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近六百年前，时当明朝中叶，出现过一个品格作风大异于常人，出奇地怪诞放荡的皇帝。
此人姓朱名厚照，年号正德，庙号武宗，是明朝第十代皇帝。他年刚十四岁就继位登基，直到三十岁猝然去世，在位十六年（1506—1521）。这十六年剧变频起，政情险塞，祸乱相继，事多悖离政俗世情，奇骇莫测。很主要的原因是，朱厚照根本不顾及当时被尊为最高圣典的《皇明祖训》，肆意蔑视传统的纲常名教，狂妄与狂想加上强烈的自我表现欲，使他极度自恋，不可自拔。他先后宠任权奸恶宦、娈童班头和野心勃勃的武夫为亲信，肆无忌惮地联手作恶，建豹房、收义子、调边军，狩猎无度，又极其贪婪，霸建皇庄，广设皇店，挥霍国帑。更轮番微服出幸，假名御驾亲征以遂游乐之兴，自加大庆法师、镇国公、威武大将军等古怪头衔，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迫害直言劝谏的臣僚。他还蓄收女嬖，大量抢掠妇女，包括孕妇与寡妇，可谓恶行昭彰。时人及后代史家痛斥其为荡子皇帝、混世魔王、淫虫恶棍等，都是有根据的；又指责因为他的胡作非为，“祸延朝野，狂焰四沸”，导致危机四伏，国将不国，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但是，脸谱化的形容和粗线条的描述，似乎还未能深入地反映出正德皇帝其人以及所谓正德时代的具体实情，还存在不少扑朔迷离的矛盾和疑惑，以及难以草率回答的悬念。
譬如：正德的狂悖秽行，对当时的国政民生确实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冲击，时人痛切地认为国势已经到了病革垂亡、危如累卵的地步，也有人直指其所作所为是“桀纣之行”，死有余辜。但是，事态发展的结果，却与舆情民愿大有偏差。正德的恶行虽然类近夏桀和商纣，而且在某些方面花样翻新，比之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其本人的命运却与两位“前辈”大相径庭：夏桀出奔而死，商纣兵败自焚；而正德却能够在臣民共指、众叛亲离的状况下，“寿终正寝”于豹房，还被礼貌地尊悼为“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经过正德败行的严重颠覆，明王朝却应亡而未亡，而且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中，跌宕起伏地维持了百余年的国祚。历史弄人，善恶不彰，实在令人诧异。
又譬如：正德本人并不是一个愚蠢弱智之辈，他个性聪颖，多才艺，好学习，反应敏捷，擅长书法，能挥笔草书大匾额，“作诗挥笔辄就”，“能自度曲被歌声”，他还学会了梵文，也有意学习西文语言，对新鲜事物反应灵敏。他的这些个性特点，即使只是因为爱慕新奇和纵情享乐，也实在不容忽略。他不太讲究身份的特殊高贵，也不介意皇威尊严，与嬖童义子同卧起，偕同在坊间狎妓宿娼，“微行”于市肆，甚至在商铺中扮作小伙计，吆五喝六，推销议价，引为大乐。这样的聪明才智和造诣，却无助他成为匡国济民的有道之君，反而成了他刁钻古怪地追欢纵欲的本钱。这样的人格障碍和禀性异化，原因何在？很是值得深入探索。
又譬如：正德时期特殊的政治格局和人物动态，存在着一些微妙的征象，也应该引起特别的注意。大体说来，正德的暴戾恣睢、执拗拒谏，在朝野人士中引起急剧的分流和冲突，谄谀与抗争并存，有人拼死抵制，更有人为虎作伥，从而激发起不同层次的激烈冲突。
前来诤谏的，不但有尚书、侍郎等高官以及御史、给事中和各部署的中层官员、翰林士子，甚至有贴身的御医、御前锦衣卫、天文生员，等等。他们纷起非议，卷入抗争的怒潮，甚至不惜扶榇上朝以表示决心，引刃自裁于宫门，期望以忠忱和鲜血唤醒迷惘，但都罹入刑网，被采取诸如刑杖、百官罚跪天街、谪戍远塞，甚至杀戮等野蛮手段来镇压。但奇怪的是，作为辅政中枢的内阁，十六年间却大体保持稳定，除了在正德元年十月，因为受到刘瑾等“八虎”的重大压力，贬退了内阁首辅刘健和阁臣谢迁以后，再未见有严重的驱逐改组。直到正德七年年底以前，内阁基本上是由李东阳、王鏊、杨廷和、梁储等主持阁政，虽有佞人焦芳一度入阁，但旋进旋退，无法久安于位。东阳退休以后，便由杨廷和、梁储、蒋冕、毛纪等人长期担任大学士之职，直到正德十六年三月正德辞世之前，未有大变动，正德时期宰辅人员的稳定在明史中是有数的。其间内阁职权虽然大受削弱，地位尴尬，但对于正德的一系列乱政，却还是一贯保持着异议和力谏缓冲的态度，有时也敢逆批龙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官绅和社会的意见。奇怪的是，这样风格的内阁却能够在朝廷中枢赓续存在，与整个正德时期相终始。内阁于混乱中亦保持有微弱的政见，是勉强维持日常的政务动转，使“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亡”的重要原因之一。皇帝与阁臣的关系时张时弛，但终未决裂，这是由于正德的宽容顾忌，还是对这批重臣情非得已的让步？是因为必须借助这样的架构以维持乱局，还是由于各种复杂的矛盾因素而形成这样奇怪的政治组合，根底的原因又在哪里？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大臣和作为舆论代表的谏官士人中，不少人因为直言进谏，敢于抵制和批评正德的倒行逆施，遭受到诸如廷杖、罚跪、下狱、革官、抄家、谪戍、流放以致斩绞之刑，有些人甚至屡受凌辱和毒刑，侥幸逃得性命。但奇怪的是，当皇族中有藩王造反，或者农民暴力反抗声势浩大，已危及正德皇座的关键时刻，这些惨受过奇刑重创的人，却往往能奋迅而起，拼尽死力声讨平叛，坚决捍卫正德的皇统，矢志不渝。正德朝之能幸免颠覆，这类刑余之人实有过决定性的贡献，其底细原因又在哪里？
又譬如：从正德的言行，似可以窥见当时的宫闱隐秘，异乎寻常的亲情关系和恩怨情仇。正德对于两位皇族尊长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一是对其祖母，就是宪宗成化皇帝的遗孀，当时称为王太皇太后，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十三年二月，正德出游宣府，闻知王氏去世，立即单骑冒雪，奔驰三日回京发丧，自称“哀痛悲切非常”。在营修王太皇太后陵墓开凿隧道之时，他又拒绝群臣谏阻，亲自去昌平视察工程。到六月出殡入葬之时，更冒着炎热盛暑，甚至拒乘金辇，坚持骑马送殡，又跪行陵前，亲视入瘗。之后，又在陵帐住宿，历时两日，才奉王氏的神主还京。正德对于王太皇太后的孝敬远远超过了明朝皇家礼仪的规定，表现出诚挚深固的亲情。这在他一生中是从未有过的。
与此相反，他对于孝宗弘治皇帝的皇后，号称是他亲生嫡母的张太后却一直采取极其冷漠的态度。在位十六年，除了在皇室的重大典礼上偶尔相会，从未见他晋谒坤宁宫朝拜的记载，母子形同陌路。张太后虽然耿耿于怀，但亦无可奈何。到正德朝后期，传说张太后痛感面临大乱，曾暗与杨廷和等合议，有意废立，或趁非常大丧之际，彻底翻盘以改变局面。母子二人已隐然成为政敌。这样极不正常的复杂宫闱关系，是否也从侧面反映出曾流传了数百年的所谓“正德生母之谜”，在正德心窍中确实深藏着诡谲的恋母情结？是否为这个亦真亦幻的隐情提供了不容忽视的旁证？它对正德的品格和正德时期政局的影响，又是否也有着经过发酵的投射？
又譬如：正德本人自少崇尚武功，一直幻想能够扬军威于边塞，气壮山河，超过历代帝王，百世流芳。嗣位以后，更是追求以皇权兼统帅权，甚至是直接领兵征战的将权，屡次自加“镇国公”“威武大将军”等名号，总想亲自斩将搴旗，攻城拔寨，做大大的盖世英雄。这既反映出他极度自我膨胀的虚荣心理，也反映出他对自身历史定位的焦虑。是否真能超越前代所有帝王，建立空前神功的担心，是支撑其狂悖行动的精神力量。他昧于形势，不度德，不量力，刚愎自用，以蛮干为威武，轻启战端。而又临战鲁莽，战略失误，差一点儿被俘遭殃，大损军威，受到应有的惩罚，却又不肯认输，不惜捏造战功，虚夸胜利，伐功矜能，贻人笑柄。但是在军行途中，正德又能经常“却辇马，佩弓矢，冲风雪，历险阻，往返数千里，不以为劳”，又亲临战役前沿，在第一线指挥，顽强奋战，临危不殆。正德捍卫边塞和驱逐犯敌的勇敢和决心，而且不恤冒险犯难，这在历代帝王中是罕见的。这样的品格行为何以产生？是功是过？是否其志亦可嘉？是否也有微劳足录？都是一个聚讼多年的悬念。
更譬如：正德的纵欲暴虐，史书有着大量记载。他不理会冷置深宫的后妃，而在豹房内外大量蓄锢美女，还不论先后驻跸在大同、宣府、扬州、南京，甚至在巡游沿途州县，都下旨强行“搜刮妇女”，将无数女人囚禁于密室，或强载在特制花车之内，混同僧俗，着令跟随皇驾行进，组成一支史所罕见的淫乱队伍。对于这些掳劫而来的妇女，除少数被他奸占以外，绝大多数或因饥寒毙命于沟壑，或被尽情折磨凌辱，等赏玩厌足之后被驱出遣回，还出陈入新，换上另外一批俘获而来的性奴。正德疯狂的占有欲，似乎体现出他对个别女人宿怨的报复。
更恶劣的是，他在严令搜刮的妇女中，又特别强调要着重选掳其中的寡妇、孕妇和处女。挟皇权的威势以强蛮劫掠，必然会酿成大灾难，迫使一些不幸的女人陷入牢网，惨遭蹂躏。这种恶癖完全违背传统道德，将一切皇纲国法置于不顾，极大地摧毁社会世俗伦理，完全是一种兽性的表现。它必然会使民怨沸腾，不少人为此携妻带女逃窜于山林，更有人为了保卫妻女愤而参加造反，用刀枪来反抗他的恶行。
但是，在正德的感情领域和性取向方面，又存在着极为特殊的例外。
正德晚年，从十三年起以至去世之前，在他身边出现过一个女人，就是在太原索掳而来的乐籍已婚女人刘良女。正德对这样一个女人情有独钟，嬖宠异常，不论出巡在太原、榆林、宣府、偏头关，还是返回北京以至南下扬州、南京，都必带着良女亲密随侍，偕同饮食起居。正德一些悖理反常、出猎扰民的行径，或者盛怒任性鞭挞内侍宫女，甚至贬谪惩治来谏官员的时刻，往往因良女进劝，便一笑而解，这是任何贵宠臣僚都做不到的。正因此，良女便扮演着一个特殊的角色，连钱宁、江彬等人都恭敬奉承，尊称她为“娘娘”。
刘良女是正德一生中用情最深、至死不渝的女人。他毫不在意贵贱之分，也不畏惮非议，实际上亦不看重秀色佳丽，而是看中了良女内涵中母性的敦厚温良，似乎恰好填充了不知生母谁属而引为毕生哀痛的大憾。他对良女示爱，根本不遵守任何礼教体统，甚至远远超出一般人情规范。例如，他在南巡进行所谓御驾亲征时，曾经安置良女在通州候召，并取一支金簪为信物，嘱命只有来迎接的人执以为信，良女才可启行。但他在途中驰马失簪，大索数日不得，及至到达山东临清，害怕良女未见簪而不敢来，竟然不通知内外侍从，独自乘快舸日夜疾行，北上通州的港口张家湾，来回十五日，才亲载良女南下。随驾的官员发觉皇帝失踪，惊慌失措，分头追寻未获之时，皇上却亲载良女回到临清。又如，龙驾到南京后，他常偕同良女遍游各大佛寺，竟下敕令着人绣制特大的幡盖幔帐和经帘等物，普遍竖立在各寺的大雄宝殿和寺门内外四壁，在幔帐内堂而皇之地大书“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与夫人刘氏施用”的金字。江南士人当然都知道所谓的大将军镇国公朱寿就是当今皇上，夫人就是乐籍女子刘良女，认为这样书写幔帐是亘古未闻的丑事，是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做法。
一方面，他疯狂搜寻和残害无以数计的妇女，可以说是一个贻祸全国、遗臭万年的恶棍；但另一方面，他又对某个女人一片深情，缠绵悱恻，以至倾诉衷肠，甚至可以接受其一些婉劝，直到离世仍此情不渝。对女人从极滥到罕见的专宠，从极度暴虐到极度的体贴，这种奇异的畸恋，竟然集于一人之身，特别是一位皇帝！其中的心理隐秘何在？
当然，这个非常时期令后人疑惑的大小悬念还有很多，难以在此全部举出。无论如何，正德是一个具有特别秉性的历史人物，正德时期是一个复杂而动荡的时代，其中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折射出历史中鲜明的时代痕迹：官场人等的正邪分流，人性善恶的矛盾变换，等等。有人为牟取私利而奉承迎合，高唱谀媚之调，甘当打手和帮凶；也有人出于救世和义愤，无畏无悔地抨击丑恶，不顾杀身灭族之祸，义无反顾地捍卫道统和良知。这些生动鲜活的事件和人物比任何升平年代都众多和突出，矛盾冲突更为集中和尖锐。对于这样一个乱象丛生、是非颠倒、混乱不堪的时代，如果能遵照历史原本的发展脉络，加上文学血肉的合理填充，充分描绘以正德皇帝为中心的各类人物形象和变化多端的故事情节，或能丰富浓缩简枯的历史记录，有助于人们了解时人时事，体会时代的突兀变迁和未来的历史走向。
笔者不揣浅薄，草拟这部的稿本，算是一次大胆的探索。当然也有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成为一次失败的试验。不管怎样，历史是一面镜子，后来的世事人情，或者可以从中照出影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