眼前需要，有很多措施，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比如“议罪银”的制度化，这是和珅制造财富的一个出奇手段，是他的一个天才发明，但却也是加快清王朝毁灭的一个加速器。
那么究竟什么是“议罪银”呢？
议罪银是由“罚俸”演化而来。罚俸古已有之，扣除官员几个月至几年的“基本工资”，是惩罚轻微过错的常用手段。但是到了乾隆中期，乾隆觉得只罚这么点工资，意义不大，起不到惩罚作用。所以又法外加罚，动辄上万，改称“议罪银”。应该说，乾隆皇帝的初衷，不过是想让大臣们“肉痛”一下，并没有想把它制度化为一项财源。
可是和珅当政后，马上发现了“议罪银”的妙处。罚俸的决定权在吏部，款项由户部承追，银两也交给国库，过程公开透明。而议罪银并非国家旧制，可以不纳入国家财政，而是归入皇帝的小金库，并且过程及数额都可以不公开。因此，在和珅的力荐下，乾隆皇帝批准将议罪银制度化，并且将罚银的范围大大扩展，从财政亏空之类的重大错误到在奏折中写错几个字，都可以一罚了之。
此举一出，那些“聪明”的大臣们马上就发现了妙处。他们知道，交议罪银可以讨得皇帝的欢心。以小过而甘重罚，既说明大臣们对自己要求的严格，又为乾隆皇帝小金库的充实不声不响地立了功，可谓一举两得。所以不少大臣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比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二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四万两。河南巡抚何裕城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终日”，积极要求自请罚银三万两。手笔之大连乾隆皇帝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遂降旨说：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宽免银二万两。交一万两上来就可以了。
在和珅的操作下，议罪银制度为晚年乾隆皇帝的钱包里注入了大量现金。仅从现存的《密记档》统计，在短短十三年中，重大的议罪银案件即有六十八件，平均每年五件。罚议罪银少则万两，通常三万两上下，见于记载的最多一次高达三十八万四千两。
这是一项后果极为严重的恶政。
贪腐政治一个不变的规律是，个人从贪腐中所得的，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相比，往往微不足道。应该说，乾隆晚年虽然从议罪银制度中得到的几百万两零花钱，但是却给大清王朝造成的损失要以亿万计。所谓吃人的嘴短，用人的手短。在享受花钱的快乐的同时，老皇帝对于那些踊跃交纳议罪银的官员不可能不高抬一点贵手。因此议罪银实际上起不到任何惩戒作用，反而变相为犯罪提供了保护伞，“免死牌”，为贪官们壮了胆，让他们贪污腐败、为非作歹起来心里有了底。就像对于非法经营的商户一罚了之，只能促使他们扩大非法经营业务，来弥补被罚的损失一样，这一制度让乾隆朝的大臣们贪腐起来更有动力。正是和珅力荐的“议罪银”，最终催生出乾隆朝一桩又一桩惊天大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