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改得了“命”改不了“病”的“大一统”
创业者都有着大体相似的三观和彼此接近的双商。如果必须排个座次，有个榜单，则不得不承认，至少在政治想象力和文化创造力方面，商、周、秦三朝的开国君臣相较于帝制时代的后辈们，是处于顶流位置。
明明生活在“青铜”时代，他们确实当之无愧的“王者”。
后浪从未能把前浪吞没。他们将不断汲取前浪积累的社会和精神财富，壮大自己的体量和拍岸神力。历史大潮翻涌向前，从来就不是想把谁拍死在沙滩上。潮起潮落，总为滋养当世，孕育后世。
商王代夏，建立中心为“邦”，四面为“方”的政体，推行精致又残酷的祭祀文化。原始氏族制度全面瓦解，中国进入广域王权时代。
周王灭商，以“天下”代“神鬼”。“天下”比较类似国际联邦的理念，为了贯彻这个理念，周王建立了封土建国，多国结盟，制礼作乐，万民归一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以宗法、分封和礼乐三条线索，作为统治血亲、公卿和民众的纽带。三条绳即拧成一股，其合力牵引周王朝的大车追赶上世界潮流，与西方诸文明携手奔向轴心时代。
秦人从渭水上一游牧马部落发展为西部诸侯，趟遍“天下”生路死路血路火路，直到坐定“天下”共主位置时，不好意思，所谓“天子诸侯”这一套，嬴政表示玩够了。
创意者比较容易赢。人生赢家常常是特有幽默感的创意家。不过时代赢家就不太一样，他们往往是特没情调的创意家。比如，帝制创意之父嬴政，不仅没幽默没情调，甚至连基本人情味都没有了。至少从后世儒生、文人、士大夫和中学语文课本中看，是这么个样子。
“创意嬴”申请出战！
身份还是“天子”，但是现在请叫我“皇帝”！后世官宣时候，请写“始皇帝”！谢谢。
始皇帝和他的臣僚们把广域王权时代的政治创想发挥到极致，直至发生彻底量变——把“秦国”晋级为“秦朝”，却让它切实升级为“国”。秦人未必知道后人把他们的时代叫作“朝”，但他们真正活在了一个国家里，并与后辈们共享着同一片国土——中国。
但是“天下”一词还是要用的。毕竟它代表胸怀，代表态度，代表理想和责任，并且是统治合法性的认证和底气。至于建国制度，就三个字，“大一统”。
大，动词，“以……为大”，意即尊奉，恪守，无差别严格执行。一统，意即集权，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等诸般，天子一人说了算。
一统，就是郡县制。废诸侯设郡县，以任免代替分封，以任期和考核代替世袭。通过行政区划分级，确保人事、吏治、公文制度安排和权限集中在皇帝手中。
一统，就是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无论什么地域，什么血统，是农耕还是游牧，是蛮夷还是中原，全国上下形成一致的文化认同。
归根结底，一统的实质，是同一个版图，同一个梦想。
然而，创业者的命运未必长久，大秦帝国立国十五年后覆亡。钱穆先生认为，“因秦是战国时期封建国家之一，今各国相继崩溃，秦国乃是最后一个崩溃之国家，较前灭六国迟了十五年，认秦胜而打倒六国是看错的。”
这话有点深刻。你品，你细细品。一边品，一边可以想想隋朝，想想元朝，再想想它们后面的唐朝和明清。汉承秦制，实在具有历史指导意义。
汉代瓦当上，刻有“与天久长”四个字。从“天下”到“天”，诠释了大汉帝王君权意识和行为强化。
走了分封制弯路，又在黄老和儒家中摸索，两汉最终确立的以外儒内法为指导思想的一统制度，并走出好几波高潮，比如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中兴、光武中兴。
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220年，中国历史暂别乱世，进入一个统一政权时代。这441年，包括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15年，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新莽（公元8年-公元23年），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四个朝代，外加秦末起义、楚汉战争和赤眉绿林起义等时期。
可惜秦汉时期的统一，并不等于和平与稳定。如果对时间阶段继续细分，便会发现内外战争贯穿始终，鲜见绝对和平时期。毕竟统一需要代价换取，和平是有成本的。
试问，兵荒马乱来了，瘟疫疾患还远吗。
老子云：“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汉书》载淮南王刘安劝谏书中，也有“臣闻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气，薄阴阳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灾气为之生也。”
兵征不绝的秦汉大一统时代，想来也是病症不断的四百多年。
始皇帝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令蒙恬将30万秦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设九原郡。并将燕赵旧有长城连接起来，形成“万里长城”，作为阻挡匈奴南下的第一道防御屏障。
同时，向东派兵，武力威慑朝鲜；王翦、赵佗领军征服百越，设桂林、南海、象郡三郡
《史记?陈涉世家》引贾谊《过秦论》：“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会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二世元年七月，大泽乡起义，六国其旧势力跟进，蹭热度企图复辟。
到了年底，吴广和陈胜先后被杀。秦末农民大起义退潮之时，太史公笔下“啸命豪杰，奋发材雄”的刘邦与“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的项羽，又发起楚汉争霸战争。
秦代传世疫病档案和文献较少，详细病例难以发掘。回想战国时期，秦国因地理环境和战争影响灾疫不断。时隔不过20年，境况恐怕难有翻天覆地的改观。
统一后的秦朝疆域跨越两河直到华南，生态多样性和人口规模倍数放大，会增加疫病风险和抗疫难度。秦朝内外战争的密度和强度，更成为疫病爆发的催化剂。
尽管大一统体制下，组织动员抗疫的效率会提高，但疫病仍旧会伴随社会动荡，不期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