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班固所撰《汉书》是继西汉《史记》之后的又一部重要史学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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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郡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汉书·本传》称其“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班固之父班彪，是东汉初年著名的史学家，他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问），想续写武帝之后，于是收集史料，写成《史记后传》65篇，以补足《史记》的西汉部分。班彪死后，二十三岁的班固回到家乡，看到父亲所写史书，认为还不够详备，决定继承父志，完成父亲未竞之业。不久有人告发他私改国史，因而下狱，后其弟班超上书力辩，得释。
汉明帝永平五年（62），班固被任命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宫内贮藏图书之处），不久迁升为郎，奉命续写《汉书》。直到章帝建初七年（82），“潜精积思二十余年”，完成《汉书》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和帝永元元年（89），班固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任中护军，参与谋议。在追击匈奴时曾登上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刻石颂功，《封燕然山铭》，即为班固所撰。后窦宪以失势自杀，班固也因此受到牵连，先是免官，后为仇家洛阳令种兢逮捕入狱，死于永元四年（92），年六十一岁。以后和帝又命班固之妹班昭补写八《表》，同郡马续补写《天文志》，终于最后完成了《汉书》的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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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分为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始于汉高祖刘邦元年（前206），终于刘玄更始二年（24），共记载二百三十年的历史。
《汉书》体例与《史记》大略相同，都是纪传体。《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对汉武帝太初年间以前的西汉历史，在史料来源上，多采自《史记》。但亦有所增补。如《贾谊传》增加了《治安策》，《晁错传》增加了《贤良策》、《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邹阳传》增补了《讽谏吴王濞邪谋书》，《路温舒传》增收了《尚德缓刑疏》，《公孙弘传》增补了《贤良策》等文章。在韩信、楚元王、肖何、卫青、石庆及公孙弘等传中增加了一些史实。此外，还在《史记》材料的基础上，新立了一些篇目，如《惠帝纪》及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李陵、苏武等传。
武帝以后的史料则以班彪的六十五篇《后传》作为基础，并参考其他有关著述，作了大量订正，增强了史料的可靠性。班固还利用官府藏书，收集许多遗闻轶事，经过取舍剪裁，熔铸于书中，使《史记》缺漏的重要文献在《汉书》中得到补充。《后汉书》作者范哗肯定班固的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汉书》的体例也大体根据《史记》而小有改变，如改“书”为“志”，废“世家”，将“世家”并人“列传”。
《汉书》的精华在“志”。其十篇“志”，比《史记》的八篇“书”，内容详备，规模宏大。其中《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均为班固新创。《五行》与《刑法》分别记载古代自然变异和立法设刑的情况。《地理》则叙述从传说的“九州”到西汉的地理沿革，以及各地的山川、户口、风土和物产，还记载了亚洲一些国家的地理情况，是我国古代地理学的重要著作。《艺文》是综述各学科和学派的源流，记载西汉皇家藏书情况，是论述中国古代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其他六志，如《食货志》补充《史记》的《平准书》，系统地记述了西周以至王莽时期的经济制度，是研究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资料。《沟洫志》续补《史记·河渠书》，详记黄河变迁与治河对策，所载西汉哀帝时贾让《治河三策》是极珍贵的古代历史文献。《律历志》记录了大量自然现象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情况。《礼乐志》是研究我国古代国家机器和典章制度的重要史料。十志在八书的基础上确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志书规模，后来“正史”的志，大体依十志稍作增减。唐宋时期，志书体得到大发展，出现了《通典》、《通志》、《通考》等典章文献专著。《汉书》十志的创始功绩不可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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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东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任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职官制度和官吏的变迁情况，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为后世《百官志》、《宰辅表》开辟了道路。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自此以后，用纪传体编纂的断代史连续不断，遂形成了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记》、《南史》、《北史》外，全都是纪传体的断代史。这是因为“中国自汉以来政尚专制，忌讳滋多，本朝之人不敢指斥本朝，以述罪戾。班氏史体最合著述家之心理，盖记前朝之事，危疑较少。讥谈政事，臧否人物，均视在当代为自由，《汉书》家独盛于后世，即此故也”（范文澜），《正史考略》。而且除了“正史”外，还有一些编年体的断代史，如东汉末年苟悦的《汉纪》，就是将《汉书》的内容删略为编年体的史书。我国历史悠久，自东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史料，都能相当丰富而没有间断地保存至今，是与历代都有断代史的编纂分不开的。班固开创了断代为史的方法，是对我国历史学的一大贡献。当然断代史也存在着割断历史联系的缺点，这一点，过去的史学家唐朝的刘知几和宋朝的郑樵都曾指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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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的另一特点是在传中多载有关学术、政论文章，因此《汉书》又兼有一代文章总集的性质。如《贾谊传》载《治安策》，《晁错传》载《贤良策》，司马相如、杨雄等的文章皆人本传。在古代书籍流传不易，不集中在大著述中是不易保存的，多载文章，亦有必要，后人以此相讥，不得谓之公允。又《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东汉人已有很多地方读不通。这就提出了为《汉书》作注的要求。东汉末年已有服虔、应劭所作之注。到唐代，颜师古汇集了前人二十三家的注释，纠缪补缺，完成了对《汉书》的新注。清朝人王先谦又作了《汉书补注》，征引繁博，成为《汉书》旧注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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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亦有不足之处，那就是班固生活在儒家伦常完全定型的东汉时期，历史观受到儒家尊君思想的严密束缚，虽然，《汉书》较之《史记》，有“文赡而事详”的长处，但是，就班固的历史观来看，却远不及《史记》进步。《汉书》以儒家正统思想为准绳，指责《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认为《史记》把汉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是降低了汉朝的历史地位。在高帝赞巾义有特为刘邦编造的从尧开始的世系，企图证明“汉绍尧运，以建帝业”。班固在《五行志》里还用大量自然变异现象附会政事，积极参加东汉的谶纬迷信，神化皇权活动。他还对农民起义领袖，对出身社会下层，对敢于反抗强暴的人物，力加贬斥，如《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在《汉书》里都改为列传。故晋朝傅玄在批评《汉书》时说“论国体则饰朝阙而折忠臣，叙事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汉书》在思想方面比起司马迁的《史记》来，确是中庸、保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