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岁，是爷爷一生中最大的转折与重创。那一年，众所周知的运动开启，几乎一夕之间，他从人人尊重的“贺二爷”沦为连几岁孩童都可以任意嘲讽欺辱的“贺二娃”“贺癫子”。所有家产全部没收，现银首饰各种稍微值钱的家具物什都被搜走搬空。男丁们被看押起来，当权之人挨个去恐吓女眷，直到确实榨不出一个铜板方罢。
爷爷奶奶带着四子一女共七口人，被迫搬出大屋，下放到另一个偏僻生产队，一家人挤在一间旧瓦房里。整个房子只有一张旧木床，一套缺腿的桌凳，连吃饭的碗筷都不够。晚上睡觉，奶奶和姑姑睡木床，爷爷带着四个儿子打地铺。所谓地铺，其实就是一层稻草上面铺两张竹席。夏天还好，冬天没有足够的棉被，几个孩子冻得直哆嗦，满手满脚都是冻疮。
那时才八岁的二叔着凉发高烧没有得到及时医治，烧坏了脑子，长大后反应较慢，不大算得清数。爷爷每说到此，都深深自责。他说二叔小时候也是一个很有灵气的孩子，特别喜欢画画，要不是烧坏了脑子，也不至于年过半百才和二婶做了半路夫妻，未留下一子半女，从此绝后。关于二叔有绘画天赋我深信不疑，因为我曾亲眼见过从未学过画的二叔拿一颗长钉，在老家的石墙上以刻代画的方式画出栩栩如生的各种菩萨像。
家破、财尽这些对爷爷来说都只是开始。曾祖父和三爷爷因在前政府任过官职，被有心之人大做文章，死于非命；四爷爷被流放新疆；患有眼疾的大爷爷和年仅十来岁的幺爷爷被扣押不放。他们还诬陷爷爷给队里水井投毒，纠集一帮人做伪证想置他于死地。而这帮人中就有好些曾长期被爷爷资助过的。万幸当时县里一位许姓领导曾和爷爷相交，他说以国清先生的人品和智慧，断不会行此恶事、蠢事，拼力保下爷爷性命。最终，爷爷以身陷囹圄一年半换得生机。
我曾问过爷爷，一夕之间，他从云端跌落泥潭，从出入有车马仆从，有良田吉铺，养尊处优，人人敬重的“贺二爷”变成了乡邻亲友都避之不及的人，曾经仰仗他鼻息之人现在把他狠狠踩在脚下，恨不得杀之而后快，他有没有过轻生的念头。爷爷沉默了一会儿，说有过很多次想了结自己的念头。他生意上合作的好友中就有服毒自尽的，也有自缢而亡的。他说每当过不下去，想一了百了时，总是会第一时间想到奶奶，想到家里几个年幼的孩子。想到曾经也是绸布庄大小姐的奶奶从19岁嫁过来，帮着操持家务，打理生意，养育孩子，对任何人都娴静温和。她终日操劳，没有享受过少奶奶应有的优越生活。现在逢此大难，如果他再去了，孤儿寡母的怎么活得下来！韩信忍胯下之辱，勾践能卧薪尝胆，他好不容易保住一条命，就要活着，只有活着，才有希望。爷爷在给我讲上面这些话时，一向从容平和的他露出少有的铿锵之声，可能，这才是他年轻时在商海中杀伐果断之本色吧。
那一年，爷爷被放出来后，为了远避是非，保护家人孩子不再被盯上，他收起了自己所有的锋芒。为了让某些别有用心的“领导”放心，他甚至故意装脑子被关傻了。别人戏称他“贺癫子”时，他欣然答应；更是假装不知别人针对他，安排给他各种脏活、累活，诸如大冬天下田踩秧桩子、洗潲水缸、洗粪桶……；大夏天冒着大太阳打农药、掏地沟、晚上守夜……。在生产队集体食堂打饭时，一家大小总是被排挤到最后，剩下的是清可见底的米汤和拇指大小的红薯。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根本吃不饱，一个个饿得喝井水充饥，面黄肌瘦。
爷爷说，在那个年代，想要一家子活命，就必须想些非常之法。夏天，他趁着守夜之机，悄悄薅一些南瓜叶，红薯叶藏在地窖里，又去白天趁机踩好点的河沟里摸到一些田螺，然后在一处僻静无人的山坳里刨出藏好的旧屉锅，用田螺肉和南瓜叶红薯叶熬出一锅汤，放点平时各种方法得来的盐，偷偷端回家，一家大小像过年一样兴奋的喝着吃着；冬天，他踩秧桩子时意外发现田里竟有泥鳅、黄鳝，便不动声色地捉起来放在事先准备好了布袋中，藏在旧棉衣内带回家。等三更半夜时，悄悄去地窖里处理好，和着几个孩子白天帮生产队放牛，喂猪时偷偷攒下来的野菜，又熬成一锅只有盐的汤，狼吞虎咽！但即便这样的汤也只是偶尔才有的，更多时候都只能靠生产队食堂剩给他们的稀汤寡水维持着。爷爷和奶奶把自己那份红薯让给小的孩子，他俩饿得刨光了满坡的野菜，草根，生产队丢掉的烂红薯等。
吃不饱，穿不暖，打地铺睡稻草也就罢了，更糟心的是父亲兄妹五人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爷爷奶奶还会不定期的被押去再教育。他俩任凭那样一群大字都不识一筐的人无端地嘲讽谩骂、折辱。回来后仍如常上工，想方设法刨食，更见缝插针的教几个小的孩子背书识字，用烧好的木棍条当笔在石板墙上教孩子写字。就这样熬了一年又一年，终于，爷爷迎来了他人生中第二个重大转折点--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