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末年，由于长期的兴师暴众和严刑峻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烽火四处燃烧。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不得不下“罢轮台屯田”的罪己诏书，“深陈既往之悔”，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以示与民更始。武帝死后，少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昭帝。昭帝年幼，一切政事听任霍光处理。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昭帝始元四年（前83）颁布特赦令：“辞讼在后二年（武帝后元二年）前皆勿听洽”。昭帝在位期间，曾多次减免百姓田租，免收赈贷种食，诏止民出马，勿敛马口钱（牲畜税）。元凤四年（前76），昭帝行加冠礼，下令“毋收（元凤）四年、五年口赋，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以上这些措施，都一定程度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使社会经济复苏有了可能。昭帝还于始元六年召集郡国贤良文学，问民疾苦，议罢盐铁榷酤，多次派兵击败匈奴、乌桓的攻扰。
元平元年（前74），昭帝死，因无嗣子，霍光等大臣奏请皇太后迎立在民间的刘询（原名病已）为帝，是为宣帝。宣帝幼遭巫蛊之变，被关押于郡邸狱中，后养于祖母史氏家，长期生活在民间，对民间疾苦和吏治得失多有了解，这对其即位后的施政具有直接的影响。
宣帝初即位，委政于霍光。地节二年（前68），霍光死后，宣帝始亲政事。他着力整顿吏治，强化皇帝权威。为了打破霍氏左右朝政的局面，亲政伊始，即令群臣得奏封事（古时臣下上书奏事，防有泄漏，用袋封缄），以通下情。
并规定“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敷陈）奏其言，考试功能”。地节四年（前66），因大司马霍禹（霍光之子）与其母霍显等谋反，诛灭霍氏家族，并废皇后霍氏，从而彻底消除了霍氏的势力。
古代人物画
宣帝为政，十分重视吏治，特别是地方官吏的选用，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凡拜刺史、守、相，宣帝都亲自召见，询问治安之术。其政清者辄以玺书勉励，给以褒扬。渤海（郡治浮阳，故城址在今河北沧县东南）岁饥，人民不断起事。宣帝拜龚遂为渤海太守，问“何以治渤海？”遂对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宣帝许之。龚遂到任，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请持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无得问，持兵（兵器）者乃为盗贼”。持兵者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农具，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龚遂开仓济民，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郡中皆有蓄积，诏狱止息。龚遂人为水衡都尉（总管治水及上林苑）。对于公卿大臣，则多从有政绩的地方官中选拔。如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人为大司农”。召信臣由郡太守迁升为少府。史称“汉世良吏，于是为盛”。宣帝不仅重视官吏的选拔，也很注意以刑名（亦作形名，即循名责实之意）考核臣下。当时，一班地位很高的大臣，如平通侯杨恽、光禄大夫王迁、京兆尹赵广汉、司隶校尉盖饶宽等皆因罪被处死。太子刘爽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为持刑太深，建议重用儒生。宣帝训斥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另一方面，宣帝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进一步废除了武帝时的许多酷法。元康二年（前64），下令赦免那些触犯他本人名讳的人。地节三年（前67），因廷尉史路温舒上书，设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四人，以慎刑狱。次年又令郡国呈报狱囚被掠笞瘐死的姓名、属县、官爵、邑里，由丞相、御史统计上奏皇帝，此外，还蠲除了一些苛法。
宣帝图治的另一重要方面，则是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地节元年（前69），诏令假（权借）郡国贫民田。地节三年，又诏“池（陂池）絮（禁苑）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宫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不出算赋及给徭役）”。此外，还屡次蠲免和削减田租、算赋、口钱。本始四年（前70）诏曰：“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今岁不登，已遣使者赈贷困乏。其令太官（东汉时掌皇帝饮食宴会之官，属少府）捐膳省宰（屠宰），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京师各官署之令丞）上书人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地节四年（前66），郡国多被水灾，皇帝遣使循行郡国，发放赈贷。同时命令各地降低盐价，以减轻百姓负担。诏曰：“盐，民之食，而价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价”。为节省转漕，而利农民，宣帝采纳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增其价而籴，谷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这些措施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比较显著的效果。元康年间，由于“比年丰稔，谷石五钱”，创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
汉宣帝在位期间，对于文化学术事业也很重视。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于甘露三年（前51），诏萧望之、刘向、韦玄成、薛广德、施雠、梁丘临、林尊、周堪、张山捕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由宣帝亲自裁定评判。经过这次会议，博士员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谷梁”。
宣帝时，西汉王朝与周边少数族的关系大体上相安无事。神爵元年（前61），汉将赵充国击败先零羌，羌人降者逾万。次年，羌人若零等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率四千余人降汉，汉政府设置金城属国，以安置降羌，从而挫败了羌豪借助匈奴势力以隔绝汉朝与西域往来通道的图谋。三年，匈奴日逐王率其众降汉，骑都尉郑吉发西域诸国五万人迎之。郑吉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号都护。汉之号令行于西域，匈奴为奴役西域而设置的僮仆都尉不得不废除。甘露二年（前52），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叩塞称臣，原来畏服匈奴的乌孙及其西至安息诸国，也转而尊汉。以是边境晏然，徭役省减，为西汉政治的安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昭帝、宣帝在位期间，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特别是宣帝时期，“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史称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