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鹏先生，说实话，我也是出于万般无奈的情况给你添麻烦的。我们家的情况，不用我讲你也是知道的。据说公司有特困户和困难户。我们家的情况不说是特困户，困难户理应排得上。远的暂且不说，先讲讲我那年迈的老母和三个子女——我们三姊妹的问题和情况，就一目了然啦。
首先，是我那六十多岁的老娘。她老人家今生可说没过个什么开心的日子。从小就苦起，一直苦到现在。她老人家三岁死了娘，七岁死了爹，十一岁死了姐，跟了兄嫂混了一段日子，嫂子嫌她死呆八板，尽骂她，气得她出走到处流浪，幸亏遇上个好心人把他找了个男人，就是我的父亲。我的父母好不容易成了个家，日子刚好了一点，在她年过半百时，我父亲病逝，家里的顶梁柱塌了。母亲只能靠捡破烂为生。她吃尽了苦，受尽了罪，如今到了晚年，子女没一个安排好的，她急得只能以泪洗面，大儿子得了顽症，儿媳妇自从冲走后再也不回家；女儿不争气没出息，小儿子施力本来有一个全民的工作，怎奈他命短无福消受。我也是心急如焚，为老弟的死，为自己、为老兄愁得头发都不知白了多少，人也不知显老了好多。
其次，是我那不幸的老兄。他可说是生不逢时。在他只十六岁多时，遇上了我父亲的不幸去世的沉重打击。原本他的成绩在班上是相当好的，如果不是碰上这种事，上大学基本不成问题。无情的事实摆到他和我们全家人的面前，使他不得不放弃学业走上了顶父亲职的路，成了大集体的一员。如今大集体又濒临倒闭，他又得了不治之症——糖尿病，把他给搅得心灰意冷，几乎是没有生的信心。如果不是我苦苦相求，苦苦相劝，他早已走上了轻生的道路。他现在是过着过一天算一天的日子，我又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干着急。早几天，我给他买了一台录音机，求他用心练太极功，买了两瓶三株口服液，先让他试试，只为尽点做老妹的心意。这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接着是我本人，连个正式工作也没有的无用之人。我不想过多的讲自己，反正我的命是好不到哪儿去的，加之生了个女孩，丈夫及婆家待我的情形我都不提，提起我就伤心难受，丈夫对我也就是这个样了，我这辈子是彻底的完蛋了。
最命苦的还是我那小弟施力。小弟的路程同样是坎坷的，不到六岁就失去了父爱，我们做哥哥、姐姐的自己都顾不过来，哪里还顾得上他。因此，我每当想起这些，就感到愧疚，为没尽到一个做姐姐的责任和义务而难过。
老弟考上了鼎钢技校，凭他自己的真实水平，排在班里的前十名。进厂之后，又考上了函大，听说跟你一起要搞发明，搞研究，减轻铁路工的劳动强度。但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原本好起来的家庭条件，一下子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因此，魏鹏，我不得不给你添麻烦了，因为我知道只有你才有能力帮助我老弟，帮助了他也等于救了我们一家。求你千万别拒绝我们，给我们一点光明和希望。
虽然在你的拼力下，为我们家争取了一些补助，但是，这些补助是有限的，不出五年就会用光的。你帮了我们家的忙，我们一家永远感激你你。我还恳请你，能不能让我顶弟弟的职，让我的老母亲晚年生活有所依靠。事成之后，我们一定谢谢你们，我们无以报达。只有你才能救我们于水火之中。在此，一切一切都拜托啦！
一个命运不济的人
1990年10月19日
苏云裳把魏鹏的这封信拿过来给冯旭晖看，把冯旭晖看呆了。没想到，施力的家里这么困难。而这种困难，在这个家庭是接二连三的，是致命的。
“你看，我们团系统能不能为施力家组织一次募捐活动？”苏云裳跟冯旭晖商量着。
冯旭晖是工会主席出身，搞一次募捐活动不在话下。问题是，这种活动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是解了燃眉之急。施力的姐姐提出，让她顶职，倒是个长远之策。但是，劳资政策他也很清楚，顶职政策在两年前就已经废止了。再说，一般是儿女顶父母的职，没有姐姐顶弟弟的职，这些，全都是难题。
想起那次韩啸波对自己说，施力的家人不愿意见他，冯旭晖心里一直耿耿于怀，而且韩啸波即使是迎面碰上，也会装作没看见，或者老早就绕道躲开。他不解地问苏云裳，韩啸波的这番异常的行为举止，不知什么意思。
苏云裳分析，听到有些人议论冯旭晖，说他看似单纯，其实很滑头。理由就是，在魏鹏为施力工亡事故大闹铁运中心大院时，冯旭晖假装晕倒，巧妙地躲开了敏感事件。结果，魏鹏被公安带走，其他同学也被袁新辉集中在大会议室问话。
听到这里，冯旭晖想起韩啸波的那句“赶快回医院去吧，别惹火烧身”，才知道原来是怨怪他。他解释道：“苏书记你是知道的，我去年就问过你头晕的事，这不是装的。”
苏云裳微笑说：“全天下谁都可能装，唯独你冯旭晖不会。没事，我会给他们解释清楚的。”
又说：“关键是，社会上的年轻人堵鼎钢大门时，你刚好出院，就给大门解围了。各种传言纷纷而起，都说冯旭晖面子大，口才好，把好几百人的队伍游说散了。”
冯旭晖也觉得莫名其妙，憨厚地笑道：“那纯属巧合，他们刚好要离开鼎钢去电线厂。我哪有那能耐，你不是不知知道，我嘴巴子笨得很。”
苏云裳虽然在笑，但是笑容里带着复杂的内涵。好像在说，冯旭晖，我也看不懂你了。她只好说：“阿旭同学，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同学们怎么看你，需要时间来检验。这次，可能有些巧合，有些误会，都不要紧，要紧的是坚持做自己。”
又说：“中心蒋溪沛主任，还有肖锦汉书记，办公室张主任，他们都在说你不一般呐，前途无量呀。”
冯旭晖觉得苏云裳这话，显出遥远与陌生。她从来都是高高在上地指挥着冯旭晖，冯旭晖也很是顺从地支持她。如今，她感觉冯旭晖有超越她的可能性，才说出“前途无量”的话来。冯旭晖说：“我不需要那些虚头巴脑的前途，我只要同学们理解我，不要把我当成异类就行。韩啸波是我最好的朋友，没有他罩着我，我不知道要走多少弯路。还有你，苏书记，我最尊敬的人。是你给我压担子，鼓励我，我才有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
冯旭晖的话语，充满诚恳，让苏云裳选择了相信他。她说：“阿旭，我说过了，这世界上，谁都会装，唯独你不会。没关系，我们用行动打消同学们的误会。”
苏云裳跟冯旭晖把施力姐姐的信，在同学们之间变成了“公开信”，倡导同学们帮助施力的母亲，组织了铁运中心团系统的捐款活动，谭晓风在工务段也发动了对施力家庭的困难补助和捐赠活动。
施力母亲住在一个老房子里，屋里光线昏暗。老人家接过那些款项的时候，双手颤抖，眼泪婆娑。魏鹏对老人家说，冯旭晖帮他们讲了话，不然，魏鹏可能会蒙冤，施力也不一定有这么优厚的补偿待遇。老人家就握住冯旭晖的手，不停地鞠躬。
之后，每遇过节，或者季节更迭，苏云裳、冯旭晖就会组织同学们到施力的母亲那里，帮着做些事情。过节会送礼物，过冬会做些藕煤储存下来。
那个冬天，是冯旭晖那年中最温暖的季节。除却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同，还上了电台录了音。他把这件事载入了“个人大事记”本上。
那天，他正在办公室伏案写着新闻报道之类的稿子，这时有电话铃响起，对方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悦耳的女中音，并自报家门是市广播电台，让他明天去电台录音，并出了题，让他先思考准备一下。撂下电话，冯旭晖一时竟以为这不是真的。
印象中，上电台录音多是有名气的大人物的专利，冯旭晖也早已习惯于当听众，从来不曾想过自己能上电台当一回“主角”。这样的事，总有点“福从天降”、“喜出望外”的感觉。
翌日，如约赶到电台，女节目主持人接待了他。她说，今年你写的稿很多，上稿率也很高，特别是你来的散文较多。我们“周日新节奏”栏目今天请你来，一是请你给一些文学爱好者说说你的写稿体会；二是谈谈如何提高上稿率云云。
冯旭晖当时真不知如何答对，谈体会倒也无妨，至于谈写文章，只怕是“不敢造次”了。因为，冯旭晖当时也不过是一个宣传干事，最多也只能算是“文学爱好者”；虽然那两年获得过市报、市台的“优秀通讯员”称号，但谈写文章，总有点“班门弄斧”之嫌。电台的声音传出去，文章大家不少，听后会怎样？毕竟“艺”不高，所以“胆”也不大，只说自己写文章缘于写日记，写日记又缘于一定的客观环境，是写日记练就了文笔。后来又有缘于从宣传工作，才与文字结缘，如鱼得水，如此而已……
好在录音室仪器虽多，但人却很少，只有主持人和冯旭晖自己。好在主持人也挺随和，且善于引导，因而不致太紧张。
次日就是星期天，一大早，冯旭晖就打开录音机，恭候着“周日新节奏”，期待着自己的声音出现。到了十点多钟，终于听到了昨天说过的话，同时还配播了他的散文《我像张雨生》，似乎要让人更全面的了解作者。冯旭晖按下了录音键，以使这声音长存。
某日，有熟人拍冯旭晖肩膀，说你小子行呀。上电台风光了一回。他的心便提前跨过了冬季，如沐春风。
走在宽阔的厂前大街，六车道的交通印记，黑白分明，整齐有致。大道两边的大树已经枝叶茂密，路灯杆只能从树叶中探出头，变成了树的点缀了。这就是鼎钢的大门口，很有些大厂气魄。宽敞显出大气，高大的树木既给企业增添了秀美，又显出企业历史的厚重与悠远。
在这厂大门前不远处，站着一位女人，对过往的每一台轿车，无一例外地举起握成拳头的右手，抗议式的挥着手，口里还伴随着挥手的节奏喊着什么，听不清楚。她这一站就是两个小时以上。
有人说，这是个疯子，好像是孩子被一辆小轿车撞死了，受刺激过度，之后，对厂里过往的轿车就举手抗议，或者是咒骂。不管怎么说，这疯女人站成了交警了，每天从这里过往的小车，都会极其小心地驾驶。
只是，开小车的人经过这里的时候，有些不爽。鼎钢领导坐小车经过，心头总是掠过一丝不快。不过，更多的人说，这个女人可怜，她的儿子是技校毕业，后来读了函授大学。没想到，孩子就遭遇了车祸，最残酷的是她目睹了孩子死不瞑目的样子，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因而，那悲惨的瞬间已经深深扎根在脑海中，也许永远都抹不去。并且，她除却这个“当交警”的行为异样，其余生活均正常，生活也正常。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就会站在宽阔的厂前马路上，挥舞她的手臂，口里念念有词。她在马路上指挥交通，从早晨到中午，吃过午饭之后，下午在家里忙着家务，不在当“交警”指挥车辆。
这个指挥交通的女人，就是施力的老母亲。冯旭晖看这老太太当“交警”的时候，眼神虽然明亮，却有些游离，个头比较高，但也有些胖，还看得出年轻时的风韵。她挥手的动作干脆有力，一身穿戴都很整洁。雨雪天，手里就会多一把伞。如果换一个环境，换一种动作，人们绝不会把她与“疯子”联想到一起。
后来，鼎钢给了老太太一套“新房”，在远离厂前马路的一个家属区安排一套间，相信她不会大老远跑来“当交警”了。果然，厂前的“疯老太”消失了，那昔日“值班岗”的地方空空如也。
换了房子的老人家，突然失去了自我，只记得她的男人。成天在家里对着男人的遗像哭泣。遇到苏云裳、冯旭晖这帮同学去看望，变得木然了，不知道这些年轻人在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