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家抵达杭州，已是元祐四年七月初了。
哲宗继位后的这四年里，苏轼从贬谪中起复，到距宰执之位一步之遥，还又是侍读又是知礼部贡举的，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如饮水者，冷暖自知，他虽然是个天生的乐天派，可这几年受到的攻击也让他对官场，尤其是作京官感到厌倦了。
他屡遭弹劾，说得太多只是一方面，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地位使然，文坛的声望地位为其一，宣麻拜相之势为其二，他又没有庞大的势力做后盾，自然成为最易攻击的靶子。
北宋时的杭州还很普通，远不如东京那么热闹，也没有后来临安时的繁华，但对苏轼而言，杭州却是不一样的。
这是他第二次来杭州做官了，上次是通判，这次是知州，杭州人民爱他，乌台诗案时朝廷来杭州收集苏轼的诗文做罪证，杭州人便十分鄙夷这种行为，后来苏轼被贬黄州，杭州人还派代表给苏轼送过特产。
所以再次回到杭州的苏轼，隐然有归乡之感。
但是在此出生的苏过，则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杭州的知州官邸自然比不上他精心布置的农庄，先行过来的高伸除了买下个空置的工坊外，什么都没做，干等着苏过到来。
高家三人中，高俅最为得力，有主见还能说会道，高杰毛躁且没脑子，但听话有武力，高伸则不显山露水，平素最像个商人，所以苏过才带上他。
高伸汇报道：“杭州的吃穿用度皆与北方不同，而且此地人轻浮求奢，喜欢盖华丽的屋舍，商贾盛行，我们这样的外来户很难立足。”
苏过点点头，和他预计的差不多，自神宗皇帝解除海禁之后，杭州作为两浙路市舶司的所在地，商业氛围远比地处中原的东京浓厚，寻常生意在这里比比皆是，苏过就算是猛龙过江，也根本挣不到什么大钱，所以他从一开始的计划就是响应朝廷“开洋裕国”的号召，进行海上贸易。
不过也是因为西夏占据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要道，所以才有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听他这么说，高伸劝道：“出海所需的船只、人手，恐怕短时间内都解决不了，带过来的工匠也完全派不上用场，还是得一边找点营生，一边做出海的准备才好。”
苏过笑道：“那就随便制点香水吧，后面去海外也是要采购香料、药材的，先把工坊运作起来再说。”
高伸点头称是，毕竟其他东西也竞争不过地头蛇。
苏过想了想，又道：“不要与本地商人起冲突，后面要出海，指不定还得与他们合作的。”
高伸笑道：“衙内放心，这个我们省得。”
在两人商量生意的时候，苏轼正在与杭州通判杨蟠商量救灾的事。
浙西一带自去年冬日起便雨水过多，导致多地的早稻迟迟无法施种，等到五六月间，水是退了，可种下晚稻后，又开始一直不下雨，待苏轼到时，已成旱灾。
一年中两季水稻全部遭灾，今年的减产是肯定的的，而杭州的米价已然开始上涨，这样下去，明年的春夏之际，青黄不接之时，浙西百姓肯定会有动荡。
所以当务之急是解决缺水的问题，其次是平粮价，筹粮赈灾。
苏轼的法子简单粗暴，直接找朝廷要钱要粮，缺水首先需要疏通河道，这自然需要花钱招募人手；粮食方面不用朝廷给，只需朝廷暂缓收粮便可，苏轼上书要求朝廷暂时减收本路今年一半或三分之二的上缴米粮，等以后丰收了再分年偿还。
这个方案已经相当人性化了，宋朝在这方面的制度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可挡不住人有问题，所以苏轼的折子递上去很久都没有得到回应。
不过苏轼可不是一般知州，立马又给执政的几位大佬写信，包括文彦博和吕大防在内都收到了苏轼的求救信。
多方呼吁之下，朝廷总算是批下来了，同意地方保留上缴米粮的三分之一。
所以说你要掀屋顶他就同意开窗的这套逻辑，在哪个时代都适用，另外的一套逻辑则是上司永远会打点折再答应你的要求，不然他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这个道理苏过懂，可苏轼不听，选择缺多少要多少，导致粮食还有缺口。
这里面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苏轼其实还可以以赈灾为由办理救荒的贷款，这个是有政策的，后面再让百姓们偿还就是了，但苏轼没有这么做，他采用的是留下部分上缴粮再进行平籴的做法。
这是他的政治理念，放贷于民无疑会让他想起新法中的青苗法，他这次的做法苏过也是赞成的，缺粮的时候给钱肯定不如给粮食。
苏过一直专心在苏轼身边学习，他太缺少这种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了，后世的人无法解决当世的问题，这很正常，因为基本的逻辑都不一样。
像这次浙西这个程度的灾害，在这个时代属于司空见惯的事，古代种田可不就是靠天收，所以朝廷不会专门拨粮，一般都是靠地方自救，和后世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完全不一样。
当然，如果遇到了重大灾害，朝廷还是会采取粮食赈济和减免赋税之类的做法。
遇到不懂的问题，苏过便立即向苏轼请教，让坡仙这段时间完全找回了作父亲的感觉。
但也有产生分歧的时候，比如关于度牒一事。
之前提到过，苏轼向朝廷要钱，但不是要的金银铜钱，而是度牒，就是出家人的身份证明。
在宋朝，想要出家，必须先得有一份由中央发下来的度牒，再去寺庙里面剃度。别小看了这个东西，它可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最多时甚至超过朝廷岁入的十分之一。
度牒这么值钱，并不是因为想出家的人多，哄抬了物价，而是出家的好处太多了，和尚不用服兵役、劳役，不用交税，寺庙的田产也不交赋税，所以地主也需要度牒。
朝廷没钱，出售度牒也是常规操作，可在苏过看来，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发的度牒越多，不交税的人就越多，收不了田租的土地就越多，然后就越没钱。
苏轼则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出售的度牒毕竟有限，所以危害并没有苏过所说的那么夸张。
一次两次确实没什么，但你年年卖，打着各种由头的卖，年复一年的下来，交税的人少了倒还没啥，能收田租的土地越来越少了却是致命的。
不过眼下苏轼无心掰扯这个，因为朝廷的度牒拨下来了，但他被人穿小鞋，杭州仅得了三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