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两晋
西晋的建立和统一
淮南的叛乱平定后，魏景元元年（260年），司马昭进位相国，封晋公。魏皇帝曹髦见权势日去，迟早要被废掉，召来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我不能坐受被废的耻辱，现在我应当同你们一齐讨伐司马昭”。王经说：“过去鲁昭公不能容忍季氏，结果失败丧国，为天下耻笑，如今权归司马氏已很久了，朝廷以及州郡官员都为他们效力，并且我们掌握的宿卫兵太少，这样做太危险了。”魏帝从怀中拿出诏书扔在地上说：“我决心已定，即使死，又有什么可怕？况且也不必就死。”于是入告太后。王沈、王业急忙跑去向司马昭报信，并拉王经一齐去告发，王经不从。曹髦率殿中宿卫、官仆等鼓躁而出，挥剑与贾充在南阙，贾充部下想逃散，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事急矣，当云何”？贾充说：“司马公蓄养你们，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可问也。”成济便拔剑刺魏帝，魏帝当即死于车下。
曹髦死后，司马昭又立十四岁的陈留王曹奂为帝。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出兵灭了蜀国，灭蜀后又杀了伐蜀的两员大将邓艾、钟会。
司马氏专权的行为除了受到曹氏武装力量的反对和抵制外，也受到了一部分有影响的名士们的消极抵抗，他们玩世不恭，蔑弃礼法，放纵形遗。司马氏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争取了像山涛、向秀、阮籍一些有影响的玄学家，杀害了态度强硬，拒不合作的嵇康。司马氏代魏的障碍全部扫清了。
咸熙元年（264年），司马昭被封为晋王，增封十郡，以其子司马炎为大将军。次年五月，加司马昭殊礼，进王妃为后，立世子司马炎为太子。八月，司马昭死。十二月，魏帝曹奂禅位于晋，司马炎即帝位。追尊宣王司马懿宣帝，景王司马师为景帝，文王司马昭为文帝，尊王太后为皇太后，以石苞为大司马，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何曾为太尉，贾充为车骑将军，王沈为骠骑将军。西晋建立不久，司马炎又派成隆击败鲜卑树机能，平定凉州。但是江东吴国尚存。
吴国在孙权统治的晚年开始发生内争，在无休止的权力争夺中，国力大衰。孙权先立孙登为太子，孙登早死，又立孙和为太子，但却宠爱孙霸，于是朝内形成了两派，斗争异常激烈，孙权怕引起大乱，便废掉了太子孙和，并令孙霸自杀，又立孙亮为太子，诸葛恪和孙峻辅政。孙亮和孙峻合谋杀害了诸葛恪，由孙峻专制朝政。孙峻死后，弟孙掌权，孙废掉孙亮，立孙休为帝，孙休与将军张布等设谋杀死孙。孙休作了六年皇帝，景元五年（264年）病死，由乌程侯孙皓继位。孙皓是三国时期有名的暴君，他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让大臣们非常失望，丞相濮阳兴和张布后悔立他为帝，孙皓知道后就把他俩杀害了。接着又杀死孙休的妻子和孙休的两个儿子，对大臣们更是稍有不如意非杀即罢，还常使用剥面皮和凿眼睛的酷刑。又大兴土木建昭明宫，造苑囿楼观。在他的统治下，“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蓄”，国内人民多次举行暴动，同时宗室将领夏口督孙秀、京下督孙楷又先后投降西晋，众叛亲离，国运日衰。当时孙吴都督荆州地区军事的是镇东大将军陆抗，陆抗很有军事才能，负责长江防务，与西晋将领羊枯领兵对峙。孙皓多次派兵进攻西晋，陆抗上书劝孙皓：“要力农富国，审官任能，严明刑赏，安抚百姓，而穷兵黩武，动费万计，士卒劳瘁，这样敌人不会为之衰败，而我们却得了大病，按目前的情况看，大小势异，想入主中原，不是安国之良策。”但孙皓不听。西晋泰始十年（274年），陆抗病卒，临终前上书劝孙皓加强西陵、建平方面的防务，防止敌人泛舟顺流而下。
咸宁二年（276年），西晋征南大将军羊枯上书请求伐吴，羊祜说：“现在东吴江淮险阻不如剑阁，孙皓残暴过于刘禅，吴人困苦甚于巴蜀，而晋朝力量则远盛于往日，是平定东吴、统一海内的好时机，如果我们各路大军齐下，东吴防不胜防，国内必然震动，那时，虽有智能之士，也难以对付我们。而且孙皓众心离叛，将领平时都畏其凶暴，早想离去，我们大军一到，必然响应，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取得胜利。”羊祜的分析，晋武帝司马炎很赞同，但朝议不统一，司马炎没有马上出兵进攻孙吴。
咸宁四年（278年）十一月，羊祜病逝，西晋以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次年，益州刺史王浚、镇南将军仁预又先后上书请求伐吴。十一月，晋武帝司马炎开始大举伐吴，发兵20万，大军发为六路，在东西千余里的边境线上，同时出击，以镇东将军琅玡王司马伷出涂中（今安徽全椒县滁河流域），安东将军王渐趋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横江浦），建威将军王戎趋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向夏口，镇南大将军杜预自襄阳向江陵，龙骧将军王浚、广武将军唐彬率巴蜀军队顺流而下。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节制全军。
王浚所统水军顺江东下，先破丹阳，东吴太守吾彦在长江要害之处，设置铁锁链，横断长江航路；又制作一丈多长的铁锥，暗置江中，阻止船舰通过，王浚率军七万，乘船东下，用预先作好的大筏，缚草为人，被甲持仗，立于筏上，命会水者推筏前进，排除铁锥。又制大火炬，浇以麻油，烧断横江锁链，破除障碍，然后顺流而下，攻克武昌，直逼建业。其时杜预所部也取得了江陵，沅、湘以南到交广，州郡望风而归附。
王浑所统陆军在历阳（安徽和县）大败吴军，接着直奔南方。孙皓派丞相张悌督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率军三万渡江阻击。吴军开至牛渚（今安徽当涂西北长江边上）时，沈莹劝张悌不要渡江北上与晋军决战，要积蓄力量，等东下的晋水军到来时再战。张悌不听，渡江包围王浑部将张乔，吴将沈莹率精兵五千，向张乔部发起进攻，晋兵不动，连续三次都攻不破敌营，率兵引退，部众顿时溃散，西晋蒋班与张乔趁势前后夹击，吴军大败，张悌及部将孙震、沈莹战死。孙皓又急忙派陶浚准备领兵迎战，当天晚上，召集起来的兵士就全逃散了。
其时，东路司马伷的军队也逼近建业，孙皓势穷力竭，只得分派使者向王浑、王浚、司马伷处投降。
王浚自武昌扬帆东下，兵甲满江，旌旗遮天，直逼建业。吴水陆军纷纷溃逃，吴主孙皓诣军投降王浚。
孙皓投降后，被迁往洛阳，司马炎封他为归命侯。孙皓登殿叩首，拜见晋武帝，司马炎对孙皓说：“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孙皓回答说：“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司马炎问东吴旧臣有关孙皓灭亡的原因，薛莹回答说：“孙皓君临东吴，亲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诸将人不自保，此其所灭亡也。”
西晋灭吴后，结束了三国长期分裂的局面，使国家重新归于统一。
士族门阀
士族是东汉以来逐渐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东汉以来见于史籍的有大姓、著姓，冠族、甲族等名号。名士是这个阶层的代表。他们“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这些名士文化修养程度高，政治地位高。他们通过汉代乡里评议制度和东汉以来经学选人的制度逐渐操纵了选举，把持了政权。
东汉自安帝以来任用宦官，宦官插手选举以后，抑制了士族的发展。东汉末年，外戚何进同士族袁绍、名士何颙、荀攸等秘谋诛杀宦官，宦官张让等率先动手杀了大将军何进，接着董卓入京，引起军阀混战，混战结果形成了三国割据对峙，各个政权都积聚了大批名士。“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集结于魏、蜀、吴三个政权之下。曹操政权下更是名士云集，他们在平定北方中都建立了谋谟之功。如荀彧力阻曹操官渡退兵，荀攸谋擒吕布，郭嘉主伐乌桓，钟繇安抚凉州，国渊典领屯田，在他们的帮助下，曹操统一了北方。但赤壁之战后，曹操便对名士集团进行了清洗和杀戮，使名士集团受到重大的打击。
曹丕即位当了皇帝后，马上又接受了名士、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了“九品中正制”，目的主要是为调和曹魏政权下士与庶两大社会集团的矛盾，兼顾二者的利益，从而使士族重新在其政权下为其服务。这项制度规定了选举人才的依据为德、才、家世三项。但由于东汉以来土族力量的雄厚的政治经济基础，所以从一开始选举权就掌握在士族手中，这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完全变了形，出现了只重家世，不重才能情况，特别是以司马氏为首的士族集团掌握朝政以后，九品中正制更成为士族操纵政权的工具，造成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的局面。
西晋政权建立后，并得到长足的发展，士族发展为世袭士族，即世族。由士族到世族的演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九品中正制的变化。其次，西晋建立初和建立后，建立了两项制度，第一项是五等爵位制。司马昭为晋王时，命裴秀制定五等爵位制，受封者主要是士族，最大的是贾、裴、王三家。另一项制度是晋咸宁六年（280年），官吏占田荫客制的规定，官吏占田同九品中正制的九个品位相适应，品位与占田数量成正比，具体规定是一品官有权占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占田十顷。同时规定官吏可以按品次庇荫亲属，庇荫客户，其庇荫数额也是按九个品次规定的，并且还规定“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这两项制度实际上是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世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和一定程度的世袭权，从而成为九品选人的主要依据。西晋用法律形式规定的世族的特权和世袭权同汉代士族的情况大为不同，汉代也有世代做官的情形，但它是由选举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漏洞和弊端造成的，没有法律明文规定。
西晋时期的世族主要有：平原华氏（曹魏时华歆至太尉）、东海王氏（起自王郎仕魏至司徒）、河东裴氏（起自裴潜仕魏官至尚书令）、河东卫氏（起自卫觊仕魏至尚书）、扶风苏氏（起自苏则仕魏至侍中）、京兆杜氏（起自杜畿）、北地傅氏（起自傅嘏）、清河崔氏（起自崔林）、太原王氏（起自王昶）、琅邪王氏、范阳卢氏。就其渊源来说，大都由曹魏时的显贵发展而来。
西晋时的世族主要特征是，政治上拥有世代做官的特权，在意识形态方面，世族一般都崇尚玄学，许多大的世族显贵同时就是玄学的代表人物。世族在社会生活中崇尚旷达、逍遥，这种风气到西晋中后期更为严重。当时的显贵子弟，裸身饮酒，戏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同时世族为维持其社会地位，常在婚姻上筑起一个堤坝，“士庶不婚”，世族只在其阶层内部择偶联姻。在经济上，世族普遍都有各自的庄园，如西晋石崇在河南金谷涧（今南洛阳市西北）有别墅，周围清泉茂林、观阁鱼鸟、果木药草，莫不毕备。世族地主庄园的主要劳动力是部曲、佃客，他们的身份低于自耕农民，不能随意离开自己的土地。
西晋灭亡后，世族在东晋建立起了世族门阀统治，实质上就是几个大的世族集团轮流控制朝政。终东晋一代，有山东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五个门阀集团依次专政，世族门阀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大田庄，他们靠占土护泽以图发展，思想上主要是崇尚玄学。门阀统治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东晋以后，这种统治形式再没有出现过。
南北朝时代，虽然门阀统治的形式不存在了，但世族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政治经济上仍有很大的优势。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由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参议，“发南兖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职从事、及仕北徐、兖为皇帝、皇子从事，庶姓主簿，诸皇帝、皇子府参军督护、国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发例”。确定了免除兵役的特权范围，实际上规定了列入世族的最起码的标志。以后宋、齐时期的寒门地主和富裕商人为取得以上免役特权，就努力使自己的家族符合上述规定，出现了改撰户籍的情形，所以到南齐初年，下令大规模检籍，结果又导致了唐寓之起义，参加起义的成员主要是被提出的改窜户籍的寒门地主，这次起义虽被镇压了，但检籍也不得不停止。宣布恢复颁布的户籍，世族队伍迅速扩大了。
在北朝，早在北魏太武帝统治时，汉人世族崔浩就提出“齐整人伦，分明姓族”，实际上就是要清定流品，分别士庶，当时阻力很大，崔浩被诛，与此大有关系。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始定姓氏。孝文帝定姓氏的标准是，根据先世官爵高低来判别姓族高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正式下诏：“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居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崔、卢、李、郑）。”
隋开皇七年（587年），科举制被定为国家制度，九品中正制被正式废除，世族阶层也随之衰退。
晋初奢侈贪鄙之风
泰始元年（265年），晋武帝司马炎即位之初，发了一个诏令，要求大弘俭约，将府库的珠玉宝器玩好之物，赐给王、公以下大臣。此后不久又下诏令“省郡国御调，禁乐府靡丽百戏之会及雕文游畋之具，开直言之路，置谏官以掌之”。看起来很有一番清俭持国的气魄，但实际上从西晋立国之初，由于对世族的特殊优遇和颁行了官吏占田庇荫制度以后，西晋统治上层的贪鄙、奢靡、荒淫、放荡之风已不可遏止。
世族何曾在晋武帝即位初为太尉，进爵为公，食邑1800户，不久又迁为太傅，赐钱100万、绢500匹。何曾生活特别奢侈，宅寓、车马、服饰，穷极绮丽，饮食厨膳，以拟于王室。武帝宴请大臣，何曾不吃太官设置的酒宴，武帝只好专门为他另备酒食。平常饮食非常讲究，每日饮食费用上万钱，还说没有下箸（筷）处。何曾的儿子何劭，其奢侈程度，胜过其父，每食必有四方珍异，日餐所费，耗资二万。
王济和皇室是姻亲，娶常山公主，其富裕奢豪更是令人咋舌。当时洛阳京城地价很贵，王济买地作射马场，花钱无数，人们称其地为“金沟”。其生活之侈费使晋武帝司马炎见了也大为吃惊。一次晋武帝至王济居处，见王济食用器具都是玻璃器，有婢女百余人，身着绫罗丝质衣服，手擎饮食器具，列队侍奉左右。所食蒸豚（小猪），尤为肥美，异于常味，司马炎很奇怪，问这道菜的作法，王济回答曰：“以人乳饮豚。”武帝听了，很是不悦，没吃完，便起身而去。
太仆、征虏将军石崇和后将军王恺更是富拟君主。石崇与王恺斗富，王恺以麦糖洗锅，石崇用蜡烛当柴烧、王恺用紫色丝绸作步障四十里，石崇作锦质步障五十里。石崇以香椒作泥，王恺以赤石脂涂墙壁。武帝曾赐王恺一株珊瑚树，高二尺，珍奇无比，世所罕见。王恺在石崇面前炫耀，石崇以铁如意顺手把它击得粉碎，王恺大为不快，石崇乃命其左右，将自己收存的珊瑚全部拿出，其中高三四尺就有六七枚，全都光彩耀目，任其挑选，王恺见了，自愧不如，怅然若失。
在这些世家大族中都拥有众多的奴婢以供侍奉。王戎有“家僮数百”，“石崇有苍头八百人，后房百数”，这些奴婢供他们驱使，稍有不尽意便遭杀戮。王恺宴请客人，命女伎吹笛，吹笛女伎稍有小失，王恺便令帐下杀之。石崇设宴招待客人，常令姿色美丽的婢女行酒，宾客中有饮酒不尽者，便命黄门斩杀美女。一次，一位客人坚决不肯饮酒，石崇在宴席中，连杀行酒者三人，客人见此，大惊失色。石崇家的厕所中常有十余名婢女，华衣美服，侍列其间。厕中粉沉、香汁，无不毕备。
西晋前期这种挥霍无度、穷奢极欲的情形，并非始于皇室，“自魏以来，迄于太康之际，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权凌迟，不尊法度，群公卿士，皆耽于安息”，司马氏政权得来于世族，因此从政权一开始，这种奢靡的风气就风行于世族中间。司马氏宗室既然无法阻止这种习气的曼延，因而也迅速在这种环境中被腐化了。泰始九年（273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中的女儿入宫，采择前先诏示天下，禁断天下婚姻嫁娶之事，选派宫中宦官前往各地州郡采选，然后将选好的女子，送往宫中让皇后拣择筛选，名家盛族子女，“多败衣瘁貌以避之”。平吴后，又选取吴宫女五千人，至此，后宫姬妾已达万人以上。宫中之女因貌美而受宠者很多，晋武帝司马炎常不知该往何处就寝，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坐一辆羊车，任羊车所往，羊车拉到哪儿，便在哪儿就寝。宫中姬妾为了得宠，将竹叶插在门前，又在门前路边撒上盐水，引羊入室。
宫廷内外，纵情肆欲，挥金如土，正常的租税收入，当然难以维持，于是各种弊端，随之生出。首先是做皇帝的，利用手中的封掌大权，卖官鬻爵。一次晋武帝司马炎问刘毅，你看我像汉朝的哪个皇帝？刘毅说：“可于东汉的桓、灵相比。”晋武帝说：“我平吴国，统一天下，怎么把我比作桓、灵？有些过份了吧。”刘毅道：“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如此看来，还不如桓、灵。”
世族官宦则是以贵凌贱，刻剥百姓，或占山霸水，或兼营商贾，有的甚至公开抢劫勒索。国家府军资财，尽入私门。将军庞宗掠夺土地至二百多顷。世族王戎的田园、水碓广布天下王戎，做官不于事，整天拿着筹码算帐，所积钱财，无法计数。石崇做荆州刺史，劫夺远方客商，“致富不赀”，家有水碓三十余处，奴婢八百余人，他在洛阳金谷涧有一座田庄，占地十顷，庄园内，蓄养家禽，栽种果木，鱼池，楼阁环绕其间，宅墅寓室，宏伟壮丽。世族显贵，为了维持其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都拼命捞钱，视钱如命。
西晋初期，统治者上层的这种纵欲、挥霍和为了金钱而尔虞我诈的情形，终于导致了西晋中后期宗室内部和世族之间的互相攻战、彼此残杀的八王之乱。
魏晋玄学
东汉以来，由于豪强地主经济的恶性膨胀和名教之治的发展，使以官僚外戚为主体的世家大族和以经学起家的名儒世家两大势力迅速突起，它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危机，在东汉王朝濒临绝境的事实面前，统治集团，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开始对汉以来的封建统治进行全面的检讨和反思。仲长统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沉痛地写道：“嗟呼！不知来世圣人救此之道，将何用也？不知天若穷此数，将何至邪！”
东汉大乱之后，曹操首先举起“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旗帜，在这个旗帜下吸引了众多的名士，如颍川名士荀彧、荀攸，北海名士孔融、管宁，冀州名士崔琰等。曹操利用这些名士统一了北方。北方统一后，曹操开始着手进行政治转变，企图代汉自立。曹操的这种行为首先受到名士阶层的反对和阻止。于是从建安十三年后，以诛孔融为开端大杀名士。与此同时，曹操发出了三次求贤令。三次求贤令的主要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在统治阶级内部公然地对儒家的忠孝、名节提出异议，曹操的这一举动的意义是重大的，它造成魏晋时期思想观念的大裂变，同时三次求贤令提出了未来玄学讨论的主要课题，即名实、才性、名法等问题。
黄初元年（222年），曹丕正式称帝，到明帝曹叡时开始改正朔、变制度，到齐王曹芳执政时，在革除旧制的基础上开始建立新的统治意识。《资治通鉴》在论及曹魏祖孙三代的政绩时，曾引沈约语说：“武皇帝（曹操）肇建洪基、拨乱夷险为魏太祖，文皇帝（曹丕）继天革命，应期受禅为魏高祖，上（魏明帝曹睿）集成大命，清定华夏，兴制以礼乐为魏烈祖。”大意是说曹操是创业平天下的，曹丕是受禅得天下的，而曹叡才是改正朔变制建立曹氏天下的。以后的玄学正是在新的统治秩序确立的基础上形成的。
正始年间，以王弼《老子注》、《周易注》、《论语释疑》的问世为标志，玄学正式产生了。王弼玄学发挥了老子自然的思想，提倡法自然，认为自然法则是凌驾于自然和社会之上的主宰者，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按照自然法则在运行，临将灭亡的东西听其自然，让他灭亡，任何阻止和挽救他的企图都是徒劳无益的。同时期的玄学家夏侯玄说：“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运，自然者，道也。”这和夏侯惇在劝进表中说的“自古以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是一脉相承的。王弼及其玄学家们用自然运行、变化的理论粉碎了汉代的君权神授的谶纬神学理论，认为国家的兴衰，王朝的更替都循行着自然发展的趋势，从而为曹魏代汉找到了理论依据，同时王弼以老学改造儒学，以自然解释名教，又论证了曹魏政权的永恒性。
王弼注《老子》的宗旨主要是“崇本息末”，王弼说“《老子》之书，几乎一言以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王弼认为本与末的关系即无与有的关系，也即自然与名教的关系，王弼在论述其关系时指出，无形无名为万物之宗，世界上万事万物都生乎于无形，由乎于无名。但又不是一个独立于有之外的实体，只有通过具体的形象而又不拘泥于具体的形象，才能把握它的真正含义。王弼用以具体论证的方法论是返纯归朴、得意忘言。王弼以无与有为中心把它推广到各个领域，表现在天道上是天与人、形而上与形而下、道与器，表现在伦理观念上是道与德、性与情，表现在认识论上则为意与言、静与动，表现在政治思想上则为自然与名教、无为与有为，由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思辩体系。
王弼玄学的归结点在于政治，王弼玄学在政治上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名教与自然的结合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是由当时曹魏的现实政治所引发的。曹丕称帝以后，为了加强统治实力，改变了曹操后期打击名士的政策，实行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以才、性相兼举用人才，这实际上是为了兼顾当时统治集团中士、庶两个阶层的利益。士即名士、士族，庶是随曹操打天下的以军功出身的人。士与庶的兼顾，表现在选举制度上就是才与性的兼容，表现在思想上就是自然与名教的统一，表现在社会生活中则是文质兼治。一般说来，儒家主文，道家尚质。司马懿曾问政于玄学家夏侯玄，夏侯玄说，文质之治要取其中则，主张文质兼治。上述说明，玄学产生是直接服务于曹魏政治的，因而这时期的玄学不能说是士族阶层的代表学说。从玄学代表人物的出身看，他们也都是曹氏集团的人，何晏是曹操的养子，王弼在曹爽执政时为台郎，夏侯玄更是曹爽集团的骨干。
至此以后，司马氏逐渐控制朝政。高平陵事变后，曹魏宗室受到致命的打击，接着司马氏开始作代魏的准备。玄学家们的政治理想被司马氏的篡权行为击得粉碎，他们的政治构想与严峻的现实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和碰撞，他们苦苦追寻的救世理论化作一团泡影，因而曹魏后期的玄学代表人物阮籍和嵇康开始从主张名教与自然的统一走向主张自然与名教的对立，主张由自然而越名教。这时期玄学的特征有两个方面：一、对名教的鄙弃和批判。阮籍在他后期著作《达庄论》、《大人先生传》中对名教的虚伪和欺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深刻地揭露了那些“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的礼法之士，认为这些人整天“诵六经之教，习儒家之迹”，而实际上是一群造音乱声，作色诡形的伪君子，进而提出“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的无君主张。嵇康排斥儒学的态度更为激烈，主要著作有《答难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答张辽叔自然好学论》等。二、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一时期的玄学家逐渐由政治上的失意转变为对人生自由的精神境界的追求。在阮籍、嵇康身上所存在的心理矛盾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忧患意识和对人生的追求。因而在他们的时代，人的问题、自我意识、精神境界的问题成了突出的时代问题。阮、嵇二人在理论上虽然不及王、何，但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创了一个自我意识觉醒的运动，他们以人的问题取代了宇宙的问题，以人的哲学取代了政治哲学。如阮籍在《咏怀诗》中写道：“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嵇康在《游仙诗》中说：“飘飘戏玄圃，黄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旷若发童蒙。”
西晋一代是玄学盛行时期，崇尚玄学的主要是世族阶层。西晋世族地位的确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九品中正制的演变，由品状相参、才性兼顾发展为只重品性、家世，而不重才能或不看才能，二是西晋初五等爵位制和官吏占田荫客制两项法律制度的规定。至此世族世代做官就有了法律依据，这同汉魏时期的情形大不相同。世族操纵了选举，控制了朝政，因而西晋政权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深刻的社会危机之上的，当时的情形是“悠悠风尘，皆奔竟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世族把持政权后，一方面需要严格以等级制度来维持他们既有的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又要求无限制地发展他们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庄子的性分、逍遥就成为他们的理论工具，社会上于是掀起一股以庄学改造儒学的思潮。西晋中期思想家荀勗著《清心论》，刘寔著《崇让论》，潘尼著《安身论》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庄子的性分、逍遥思想。这个浪潮中，裴则独树一帜，著《崇有论》，他的理论与魏晋之际的阮籍、嵇康的理论相比，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裴主要从名教出发指责贵无，他认为主张贵无的人，背弃了吉凶礼义，混淆了长幼、贵贱之序，主张“崇济先典，挟明大义”，但《崇有论》就其理论本身来说，很不严密，可攻击之处很多，就其政治效用来说也与当时世族的要求不相投合，所以连裴顾自己也说：“申其所怀，攻者盈集。”
当时的玄学家们大都致力于名教与老庄思想的结合。元康时期王戎同阮瞻的一段对话典型地反映了这种情形。王戎问阮瞻说：“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于是瞻被戎辟为椽属，时称“三字椽。”
郭像是西晋时期玄学的集大成者。郭象玄学的核心是率性逍遥。郭象说：“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名当其分。”郭象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各有性分，性分是不能改变的。性就是天性，就是自然，分是智与愚，小与大，贵与贱。小大贵贱各当其位，这是自然的原始和谐。如果人们不能安分守命，那么这个和谐就要被破坏了，要恢复、维持这个和谐，就必须是人们在各自的等级内自得其乐，自得逍遥，贫穷的不要羡慕富贵的，在下的不要图谋在上的，如此，天下便大治了。
率性逍遥推衍到政治上就是“内圣外王”，郭象说：“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是要把道家从玄远的“山林之中”，拉回到现实的政治之中，也即要将名教与自然在新的基础上统一。
郭象的理论是王弼玄学体系的继承和发展，王弼解决二者关系的方法是“崇本息末”，但正是在本未沟通的问题上，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难点，这就是静止不动的无，究竟如何生出川流不息、仪态万千的有呢？它使王弼陷入困境。这也是郭象玄学所无法回避的问题。郭象提出了一个高于以往所有玄学家们的一个新方法，即“独化”理论，这在当时玄学家的历史视野内无疑是一个有效的论证方法。所谓独化，是指各个事物之间的自为而相为关系。郭象认为，就表面上看来，世界上的每个事物，都以自我性分为轴心，不依赖外在的条件，整个世界处于一种多元、无序的状态，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就在各个具体事物的自为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相为的作用。《齐物论注》中说：“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岂有递哉，虽元错于当而必自当也。”正是这种相与与无相与，相为与无相为的关系，就把整个世界组成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统一体，郭象把这种相因之功称为“卓尔独化”。
郭象把这种理论推衍到社会政治上，那么尊卑、上下、君臣、贵贱的等级区分也是一种独化，就每个个体而言，虽然是多元的、对立的，但却都自成一个封闭和谐的小系统，就凭他们之间自为而相因的协同作用而言，那么整个社会就构成一个和谐的大系统了。
郭象的理论集中地反映了世族阶层的政治愿望，郭象的思想不是道学的简单回归，更不是儒学的变种，它是在新的形势下提出的一种新的等级统治理论。西晋后期率性逍遥成了社会的主旋律。赵王司马伦执政期间，玄学家有王戎为司徒，王衍为尚书令，当时有名的玄学人物如王澄、阮咸、阮瞻、毕卓等大都受到重用。司马越执政后，玄学家们几乎全被起用，司马越刚拜太傅，就任命王浚为骠骑将军，庾敳为军谘祭酒，胡母辅之为从事中郎，阮修为行参军，郭象为主簿。
郭象的玄学所构造的正是一个新的封建统治格局，这种模式实际上就是后来的东晋门阀政治。以世族为主体的玄学家在西晋后期已经成为西晋王朝的最大离心力量，他们以断送西晋政权为代价，力图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机构。永嘉元年（307年），西晋行将崩溃，这时作太尉的王衍（大世族、玄学家）以其弟王澄为荆州都督，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并嘱托两弟说：“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在其中，是以为三窟矣。”建兴元年（313年），怀帝在平阳遇害，居长安的愍帝下诏以司马睿、司马保、刘琨三路七十万大军讨伐刘聪，但由于世族控制下的司马睿拒不出兵，使西晋政权组织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反击流产了。西晋灭亡了，但西晋的世族并没有同西晋王朝“一起拉倒”。相反，世族终于借司马睿的门面在江南建立起了东晋门阀政权，而以玄学家王澄为首的“四友”，以羊曼为首的“中兴四君”，以郗鉴为首的“玄学八伯”都成了门阀政权的中坚。
所谓门阀政治，就是几个大的世族集团轮流专政。门阀政治就其实质来说是皇权政治，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皇权政治，它是封建政权下的一个新的政体形式，在这个政体下，皇帝只是世族集团操纵下的傀儡。
东晋门阀政治建立后，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出现了门阀内部的权力争夺和磨擦，又造成中央集权的严重削弱，所以统治集团的一部分人又企图以恢复儒学的地位寻求出路。在东晋初、中期以后，门阀内部一直存在着玄学与儒学的斗争。东晋初以王导等为一派推崇儒学，以殷浩为一派崇尚玄学。到穆帝时，又形成会稽王司马昱、殷浩为首的玄学同以桓温为首的儒学两大派。最后桓温的儒学一派取得胜利，玄学开始退出政治舞台，逐渐蜕变为养生之学，其代表人物是葛洪、张湛，到东晋后期服药、隐游、导养之风大盛。
东晋以后，玄学基本上衰退、终结了。
八王之乱
西晋太熙元年（290年），晋武帝死后，惠帝即位，年32岁，天生痴呆，由武帝的杨皇后之父杨骏辅政。武帝因为自太康年后期始便不留心政事，宠幸后党，以致使杨骏、杨珧、杨济独揽大权，时号“三杨”。武帝死后，杨骏竭力排斥异党，亲宠左右。
当时汝南王司马亮为大司马、出督豫州，镇守许昌，司空石鉴与中护军张劭监统山陵，有人传告杨骏，说汝南王司马亮到许昌，想举兵讨伐杨氏。杨骏听后十分恐惧，便找杨皇后商量，杨皇后让惠帝写了一封手诏，命令石鉴与张劭去讨伐汝南王司马亮。石鉴认为这样不妥，按兵不动，只是派人秘密窥视情况的发展。见汝南王司马亮并没有什么迹象，于是杨骏也就不再催促。
元康元年（291年），生性酷毒、与杨氏嫌恨甚深的贾后，不甘杨氏的专政，便带信给汝南王司马亮，让他连夜起兵讨伐杨骏。汝南王司马亮说：“杨骏凶暴，死期不远了，不足为虑。”贾后又带信让楚王司马玮率兵前来。楚王司马玮先入朝，请惠帝废除杨骏，东安公司马繇则率领殿中四百人尾随其后。大傅主簿朱振听说此事后便对杨骏说：“你可以派人烧了云龙门，然后追索带头起事的。再打开万春门，调来东宫及外营的部队，拥翼皇主子，进宫抓起犯乱者。”杨骏素来胆小，正遇上殿中的兵马赶到，杀了杨骏。贾后接着秘密授令诛杀杨氏亲党，灭其三族。杨皇后在宫中发现叛乱已起，便在布帛上写着：“救太傅者有赏”，射到城外，事平后，贾后以杨皇后为杨骏同谋，将他废为庶人，第二年杨皇后绝食而死。
杨骏被杀之后，便由汝南王司马亮与太保卫瓘共同辅政。以楚王司马玮为卫将军，进东安公司马繇为王。司马马繇兄长司马澹对司马繇一直很讨厌，而司马繇也想因这次平乱后独揽朝政，于是王澹便到汝南王司马亮处离间。司马亮听了王澹的话，免了司马繇的官，又将他废徙到带方（今朝鲜镜内）。楚王司马玮年少果锐，事刑威厉，朝廷对他不放心，汝南王司马亮与卫瓘商量，让他回自己的藩地。楚王司马玮于是便到贾后处谮言亮与卫瓘。贾后便让惠王下诏废除二公，并命楚王司马玮行事，杀了司马亮与卫瓘。楚王司马玮的亲信这时献计说：“你可应趁用兵之时，也杀了贾后的族兄贾模、从舅郭彰等，以此匡正王室，安抚天下。”楚王司马玮犹豫不决。天亮时，贾后则先走一步，以楚王司马玮矫诏专杀之罪，杀了楚王司马玮。此后，贾后专权，以张华为侍中、中书监、裴为侍中，与贾模一同辅政。
不久，贾后与太子遹之间矛盾加剧。永康元年（300年），贾后矫诏废杀太子。赵王司马伦、孙秀趁机命翊军校尉齐王司马冏带兵入宫中，将贾后抓起，废为庶人，旋又杀之，灭贾氏族党，并杀死贾后亲信张华、裴等。接着，赵王司马伦自任使持节，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以孙秀为中书令，控制了朝廷的大权。
淮南王司马允此间正担任中护军，密养敢死之士，密谋驱逐赵王司马伦。赵王司马伦听说后恐惧，将淮南王司马允转升为大尉，另外多加优厚，想以此夺取他的兵权。淮南王司马允知其阴谋，便假称有病不赴。赵王司马伦派御史逼淮南王司马允前行，并扣留了他的官属，指责他大逆不道。允无奈，就率领国兵及帐下的七百人出讨赵王伦。快到宫前时，尚书左丞王舆见势不好，便关闭了东掖门，不让淮南王允进去，司马允只好不去围攻相府。当时赵王司马伦之子虔正在门下省，便派司马督护伏胤率领四百人从宫中出来，诈称援助，淮南王司马允急需救助，不知是计，就下车接见，被伏胤杀死。孙秀一直与潘岳、石崇有隙，这时就趁机指责他们是淮南王党，也一起捕起杀死。
永康二年（301年），赵王司马伦专权心切，便将惠帝移到金墉，自立为王，改元建始。不久，齐王司马冏起兵反赵王司马伦，成都王司马颖在邺（今河南临漳），常山王司马冏在其藩地，也一同起兵响应。河间王司马颙在关中，派张方去援助赵王司马伦，但一见齐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势力甚大，便反过来又支持二王。由于诸王的投入，“八王之乱”开始发展为一场大混战。四月，左卫将军王舆与尚书广陵公漼带兵入宫，杀了孙秀，先逐赵王伦归第，随后一同杀了，将惠帝重新从金墉迎回。齐王冏带兵至洛阳，甲兵十万，旌旗招展，震动京师，惠帝拜为大司马，都督中外军事，加九锡之命，又封成都王司马颖为大将军，录尚书事也加九锡。但卢志却不出来私下劝司马颖推崇齐王冏，以显无私欲之心。成都王司马颖授受了他的建议，以母亲身体不佳为托辞不受九锡，回到邺城。
齐王冏辅政，一开始就大建官邸，沉湎酒色，不入朝见，外事唯亲是宠，选举不均，以至朝廷侧目，海内失望。司马冏兄东莱王司马蕤与王舆一起计谋废除齐王司马冏，但事情泄密，东莱王冏蕤被免为庶人，王舆被杀。
永宁二年（302年），河间王司马颙起兵反齐王冏，成都王司马颖响应，长沙王也率兵前来协助。长沙王见了成都王司马颖，说：“天下之事，应以先帝之业为先，我们应当维护它。”听者对他都有所惧怕。李含这时便对河间王司马颙说：“可以放令让长沙王去讨伐齐王冏，并且同时把这事预先透漏给齐王冏，齐王冏一定会起兵灭杀长沙王，然后再将罪归于齐王冏，消灭齐王冏而立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听从了李含的计策。果然，齐王冏派将领董艾去袭击长沙王，双方交战后齐王冏部败阵。长沙王抓住了齐王冏，并将他杀了。河间王司马颙原以为冏弱而强，可是结局却出乎意料，于是便发布通告，动员诸方力量讨伐长沙王。
太安二年（303年），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起兵攻打长沙王。河间王颙以张方为都督，领精兵七万开赴洛阳，成都王司马颖以陆机为将军，督王粹、牵秀、石超等二十余万人，浩浩荡荡向洛阳逼近。惠帝暂避洛阳西十三里桥，参军皇甫商率兵在宣阳（属河南）抵抗张方，被张方击败。张方进入洛阳，烧毁清明、开阳二门，死者万计。石超带兵追赶惠帝的随从。攻下缑氏（河南偃师）后，放火焚烧。不久，王师回旋洛阳，在东阳门击破牵秀，在建春门击破陆机。长沙王奉惠帝之命讨伐张方，在洛阳城中交战，张方部下见惠帝乘舆前来，便往后退去，张方阻止不住，大败而去，退到十三里桥。这时人心沮丧，有人便劝张方趁夜溜之大吉，张方说：“兵之胜败是常事，贵在因败而反过来取胜。我们可以出其不意袭击洛城，这才叫做用兵之奇。”于是在夜里偷偷带兵逼进洛城。长沙王刚刚打了胜仗，有些麻痹，这时率兵出战，被张方打败。张方围城多日，但始终不能攻克，想撤回长安。
这时，被张方所围的洛阳缺粮大饥，殿中的一些将领也苦于死守，便密谋趁夜抓住长沙王，逼东海王司马越出来作主，并通知惠帝免除长沙王的职位，将他送到金墉。张方则趁机派部将赶到金墉，杀了长沙王。八王之中，长沙王是最有才略的一个。等到长沙王死，大局便越发不可收拾。永兴元年（304年），东海王越于是开城迎成都王司马颖，以成都王司马颖为丞相，东海王越为尚书令。成都王司马颖仍率部还邺城，张方也在掠劫奴婢万余人后西还。
该年七月，右卫将军陈眕及长沙王的旧将上官已等人起兵讨伐成都王司马颖，惠帝也亲自北征，聚兵十万以上，逼近邺城。成都王司马颖派石超迎战，结果王师被打败，并抓获了惠帝，侍中嵇绍（嵇康子）保护惠帝，被兵士所杀。河间王司马颙起兵来协助成都王司马颖，命令张方率兵进入洛阳，东海王越逃回东海。
与此同时，王浚在幽州起兵，联合鲜卑、乌桓及并州刺史东赢公腾，南下讨伐成都王司马颖。成都王司马颖命石超等人抵抗，被击败。邺中大震，人心涣散。卢志劝成都王司马颖将惠帝送回洛阳，五天后至洛城。王浚乘胜追击，攻克邺城，杀烧劫掠，荼毒百姓。张方也趁势逼惠帝走洛阳，行前，军士抢劫后宫、分争府藏，一时魏晋以来的宝藏，一扫而空。十一月，惠帝一行到达长安，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帝，以河间王司马颙都督中外军务，张方为中领军，录尚书事，领京兆太守。
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司马越起兵征伐河间王司马颙及张方，王浚等推东海王司马越为盟主，东海王司马越于是以刘乔为冀州刺史，以范阳王司马虓领豫州。刘乔与范阳王九虎有隙，河间王司马颙便命其部将配合刘乔一起攻打范阳王司马虓。司马虓失败，派人去幽州求兵，得到突骑八百余人，打败了刘乔。河间王司马颙命令刘弘等去援助刘乔，刘弘认为张方一伙残暴无度，一定会败，便派合得到东海王司马越处求和。成都王司马颖进驻洛阳，与河间王司马颙一同抵御东海王司马越。永兴三年（306年），范阳王司马虓渡官渡（河南中牟县北），攻下荥阳，杀死石超，分兵许昌，又破刘乔。河间王司马颙听说刘乔败，大为惊惧，心想罢兵，但又恐怕张方不会答应，正犹豫不定时，有人劝他还是赶紧杀了张方，以此谢罪。于是河间王司马颙派郅辅去杀了张方，将首级示之东军，并要求与东海王司马越求和。
东海王司马越不答应，发兵西进。成都王司马颖从洛阳逃至华阳。东海王司马越派其部将祁弘等进兵长安迎惠帝。河间王司马颙知道大势不妙，先派人杀了郅辅，然后派彭随等前去迎战祁弘，但大败而归。河间王司马颙又派马瞻等抵御祁弘部队，也战败而亡。河间王司马颙一人乘马，逃往大臼山。祁弘于是率兵进入长安，所部鲜卑在城中大掠，杀人二万人余。不日便奉命护惠帝返回洛阳。惠帝以东海王司马越为太傅，录尚书事。成都王司马颖则从华阳过武关，想回自己藩地，被刘弘中途截住，成都王司马颖丢下母亲、妻子，单车与二子渡河奔朝歌，想搜罗故将残兵，归属公师藩，被冯嵩在中途抓住，送到邺城，不久被杀。河间王司马颙逃到南山后，此时正被糜晃等围在城中，不久诏他为司马，河间王司马颙信以为真，结果在中途为南阳王司马模部将杀死在车中。永兴三年十一日，惠帝中毒而死，传为东海王司马越所害，太帝炽即位，是为怀帝。“八王之乱”自此结束。
八王之乱前后历经十六年，给了建立不久的晋王朝以毁灭性的打击，从内部挫伤了它的元气，并因无暇顾及边防，而使少数民族的贵族能乘机起兵，扶植势力，对此后历史产生了巨大的消极作用。
西晋的灭亡
永安三年（306年），西晋“八王之乱”终于降下帷幕。东海王司马越取得最后的胜利。不久，司马越毒死惠帝，另立司马炽为帝，是为怀帝。第二年改元永嘉（307—313年）。永嘉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非常尖锐，自然灾难十分严重，西晋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永嘉元年（307年）二月，东莱豪族王弥从青、徐起兵反晋，自称为征东大将军。司马越派公车令鞠羡讨伐王弥，被王弥所杀。稍后，汲桑、石勒招集奴隶、囚徒和流民，队伍不断壮大，攻破邺城，杀西晋邺城都督、新蔡王司马腾。司马越令兖州刺史荀晞迎战，双方在阴平（今河北大名东）、平原（今山东平原）一带对垒数月，大小三十余战，互有胜负。由于荀晞实力雄厚，经验丰富，终于击溃汲桑、石勒。后汲桑战死。石勒投奔匈奴贵族刘渊建立的汉政权。王弥被晋将荀纯击败亦归附于汉。这时，西晋军队比反晋势力略占优势，但当晋军在战场上取得局部胜利后，统治者内部猜嫌又起。司马越因荀晞镇压汲、石有功，升其为抚军将军，都督青兖二州。于是，司马越拜荀晞征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假节、都督青州诸军事、青州刺史，又进其爵为东平郡公。荀晞立下大功，反失去兖州地盘，对司马越十分不满。到青州后，荀晞不再服从中央，而擅自置立参佐和守令。
永嘉二、三年（308—309年），北方各族反晋斗争力量都集中到汉王刘渊的旗帜下，反晋浪潮再度高涨，刘聪南据太行，石勒东下赵魏，王弥攻击青、徐、兖、豫等州。永定嘉三年秋冬，刘渊对洛阳发起两次攻击。九月，刘聪率军长驱至宜阳（今河南宜阳西）。自持兵强，懈怠不设备，遭到西晋弘农太守垣延的夜袭，大败而归。十一月，刘聪、王弥、刘曜等以精骑五万在前，呼延翼部以步卒后继，再次进攻洛阳。由于晋军顽强抵抗，呼延翼兵败，被部下杀死，汉军损失惨重。汉军两次失利，说明晋军尚有一定实力。但是，西晋统治者内部，尤其是司马越与怀帝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怀帝稍亲政事，司马越立即流露出不悦之色，怀帝有心腹近臣缪播、缪胤、王延数人，司马越被诬犯上作乱，杀之于帝侧，怀帝亦悲亦惧，唯欷嘘叹息而已。后来，司马越悉数驱逐殿中武官，代之以东海国兵。
永嘉四年（310年）。汉军分兵消灭各地晋军有生力量，积聚粮食，扩大武装。八月，刘渊病死，刘聪篡夺大位。这年冬天，刘聪发起对洛阳的总攻，声势浩大。洛阳危如垒卵。司马越遣使征发各地援军，怀帝悲悲切切嘱咐使者转告各征镇说：“现在还有救，晚了就没救了。”可是使者如泥牛入海，杳无消息，始终不见各地都督、刺史发来一兵一卒。其时并州刘琨不能自保，王浚割据幽燕，或派不出兵，或按兵不动，荆湘交广四州都督山简“优游卒岁，唯酒是耽”，他派出的勤王之师在半路上就被打败。荆州刺史王澄也是只知纵酒，不亲庶事，他领着援军出来，听说山简败了，当即散众而还。洛阳文官武吏闻后都惶惶不安，很多人主张迁都避难。而身为宰辅与最高军事统帅的司马越既无退敌良策，又无坚守之志，竟以出讨或石勒借口，把皇帝扔在洛阳，而带领大军和一大批公卿官吏，匆匆出发。
司马越屯兵于项（今河南淮阳），留下潘滔为河南尹，总摄洛阳之事。潘滔不顾大局，再次挑起内部事端，诬害荀晞，荀晞兵力强盛，有恃无恐，岂能善罢甘休，上表强烈要求诛杀潘滔。司马越不许，荀晞更是怒不可遏，公开与司马越决裂，移文诸州郡列举自己的功绩与司马越的罪状。怀帝本来就憎恶司马越擅权，便诏令荀晞为大将军讨伐司马越，在汉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荀晞、司马越剑拔弩张，自相残杀。司马越心力交瘁，忧愤成疾。永嘉五年四月，病死于项。
司马越既死，众人推王衍为元帅，王衍不知所措，推让于襄阳王司马范，司马范也不敢接受，军中无人主事，乱作一团。他们置洛阳安危和怀帝的死活于不顾，扶司马越的灵柩回东海国，一二十万大军跟着向东逃跑。石勒闻报，立刻率轻骑追到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大败晋军，然后又指挥骑兵围攻晋军，乱箭齐发，晋军将士相互践踏，尸积如山，几无幸免者。王衍、司马范等王公贵族都束手就擒，石勒令对司马越剖棺焚尸，以示惩罚。又与王衍见面，王衍陈说西晋祸乱的原因，一再诉说自己不预政事，与己无关。为求活命，王衍劝石勒称帝。石勒怒喝道：“你名重天下，身居要职，且是少年登朝，直至白首，怎么能说不预政事？破坏天下，正是你的罪恶！”当晚，石勒派人推倒王衍等人住处的墙壁，把他们埋在残垣断壁里。
在洛阳危难中，荀晞曾建议迁都仓垣，又派兵迎搂怀帝，由于潘滔阻拦，也由于近臣贪恋洛阳财产，迁都没能实现，只能困守愁城。待到洛阳陷入绝境，宫廷侍卫或死或逃，没剩下几个人，车子也没有一辆。在几十名官吏的陪同下，怀帝步行走出宫门，准备逃离洛阳，一行人刚刚走到铜驼街，突然遇见一群拦路抢劫的饥民，只得退回宫中。七月，汉军呼延晏、刘曜、石勒、王弥等攻陷洛阳，俘获怀帝。汉军大肆烧杀掠夺，官吏百姓死者三万多人，城内一片大火，宫庙、官舍化为一片废墟。
汉帝被俘虏到平阳（今山西临汾），在他被杀之前，西晋各地的残余势力纷纷建立临时朝廷。司徒傅祗首先在洛阳建立行台，接着司空荀藩也在密县建立行台，奉秦王司马业为主，后徙屯许昌。同时，荀晞拥豫章王司马端为皇太子，而自命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并在仓垣建行台，稍后，幽州王浚又立一个皇太子，这些临时朝廷的创立者或有复兴晋室的忠心，或有取代晋室的野心，但都维持不长。傅祗征兵四方，久候不至，自己染暴疾而亡。荀藩手下无兵，依赖阎鼎控聚的数千流民，反受阎鼎所制，荀晞骄奢苛暴，部众离叛，加上疫病饥馑，不久被石勒打败，他与司马端都当了俘虏。王浚局促于幽燕，调役繁重，属下不堪其命，鲜卑、乌桓都叛逃而走，兵势不断削弱，他所立的皇太子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永嘉五年（311年）九月，刘曜占领长安，杀死守将南阳王司马模，其时关中诸郡，“百姓饥馑，白骨蔽野，百无一存”。晋安定太守贾疋，冯诩太守索，安夷护军鞠允，率领州刺史鞠特、扶风太守梁综合兵十五万围攻长安，屡败刘曜，刘曜不得不放弃长安，驱掠关中男女八万口退还平阳。时值阎鼎裹胁秦王司马业入关，贾疋迎之入居长安，立为皇太子。不久，贾疋战死，朝中诸将因争权大动干戈，阎鼎杀死梁综、鞠允、索等，又攻阎鼎，阎鼎出奔被杀。永喜七年（313年）五月，怀帝死讯传到长安，司马业继位为帝，他就是西晋的末代皇帝愍帝。这位13岁的皇帝即位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车四乘，百官无章服、印绶，唯桑版署号而已”。
鞠允在关中辅佐愍帝，艰苦地坚持了三年多，经常遭到刘聪、刘曜的攻击。建兴四年（316年），刘曜又攻入关中，进围长安。长安城中大饥，米一斗值黄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大半。太仓中只余面饼数十个，鞠允磨为粉屑，熬粥以供帝室，很快也吃光了。十一月，愍帝出降刘曜，被送到平阳，次年被杀，西晋灭亡。
少数民族的内迁
东汉末年至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内迁的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乌桓、羯族、羌族、氐族、賨人。
匈奴是生活在大漠草原上的一支游牧民族。秦汉之际冒顿为匈奴单于，相继征服了东至辽水、西达西域，北抵贝尔加湖、南邻长城的广大地区。东汉建武二十二年（46年），蒙古草原发生大旱灾，赤地千里，匈奴分裂为两支，一支为北匈奴，向西方迁移，一支为南匈奴依附东汉，居于五原郡（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境内），后来又逐渐南移，集中到并州北部的汾河流域。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打败袁绍的外甥、并州刺史高于，取得并州后，命梁习为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梁习到并州后，采取恩威并济、软硬兼施的办法使匈奴“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匈奴归附了曹操。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匈奴呼厨泉单于入朝，曾操将其留于邺城，遣右贤王去卑归离石监国，将匈奴分为五部，各立匈奴贵族为帅，选汉人为司马监督之，其左部统万余落居于兹氏（今山西汾阳），右部统六千余落居于祁（今山西祁县），南部统三千余落居于蒲子（今山西隰县），北部统四千余落居于新兴（今山四忻县），中部统六千余落居于大陵（今山西文水县）。
西晋武帝即位初，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晋太康五年（284年），匈奴太阿厚率其部落29300人归附，太康七年（286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种类大小凡十万余口降附。次年，又有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率种落大小11500口、牛22000头、羊105000口归附。
魏晋以来内附的匈奴有屠各、鲜支、寇头、赤勒等十九种。匈奴在魏晋时期的分布地区，北起塞外，以及朔方（郡治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五原（郡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云中（郡名，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定襄（郡名在今山西右玉县南）、雁门（在今山西代县西）诸边地，南至平阳（郡名，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西河（郡名，在今山西离石县）、上党（郡名，在今山西长子县）、乐平（郡名，在今山西昔阳县西南）等广大地区。
乌桓是居住在今大兴安岭以东地区的一支少数民族，属东胡一支。西汉时南下至西喇木伦河及其以北地带。汉元狩四年（前119年），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败匈奴后，乌桓被西汉政府徙于上谷（今河北怀来县南）、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右北平（今辽宁凌源县西南）、辽东（今辽宁辽阳市北）、辽西（今辽宁义县西）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乌桓内徙到缘边诸郡塞内。到东汉灵帝初（168—189年），乌桓大致分为四部，上谷所部九千余落，由难楼统治；辽西所部五千余落，由丘力居统治；辽东所部一千余落，归苏仆延统治；右北平八百余落，由乌延统治，皆自称王。
初平元年（190年），乌桓蹋顿总摄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乌桓，成为部落结合体的军事领袖。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自征蹋顿于柳城（今辽宁朝阳县南），临阵斩杀蹋顿。此后，三郡乌桓主要分布于幽、并境内，不断融化于汉族。留在塞外的乌桓则逐渐同化于鲜卑，北魏以后也渐渐同汉族融合。
鲜卑祖居大兴安岭北部的鲜卑山。“鲜卑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犹自与乌丸相接”。到汉武帝时内徒乌桓，鲜卑遂西移，填充了乌桓原住地西喇木伦河流域，但这时鲜卑同西汉政府仍无政治上的联系。到了东汉时，鲜卑开始同汉政府发生关系。建武二十五年（49年），乌桓内迁到缘边诸郡，鲜卑势力也逐渐南迁近塞，与东汉政府“始通驿使”。到建武三十年（54年），鲜卑大人仇贲率种人诣朝贡，东汉封仇贲为王，以后鲜卑迅速向蒙古西部、中部地区发展。这时，鲜卑族属内涵上出了很大的混杂，其中拓跋鲜卑部由洁汾率领经过“九难八阻”，由呼伦池周围迁至匈奴冒顿发迹的阴山一带，同时被汉军打败的北匈奴继续留在阴山一带与鲜卑杂处，自号鲜卑。
到东汉桓帝时，鲜卑各部推檀石槐为军事首领，组成檀石槐军事结合体，檀石槐建庭于弹汗山（今河北尚义县大青山）歠仇水（今东洋河）上，有控弦之士十万，“南钞汉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东西万二千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基广”。檀石槐死后。鲜卑军事结合体瓦解，形成三股比较强大的势力，一股为步度根，分布在并州的太原和雁门等郡，归附曹魏，二为轲比能，分布在代郡、上谷等地，对曹魏时叛时附，三为东部鲜卑素利、弥加、厥机等，分布在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三股力量中，轲比能最强。轲比能拥有“控弦十万余骑”，控制地区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以东至于辽水，成为塞上的一支强大的势力。轲比能以后，鲜卑人又有了新的组合，并继续向中原地区推进。其中鲜卑慕容氏、宇文氏及鲜卑段氏向辽水流域推进。拓跋氏由西逐渐向中部转移，以后又从内蒙古地区向山西、河北地区推进，拓跋氏的支族秃发氏居河西走廊，与陇西鲜卑乞伏氏向西北部推进，慕容氏的另一支族吐谷浑居于青海草原。十六国时，慕容氏建前燕、西燕、后燕、南燕。鲜卑化的汉人冯氏建北燕，秃发氏建南凉，乞伏氏建西秦，吐谷浑建河南国，拓跋部建代国。
羯族，是随匈奴入塞的少数民族，羯人高鼻、深目、多须，崇信火袄教，可能是匈奴控制的西域人，故称“匈奴别部”，入塞后，居于上党武乡（今山西长治北），后分布于太行山一带。
西羌居于青海草原，其种类很多，有研种、烧当、先零、白马等。西汉宣帝和元帝时，西羌进攻甘肃一带，为汉军击败。东汉时马援破先零羌，徙其羌人于天水、陇西、扶风三郡。内徙羌人与西汉政府交往密切，其社会结构和民族特征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一般将这部分羌人称为东羌。东汉从建武十年（34年）到延熹八年（165年）一百多年内，羌族大规模的内徙有二十九次。羌族内徙大体有三种情况，一种是西羌豪酋主动请求内属；第二种是西羌豪酋进犯内地，西羌人在战争中被俘或投降，自东汉安帝以来羌人对东汉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三种是汉军出塞进攻羌人，降俘入塞，羌人的内徙一直持续到西晋。到西晋时期，内徙羌人主要分布在今陕西南部、西南部以及甘肃境内，十六国时羌族姚氏聚集族人在关中建立后秦国。
氐族，原分布在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地区，汉武帝时开益州，置武都郡（郡治武都，今甘肃成县西），这时氐人开始成为汉王朝的编户齐民。元封三年（前108年），发生了氐人反叛事件，汉武帝出兵平定了叛乱，并将氐人强徙至酒泉郡。东汉末年，仇池（山名，在今甘肃西和县西南）杨氐和兴国氐王阿贵为氐族最强大的部落，杨氐酋长杨千万，辖地百顷，称百顷氐王，同兴国阿贵各有部落万余。杨千万同阿贵与陇西马超联合对抗曹魏政权。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令夏侯渊出兵征讨，阿贵被攻灭，杨千万逃入蜀地。曹魏将被征服的氐人徙于扶风一带。以后曹魏又先后两次进攻氐人。后来，曹操又徙氐人五万余落于扶风、天水，魏黄初元年（220年），武都氐杨什率部众内附，居汉阳郡。正始元年（240年），郭淮徙氐人三千余落于关中。十六国时期，氐族部落酋长苻氐建前秦国。苻坚失败后，又有略阳氐吕光建后凉国。
賨人，亦称巴人，主要居于四川嘉陵江上游，巴人常执板楯作战，因此也称板楯七姓。秦汉以来，巴人已分列郡县。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璋发汉昌（今四川巴中县）賨民为兵，以抗拒张鲁。曹操破张鲁后，张鲁逃走巴中，依附板楯七姓。以后张鲁投降曹操。賨人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漤等賨民降附曹操，曹操以朴胡为巴中太守、杜濩为巴西太守，任约为巴郡太守。后朴胡为刘备部将黄权所败，曹操又徙賨民于汉中，以后曹操准备撤离汉中，又把汉中的賨民全部迁移到略阳、天水一带。
刘渊起事
刘渊字元海，匈奴人，居新兴（今山西忻州），南匈奴单于于扶罗之孙、左贤王刘豹之子。刘豹为五部之左部帅，刘豹死后，刘渊代为左部帅。晋太康十年（289年），晋武帝以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刘渊自称是匈奴冒顿之后裔，少年很爱读书，曾以上党名士崔游为师，遍读五经、史书，汉化程度很高。刘渊作了五部帅后，推诚接士，乐善好施，五部俊杰和幽冀名流都纷纷拜访。成都王司马颖镇邺后，又封刘渊为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
其时，由于中原战乱，并州境内的汉族居民大多流徙江南，胡汉势力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刘渊的从祖父刘宣同宗族策划，举兵反晋，“兴邦复业”。刘宣说：“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士之业，自诸王侯，编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之此其时也。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英武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当时并州刺史司马腾同安北将军王浚正联兵攻击司马颖，司马颖想请刘渊为外援，于是又拜刘渊为北单于，刘渊假称回并州招募五部匈奴，遂返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县），刘渊回到离石后，诸部匈奴共推他为大单于。这时王浚联合鲜卑已攻破邺城，司马颖挟惠帝逃奔洛阳。永兴元年（304），刘渊在离石称汉王，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司马腾率军前往镇压，部将聂玄与刘渊战于大陵（今山西文水县），聂玄大败，司马腾大为恐惧，遂率并州三万余户到山东，刘渊乘胜进军，接连攻下泫氏（今山西高平县）、屯留（今山西长子县），中都（今山西太原市）。
永兴二年（305），司马腾再次出兵讨伐刘渊，部将司马瑜、周良等驻军于汾阳，刘渊派武牙将军刘钦等阻击司马瑜，四战四胜，刘钦大胜而还。这年离石发生大饥荒，刘渊派太尉刘宏、护军马景等守离石，自率大军驻上党壶关（今山西壶关县）。
次年，司马越为太傅，上表要求封原并州刺史司马腾为东燕王，以刘琨为并州刺史。当时，并州由于饥荒与战乱，百姓难以生存，吏民万余人由李恽等领，随司马腾流亡冀州，留在并州的居民不足二万。刘琨到并州后，只好到上党组织军队，在那里招募五百人，又遭到刘渊部将刘景的攻击，上党无法立足，遂转战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郊区）。刘渊汉国在并州日益强大，中原起事的汲桑、王弥、石勒以及鲜卑逐延等纷纷归降刘渊，在并州迅速形成了各族人民共同反晋的巨大浪潮。
永嘉二年（308），刘渊正式称帝，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北），国号汉。刘渊建国后，宗室刘氏以亲疏远近按等级都封郡县王，异姓以谋谟、战功依次分为郡县公侯，以刘宣为丞相，刘聪为大将军，刘宏为太尉，刘和为大司马，刘欢乐为大司徒，呼延翼为大司空，呼延攸为宗正。
永嘉四年（310）正月，刘渊立单征女为皇后，梁王刘和为皇太子，封子刘夐为北海王，长乐王刘洋为大司马。同年七月，刘渊病重，又以陈王刘欢乐为太宰，刘洋为太傅，楚王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不久刘渊病死，由太子刘和即位，刘渊第四子刘聪杀刘和自立，改元光兴。刘聪以刘夐为皇太弟，兼大单于、大司徒，立呼延氏为皇后。
皇太后单氏为刘夐之母，刘聪与她私通，刘夐很是不满，单太后郁愤而死，刘夐与刘聪产生矛盾。永嘉五年（311）。刘聪派刘曜、王弥、石勒进攻洛阳，石勒先在苦县（今河南鹿邑县）的宁平城（今河南郸城县东北三十五里），将司马越率领的西晋主力部队十万余人全部消灭。接着刘曜、王弥、石勒、呼延晏合兵攻洛阳，迅速攻占洛阳，俘晋怀帝司马炽，迁至平阳。
建兴二年（314）正月，刘聪建百官制度，除中央机构沿袭前制外，又制定了一套胡、汉分治的地方行政体制，置左、右司隶，各领民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共设内史四十三人，用以统治汉人。又设大单于，大单于之下设单于左、右辅，各领六夷十万落，一万落置一都尉，以其子刘粲为丞相，兼大将军、封晋王，以中山王刘曜为大司马，不久又以刘粲为相国大单于。
建兴四年（316），刘聪又派刘曜攻破长安，俘晋愍帝司马邺，灭西晋。
刘聪靠弑杀太子作了皇帝，并且在灭晋以后，经不起过度富裕的宫廷生活的腐蚀，很快就堕落，过起放纵、酗酒、荒淫的生活了。刘渊刚死，就与太后私通，接着又立太保刘殷二女为左右贵嫔。刘殷本刘聪近亲，刘聪娶刘殷之女，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又怕引起朝廷贵族们的不满，先试探左右大臣，太宰刘延投其所好，替他编了一套谎言说：“臣常听太保刘殷说，他是周刘康公之后，与圣上虽为同姓，但源出不同，联姻无妨”。大鸿胪李弘以魏晋时期的大儒王基曾娶太原王沈之女为例，劝刘聪娶刘殷之女，刘聪遂拜刘殷二女为贵嫔，又封刘殷的四个孙女为贵人，于是六刘之宠倾于后宫。此后，刘聪又封中护军靳准二女为左右贵嫔，大的称月光，小的称月华，又立靳氏二女、樊氏、刘氏为上下、左右四皇后，四后之外佩皇后玺绶者又有七人。刘聪沉湎于皇宫之中，不问政事，常常外出打猎、观鱼，或以烛继昼同宫人们游戏于后宫，朝廷有事，由中常侍王沈等纳奏、贵嫔裁决，有功之臣不被录用，而奸佞小人数日之间便跃居二千石官，战争连年不断，但对出征将士无钱帛之赏，而对后宫侍僮的赐赏却动辄数千万，中常侍王沈的车服宅居过于诸王，朝廷上下，纲纪败坏，贿赂成风，一发而不可收拾。
当时河东发生蝗灾，平阳饥荒，流叛死亡者十有五六。部民逃奔石勒的有二十多万户，逃奔东晋刘琨的有三万余户，氐、羌少数民族叛离者有十万余落。汉国所面临的形势已十分严峻，而汉国内部的权力争夺又愈演愈烈，刘粲与刘夐争夺权位继承，双方互不相让。建武元年（317），刘粲、靳准、王沈在刘聪面前并称刘夐造反，于是刘聪召来氐羌酋长十余人严刑逼供取证，这些人在严刑拷打之下，诬招刘夐谋反，刘聪遂杀刘夐官属十余人，活埋士卒15000人，废杀刘夐，平阳街巷为之一空。
大兴元年（318），刘聪终于死于荒淫，由刘粲继位。刘粲之荒淫更过于刘聪，名义上尊靳准之女为皇太后，实则以靳氏为妻，靳准靠靳氏之宠作了大司空、司隶校尉，军国之事，全决于靳准。靳准斥异己，引起朝廷上下的不满，朝内重臣大都投奔刘曜，靳准乘机发动叛乱，将刘粲及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斩于东市，自称大将军，汉天王，称藩于东晋。接着刘渊族子刘曜从长安起兵同进驻汾阳的石勒进为犄角之势，靳攻平阳，平阳守军及巴、羌、羯十余万落投降石勒，石勒将他们迁往自己的管辖地，靳准被部下靳明所杀。石勒之子石虎帅幽冀之兵合同石勒进攻平阳，靳明帅，平阳士女15000人奔刘曜，石勒遂占有平阳和洛阳以东之地。刘曜封石勒为赵王。大兴二年（319），刘曜被迫迁都于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从玄言诗到山水诗
早在曹魏时代的正始（240—249年）年间，王弼、何晏等人就以“好庄老玄胜之读”而引起社会的共鸣。到西晋永嘉（307～313年）时代以后，玄学逐渐成为了全国思想界、哲学界和文学界的中心学派。《周易》、《老子》、《庄子》被称为“三玄”，因为《易》谈阴阳变化，《老子》、《庄子》谈天道，都是玄而又玄的东西。晋元帝建武元年（317年）东晋南渡，经济文化崩溃，江左草创，士族不但不面对现实，寻求上进，相反竭力逃避现实，以空虚的玄言诗来麻醉自己，以求自我主观上的满足。
玄言诗的大盛与老庄佛理融汇，与郭璞、许询和孙绰三人密切相关，弥漫诗坛近一个世纪。东晋一代，文人名士以不谈玄学为耻。其时，佛学书已传播，且被文人名士之所接受，但他们对佛理还不像对老庄那样十分熟悉，因而老庄成为当时文人名士间时髦话题。《世说新语》载，孙绰和支道林（名僧）一同去拜见王羲之，正值王羲之要出门，车已备好停在门外。支道林说：“请稍等一下，我与您讲几句话。”随口便论述庄子的《逍遥游》，口若悬河，才藻新奇。王羲之立刻下车更衣，留他作终日谈。许询年少时，自以玄学为最佳，人们把他比作王修，他很不满意。一次，众人都在会稽的西寺谈玄，许询专门跑去与王修辩驳，使其难堪。对于玄学领悟的高低，成为文人名士的品评标准。郭璞是玄言诗的倡导者，他的《游仙诗》虽也有“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啸傲遗世罗，纵情在独往”等佳句，但纵观其诗，深察其味，又是借老庄之言而表达慷慨悲愤之意的。玄言诗的大作家，以许询、孙绰为代表。《隋书·经籍志》载孙绰有诗集十五卷，许询诗集三卷，但都已佚失。因为他们的诗是老子《道德经》的讲义，《庄子》的注疏。所以孙、许二人都自诩甚高。有人问孙绰，你对自己的评价如何，孙绰说：“远咏老庄，萧条高寄，不以时务经怀，自谓此心无所与让也。”又有人问孙绰，你与许询比较，谁的诗更好的？他说：“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对自己评价甚高。他们不仅自我欣赏，世人也对他们的诗也衷心推崇。许询曾造访简文皇帝，当夜风静月明，两人共作曲室闲谈，许询辞寄清婉，使简文皇帝大加感叹，与他促膝长谈，通宵达旦，并佩服地说：“你的五言诗，真可谓妙绝时人。”
玄言诗不仅内容上贫乏空虚，而且把诗味、诗形都抛弃了。诗歌要发展，必然要改换一种新形式。这便是山水诗的兴起的原因，并以义熙元年（405年）谢琨的诗出现为标志。谢琨和殷仲文留下来的诗并不多，从实际看，山水诗是从玄言诗中脱胎并演化而来的。山水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道家理想的表现，所以谈玄和游览山水是很难分开的。玄言诗的大家孙绰就曾“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晋室南渡以后，南方秀丽的自然环境和名士们追求自然的心境相结合。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水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王献之也曾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这样，在玄言诗兴起的同时，山水的美已感发了文人名士的灵感，但由于中心涡流的影响，对于山水美的感受也只能零星地夹杂在玄言诗之中。随着“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山水诗才逐渐从玄言诗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成为东晋后期一直到齐代文学的主流，也成为这一时代对于中国文学和艺术的绝大贡献。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并不是文人名士的思想和对于宇宙人生的认识观的改变，而主要是一种感，一种媒介的变化。
山水诗是由谢灵运开创的而逐渐占领诗坛的，并由谢眺发扬光大而最终取代了玄言诗的。二谢是山水诗蓬勃推进的主力军。谢灵运生于晋太元十年（385年）。他是车骑将军谢玄的孙子，年少时代就以“好学，博览群书”和文章美而闻名朝野。他不耐寂寞而又富于创新，性情奢豪，车服艳丽，对于自己穿用的衣服和器物，经常改换样式，而每一次的改换总被世人接受并受到推崇。最著名的就是“谢公屐”，谢灵运在诗歌领域也同样身手不凡，他最先以大量的山水诗“实绩”向兴盛一时的玄言诗发起了冲击。他写山水诗，与他的爱好分不开。谢灵运热爱大自然。宋景平元年（423年），他任永嘉太守时，郡内有名的山水，他都“肆意游遨”，有时“遍历诸县，动逾旬朔”，甚至连民间听讼的官司，也不很关怀。每到一名胜佳地，都有新作出现。这些诗作只要有传进城市，不管是仕宦人家还是平民百姓，都争相抄传，一夜之间，全城尽知，远近钦慕，名声直达京师。景平二年（424年）宋文帝登基以后，谢灵运见原来官位不如自己高的人都超过自己，心中十分气愤，便经常称有病不上朝，却在家里“穿池植援，种竹树槿”。有时外出游览，一日行走一百六七十里，甚至经旬不归。他对于游历名山大川有着持续不衰的热情和癖好，“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备尽”。有一次去临海观赏风景，他特地选最难走的一条路，跟从者有几百人，伐木开道，轰轰烈烈，临海太守甚至以为土匪来了。文帝让他任临川内史，他却本性难改，“在郡游放，不异永嘉”。谢灵运的山水诗，基本都这样创造出来的，因而诗中不乏清新动人之句，例如“密林含云情，远峰隐半规”，“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孟夏非长夜，晦明如岁隔”等等，特别是景平元年初春写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他一生中最名盛的山水诗句。他对这两句诗也十分满意，曾对人讲，这两句诗是在梦中遇见谢惠连时突然冒出来的，正所谓“此语有神助，非吾语也”。谢灵运写山水诗是由爱好而致的，他对于玄言诗的进攻也是不自觉和无意识的，他虽然从玄言诗的营垒中冲杀出来，但他的山水诗毕竟还没有摆脱玄言诗的束缚。他的作品被人们称作“有句无篇”，就是因为他的作品有老庄余音，爱引经聚典，且过于雕琢，一篇或几篇中才偶有一二佳句。谢眺生于刘宋末期的大明八年（464年），大部分文学活动都在齐代。谢眺继承了谢琨的传统。青少年时代即以“好学，文章清丽”而闻名，后任宣城太守。他的诗大多是此时写成。宣城是当时江南大郡，经济发达，又有敬亭、双溪等名胜，因此，他在宣城所写的山水诗，脍炙人口的佳句颇多，例如“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苍翠望寒山，峥嵘瞰平陆”，“余雪映青山，寒雾开白日”等等。但是谢眺仕宦之路不顺，三十六岁就被下狱死去。他的诗歌对黑暗现实和仕途充满不满和畏惧。由于有这么一股情感在胸中骚动，所以他的山水诗成就很大，不但彻底摆脱了玄言诗的影响，而且极为清俊秀丽，当时的一代文宗沈约说他“每诵名句，渊然泛然，觉笔黑之中，笔黑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理”。不但其“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等佳句象萧疏淡远的水墨画，而且每首诗都以流动的情感贯穿始终。他不再是“有句无篇”，而是全篇浑然一体，因此有人说他的山水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经过大谢，特别是小谢的拨乱反正，玄言诗终于从诗坛上销声匿迹了。山水诗的兴起，前继玄言诗而后启唐诗，成为中国诗史上一个著名的过渡阶段。
陶渊明其人其文
陶渊明字元亮，名潜，世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人。他的远祖是东晋开国名臣陶侃。他出生时家道已然中落，少年时代父亲便去世，家境一日不如一日。太元十八年（393年）以前，他在家过着清贫而自得的生活，在一篇《五柳先生传》中写到：“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示。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对此生活，他十分满足，戏称自己是无怀氏和葛天氏时代的人。尽管如此，但作为一个有学识有志向的青年人，起初他并不甘心身处贫贱之中。他“游好在六经”，给儿子俨取字“求思”以“尚想孔伋”，仰慕刑无、荆轲一类气干虹霓的英雄好汉。
太元十八年（393年）他第一次出任江州祭酒，但不久就看透官场内幕，明白自己政治理想难以实现，便弃官而去。弃官虽然痛快，但生活无保障，他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经常“偃卧瘠馁”，没有饭吃。为了生活，他又不得不去做官，他不再想猛志之事，纯粹为填饱肚子而“自役”。此后，曾任镇军、建威参军。从晋太元十八年（393年）到晋义熙元年（405年），这十三年断断续续的做官生涯中，他对变化无端的社会和污秽的官场忍无可忍，经常幻想“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憧憬的是“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的家居生活，和“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的田园风光。一想到自己心被形役，被迫束于尘网就愤愤不平。
义熙元年（405年）底，他出任彭泽县令，八十多天后，郡里派出一个督察县、乡，宣达教令的官吏督邮到他那里。县吏请他换好衣服前去拜见，他长叹一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天就自动解职，回到老家。
归隐第一年，他把自己解脱束缚、奔向田园的归途和心情描述如下：“舟遥遥以轻风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来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他的身心得到解放。陶渊明隐逸诗歌选材平淡，又用白描手法，但却有一股耐人寻味的意蕴于其中。义熙二年（406年）他把自己的家居环境写成：“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霭霭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他平日生活是：“野外罕人事，穷苍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他与农民的往来是：“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他的喜悦与担心是“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他劳动生活的情景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他完全与农民融为一体，踏踏实实地成为了有血有肉、彻头彻尾的农民。
陶渊明的隐逸诗歌处处渗透乐观豁达的精神。劳动生活再苦，就连家庭遭受火、水、兵灾，他都能从容对待，也不愿向官场乞求。义熙二年（406年）夏，家中起火，又遇大风，须臾间把仅有的家产烧光，他只好搬往南村营造新屋。当年秋天一个晚上，他回到被焚的故居，仰望着“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心中却想的是“形迹凭化生，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在《责子》诗中，他慈祥地和儿子们戏谑：“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褒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迁居南村后，他与农民关系依然十分融洽，“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每逢春、秋暇日，大家一起登高赋诗，有时则与大家共同探讨争论书中某些疑难句子。他充满热情地写下他与农民度过的快乐日子：“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他经常长时间坐在屋外菊花丛中，两手摘取满把菊花，思绪飞扬，不知今夕何夕，欣然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欢；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诗句。闲远自得，真若超然于宇宙之外。在饮酒时，他与农民不分你我，亲似一家：“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陶渊明虽不懂音乐，但身边却保存一张无弦琴，每逢酒后，便在琴上抚弄，以寄托内在的深远之趣。不管富人穷人访问他，只要有酒，他就摆出来，与之共饮。如果他先醉倒，便说：“我醉欲眠，卿可去！”有人曾见他在酒刚酿熟时，取下头上葛巾漉酒，接着又将它戴到头上。行为放达，以至于此。但是陶渊明毕竟不是干庄稼活的行家里手，身体也并不强壮，又无人帮助，因而他大部分时间过的是穷困僚倒的日子。他经常陷入“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的困窘境地。宋元嘉三年（426年）夏旧谷吃完新谷未熟之时，他有时十几天才吃几顿饭，正所谓“弱年逢家贫，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有时饿得没法，只好沿门乞讨：“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尽管如此，他仍矢志不改：“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
陶渊明一生好酒，但却经常处于无酒可喝状态。江州刺史王弘想结识他，他偏不去，只好借渊明去庐山的途中，派人赍酒于半道邀之。颜延之和渊明关系友好，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曾路过浔阳，知道陶渊明他们每天喝酒，至醉方休。颜延之离开时留下二万钱，陶渊明却全部拿去送给酒家，想喝酒就去。他说：“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在一生最大嗜好不能满足，甚至连饭也吃不饱时，他仍不愿去投靠官府。陶渊明的政治理想是虚拟的乐土桃花源。宋永初二年（421年），57岁的陶渊明写下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篇完整的乌托邦之作，把他的隐逸诗歌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他先用散文描述桃源周围的幽美闲静，使之与丑恶现实作比较，接着以生动的笔触描绘其中的土地、田园、房舍和耕田劳动中的安乐和幸福，然后写桃源人的好客和对渔人的款待，并指出幸福的原因恰是与动乱社会的隔绝，最后以“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暖交通，鸡犬互鸣吠；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点明自己的愿望。
宋元嘉四年（427年），陶渊明死于故乡。从《五柳先生传》到《归去来兮辞》，再到《桃花源记》，陶渊明走着自己独立的创作道路；他的隐逸诗歌象纬线一样交织着它们，组成他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陶渊明性情之真率，态度之达观，归隐之真实，待到后代文人的不断赞扬。他所开创的质朴中富于华美、平淡中富于丰满的诗风则长期以来影响着后来的诗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