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留在中条山的中国军队被日军战败，一部分牺牲，他们至今连姓名也没有留下，一部分逃过了黄河，盼望着能够打过黄河以北来，一部分做了战俘，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九死一生。
而一直到抗战胜利，中国军队都没有打过黄河以北。
1941年5月，尽管日军占领了中条山，却再也无力进入西北了。
那支在中条山中坚守了两年半，挫败了日军11次进攻的第四集团军，他们此后的命运如何？
第四集团军渡过黄河后，驻扎在河南偃师、汜水、巩县、广武一带，担任河防， 阻击日军渡过黄河。日军占领了中条山后，曾派出一支部队从邙山偷渡，被第四集团军三十八军击败。
邙山位于洛阳市北，黄河南岸，系秦岭山余脉，为洛阳的天然屏障。传说这里风水极好，所以成了东都洛阳历朝历代的官家墓地，邙山上已无一块卧牛之地。 民间有“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的谚语，唐代诗人王建《北邙行》这样写道：“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置处。”白居易的《浩歌行》中也这样写：“贤愚贵贱同归尽，北邙冢墓高嵯峨。古来如此非独我， 未死有酒且高歌。”
唐代的邙山都已经没有掩埋之地，更何况现在。
想来，当年三十八军在邙山上抗击日军的时候，高耸嵯峨的墓碑和高髙隆起的墓茔，是天然的防御工事。
在河南，第四集团军依旧开办干部培训班。
在一次培训班上，孙蔚如向学员们讲起了当年替杨虎城守法的事情。卢沟桥事变后，孙蔚如两次面见蒋介石，愿意替杨虎城守法，让杨虎城出来指挥陕西军作战。他恳求蒋介石说，双十二事变，杨虎城是出于爱国的目的，出于对日寇的愤慨，“论带兵，我是书生；论打仗，杨先生比我强得多，为了国家民族，请委员长三思”。
然而，蒋介石没有同意。
孙蔚如文武全才，他的书法、诗词都造诣极深，而且非常讲义气，看淡名利， 与士兵同甘共苦，所以，陕西军从上到下，都非常敬重孙蔚如。将士一心，同仇敌忾， 这也就是陕西军能够打胜仗的原因。
1943年，统帅部又将三十八军从邙山一带调离，调来汤恩伯部队在邙山坚守。
1944年4月19日夜晚，日军突破了邙山阵地，汤恩伯的85军一路溃败，日军接着用主力步兵两个师团、装甲第三师团之一个旅团，向第四集团军阵地实施攻击。第四集团军九十六军坚守左翼阵地，路云亭营坚守虎牢关据点，日军前锋部队攻击七天七夜，援兵增至两个联队，依然无法攻破虎牢关天堑。后，日军被迫采用迂回战术，占领了西十里铺，截断了虎牢关与大本营的联系，虎牢关守军弹尽粮绝，弹药难以为继，便趁夜色撤出了虎牢关，而日军在虎牢关也丢下了近千具尸体。
仅仅一个虎牢关，就让日军攻打了七天七夜，付出了千个士兵死亡的代价， 从1940年撤离中条山到1944年虎牢关战斗，时隔四年，日军又见识了杂牌军陕西军的强悍战斗力。这支由陕西冷娃组成的军队，打起仗来从来都不要命，有一股二杆子劲，日军在这些二杆子面前感到畏惧。1944年的陕西军，都是从中条山血战中杀出的威武之师，他们在坚守黄河南岸时，几乎没有什么大仗，所以也没有多少伤亡，这些士兵都是当年那些在中条山中与早期日军血拼的老兵；而日军就不同了，1944年的日军，兵力已经严重不足，敌后战场上的很多日军都是新兵， 这些没有打过大仗的新兵，战斗力是非常孱弱的，怎么能与在中条山中血战了多年的陕西军老兵一对一地较量？
日军在陕西军坚守的阵地上吃了大亏，便改变部署，派一部分兵力牵制陕西军，主力用来进攻汤恩伯阵地。
孙蔚如的军队是杂牌军，汤恩伯的军队是中央军，日军先前以为陕西军比中央军好打，没想到在陕西军面前丢盔弃甲，醒悟过来后，这才将主力用来攻打中央军。
汤恩伯的中央军阵地像豆腐渣工程一样，让日军轻易就攻破了，然后，日军接连攻陷密县、襄城、许昌、临汝、宜阳等地，直逼龙门。
龙门陷落后，统帅部又命第四集团军向洛阳以北的邙山挺进I第四集团军向邙山行进一天，统帅部又命反攻汜水，向着汜水行走一天，统帅部又命向偃师进攻： 长途奔袭来到偃师，刚与日军交战，统帅部的命令又来了，这次是要求第四集团军到新安西南地区。
第四集团军的战报中这样写道：“数万大军进退如此轻忽，统帅部之企图令人无测。”
一场这么大的战役，统帅部朝令夕改，忽左忽右，这和当年中条山战役如出一辙，统帅部坐在大后方，对着地图发号施令，哪里懂得前方将士是如何拼杀的？ 是如何浴血奋战的？
纵然这样，第四集团军仍旧在洛阳地区打了好几个伏击战，广大民众送军粮、 抬担架、运弹药，异常积极。当地武装聂玉堂、聂振寰还带来几百人枪，帮助第四集团军作战。而豫西别处，民众一看到汤恩伯的军队，就逃跑一空，中央军想找人带路询问，连一个人也找不到。豫西战役失败后，中央军各指挥官向重庆方面抱怨：豫西民风剽悍，袭击中央军，帮助日军，是非不分。而河南参议会则回电： 人民袭扰各军，何以不袭扰第四集团军，且帮助之。此纪律不良有以致之，自己战败岂能委过于人民？
整个豫西战役中，日军在第四集团军面前都没有占到便宜。当时，日军的广播中也有“与彼第四集团军作战，未能击破主力”之语。日军还在广播中讽刺汤恩伯的军队说：日本人在国际间赛跑从不落后，此次与汤恩伯作战，却是望尘莫及。 日军的这句话是讥讽汤恩伯的军队一打仗就转身狂奔，日本人撵都撵不上。
1945年7月，孙蔚如被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他带着张境白的警卫团先行赴任，赵寿山的三十八军随后开进。孙蔚如上任后，立即布置进攻宜昌，突然接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三十八军便停止开进。
这时候，第六战区秘书长是连瑞琦。我小时候曾经多次见到过连瑞琦，他每天下午从山沟里走上来，腰杆笔直，昂头挺胸，完全一副军人的姿势。我只听人说他解放前当过大宫，但是不知道他是谁。直到他去世后，才知道他有过非常显赫的经历。可惜，那时候我太小，没有采访他。
日本投降后，孙蔚如任武汉战区受降主官，接受冈部直三郎大将第六方面军的投降。李兴中任第四集团军司接受郑州日军投降；赵寿山任第三集团军司令， 驻扎甘肃武威，保障甘南新疆交通要道的畅通。
孙蔚如和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一的十八军胡琏关系很好。胡琏也是陕西人，陕西人极为看重本土情谊。孙蔚如有一位换西厨师，陕西饭做得很好，胡琏每周都会来到孙蔚如公馆吃午饭，每次吃完饭都要谈论很久，经常还会吵起来， 因为两人政见不同。但是吵归吵，吵完了还是好朋友，有时候胡琏吃完了晚饭才离开。胡链来的时候，孙蔚如列举了蒋介石反动独裁、日本投降后接收大员贪污腐化等丑事丑闻，劝胡琏认清形势，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要给自己留有余地。 胡琏认为孙蔚如分析有道理，但同时又说他深受蒋介石和陈诚的栽培之恩，不能做对不起他们的事情；但是他也不会出卖朋友，对两人之间说过的话严守秘密。
1946年，第六战区撤销，成立武汉行营，程潜为主任，孙蔚如为副主任，实际已经被完全架空，他每天除了去办公室转一圈，其余时间以与随从下棋打发时光。
1947年，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白崇禧任总司令，总揽一切大权，程潜与白崇禧矛盾激化。
1948年，蒋介石撤销武汉行营，成立长沙绥靖公署，程潜任湖南省主席兼长沙绥靖主任。孙蔚如被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淮海战役时，胡链受伤，孙蔚如派人前去上海医院探望。胡琏伤愈后，也前来拜访孙蔚如表示感谢，并对孙蔚如的远见卓识深表钦佩。
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高官要员纷纷前往台湾，胡链来与孙蔚如告别， 孙蔚如明确表示，他不去台湾。胡琏问孙蔚如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孙蔚如说：“有两名部下想去台湾，你带上一起去。”胡琏就将两人带走了。
全国解放后，陈毅探望孙蔚如，并传达周恩来指示，邀请孙蔚如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与此同时，二野特种兵副司令员孔从洲也来探望孙蔚如，孙蔚如让身边工作人员跟着孔从洲一起走，他说：“跟着我没有出息，跟着孔副司令员多学习， 学会本事，共产党是靠本事吃饭的。”
1979年7月27日，孙蔚如去世。
说完了孙蔚如，再说说赵寿山。
1946年，内战爆发后，赵寿山以出国考察的名义，脱离了国民党控制。1947年， 他宣布起义，进入冀鲁豫解放区。1948年1月，赵寿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赵寿山先后担任青海省主席和陕西省省长等职务。
1956年6月20日，赵寿山在北京逝世。
李兴中在孙蔚如升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后，接任第四集团军司令。
之后，第四集团军番号撤销，李兴中被闲置。
内战开始，李兴中不愿意打内战。
1947年初，陈诚曾约李兴中来到南京，询问他的想法，李兴中说：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事情，我不干。随即卸职去了上海，不愿再在军队中干。
后来，李兴中经于右任提名，担任监察院监察委员，化名在《大公报》等报纸上发表反对内战的文章。
全国解放后，李兴中来到北京，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不久，出任河北省交通厅厅长、民革中央委员等。
1962年7月24日，李兴中去世。
孔从洲很早就与地下党有联系，抗战时期，考虑到统一战线，一直没有率部起义。
抗战结束后，孔从洲担任郑州洛阳警备司令。1946年5月，孔从洲在河南巩县起义。
1946年9月，孔从洲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长， 后参加解放战争。
1955年，孔从洲授中将军衔，先后担任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军委炮兵副司令、 炮兵学院院长等职。
1959年，孔从洲第二子孔令华与毛泽东之女李敏结婚。
1991年6月7日，孔从洲逝世。
李振西在第四集团军移师河南后，担任一七七师师长。孔从洲在巩县起义时，李振西奉命追赶孔从洲。
1949年，李振西在四川茂县率部起义。
解放后，李振西被判入狱14年，后平反，担任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高桂滋在中条山战役后，率领十七军移防河南渑池，重整军队，救助难民， 为豫西民众所称赞。
抗战胜利后，高桂滋担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内战爆发，高桂滋不愿打内战，曾将胡宗南围堵解放军中原军区的计划，和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计划，秘密告诉地下党员，并想尽千方百计，推迟了进攻延安的时间。 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曾想让高桂滋担任前线总指挥，被他拒绝。
全国解放前夕，身在重庆的高桂滋为了逃避去台湾，躲在一家外国人开设的医院里，直至重庆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桂滋先后担任农林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后，又担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
1959年1月6日，高桂滋去世。
李家钰，生于四川蒲江，在川军中累功升至四十七军军长。1937年9月，抗战仅开始两个月，李家钰就率领18_人从西昌出发，单衣草鞋，行程4000公里， 抵达晋东南抗日前线。在驻防长治期间，与八路军联合抵抗日军。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途经长治，李家钰邀请刘伯承为营以上军官讲解游击战。
1938年春，李家钰在朱德、彭德怀指挥下作战，在东阳关战斗中，重创日军一O八师团一〇四旅团一部，自己也伤亡惨重，仅营长就牺牲四名。当地百姓在东阳关修建“川军抗日死难纪念碑”
1939年冬，李家钰升任三十六集团军司令，统辖第十四、十七、四十七三个军的兵力。后，李家链率部担任黄河防务，在日军占领中条山后，李家钰多次派部队渡河北击日军。四川慰问团曾来河南灵宝县李家钰驻地劳军，李家钰手书“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以明志。
1944年春，日军发动豫中会战，相继占领郑州、许昌、洛阳等地，第一战区各部西撤，李家钰担任后卫阻击。5月21日，李家钰在河南陕县秦家坡遭到日军围攻，力战身亡。
在抗战时期，中国有两个集团军司令阵亡，一个是张自忠，一个是李家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