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盛世不是药神
汉朝建立，喘息未定。愿望是找四匹同款骏马驾车，现实是汉高祖刘邦不得不再度应对纷至沓来的内外战事。
这一时期在与匈奴的交战中，西汉军队始终处于下风。大汉王朝苦不堪言，常常要靠“捐公主”来换和平。匈奴也是被惯坏了，捐着捐着，竟然狮子大开口，要求“捐太后”。
《史记 匈奴列传》载，汉高祖驾崩，吕太后掌权时，匈奴冒顿单于“为书遗高后，妄言”。
具体妄言了什么，《汉书 匈奴传》里面说得详细：
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通“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冒顿的意思是，我居于荒蛮地苦人一个，放眼望去四野马牛羊草是挺多，可惜没个身边人；你中原最高等级寡妇一个，放眼望去举国贤能才俊是够多，但是也没个身边人啊。要不咱们俩人搭伙，彼此关照，互通有无吧。
群臣劝吕太后不必动怒。一个杀了爸爸、杀了弟弟、杀了后妈、杀了老婆、杀了马的狠人，断断不能是个“阿姨，我不想努力了”的奶狗。对服老狼的骚话，认真你就输了；但是对待孤狼的心机，不认真也是输了。
最终，这一场发生帝位新旧交替微妙时期的外交危机，被汉朝廷用高明的外交手腕成功化解，避免了一场武力对峙或交锋。
边疆局势吃紧，内部矛盾也日渐升级。集权和分权的分歧，演变成同室操戈。最严重的，属汉景帝时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
内乱平息后，景帝继续推行前辈倡导的与民休息政策。西汉王朝幸得近七十年的和平时日。直到汉武帝统治时期，匈奴再度撕破脸，骚扰边塞。
从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起，汉朝与匈奴交战九次。匈奴受到重创后北遁，汉朝收复失地，设河西四郡。解决了北方边患，武帝的军队继续向南和向辽东，先后平定南越，并讨伐朝鲜。
此后昭、宣两代帝王，一改武帝时代的穷兵黩武，全面经营内政，恢复经济。西汉王朝凭借文治和武功，在此时收获了中国历史上首枚盛世奖章。
这一轮盛世来之不易，除了内政外交，天子和臣民们也共同经受了瘟疫与灾害的折磨。
公元前181年，汉高后七年，汉朝军队讨伐南越王。《史记 南越列传》载，彼时“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
汉文帝时期，皇帝作《文帝议佐百姓诏》曰：“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水旱灾害连年不断，农作物欠收，引起饥荒，进而瘟疫流行。
据《汉书 天文志》载，汉景帝时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五月，“地大动，铃铃然，民大疫死，棺贵，至秋止”——春夏之交，先是发生地震，灾后疫病来袭，人死无算。人命生意供需失衡，棺材都涨价了。
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衡山国、河东、云中郡发生“民疫”——这几乎是一场广泛流行的疫病，疫区从南到北，包含江淮地区、黄河中下流域以及代北边疆地区。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瘟疫在南方军队中爆发。其时，“南海王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榷，未战而病死者过半。”（《汉书 严助传》）
汉昭帝时期，匈奴控制的西北地区因气候灾害，导致疫病时起时落，持续时间近20年，耕地、农畜、人口等损失惨重。在《汉书 匈奴传》中，这样记述：
“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民疫病。谷稼不熟，单于恐”。长时间低温雨雪等灾害性天气，导致游牧区牲畜死亡，瘟疫流行。对于靠天吃饭的地带和族群，一旦老天爷不赏饭了，那实在是让“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越发雪上加霜”啊。虽然没有更多详细的史料和考古证据，但是依据上述记载，此次“疫病”，或可是因低温寒潮引起风寒急症流行，而减产和断粮，降低了免疫能力和康复能力。
昭帝和宣帝是两位励精图治、帝业有成并头脑清醒、情深意重的君主，在高祖、文景和武帝的盛名之外，他们的名字闪闪发光；在“大汉雄风”的历史画卷中，应该有“昭宣中兴”的位置。
也许正是君主有为，国政中兴，因此在传世文献中，鲜见这一时期的疫病记载。
即便如此，《汉书宣帝纪》中，还是记录了皇帝的一句感叹：“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
公元前71年，汉宣帝本始三年五月，天下大旱；来年四月，多地发生地震，并引发山体滑坡，灾害波及49个郡国；公元前68年，地节二年九月，地震导致疫病大规模流行；公元前63年，元康三年，河南淮阳水灾后，在饥荒和疫病双重打击下，当地百姓死者过半。
想来宣帝刘询所忧所患，是“疾疫之灾”，更是“灾之疾疫”啊。
宣帝之后，有元、成、哀、平四帝。听这些庙号，也知道西汉王朝的巅峰时代已经过去。只待他们跌跌撞撞把前辈人品用尽，历史便要改朝换代了。
西汉中晚期四帝，孩子都是好孩子，可惜母上和老婆家人不行。也不是不行，应该是“很行”，“太行”了，倒衬得皇帝本人“不行”了。
皇帝有许多很能干的舅舅，和一个高智商高情商的二表哥，外加长寿的王皇后太后太皇太后，外戚集团合力，没打出几张好牌，西汉王朝便推倒和了。
疫病不是时局的晴雨表，却有点像复仇的鬼魅。好的时候它来唱反调，坏的时候它雪上加霜。政局动荡下，疫病不断，两相夹击，刘姓子孙便从未央宫的宝座上摔下来了。
搜索诸如《汉书》等正史中的只言片语，已知昭宣之后，元帝年间，流行于西汉境内的瘟疫有：
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六月，民疾疫”；“九月，关东大水，郡国十一饥，疫尤甚”。同一年份，夏秋两次瘟疫，可谓史无前例。
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夏天，关东地连遇灾害性天气，民间饱尝饥寒疫病之苦。
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浙江发生瘟疫，死亡三万余人。
公元前37年更是大凶之年。有史可查的种种灾害交替出现，饥荒和瘟疫无情肆虐人间。这一年是元帝建昭二年，“民人疾疫，《春秋》所记灾异尽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