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血战后，从1939年下半年到1941年上半年，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日军对中条山的大型进攻，只有望原战役一次，时间仅十多天，就很快被第四集团军击败。很多老人都说，这将近两年的时光，是中条山八年抗战中，最平静的一段时光。
1939年秋，卫立煌在第一战区司令部所驻扎的山西省平陆县太寨村，成立了一座儿童教养所。这所学校收养和教育的是平陆、夏县、垣曲、绛县等沦陷区的孤儿，学生最多的时候有500多人。
当年，儿童教养所没有校舍，太寨村的村民就腾出了 20多间房屋，做孩子们的教室和宿舍，而教师有30多人，有的是留学生，有的是大学生，他们教学有方， 知识全面，学生们都很喜欢听他们讲课。
太寨村的老人们说，那时候，每到夜晚，学生们就集中在村庄外的打麦场（打麦场农闲时候就做了学生的操场），听老师们讲述时事，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讲完后，孩子们就一起唱起《义勇军进行曲》，嘹亮的童声在村庄的上空飞扬，惹来周围几个村庄的村民前来观看。
500名学生和30名老师集中在一起，吃饭是个大问题。他们的伙食只有依靠第一战区司令部接济，可是战时生活很艰苦，第一战区司令部也没有多余的粮食， 师生的生活费用就依靠河南省财政厅拨付。孩子们生活很艰苦，伙食以小米为主， 很少有面粉，也没有蔬菜，村民们就教老师怎么做黄豆芽。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黄豆芽，成为了孩子们唯一的蔬菜。孩子们脚上穿的鞋，刚开始是用麻编织的，后来没有麻，就用草编织。孩子天性喜欢玩耍，在山路上蹦蹦跳跳，草鞋很不耐穿， 老师就给孩子们制作了木板鞋。在一 ±夬木板上钻几个窟窿，穿上麻绳，绑在脚上， 就制作成了木板鞋。
曾经有一次，学校断炊了，没有吃的，老师就带着孩子们集体讨饭，一直从平陆走到了夏县募捐。没有经历过抗战年代的人，是无法想象那时候的孩子有多可怜。
即使条件这么艰苦，这所学校都一直没有停办。老师和学生都知道，这种平静的学习生活实在来之不易，和沦陷区战火纷飞中流浪的孩子们相比，他们已经算是幸福的了。
这所学校除了教授孩子们文化知识，还教会孩子们一些战争中的生存技能。 组织学生军训操练、救护伤员、制作担架，还教孩子们如何辨认路标、寻找队伍、 避开地雷、看星星和树木辨别方向。
闻喜县抗日民主县政府也在该县的大峪村开办了一所学校，教师只有两个人， 都是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学校设在一座荒芜的破院子里，学生有50多人，都是孤儿。当时，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在院子里拔除荒草，平整土地，夯实台阶，自制桌凳。没有蔬菜，孩子们就在旷野寻找野菜，没有厨师，两名老师就亲自切菜、蒸馍、 煮饭I没有柴禾，老师就带着孩子上山砍柴，没有床，两条凳子并起来就是床。
这两名老师，一名叫剡希何，一名叫张吉辰。
剡希何是山西牺盟会成员，幼年丧母，成年后又目睹父亲、妻子、岳母被日军炸死。他自费办学，不收一分钱学费，不拿一分钱工资。有一次，几个孩子不好好读书，他痛心责问：“国难当头，咱们在啥情况下学习，你们为什么还不用功？” 几句话说得顽皮的孩子痛哭失声，此后就努力学习。
抗战时期，中条山中的学校，可能就是全世界最简陋的学校。
即使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学校仍旧在开办。因为孩子们，就是国家的未来。
中条山战役后，日军占领闻喜县，大略村的学校被迫停办。日军宪兵队抓捕了剡希何，威胁引诱他替日本人工作，他凛然斥责，毫不畏惧，日军用各种酷刑折磨，也不能让他屈服。汉奸让他写自首书，他写出了一段《离骚》，让汉奸狼狈不堪。
后来，日军将他吊打了一整夜，脖子上挂了一桶水，腿上吊了一桶水，他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仍不与日本人合作。之后，惨死狱中。
战争让孩子们改变了生活方式。
山西垣曲县的谢村，现在叫允岭村，抗战时期，本该在学堂里书声琅琅的孩子们，也被推上了战争的舞台。
当年，儿童团都会唱这样一首歌曲：
四更五点整，太阳往上升，
儿童团去站岗，盘查行路人。
我们在黑白电影中经常能够看到的儿童拿着红缨枪站在村口的情景，在抗战时候再普通不过了。当时，为了防止敌人搞破坏，村政府和农会经常组织儿童团在路口放哨，村村如此。儿童团员们年龄虽小，但是他们认真负责，有路条，行迹正常，才会放行t如果没有路条，行踪可疑，则会被带到村公所。
著名作家周立波当年陪着美国观察员卡尔逊在晋察冀解放区行走了两个月， 他将自己的见闻写成了很多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说，他们冬天的时候，看到一座村庄的儿童团，有行人的时候，他们就拿着红缨枪上来要路条，没有行人的时候，他们就在冰冻的小河上滑冰。
这个周立波，是写出了《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的大作家周立波，不是上海那个在电视上表演海派清口节目的周立波。
这两年里，中条山风平浪静，生活恢复到了日军没有进犯时的安逸和悠然， 对妇女的教育也提到了议事日程。当年，中条山中流行一本《抗日妇女读本》，长四寸半，宽三寸，麻纸印刷，封面是两个短发妇女头像，以中国地图为背景，封面下印“太岳妇女救国会编”。太岳地区，当时是陈赓领导的八路军游击区，中条山中流行八路军编写的课本，可见当时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来往的密切。
这个读本的第一课是这样写的：
妇女，中国妇女。中国同胞四万万五千万，妇女就要占一半。
第十课题目叫《学本事》：
多识字，勤学习，算账记事能写信，看报读书了解国家大事，提高文化政治水平，办事能干，人人不小看。
第十四课是《春耕》：
春天到，暖洋洋。妇女们，齐劳动。拾柴，担水，把饭送，打沙，撒种，换苗子，努力春耕，把地种。
而第十五课《秋收》则是这样写的：
秋天到，秋风凉，谷子玉米都成熟。快收，快打，快快藏，男女老少齐上场，打下粮食满仓库，军民吃饱打东洋。
不能不说，这是一本极好的妇女教科书，不但教会了妇女识字，还教会了妇女做人的道理。语言朗朗上口，道理浅显易懂，这样的课本，比那些长篇累牍的政治教材要好很多。
因为没有战争，军队也就由“军用”转为“民用”。
当年，三十八军九十八团防守平陆县张店镇岭后村周围几十里的山岗。张店镇，就是张茅公路的起点。张茅公路是日军机械化部队进攻中条山。强渡黄河的唯一一条通道，日军如果大举进攻，坦克重炮必定会从这里走。九十八团是三十八军一个主力团，团长张恒英是一员猛将，三个营长崔治堂、范文英、李森都是共产党员。范文英牺牲后，谁担任了二营营长，我没有查找到。
因为张店镇地理位置极为险要，所以孙蔚如和赵寿山就把一个主力团放在了这里。
望原血战后，日军被打怕了，再没有对中条山兴兵，九十八团的战士们就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
因为张店镇海拔高，地处山区，百姓缺水吃。最初人们靠吃井水，然而几十丈深的井里，每次也只能绞上半桶水，根本无法供应人们吃水。后来，百姓就从几十里外的山沟里驮水吃，因为路途遥远，所以每家每户每天都需要一个人专门运水。家境殷实的人家吆着牲口，牲口背上驮着两个木桶；家境贫寒的人家，就只能挑水吃了。一来一往，上百里山路，其艰苦可想而知。
吃水成了平陆县张店镇人祖祖辈辈的大难题。
九十八团来到后，战事不紧张，他们就谋划着怎么解决百姓的吃水问题。山上有泉水，战士们想把泉水引到村庄里，但是泉水和张店镇的很多村庄都相隔几十里，而且翻山越岭，道路崎眍，怎么办？这难不倒九十八团。九十八团属于杨虎城的部队，杨虎城的部队里有一大批军官当年毕业于陕西测绘学校，比如司令孙蔚如和特务连连长胥继武都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测量绘图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九十八团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挖掘渠道，铺设管道，仅修建的水渠就有15里长， 将山上的泉水引到了山下，解决了张店镇周围几十个村子祖祖辈辈都发愁的吃水问题。这些水源源不断地流淌着，除过吃水外，百姓们还用它浇地，自古以来张店镇都是旱地，而九十八团让这些旱地变成了水浇地，粮食的产量翻了番，百姓脸上笑开颜。
这条水渠受惠的村庄有北吕、南吕、下郭、晴斑、上吉、下吉、下沟、冯卓、 营村等几十个村庄。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当地人吃水和浇地还是依靠这条水渠。 最近这些年因为气候变化，水量减少，但是上吉等村庄还是依靠这条水渠生活。 一条水渠造福了几代人。
中条山中很多老人直到现在还能记得当年杨虎城的部队和他们在一起的幸福时光。他们说每到收获和播种季节，这些士兵就来帮助他们干农活，把收割的麦子背到打麦场，碾净晒干，给他们装进粮仓里。干了这么多的活路，却从来不吃他们一顿饭。这些士兵们对老百姓就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到有活就帮忙干， 挑水扫院，劈柴下地，老百姓的所有活路几乎都被他们承包了。逢年过节，这些士兵们就买些肉和酒，然后请村子里上了年纪的老人去吃饭。老人们和那些军长师长们坐在一张桌子上，没有一点拘谨和生疏。军官们还上门给家家户户拜年， 给村子里的孩子发压岁钱。
芮城县陌南镇道东村的人们现在还能记得当年驻扎在村庄的赵连副。赵连副， 就是我在这本书开头写到的那个至今尸骨不知道被搬到哪里的赵连副。赵连副有一匹高头大马，宝贝得不得了，谁都不认，只认赵连副。这匹马确实漂亮，浑身红毛， 没有一根杂色。村庄里有人娶媳妇，想借这匹马，犹豫了半天，终于鼓足勇气找赵连副，没想到赵连副一口答应了。娶媳妇那天，因为这匹马性子倔，不认别人， 赵连副就牵着战马，战马上骑着新郎官，新郎官戴着红花，一路神气活现地走过来。 村中很多人当年都是这样娶媳妇的。时隔几十年后，村中的老人们提起这件事情还感慨万千：“自古到今，有谁娶媳妇的时候，是军官给你牵马？我就是这样的。”
1940年10月，第四集团军突然接到命令，移防至黄河南岸的洛阳以东，守备偃师、巩县、汜水、荥阳、广武百余里防线。中条山防务移交给胡宗南部队和友军约17万人接替。
据很多资料记载，将第四集团军调离中条山的原因是，蒋介石看到这支军队和共产党走得很近，担心会赤化。
第四集团军离开中条山的时候，村村悲恸，哭声一片，大家难分难舍。很多老人告诉我说，没有人组织，大家都是自发地送别军队，一直送到了几十里外。
第四集团军在中条山坚守了将近三年，有21000人牺牲在了这里。而与第四集团军交战的日军第十七师团，代价更为惨重，仅仅补充兵力，就达到十九次之多。 也就是说，第四集团军将第十七师团打残了十九次。
从六六血战后的1939年夏季，到1941年春季，这时期的中条山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气氛，日军11次进攻都被中国军队击败，中国军队还主动出击，歼灭日军。 在中条山以北，八路军力量逐渐壮大，组织了百团大战，对日军的运输线构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很多人都认为日军不可能会对中条山构成威胁，认为中条山坚如磐石。当年的很多大学毕业生，都将到中条山工作作为首选。
危急却已经在潜滋暗长。
1940年底，鉴于对华战争已经开始了三年半，远远超过了战争初期狂妄叫嚣的“三个月灭亡中国”，日本政府做出了 “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决定，要求“在 1941年秋季以前，改变预定计划，不放松对华压迫，准备在夏秋之际，进行最后的积极作战，力图解决中国事变。”这一段时间，日本陷入了中国战场的泥淖之中，难以自拔，当初以为只要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南京，中国就会投降，结果中国没有投降，日本又以为只要占领了中国的东南沿海工业城市，缺少了战略物资的中国就会投降，中国还是没有投降，日本还以为只要在正面战场取得了一连串胜利，中国就会投降，结果中国依然没有投降。日军掉入了中国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就像大犍牛掉进了水井中一样，再大的力气也使不出来。战争的发展趋势是，日军越打下去，情况越糟，他们的战略物资越缺乏，他们的士兵越打越少，中国的士兵越打越多，他们无法与中国打赢这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他们耗不起。
中条山已经打了将近三年，日军还是无法逾越中条山 >不能逾越中条山，就不能渡过黄河；不能渡过黄河，就不能进入西北;不能进入西北，西北的兵力就会源源不断地运往中条山。日军终于等不及了，决定孤注一掷地解决中条山问题。
日军认为“由于山西省西面有以延安为根据地的共军，南面黄河南岸有中央军第一战区的军队活动，治安情况极为恶劣，河南、山东两省的治安也不稳定…… 主要占领区域的治安现状，其安定程度的顺序是三角地带、武汉地区，以华北最差”。
为了免除后顾之忧，1940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和参谋总长山杉元提出了 “不要单纯考虑南方，要确立以中国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直到这时候， 日本人才意识到了中国的游击战已经成为一种战略，意识到了即使占领了中国所有的大城市，中国还是中国人的，即使占领了中国所有的土地，中国也依然是中国人的。中国人依靠着劣等的装备和机动灵活的战术，照样让他们昼夜不安，鸡犬不宁。中国的抗战国策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成大胜，日本人占领中国再多的土地，也无法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0年1月30日，日军大本营提出了作战方针：“1941年度的作战，根据当前任务，大致确定现在的占领区，尤其是夏秋季发挥综合战力，对敌施加重大压力。 特别期待在华北消灭山西南部中央军之一部。”山西南部，就是中条山，日军将目标对准了中条山。而中条山，则是中国军队在黄河北岸唯一的一块根据地。
1941年春天，日军开始秘密向中条山集结，决心一劳永逸地割断中条山这根 “盲肠”。
1941年的国际形势发生了逆转，国际局势对已经艰苦抗战了四年的中国非常不利。
1941年4月10日，日本秘使松冈洋右，从德国经过苏联返回日本，中途滞留莫斯科，与斯大林密谈。当时，苏联东面是日本占领区，西面是德国占领区， 斯大林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就于4月13日签订了《日苏中立协定》，明确规定：“如果缔约国之一方与他国发生战争，另一方须严守中立，不得干预。”当时，日军在中国战场裹足不前，想调关东军南下增援，又担心苏联会在背后猛敲一棒，而这个协约的签订，就让日军免除了后顾之忧。
1941年4月中旬和5月初，日军从东北、华北、华中等地，抽调兵力，解决中条山问题。
这时候，日军参与进攻的兵力有：第一军编制的三十三师团、三十六师团、 三十七师团、四十一师团，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第九旅团、第十六旅团，另外还有骑兵第四旅团。兵力计有四个师团，四个旅团，总兵力有10万人，另外还有化学兵、空降兵数千人。日军总指挥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
而此时中国部署在中条山的军队有17万。
17万劣等装备的中国军队，无法对10万日军构成威胁。很多专家认为，抗战初期和中期，因为武器装备、人员素质、身体状况等原因，一个日军的战斗力相当于三个中国军人的战斗力，那么，10万日军，就需要30万中国军人来抵挡， 这样才会打成平手。而抗战后期，由于滇缅公路开通，美国武器源源不断进入中国， 而日本在前线伤亡很大，后方仓促组织起来的军队缺乏训练，此消彼长，中国军人的作战能力才能赶上日本军人。
所以，日军即将发动进攻的这一场中条山战役，中国军队注定是要失败的。
再来看看日军的这些部队。
排在最前面的三十三师团是刚刚从江西调来的军队，师团长叫做稷井省三， 这是一个极为刚愎自用又自以为是的老鬼子。在1941年3月，樱井省三接到了调往山西战场与八路军作战的命令，就决定在江西对中国军队再发动一次攻击，打赢之后，掉头就走。樱井省三的想法和驻扎在南昌的第三十四师团师团长大贺茂的想法不谋而合，大贺茂也是一个喜欢惹是生非的老鬼子，他自信日军的战斗力天下无敌。驻扎在南昌附近的还有一支日军武装，这就是独立第二十旅团。独立第二十旅团是从第五师团分出来的，第五师团曾经在中国战场上风光一时，他的师团长就是臭名昭著的板垣征四郎，发动九一八事变，抢占山西战场，争夺昆仑关， 导演六六血战，后来又从事对中国杂牌军的诱降。日军战败后，板垣征四郎作为甲级战犯被绞死。
三股鬼子——三十三师团、三十四师团、二十旅团，没有经过日军大本营的同意，就擅自向驻扎在江西上高的第十九集团军发起进攻。第十九集团军的总指挥是罗卓英，下辖部队有当时中国作战力最强的一支部队七十四军，军长是王耀武，下面三个师长分别是李天霞、余程万、张灵甫。
罗卓英运用磁铁战术，让外围的军队做一番抵抗后，就撤向两边，日军进攻到上高后，遭到坚守上高的七十四军阻击，然后撤往两边的军队再打回来，对日军形成了包围，全歼日军。
日军初期的进展相当顺利，他们打通了从南昌通往上高的通道，中国军队纷纷让道。就在日军“节节胜利”的时候，樱井省三认为胜券在握，没有必要让三十三师团继续打下去了，他们即将要开拔到山西，就擅自带着三十三师团撤离了战场，一口气撤到了百里之外。
三十三师团一走，罗卓英更有信心赢得这一场胜利了。他命令全线包抄，将三十四师团包了饺子，一番痛殴，三十四师团叫苦连天，司令部被打散了，野战医院被占领了，炮兵被全歼了，要不是夜色掩护，大贺茂也会被活捉。二十旅团看到三十四师团被包围，拼命想靠拢，但是被李天霞的七十四军五十一师挡住了， 无法前进一步。
这时候，樱井省三才意识到日军上当了，人家中国军队那不叫败退，那叫计谋。 樱井省三又急急忙忙带着三十三师团来解围，结果，只救出了三十四师团几百人。
这就是抗战时期相当漂亮的上高会战。
日军在上高会战的失败，樱井省三有直接的责任。
樱井省三在上高吃了败仗后，就被调往中条山，他决心在中条山雪耻报复。
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日军将领是三十七师团师团长安达二十三。
安达二十三最初跟随东条英机，侵略绥远，后又做冈村宁次的副手，扫荡华北， 安达二十三的性格和樱井省三相反，樱井省三狂妄自大，而安达二十三谨慎低调。 中条山战役结束后，安达二十三就升任十八军司令官，在太平洋战场与美军作战， 日本宣布投降后，安达二十三自杀。
参加这次中条山战役的骑兵第四旅团旅团长是佐久间为人，他的结局同样让人感到意外。
佐久间为人参加完中条山中战役后不久，就升为六十八师团师团长。
1944年，日军发动了衡阳战役，而打前锋的是佐久间为人的六十八师团。
1944年6月27日是衡阳保卫战进行的第四天，日军在付出了上千人的代价后， 才推进到了衡阳城外五桂山阵地前。整整四天，日军推进了不足200米。
五桂山阵地上，有中国军队一个连在坚守。日军整整攻打了一天，还没有攻下一个连把守的五桂山阵地。黄昏时分，日军施放毒气，中国军队这个连仅剩的 83人全部壮烈殉国。
第二天，日军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带着四个联队联队长，还有作战参谋长和参谋一干人，来到烧焦了的五桂山阵地上，向衡阳方向瞭望。这些人属于六十八师团最高级别的将官和佐官，六十八师团所有的头头脑脑们都集中在这里，他们人手一把指挥刀，人手一架望远镜，他们站在五桂山阵地上，不可一世， 一个个小母牛拿大顶——牛逼冲天。
他们没有料到，这时候阎王爷已经来敲门了。因为，胡乱牛逼是要付出代价的。
中国军队的哨兵看到一伙老鬼子举着望远镜向这边瞭望，望远镜的镜片在阳光下一闪一闪，估计这伙鬼子都是当官的。哨兵把这个极为振奋的消息报告为机枪阵地，机枪阵地测算了一下，距离有点远，效果不够理想，又赶紧把这个利好消息报告给后面的炮兵阵地。炮兵阵地只要听说这伙老鬼子是在五桂山阵地上， 就知道距离有多远。开战前，炮兵将中国军队每一处防御阵地都测算了一遍，就准备在反击的时候，用炮火支援中国军队。没想到，反击还没有开始，六十八师团的官老爷们却自动送上门来了。
守卫在炮兵阵地的是中国军队一个炮兵连，连长白天霖，黄埔军校16期炮科毕业。当哨兵发现了这伙老鬼子的时候，他也已经发现了，这伙老鬼子距离炮兵阵地仅仅800米。白天霖的炮兵连有八门大炮，都是开战前历尽千辛万苦从桂林拉到衡阳的。现在，这门印着洋码子的大炮就要发威了。
白天霖一声令下，八门大炮齐发，佐久间为人和身边簇拥的老鬼子全部倒了下去。不久，身负重伤的佐久间为人和几个鬼子佐官都死了，而没有死的，全部重伤，不能再指挥作战。
佐久间为人就这样死了，他的死亡很有创意。
说完了日本军队，再来说说中国军队。
第四集团军调走，胡宗南的部队进入。这时候，部署在中条山的中国军队有七个军，分别是第五集团军和第十四集团军。第五集团军司令曾万钟，下辖三个军， 分别是唐淮源的第三军，陈铁的十四军，高桂滋的十七军，第十四集团军司令刘茂恩，下辖四个军，分别是刘戡的九十三军，武士敏的九十八军，武庭麟的十五军， 赵世铃的四十三军。而在外围，还有裴昌会的第九军和孔令恂的第八十军。
第五集团军司令部驻扎在夏县马村，第十四集团军司令部驻扎在阳城青背坪。
中国军队中，也不乏能征惯战之将，比如第三军的唐淮源，第十七军的高桂滋，第九十八军的武士敏，都是从与日军多年奋战的血泊中拼杀出来的。如果刀对刀，枪对枪地干，中国军队依靠险要坚固的工事，也能与日军厮杀一番，即使失败，也不会败得像后来那么惨。
可是，中条山战役中，中国军队败得如此之惨，伤亡七八万人，这与上峰的指挥失误有很大关系。
1941年春季，卫立煌去重庆向蒋介石述职，蒋介石批评卫立煌和共产党走得太近，卫立煌一气之下，就去了峨眉山上养病。中条山的指挥被交给了何应钦。
何应钦当时任中国军队的参谋总长，长期在重庆最高司令部，对前线战场， 尤其对中条山战场一点也不熟悉。让何应钦担任中条山战场总指挥，实在是一招臭棋。
1941年4月20日，何应钦一上任，就在洛阳第一战区司令统帅部召集各军师长会议，他对即将到来的战役做了这样的部署：
第一步，九十三军刘戡部由北向南，二十七军范荣杰部从东向西，与中条山各部队，合力攻击高平、晋城、阳城、沁水地区之敌，
第二步，中条山守军，与第二战区和第八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之敌而歼灭之。 最低限度应确保中条山。
从这个部署中，就能够看出来何应钦确实不懂中条山地理地形。中条山之所以能够让日军攻打了三年，而始终不能前进一步，关键在于这里的地形。中国军队依托有利地形，军民一体，同心协力，日军的每一步行动，都有百姓给中国军队报告，所以中国军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现在，何应钦一上任就要中国军队主动出击，全歼日军，其勇气可嘉，然战术太差。用陕西人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 这是“精尻子撵狼一耍胆大哩”。
战争，仅靠胆大是不行的，还要有谋略。
遵照何应钦的这一部署，中条山地区的中国军队就进行了这样的配置：
第九军裴昌会在河南济源，第四十三军赵世铃在垣曲，第十七军高桂滋在绛县，第三军唐淮源和九十八军武士敏在晋城董封镇，另外几个军配置在外围，作为策应。
中国军队在东西横跨几百里的战场上设防，无法弄清楚日军会从哪个点上攻击，这样平均使用兵力，本身就是败招。
日军要来进攻，何应钦知道，但是在哪里进攻，何应钦不知道。
日军的保密技术做得相当好，而间谍工作做得更好。
很多中条山的老人说，进入1941年3月，中条山各县的集市上突然出现了很多陌生的面孔，他们或者是挑夫装扮，或者货郎装扮，或者做小生意装扮，当时中国军队没有在意，百姓也没有在意，做生意的人，四海为家，风餐露宿，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消失，又在什么地方出现。
其实，这是日军的间谍。
日军间谍经过几个月的踩点后，将中条山中所有中国军队的布防和进出路径弄得一清二楚，甚至每支部队的番号，营长连长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有什么嗜好， 也摸得清清楚楚。《孙子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日军把中条山的中国军队探了个底朝天，而中国军队却对日军茫然不知。
进入1941年5月，日军开始向中条山投放空降兵，空降兵是二战时候的新兵种，而日军将空降兵投放在了中条山中，可见日军对这次战役的重视。
当地老人说，日本的空降兵都是夜晚投放的，投放在荒凉的山顶上，然后潜伏下来，准备在战役一开始，就抢占桥梁和咽喉要道，卡住中国军队的致命处， 包围并歼灭中国军队。
日军把刀架在了中国军队的脖子上，而中国军队还是不知道。
垣曲县上河村曾有一名村民，丢失了牛，就在山上寻找，结果发现了一伙日军空降兵。他想逃跑，结果跑不赢日本人，被抓了起来，关在山洞里，一直到中条山战役开始，他才被放出来。
当时，日军趁着夜色和中国军队疏于防备，向中条山投放了多少空降兵，这也许是个谜，但这是日军第一次在中国战场上大规模使用空降兵。
1941年5月7日，已经对中国军队布防等情况了如指掌的日军，突然开始了进攻。
日军分成了四条线：
东面，是二十一师团和三十五师团一部、骑兵第四旅团，约25000余人，西面， 是二十六师团一部和二^"""b师团，约25000余人；北面，是四十一师团和第九旅团，约30000余人，这条线是日军的主攻方向，以中央突破的闪电战术，沿着横垣大道，从横岭关到垣曲猛攻，如果进攻得手，就会将中国军队一分为二，东北面， 是三十三师团和第四旅团，约10000余人。日军总计10万人。
这是日军对中条山的第13次进攻，也是规模空前的进攻。
在日军进攻前，军令部又修改了先前的作战部署，命令各部“以交通线为目标， 加紧游击袭敌，妨害敌之攻击准备及兵力集中”。
应该说，这个部署才是确实可行的，将日军分割得支离破碎，让日军无法集中， 而中国军队却可以运用地利之便，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可是，因为临阵换帅， 命令没有按时传达下去。就算按时传达下去，也没有什么效果了，因为中国军队想要占领的交通要道，已经被日军的空降兵提前占领了。
5月8日，命令无法下达，日军又占领交通要道，形势瞬间万变，而日军攻击极为凶猛，军令部又将命令改为：“应力保现态势，粉碎敌蚀食中条山企图，诱敌于有利地带，转取攻势，而夹击之。”
有了这道命令，还不如没有这道命令。如果没有这道命令，中国军队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会下意识地采取守势，削弱日军的进攻锋芒。而有了这道命令， 中国军队便放弃构筑已久的工事，向后退却，而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很快就会赶上， 将中国军队予以歼灭。
在中条山战役前和战役初期，何应钦和军令部连下了三道命令，三道命令都是用屁股想出来的。先让进攻日军，后让深入敌后游击战，再让后退引诱敌人。 朝令夕改，莫衷一是，军令部都不知道这场仗该怎么办，就在瞎指挥。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命令，只会让军队走上毁灭之路。
大将无能，累死三军。
这时候，中条山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有的在抵抗，有的在退却，有的准备深入敌后，有的在逃窜，有的军队收到的还是何应钦的第一道命令， 有的却收到的是与第一道命令完全相反的军令部第三道命令，是该进攻，还是该撤退，或者是该深入敌后打游击，各部队都拿不定主意，都不知道该听谁的。 缺乏统一指挥，军令前后矛盾，让17万中国军队变成了一群待宰的羔羊。
中国士兵的作战不可谓不勇敢，各位将军不可谓不用命，可是统帅部的无能， 葬送了中条山根据地，也葬送了中华大好男儿的性命。
战役最先在东线打响。
东线日军是以三十五师团为主力，于1941年5月7日下午一时开始进攻。在这里防守的是裴昌会的第九军，他们在日军步骑炮的强行猛攻下，节节防御，节节后退，后不得已将兵力收缩到封门口要地。日军要向西进犯，封门口是必经之地，势在必得。日军久攻不下，不断增兵。到了第四天，也就是5月10日凌晨， 日军攻破封门口，中国军队开始了大溃败。
东线日军进攻三个小时后，北线日军开始进攻，这线日军有四十一师团和第九旅团，是日军的主攻方向，他们的进攻线路是第五集团军和第十四集团军的结合部，也是中条山守军的软肋。日军的意图是，沿着横岭关到垣曲的横垣大道， 占领垣曲县城，然后，兵分两路，与东线日军合围第五集团军，与西线日军合围第十四集团军。
战役一开始，日军就猛攻横岭关。坚守横岭关东北侧的赵世铃四十三军和坚守横岭关西南侧的高桂滋十七军，死战不退，交战双方远击近攻，短兵相接，烟雾弥漫，鲜血飞溅，尸横遍野。最为人称道的是，高桂滋的十七军有一个连在官店与日军一个中队激战，依托工事，给了日军极大杀伤。后来日军攻上阵地，此连战士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日军全部被杀死，而该连也几乎全部阵亡。
此战，官店村百姓亲眼目睹，他们深受感动，含着眼泪将负伤的几名战士抬到家中，掩护治疗。
后来，因为日军兵力雄厚，又加上有飞机坦克助战，横岭关最终丢失。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沿着横垣大道向南挺进。
第十七军和第四十三军被迫后退。
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第四十三军七十师师长石作衡，我会在后面详细写到。
东线和北线日军先后攻破了中国守军阵地，那么西线和东北线情况如何？
西线的日军是以三十七师团为主力的25000多人，而守卫的中国军队是孔令恂的八十军和唐淮源的第三军，还有公秉潘的整编三十四师。日军从平陆县张店镇向东进攻。张店镇，我在书中多次写到了这个地名，因为以前第四集团军多次在这个地方与日军激战，每次均取得胜利。张店镇，也是张茅公路的起点，占领了张店镇，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可以直达茅津渡，茅津渡对岸，就是日军尚未占领的河南洛阳。
日军从第三军和八十军的结合部突入，然后分成若干+股对第三军和八十军形成包围，日军对中国军队的驻防太熟悉了，他们清楚地知道从什么地方易于突破，从哪支部队的防线上易于突破。中条山中的每条道路，每支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他们都了如指掌。
而且，日军在对中国军队实施了包围后，还知道包围圈里是哪支中国军队， 他们叫喊着中国军队团长和营长的名字，督促他们投降。自己的名字都被日军知道了，中国军队的团长和营长不能不感到心惊。
日军的间谍工作太可怕了。
第三军和第八十军尽管浴血奋战，然而却无法阻挡日军的进击，开始退却。 第三军军长唐淮源，第三军第十二师师长寸性奇，第八十军二十七师师长王竣等将领，我也会在后面详细写到。
东北线，是以日军樱井省三的三十三师团为主力，而守卫的是武士敏的九十八军等部。
日军是在5月7日的夜晚开始猛攻武士敏将军的阵地，武士敏率领军队拼死抵抗，与日军血战一夜，击溃了日军2000多人的进攻，击毙了滨田大佐等700个日军。当东线、西线、北线各路阵地都已丢失时，武士敏还在激战。
武士敏，我在后面也会详细写到。
8日黄昏，北线日军沿着横垣大道直下，在伞兵部队的配合下，占领了垣曲县城，截断了第五集团军和第十四集团军的联系，也截断了黄河北岸的中条山军队与黄河南岸的联系。
9日，这股日军兵分两路，一路向东，一路向西。
11日，两股日军分别与东线日军和西线日军会合。这样，绝大部分中国军队就被日军分割在两个巨大的包围圈里。
14日，九十八军四十二师一个团、九十三军第十师和新八师等部队在太岳八路军的掩护下，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到达沁水以北，又退到黄河以西。除此以外，其余的部队陷入日军包围圈中。
日军开始派出小分队，寻找两个集团军的指挥部。
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已经全乱了。
穿着军装的日军在进攻，穿着便装的间谍在捣乱，整个包围圈中的中国军队人心惶惶，两个集团军司令也与部队失去了联系。
古代兵法讲：擒贼先擒王。如果开战之初，一下子抓住了敌方的将领，就能够取得决定性胜利。在中条山战役中，日军一开始就将两个集团军司令部孤立起来，让指挥机构陷入瘫痪，也达到了“擒贼先擒王”的效果。
这场战役，日军真是机关算尽，而中国军队却毫不知情。
先说说第五集团军司令曾万钟。曾万钟的司令部在夏县马村，日军早就侦知了他在马村。所以，日军控制了黄河北岸各个渡口后，对第五集团军包围形成， 一面派重兵强攻马村，一面把几百个空降兵投放在马村背后的蚁山上。这样，马村的第五集团军司令部就会腹背受敌，命悬一线。司令部卫队依靠两挺重机枪， 拼命阻击日军，而日军空降兵依靠小钢炮，将两挺重机枪打坏了。然后，两面日军蜂拥而至。无奈之下，曾万钟只好带着部队撤离，这一路与日军遭遇激战，最危险的时候，他的身边只有几个参谋和警卫。
曾万钟找不到部队，不知道第五集团军的各支部队在哪里。
据资料记载，中条山战役刚开始一小时，事先空降到中条山的日军和间谍、 便衣队，就配合日军的主力部队，炸毁了中国军队的军火库，割断了电话线，突袭指挥部，这样，中国军队师以上的指挥系统就全部陷入瘫痪。因为中国军队中， 只有师一级才装有电话。
中国军队只能以师为单位，各自为战。
曾万钟带着几名警卫员昼伏夜行，来到了一个叫做狼虎峪的山谷中。在这里， 他们再也走不动了，连续几天都没有吃东西。曾万钟饿昏了过去。附近的百姓上山砍柴，认出了曾万钟，端来了玉米糊糊，曾万钟才活了过来。
曾万钟身体恢复过来后，百姓送他来到黄河岸边，用羊皮筏子送他过河。
来到黄河南岸的曾万钟，回望中条山，悲愤交加，他发誓一定只要三个月，
就渡过黄河北岸，杀回中条山，为死难的弟兄们报仇。 可惜的是，曾万钟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第十四集团军司令刘茂恩也连遭惊险。
刘茂恩带着司令部与日军激战多日后，收到了第一战区司令部的电报，命令该集团军向黄河南岸撤退。为了乘隙转移，缩小目标，刘恩茂和参谋长符昭骞各率一部，分路向南挺进。
刘茂恩这一路走到了河南省济源市龙岩镇的时候，突然被日军包围，龙岩镇距离黄河很近。随从人员左冲右突，也无法突破日军包围圈，日军步步逼近，形势危在旦夕。有参谋劝刘茂恩换上便装潜逃，刘茂恩正色道：“我身为堂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死亦光荣，岂能求一时苟安，丧失民族气节，为人耻笑。”说完后就要拔枪自杀，左右急忙将他抱住，夺下枪支，嚎啕大哭。
日军越逼越近，刘茂恩身边的战士越来越少，强敌环伺，饥寒交迫，弹尽粮绝， 突围无望，众人环绕在刘茂恩身边，拟作最后一拼，共同殉国。
就在这时候，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如注，夜色渐浓，山洪暴发，日军急忙撤走。 刘茂恩抓住时机，来到了黄河岸边，只看到浊浪排空，洪水滔天，一行人冒险渡河， 劈波斩浪，终于绝处逢生，来到了黄河南岸。
参谋长符昭骞所率领的那一路，也迭遭凶险。他们在击退了一次日军的进攻后，迷失了方向，在山林中打转。当时，黄河沿岸已经被日军封锁，日军分成了无数支小股部队，到处搜寻溃散的中国军人。符昭骞无法靠近黄河岸边，只能在日军的包围圈中打转。
后来，这支部队几经周折，终于钻出了深山老林，来到了黄河岸边，顺利渡过黄河，归还了第十四集团军建制。
中国军人的遭遇都如此悲惨，而孩子们的遭遇更惨不可言。
在这次战役中，山西省平陆县太寨村儿童教养所的孩子们，都遭遇了一场浩劫，大部分老师被杀害，一半以上的学生被俘，惨遭种种折磨。
富平宁在他的文章《抗战时期的儿童教养所》中介绍说，中条山战役前，儿童教养所的老师已经风闻日军要大举进攻，便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当时，中国军队已经应对不暇，师生们只能采取自救。老师让每个六年级学生照顾一个一年级学生，五年级学生照顾一个二年级学生，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学生每十个人编为一组，自己照顾自己。在战火纷飞、强敌压境的危难中，孩子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
1941年5月8日夜晚，儿童教养所突然接到了第一战区司令部的消息：日军便衣队正在进攻，南沟渡口可能已经被日军抢占。南沟渡口，是距离儿童教养所最近的一处黄河渡口。南沟渡口被占，孩子们要渡过黄河将会非常困难。
情况危急，学校立即组织学生，每个人从食堂里领取五个馒头，在操场集合， 然后沿着崎岖的山路，奔向70里外的尖坪渡口。当时星光黯淡，山路崎岖，远处战火闪烁，近处风声呜咽，孩子们一路跌跌撞撞，大的拉着小的，在黑暗中行走了一夜，天亮后才走到了尖坪渡口。
然而，站在渡口，却不能过河，因为日军飞机轰炸，黄河北岸战火燃烧，船夫都把船只停靠在黄河南岸，不敢划过河来。孩子们疲惫不堪，奔走一夜，赶在日军占领前来到了尖坪渡口，却没有船只送他们过去。
早晨十时，有人传言：日军并没有占领南沟渡口，南沟渡口还有船只摆渡。 老师组织孩子们又沿着黄河岸边，走向南沟渡口。突然，后面枪声大作，一群衣衫破烂的中国军人跑了过来，他们说日本鬼子从后面赶来了，赶快跑。中国军人中还夹杂着很多老百姓。
无奈之下，孩子们只好跟着这群人一起加快速度奔跑，一直跑到了下午，才来到南沟渡口。刚刚喘口气，空中突然出现了四架飞机，向着人群疯狂扫射，大家仓皇奔逃。有人情急之下，跳入了黄河里，拼命向黄河对岸游去，却被黄河对岸的中国河防部队乱枪打死；有人刚刚跳入黄河，就被追赶上来的日军射杀。前有黄河，后有追兵，无奈之下，大家只好觅路逃跑。黄昏来临的时候，老师组织孩子们来到了山上一个叫做路家坪的村庄，暂时得到喘息。清点人数，500名学生仅剩下300名，老师仅有16名。
拂晓时分，趁日军飞机不能轰炸，师生们又出发了，准备翻越山头，赶往黄河边。当时，低年级同学在前，高年级同学在后，老师在最后面，向山顶上攀爬。 就在快要到达山顶的时候，空中又出现了日军飞机，对着师生们扫射，前面的同学爬上山顶，寻隙躲藏，后面的同学不得已，又回到了路家坪。
路家坪当时已经人去村空，跑回路家坪的有150名师生，他们躲在窑洞里， 躲避日军轰炸。天黑后，这里又陆陆续续来了 100名学生。
日军占领了黄河各处渡口，开始搜山。整个中条山中风声鹤唳，危机四伏。 师生们白天不敢出外，只能躲在路家坪的窑洞里，像风雨中躲藏在树叶下的鸟雀一样。而到了夜晚，他们才敢走出窑洞，寻找可以果腹的东西，野草、草根、草籽和树皮都成为了食物。
17万中国军队坚守的中条山，10万日军仅用三天时间就攻占，由于中国军队的败退，让这群孩子遭受这样的灾难，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之痛。
10天后，路家坪突然闯进了四个拿着枪的日军，他们看到窑洞里躲藏的师生， 严令他们不准离开，在这里等候发落，如果自行离开，就要用机枪扫射所有学生。 然后，日军就把十多名老师全部带走了，说是让给他们抬炮弹。
没有了老师，孩子们在极度的恐惧中等候了一天。第二天，几名寻找食物的高年级学生，在一处山沟里，看到了被枪杀的十几名老师的尸体。还有一名老师， 是总务处主任，被日军带到了司令部审问，大概是要他说出藏匿粮食的地点，他不愿意说，被日军挖出了心肝。
日军将这些学生带到山下，强迫对他们进行奴化教育，孩子们经常遭受打骂。 不久，日军又命令中条山中各县带回这些孩子，继续进行奴化教育。
中条山战役中，有多少学生最终逃出了日军的魔爪，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有一个名叫吕克振的学生，最终奇迹般地逃到了黄河南岸，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和申银生、张修善、韩水英等八名同学辗转来到史家滩，看到一个班的中央军用牛皮筏做营运生意，可我们这些身无分文的难童一个也过不去，任凭你好说歹说，苦苦哀求，他们不见钞票怎么也不行。 在过河无望、食无着落的情况下，我们忍饥受饿一直等到第五天，忽听河对岸喊：“河那边可有教养所的学生？ ”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像注入一针兴奋剂，我们不顾疲惫，鼓足勇气，大声回答：“有！有！有！” 对岸接着说：“奉司令部指示，教养所的学生可优先过河。”经过与管渡人员交涉，下午三时我们总算平安渡过了黄河。过河后，不知是泄了气，还是饥俄过度，我们一个个就像泄了气的皮球，都倒在了地上。 申银生直喊肚子疼。在河边接我们的司令部李参谋慌了手脚：“这里缺医少药，只好由我背着你走，其余的跟我慢慢走，到了兵站就有办法了。” 距离河边不到三公里的兵站，我们走了近四个小时，精神状态到了什么程度可想而知。一到兵站，炊事员就给我们端来一筐白面馒头，正当我们吃得津津有味时，另一个炊事员却把我们手中的馒头抢去，扔进箩筐里端走了。接着来了一个长官模样的人解释说：“同学们不要误会，这是医生听说同学中有人喊肚子疼，才这样做的。大家俄了很长时间，怕猛吃会撑坏肚子，所以让先煮点面条，润润肠子和肚子，然后再吃馍馍，这样对身体有好处。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兵站，难道还怕几个同学吃一次白馍馍？”听完这位长官的解释，我们激动地说没关系。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敬爱的孙显卿所长来接我们到渑池的平陆儿童收容所。
这次战乱中，儿童教养所渡过黄河脱险的师生仅有60多人，六年级的毕业班只剩下8个人，其中包括吕克珍。
两个集团军的总司令都九死一生，可见当年的战况有多凶险。
1941年5月9日，这注定是一个会被载入史册的日子。在这一天，中国军队三名少将壮烈殉国。
在中条山深处山西平陆县张店镇的很多老百姓的记忆中，这一天的黎明是一个血色的黎明。在如血的曙光中，日本人的身影出现在了远处的山头上，先是几个散兵的黑色剪影，接着是大部队，然后是骡马拖着的大炮和轰隆隆碾压得大地都在微微颤抖的坦克。日军增兵了。
直到这时候，在西线坚守的孔令恂第八十军第二十七师已经与日军激战了两天两夜，师长王竣和参谋长陈文杞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合眼。身边的弟兄越来越少， 四周的日军越来越多。有人向王竣建议，向上级发报，请求转移，向后撤退，王竣大声喊道：“未歼敌耻尔！有何面目见人？军人不成功，便成仁，我愿与诸位死于此地。”战士们大受鼓舞，纷纷表示誓与日军血战到底。
到了这天中午，几架飞机飞临张店镇的上空，对着几幢还算完好的房屋狂轰滥炸，日军潮水般地涌进了张店镇。王竣带着二十七师一部仅有的几十个人退守到了一座大院里，依托着千疮百孔的房屋和院墙继续抵抗。
现在，没有人知道王竣和陈文杞两位将军临死前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人们只知道他们一直在顽强阻击着敌人。后来，日军无法攻入那座院落就施放毒气， 师长王竣、参谋长陈文杞和所有官兵，全部战死，无一生还。
张店镇上了年纪的人说，日军退走后，他们来到这座已成废墟的院子里，看到所有人都是面朝院外，匍匐在地，有人临死前还抓着手榴弹，手指扣着拉环， 他们在中毒前没有力气将拉环扯离，有的手中握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步枪里已经没有了子弹。
就在王竣和陈文杞将军牺牲的这天下午，第八十军第二十七师副师长梁希贤也壮烈殉国。
两天前，日军一出现，梁希贤就意识到陷入了日军的包围圈，他和师长王竣、 参谋长陈文杞紧急磋商后，决定分头突围。
梁希贤带着一支部队白天坚守，夜晚突围，且战且走，5月9日来到了黄河岸边的台紫村，又陷入了日军的三面合围。
台紫村的张子湖老人说，那天，他们躲在山洞里，看到日本人的大炮对着村庄轰击，一颗炮弹过后，村口的祠堂就倒塌了，接着就冒起了黄色的烟柱。烟柱里冲出了中国军队士兵，他们挺着刺刀和蜂拥而上的日军拼杀，喊杀声震天动地， 即使躲在山中也能够听见。大约过了一个时辰，村庄才停息了。
村庄停息了，但是从村庄通往黄河岸边的道路上，战斗一直在继续。二十七师副师长梁希贤将军带着卫队边走边打，他们来到黄河岸边时，卫队全部牺牲， 日军举着刺刀哇哇叫着冲向梁希贤，梁希贤站在悬崖边，举着手枪，打完了枪中最后一颗子弹后，转身跳进了波涛汹涌的黄河中。
张子湖老人说，日本人在黄河岸边站立着，望着河水一动不动，过了很久， 他们才陆续离开。
也许，当初的日本人是怀着敬佩的心，站在黄河岸边哀悼忠勇刚烈的梁希贤将军。
在一场战斗中，师长、副师长、参谋长全部壮烈牺牲，这在抗战中是绝无仅有的。
在同一天里，三位将军一起壮烈殉国，这在抗战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这一年，梁希贤将军43岁，而王竣将军39岁，陈文杞将军仅有37岁。
八十军二十七师战败后，有一些人做了俘虏。
中条山战役结束后，日军让这些俘虏修建从平陆县张店镇到望原的盘山公路。 因为山峰陡峭，缺少铺路的石块，日军就将几百名战俘作为石头，铺在了山脚下， 上面压着土层和石板，做成了台阶。这段路叫做“八里湾五道埝”现在还在。“八里湾五道埝”，这个名字是说，这段路一共有五个埝头，也就是五个高低错落的路段，而日军用二十七师战俘的躯体填充了五个路段。
附近有个村庄叫大沟里，村中老人说，就在前些年，每逢下大雨，还能看到路边冲刷出来的人骨头。每逢从这条路上走过去，就感到阴森恐怖，因为路面下埋着几百个冤魂。
八十军军长是孔令恂，二十七师师长是王竣。王竣是陕西，他手下的士兵也是陕西人，当初都是杨虎城的部队。西安事变的时候，杨虎城手下将领冯钦哉离开杨虎城，投靠了蒋介石，带走了他手下的部队，其中包括王竣。后来，王竣的部队又划归胡宗南的八十军，他成为了二十七师师长，而手下还是当初跟着他一起的陕西人。
也是在这一天里，高桂滋的第十七军也遭受了惨重损失，他们的战斗同样悲壮而激烈。
就在王竣等三名将军壮烈殉国的前两天，1941年5月7日下午，日军突然出现在了第十七军的阵地前，集中了几十门大炮，向着十七军的防御阵地疯狂轰炸， 到了黄昏，日军在倾泻了成千上万发炮弹后，依然无法轰开第十七军的防御阵地。
陈数民当年是第十七军的军需官，他说，在与日军对峙的那三年里，军长高桂滋一直很重视修建工事。在绵延十余里的阵地上，第十七军用条石和块石修建了 200多座碉堡，每个碉堡都厚达数米，即使用重炮轰击也无法轰开。而且这些碉堡也形态各异，作用不同，独堡巍峨高耸，即使用云梯攀援也无法爬上去，因为顶层有一个突出的平台》对堡互成掎角之势，攻打一个，另一个就会火力支援* 地堡是隐藏在地下室里，不到眼前是不会发现的；暗堡躲藏在明堡后面，露在外面的只有一个窟窿，当明堡被占领后，暗堡的火力足以覆盖明堡任何一个角落…… 碉堡后是石坝，石坝是用大块大块的石头垒积而成。那时候北方农村还没有水泥， 石缝间填灌的是石灰泥。石灰泥将每块石头都焊接成一个整体，组成坚固的石坝， 石坝厚近一米。日军的炮弹落在石坝上，也只能打出一个小坑，日军的坦克在坚固的石坝面前，也只能望而却步。石坝后是战壕，战壕密如蛛网，四通八达，纵横交错，任何一个点上发生了战事，所有潜伏在山洞里的中国军队战士都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这个点上。三年的苦心经营，高桂滋把自己的阵地打造成了一道铜墙铁壁。十七军的战士曾骄傲地说：“日本人想要攻进来，先得死上一万人再说。”
在中条山的三年坚守中，高桂滋就是依靠着极为坚固的工事，抵挡日军进攻， 日军尽管武器精良，然而每次都丢盔弃甲，铩羽而归。
然而，这次，情况却大不一样。
不一样的原因在于，统帅部对敌情判断失误，致使铸成大错。
陈数民说，早在中条山战役开战前的一个月里，中条山各地的集市上，就出现了很多陌生的面孔，他们向当地人打听中国驻军的情况。这些陌生人还化装成小商贩来往在中条山的大道小径上，侦察中国军队的驻防和地形地貌。中条山战役开始前，日军不但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机关、医院、防御要点、军械库、粮食囤积地了如指掌，而且对每一条防线所驻扎的军队番号、人数、长官姓名等情况也都了然于胸。在中条山战役开始前，日军对中国军队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而中国军队却对日军情况茫然不知。
大战即将开始，统帅部不但不明敌情，而且还判断错误，中了日军的计策。
中条山战役开始前的半个月里，日军就向外放风，号称要进攻西安，而当时日伪的报纸上，也在大肆宣扬这一消息。日军的来往电报中，也故意使用明码频繁出现西安的字样。为了做足假象，蒙蔽中国军队，日军还在大白天大张旗鼓地运输军队，拉运渡河器材，在黄河岸边集结，号称要渡过黄河，向西安方向进击。 除了陆路运输外，日军还在控制的同蒲铁路上，每天从侯马和临汾开出几辆列车， 满载士兵和渡河器材，拉运到黄河岸边的风陵渡渡口，而一到夜晚，日军的火车和汽车又偷偷地返回原地。这样的诈术一直持续了十多天。
日军有情报队，中国军队也有情报队，日军的情报队对中国军队的布防了解透彻，中国军队的情报队也了解到了日军的作战意图，他们不是要进攻西安，而是要进攻中条山。当时的中条山，是中国军队在黄河北岸的唯一一道屏障，也是最后的屏障。渡河进入陕西，只是日军的烟幕弹。
然而，统帅部却没有听进去中国军队情报队的反映，一意孤行地坚持自己的判断，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日军是准备渡河。
进入1941年5月，统帅部察觉到日军的计谋时，已经晚了。
中条山战役的情报失误，让我想起了上高战役的情报大战。
参加上高战役的中国军队是第十九集团军，这是一支与日军激战连年的强悍武装。我曾经采访过中国军队第十九集团军七十四军五十七师炮兵连长尹同道， 他向我详细介绍了上高会战前夕的情势。他说，上高会战是1941年3月15日开始的，刚好比中条山战役早了两个月。当时，江西境内的南浔线上出现了载满日军的火车，在南浔线上来来往往，号称要进攻安徽，而江西赣北的中国军队没有上当。尹同道说，中国军队的坐探夜晚将耳朵贴近铁轨，听到开进南昌的火车声音沉闷，车身沉重i从南昌开出的火车声音清脆，车身漂浮，于是断定日军在向南昌增兵。
在上高战役中，识破了日军伎俩的十九集团军司令部早做准备，用司令罗卓英的磁铁战术将日军牢牢地吸引在暮春梅雨季节的上高城外，几乎全歼了日军骄横的三十四师团，而在中条山战役中，没有识破日军奸计的统帅部遭到了日军突袭，丧失了中国军队在黄河以北最后一块根据地。
1941年暮春，当孙蔚如将军和他的铁柱子一走，中条山就变得岌岌可危。 当日军突然出现在中条山中国军队阵地前时，很多中国军队连枪支都还没有拿起来，就稀里糊涂地被打散了。于是，一场期待已久的血战变成了屠戮。
然而，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中，高桂滋和他的十七军表现得可圈可点。
从山西绛县横岭关，到黄河北岸垣曲县有一条道路，叫做横垣大道。这条道路是日军重点进攻的地段，在这里，中国军队集结了两个师：一个是高桂滋的十七军，一个是中央军。
在大道西侧防守的，名为十七军，其实只有十七军八十四师。十七军的另外一个师预二师还远在几十公里的另一处阵地上。
日军向横垣大道东西两侧的两支中国军队同时展开进攻，一个是人们眼中的杂牌陕西师，一个是人们眼中的王牌中央师。两个师取得的战果却大出人们的意料之外。
进攻八十四师的是2000多个日军和20多辆坦克，还有8门重炮。日军攻打了一天，没有丝毫进展。每逢日军用重炮轰击的时候，中国军队就躲藏在深深的战壕里，炮弹过后，中国军队就从战壕里冲出来，迎头痛击蜂拥而上的日军。
后来，日军用坦克打头，士兵躲藏在坦克后面，亦步亦趋地走上了八十四师用条石和块石垒积起来的石坝阵地。就在坦克距离石坝还有几十米的距离时，突然一声闷响，坦克不动了。坦克被八十四师用土地雷炸瘫了。
陈数民说，那时候中条山中的中国军队没有坦克，也没有反坦克炮，只能用土办法对付坦克。战士们将十颗手榴弹一组，十颗手榴弹一组，埋在事先挖好的陷坑里，用长绳子连接着，然后躲藏在几十米开外的壕沟里，身上盖着荒草，等待日军的坦克过来。当日军的坦克开到了陷坑上之后，一拉绳子，手榴弹就炸中了坦克最薄弱的下腹部。
然而，这种方法不会总是很灵，它首先需要自己不被近在咫尺的日军发现， 还需要坦克没有碾断绳子，更需要坦克刚好从陷坑上方经过。它成功的概率相当于买彩票中上万元大奖。
中条山开战的第一天，日军在八十四师的阵地前寸步未进，还被炸毁了一辆坦克。
第二天，日军在八十四师坚固的防守面前，仍然寸功未立，还丢下了上百具尸体。
八十四师用条石和块石垒积起来的阵地，固若金汤。
陈数民说，八十四师以逸待劳，兵精粮足，愿意与日军打消耗战，等到日军无法支撑的时候，就会不战而退，像以前的很多次进攻一样。然而，阵地的右翼出现了问题，中央军在日军强大炮火的攻击下，退却了。
现在，八十四师腹背受敌，高桂滋只能带着八十四师突围。
5月9日，也就是三位将军壮烈殉国的这一天，拂晓，高桂滋带着部队转战到了横垣大道的王茅镇，突然接到了第一战区长官部的命令，要他们转移到夏县皋落大道的南侧山地，继续战斗。高桂滋想要通知预二师，然而，已经无法联系， 电话线早就被日军割断了。他不知道预二师到了哪里。
陈数民说，当时非常混乱，阵地被日军突破后，日军的坦克长驱直入，炮弹在中国军队的人群中爆炸，飞机在空中轰炸，又是在夜晚，视线模糊，十七军的建制已经被打乱了，兵找不着将，将找不着兵。
八十四师在突围，十七军的另外一个师情况如何？
高桂滋任军长的第十七军当时仅下辖八十四师和预二师。师的番号前加“预”， 表示该师是预备师，预备师无论在人数还是装备上，都远远不如正规师。比如中央嫡系的胡琏十一师和余程万五十七师，每个师都有12000人，装备有重炮I而参加石牌保卫战的预四师和参加中条山战役的预二师，人数仅有5000人，不但没有重炮，连重机枪也很少有。
然而，抗战时期的预备师在战场上的表现同样让人震惊。预四师在石牌保卫战中全师几乎丧失殆尽，仅2010年在宜昌市夷陵区金鱼坪村一次就挖出3000具尸骨，预十师在常德保卫战中参加外围战斗，师长孙明瑾和全师将士壮烈殉国， 至今能够找到的唯一幸存者，是在常德城外乾明寺出家的吴淞法师。
就在中条山战役前一年，预二师才划归第十七军。而此前，隶属于晋绥军的预二师是一支伪军反正部队，编制不足，装备低劣，缺乏训练，战斗力差，用电视剧《亮剑》中八路军团长丁伟的话来说：“战斗力连三流都算不上。”
可是，预二师自从划归第十七军后，军长高桂滋和师长高增级都加强了对这支“三流都算不上”的部队的整训，经过了一年的训练，预二师脱胎换骨，与此前判若两“队”。
在中条山战役中，大敌当前，预二师同样威武不屈，死战不降。
1941年5月9日的这一天，预二师拼死向西突围，他们三次被围，又三次冲出， 到了黄昏时分，负责断后的第四团第一营在殷家庄被日军重兵包围，营长胡成铎命令全体战士潜伏在草丛中，玲听四面枪声，判断出东南方向日军薄弱，便悄悄靠近东南方向的日军。当距离日军仅有百米距离时，全营仅有的两挺轻机枪突前开路，所有的枪支都对准了敌人，猛打猛冲，居然奇迹般地冲出了日军包围圈。
依靠着拼命三郎的闯劲，胡成铎带着一营战士趁着夜色，将日军甩在了身后的崇山峻岭中。天亮后，他们来到了一座小村庄，刚刚坐下来喘口气，突然与迎面而来的一队日军撞在了一起。胡成铎从背上抽出大刀，高喊：“今天不是鱼死， 就是网破，冲上去，剁：T狗日的！ ”他当先冲上前方，战士们跟在他的后面，挺着刺刀冲向敌群。日军虽然占有优势兵力，但是完全没有想到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冲出了一支中国军队，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组织抵抗，就像被洪水冲垮的堤坝一样稀里哗啦，溃不成军。
预二师第四团第一营冲进了崎岖陡峭的山中，清点人数，全营尚存300人。 后来，胡成铎率领着这支300人的队伍一直在中条山中打游击，专门伏击小股敌军。
一个月后的一天夜里，胡成铎带着这支300人的队伍，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 坐着羊皮筏子来到了黄河南岸，终于找到了预二师师长高增级。直到这时候，他们才知道5月9日掩护的大部队，同样遭遇了悲壮的激战和行军，师长高增级负伤。 大部队被打散后，一部分躲在山中打游击，一部分南渡黄河。中条山战役结束后， 预二师仅余千人。
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伪军都是懦弱胆怯，毫无战斗力的，可是预二师是一支伪军反正队伍，它的表现丝毫也不逊色于当时的中国军队王牌军队。
还是在同一天，第十七军军长高桂滋和八十四师都经历了严酷的考验。
我曾经见到过一张十七军军长高桂滋的照片，照片中的他身材高挑，两颊塌陷，瘦骨嶙峋，目光炯炯。据十七军老兵回忆，那时候的杂牌军十七军经常吃不饱饭，每人每月仅供应30斤粮食，而且还是包谷面居多，当兵打仗需要好身体， 一天一斤口粮哪里够吃啊！军长高桂滋带着大家在山坡上挖野菜，将野菜放在包谷面里一起煮食，即使这样，还是不够吃，军中每天只能开两顿饭。而且那时候因为军中缺乏运输工具，每支部队都要派出大量人员从黄河北岸去背口粮，这些十万男儿血。
中条山保卫战（1938 ~ 1941） 背粮的人翻山越岭，一走就要好几天，才能返回队伍。而同时期的日军，因为装备精良，拉运粮草使用的工具全部是汽车。中条山保卫战之初的东坞岭战斗，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一起伏击的，就是日军的300辆运粮车队。
除了吃不饱饭，他们还穿不暖衣。老兵们说，中条山的冬天滴水成冰，房檐前的冰溜子几个月都不能融化，野外里的积雪有半人高，到了午夜，狂风呼呼地刮着，将站岗的士兵冻成了冰柱子，所以哨兵需要不断地活动身体产生热量。而房间里的士兵也不好受，他们不得不以“打脚头”的方式睡觉，互相抱着对方的脚取暖。
然而，这样一支食不果腹、衣不御寒的杂牌军队，却照样给了日军沉重打击。
当预二师第四团第一营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时，八十四师还在日军的包围圈中左冲右突，觅路突围。
5月11日拂晓，八十四师分为四支，四个团各为一支，从不同的方向向外突围。 午夜时分，四个团都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可是，找不到军部，找不到高桂滋。
高桂滋在哪里？
5月9日这天，高桂滋不但联系不上预二师，而且军部也和八十四师被日军冲散了。
四面都是日军，满耳都是炮声，眼前到处都是硝烟和火焰，军部来到了一个叫做柴家圪垛的小村庄，高桂滋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让他去第五集团军曾万钟司令部的驻地马村?在硝烟弥漫和震天动地的轰炸声中，高桂滋率领军部突围，冲向马村方向，想要与第五集团军司令部会合。
可是，还没有走到马村，就听到马村方向传来密集的枪炮声。侦察人员带来的情报是，日军正在全力攻打马村，足有数千人。早在中条山战役之前，日军就已经摸清了中国军队所有部队的驻军情况，所有团以上指挥部的所在地，所在地的驻军数目，都被他们摸得一清二楚。所以，当战役一开始，日军一方面派遣伞兵切断所有的交通要道、桥梁、涵洞、隧道，一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攻打中国军队的司令部。
蓄谋已久的日军主动出击，毫无防备的中国军队被动挨打。
高桂滋站在山峁上，望着马村的冲天火光，他想去解救，可是手下兵微将寡， 主力部队八十四师和预二师都下落不明，如果带着十七军军部去解救，无异于抱薪救火。
凌晨四时，第五集团军司令部派来一名参谋，告诉说让高桂滋不要去马村了， 马村正在激战。司令部派参谋跑步来通知，估计电台也被炸坏了。
5月10日的晨曦照耀着中条山，中条山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每道山谷每道山梁都是红色，那是被鲜血染红的。
高桂滋带着十七军军部向北行走，想与主力部队汇合。走不多远，身后传来了接踵而起的爆炸声。日军的飞机看到了高桂滋和十七军军部的行踪，已经占领了马村的日军立即倾巢出动，一边用重炮轰击，一边派出大队骑兵追击。骑兵像一朵黑云，沿着大道小径飘来了，“噔噔噔”的马蹄声，似乎就响在耳边。空中， 三架日军飞机展开了扫射和轰炸，高桂滋的身边不断有人倒下去，马在悲鸣，人在呻吟。
这是一场杀戮，一场实力严重悬殊的杀戮，一场天平严重倾斜的杀戮，占领了空中优势和地面优势的日军，用钢铁机器冲向中国军人的血肉之躯。这是希特勒的装甲师侵入波兰的重现，当作战双方的实力严重不对等的时候，战争就会变成杀戮。
千钧一发之际，军部特务营营长齐天然踊跃而出，率部抵挡日军，掩护军部向北撤退。
八十四师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高桂滋的消息，他们派出多路侦察人员寻找高桂滋下落，均无功而返。
高桂滋军长在哪里？事实上在当时遍地烽烟的战场上，要寻找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没有了军长，没有了电台，没有了上级的指令，八十四师的师长团长们只能自己判断敌情，商量突围方向。可是，深陷方圆几百公里的中条山战场，他们就如同万顷波涛中的一叶扁舟，环顾四野，茫茫一片，哪里才是坚实的陆地？当时， 中国军队完全陷入了被动中，日军的飞机在天上像鹰群一样穿梭飞舞，日军的坦克在地上像狼群一样来回奔袭，在这样一场事先精细规划的战争中，日军像拿着手术刀一样，将中国军队的阵地切成了方方块块，中国军队只能手持与飞机坦克根本就不能匹敌的枪支，各自为战。
最后，八十四师决定从闻喜县东北穿过铁路，渡过汾河，向阎锡山第二战区所在的吉县突围。吉县的西部，就是著名的黄河壶口瀑布，越过黄河，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在的陕北。当年，毛泽东和阎锡山只有一河之隔。黄河东面，是阎锡山《黄河西面，是毛泽东。第二战区的司令部驻扎在黄河东面的几眼土窑洞里，后来，这几眼土窑洞所在的村庄被命名为避难堡。现在，来到壶口瀑布的游客， 向东方望去，一眼就能够望到山崖上的这几眼土窑洞。
八十四师继续突围。然而，无论他们冲向哪一个方向，他们的行动都在日军飞机的严密监视中。
他们来到了一座叫做下马关的小村庄，又渴又饿，又困又乏，刚刚坐下喘口气， 身后就传来了日军的装甲车和马蹄叩击地面的声音。战士们翻身而起，在村口构筑简单工事，抵挡日军。一个时辰后，日军越来越多，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地围聚在村庄周围。附近村庄的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冒着在头顶上纷飞的枪弹，给这些已经奋战了一天一夜的子弟兵送来了馒头和水。很多年后，八十四师的老兵们回忆起当年的一幕，还在感慨万千地说：“中条山的百姓真是好啊！”而十七军军长高桂滋也在事后多次向家人提起这一幕，他表示等到时局稳定，一定要去中条山看看这些淳朴的老百姓。可是一直没有成行。
老百姓给八十四师带来了干粮和饮水，还带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消息，附近有一道河堤，高出地面有两三米。
入夜，日军停止了攻击，八十四师的一部偷偷潜至河堤边，掘开堤坝，滔滔洪水形同万千巨兽，冲向酣睡中的日军。黎明，洪水过后，日军的阵地上只剩下几辆裹满泥浆的坦克。
八十四师继续向前行走，走到日上三竿，遇到了军部特务营。特务营在营长齐天然的率领下，冲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几乎人人身上都带着伤。
齐天然说：“特务营自从掩护军部撤退后，就与军部走散了，再也没有见到高军长。”
高桂滋在哪里？
随同八十四师突围的，有一个猛进剧团，其实也就是秦腔剧团，因为八十四师都是高桂滋一手带大的陕北子弟，都有听秦腔的嗜好。没有战事的日子里，战士们围坐在一起，看猛进剧团表演秦腔曲目，他们表演的都是反映民族气节的传统秦腔剧目。猛进剧团就是十七军的宣传队。
猛进剧团的团长叫刘清华，曾经是西安易俗社的著名文武小生，抗战开始后， 就弃戏从戎，穿上了军装。至今，在很多陕西老人的口中，还能听到刘清华的名字。 陕西老人对秦腔名角的膜拜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少年对周杰伦的崇拜。
找不到高桂滋军长，刘清华心急如焚，他派剧团里几个少年演员，化装成拾粪孩子，肩挎竹笼，重回被日军占领的地区。那时候北方农村有一种农活就叫拾粪，在北方的官道上经常能够看到拾粪的老人和小孩，将官道上的牲畜粪便捡拾进竹笼里，倾倒在自己家门前的粪堆上。这些粪堆作为肥料，以后会被拉进田地里， 增加庄稼产量。
等到夜晚，少年演员们陆续回来了，他们没有找到高桂滋军长，但是看到了日军捉拿他的告示。
刘清华心花怒放，他相信高桂滋还活着。
回过头来，再说说高桂滋。
5月10日早晨，高桂滋带着军部行走，突然被日军的骑兵赶上来了。齐天然带着特务营拼死抵抗，军部急急行进。
陈数民说，正在行进中，空中突然飞来了七八架飞机，对着军部轰炸，子弹 “哒哒哒”扫射下来，呈一条直线，激起一泡泡黄尘。“一头骡子就在我眼前倒下了， 驮背上的竹筐倾翻了，面粉洒了一地，血液渗着面粉，一直流到我的脚边。还有一匹受惊的骡子撒蹄奔跑，撞倒了前面的人。”
飞机轰炸过后，还能爬起来的人，跟着人群向前奔跑。
跑进了一座山谷间，突然发现前无去路，三面都是悬崖峭壁，而背后是日军坦克轧轧的响声，前无去路，后又追兵，该怎么办？
陈数民说，特务营离开后，现在军部能够作战的人员只有几十人，枪支也只有几十条，一名三十多岁的大个子作战参谋挥舞着手枪，站在高坡上喊道：“有枪的人，跟我走。”所有拿着长枪短枪的人跟随在这名大个子参谋的后面，旋风一般地卷向峡谷口。没有枪支的人，向两边的悬崖躲避。
陈数民不知道来了多少日军，只听到峡谷口枪声密集，像爆炒豆子一样，枪声中夹杂着隆隆的炮声，有坦克发射出的声音沉闷的炮弹，也有小钢炮发出的声音尖厉的炮弹，每一声炮弹过后，地面似乎都在颤抖。那是日军在进攻。
后来，再也听不到炮声了，枪声也渐渐地稀疏了，陈数民躲藏在半山腰的一个暗窟窿里，透过草丛，看到日军沿着山谷的小路走进来了。
在峡谷口抵挡的那几十名中国军队，伤亡殆尽。
十七军军部躲藏的这道山谷叫西山，日军搜山的时候，高桂滋能够清晰地听见日军皮鞋踩踏地面的脚步声，他和几名随从人员躲藏在一个深坑里。为了免遭被俘，高桂滋拔出手枪准备自尽，随从副官紧紧地抱着高桂滋的双手。就在这时候， 突然风云大作，天降暴雨，日军从高桂滋眼前不到十米的地方撤走了。
那场大雨也挽救了陈数民。
夜晚来临了，每个人都饥肠辘辘，他们互相搀扶着，一步一滑地翻越西山， 来到了山那边的河西村。
河西村没有人，中条山战役一开始，村中的百姓就躲进了山中。陈数民打开了一户人家的房门，可是找不到吃的，老百姓把粮食埋藏了起来。他们只好收拢了一些干柴，点起篝火，烘烤衣服。
连续几天以来，他们一直在山中奔走。今天晚上，窗外下着瓢泼大雨，他们在雨声中酣然入睡，一直睡到了天亮。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天亮后雨停了，日军开进了河西村，他们又只好逃进山中。
当时，高桂滋藏身在山中一眼废弃的土窑洞里，与八十四师几名军官意外相遇。尽管军部的人陆续找到了，但是因为缺少弹药，仍然没有战斗力。他们在日军的四面合围中，只能东躲西藏。
一天，一名参谋对高桂滋说：连日激战，十七军主力下落不明，日军又不断搜山，逃出去的可能性很小。即使侥幸逃出去了，蒋介石也不会饶恕打了败仗的人。 既然这样，军座不如去找汪精卫，因为军座和汪精卫在北伐战争中有过交往。
高桂滋听到这席话，勃然大怒，喝道：“这次战败，责任不在我，在于友军防线被攻破。十七军是我一手带大的部队，我相信不会被全歼，我们一定能够找到。 至于汪精卫，北伐时期我和他确实有过来往，当时他是民国领袖，但是现在他投降日本人，是奴才汉奸，我堂堂抗日军长，怎能投降日寇，投奔汪逆？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次能够脱险，再跟鬼子干，不能脱险，我就自杀殉国。”
参谋看到军长高桂滋雷霆震怒，不敢多言，匆匆溜走。
日军又开始了搜山，高桂滋不得已，又带着军部撤离。陈数民说，日军的部队像梳子一样，在中条山中梳来梳去，中国军队每天都要撤离好几个地方，在日军的梳齿间穿梭。
在一个叫做石头圪垛的小村庄里，乡民郑忠义将高桂滋安排进了村庄旁边的天主教堂里。
日军不会轻易进入天主教堂，更不会破坏天主教堂，因为天主教堂的神父是欧美人。在激烈的常德保卫战中，常德城被日军炸成了一片废墟，而天主教堂是全城唯一完好的建筑，在同样激烈的衡阳保卫战中，日军同样把衡阳城炸成了瓦渣滩，但是天主教堂同样保存完好。
在石头圪垛村外那间破败的天主教堂里，高桂滋终于在宁静中生活了几天。
特务营仍在寻找高桂滋军长，他们看到日军在墙壁上门扇上张贴的告示，悬赏十万元捉拿高桂滋，然而中条山是抗日根据地，百姓对告示置之不理。
特务营找不到高桂滋军长，便将十七军八十四师一名牺牲了的伙夫掩埋，并在坟墓上插上一块木板，上面写着“陆军第十七军中将军长高桂滋之墓”。此伙夫也身材高大，与高桂滋有几分相似。
此前，日军已经在山中找到了高桂滋的坐骑，现在又找到了高桂滋的坟茔， 因而确信高桂滋已经被击毙。日军将坟墓挖开，拍摄照片，在报纸上大肆宣扬。
而此时，高桂滋在当地群众掩护下，西渡黄河，去了宜川。不久，又重返抗日战场，任三十六集团军副司令，兼中条山游击总司令。
高桂滋来到天主教堂的这一天，是1941年5月13日。
就在这个时候，又有两名中国军队将领战死中条山战场。他们是第三军军长唐淮源和第三军十二师师长寸性奇。
唐淮源出生于云南，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投军30年，从排长升至军长，身经百战，战功卓著，抗战开始后，率滇军来到中原作战，后移防中条山。
中条山战役开始的时候，唐淮源带着第三军坚守在西面阵地，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阵地几度易手，但终于因为后援不继，又与两翼友军失去联系，形势极为不妙。
而第三军军部的形势更为焦虑。敌军在马村击溃了第五集团军司令部后，又继续前行，进攻第三军军部。第三军军部与日军激战三日，伤亡惨重，当地人介绍说，当时，沟壑间填满了尸体，以至于很多年后，当地学生上学从沟壑间经过， 还能看到山沟里的累累白骨。
后来，第三军军部被日军攻破，此时，唐淮源接到了第一战区司令部的电报， 让他们向南突围，渡过黄河。
唐淮源不得已，命令主力部队以团为单位，向外围突破，然后在外线与日军作战，等到渡过黄河后，再一起聚集。唐淮源在各师师长的会议上说道：“现在情况极为险恶，吾人在事有可为之时，应竭尽心力，恢复原态势，否则当为国家为民族保全人格，我已抱定不成功则成仁之决心。”
唐淮源已经意识到形势异常严峻，日军的包围圈密如铁桶，层层包裹，要突围出去谈何容易，他又对手下的师长说：“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投降的军师长，此例千万不能从第三军开。”
会议结束后，唐淮源亲率一个团奋勇突围，且战且走，走到了夏县尖山，唐淮源的身边只剩下几名通讯兵和报务员。四面日军围堵而来，唐淮源借助暗淡天光，在笔记本上写下遗书：
余身受国恩，委于三军重任，当今战士伤亡殆尽，环境险恶，总军两部失去联系。余死后，望余之总司令及参谋长收拾本军残局，继续抗战，余死瞑目矣！
写完后，唐淮源就开枪自杀了。
唐淮源自尽后，通讯兵和话务兵悲痛万分，他们冒着大雨，抬着唐淮源，来到尖山附近的清道村，推开一户农民家的房门，跪在农民面前，留着眼泪说：“老兄，求求你，把我们一个同伴埋了，我们和他的家人永远都会感激你。”
这户农民就做了一口薄木棺材，组织了村中十几个人，将唐淮源入殓了，然后埋在了附近的山上。当时，农民们并不知道他们掩埋的就是第三军军长，直到战争结束后，才知道了唐淮源的身份。
唐淮源殉国后的第二天，第三军十二师师长寸性奇也壮烈牺牲了。
寸性奇也是云南人，曾经做过云南南溪县县长，后来到广州拜见孙中山，深受孙中山赏识担任大本营少将参军。
全面抗战开始后，寸性奇担任第三军十二师三十四旅旅长，北上河北，转战山西，在紫荆关、井陉等地，与日军浴血奋战，以军功升为十二师师长。
中条山战役时，寸性奇奉命坚守夏县与垣曲县交界的中条山主阵地，与日军激战三日，阵地被突破。后，接到南撤至黄河对岸的命令，又一路南下，准备抢占渡口，却在夏县张家坪与日军遭遇，双方展开肉搏，境况极为惨烈。当时，日军从四面合围而来，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十二师面临生死存亡，寸性奇对部下说： “吾辈今日唯有奋力杀敌，枪在手，剑在腰，不令为贼俘也，济则为国家光荣，不济以死继之。”
5月13日，寸性奇率军来到垣曲县毛家湾，又被优势日军包围，寸性奇掉枪在手，亲自带领突围部队与日军搏杀，不幸胸部中弹，他强忍疼痛，仍旧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
13日晚，寸性奇的右腿又被日军炮火炸断。他自知伤势严重，不肯被俘受辱， 于是拔出腰间短剑，自杀殉国。
寸性奇在自尽前已经知道了军长唐淮源牺牲，他曾对身边的人说：“忻口会战中，中国有一个军长一个师长一起掏职，这次战役，我们滇军也要有一个军长一个师长一起为国殉职。”
在忻口会战中，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和手下的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一起阵亡， 在这次战役中，阵亡的还有第九军独立第五旅旅长郑连珍。
十七军少将参谋长金崇印也牺牲在中条山战役中。
金崇印是直隶通县（现为北京市通州区）人，早年从军，曾经跟着北洋军队出兵西伯利亚，后又参加了北伐战争。
抗战开始后，金崇印升为十七军参谋长，和军长高桂滋配合默契，参加了平型关团城口阻击战和太岳山等战役。1941年5月7日，中条山战役爆发，他率队与日军激战至9日，因为横垣大道被日军截断，十七军腹背受敌，于是撤退到山区，继续与日军交战。当时大雨滂沱，日军四面夹攻，情势异常凶险，金崇印率部与日军血战三日，身上多处带伤，不幸于11日被日军俘虏，押解到绛县横水镇。 在横水镇，日军百般引诱，严刑拷打，但金崇印不为所动，全身浴血，大骂日军， 目眦尽裂，誓不投降。日军见劝降无效，便于16日夜晚将他杀害了。
牺牲在中条山战役中的还有石作衡中。
石作衡是山西浑源人，黄埔军校四期生。黄埔军校中的山西人共有66名，其中包括徐向前、程子华等。
石作衡参加过古北口长城抗战，当时是第九军三十师一名营长。后又在南口、 大同、平型关、忻口等战役中，与日军作战，毎战必身先士卒，奋勇当先。在忻口会战中，他与日军展开拉锯战，阵地反复易手达十余次，身负重伤。
中条山战役时，石作衡任四十三军七十师少将师长，坚守横岭关。横岭关被日军突破后，他不得已率众转入阳城山林中，困守两个月，偷袭日军，补充给养。
后来，石作衡得知中条山已经全面失守，中国军队主力退往黄河南岸，中条山中的抗日力量缺乏统一指挥，他便联络各地尚未渡河的守军残部，共同进入日军防守薄弱的地区，一起开展游击战。
从中条山失守的5月，到1941年9月，这四个月里，石作衡组织的游击战， 给予了日军一定的杀伤。
9月5日，日军集结了1500名兵力，坦克两辆，大炮十门，围剿石作衡率领的七十师。由于兵力和武器悬殊极大，七十师被压缩在一个三平方公里的山坳里，石作衡大声疾呼：“坚决不做俘虏，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他带着战士们奋勇拼杀，经过两天一夜激战，终于打开了一道缺口。
9月6日凌晨八时，七十师已经脱险，正在山谷中行走，突然与日军增援部队遭遇，于是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日军呼叫飞机助战，石作衡冒着枪林弹雨， 与日军拼死冲杀，不幸一颗炮弹击中了他，他的左腿被炸断，肋骨被炸断，肚子被弹片划开，肠子流了出来。他将肠子塞进肚子里，对部下说：“协同一致，亲密团结，以铁血保卫祖国，完成复兴大业，吾死亦无憾矣！ ”言毕，壮烈殉国。
石作衡牺牲后，战士们抬着他，冲出了日军重围，他们从绛县丁家佳一直抬到了花崖山。村民们知道抬来的是石作衡将军，无不泪流满面，他们用做好的棺材装殓好将军的遗体后，存放在山崖的窑洞里，派人专门看管。每逢清明节，人们都自发组织来到那里烧纸钱。
石作衡牺牲20天后，武士敏将军也牺牲了。
中条山战役开始的时候，九十八军军长坚守东北线，他在王村将2000名日军击溃，毙伤日军800人，而且还击毙了日军滨田少将。然而，局部的胜利无法扭转整个战局，武士敏带着部队且战且走，不断给敌重创。日军尽管在整个中条山中， 对中国军队采用攻势，但是，在九十八军面前，日军一直没有占到便宜。
到了5月13日，日军腾出手来，大举进攻九十八军。九十八军为了掩护集团军渡过黄河，就将更多的日军吸引过来，激战昼夜，两万人的军队，只剩下了 7000 人。
14日，九十八军接到命令，突围南渡。这时候，本来武士敏可以带着军队杀到黄河渡口，可是他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转战敌后，与日军继续作战。
当时，九十八军以？心河以东，白晋公路以西作为根据地，军部设立在沿水县东峪村。
武士敏和九十八军孤悬敌后。
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日军，武士敏和陈赓、薄一波领导的太岳抗日根据地达成了协议，共同开展抗战，互通情报，打击敌人。当地百姓说，这是真正的民族统一战线。
日军看到九十八军与八路军联合起来，就感到恐慌，他们采取分化瓦解的卑鄙伎俩，大肆宣传说：日军不打九十八军，日军愿和九十八军一起打共产党。而且， 日军还送来了劝降书，让九十八军归顺。
为了赢得时间，武士敏采取拖延的办法，将日军的劝降书放在一边，让日军误以为他在考虑，而实际上，武士敏号召九十八军全力备战，准备给予日军迎头痛击。
1941年5月，日军集中了临汾、晋城、平遥、介休等地的25000名武装，兵分九路，围剿太岳山区。武士敏接到了情报后，就给在西安的妻子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凶险袭来，日军以三万兵力铁壁合围东西峪，九十八军危矣，我已做好牺牲准备，倘我不幸捐躯，切勿悲伤。
当时，八路军分析了眼前的种种情势，也给武士敏送来了一封信，劝武士敏撤到沁水西岸边，然而这封信不知道武士敏是否收到。九十八军没有撤往沁水西岸，而是向东朝着马头山进发。
于是，激战开始了。
武士敏率领着九十八军与强大的日军血战，战至28日，日军的包围圈逐渐缩小，武士敏号召全体将士“拼杀到底，绝不投降”。
夜晚时分，日军停止攻击，武士敏将所余战士分成七支小分队，向外突围。 黎明时分武士敏带着两营战士已经突出日军包围圈，抵达白晋公路，听闻一六九师还没有突围出来，又回身接应，结果被日军包围。武士敏奋力冲杀，腿部中弹，警卫员背着他继续突围，可是腰间又中一弹，无法再行。日军冲上来， 武士敏自戕殉国。
武士敏牺牲后，日军列队向他的遗体告别，还准备了一口上好棺材，将他的遗体入殓后，运往长治厚葬。
中条山战役，中国军队一下子失去了这么多优秀将领，实在让人痛心。古希腊时期，力学之父阿基米德被一名罗马士兵砍杀，后世评论说：“这一刀，砍下了一个世纪也难长成的头颅。”而中条山战役，也丧失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忠诚将士。
中条山战役，中日双方伤亡如何？
据日本《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在中条山战役中，中国军队战死被俘近80000人，遗弃尸体42000具，战死被俘的中国将军十余名。
除了中国军队外，日军还野蛮屠杀中条山百姓3000余人，致残45000人，屠杀牲口 1万余头，烧毁房间18000间。
中国军队牺牲将军八人。
这样惨重的损失，是抗战相持阶段绝无仅有的。
中国军队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 1942年12月，国民党军令部的机密文件《中条山会战》中，记载了一些将领的总结发言，基本上可以看出当年失败的原因。
八十军军长孔令恂认为：“敌对我阵地兵力之配置均相当明了。”第五集团军司令曾万钟认为：“我对敌情缺乏有系统之判断。”
日军对我了如指掌，我对日军没有了解，这样的战役，中国军队如果再不失败， 《孙子兵法》就要重写了。
薛岳的分析也很透彻，他说：“东西横扩百余公里，南北纵深不足80公里之山地，注入防守兵力达20个师，十五六万人，如置巨鱼于井中。”
当初，陕西军三万人在这里坚守，为什么每次都能反败为胜，关键在于有足够的辗转腾挪的空间，而现在十五六万人局促在一起，无法转身，正好成为日军机械化军队攻击的靶子。
还有将领认为：“补给困难，虽至战时，亦以三分之一兵力背送给养，士兵背粮磨面等杂勤太多，每团千人参加战斗者仅五六百人。”
当时，中条山山路盘旋蜿蜒，天旱少雨，广种薄收，土壤贫瘠，难以供应十几万军人的口粮，粮食需要从黄河南岸运来，因为没有机械工具，每支部队只能派出相当数量的人去背粮。中国军队尽管在中条山中有十五六万军队，然而有一半要从事运粮，参加一线战斗的仅有七八万人，而日军有十万人，武装到牙齿， 这样比较起来，中国军队也败在必然。
日军战报记载，中条山战役后，中国军队战死被俘近80000人，这些中国战俘的命运如何？
郭基羚当年是一名战俘，是在中条山战役中被俘的。
日军先将郭基羚送到了山西临汾城内的一个大庙里，过了几天，又把他和很多中条山中的战俘一起送到了位于太原市小东门内的战俘集中营——当时叫做太原工程队。
太原工程队，这是一座人间地狱，这里关押着很多国民党军队士兵和八路军士兵。
郭基玲至今能够记得一件令人发指的事情。1941年7月的一天夜晚，中国军队一名团长想从太原工程队逃出去，可是被日军捉住了。日军士兵当着左右战俘的面，把他的心挖出来，放在盘子里，端给了负责俘虏营的日军军官，作为下酒菜。
那个时候，战俘营中，身体胖一点的俘虏，经常就会莫名其妙消失，去了哪里？ 是被日军军官吃了。有个日军军官有吃人肉的嗜好，尤其喜欢吃人的心脏，简直就是一只恶魔。战俘营中，身体胖一点的和体格好一点的，整天提心吊胆，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日军军官吃了。
因为很多战俘居住在一起，环境极差，食不果腹，很长时间不能洗澡，各种病菌在战俘营里传播，而日军不给战俘医治，反而听任病菌传播蔓延。郭基玲亲眼看到过两名战俘因为患有伤寒病而死亡。
在太原工程队里，战俘是毫无自由的。6月的一天，放风的时候，郭基羚随便和几名战俘交谈了几句，不料给日军看守发现。看守将他们殴打了一顿，然后强迫他们站在火辣辣的阳光下，仰起头来看太阳。他们被太阳晒得浑身汗水，而眼睛看着太阳，又像针刺一样痛苦。日军看守监视他们，不允许他们的眼睛眨一下，
如果违反了，棍棒就会像雨点一样落在背上。
郭基羚说，日军对战俘的体罚方式，简直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在战俘营里，朱永祥就属于那种体格好的人。值得庆幸的是，他没有和郭基羚在一个战俘营里，也没有遇到一个喜欢吃人心的恶魔看守。然而，他的遭遇照样很悲惨。
当年5月，和朱永祥一起被日军俘虏的有40多人，他们先被日军关在运城十多天，然后坐着闷罐子火车来到太原。火车在路上走了一天，这一天里，他们没有吃没有喝，连厕所也不让上。每节车厢里装120人，密不透风，异常闷热，夏季的太阳照在铁皮车厢上，车厢里的温度高达五六十度，等到到了太原，车厢里有四名俘虏死了。
在太原工程队，战俘们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每顿只有一小勺子米饭，米饭已经发霉了，散发着馊味和臭味，每天只能喝一次水，每次只给一小碗水。隔三天才能吃一次菜，菜也是那种腐烂的菜叶，没有盐也没有油。到了冬天，也不给战俘发棉衣，你进来的时候穿着什么，以后还穿什么。日军根本就没有把战俘当人看待。
在战俘营里，朱永祥每天都能看到十个以上的人死亡。每天早晨，体格强壮的朱永祥，就被日军指定抬死尸，抬到东城墙根预先挖好的壕沟里，然后掩埋。 每个壕沟埋六七十具死尸。
日军看守还经常对战俘耍花招，看到谁不顺眼，就说谁有病，需要治疗，命令这个战俘走到室外，日军给他注射一种战俘们不知道名字的针剂，本来没有疾病的很健康的人，几分钟后就会死亡。朱永祥亲眼看到他所在的班里，有两名战俘就是被日军注射了毒针而死亡的。
日军还对战俘营中身体强壮的青年进行抽血，他们定期将这些战俘拉到日军的医院里，每次都抽取很多血液，每20天抽取一次，直至将战俘的身体彻底抽垮。 朱永祥就曾经被抽过三次血。战俘体内的血液被抽干后，变得奄奄一息，日军才不再抽血。而这样的战俘，能够活下来的很少。
朱永祥在太原集中营被关押了三个月，抽血三次后，日军就将他和其余的 400人拉到北门外去修飞机场。在修飞机场的过程中，有两名战俘逃跑，被日军抓回，日军看守当着所有战俘的面，让狼狗将他们咬得浑身流血，然后绑在木柱上， 让新兵用刺刀捅死了他们，借此锻炼新兵的胆量。
日军每次杀害战俘的时候，还迫使周围的老百姓观看，以摧毁中国民众的抗日意志。
当时，被关押在太原工程队中的战俘有15000名左右，有中央军的，有晋缓军的，也有八路军的，这些战俘每天都遭受非人的折磨。
战俘在这里关押一段时间后，就被日军送往各地充当苦力。其中向阳泉煤矿送过两次，大约有400人，向东北送过五六次，共有6000余人向唐山煤矿送了 800人，向井陉煤矿送了 800人……除此而外，日军还强迫这些战俘给他们充当炮灰，编入皇协军，每逢作战和通过危险地域，比如要穿过地雷阵，就强迫皇协军走在前面。
每一个战俘，都有一段痛苦的经历。
1942年8月12日的《新华日报》中，曾有一篇关于太原工程队的回忆文章， 作者是赵培宪。《新华日报》当年是共产党创办的报纸。
在战俘营的日子里，只要有太阳，每天下午二时，是一天之中最燥热的时候， 日军就强迫战俘站立在水泥地板上暴晒，有的人脊背上被晒出了一层皮，有的人被晒死了，还有些人被晒昏了，而晒昏了的人，会遭到日军棍棒和鞭子的毒打， 强迫他再站起来。最后，晒昏的人不是被晒死，就是被打死。
日军还把八路军战俘当成了活靶子。
7月20日，日军把赵培宪等20个人集中在一起，从战俘营向一座坟场的树林走去。此前，日军已经多次把战俘拉到坟场边的树林里杀害，每天80个人，分成四组，每组20人，进行杀害。
这天，赵培宪被安排在第三组。
赵培宪亲眼看到日军将前两组战俘的衣服剥去，背捆着双手，排成一字队形， 20个日军端着刺刀，刺向战俘们的胸脯和心脏。战俘们在临死前怒视着日军，齐声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两组战俘倒在了日军的刺刀下，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和荒草。
就在日军走向第三组战俘的时候，赵培宪转身就跑，他跳下土崖，奔过深沟， 一直不回头地拼命奔逃终于逃脱了。
后来，赵培宪找到了队伍，又开始与日寇作战。
赵培宪解放后担任云南省蒙自地委书记和云南省民政厅长等职务。
日本人住冈义当年是太原工程队的军官，他在1956年5月31日写过一份供状， 里面详细写到了杀害中国战俘的情况。
当年，住冈义是日军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机关枪教育队少尉教官，他在供述状中写道：
……对各中队的新兵实施刺杀活肉，检阅时，我以安尾大队长辅佐官的身份参加了，当时在各队教官的指挥下，220名新兵参加。根据大队长的命令，大队教育主任小池中尉从太原市小东门第一军工程队带来的俘虏（大部分是八路军战士、干部、学生，一部分是抗日军的战士），220名，每人刺杀一名，尸体弃之于杀人的赛马场内的东边沟里。
这次屠杀是根据当天来视察检阅的独立混成第四旅团旅团长津田守弥少将的命令实施的，旅团长津田少将对旅团所属大队在昭和16年 （1941年）征集的现役兵的教育方针是：为把这批新兵作为旅团的骨干， 要彻底地对他们进行作战警备训练，以达到老兵的水平……并对大队长安尾大佐训示：要以活着的中国人做教育材料，进行试胆锻炼为方针……
各教官进行准备，于检阅的EI期集中于指定的地点太原，实施每个检阅科目。检阅课中的刺杀假设敌就将中国人作为活肉乾进行检阅。 就在检阅之时，有一名俘虏从刺杀场逃跑了，经过东山孟家井逃到解放区，以后于当年秋，在《新华日报》上揭露了这一罪行。
住冈义供述状中所写的这名逃跑的俘虏，应该就是赵培宪吧。
然而，尽管日本人用战俘作为活肉靶的罪行被公之于众，然而，他们并没有收敛。
住冈义继续写道：
1942年8月2日前后，我根据大队的检阅计划表，指挥机关枪班约70名，把小池中尉由小东门第一军工程队带来的八路军、年轻的抗日大学生及一部分病人俘虏约70名（其中约50名妇女），当作教育材料将其刺杀。当时大部分的妇女在刺杀前，都高呼中华民国万岁等口号于此次检阅期间，各教官、助教及340名新兵，共杀害了约340名俘虏。
日军把中国战俘，更多的是八路军战俘当成了活肉靶，肆意刺杀，放眼全世界， 也找不到比这更残忍的强盗。
这几年，熟悉抗战历史的人，都在谈论一个叫做汤浅谦的日本人，这个晚年良心发现的日本人，写了一封自悔书，承认自己当年在太原工程队从事过人体解剖试验，而且从事过八次人体解剖。而他解剖的是，是活生生的中国人。
汤浅谦这样写道：
走进手术室，里面有院长、护士和见习医生。一会儿，从外面推进来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长得很健壮，可能就是平时常说的八路军吧。他一点没有恐惧的样子，怒目注视着我们，然后毫不畏惧地上了手术台。 尽管打了麻药，但那毕竟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在所谓的“解剖实习”中， 我们把他好端端的阑尾切掉，把肠子剪断再缝上，再剪断再缝上，来回好几次。还有的医生把他的胳膊截断再缝上……一开始我给别人打下手，但后来的气管切开手术，我是主刀医生。
而那些用作人体试验的战俘，或者在手术中或者在手术后就死亡了，日军将他们掩埋在医院附近的土坑里。
日军的暴行，超越了人类的忍受期限。日军的罪恶，中华民族永远都要铭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牢记日军的罪恶，是为了让这种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