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南北朝
元嘉之治
公元420年，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宋朝，史称刘宋，是南朝的第一个朝代。
刘裕仅仅做了三年的皇帝，永初三年（公元422）三月，刘裕病重，在临终之际，他命徐羡之、傅亮、谢晦、檀道济等人为顾命大臣，辅佐年幼的太子刘义符。五月，刘裕去世，17岁的刘义符即位，是为宋少帝。
刘义符是刘裕的长子，深得刘裕的喜爱。刘裕在称帝后，即立义符为太子。然而刘义符自幼擅武不喜文，每日只知和群小玩耍，毫无帝王之气。群臣对这位未来的天子十分不满，经常劝说刘裕改立他人。刘义符即位后，照样在后宫习武游戏，放任无度。几个顾命大臣对刘义符的举动非常失望，于是决定废掉刘义符，另立新帝。经过反复斟酌，徐羡之、谢晦、檀道济等人看中了刘裕的第三子、时任荆州刺史的刘义隆。经过精心谋划，檀道济、谢晦等人领兵入宫以皇太后的名义废掉了刘义符。徐羡之又派人将刘义符杀死，以除后患。
徐羡之等人杀掉刘义符后，命尚书令傅亮前往江陵迎接刘义隆回京，继承皇位，改年号为元嘉，是为宋文帝。
文帝即位后没有立即亲政，仍由原来的几位顾命大臣执政。文帝自幼聪颖，很有心计，他知道徐羡之、谢晦、傅亮、檀道济等人位尊权重，不可擅动，只能等待时机，慢慢图之。所以，在即位之初，文帝给这些人都升了官，以使这些人放松警惕。同时，文帝还重用了王弘、王昙首、王华等人作为自己的亲信，以加强自己的力量。
元嘉二年（公元425），徐羡之、傅亮等人上表请求文帝亲政，文帝表面上再三推托，最终应允，开始亲自处理政务。文帝亲政后，与王华等人开始谋划除掉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时任荆州刺史的谢晦得知文帝即将出兵讨伐自己，便向四方发出檄文，公然与朝廷对抗起来。文帝在出兵讨伐谢晦前，准备先除掉徐羡之和傅亮。不久，徐羡之闻讯自杀，傅亮也被诛杀。在清除了两块绊脚石后，文帝决定派遣檀道济出兵讨伐谢晦。谢晦亲率3万大军从江陵东下，直逼建康。檀道济率领晋军大败谢晦军队，谢晦被斩首。
文帝在除掉谢晦、徐羡之、傅亮等人后，开始着手整顿政治，发展经济。他重用了一批有才干的人，当时，王华、刘湛、王昙首、殷景仁同任侍中，荣极一时。黄门侍郎谢弘微也受到重用，与王华四人并称五臣。同时，文帝还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派遣使者巡行州郡，考查地方官的政绩。为了使刑狱公平，他常在延贤堂听讼。还下诏求贤，修复被战争破坏的学校，亲临国子学策试学生。文帝尤其重视农业生产，他下令地方官督课农桑，鼓励百姓种田养蚕，兴修水利，禁止封涸山泽，减免受灾地区人民的赋税。还开炉铸钱，以便流通。文帝在位期间采取的这些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人口迅速增殖，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出现了小康的繁荣局面。宋文帝元嘉时期（公元424～453），是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
此时，北方的北魏政权逐渐强大，对南朝造成极大威胁。文帝早有北伐恢复中原之志，便于元嘉七年（公元430）派精兵5万出兵北伐。刘彦之率领大军一路北上，北魏拓跋焘命令碻磝（今山东聊城东南）、滑台（今河南滑县东）、洛阳、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的魏军撤回，使刘宋军队轻易地占领了四镇、并夺取了司州、兖州。南北军队在黄河两岸形成对峙。随后，北魏军队开始大规模反攻，渡过黄河，攻打金墉（今河南洛阳北），占领洛阳。不久，北魏军队又攻克虎牢，包围滑台，刘宋的各路军队相继战败。文帝又派遣檀道济率兵北上，以解滑台之围。檀道济到达寿张（今山东东平西南）后，大败魏军，直抵历城（今山东济南）。由于魏军堵截，檀道济大军不得向前。此时，北魏军队猛攻滑台，刘宋滑台守将率领士卒顽强抵抗，终因粮草缺乏，滑台失陷。檀道济军队也因为断粮而被迫撤退，北伐宣告失败。
檀道济是宋武帝、宋文帝两朝的名将，战功赫赫，威望越来越高，引起了朝廷的猜疑。当时，宋文帝生了一场大病，掌管朝政的彭城王刘义康及将军刘湛担心文帝死后，难以控制檀道济，便在文帝面前说了很多坏话，劝他尽早除掉檀道济，以免留下后患。
元嘉十三年（公元436），檀道济奉诏回京，被以收买人心、图谋不就之名逮捕，旋遭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檀道济的11个儿子及薛彤、高进之等大将。临刑前，檀道济投帻于地，愤怒地喊道：“你们这是在自毁长城啊！”
檀道济被枉杀，国人痛心。消息传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诸将弹冠相庆：“檀道济一死、吴人无可畏惧也！”
公元450年，刘宋王朝再次北伐，结果连吃了好几个败仗。魏军一路南下，攻到了长江边上的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宋文帝登上建康的石头城，望着远处的敌军，长叹一声：“檀道济如果还活着，怎么会让魏军攻到这里！”
在此后的20年间，宋魏之间相安无事。北魏统一北方后，势力更加强大，于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率10万大军南下伐宋，围攻悬瓠（今河南汝南）。刘宋南顿太守、颍川太守逃走，悬瓠守将奋力抵抗，迫使魏军暂退。宋文帝下令反击，以王玄谟、沈庆之为东路，围攻滑台。以柳元景、薛安都为西路，经卢氏出熊耳山。西路军一路进展顺利，但东路军围攻滑台数月不下，遭到北魏军队攻击，两路大军被迫撤退。魏军乘胜攻陷悬瓠，直趋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后魏军因粮草缺乏，大掠江淮而还。刘宋在这次战争中遭到重创，丧失了大片土地，国力锐减，元嘉之治的局面遭到了破坏。
与此同时，在刘宋皇室内部，又出现了骨肉相残的悲剧。先是文帝之弟刘义康，觊觎皇位被杀。随后是文帝打算废掉太子刘劭，反被刘劭所杀。刘劭又被文帝三子刘骏起兵诛杀。从此，刘宋陷入了黑暗混乱的局面。
宋室悲剧
刘骏是文帝的三子，从小得不到父爱，生性孤僻，养成了凶暴残忍的性格。在他即位后，开始排斥异己，大肆屠杀宗室诸王。
文帝生前，非常喜爱四子刘铄，因而遭到了刘骏的嫉恨。刘骏即位不久，就派人毒死了刘铄。
杀死刘铄后，刘骏又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的叔父刘义宣。刘义宣是刘裕六子，宋文帝时任荆州刺史。在刘骏讨伐刘劭的战争中，为刘骏出了不少力。刘义宣从此居功自傲，渐渐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刘骏即位后，开始策划除去刘义宣。不久，刘义宣听从了表哥臧质的建议，起兵反叛。刘骏派柳元景、王玄谟等人率兵讨伐，大败刘义宣军队。刘义宣及其十六子同时被诛杀。
刘义宣反叛后刘骏对诸王采取了更为严密的监视和控制，以稳固皇权。他先后诛杀了自己的十弟武昌王刘浑和六弟竟陵王刘诞，再次上演了兄弟相残的惨剧。
刘骏不仅诛杀宗室，还肆意侮辱朝中大臣。以致在临终之时，众叛亲离。大明八年（公元464），刘骏病死，16岁的太子刘子业即位，是为前废帝，由刘义恭、柳元景等人辅政。
刘子业和其父相比，更加凶残。即位不久，便开始肆意妄为，诛杀辅政大臣。刘子业先是听信宦官谗言，杀死了辅政大臣戴法兴，使刘义恭、颜师伯、柳元景等人感到恐惧，几个人经过密谋，准备废掉刘子业，拥戴刘义恭为天子。他们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沈庆之，却没有想到沈庆之与颜师伯正是冤家对头。沈庆之立即将这个计划告知刘子业，刘子业怒火中烧，将刘义恭斩首，又把他的尸体截断，掏出了肠胃，还挖出眼球泡在蜜汁里，号称“鬼目粽”，残忍到了极点。刘义恭的四个儿子、柳元景父子兄弟叔侄、颜师伯父子数人也被同时诛杀。
刘子业不仅诛杀辅政大臣，对自己的兄弟也不放过。当年，刘骏宠幸殷淑仪，所生刘子鸾也深受刘骏的喜爱，以至刘骏产生了废掉刘子业改立刘子鸾为太子的想法。刘子业因此非常憎恨刘子鸾。即位后，刘子业派人逼死了年仅7岁的刘子鸾，还杀死了刘子鸾的弟弟和妹妹，并将殷贵妃的坟墓掘开，抛尸荒郊。
刘子业在诛杀了辅政大臣和刘子鸾势力后，更加肆无忌惮，每日在宫中荒淫玩乐，不理朝政。他宠信徐爱和沈庆之，气焰熏天。为自己的姐姐山阴公主挑选30名男宠，称为面首，还与自己的姑姑通奸，淫乱后宫，败坏纲常。他肆意侮辱自己的叔叔，将他们拘留在宫中，玩耍虐待。他下令召诸王妃、公主、郡主入宫，让侍从们当众强奸她们。有不服从的，立刻会遭到灭顶之灾。他还让宫女们赤身裸体在华林园里的竹林堂中取乐，有一宫女不从，便被他立即杀死。
刘子业的倒行逆施，使朝野上下怨声载道。一天夜晚，刘子业正玩到兴头上，一群宫人手执钢刀剌向了他，刘子业当场毙命。他称帝仅仅一年，就在一片骂声中草草结束了生命。
刘子业被杀后，文帝第八子，刘子业的叔叔刘彧登上了皇帝宝座，是为宋明帝。刘彧即位后，刘骏三子晋安王刘子勋在寻阳（今江西九江）称帝，并得到了兄弟们的支持，矛头直指刘彧朝廷。刘彧派出三路大军很快平息了叛乱，将刘骏的子嗣诛杀殆尽。柳欣慰等人图谋反叛，准备拥立刘彧的八哥刘祎为帝。事情败露后，刘彧诛杀了刘祎及柳欣慰全家。此后，刘彧又相继杀害了自己的弟弟刘休祐、刘休仁、刘休若等人，几乎将自己的兄弟诛杀殆尽。刘彧得病后，越发残忍猜忌，还十分相信鬼神，忌讳甚多，凡是违背忌讳的人都要身首异处。
泰豫元年（公元472）四月，刘彧去世，10岁的儿子刘昱即位，是为后废帝。刘昱即位后，他的叔叔刘休范自江州（今江西九江）起兵谋反。刘昱命萧道成率军战败了刘休范，刘休范被杀，叛乱很快被平息下去。萧道成在平叛中立下大功，逐渐掌握了朝政。
平定刘休范叛乱后，刘昱变得肆无忌惮起来。他继承了其父荒淫无道的行事原则，每天在荒郊游玩，还在市场闲逛，毫无帝王的威仪。只要在路上遇到行人，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百姓们只要听到皇帝要来，吓得家家避户，民不聊生。刘昱非常残忍，特别喜欢杀人。只要有一天不杀人，他就会很不高兴。他每天让随从随身携带着各种刑具，看谁不顺眼，就会当场把他杀死。更有甚者，他还想毒死太后，在众人的劝说下，才打消了这种念头。一次，刘昱看到萧道成袒露着大肚子在睡觉，觉得这个肚子正适合当做靶子射，于是在萧道成的肚子上画上了靶子，就要拉弓射箭。
萧道成从此对刘昱处处留心，阴谋除掉这个暴君。还没等萧道成动手，刘昱即被身边随从所杀。萧道成见刘昱已死，便想独揽大权。他假意将刘秉、袁粲、褚渊等人召集在一起商议国事，实则是逼他们让权。这些人见萧道成势力浩大，只得让萧道成执掌朝中军政大权。萧道成随即以太后的名义，列数刘昱罪状，并立安成王刘淮为帝，是为宋顺帝。此时的刘宋王朝已名存实亡，落入了萧道成一人手中。
两年后，萧道成废掉刘准，建立了萧齐王朝，刘宋王朝覆灭。不久，刘准也被杀死。
刘宋王朝是武帝刘裕艰苦创业打下的一片江山。文帝刘义隆发愤图强，开创了元嘉之治。此后，刘骏、刘子业、刘彧、刘昱诸帝，肆意妄为，残忍凶暴，骨肉相残，终致国破家亡，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剧。
短命萧齐
南朝的第二个朝代是齐，又称南齐，由于是萧氏所建，历史上也称为萧齐。
萧齐的建立者是萧道成。昇明三年（公元479）四月，刘宋的傀儡皇帝刘准禅位于萧道成，刘宋灭亡，萧齐建立。
萧道成称帝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前朝留下的弊政，恢复社会生产和发展经济，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他还特别告诫自己的子孙，不要重蹈刘宋宗室骨肉相残的覆辙。萧道成可以说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曾说：“如果让我治理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可惜的是，萧道成在位仅仅四年便去世了。
萧道成去世后，他的长子萧赜即位，是为齐武帝。萧赜即位之初，继承其父遗志，励精图治，提倡节俭，堪称明主。但他宠信茹法亮、吕文显等谄佞之人，排斥权臣，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萧赜在位期间，曾对户籍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整顿。他设立了专门的检籍官，规定以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的户籍为标准，严格整顿户籍，如有伪冒士族的人将被罚到边远地区戍边，称为“却籍”。但是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偏差，引起了民众的不满。迫于压力，朝廷被迫停止检籍，宣布却籍无效，萧齐政权由此受到了巨大冲击。
同时，在萧齐宗室内部也出现了混乱局面。萧赜与四弟萧晃、五弟萧晔都有矛盾，但还没有发展到兄弟相残的地步。此外，萧赜还与自己的儿子萧子响发生了冲突。萧子响是萧赜的第四个儿子，自幼爱好习武，性情鲁莽，飞扬跋扈。任荆州刺史后，他召集了数十名武士，经常和他们饮酒作乐，切磋武艺。又私制锦袍，打算与少数民族交换武器。萧子响的一些部下认为这些举动有谋反的嫌疑，便向萧赜告发。萧子响听说后，将这些告发的人全部杀死。萧赜大怒、但念在父子之情，便派胡谐之等人到荆州处理相关事宜。萧子响本来想向父亲请罪，并无反叛之心，但在胡谐之等人的再三逼迫下，被迫兴兵，大败朝廷军队。萧赜见自己的儿子竟敢公然反叛，非常愤怒，派萧顺之率军讨伐萧子响。萧顺之在太子萧长懋的授意下，杀死了萧子响。
萧赜晚年，太子萧长懋先亡，便立萧长懋的长子萧昭业为皇太孙。萧赜死后，萧昭业即位，由叔父萧子良和萧道成的侄儿萧鸾辅佐朝政。萧子良是萧赜次子，酷爱文学，喜结交文士，与当时的文学之士范云、萧琛、任昉、王融、萧衍、谢朓、沈约、陆倕等交往频繁，很有声望。但在萧赜去世之际，萧子良在王融等人的建议下，有代萧昭业即位之意。而萧鸾却在关键时刻，帮了萧昭业一把，让他安安稳稳地做了皇上。所以，萧昭业即位后，便疏远萧子良，重用萧鸾，由此埋下了祸根。令萧鸾失望的是，萧昭业毫不关心军国大事，每日不务正业，玩耍胡闹，还挥金如土，淫乱宫闱。萧鸾多次劝谏，萧昭业充耳不闻，还想除掉萧鸾。萧鸾也有自己的打算，他准备废掉萧昭业，另立新帝。经过精心的谋划，萧鸾派萧谌入宫杀死了萧昭业。萧鸾以太后名义封萧昭业为郁林王，又迎立萧昭业的弟弟萧昭文为帝，萧鸾实际掌握了军政大权。
此后，萧鸾开始排斥异己，大杀萧道成、萧赜子孙，再次上演骨肉相残的一幕。萧昭文名为皇帝，实则傀儡，没有得到萧鸾的许可，连吃条鱼都不行。隆昌元年（公元494）十月，萧鸾以皇太后名义废掉萧昭文，即位称帝，是为齐明帝。萧鸾即位后，杀害了一些有功之臣，并继续诛杀宗室诸王，将萧道成、萧赜、萧长懋的子孙全部诛杀殆尽。萧鸾的倒行逆施，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王敬则打着拥护南康侯萧子恪的旗号，起兵反叛。但在朝廷军队的强大攻势下，王敬则兵败被杀。萧鸾去世后，太子萧宝卷即位，他荒淫残暴，把萧齐政权一步步推向了坟墓。
萧宝卷是萧鸾次子，即位时年仅16岁。虽然正值青春年少，但他的残忍暴虐却无人能比。萧宝卷即位后，先后诛杀了被称为“六贵”的辅政大臣和老臣陈显达，越发恣意横行起来。萧宝卷的生活极其奢侈腐化，宫殿修得奢侈豪华。在后宫，萧宝卷无节制地宠幸潘贵妃，还在芳乐苑与宫人们玩做买卖的游戏。萧宝卷卖肉，潘贵妃卖酒，毫无体统。他每个月都要出游20多次，每一次都要由士兵清道，如有违抗，格杀勿论。一次，萧宝卷看到一个没有及时回避的孕妇，竟叫人剖开她的肚子，看看是男还是女。还看到一个老和尚，便命人将他乱箭射死，残忍至极。他喜欢扛高幡，臂力过人，技艺超群。还喜欢骑马打猎，开辟了近300处围场，挑选了500名“逐马左右”跟随其后，玩耍得不亦乐乎。
萧齐在萧宝卷统治期间，朝政混乱，人人自危。在这种形势下，平西将军崔慧景率军反叛，攻破建康，包围了台城，但被萧懿的军队战败杀死。不久，萧宝卷毒死了曾为他立功的萧懿及其弟萧融，激怒了萧懿的另一个弟弟萧衍，他就是后来的梁武帝。
永元二年（公元500）十一月，萧衍在襄阳（今湖北襄樊）起兵，讨伐萧宝卷，并拥立南康王萧宝融为帝，是为和帝。萧衍大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包围皇城。萧齐的一些军将倒戈，杀死了残暴的萧宝卷。萧宝卷死后，被追封为东昏侯，真是再合适不过。
中兴二年（公元502）三月，萧宝融禅位于萧衍，齐朝灭亡。萧齐政权仅仅维持了23年便寿终正寝，是南朝四个朝代中最短命的。
梁武帝时代
在南朝的四个朝代中，有两个朝代同是萧氏所建，一个是萧道成建立的齐，另一个是萧衍建立的梁，所以历史上又把这两个朝代称为萧齐和萧梁。翻开萧氏的家谱，原来萧衍的父亲萧顺之是萧道成的族弟。
梁武帝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是南兰陵中都里（今江苏省武进县）人。他博学多才，琴棋书画无一不通。不仅有雄才大略，而且是文武全才，被当时的名流所推崇。竟陵王萧子良曾经开西邸，招揽文学之士，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文士经常来往，号称“竟陵八友”。萧衍可算得是南朝的一位文人皇帝，虽然后来他以军功起家，夺取了萧齐天下，但他对文学的爱好却是日久弥坚。称帝后，他虽然日理万机，但始终没有忘记读书，常常手不释卷，彻夜苦读，这样的皇帝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萧衍的诗写得十分精彩，流传到今天的有80多首诗歌。早在萧衍与沈约、谢朓等人交往之时，他的诗赋才华就已被文士们所熟知。称帝后，萧衍又经常招聚文人学士，以赋诗为乐。在萧衍的带动下，群臣也纷纷吟诗联句，从而推动了梁代文学风气的兴盛。
由于勤学刻苦，萧衍一生在学术方面的建树颇丰，犹以经学、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在经学方面，萧衍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200余卷。天监十一年（公元512），又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共1000余卷，8019条，颁布施行。在史学方面，萧衍主持编纂的《通史》，并为之作序。遗憾的是，这些书到现在已经失传了。
萧衍在音乐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创作出了许多新的乐曲。还曾研制出四个准音器，称为“通”。每通三弦，以推月气。又制作了十二笛与十二律相应。每律各配编钟、编磬，丰富了我国传统乐器的表现力。
萧衍的棋艺也非常高超。在称帝前，常常和人对弈到深夜。称帝后，兴趣依然不减，许多官员都是他的棋友。棋下到尽兴之时，连谁是君谁是臣都抛到脑后去了。
此外，他对绘画也有浓厚的兴趣，对当时的名画家张僧繇推崇备至。
在萧衍的影响和提倡下，梁朝文化事业的发展达到了东晋以来的最高峰。
萧衍以卓越的文才闻名于世，但他最突出的事迹还是对佛教的极度崇尚。
萧衍自幼受的是传统的儒学教育，但成人后开始接触并信奉道教，称帝后也没有放弃道教信仰。萧衍与当时的著名道士陶弘景关系密切，每当他遇到军国大事需要裁断，经常派人到山中去找陶弘景请教，从而使陶弘景有了“山中宰相”的称号。但是，晚年的萧衍又开始舍道归佛，崇尚佛教到了极致。
为了履行他对佛教的虔诚信仰，萧衍于天监十八年（公元519）亲身受佛戒，过上了佛教徒的生活。为了贯彻他的素食主张，萧衍撰写了《断酒肉文》，禁止僧众吃肉，并将吃荤的僧徒依法治罪。同时，萧衍自己也身体力行，坚决素食。更有甚者，萧衍曾丢弃皇帝的身份先后四次舍身同泰寺，甘愿为寺奴，每次都是群臣花费亿万钱财才把他赎回来。
萧衍曾花费巨资广造寺院，著名的佛寺有同泰寺、光宅寺、智度寺等，还在寺中建铸佛像，如光宅寺的无量寿佛和弥勒铜佛像，还有同泰寺的十方银像等，并给予寺庙大量的土地和资财。
萧衍在佛学方面的造诣很深，他经常到寺院为僧众讲经说法，召开各种法会。中大通元年（公元529）九月，萧衍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竟有僧俗共五万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
萧衍在《般若经》、《涅槃经》、《法华经》等方面的研究上，颇有心得。主要的佛教著述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注解》、《三慧经讲疏》、《制旨大涅槃经讲疏》、《大品注解》、《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等，还撰有《立神明成佛性义记》、《敕答臣下神灭论》、《宝亮法师制涅义疏序》、《述三教诗》等佛学文章。
在佛教理论方面，萧衍将中国传统的心性论、灵魂不灭论和佛教的涅槃佛性相结合，提出了真神佛性论，主张“神明成佛”，即认为人的精神和灵魂是成佛的原因。萧衍还提出了三教同源说，认为儒、道二教同源于佛教，老子、孔子都是释迦牟尼的弟子。由此可见，三教不仅是可以会通的，而且三教的社会作用也是相同的，都是教化人为善。萧衍的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萧衍还大力支持佛经的翻译事业，曾优待外国僧人僧伽婆罗、曼陀罗、真谛等人进行译经工作。同时，萧衍还与一些知名的国内僧人关系密切，对他们十分器重。还曾组织僧人编纂佛教著作，极大推动了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
在萧衍的大力推动下，梁代佛教达到了南朝佛教发展的极盛时期，造就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佛教胜景。
萧衍做了48年的皇帝，是南朝在位最久的皇帝。在他的帝王生涯中，前期勤于治国，锐意革新，废除了宋齐的典签制度，增大了诸王权力。调和寒人与士族的关系，命徐勉修订《百家谱》以甄别士族。既以寒人掌机要，又重用士族。制九流常选，又立国学，招五馆生，不限门第立集雅馆、士林馆，选拔人才。这些措施曾一度推动了南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但他晚年一心佞佛，荒疏政事，造成国家财政严重匮乏，百姓负担沉重。又引狼入室，招致侯景之乱，自己落得个饿死台城的悲惨结局，也使南朝的经济文化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侯景乱梁
梁武帝萧衍晚年，由于一心佞佛，固执昏庸，导致国家财政匮乏，社会危机逐渐加深，终于酿成了一场加速梁朝衰亡的变乱，这就是侯景之乱。
侯景原是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南）的一名戍兵，由于立下战功而不断得到升迁。侯景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他曾先依附尔朱荣，在东魏高欢灭掉尔朱荣后，他又归顺了高欢。侯景为人圆滑、又有一些韬略，所以深得高欢的赏识，历任东魏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司空、司徒、河南道大行台，领兵10万，控制着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权力很大。
东魏武定五年（公元547），高欢去世，其子高澄执政。侯景平时非常看不起高澄，曾经对司马子如说：“高欢在时，我不敢有异心。高欢死后，我不能与高澄这鲜卑小儿共事。”司马子如急忙捂住了侯景的嘴，侯景毫无惧色，神态自若。高欢在临终之际，曾对高澄说：“我知道你为我的病而担心，但是我看你还有别的忧愁啊？”高澄一时说不出话来。高欢似有所悟地问：“你是不是在担心侯景会反叛啊？”高澄连连点头称是。高欢接着说：“侯景专制河南已有14年了，狡猾多计谋，反复无常，常有飞扬跋扈之志，我在时可以驾驭他，我死后，恐怕你就难以控制他了！”所以，为了防止侯景反叛，高澄以高欢的名义给侯景写了一封信，想借机召他回京，削夺他的兵权。侯景先前曾与高欢约定，如果是高欢写给他的信，信的背面会有小黑点作为记号，侯景看到有记号的信后就会应召回京。但是，高澄却不知道这个记号的约定，所以这次侯景收到的信，背面无点。侯景一看便知是高澄替高欢写的信，他又听说高欢病危，担心生变，便率兵以13州的土地投降了西魏。西魏对侯景的投降持谨慎态度，在派军接收侯景所领州县的同时，也下旨召侯景入京。侯景见西魏对自己不十分信任，便又开始寻求新的依托。这次，他向南方的梁武帝萧衍呈上了降书。
萧衍接到侯景的降书后，立即召集群臣在朝廷上议论此事。尚书仆射谢举等人均表示反对，而萧衍不顾群臣意见，竟以一梦为由，接受了侯景的请降。正所谓引狼入室，祸及己身。萧衍封侯景为河南王、大将军、使持节都督河南南北诸军事、大行台，赋予他极大的军事权力。随后，萧衍派遣司州刺史羊鸦仁等率兵3万接应侯景，还派他的侄儿萧渊明率兵5万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以牵制东魏。萧渊明毫无作战经验，被慕容绍宗率领的东魏军战败，自己也做了俘虏。东魏军大败梁军后，继续乘胜进攻侯景。侯景率兵4万，退守涡阳（今安徽蒙城）。经过几个月的交战，侯景只剩下800多人，被迫南逃。萧衍再次收留了侯景，任他为南豫州刺史，在寿春（今安徽寿县）驻扎。
此后，东魏施离间计，表面上多次给萧衍写信，请求与梁议和，实际上是想挑拨侯景反梁。萧衍听从了群臣意见，准备与东魏和好。侯景得知后，极力反对，多次写信给萧衍，强烈表示要出兵攻击东魏，但遭到了萧衍的拒绝。侯景非常生气，由此对萧衍产生了怨恨之心。侯景还曾上书萧衍，请求娶王、谢高门女子为妻，但遭到了萧衍的劝阻。这些事使侯景恼羞成怒，于是决定起兵反叛。恰好萧衍有一个侄儿叫萧正德，一心想着做皇帝。侯景便找到了萧正德，表示愿意拥护他为帝。萧正德欣喜若狂，答应与侯景一同叛乱，自己愿作内应。
太清二年（公元548）八月，侯景的叛乱开始了。
对于侯景的叛乱，萧衍毫无惧色，认为侯景不会轻易渡过长江天堑而直抵京师建康。而且，萧衍也完全没有想到侯景会和萧正德勾结在一起，反而命萧正德保卫京师，防备侯景。十月，侯景大军到达长江北岸，萧正德派来数十艘大船接应侯景大军过江，直逼建康。随后，萧正德又派人打开了建康城门，侯景大军兵不血刃就进入了建康城，很快包围了当时梁朝的宫城——台城。萧衍得知侯景包围台城的消息后，无计可施，只得坐以待毙。保卫台城的任务落在了太子萧纲的身上，台城守军奋勇抵抗叛军。为了攻下坚固的台城，侯景想出了各种方法，火烧、水淹，无所不用其极。侯景过江时，所带兵马不过8000，而当时台城中尚有男女十余万，甲士2万多，四方援军相继奔赴建康的也有30余万。但由于援军缺乏统一指挥，而且多持观望态度，宗室诸王也拥兵不前，只想伺机夺取皇位。至太清三年（公元549）三月，侯景叛军攻陷了台城。城破之时，城中仅剩二三千人，遍地尸骸，血流成河。与此同时，侯景还向三吴地区发起了攻击，使整个长江下游地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随后，侯景杀死萧正德，将萧衍软禁起来。五月，86岁的萧衍在忧愤与饥饿中含恨而死。
萧衍死后，侯景立太子萧纲为帝，是为简文帝。在侯景的淫威下，萧纲只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侯景自称相国、汉王、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把持朝政。随后，侯景杀死了萧纲，又立豫章王萧栋为帝。不久，侯景又废掉了萧栋，自己称帝，国号汉。承圣元年（公元552），梁将王僧辩、陈霸先率军攻下建康。侯景战败出逃，被部下杀死，侯景之乱至此结束。
侯景之乱平息后，梁朝的宗室诸王又开始割据一方，争权夺势。梁武帝七子萧绎称帝于江陵，是为梁元帝。承圣二年（公元553），萧绎灭掉了称帝于蜀的武帝八子萧纪，西魏乘机攻占了益州。承圣三年（公元554），萧统三子萧詧（chá）勾结西魏军队，攻占江陵，萧绎被杀。绍泰元年（公元555），萧詧被西魏立为傀儡皇帝，国号梁，史称后梁，后被隋朝所灭。
此时，梁将王僧辩、陈霸先在建康拥立萧绎之子萧方智为帝，王僧辩又拥立萧衍侄儿萧渊明为帝，引起陈霸先的不满。于是，陈霸先发兵杀死了王僧辩，废掉萧渊明，立萧方智为帝，是为梁敬帝。此时的萧梁已然行将就木。
太平二年（公元557），陈霸先进封陈王，不久受禅称帝，建立了陈朝，梁朝灭亡。
拓跋建魏
中国历史上的北朝，由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朝代组成。北魏末年分裂为东、西魏，此后，北齐灭东魏，北周灭西魏，北周又灭北齐，最后由隋代周，北朝结束。
北魏是北朝的第一个朝代，是鲜卑拓跋氏建立的政权。鲜卑族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经过东汉、三国时期的发展，至十六国时，鲜卑的慕容氏建立了前燕、后燕、南燕和西燕，陇西乞伏氏建立了西秦，河西秃发氏建立了南凉，鲜卑族逐渐强大起来。拓跋氏也属于鲜卑的一个族属，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拓跋鲜卑原来应该居住在大兴安岭的北部山麓。
拓跋鲜卑的历史应该从拓跋毛说起。根据传说，拓跋毛是拓跋鲜卑的远祖，当时他“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曾经担任过部落联盟的酋长。东汉初年，拓跋部在拓跋推寅的率领下，由大兴安岭向西南方向迁徙到了大泽（今呼伦池）。拓跋部从此在大泽定居下来，一住就是几十年。到了拓跋邻统领部落之时，他把拓跋部分成了8个小部落，并命令这8个部落继续向南迁移。东汉桓帝、灵帝时期，拓跋邻之子拓跋诘汾听从父亲之言，率领部落向西南继续迁移，一路上“山谷高深，九难八阻”，最终来到了匈奴故地阴山一带。
此后，拓跋部分成了两支。
一支由拓跋诘汾的长子秃发匹孤率领，迁居到河西一带，该支被称为河西鲜卑。秃发匹孤的曾孙秃发树机能，曾在晋武帝时起兵反晋。十六国中的南凉政权，也是该支的后人秃发乌孤所建。
另一支由拓跋诘汾的次子拓跋力微率领，游牧在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一带，依附于没鹿回部大人纥豆陵氏之下。此后，拓跋力微兼并了没鹿回部，其他部落大人都相继前来归附，声称“控弦上马二十余万”，势力逐渐增强。曹魏甘露三年（公元258），拓跋力微率部迁居到定襄的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
拓跋力微死后，各部落纷纷脱离联盟，拓跋部发生了分裂。西晋末年，力微少子禄官又再次统领诸部，模仿匈奴旧制，将国人分为中、东、西三部。拓跋禄官自任大酋长，居上谷（今河北怀来县南）之北，濡源（今河北沽源东南）之西，为东部；力微长子沙漠汗之子猗匜，居代郡参和陂（今内蒙古凉城西北）北，为中部；猗匜的弟弟猗卢居定襄盛乐故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为西部。在猗匜、禄官相继去世后，猗卢统领三部，拥有控弦骑士40余万，称强塞上。刘渊、石勒崛起后，西晋并州刺史刘琨希望依靠拓跋部的力量与刘、石抗衡，便上表朝廷封猗卢为代公，不久，猗卢又进封为代王。由此，拓跋部开始与汉族密切接触。西晋还将马邑、阴馆、楼烦、繁峙、崞等五县之地送给猗卢，让他镇守一方。在此期间，猗卢模仿汉人，设官分职，不仅建立了军队，还编制了简单的法律，拓跋政权已经具有了国家的雏形。此后，许多西晋士人也相继归附猗卢，拓跋部的势力更加强大了。
拓跋部至拓跋郁律时期，继续向草原发展势力，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此后，郁律子翳槐继续统领拓跋部，翳槐又传至其弟什翼犍。什翼犍曾在后赵做了十年的质子，受到了汉文化的熏陶。建国元年（公元338），什翼犍在繁峙（今山西浑源西）即代王位，建立了代政权。什翼犍仿照汉族制度设官分职，以汉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并制定了法律，下令发展农业生产。此时，拓跋鲜卑政权正式具有了国家的规模。建国四年（公元341），什翼犍又在盛乐故城南面修筑新城，作为代国的国都。定居下来之后，什翼犍又下令种植穄（jì）田，着手发展农业生产。在什翼犍的治理下，代国持续发展了将近40年的时间。
此时，氐人苻氏的前秦政权强大起来，建国三十九年（公元376），前秦主苻坚出兵20万对代发起了强大攻势，什翼犍大败，逃往阴山以北地区，拓跋部落也被冲散到各地。不久，拓跋部又遭到了高车的骚扰，什翼犍被迫退回到漠南。在云中，什翼犍被其子寔（shí）君所杀，代国由此灭亡。
代国灭亡后，拓跋余众由铁弗部首领刘卫辰和刘库仁分别统领。淝水战后，前秦衰弱下去，拓跋部由此重获生机。此时，一位复兴拓跋部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登国元年（公元386），拓跋珪召集旧部在牛川（今内蒙古锡拉木河）召开了一次部落大会，即代王位。同年，拓跋珪又将国号改为魏。为了与前朝的魏政权相区别，历史上把拓跋珪建立的魏政权称为北魏。
此后，拓跋珪在后燕主慕容垂的帮助下，又先后扫灭了独孤、贺兰二部。由此，拓跋魏成为了当时塞外的唯一强大政权。
拓跋魏的强大，对后燕造成了极大威胁，于是，慕容垂决定和拓跋珪断交，挑起战争。登国十年（公元395），慕容垂命太子慕容宝率兵8万进攻拓跋魏。拓跋珪闻讯后，立即率部落迁徙到河南（今内蒙古伊克昭盟），慕容宝的军队追击困难，只得撤兵。拓跋珪抓住有利时机，亲率2万余精锐骑兵，追击正在撤退的慕容宝军。在参合陂大败慕容宝军，俘获燕军四五万人，慕容宝在乱军中逃走。拓跋珪随即下令将俘获的后燕军士全部坑杀。
转年，慕容垂亲率大军直扑云中，再次向拓跋珪发起猛攻。拓跋珪见敌军来势凶猛，便退守善无（今山西左云西北），避其锋芒。不久，慕容垂便顺利地攻占了平城（今山西大同），拓跋珪又继续撤退至阴山。就在慕容垂准备发动新一轮的攻击时，慕容垂却得了重病。在这种情况下，后燕军队只得班师。慕容垂在班师途中病死，拓跋珪立即整顿兵马，向中原发起了大举进攻。一路连战连捷，攻占了晋阳、真定、信都、中山、邺城，山西、河北之地尽归魏有。天兴元年（公元398），拓跋珪迁都平城，称帝，是为道武帝。
道武帝去世后，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相继统治北魏，推动北魏继续发展。
北魏建立之初，为了缓和与汉族人的矛盾，拓跋珪积极学习汉族的风俗制度，采取各种改革措施，用胡汉结合的方法治理国家，加速了鲜卑拓跋部的汉化进程。
拓跋珪打破了过去以血缘为纽带而结合起来的氏族部落组织，代之以通过划分地域而进行统治的方法。
北魏前期中枢行政制度有内行官和外朝宫两个系统，行政治理的特点是内重外轻，以内制外。在军事建设方面，设置了由中领将军统率的中央禁军和驻扎在地方的8个军府。此外，还有由城民组成的地方兵。对于归附的其他游牧民族则实行领民酋长制。
当时，黄河流域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拥有众多的宗族、部曲，修有坞壁，拥有甲兵，割据自守。北魏建立后，只是消灭了一些敌对政权，对这些普遍存在的宗主却无法根除。为此，北魏初期实行了“宗主督护制”，承认宗主对于包荫户的控制和奴役，并且以宗主对于包荫户的统治作为地方基层政权，以世家大族为宗主，督护百姓，维持地方秩序。
在赋税制度方面，实行了“九品混通”。北魏初期规定，民户应交纳的赋税是，正税为每户平均纳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此外，另有附加税，每户平均纳帛一匹二丈，以供调外之费。规定在征收赋税时，由县宰集乡邑三老，计赀定课，分为三等九品。九品是根据资产多少而规定赋税高低的品级。三等是按不同等第将赋税送到不同地区。“九品混通”制度的流弊极多。
此外，北魏在建国之初最突出的治国方略就是重用汉族士人，仿照汉族制度，进行政权和制度建设。这些汉族士人进入北魏王朝后，积极地投入到政权的建设之中，以其优越的才干，在北魏王朝的政治运作中，居于重要地位。其中，崔宏、崔浩父子的贡献最大。北魏建国初期，“大魏”国号以及官爵、朝仪、音乐、律令等各项制度的制定，崔宏功不可没。明元帝为了表彰他的功劳，拜崔宏为天部大人，当时这种殊荣对于汉人是非常难得的。他死后，还被追赠为司空。崔浩历事道武、明元、太武三帝，明元帝时，崔浩经常参与军国大事的谋划，与明元帝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被明元帝评价为“博闻强识，精于天人之会”，自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没有一件不是由崔浩主持制定或亲自参与的。后崔浩官至司徒，位及三公，忠心辅佐皇太子拓跋晃，深得太武帝的赏识。崔浩还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干，辅佐太武帝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
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曾数次大规模出击柔然，解除了北方最大的威胁。又一举消灭了匈奴赫连氏建立的大夏、汉人冯氏建立的北燕以及匈奴沮渠氏建立的北凉，于太延五年（公元439）统一了黄河流域。此后，北魏开始与南朝的刘宋相对峙，南北朝时代由此发端。
太和改制
在北魏历史上，一个太后和一个孙儿皇帝曾经前后相继地进行了规模浩大的汉化改革。经过这次改革，北魏汉化的步伐和发展速度比以前更快，北魏政权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两个人就是冯太后与孝文帝。
北魏在文成帝拓跋溶即位后，进入了中期的统治阶段。当时，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冯朗因罪被杀，他的女儿冯氏被没入宫为奴婢，这个冯氏就是后来的冯太后。冯氏14岁时被文成帝选召入宫为贵人。按照北魏立子杀母的惯例，文成帝在把自己的儿子拓跋弘立为皇太子后，便把拓跋弘的生母李氏杀掉，立冯氏为皇后。和平六年（公元465），文成帝去世，年仅12岁的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尊冯氏为皇太后，但朝政由车骑大将军乙浑把持。乙浑专擅威权，独断专行，图谋叛逆。天安元年（公元466），在冯太后的主持下，乙浑被处死，北魏社稷再次安定下来。由于拓跋弘尚幼年，冯太后遂宣布临朝听政。那一年，她只有24岁。
冯太后有一个可爱的孙子叫拓跋宏，是献文帝李夫人所生。拓跋宏被立为皇太子后，李夫人被杀，冯太后便承担起了抚养拓跋宏的重任。冯太后虽然曾归政于献文帝，但由于她的权力欲很强，也时常干预朝政。加之冯太后年轻寡居，不甘寂寞，闹出了一些宫中绯闻。所以，献文帝与冯太后之间产生了矛盾。最后，在冯太后的掣肘下，18岁的献文帝不得不于皇兴五年（公元471）八月禅位于4岁的拓跋宏，他就是孝文帝。不久，冯太后又派人杀死了拓跋弘，扫除了这个政治障碍。
年幼的拓跋宏即位后，冯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再次临朝称制。直到太和十四年（公元490）病死，冯太后临朝达20年之久。
冯太后临朝期间，最突出的事迹是实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措施。
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巩固统治，发展农业生产，太和九年（公元485），冯太后采纳李安世的建议，颁布了均田令，开始实行均田制。所谓均田制，就是对官田实行按农户人口“计口授田”的制度。此后，北齐、北周、隋、唐都沿袭均田制，对后世影响深远。
均田制的实施，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规定每户占有土地的数量，规定不准买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大族兼并土地。国家公开授田，可以招徕流民和豪强大族控制下的依附农民，有助于开垦荒地，发展生产。自耕农增多，户口增殖，又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调发徭役。
为了使均田制得以顺利推行，太和十年（公元486），冯太后又采纳了给事中李冲的建议，实行了三长制和新的租调制。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称为三长。三长必须由乡中能办事而又谨守法令的人担任，其职责是掌握乡里人家的田地、户口数量，征收赋税，调发徭役，维持社会治安。新的租调制是实行定额租税制，规定一夫一妇的家庭要缴纳户调，每年出帛1匹、粟2石。15岁以上的未婚男女、奴婢8人、耕牛20头，分别按照一夫一妇的标准缴纳租调。
随着三长制和新租调法的实行，北魏初年的宗主督护制和九品混通制被逐渐废除，建立起了新的地方基层政权组织，加强了对户籍的控制。
同时，在冯太后的主持下，北魏还进行了一些汉化改革。太和七年（公元483），下令禁止拓跋氏同姓为婚，还制定了皇族、官员的礼服样式。此外，还对吏治进行了整顿。规定守宰的任期由政绩好坏决定，不固定年限。俸禄由国家统一筹集，不准官吏自筹，并制定了严惩贪污的办法。
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冯太后病逝，23岁的孝文帝开始亲政。在冯太后改革的基础上，孝文帝将各项改革措施继续推行并深入下去。
孝文帝首先将北魏的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了洛阳，随即实施了全面废除鲜卑旧俗的汉化改革。规定迁到洛阳的鲜卑人，全部以河南洛阳为籍贯，死后要葬在洛阳北面的邙山。将鲜卑复姓改为单音汉姓，如将拓跋姓改为元姓，所以孝文帝在改革后，就改名为元宏，北魏从此又被称为元魏。采用魏晋门第等级制度，在鲜卑贵族中分定姓族，根据姓族等级的高低授以不同的官位和特权。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士族通婚，并为他的几个弟弟聘娶汉族高门之女为妃。禁止使用鲜卑语言和服饰。颁布《职员令》，整顿北魏前期胡汉杂糅的官制。
经过冯太后、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北魏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北魏政权完全实现了汉化，北方民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融合。
六镇战火
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孝文帝元宏去世，其子元恪即位，是为宣武帝。宣武帝即位时，才十几岁，朝政由外戚高肇把持，北魏政治趋于混乱。延昌四年（公元515），宣武帝去世，其子7岁的元诩即位，是为孝明帝。由于元诩年幼，所以由其母胡太后临朝。正光元年（公元520），胡太后的妹夫元叉与宦官刘腾密谋，将胡太后幽禁在北宫，元叉、刘腾开始执掌朝政，北魏的统治进入了黑暗时期。同时，北魏的王室贵族在生活上穷奢极欲，腐化堕落，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地方官更是横征暴敛，百姓的赋税、徭役、兵役负担日趋繁重、百姓纷纷逃亡或依附豪强。此时，北魏已开始陷入极其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各阶层人民由于不堪重负，被迫揭竿而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运动开始了。
北魏在迁都洛阳之前，首都设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为了保卫首都不受北方的柔然、高车、山胡等游牧民族的侵袭，北魏政府在平城北部自东向西设置了怀荒（今河北张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西北）、抚冥（今内蒙古四王子旗东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怀朔（今内蒙古固阳西南）、沃野（今内蒙古五原东北）等六个军事据点，称为六镇。六镇均设有镇都大将，负责统兵镇守，由鲜卑贵族担任，镇兵也大多为拓跋族的氏族成员以及中原的强宗子弟，地位较高。随着北魏疆域的不断扩大，北魏政府开始强迫汉族及其他民族的豪强、酋帅迁徙到边镇。文成帝以后，又不断发配囚犯戍边，被称为“府户”。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政治重心南移，六镇失去了军事上的重要地位，镇民的地位也随之日益下降。当时。进入中原的各族贵族汉化进程迅速、而六镇却依然保持着鲜卑族特色。六镇民被中原贵族视为“北人”、备受歧视。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渐加大，矛盾日趋尖锐。
正光四年（公元523），在柔然的不断侵袭威胁下，怀荒镇民请求镇将武卫将军于景打开公仓，发放粮食，以抵御外敌。不料于景不允，镇民在盛怒之下杀死了于景，从而点燃了六镇起义的战火。
正光五年（公元524）三月，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也聚众起义，杀死了沃野镇下属的一个戍主，攻占了沃野镇，建元真王。随后，破六韩拔陵率众南下，又派遣别帅鲜卑人卫可孤率军围攻武川、怀朔两镇。怀朔镇将杨钧以贺拔度拔为统军，率其三子贺拔允、贺拔胜、贺拔岳，领兵抵御起义军。面对起义军的强大攻势，北魏任命临淮王元彧都督北讨诸军事，率军镇压破六韩拔陵。四月，高平（今宁夏固原）镇民赫连恩等起义，推举敕勒酋长胡琛为高平王，攻下高平镇，响应破六韩拔陵。但不久被北魏卢祖迁击破，胡琛北逃。与此同时，卫可孤攻陷了武川、怀朔两镇，贺拔度拔、贺拔胜父子被起义军俘获。五月，破六韩拔陵大败临淮王元彧于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又在白道（今呼和浩特西北）击败北魏安北将军李叔仁。首战失败后，北魏又以尚书令李崇代替元或为北讨大都督，以抚军将军崔暹、镇军将军元渊受其节度，进攻起义军。七月，破六韩拔陵在白道又大败崔暹，魏军损失惨重，李崇被迫退守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与之相持。八月，东西两部高车相继背叛北魏，依附破六韩拔陵，起义军队伍更加壮大。至此，六镇皆反，均被起义军所占领。
北魏见义军声势浩大，不得不寻求外援，请柔然协助镇压各地起义军。孝昌元年（公元525）初，柔然主阿那瓌（guī）应北魏之邀，率10万大军，自武川西向沃野，助魏镇压六镇起义。六月，破六韩拔陵在五原围攻元渊军队，交战不利，被迫撤退。为了进一步削弱起义军力量，元渊派于谨说服了曾经依附破六韩拔陵的西部高车酋长乜列河等，率3万余户背叛破六韩拔陵，依附北魏。破六韩拔陵领兵截击，在元渊和柔然阿那瓌军队的夹击下，起义军大败，义军20万人都被元渊所截获。北魏政府派遣黄门侍郎杨昱将这些六镇降户分别迁徙到定（今河北定县）、冀（今河北冀县）、瀛（今河北河间）三州就食，破六韩拔陵下落不明，可能被柔然所杀。至此，六镇起义宣告失败。
六镇起义失败后，又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河北起义。
孝昌元年（公元525）八月，柔玄镇兵杜洛周率领到河北就食的“六镇降户”在上谷（今北京延庆）起义，攻陷州县，包围燕州（州治在今河北涿鹿）。此后，杜洛周又攻下了幽州、定州和瀛州。
不久，怀朔镇兵鲜于修礼等又率“六镇降户”在定州的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西）起义。但鲜于修礼不久被别帅元宏业所杀，修礼部将葛荣又将元宏业杀死，继续领导起义军。在葛荣的领导下，起义军大败北魏军队，葛荣遂自称天子，建国号齐，改元广安。随后，葛荣杀死了杜洛周，占有了他的部众。又连续攻下殷州（州治在今河北隆尧东）、冀州、定州、瀛州和沧州，起义队伍迅速壮大至数十万，兵力强盛，直逼北魏京师洛阳。
武泰元年（公元528）八月，葛荣率军围攻相州（治所邺在今河北临漳西南）。北魏尔朱荣率精骑7000出滏口（今河北磁县西北），大败葛荣军队。葛荣兵败被俘，押至洛阳处死。河北起义宣告失败。
此后，葛荣余部韩楼、郝长又在蓟城继续率领义军起义，最终也被尔朱荣的军队镇压下去。
早在六镇起义之初（公元524），关陇地区的氐、羌、胡各族人民也举兵响应，一度声势浩大，攻占州县，但于普泰元年（公元531）失败。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的大起义，沉重打击了腐朽的北魏王朝，加速了它的灭亡。同时，由于各族人民纷纷参加起义，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魏分东西
北魏末年，声势浩大的六镇、关陇、河北起义，强烈震撼着腐朽的北魏王朝。在起义中，一些边镇的地方势力纷纷崛起，乘机扩充势力，割据一方。其中，尔朱荣的势力最为强大。
尔朱荣是塞上北秀容川（今山西保德）的契胡族酋长，拥有部落8000余家，牛羊驼马更是不可胜数。北魏末年，尔朱荣乘各族人民起义之机，分散家财，召集军队，并与各地方豪强相勾结，势力迅速发展，兵力日盛。随着实力的增长，尔朱荣已不满足于割据一方，在其党羽并州刺史元天穆和帐下都督贺拔岳的建议下，以镇压河北起义为借口，率军一步步向洛阳逼进。
此时的北魏朝廷，孝明帝元诩已逐渐长大，而胡太后依然临朝专权。还有郑俨、徐纥等一班佞臣，狼狈为奸，把持朝政，与胡太后淫乱宫闱。孝明帝敢怒而不敢言，与胡太后一党产生了矛盾。孝明帝听说尔朱荣欲举兵入洛，便想借尔朱荣之手除掉奸臣，威胁太后。于是，在孝明帝的密诏下，武泰元年（公元528）二月，尔朱荣率兵向洛阳开进。
就在这一月，北魏朝廷中发生了一件大事。郑俨、徐纥等人与胡太后暗中勾结，毒杀了孝明帝元诩。胡太后立刚出生的皇女为帝，几天后，又改立3岁的元钊为帝。尔朱荣在进军途中，听说皇帝被杀，便以给孝明帝报仇为借口，从并州领兵南下，直指洛阳。尔朱荣又与元天穆商议，准备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胡太后闻讯，十分害怕，急忙召集群臣商讨应对之策，她命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率军拒敌。又命别将郑季明、郑先护守河桥（今河南孟县西南、孟津东北黄河上），武卫将军费穆驻守小平津（今河南孟津东北黄河上），防御尔朱荣军队。
四月，尔朱荣进军至河内（今河南沁阳），暗中派人从洛阳将长乐王元子攸接到军中。尔朱荣在渡过黄河后，正式拥立元子攸为帝，是为孝庄帝。元子攸封尔朱荣为太原王，任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掌管军政大权。郑季明、郑先护听说元子攸被立为皇帝后，立刻倒戈，大开城门，迎接皇帝入城。北魏诸将相继投降尔朱荣，李神轨也率众叛逃。郑俨、徐纥见大势已去，也趁乱逃离了洛阳。
此时的洛阳城中，群臣人心动荡，胡太后和小皇帝元钊的朝廷，已然势单力孤。在尔朱荣的强大势力面前，胡太后被迫削发为尼，无奈之下率领百官到河桥迎接新皇帝元子攸入洛阳城。为了斩草除根，尔朱荣开始大开杀戒。他首先派人将胡太后和元钊投进黄河溺死。又以祭天为名，诱骗王公百官至河阴（今河南洛阳东北），宣称天下大乱，孝明帝被害，完全是由于朝臣贪婪残暴、不相辅佐造成的，于是派兵将王公百官2000余人全部杀害。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史称“河阴之变”。
在血腥的大屠杀后，尔朱荣挟孝庄帝元子攸入洛阳，任用心腹，专权跋扈。永安三年（公元530）九月，孝庄帝与群臣密谋，趁尔朱荣入朝之机，将尔朱荣及其党羽杀死。尔朱荣虽死，尔朱氏的势力并没有彻底根除。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尔朱世隆等逃回了晋阳（今太原市西南），拥立了北魏宗室长广王元晔为帝，并从汾州（今山西汾阳）率兵攻陷了洛阳，杀死了孝庄帝。普泰元年（公元531）二月，尔朱兆又废掉元晔，另立元恭为帝，是为节闵帝，北魏政局再次由尔朱氏掌控。
此时，地方上的两股武装势力正在悄然崛起，北魏的命运将在他们手中被改变。这两个人，一个叫高欢，一个叫宇文泰。
高欢，小字贺六浑，是渤海蓨（tiáo）县（今河北景县东）人。高欢从小生活在怀朔镇，生活习俗逐渐鲜卑化。六镇起义爆发后，高欢先投杜洛周，后投葛荣。葛荣被尔朱荣灭掉后，高欢又转而归附尔朱荣。尔朱荣十分器重高欢，遇到军事行动，经常让高欢参与谋划。尔朱荣被孝庄帝杀死后，高欢联合河北反尔朱氏的大族，控制了冀州。普泰元年（公元531）六月，高欢起兵声讨尔朱氏，在信都（今河北冀县）拥立北魏宗室元朗为帝，是为后废帝。永熙元年（公元532），高欢大败尔朱氏军队，夺取了邺城。四月，高欢率军进入洛阳，将尔朱氏所立的节闵帝元恭和先前所立的元朗杀死，另立元修为帝，是为孝武帝。高欢自任大丞相、太师、世袭定州刺史。永熙二年（公元533）七月，高欢又率10万大军，兵分三路，平定并州，尔朱兆自杀。至此，高欢控制了日趋衰落的北魏朝廷。
宇文泰，字黑獭，是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人，属于匈奴南单于远属。曾经跟随其父宇文肱参加鲜于修礼的起义军，后投葛荣。葛荣失败后，又投靠尔朱荣的部下贺拔岳。贺拔岳十分赏识宇文泰，在宇文泰的协助下，贺拔岳和侯莫陈悦占据了关陇地区，势力逐渐发展。
孝武帝不满高欢专权，便暗中与贺拔岳联系，打算依靠贺拔岳在关陇的势力牵制高欢。
永熙三年（公元534）正月，高欢唆使侯莫陈悦将贺拔岳杀死，宇文泰被贺拔岳的部下推举为统帅，将侯莫陈悦击败。宇文泰又上表孝武帝，相约共扶王室。于是，孝武帝下诏以宇文泰为大都督、雍州刺史兼尚书令。不久，宇文泰又平定了秦、陇，孝武帝封他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关西大都督、略阳县公，地位仅次于高欢。
在高欢的威胁下，永熙三年（公元534）七月，孝武帝被迫从洛阳出逃，至长安依附宇文泰。十月，高欢另立11岁的元善见为帝，是为孝静帝，迁都于邺，史称东魏。
孝武帝逃到长安后，受制于宇文泰。永熙三年（公元534）十二月，宇文泰毒杀孝武帝，另立元宝炬为帝，是为文帝，建都长安，史称西魏。
至此，北魏王朝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个政权，孝静帝元善见和文帝元宝炬分别由高欢和宇文泰控制。从此，一东一西两个政权又开始了对峙斗争。
东西对峙
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北朝的历史进入了后期。
东魏、西魏对峙之初，高欢掌权的东魏与宇文泰掌权的西魏政权经常发生战争。东魏天平三年（公元536），高欢兵分三路，向西魏发起了进攻。高欢亲率主力驻屯蒲坂（今山西永济西蒲州），命军士建造了三座浮桥，准备渡过黄河。同时，派遣窦泰率步骑万余人，直趋潼关；高昂自上洛（今山西商县）包抄蓝田（今陕西蓝田）。面对高欢的三路大军，宇文泰采纳了宇文深的建议，以弱小兵，从长安潜出潼关左边的小关（今陕西古潼关南侧），出其不意地击败窦泰军，俘获万余人，窦泰自杀。高欢和高昂闻讯，不得不立即撤军，宇文泰在这次小关之战中取得了胜利。
东魏天平四年（公元537）八月，东西双方又发生了沙苑之战。当时，宇文泰率兵万余出潼关，攻下恒农（今河南三门峡）。高欢闻讯，率兵西征，派遣高昂率兵3万围攻恒农，企图一举攻下长安。此时，宇文泰已引兵入关。高欢亲率10万大军自蒲津渡过黄河、洛水，在许原（在洛水之南）屯驻。宇文泰率轻骑渡过渭水，在渭曲沙苑（今陕西大荔南）一带，大败高欢军队，高欢乘乱逃走。沙苑一役，东魏8万余人被俘，损失惨重。沙苑之战后，宇文泰在关陇地区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高欢逐渐丧失了战略优势，东、西魏对峙的局面正式形成。
此后，东、西魏之间还进行了几次战争。沙苑之战后，宇文泰乘胜进军，又攻下了蒲坂和洛阳的金墉城。东魏元象元年（公元538），东魏大将侯景进攻金墉城，宇文泰急忙率军救援。河桥一战，宇文泰险些被俘，幸亏西魏大军赶到，才将东魏军击败。同时，高欢在河桥之战后，收复了洛阳。但不久，洛阳又被西魏所得。东魏武定元年（公元543），东、西魏又在邙山交战，东魏大胜。武定四年（公元546），高欢亲率10万大军进攻西魏，围攻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50多天，西魏守军顽强抵抗，东魏军士战死病死者7万人，被迫撤军而去。高欢在这次战役中，疲病交加，返回晋阳后不久，便病死了。
高欢死后，长子高澄以大将军、渤海王的名义，继续执掌东魏政权。武定七年（公元549），东魏派遣高岳、慕容绍宗率步骑10万，进攻被西魏占领的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西魏军奋勇抵抗，东魏军受挫。此后，在高澄援军的强大攻势下，西魏军大败，长社被东魏攻下。至此，东、西魏之间的战争暂时停息下来。
武定七年（公元549）八月，高澄被手下的一个叫兰京的厨子所杀，其弟高洋继续执掌东魏朝政。武定八年（公元550）正月，东魏孝静帝元善见任高洋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大行台，封为齐王，高洋在东魏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就在这年五月，高洋废掉了孝静帝，自立为皇帝，建立了北齐政权，高洋就是北齐文宣帝。
北齐继承了东魏所控制的地区，占有今黄河下游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以及苏北、皖北的广阔地区。同时，北齐还与西魏、北周、梁、陈等政权对峙。天保三年（公元552）以后，北齐先后击退了库莫奚、契丹、柔然、山胡等少数民族的侵袭，还南取淮南，势力一直伸展到长江北岸，国力一度达到极盛。北齐的农业、盐铁业、瓷器制造业都相当发达，是几个割据政权中最为富庶的国家。北齐还继续推行均田制。河清三年（公元564），武成帝高湛颁布了均田令和赋役法令，内容大体上与北魏相同，但也略有变化。
然而，北齐政权却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就是鲜卑人和汉人的民族矛盾始终未能缓和。随着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北齐走向了衰落。
就在北齐势力发展的同时，西魏宇文泰也在积极扩张实力，夺取了汉东、益州、襄阳等地，还曾一度攻占江陵，势力发展到长江上游和汉水。对于北方的突厥、柔然等民族，采取通好政策。同时对南朝则采取攻势，先后占领了益州和荆雍等地。
宇文泰任用汉族士人苏绰、卢辩等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经济上，劝课农桑，恢复了均田制，促进了西魏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宇文泰实行以德治教化为主，法治为辅的原则。又令苏绰、卢辩根据《周礼》改革官制，实行北周六官制。为了整顿吏治，宇文泰采纳了苏绰制定的《六条诏书》，包括清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规定了地方长官处理政事的基本原则。宇文泰还对军队统辖系统进行了改革，建立了府兵制。府兵制在形式上采取鲜卑旧八部制，立八柱国，实为六军。每个柱国大将军下设有两个大将军，共12个大将军；每个大将军下有两个开府，共24个开府；每个开府下有两个仪同，共48个仪同；一个仪同领兵千人。这样，六柱国合计有兵48000人左右。由此建立了由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等逐级的统领制度，扩大了兵源，加强了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府兵制度被此后的隋唐所继承，一直延续了将近200年，在中国古代兵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宇文泰的治理下，西魏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西魏文帝元宝炬死后，废帝元钦即位。公元554年正月，宇文泰将废帝元钦杀死，另立元廓为帝，是为恭帝。恭帝三年（公元556）九月，宇文泰病死，十月，其子宇文觉在其侄宇文护的辅助下执政。十二月，宇文觉加封号周公，西魏恭帝被迫禅位于宇文觉，西魏灭亡。次年，宇文觉称天王，建立了北周政权。不久，宇文护杀死宇文觉，另立宇文泰长子宇文毓为天王。公元557年，宇文毓称帝，是为周明帝。次年，宇文护又杀死宇文毓，另立宇文泰四子宇文邕为帝，是为周武帝。建德元年（公元572），宇文邕将宇文护诛杀，开始亲政。
周武帝宇文邕在位期间，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使北周达到了强盛。对于府兵制，他改军士为侍官，还扩大了募兵的范围。同时，还多次下令释放官私奴婢，并禁毁佛、道二教，保证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周武帝所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出兵伐齐。建德五年（公元576），周武帝率18万大军大举进攻北齐。次年初，北周军队攻占北齐首都邺城，北齐后主高纬急忙禅位于其子高恒，父子在逃跑途中，被北周军队抓获杀害，北齐宣告灭亡。至此，黄河流域再次恢复了统一。
周武帝死后，其子宇文赟（yūn）继位，是为周宣帝，北周逐渐衰落。其后，宇文赟传位于其子宇文阐，是为周静帝。静帝年幼，由外戚杨坚辅政。大定元年（公元581），杨坚废掉静帝，自己称帝，建立了隋朝，北周至此灭亡。
随着北周的灭亡，北朝的历史也宣告结束，隋唐一统的时代到来了。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
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成就可谓蔚为大观，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南朝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文学评论和文学总结等方面。
南朝刘宋人谢灵运（公元385～433），是著名的“山水诗人”，被后人称为山水诗派的祖师。他的作品极大地丰富和开拓了诗的境界，使山水的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出来，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谢灵运还与同时代的颜延之和鲍照并称“元嘉三大家”，他们都十分注重描绘山川景物，讲究词藻的华丽和对仗的工整。
此外，被称为小谢的南朝齐的诗人谢脁（公元464～499），山水诗的成就也很高，观察细微，描写逼真，风格清俊秀丽。写景抒情，清新自然，意境新颖，富有情致，且佳句颇多。
撰有《宋书》的沈约（公元441～513）被誉为齐梁文坛领袖，同时，在永明体的诗人之中，沈约在当时也甚有名望，诗歌成就较为突出。
梁陈诗人徐陵（公元507～583），与庾信齐名，在宫体诗和边塞诗的创作方面颇有建树。据考证，徐陵还编辑了一部东周至南朝梁代的诗歌总集，名为《玉台新咏》，共收诗769篇，计有五言诗8卷，歌行1卷，五言四句诗1卷，共10卷。该书收录诗歌的标准有一定特色，如选取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民歌、童谣等，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首见于此书。一些有价值的佳作也赖此书得以保存和流传。该书还重视南朝时兴起的五言四句的短歌句，收录达一卷之多，对于唐代五言绝句诗体的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作用。
在《玉台新咏》之前，还出现了一部重要的文学选集，就是梁武帝之子萧统（公元501～531）所编的《文选》。《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由于萧统死后谥号昭明，所以后人也将《文选》称为《昭明文选》。《文选》30卷，按照以词人才子的名篇为主，以“文为本”的选录标准，收录了周秦以来的130家的文学作品，分为赋、诗、杂文三大类，又分列3类。其中赋、诗所占比重最多。虽然在选录标准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却为后人的文学研究保存了重要的资料，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南朝的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志怪与笔记的创作方面。
志怪主要记载神仙鬼怪故事，多来源于巫和方士的奇谈怪论。六朝作品中就有不少以“志怪”命名的，如祖台之的《志怪》、曹毗的《志怪》以及孔约的《孔氏志怪》等。晋人干宝的《搜神记》是志怪的代表。南朝时，志怪作品更加繁多，如宋东阳无疑所撰《齐谐记》、宋刘义庆所撰《幽明录》、宋刘敬叔所撰《异苑》、齐祖冲之所撰《述异记》、梁吴均所撰《续齐谐记》、署名晋王嘉而由梁萧绮整理的《拾遗记》等。志怪对唐代传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笔记主要记载历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南朝宋人刘义庆编著的《世说新语》。该书共6卷，36篇，分德行、语言、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等36门。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至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逸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尽符合史实，其他部分也多采自前人的记载。该书对后世的和散文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南朝文学发展的重要特色之一，就是文学评论在当时非常活跃，南朝齐、梁时人刘勰所撰《文心雕龙》与钟嵘所撰《诗品》是当时文学评论方面的杰出代表作。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10卷，50篇，在研究历代各家作品的基础上，全面地论述了文学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其中有各类作品的特征和历史演变，有关创作、批评的原则和方法，文与质的关系等。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现实，不应当片面地追求形式。还认为文学的发展要受社会情况及其发展的制约，并对许多作家和作品的优劣进行了比较评论。《文心雕龙》总结了齐、梁以前的文学发展状况，把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光辉著作。
钟嵘的《诗品》是在《文心雕龙》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著作。《诗品》主要对五言诗进行品评，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122人，计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钟嵘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用语非常新鲜贴切，坚决反对用典，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还具有一定的历史观念。《诗品》是我国第一部品评诗歌的著作，对后代诗歌的创作和批评有很大的影响。
北朝的文学是在孝文帝太和之后发展起来的，在散文、诗歌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颜之推（公元53l～约595），字介，是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出身士族家庭。他早年仕于南朝梁，后被俘入西魏，又奔北齐。北齐亡后，又入北周。隋代周后，又在隋任学士。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是《颜氏家训》，共7卷，20篇。主要记述了个人的经历、思想和学识，目的是告诫子孙。书中包含许多关于南北朝社会、政治、文化的记述和议论，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庾信（公元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曾在南朝梁任职，与徐陵一起任萧纲的东宫学士，文章与徐陵齐名，其文学风格被称为“徐庾体”。侯景之乱时，庾信逃往江陵，辅佐梁元帝。后奉命出使西魏，被西魏扣留。北周代西魏后，庾信又继续在北周任职，一直不得南归。庾信是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有自己的独特文风。他的骈文、骈赋，抒发了自己怀念故国乡土的情绪，以及对身世的感伤，可与鲍照并举，代表了南北朝骈文、骈赋的最高成就。他的诗歌，初步融合了南北诗风，对唐诗有重要影响。
北魏郦道元（公元466或472～527）所撰《水经注》与杨衒（xuàn）之（生卒年不详）所撰《洛阳伽蓝记》既是杰出的地理学著作，也可以视为北朝优秀的散文体文学作品。
北朝的乐府民歌创作也非常突出，长篇叙事民歌《木兰诗》叙述了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既富有传奇色彩，又真切动人，具有浓郁的民歌特色，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敕勒歌》是一首敕勒人唱的民歌，具有北朝民歌所特有的明朗豪爽的风格，一直被后人所称道。
数学奇才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了两位数学奇才，一位是曹魏时期的刘徽（生于公元240年左右），另一位是南朝宋、齐时的祖冲之（公元429～500）。
刘徽是山东临淄人，一生都没有做官。出于对数学的热爱，刘徽潜心钻研学术，在数学理论方面造诣很高。他的主要代表作有《九章算术注》、《重差》（到唐代改名为《海岛算经》）以及《九章重差图》等。可惜的是，《海岛算经》和《九章重差图》到宋代已经失传，人们只能从唯一传世的《九章算术注》中，窥见其学术思想之一斑。
刘徽在数学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建立了中国古代数学理论体系。在数系理论方面，他阐述了通分、约分、四则运算、繁分数化简等运算法则。在开方方面，他论述了无理方根的存在，并引进了新数，创造了用十进分数无限逼近无理根的方法。在筹式演算理论方面，他先给率以比较明确的定义，又以遍乘、通约、齐同等三种基本运算为基础，建立了数与式运算的统一的理论基础。并用“率”定义中国古代数学中的“方程”，也就是现代数学中线性方程组的增广矩阵。在勾股理论方面，他论证了勾股定理与解勾股形的计算原理，建立了相似勾股形理论，发展了勾股测量术，通过对“勾中容横”与“股中容直”之类的典型图形的论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相似理论。在面积与体积理论方面，他用出入相补、以盈补虚的原理及“割圆术”的极限方法提出了刘徽原理，并解决了多种几何形、几何体的面积、体积计算问题。
刘徽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见，最为突出的成就是得出了圆周率的计算方法。所谓圆周率是指平面上圆的周长与直径之比，用符号π表示。从先秦到汉代，人们一直沿用“径一周三”的传统观点，将圆周率取值为3。这一数据十分不精确，往往不能满足计算的需要。王莽时期，刘歆曾采用过3.1547的圆周率值，东汉张衡采用过3.1466，但都缺乏理论依据。刘徽通过精密的科学研究，得出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和结论。他所运用的方法称为“割圆术”，即先将一个圆的圆周六等分，作出一个圆内接正六边形，这就叫做割圆。再用勾股法计算出这个六边形的周长，然后继续把圆进行等分，作成十二边形、二十四边形、四十八边形等，一直算到一百九十二边形，得出π=157/50=3.14，又算到3072边形，得出π=3927/1250=3.1416，从而得出了精确到四位小数的π值，这一圆周率值被后人称为“徽率”。刘徽所运用的初步极限概念和直曲转化思想，在当时非常先进，在中国数学史乃至世界数学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刘徽之后，南朝宋、齐间的祖冲之又把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推到了另一个高峰。祖冲之（公元429～500），字文远，祖籍范阳蓟县。西晋末年，为避战乱，祖家南迁。祖冲之出身官宦世家，曾祖父祖台之在东晋任侍中，祖父祖昌仕刘宋为大匠卿，父亲祖朔之曾任奉朝请。由于职业的缘故，祖家历代子孙对天文历法、数学、土木工程等都有所涉猎。祖冲之受家学影响，从小便接触了一些天文、数学知识，逐渐培养起了这方面的兴趣。
祖冲之博学多才，进入仕途后，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祖冲之的主要成就集中在数学、天文历法和机械制造三个方面。
在机械制造方面，他曾制造过指南车。在天文历法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他编制成了《大明历》。刘宋在此之前使用的历法，是宋文帝时期何承天编制的《元嘉历》。祖冲之经过多年的观测和推算，发现《元嘉历》有许多缺陷，鉴于此，祖冲之准备制定一部新的历法。至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公元462），新法编制完成，以当时的年号定名为《大明历》。由于遭到权臣的反对，《大明历》在祖冲之生前始终没有被采用，直到梁武帝天监九年（公元510）才正式颁布施行。
祖冲之的数学功力很深，曾著《缀术》。这部书汇集了祖冲之的数学研究成果，内容深奥，被称为“算氏之最”。唐代还将《缀术》定为算学必修书目，但在宋以后失传。
祖冲之在数学方面的成就，是进一步得出了圆周率的精确数值。祖冲之在肯定刘徽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认为圆周率还有进一步精确的可能。他运用的计算方法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筹算法”。“筹算”是小竹棍，筹算法是通过横式和纵式摆放小竹棍来表示数字，从而进行加减乘除运算。祖冲之运用这种方法，也是从圆的内接正六边形开始，将边数成倍增加，每一次增加都要运算11次。除去加减法，还有两次乘方和两次开方。这种运算方法十分复杂，工作量相当大。经过精密推算，祖冲之进一步得出圆周率的值在3.1415926和3.1415927两个数值之间，将圆周率值精确到小数点后7位。同时，他还得出了两个近似分数值，即约率22/7和密率355/113，这在当时世界数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在祖冲之后的1000年间，全世界竟无一人能够超越祖冲之的结论。在西方，直到1573年才由德国人奥托得出了密率。此后，全世界的数学家都在孜孜不倦地探求圆周率的精确数值，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而这一切成绩的取得，刘徽与祖冲之功不可没。
农业百科全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堪称“农业百科全书”的农学著作是北魏后期贾思勰（生卒年不详）所著的《齐民要术》。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视。在中国古代，农业是国家的根本。人们在农业生产实践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一些人便将这些经验和技术进行总结，集结成书，产生了许多农学著作。在《齐民要术》之前，已有多种农书问世，其中以西汉的《汜胜之书》最为著名。
《汜胜之书》是西汉晚期的一部重要的农学著作，作者汜胜之是汉成帝时人，曾在关中平原地区教授农民耕种，取得了成功。该书总结了西汉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操作技术，主要内容包括耕作的基本原则、播种日期的选择、种子处理、个别作物的栽培、收获、留种以及贮藏技术等。详细记载了包括禾、黍、麦、稻、稗、大豆、小豆、枲、麻、瓜、瓠、芋、桑等13种作物的栽培技术。书中提到的区种法、溲种法、耕田法、种麦法、种瓜法、种瓠法、穗选法、调节稻田水温法及桑苗截乾法等，都体现出一定的科学精神。该书早已亡佚，幸好一些片段在《齐民要术》中被多处征引，使后人得以窥该书之一斑。
《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农书。作者贾思勰，是北魏末期益都（今山东益都）人。贾思勰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就非常好学。贾家世代务农，非常重视总结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在家族学风和务农风气的影响下，贾思勰从小便注意对农业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他博览群书，广泛吸收各方面的知识，为他以后研究农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贾思勰成年后，曾任高阳太守等职，足迹遍布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每到一地，他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认真考察和研究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并向一些有丰富经验的农民请教，获得了许多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中年以后，他回到自己的故乡，开始经营农牧业。他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放牧活动，在实践中掌握了多种农业生产技术。大约在北魏永熙二年（公元533）到东魏武定二年（公元554）期间，他综合一些传统文献中记载的农业技术资料、当时流传的歌谣、询问老农获得的经验以及他自己的亲身实践经历，写成了这部著名的农书。
《齐民要术》中的“齐民”，是指老百姓，“要术”是指生产方法，是一部系统总结农业生产技术的农学专著。全书共10卷，92篇。正文约7万字，注释约4万字，共11多万字。此外，书前还有《自序》和《杂说》各一篇。一般认为，《杂说》是后人所加。该书引用前人著作多达150余种，记载的农谚有30多条。全书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包括各种农作物的栽培，各种经济林木的生产，野生植物的利用，家畜、家禽、鱼、蚕的饲养和疾病的防治，农、副、畜产品的加工，酿造和食品加工以及文具、日用品的生产等等，几乎对所有的农业生产活动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贾思勰在书中系统总结了精耕细作、深耕细耙、中耕除草等经验，从理论上说明了这些技术措施的重要意义。他非常重视选育良种对于提高农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的重要作用。详细地叙述了播种前应怎样选种、晒种、浸种以及用药物或肥料拌种等种子的处理方法。该书用较大篇幅介绍了蔬菜种植、果树和林木的扦插、压条、嫁接等育苗方法以及幼树抚育方面的技术。提出了一些防治病虫害的措施，还记述了果农熏烟防霜害的方法。该书还总结了家畜家禽的饲养经验，并搜集了许多兽医处方，涉及外科、内科、传染病、寄生虫病等多方面。书中还记载了制曲、酿酒、制酱、做醋、煮饧以及食品保存和加工工艺。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贾思勰在书中还初步提出了生物和环境的相互联系以及生物遗传和变异的关系问题。他介绍了许多改变旧遗传性、创造新品种的经验，涉及人工选择、人工杂交和定向培育等育种原理。19世纪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他的人工选择思想就是从“一部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中得到启发的，而这部书就是《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6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初步建立了农业科学体系，是一部具有极高科学价值的“农业百科全书”。书中提到的许多农业生产经验和技术，直到今天仍在普遍应用。
地理硕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学获得了大发展，西晋的裴秀和北魏的郦道元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地理学家。
裴秀（公元224～271），字季彦，是魏晋间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生于官宦家庭，自幼好学，尤其喜爱地理学。入仕以后，在政治方面颇有建树。他在西晋任司空后，除了在朝廷中负责日常政务外，还负责管理国家的地图和户籍，使他得以接触更多的地理和地图知识，并对古代地理和地图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工作。
裴秀在详细考证古今地名、山川形势和疆域沿革的基础上，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地理学名著《禹贡》为基础，结合当时的“十六州”而分州绘制的地图集，绘制了《禹贡地域图》18篇，是中国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一部地图集。对于这18篇地图的内容，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是以历代区域沿革图为主的历史地图集，共18幅地图；一种认为仅是晋朝当代的地图集，18幅为晋初16个州的行政区图，再加上两幅吴、蜀地图构成。《禹贡地域图》采用科学的绘制方法，运用古今地名相互对照的形式，是当时最完备、最精详的地图。该图已经亡逸，在仅存的序文中，可以了解裴秀在制图理论上的卓越见解。
裴秀在地图学方面作出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制图六体”，即绘制地图的六项原则，包括分率（比例）、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形）、方邪（角度）和迂直（曲直）。在裴秀以前，历代地图学家在地图学方面虽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缺少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指导。裴秀在总结前人丰富绘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制图六体”，成为了后世地图学者绘制地图的规范，对中国传统地图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裴秀在完成《禹贡地域图》以后，把它进呈给晋武帝，被当做重要文献收藏于“秘府”，后来又传行于世。
裴秀除了绘制《禹贡地域图》以外，还运用缩放技术绘制了一幅《地形方丈图》，一直流传了几百年，对后世地图学的发展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郦道元（公元466或472～527），字善长，生于官宦人家，仕于北魏后期。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他喜爱游历，在为官期间，亲自参与了许多地理方面的实践活动，曾跟随孝文帝巡视边疆，每到一地都会用心勘察水流地势，了解当地的地理、地貌、土壤、气候、人民的生产生活以及地域的变迁等。在任鲁阳太守期间，朝廷要求绘制山川地图，郦道元主张实地考察，以保证地图绘制的准确性。通过这些实践活动，郦道元既增长了知识和见闻、又积累了许多山川地理方面的资料。
郦道元最著名的地理学著作是40卷《水经注》。《水经》是中国第一部专门记述河流水道的专著，著者和成书年代历来说法不一。《隋书·经籍志》记载《水经》为郭璞著，而《旧唐书·经籍志》记为郭璞撰。《新唐书·艺文志》记为三国曹魏桑钦撰，宋以后人的著作大多沿用桑钦撰的说法。该书简要记述了全国137条主要河流的水道情况。原文仅1万多字，记载简略，缺乏系统性。郦道元发现了《水经》的这个缺点，便下决心给《水经》作注。
为了撰写《水经注》，郦道元了400多种相关书籍，查阅了大量地图，研究了许多文物资料，还亲自到实地考察。《水经》共记载了137条大小河流，全书1万多字，经郦道元注释以后，大小河流的数量增加到1252条，共30余万字，比原著增加20多倍。
《水经注》以水道为纲，内容丰富详实，记述了各条河流的发源与流向，河道流经地域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状况以及历史变迁、自然景观、水利工程等多方面的内容。所涉及的地域，涵盖了汉晋正史地理志著录的一切郡县乃至域外地区。该书所引用的大量古籍及汉魏碑刻，原书多已散逸，赖此书的流传，才使后人得窥原书之一斑。同时，该书还收集了当代各地的水文、水利、灌溉、农事、建筑、园林等材料，成为南北朝以前我国古代地理知识的结集。该书行文简洁，富于骈体文特色，又是一部生动优美的山水散文。
《水经注》是中国古代一部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地理学专著，在中国科学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受到后世许多学者的推崇。
此外，北魏杨衒之所著《洛阳伽蓝记》也可以视为一部具有城市地理和人文地理性质的专著。该书以记载洛阳佛教寺院为主题，兼及地理、政治、商业、手工业、人物、风俗等多方面的内容，详细记载了6世纪洛阳城的城址、城门、宫殿、御道、佛寺、官署、住宅、名胜、古迹等，以及它们之间的方位和距离，对研究洛阳的历史地理、考古及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刘裕建宋
晋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称帝，改国号为宋。刘裕（363—422），字德舆，小名寄奴，原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其曾祖刘混，永嘉之乱时渡江居于丹徒的京口（今江苏镇江），至刘裕时家境已衰败。刘裕起初投奔北府军，靠平定桓玄之乱而官至侍中、车骑将军，逐渐掌握东晋王朝的军权。东晋义熙六年（410），刘裕率军北伐平定南燕，受封为太尉、中书监，执掌朝权。此后四五年间，刘裕相继除掉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政敌，然后，他第二次北伐，克复关中，以功于义熙十四年（418）受封为相国、宋公。至此，刘裕取代东晋的条件已经成熟。晋元熙二年（420），刘裕拿着自己手下拟好的禅位诏，让晋恭帝抄录，“恭帝欣然操笔，书赤纸为诏”。刘裕筑坛于南部，登上皇位，国号宋，是为宋武帝。宋武帝改元永初，定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改《泰始历》为《永初历》，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六月，刘裕派人将他毒死，开了杀“禅让”退位者的先例。至此，历时104年、共11帝的东晋王朝结束，南北朝时期开始。
北魏入主中原
淝水之战后，强大的前秦土崩瓦解了，拓跋部便乘机复国。北魏登国元年（386年），拓跋珪被诸部推戴，即位代王，并任命张兖为长史，许廉为右司马。同年，改国号为魏，表示已不愿再受晋朝的封号。
拓跋珪称帝后施行的重要措施就是务农息兵，并首先取得后燕（慕容垂）的援助，借以抵御内部诸部酋长的不稳定性。拓跋部属游牧民族，那些酋长往往叛服无常，不懂得要在一个固定的国家内服从一个国王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因此，在登国二年（387年），拓跋珪制定了一条措施，即在每次战争胜利后，按战功分赏给群臣将士应得的战利品。这使得诸部酋长和鲜卑兵可凭战功得利，由此而大大增加了他们的好战心理，不致随时叛逃。在取得内部的团结之后，登国三年（388年），魏便开始攻打库莫奚（东胡），并获大胜。登国四年（389年）破解如部与高车诸部。次年，又大破高车袁纥（回纥）部，并再于次年打败了拓跋部的世仇刘卫辰部（南匈奴的别支），缴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魏开始占据黄河以南（河套）的广大牧地，由于国力剧增，便开始窥视中原。
当时，占据北方广大地区的后燕国前来向拓跋部索取马匹，并扣留了拓跋部派往后燕的使臣，拓跋珪便决定断绝与之友好的关系。北魏登国十年（395年），后燕皇帝慕容垂下令太子慕容宝统兵8万，进攻北魏。张兖建议可暂退避其锋芒，拓跋珪率领部众退到河套一带。后燕出兵三个月，却未找到北魏主力。九月，传来慕容垂病逝的消息，慕容宝便烧毁准备渡河的船只，准备退兵。拓跋珪带领两万兵马，迅速渡过黄河，日夜追赶，到达参合陂（今山西大同东）西，截断后燕的退路，将后燕军队团团围住。慕容宝见势不好，抛弃大军，轻骑出逃。北魏兵乘机攻击。后燕大败，俘获的四五万人全被活埋杀死。后燕由此开始衰落。
魏皇始元年（396年），拓跋珪率大军四十余万攻打后燕，夺得并州（大同西南），同年，从林阱（属河北）进入河北，围攻后燕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县）。一年后，中山被攻陷，后燕的残部退到龙城（今辽宁朝阳）等。大河以北诸州全被北魏占有。北魏天兴元年（398年），拓跋部定都平城（大同）。次年，改称魏道武帝，至此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基本形成。
灭后燕之后，北魏迁徙原后燕境内的吏、民及鲜卑等杂夷36万，百工伎巧十余万人到魏京，给内徙的新民耕牛，计口授田，以此发展农业。平城附近，被划为“王畿”。王畿之外，又设“方”、“维”，由皇帝直接派官管理。四“方”、四“维”合称“八国”，管理这些地方的官员称为“八部大夫”或“八部帅”。原来以游牧为业的鲜卑族人，便在此“八国”中定居下来，而原来的“部大人”（酋长）被皇帝任命的官员所替代。官员的主要职责变为监督和劝课农耕。朝廷按各地收入的多少，来考核官员的政绩。这种新的行政法令，使得北魏的政府结构得以转变，并使落后的游牧业过渡到了先进的封建式农业生产方式中，使新兴的北魏有了强大的物质力量为后盾。
天兴二年（399年），拓跋珪于京城设置太学，置五经博士，增生员三千。拓跋珪格外重视寻找汉族士大夫对他的支持，以利用汉族文化改造处于原始状态的鲜卑民族。崔宏归附北魏之后，把拓跋部的历史与汉族的历史联系起来，说黄帝最小的儿子昌意“受封北土”，是拓跋部的祖先，拓跋珪对此深表赞同。一次，拓跋珪问博士李先：“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可以增长见识与智慧？”李先生回答说：“书籍。”于是拓跋珪就命郡县在民间搜罗书籍，送到京都。另一位博士公孙表，则把韩非的著作介绍给拓跋珪，告诉他如何做一个封建专权国家的皇帝。天兴四年（401年），拓跋珪亲祭先圣周公、先师孔子，并任用大量汉族士人作文官，依靠这些汉族文官的支持来建立封建政治制度的专治机构。
与此同时，北魏政府中的鲜卑贵族与皇帝之间的矛盾仍一直继续。鲜卑旧贵族在过去已不能容忍一个国王，在此时则更不能容忍一种新的体制下的皇帝，一有机会，便窥觎这一宝座。天赐三年（406年），拓跋珪下诏称：“人们认为汉高祖以布衣而得天下，这是错误的。汉高祖有天下是因为有天命。无天命而妄图非分，便会遭殃。”因而劝臣下安分知足，以“保荣禄于天气，流余庆于后世。”接着又下诏书，劝臣下不要争名夺利，要讲道义。此后，贵族有反对皇帝的许多都被处死，其中最著名者是拓跋珪的堂兄拓跋遵和拓跋仪。但同时，他自己也常常心怀疑虑，烦闷不安，或几天不吃饭，或通宵不眠，自言自语，见神见鬼。朝臣见他时，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或表情失常，便怀疑其心怀恶意，被当场处死。拓跋珪终于精神失常，北魏永兴元年（409年），被其子拓跋绍杀死。年仅39岁。同年，拓跋珪太子拓跋嗣回平城，再杀拓跋绍，即帝位，是为魏明元帝。
魏明元帝称帝后，便采取拓跋部四部大人与大酋长共同管事的惯例，命长孙嵩、安同、崔宏等八大臣共听朝政，号称八公。又让燕凤、封懿等共议政事。鲜卑贵族和汉族士人都可参与朝政，使得北魏的紧张局面得以缓和。神端二年（415年），魏国已连年霜旱，平城附近不少民众被饿死。有人主张迁都到邺城（今河南安阳北）去，崔浩、周澹反对认为，山东人现不知鲜卑虚实，还认为人畜众多，如现在迁去，一旦见鲜卑人数有限，定会生轻侮之心。不如等明春草生，取马牛乳和蔬菜充饥，挨到秋熟，就可渡过难关。魏明元帝赞同他们的主张，但仍怕无法挨到来秋，便选穷困的本族人到山东定、相、冀三州，下令汉民每户出租米五十石来养活这些穷困人。
当时，北方鲜卑的又一支柔然开始强大起来，又有匈奴族铁弗部所建立的夏国在关中一带自称一霸，对北魏具有一定的威胁性。柔然还常常侵犯北魏的边境。泰常二年（417年），刘裕打后秦，后秦向北魏求救，拓跋嗣本想派一支精锐骑兵直逼彭城（江苏徐州）和寿春（安徽寿县），便向崔浩问计。崔浩以为现在“西有屈丐（夏），北有柔然”，出师对北魏不利。同年，宋武帝灭后秦，取得黄河以南州郡，魏则守黄河北岸，无力渡河相争，魏用兵机会大减，穷人增多，遇天灾就要饿死。秦常七年（422年），宋武帝死，魏明元帝立即大举渡河攻宋，崔浩极力谏阻未成。次年，魏夺得司州（治洛阳）全部，兖州、豫州大部。北魏在黄河以南取也得了许多州镇后，重新确立了南北两朝对立的形势。
泰常八年（423年），魏明元帝拓跋嗣死，其子拓跋焘继帝位，是为魏太武帝。魏太武帝是北魏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主，在其在位期间，北魏的社会极为繁盛，他依靠崔浩的谋略和鲜卑人的慓悍，几乎战无不胜。始光元年（424年）始，北魏开始大举进攻柔然，迫使它逃奔漠北，暂时不敢南犯。始光三年（426年），又分兵两路攻夏，一路攻长安，一路攻统万（夏都城，今陕西榆林西南），当年即克长安，次年又攻下了统万。神麝元年（428年），俘获了夏国君主赫连昌。神麝二年（429年），魏太武帝又一次进攻柔然。柔然大败，原来臣服于它的些高车等小部落乘机摆脱羁绊，被北魏降服的柔然达三十多万家，掳获马牛羊达几百万头，敕勒也有几十万人向北魏投降。另一部分柔然人向漠北逃亡。两年后，又攻取夏最后都城平凉，夏亡，魏取关中。太延二年（436年），灭后燕国，取辽河流域。太延五年（439年），灭北凉国，取凉州。至此，自晋永安元年（304年）开始的十六国大乱已经结束，黄河流域得到了统一。
平定北方之后，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魏太武帝认为进攻南方的时机已经成熟，便率大军南下攻宋。当时正是宋文帝在位，国力极强。魏宋大战，魏军无法攻克宋的重要城镇，便在城外大肆杀掠，尽量破坏。宋军民痛击魏军，魏死伤大半。次年，魏太武帝只得退兵平城。这次战败，大伤魏国元气，又遭国人怨恨，北魏从此害怕再与南朝交战。正平元年（451年），魏太武帝被宦官宗爱杀死。从此，魏始由盛转衰。
北齐的鲜卑化
北齐政权的奠基人是高欢。在高欢、高洋父子建立东魏、北齐政权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北边六镇兵民基础，以六镇中怀朔镇军人新兴贵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怀朔镇军人原是六镇起义队伍中的一部分。六镇起义后，六镇首领先后有破六韩拔陵、杜洛周、鲜于修礼与葛荣。尔朱荣击败葛荣后，六镇兵民二十余万被迫迁居到并州和肆州，归尔东兆统辖。尔朱兆部下虐待六镇兵民，迫使六镇兵民不断举行武装反抗。尔朱兆深感头痛，便把六镇兵民交给高欢，命他统率，于是高欢成为继葛荣之后的六镇统帅。他率领六镇兵民占据了河北，打败了尔朱氏集团，建立了东魏。高欢死后，高洋能轻而易举地以禅代方式建立北齐，也是依靠着六镇军人。从葛荣到高欢，又到高洋，在六镇军人当中，逐渐产生出一个“怀朔集团”。葛荣曾是怀朔镇将领，他当六镇首领时，曾重用潘乐、任延敬、王基、可朱浑元、张琼等怀朔镇人，使怀朔镇将领在六镇军人中的地位开始上升。后来高欢成为六镇首领时，这些人也随之成为高欢的骨干将领。高欢本人也是怀朔镇人，他在怀朔镇一度任过队主、信使等职，当时便与怀朔镇省事司马子如、户曹史孙腾、外兵史侯景等官吏以及刘贵、贾显智、尉景、蔡俊等人相互友好。在他起家的过程中，这些人也都追随着他，立下了许多功勋。除早死者外，其余人都成为东魏和北齐高氏政权中的核心人物。另外，在高氏统治集团中，一些将领大臣，如段荣、窦泰、韩轨、尉长命、斛律金、傅伏、库狄盛、贺拔允、莫多娄贷文、步大汗萨、赵猛、韩贤、徐远、万俟普、破六韩常等人，也都是怀朔人，高氏政权中的上层统治集团主要由这些新兴的军事贵族组成。
鲜卑军事贵族和鲜卑化的汉人军事贵族在东魏和北齐仗着他们的权势，以及强大的六镇兵民组成的社会基础，在朝野形成一股强大的鲜卑化势力，使自孝文帝汉化改革后逐渐缓和的民族之间矛盾又激化起来。早在高欢起兵时，就针对上升的民族矛盾与六镇鲜卑约定：“不得欺汉儿。”但事实上这个约定无效，他的军队依赖汉族农民养活，却不断欺压汉族农民，使鲜、汉民族矛盾日益尖锐。高欢恐民族矛盾影响他的政权统治，曾力图调和这种矛盾。他在鲜卑军人面前说：“汉民是你们的奴婢，男子为你们耕种，女子为你们纺织，供给你们粮食布帛，使你们温饱，你们为何要欺凌他们？”他在汉族人面前则说：“鲜卑人是你们雇来的客人，吃你们一石粮，穿你们一匹布，却为你们作战，使你们得以安宁，你们为何要仇恨他们？”
高欢既想调和民族矛盾，又想维护鲜卑人的特殊利益和社会地位，实际上他只实现了后者，民族冲突是越来越激烈。表现在政治上是维护鲜卑贵族的利益，不断打击汉族士大夫。鲜卑勋贵为政不廉，贪污收受贿赂，横行霸道，搞得东魏政治一团黑暗，汉族大臣杜弼请求首先要澄清吏治，严惩贪官，后又建议“先除内贼，后讨外寇”。高欢问内贼是谁，杜弼说：“诸勋贵掠夺万民者皆是。”高欢大怒，令军人张弓举刀、分站两列，令杜弼从中间通过，恫吓杜弼，不让他再攻击鲜卑勋贵。北齐建立后，高洋曾问杜弼：“治国当用何人？”杜弼回答：“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高洋听后默然无言，却对杜弼怀恨在心，这构成了杜弼后来被杀原因之一。侍中、尚书右仆射高德政也常建议，治天下应多用汉族士大夫，少用鲜卑人。高洋杀了他后，公开宣布，这是杀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北齐政治中鲜卑化色彩之浓，最典型地表现在杨愔事件上。高洋称帝后，尚书令是高欢的女婿、中原世族大地主杨愔。高洋委政杨愔，杨愔也始终以选拔人才为己任，重用贤才，对稳定社会、巩固北齐政权统治来说是颇有成效，故到高洋后期，仍能保持“主错于上，政清于下”的局面。高洋死后，子高殷继位，是为废帝，杨愔、燕子献、郑颐等人受遣诏辅政。这几人都是汉人，高殷的母亲李太后也是汉人，鲜卑勋贵不希望他们掌权。不久之后，高洋弟高演、高湛在鲜卑勋贵高归彦、贺拔仁、斛律金、斛律光等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杀了杨愔、燕子献、郑颐、宋钦道等大臣。高欢妻娄太后不仅不指责高演等人，还对高殷母说：“岂可使我们母子受汉族老太婆摆布！”连废帝高殷也说：“岂敢惜此汉辈？”
经过这次政变，鲜卑勋贵更加嚣张，汉族大臣的地位也就更进一步降低。高演未执朝政时，汉族名士王晞是他的至交密友，执朝政后，却恐王晞不合勋贵之意，每人夜便用车载入宫商议，到白日则甚至连话也不交谈。直至北齐末年，政治上歧视汉族官吏的情况仍未改观。齐后主高纬时期，高纬的近幸韩凤虽是一个鲜卑化的汉人，曾任禁军都督，但他对于汉族大臣，屡次骂：“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后主要到晋阳，崔舒、张雕、刘逖等台湾省族大臣联名进谏，劝阻韩凤竟上奏说：汉族文官联名进谏，表面上是劝阻去并州，实际上有反心，应诛杀这些人。齐后主昏庸至极，听信韩凤的话，立即将联名上奏的汉族官吏召集在含章殿，把为首的崔季舒、张雕、齐逖、封孝琰、裴泽、郭遵等人当场斩杀，弃尸于漳水。
除了在政治上鲜卑化特征非常明显，汉族官吏常遭到歧视打击外，在当时的北齐社会上，也是鲜卑化风气兴盛，一切早被北魏孝文帝改革掉或禁止的东西又广泛流行。如鲜卑语、鲜卑服，早被禁断，而这时纷纷复兴，尤其是鲜卑语，在北齐成了最时髦的语言，通晓鲜卑语是汉族官吏得宠和晋升的一个重要条件。北方少数民族的乐器，如琵琶、笛子、五弦等，也渐渐日益兴盛，许多汉族士大夫反过来学习鲜卑语或其乐器，还有的汉族士大夫为求名利，教子女也学习鲜卑语和鲜卑乐器。齐后主高纬常常是“自弹胡瑟琶而唱之”，被人称为“无愁天”，又大大助长了社会上的鲜卑化之风。
北齐兴盛的鲜卑化风潮，尤其是政治上的鲜卑化，使汉族许多较先进的统治思想和制度难以推行到底或遭到破坏。固然鲜卑勋贵依仗着铁骑甲士野蛮掠夺，很快暴发，但从根本上和北齐全部历史来看，它也加速了北齐政权的腐败和崩溃，北齐很快失掉人民的拥护而被北周灭亡。
佛教石窟的开凿
佛教产生于印度。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印度的佛教徒为纪念释迦牟尼和学习释迦苦修，开凿了石窟寺。经过不断发展，佛徒修建石窟寺，用雕刻、泥塑、绘画等艺术手法宣传教义，成了佛教传播的一个重要手段。在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东汉以后，特别是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乱不止，人民倍受煎熬，统治者也朝不保夕，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佛教在北方得到迅速发展，在南方也日益兴盛。受传入的印度石窟艺术的影响，开凿石窟寺在北方甚为流行。据调查，今新疆、甘肃、陕西、山西、辽宁、河北、河南、山东等省都有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这些石窟寺由于是用于佛徒修炼和礼拜之用，故大都开在悬崖绝壁，人迹罕至的地方，而窟内一般有佛像或舍利塔，以及以佛经为题材的雕刻或壁画，构成了风格独特的石窟艺术。这一石窟艺术，是在吸收外来佛教文化、结合本民族形式的窟洞、崖墓而创造出来的。
新疆地区南邻北印度。在古“丝绸之路”沿线，发现了多处石窟群。其中位于拜城东约50公里的克孜尔石窟，现有洞窟235个。其中一些洞开凿时间，大致在东汉末年。说明印度石窟艺术约在二世纪末、三世纪初即已传入我国新疆地区，然后再向东传播，流行于内地的。十六国时期，新疆、甘肃地区开凿了多处石窟，其中以敦煌莫高窟最为著名。
莫高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位于敦煌东南22公里的鸣沙山下。据碑刻载，它始建于秦建元二年（366年）。此后，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西夏、元各代均有大规模的营建和修缮之举。这里凿窟的崖面属砾岩层，故雕像困难，彩塑和壁画成了这里石窟艺术的特色。莫高窟繁盛时有千余窟，现存492窟，分布在长达1000米的崖上。窟内计有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像2100余尊。壁画内容，历代各有不同。北朝时期多为说法图和佛本生故事。说法图一般是佛在中间宣讲佛法，两菩萨侍立左右。所谓佛本生故事，即释迦牟尼的前身行菩萨道，一生受苦之事。如舍身饲饿虎、割自己身上肉喂鹰救鸽等等。但画师们在画这类题材时，却将社会生活中如耕作、收获、射错、饲养、游乐、宴会、战争等等内容融合在画面当中，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各阶层的社会生活。其彩塑的佛、菩萨、飞天等等，又都是参考了现实世界的人物，使塑造的这些上天世界形象，又带有典型的现实世界的人物形象和性格。莫高窟以其营造延续千年、历史文物和艺术珍品极为丰富而享誉世界。这是我国一座巨大的石窟艺术宝库。但是在解放前，大量珍贵文物被帝国主义分子所盗窃，许多洞窟受到严重破坏。解放以后，这里得到了保护和修复。
北魏时期，石窟的开凿更为普遍。与新疆、甘肃地方不同，各地的石窟均开凿在花岗岩一类坚硬的山崖上，洞窟内造像及装饰，全部雕刻而成。云岗石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它位于山西大同市西16公里处。现存洞窟53个，延绵一公里，有各类佛像10万余尊。大同旧称平城，时为北魏都城；这里的石窟又是在北魏皇帝批准下兴建，规模特别巨大。北魏兴安二年（453年），在沙门统昙曜主持下初凿五窟。每窟依山雕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时”。参与石窟开凿的有四方名门与工匠，尤以河西凉州工匠为多。云岗石窟是吸收了凉州石窟的一些特征，并兼收其他各地石窟艺术的优点而进行的新的创作。所以，云岗石窟不仅以其大佛“雕饰奇伟，冠于一时”，而且它的艺术风格还引起了各地的仿效。著名的龙门石窟，甚至石窟出现较早的河西地区，都可以看到像云岗那样笔直而高，唇薄肩阔，衣服短瘦，凸起式衣纹的佛像。
北魏迁都洛阳后，又开凿了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在今洛阳城南20公里处的伊阙山上，故又称伊阙石窟，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龙门石窟开凿于孝文帝造都洛阳前五年，即太和十二年（488年）。北魏迁洛后，在此大规模营建，后又经唐代大力开凿，现在伊水两岸的东西崖壁，有石窟和壁龛几千个。远看如同蜂巢一般。在这些洞窟中，北朝开凿的约占三成。古阳洞是龙门石窟开凿最早的一个洞窟。洞内主佛像释迦牟尼端坐，面颊较丰满，略带微笑；二菩萨两侧侍立，仪态庄严、文静。洞壁列龛密布，雕刻华丽精巧。造像题记端正大方，刚健质朴，许多是魏碑体的精华。宾阳洞是北魏宣武帝时开始开凿的。窟内壁面全部为雕刻品占满，雕作完整；窟内地面饰以莲花图案，更显富丽堂皇。窟口内壁崖面上雕有各高二米、宽四米的帝后礼佛图。分别反映孝文帝、文昭皇太后参加拜佛仪式的隆重与肃穆。这两部浮雕，是精美绝伦的艺术瑰宝，但在解放前却被奸商勾结帝国主义分子所盗凿。宾阳洞的主佛像面部秀润，嘴角上翘，呈微笑状。躯体魁梧，著褒衣博带式服装。这种形象已不再如云岗昙曜五窟佛像那样威严肃穆。如果说云岗石窟佛像还带有很浓的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而龙门石窟造像这种风格和服饰上的变化则更显得中国化了。这种变化正是孝文帝改制、拓跋汉族化的结果。
除以上这些石窟外，这一时期还开凿了许多著名的石窟。如甘肃靖县炳灵寺石窟（凿于西秦）、天水的麦积崖石窟（始凿于西秦）及河南巩县石窟（始凿于北魏）、河北磁县响堂山石窟（始凿于北齐）等等。这些石窟中的许多洞窟，都十分明显地受到云岗、龙门石窟艺术风格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开凿的众多石窟，与历代各朝开凿的石窟一起构成了我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
北周的建立
北魏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一直牢牢控制着西魏政权。西奔关中的孝武帝元修因想得到最高权利，很快与丞相宇文泰产生了矛盾。这年冬季闰十二月，宇文泰鸩杀元修，改立南阳王元宝炬为帝，是为文帝。最高决策极指挥权仍在相府里。
宇文泰在积极与东魏进行战争的同时，逐渐把汉族世家大族也拉入他的统治集团，扩大了他的统治基础。他又依靠汉族大地主和士人在各个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把一个比较落后的军事集团逐渐改造为一个富有朝气的封建政权。西魏大统元年（535年），宇文泰便命一批汉族士人斟酌今古，参考变通，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为准则，制定出“二十四条新制”，然后奏请文帝推行。这就是西魏最基本的制度。初期在制度建设上最有贡献的人是汉族士人周惠达。宇文泰忙于前方军务，后方的营造戎仗，储积食粮，检阅士马等事，都委托周惠达办理。仪礼制度也是在周惠达领导下创制的，当时关右政权草创，礼乐制度残缺，周惠达与礼官对北魏旧制进行一番改革，才使得“仪轨稍备”。大统七年（541年），宇文泰在大统元年“二十四条新制”的基础上，又令人制定出“十二条制”，奏请实行，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西魏制度。这时周惠达将著名士人苏绰推荐给宇文泰，宇文泰问苏绰治天下之道，苏绰为他陈述帝王之道和申不害、韩非的法治之术，使宇文泰不禁“整衣危坐”，从天黑听到次日清晨而不觉厌倦，从此对汉族士人更为重视。宇文泰极想改革时政，寻求强国富民之道，苏绰也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先后制定了文案程式，朱出墨入，计帐、户籍等法，及其裁减冗官、设立闾正、保长二长，实行屯田以资军国等措施。大统十年（544年），西魏文帝把宇文泰前后所呈的“二十四条”和“十二条新制”，规定为“中兴永式”，命苏绰重加修订，合为五卷，颁行天下。苏绰又根据汉族统治者的经验，结合实际情况，概括为六条：一是治心身，二是敦教化，三是尽地利，四是擢贤良，五是卹狱讼，六是均赋役。这六条，史称“六条诏书”，是西魏和北周总的施政纲领。宇文泰对此六条极为重视，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并命令百官都必须认真学习。同时规定，牧守令长等地方官，不精通“六条诏书”内容和计帐的人，不得为官。此外，宇文泰又继续推行均田制度，创建了府兵制度，通过各项制度的创建、改革和实行，西魏政权逐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随着西魏政权的发展和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宇文泰在西魏的势力也自然就越来越大。
大统十七年（551年），西魏文帝元宝炬病死，宇文泰立太子元钦为帝，是为废帝。废帝二年（553年）十一月，西魏尚书元烈谋杀宇文泰，但事情败露，元烈被诛。元钦对宇文泰杀元烈极为不满，于是召集宗室诸王商议夺权，淮安王元育、广平王元赞等人都认为不可，垂泣劝谏，但元钦不听。当时宇文泰诸婿李基、李晖、于翼等人均是武卫将军，分掌禁旅，元钦与宗室诸王的密谋被李基等人侦知，宇文泰任命心腹尉迟纲为大将军，兼领军将军，总典禁旅，密做防备。次年正月，宇文泰召集群臣的议，废掉了元钦，改立文帝元宝炬第四子齐王王元廓为帝，是为恭帝。信以尉迟纲为中领军，总领宿卫军，以监视元廓。这时，宇文泰诸子或幼或弱，不能堪当大任，故宇文泰对几个女婿寄以厚望，引为心腹。宇文泰还有两个侄儿，章武公宇文导和中山公宇文护，宇文导任陇右大都督、秦南等十五州刺史，宇文护任大将军，行六官之制后，又拜为小司空。另外军队大将和朝廷重臣，也皆是早日随他起兵的六镇军官和心腹，因此西魏政权的核心人物，就是宇文泰集团的核心人物。
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四月，宇文泰巡狩北方，在途中染病。九月，宇文泰回到云阳，病势转重，他遣人召来侄子宇文护，令他接替自己掌握西魏军政大权。宇文泰死后，世子宇文觉继位太师、大冢宰，年仅15岁。宇文护虽受宇文泰重托，但因他的名声和地位都不是很高，那些元老不肯服他，于是他向大司寇于谨求教。第二日，召开元老会议时，于谨正色严厉地对大家说：“中山公乃安定公（宇文爵号）亲兄弟的儿子，兼受顾托，军国之事，理所应当归他总管，我们都应服从他。”说罢，带头下拜，那高级将领和大臣也被迫随着于谨下拜，于是他的地位才得以保住。宇文护也尽力抚循文武，重新稳定了人心。
西魏早在元宝炬即帝位时，就已经是“权归周室”，从文帝、废帝，直至恭帝，实际上都是受宇文泰摆弄的傀儡而已，一切政令全是出于宇文泰一人之口，皇位的取代早已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宇文泰安葬后，宇文护便开始着手安排禅代之事。这年十二月，他奏请西魏恭帝以岐阳之地封宇文觉为周公。到同月庚子这一天，恭帝元廓正式下诏让位于周公宇文觉，西魏由此而亡，共历三世，二十四年。次年正月辛丑，宇文觉即皇帝位，就是北周孝闵帝。北周建立。孝闵帝以大司徒、赵郡公李弼为太师，大宗伯、南阳公赵贵为太傅、大冢宰，大司马、河内公独孤信为太保、大宗伯，柱国、中山公宇文护为大司马。大司马掌军事，宇文护居之，把兵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北周建立以后，因孝闵帝宇文觉年幼，实际上仍然只是个傀儡，军政大事均由宇文护决定。宇文护专政，又引起了一系列争权的斗争。先是赵贵自以为是北周元勋，常怏怏不乐，联合独孤信密谋杀宇文护，有人密报了宇文护，宇文护捕杀了赵贵，并逼独孤信自尽。孝闵帝对宇文护擅权也十分不满，密令司会李植、军司马孙恒等人杀宇文护。宇文护得悉后，把李植、孙恒遣离京城，然后把其在京党羽捕杀，逼宇文觉逊位，然后改立宇文泰庶长子宇文毓为帝，是为北周明帝。明帝在位四年，又被宇文护派人毒杀，又改立宇文泰第四子鲁公宇文邕为帝，是为北周武帝。周武帝即位后，不动声色地诛杀了宇文护，北周皇帝才真正掌握了最高的统治权。
府兵制
府兵制是创立于西魏大统年间（535—551年）的一种兵制，起源于鲜卑旧有的部落兵制，因为设立了军事组织单位兵府而得名。
北魏早期就已有军府之制，到武帝拓跋珪平定中山以后，即以八部兵，改置八军，设立军府。这种军府，直到北魏末期还一直存在。军府成员，多是鲜卑族人。宇文泰接替贺拔岳统领其部众时，其成员是以六镇中武川镇兵户为主的，这些兵户也是鲜卑族人或鲜卑化的汉人。当时宇文泰直辖军队的人数并不很多，只有数千人，加上收降的侯莫陈悦的部下，以及随孝武帝元修西入关中的劲旅，合起来共约三万人左右。孝武帝入关前，宇文泰便把他的军队分为十二军，每军各置一将统帅。孝武入关后，十二军的编制未变，但各军人数有都所增加。十二军将领分别是李弼、独孤信、梁御、赵贵、于谨、若干惠、怡峰、刘亮、王德、侯莫陈崇、李远和达奚武。西魏大统三年（537年），东、西魏沙苑之战之时，宇文泰曾率此十二将出征。沙苑大捷后，宇文泰被进为柱国大将军，十二将也纷纷进爵增邑。大统八年（542年）三月，宇文泰在十二军的基础上，又“初置六军”。从编制上讲，“六军”是比原先十二军更高一层的军事单位；从性质讲，十二军的部落兵制的气息比较浓厚，而六军的汉化特征则更为明显。次年，东、西魏又发生了邙山大战，西魏军队损失过半，关陇地区的鲜卑族人口本来就不多，战争长期不断，使宇文泰政府军的兵源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宇文泰开始大量吸收汉族豪强及其部曲乡兵来加入政府军，于是采取了“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的重大措施。即给一些拥有部曲、乡兵的汉族豪强地主加封帅都督的官号，并把他们和他们手下的武装纳入政府军系统。如太原阳曲人郭彦，移居冯翊，大统十二年，被选为当州首望，“领乡兵，除帅都督”。又如京兆杜陵人韦瑱，世代为三辅首姓，也是“以望族，兼领乡兵，加帅都督”。又如任城人魏玄，在邙山之投后，率义徒还关南镇抚。大统十四年，被给予帅都督、东平郡守。从此，掌握在豪强手中的私兵转变成为国家的军队，汉族豪强地主也摇身变成为西魏军事将领，西魏军队的人数也随之增加了。
宇文泰又对直属中央的军队加以改组，这就要利用旧日鲜卑八部之制的形式，设立八位柱国大将军，他自己虽是其中之一，却以都督中外诸军事之职凌驾于其他柱国大将军之上，掌握着最高军事指挥权。西魏宗室广陵王元欣尽管也是八柱国大将军之一，但只是虚职，不实际掌握兵权。另外，他任命李弼、李虎、赵贵、侯莫陈崇、于谨、独孤信六人为柱国大将军，由此六人分别统率六军。在六军的每位柱国大将之下，各设二位大将军，共12大将军；又在每个大将军之下，各设两个开府，共24个开府；每个开府之下，又设两个仪同，共48个仪同，每个仪同领军一千人，每个开府领军二千人，每个大将军领军四千人，每个柱国大将军领军八千余人，六军总数约不到五万人。这就是西魏当时的府兵数量，也就是直属朝廷的主力军的人数。另外在各地州镇和边地，还有大量镇守地方的军队，这些归州镇督帅指挥。
鲜卑旧有的部落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氏族关系，宇文泰建立府兵制后，保留了这种特点，并且下令让军功高的将领继承旧日鲜卑的三十六国，以军功稍次的将领继承旧日鲜卑的九十九姓，“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既然诸将被定为三十六国、九十九姓的继承人，其姓氏也应依从三十六国、九十九姓的姓氏，于是又引出复姓和改姓的活动。除侯莫陈氏、独孤氏、豆卢氏、贺兰氏等本来就是鲜卑旧姓外，凡孝文帝时改变汉姓的鲜卑将领又恢复了原来的姓氏，如于氏，仍旧恢复为原来的勿忸于氏。汉族将领则要改变汉姓而为鲜卑姓氏，例如赵贵被赐姓为乙弗氏，李弼被赐姓为徒河氏。李虎被赐姓为大野氏，杨忠被赐姓为普六茹氏，王雄被赐姓为可频氏等。他们统率的士兵，也随了他们改后的姓氏。
府兵建立后，便成为西魏的“禁旅”，兵士的地位也由六镇的戌边战士上升为类似“羽林军”、“虎贲军”的中央禁卫军。府兵统属于六柱国大将军，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宇文泰又以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职务，将各军指挥权统归在他一人手中。除他以外，任何人都不能调遣六军。宇文泰死后，六军指挥权又移至他的继承人宇文护手中，诸军“凡所微发，非护书不行”，可见府兵制的建立，是有利于集中军权，统一指挥的。
为使府兵的兵员能够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西魏政府又从均田的农民中选拔府兵，具体规定为，在六户中等以上农民家庭中，从一个有三丁之家中抽一男子充当府兵。凡充当府兵的人，免除租调和徭役，加入军籍。府兵有战争时就要出征作战，无战争则“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北周建德元年（572年），北周武帝宇文邕杀宇文护后，派人前往相府收取兵符，终把最高军权收回手中，下令“改诸军士并为侍官”，使府兵成为名副其实的禁卫军，但这时府兵仍然另有军籍，仍然是兵民分治。不过府兵成员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主要由于周武帝广募均田农民加入府兵，“是后，夏人半为兵矣”，使府兵中的均田农民数量大增。这样既扩大了兵源，又为府兵制与均田制的结合奠定基础。
府兵制在发展和变动中，与鲜卑族原先的部落兵制越离越远，而与土地关系则日益紧密，到隋开皇十年（590年），隋文帝杨坚进一步规定：“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至此，府兵制与均田制完全结合在一起了，府兵也由兵农分离完全走向兵农合一。
府兵制的创置和逐步完善，对西魏和北周来讲，都起了重大作用，具体表现为士兵人数大量增加。兵源有了保证，经历了长期战争而兵员却是越来越多，至北周最后一次进攻北齐时，军队已发展到20万人左右。北周也正是藉此才能攻灭北齐，统一北方。
北周灭北齐
从西魏宇文泰到北周武帝宇文邕，宇文氏政权经过宇文泰等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和不断改革，国势日渐昌盛。在政治方面，遵循“六条诏书”中“擢贤良”的精神，吸纳许多贤才。在军事方面，创建了府兵制度，加强了武装力量。在经济方面，释放奴婢、杂户，禁断佛、道二教，大大增加了国家的均田农民的数量和经济实力。通过这些改革，到北周武帝后期，不仅中央集权制得到加强，而且国家实力与东方的北齐相比，也是由弱变强，蒸蒸日上。与此相应的是，军事局势也发生变化，由对北齐的积极防御转变为主动出击，全面进攻。
与北周相反，北方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却是每况愈下，帝王贵族荒淫腐败，倾轧不已，国内各种矛盾日趋激化，齐后主高纬上台后，政治更为混乱。他厌倦政事，整日怀抱琵琶弹唱“无愁之曲”，和唱者数百人，被人称之为“无愁天子”。而且也又宠幸一奸佞之人，委宦官重任，让他们参预朝政，允许他们卖官鬻爵。此外州县之官多来自富商大贾，这些人得官后不顾百姓死活，贪赃枉法，税括百姓，大发横财，造成了“官由财进，政以贿成”民不聊生的政治局面。他又胡乱封官拜爵，庶姓封王者以百数，开府一千多人，仪同无数。他豢养的跑马、斗鸡、鹰、犬等，竟也被授予仪同、郡居、开府等官爵，与大臣一样享有同等俸禄。后宫婢女也皆封为郡君，宫女中宝衣玉食者达五百余人，宫女一裙值万匹，一个镜台值千金。又大发徭役，盛修宫苑，极为壮丽，建成后稍不如意，则折毁重建，至使百工匠人，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劳费亿计，人牛死者不可胜纪”。与北周武帝和北周的政治相比，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
周武帝即位以后，北周就不断进攻北齐，北周保定三年（北齐河清二年，563年），北周大将杨忠、达奚武与突厥曾联合分路讨伐北齐，一度兵临晋阳城下，后被北齐军中的精锐部队击退。北齐名将斛律光还乘势反攻入北周境内，俘掠三千余人。此后北周军队又数次东进，由于北齐有斛律光、段韶等名将名臣，政治虽然败坏，而军事上却还保持一定实力，故北周军队收获并不大。
周武帝杀宇文护后，亲自掌握了高军权，他一面与北齐通商和好，使对方麻痹松懈，一面却加紧练兵，积极准备，伺机灭齐。周武帝杀宇文护后三个月，齐后主诬蔑斛律光谋反，将其诛杀，尽灭其族。周武帝听到此讯大喜，为之大赦。北周建德四年（北齐武平六年，575年），周武帝与诸将伐齐。大将韦孝宽献计三策：一为联合陈朝、稽胡等军队，数道并进，可一举而成。二为广事屯田，招募强悍之士，严加训练，与陈朝军队互相配合，使其疲于奔命。一二年后，待其内部离叛，然后乘机举攻下。三为作长期打算，签订盟约，安民和众，蓄锐养威，观衅而动。周武帝又与齐王宇文宪，内史王谊、安州总管于翼长计议，于这年七月下诏伐齐。出兵十八万，命宇文纯、司马消难、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宇文盛、侯莫陈崇、宇文招为后三军总文宪，于谨、李穆等将所向势靡，连取北齐三十余城。周武帝大军在金墉城下遭到北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的顽强抵抗，数攻未克。这时，周武帝忽然患病，又逢北齐右丞相高阿那肱率援军自晋阳赶至河阳，故周军不得不弃城撤军。
次年，北周再次大举攻齐，周武帝认为前一年未能灭齐，原因主要在于“直为拊背，未扼其喉”。这次应直攻高欢发迹之地晋州，争得此地，北齐必派重兵援救，我军可严军以待，击之必胜，然后乘破竹之势，挥军东进，定可“穷其巢穴”，灭亡高齐。十月，周武帝再次亲征，以宇文盛、宇文亮、杨坚为右三军，宇文俭、窦泰、丘崇为左三军，宇文宪、宇文纯为前军，亲率中军，开入齐境，并驻军于晋州汾曲（今山西临汾市南）。然后分判派遣宇文宪率精骑二万驻守雀鼠谷，宇文纯率步骑二万驻守千里径，达奚震率步骑一万守统军川，韩明率步骑五千守齐子岭，尹升率步骑五千守鼓钟镇，辛韶率步骑一万驻守汾水关。又遣王谊监诸军进攻平阳城（今山西临汾市），但是北齐海昌王尉相贵据城坚守。周武帝宇文邕赶赴平阳城下督战，城中情况紧急，北齐诸将纷纷投降，北周军队占领了平阳，生擒尉相贵及其部下八千余人。宇文宪率领的另一路军也攻克洪洞、永安二城。本计划乘胜前进，但由于北齐军焚桥守险，军不得进，只好屯守永安。
齐后主此时正带着冯淑妃与右丞相高阿那肱在天池（今山西宁武县西）围猎。晋州告急的信使，从清晨至中午，连来三批。高阿那肱却拦住信使，不准报告，说：“皇帝正围猎高兴，何必急着报告。”到了黄昏，又一信使赶到，报告“平阳已陷”，高阿那肱乃转报齐后主。齐后主闻讯准备立即返回晋阳，但冯淑妃此时正在兴头上，请再围猎一次，齐后主便又留下继续围猎。猎毕，齐后主才携带冯淑妃回晋阳，调兵遣将，分军向千里径、汾水关发动反攻。齐后主自率主力开上鸡栖原。驻守汾水关的宇文盛派人告急，宇文宪马上率兵来援，大破这一路齐军。齐后主率大军到达平阳城下，周武帝见齐军声势颇盛，周军疲惫，只留下一些将士镇守平阳，自率主力军西退。
齐军包围了平阳，昼夜攻城。城已残破不堪但仍不能攻克。北周守将梁士彦慷慨激昂，身先士卒，激励了士卒。守城军民士气大振，无不是以一当百。齐军再次挖地道攻城，城墙塌陷十余步，齐军将士呼喊着要冲进去，被齐后主下令阻止。齐后主派人召冯淑妃来观看，冯淑妃正在化妆，等她化妆完毕，周军已用木棍塞住缺口，齐军再次进攻，已经冲不进去。
周武帝本已引兵西归，闻平阳危急，又率军赶至平阳，会集诸军，向齐军发起猛烈攻击。齐后主与冯淑妃在阵后并骑观战，东边稍退，齐后主便与冯淑妃率先逃走，齐军见皇帝先跑，随之全线溃败。齐后主逃回晋阳不久，周军又尾追而来。齐后主任便命安德王高延宗为相国、并州刺史，总领山西兵，自己却不顾群臣劝阻，在夜里砍杀守城门的士兵，率少数侍卫逃出晋阳城。他想投奔突厥，侍官多所不愿，许多人半路悄悄溜走。领军梅胜郎也百般谏阻，他这才带着剩下的数十人逃到邺城。穆提婆见大势已去，不得已投降了周军。
周军包围了晋阳，高延宗在北齐留守将帅的坚决要求下，即皇帝位。周军四面攻城，终于攻破东门，周武帝率数千人冲进去，却在城内展开基战，周武帝几乎被困在城内，好不容易才突围出城。直到二次组织攻城，才占领了晋阳，俘虏了高延宗。谁知齐后主在邺城，听望气的人说，当有革易，遂禅位于太子高恒。次年正月，高恒即位，是为幼主。改元承光，尊齐后主高纬为太上皇，朝政大权却仍掌握在高阿那肱手里。高阿那肱对主战将领颇为猜忌，于是齐军士气聚而复散，更加离心离德。周军进兵邺城，齐军出击，大败而归，高纬只得带上高恒东逃。周军攻入城内，俘获百官。高纬逃至济州，留下高阿那肱守济州关，又与穆后、冯淑妃、高恒、韩凤等数十人逃至青州、准备投奔江南的陈朝。不料高阿那肱表面上虽劝高纬先居住青州，暗地里却勾结周军速至青州，将高纬、高恒等人全部俘虏。北齐灭亡。北齐自显祖文宣帝高洋至幼主高恒，凡6帝，28年（550—557年）。
北方自东西魏分裂以来，已近半个世纪，至此终于统一。周武帝准备乘势“平突厥，定江南”，统一全国，可是不久他便病死在征讨突厥的途中，统一全国的事业未能由他完成。但是他为统一所作的一切准备并没有白费，为后来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裕篡晋
晋元兴元年（402年），门阀士族谯郡桓玄代晋建楚，自立为帝。次年三月，出身寒门士族的北府旧将刘裕、何无忌占据京口（今江苏镇江），刘毅、孟昶等制据广陵（今江苏扬州）起兵，打着恢复晋室的旗号，讨伐桓玄。刘毅等帅兵到京口与刘裕会师。然后，合兵进攻建康。讨伐军迅速击败桓玄的抵抗，进而占领建康。此后又派刘毅等帅军西上追击桓玄，陆续镇压了桓玄势力的反抗，迎回被废的晋安帝重登皇位，重建东晋。刘裕起兵成功，任使持节、都督扬、徐、兖等八州诸军事、领军将军、徐州刺史、从而掌握了军权，尤其是掌握了北府兵这支最精锐的军队。义熙四年（408年），刘裕又升任扬州刺史、录尚书事的要职，他实际掌握了东晋政军大权。
南燕慕容超认为南方软弱可欺，屡次派骑兵侵入东晋边境骚扰和劫掠人口。刘裕于义熙五年（409年）出兵，北伐南燕，出兵两月后就已包围了南燕首都广固（今山东省益都北），南燕惊慌失措，向后秦求救，秦却未派兵。晋义熙六年（410年）三月，刘裕大军攻陷广固，生擒慕容超，灭掉南燕，收复了青兖广大地区。刘裕声威大震，时人无可匹敌。在刘裕北伐之时，盘踞广州的卢循、徐道覆率部北上，图谋争夺政权。他们在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大败东晋江州刺史何无忌，声威大振，兵锋直指建康。刘裕闻讯，急忙班师回朝，亲率数十人匆忙赶回建康。当时地位和实力仅次于刘裕的豫州刺史刘毅为壮大声势，不听刘裕指挥，率军二万从姑熟溯江而上，以阻击卢循军队。六月，双方战于桑落洲（今江西省九江东北），刘毅大败，狼狈逃走，至使声望一落千丈，这时建康城内，人心惶惶，很多人提议迁都江北，遭到刘裕坚决反对，宣布内外戒严。同时，征发居民修筑防御工事，此时大批援军从而陆续赶到。卢循闻知刘裕还都，就很想退兵，经徐道覆力争，犹豫多日才继续进兵。刘裕也得到了周密部署的时间，坚壁不战。卢循因师老兵疲、给养困难，被迫退回寻阳。试图西取荆州，徐道覆部却遭到失败。卢循、徐道覆又率部东下，与刘裕军激战，又遭惨败，遂率部南逃，不久全被晋军歼灭。
卢循的起义被平定后，刘裕与刘毅的矛盾已日趋激化。晋义熙八年（412年），江州刺史刘毅移镇荆州，力图割据，于是取江州兵和豫州西府文武万余西上。由于刘毅文温尔雅，颇得徒有虚名的名士如谢混等人的欢心，而刘裕气质不文，在结交高级士族方面处刘毅的下风，心中十分不满。这时，刘毅又要求允许起用从弟刘藩做他的副手，以党徒郗僧施担任南蛮校尉的要职。刘裕感到分裂在即，决意先发制人，先收杀刘藩、、谢混等人，他命王镇恶为前锋，自己亲统大兵征讨刘毅，不久就攻克了江陵，刘毅逃走，后不得不在牛牧佛寺（今湖北江陵）自杀。刘裕随之又潜回建康，诱杀了心怀狐疑，欲谋叛乱的豫州刺史诸葛长民兄弟。刘裕在寒门士族中确立起独一无二的统帅地位。军权的高度集中，使寒门士族得以有效地利用武力谋取更大的利益，为王权的恢复奠定了基础。
在此之前，谯纵乘东晋衰乱，占据四川称王。后谯纵常与醒玄从兄桓廉连兵侵扰东晋，威胁荆楚。义熙九年（413年）一月，刘裕命大将朱龄石率众二万攻蜀谯纵，力克平模（今属四川省），谯纵部将相继奔溃，谯纵弃成都出逃，尚书令马耽在成都投降，益州就这样被东晋收复。
刘裕讨伐刘毅时曾任命宗室司马休之为荆州刺史。几年后，刘裕嫌忌司马休之在江陵深得人心，以休之子文思犯法而休之不肯严惩反而心存怨气为借口，下令讨伐休之。东晋雍州刺史鲁宗之及其子鲁轨担心不为刘裕所容，和司马休之连兵抵抗刘裕。休之等兵败后投后秦。义熙十二年（416年），后秦派遣鲁宗之子鲁轨率兵进犯襄阳，骚扰荆楚。这时，后秦皇帝姚兴突然病故，其子姚泓继位，后秦王室内部不和，发生内讧。是时，北魏拓拔氏跨有并冀，大夏赫连氏虎据朔方，都牵制了后秦相当一部分兵力。刘裕在义熙十二年（416年）九月，亲统大军，北伐后秦。北伐大军兵分四路，水陆并进，浩浩荡荡。檀道济、王镇恶所属二部进展十分迅速，所至望风归降，十一月就占领了洛阳。前锋随之进抵潼关。刘裕主力部队也击败了北魏的骚扰，也顺利抵达洛阳。然后又兵分两路，继续向长安进军。义熙十三年（417年）九月，刘裕军攻入平朔门（即长安北门），姚泓出降，后秦灭亡。十二月，刘裕留守建康的心腹、尚书左仆射刘穆之病死，使本来想留在长安经略西北的刘裕担心后方发生变化，于是决定返回江南，而留其次子义真镇守长安。刘裕此次北伐，收复了大片国土，并牢固地占有了潼关以东，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威望更加增高。
刘裕平定桓玄掌权到即位以后，对政治、经济进行了不少改革，除去东晋许多弊政，使政权显得虎虎而有生气。首先，在政权组织上，即提升寒门士族，又不排斥吸收高级士族。他杀了一批顽固抵制寒门士族参与政权、拒绝与其合作的高门士族，如杀太原王愉、王绥、陈郡殷仲文、殷叔文等人。拉拢了许多愿意合作的高门士族结成联盟，如琅邪王谧、王弘、陈郡、谢裕、谢晦、会稽孔安国等人，依然给其高官要职，仅利用他们的经验和智慧帮助巩固政权，高门士族在经济上也依然获得了优厚待遇。刘裕等人还主动与高门士族联姻，如为次子刘义真娶谢裕女，招褚秀之为婿，使以刘裕为核心的寒门家族的地位提高了，甚至具有超越门阀士族的地位的趋势。
东晋末年的统治过于宽松，朝廷没有威信，官员不喜欢管理事务，至使豪族十分猖狂，经常欺凌人民。刘裕就部属刘穆之斟酌时宜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刘裕本人以身作则，威禁内外，百官都肃然奉职，没有多长时间就改变了弊政。他关心贫民，先后把京口的渤海刁氏万余顷土地及晋安帝王皇后的土地分赐贫民。当时江南的山湖川泽，多被豪强所侵占，而小民砍柴、钓鱼都要向其交钱交物。为此刘裕颁布了禁止占固山泽的法令。刘裕还采取了一列措施，取制高门士族抢占国家的劳动人口，起兵之初就将役使官人的褚粲等免官。义熙九年（413年）严格土断。会稽大士族虞亮因藏匿了亡命千余人被刘裕下令处死，并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官职。刘裕一方面尽量减轻编户农民的赋役负担，防止其破产，一方面又通过土断将侨人中的大批小农变为编户农民，以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加强了国家对自耕农的控制以充实国家的经济力量，为强大的王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州郡所送秀才、孝廉进行考试，决不允许滥竽充数。在平定刘毅之后，在荆州“宽租省调、节役原刑”，赢得了荆州人士称赞。在驱走司马休之以后，又对荆雍二州“老稚服戎，空户从役”的现象加以改变，规定两州军人和吏年纪在12以下、60以上者全都遣散。称帝后，除去一些杂税，因军事而调发的奴僮送还本主。过去，州、府置将、吏长漫无限制，刘裕规定荆州府置将不能超过2000人，吏不能超过10000人。其他州置将不能超过500人，吏不能超过5000人，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图避免东晋镇割据的重现。
刘裕北伐回到建康后，于义熙十四年（418年）受封为相国、宋公、并受九锡之命。次年一月，刘裕因谶讳说“昌明之后尚有二帝”，就派王韶之与安帝的左右把安帝勒死。刘裕称遗诏奉司马德文即皇帝位，是为晋恭帝。八月，刘裕接受宋王爵位。元熙二年（420年）一月，晋恭帝给刘裕加殊礼。七月，傅亮劝晋恭帝禅位给宋王刘裕，把草拟好的诏书进呈给晋恭帝，让其重抄。晋恭帝竟欣然提笔，对左右人说：“桓玄篡逆，晋氏已失天下。又为刘裕延长了将近二十年，今天的事，本来也就心甘情愿。”就亲笔在红纸上写诏宣布禅位，至此，东晋灭亡。宋王刘裕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宋，宋朝建立。
元嘉之治
元嘉是宋文帝统治时期（424—453年）所用的年号。在这一时期中，由于文帝君臣竭心尽力，使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种局面是两晋和南北朝中都极为少见的，后人赞誉，称之为“元嘉之治”。
宋文帝先后任用徐羡之、傅亮、王弘、王昙首、王华、刘义康、殷景仁、刘湛、刘义恭、谢纪微、范晔、沈演之、庚炳之、江湛、徐湛之、何尚之、王僧绰等有才干的人担任宰相或其它需要职务，他们大都竭心尽职，为统治秩序的正常运转作出贡献，如刘义康，精于吏治，引用贤人。最高统治集团虽然也有过矛盾和裂痕，却并未形成大的动乱，所以没有影响统治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
文帝君臣都很关心吏治和狱讼，以确保整个统治机构能正常而有效的运转。文帝在元嘉三年（426年）派官员到地方上检查吏治，观省风俗，访求民隐，以听取下层意见，然后予以奖惩。单在这一年，文帝三次亲临延贤堂听讼，以使刑狱公允。元嘉五年（428年），文帝又下令臣属不要隐讳，指出施政得失，以便改正。元嘉九年（432年），又针对益、梁、交、广等偏远地区（今四川、两广等地），专门派人了解民众地方官统治的情况，以考察官吏。元嘉时期，吏治算是相当清明的。有一次，担任司徒左长史要职的颜延之以强凌弱，并请求罢其官，文帝就把颜延之免官。
文帝君臣大都很关心民间疾苦，尤其对突发的疾疫、旱涝等灾害都及时采取了措施，予以补救，以保持整个社会机器能正常运行。文帝即位之初，就下令免去民众拖欠的租谷和旧债，元嘉四年（427年），国都疾疫，文帝派使慰问，分发医药，若有已死亡而无家属的人，给予棺材埋葬。次年，国都地区发生水灾，派人赈济救助。元嘉八年（431年），扬州（今苏南、浙江一带）大旱，下令减息徭役。元嘉十年（433年），又赐给孤老、六病等无生活能力的人每人五斛谷。元嘉十二年（435年），国都和三吴等地发生大水灾，他立即从其它地区调粮米几百万斛救济，并免去遭灾郡县欠债。这种记载是很多的。一直到元嘉三十年（453年），国家多次减免百姓欠债、租布，赐孤老谷帛等，使得百姓生活基本上安定，无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之苦。
宋文帝对农业是非常重视的，多次下令劝课农桑。元嘉八年（431年），宋文帝指出：近来农桑停滞，无所事事的人增加，荒地也得不到开垦，官吏也不督促。一遇水旱灾情，就有人缺衣少吃。于是命令各级地方官员要高度重视采取得力措施，要奖励训导农民，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政府还贷给贫穷百姓田粮种子。元嘉二十年（443年），文帝又一次发布命令，强调各级官吏要切实采取措施，劝课农桑。宋文帝还下令准备籍田，要亲自种地为天下表率。元嘉二十一年（444年），文帝还亲自对一些农业种植品种问题发表指导性意见，下令南徐、兖、豫等地今后应督促种麦，以解决粮食缺乏的问题。并立即从彭城（今江苏徐州）等地调集粮种，然后委派刺史贷给百姓。而徐、豫等州土地适宜种稻，而百姓多种植陆地作物，命令该地官员主持重修水利，尽快修整旧陂，加以改造；如原为稻田而改为陆作的，应恢复种稻。文帝又一次强调各地官员要劝课农桑。想从事农业而粮种缺乏的人，可以从政府那里借贷。元嘉二十九年（452年），下令遭战乱的地区要及时种地，需要粮种的由政府随时给之。
为了发展农业，各级政府特别重视兴修水利，元嘉五年（428年），张邵出任雍州刺史，到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后，修筑长围，修立堤堰，开垦田地几千倾，当地民众因此而富裕。元嘉七年（430年），宋豫州刺史刘义欣命部属殷肃修治芍陂（今安徽寿县）。芍陂本有良田一万多顷，因堤堰久坏，秋天夏天常受旱灾。以前本有旧沟可引水入陂，但由于长时无人治理，被树木堵塞。殷肃令人供木开榛，疏通水路，从此万余顷良田不遭旱灾。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宋武陵王、雍州刺史刘骏命刘秀之修治襄阳六门堰，六门堰坏了很长时间，使数千顷良田无由灌溉，国家和个人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刘秀之修复以后，整个雍州屡获大丰收。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宋疏治理淮水，开垦湖塾废田一千多顷。排涝也是兴建水利工程的重要目的之一，刘宋为疏导吴兴一带水道壅塞，以解决该地区频繁发生的水患，在进行大量实地考查的基础上，制订了周详的施工计划，可惜却因政治原因，这项重要的水利工程未能进行，但足以证明刘宋政权对水利的重视。
两晋时政府不铸钱，建国之初因钱贷缺少，国用不足，一些大臣就纷纷建议铸钱，因群起反对未能实行。在元嘉七年（430年），文帝下令设立钱署，铸四铢钱。元嘉二十四年（447年），下令铸大钱。铸钱的效果虽然不是很好，但它却反映出了刘宋统治集团对经济问题的高度重视。
宋文帝的这些措施稳定了正在趋于没落的自耕农阶层，使他们的情绪比较的稳定，农村经济也不断发展起来。史家称赞这一时期，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余粮栖亩，夜不闭户。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
宋文帝时期，文化方面的发展也是极为引人瞩目的。元嘉十五年（438年），宋文帝立玄、史、文、儒四学。玄学以何尚之、史学以何承天、文学以谢元、儒学以雷次宗分别教授。许多人都聚集他们门下学习，如后来的南齐创始人兰陵萧道成就曾在雷次宗门下攻读儒学。元嘉十九年（442年），文帝开始设国子学，后又于元嘉二十四年（447年）亲临国子学，策试学生，下令表彰奖励。元嘉十九年（442年），文帝下令鲁郡（今山东曲阜）重造孔子庙、孔子墓、重修学舍，并召集生徒。迁孔景等五户到孔墓旁，免去他们的租赋，专门看管孔墓。他们种植了六百多棵松树，表达了对这位圣先师的仰慕。
宋文帝对军事问题也很重视，元嘉期间曾三次北伐，试图统一中国，但均以失败告终。原因一是北方无机可趁，出兵时机不好；二是文帝用将非才，只用其亲信而不用真正的军事人才，如檀道济；三是文帝不善军旅武略，却每每遥制兵略，瞎指挥。军事问题是“元嘉之治”的败政，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败，使北魏饮马长江，撤退时掳掠兖、徐、兖、豫、青、冀六州，宋朝也由此转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