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大蒜、生姜那样的人
我常有这样的感慨：在如今的职场，拥挤着太多迷茫的年轻人。他们拥有这世界上最可贵的财富而不自知，只是一味抱怨。
他们的财富，其实比钱更值钱，就是——大好的青春年华。
这是不可再生和复制的资源，是不能失而复得的资本。
要成就大业、要轰轰烈烈地活一辈子，靠的就是这个。
诚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良好的家庭背景，绝大部分人没有生来嘴里就含着玉的命；但是古来的成大业者，草根的比例还少吗？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彼可取而代之！”
——“大丈夫当如此也！”
这不都是古人的草根宣言吗？
起跑线不平等，不是无所作为的借口。没有志气，才是贻误一生的致命伤。
英国《人格》杂志的刊首发言人费昂格利，曾提出过一个基本观点——个性是有益于人类族群遗传和发展的隐性基因。
他做了个形象的比喻说：人要向大蒜、生姜、洋葱、韭菜这类个性饱满、气味强烈的蔬菜学习。
说得好！
人，可以残缺，但不能平庸。
所有的失败者、落伍者，都不是因为运气不好所致，而是因为没有远大志向的结果。
如今的世俗衡量标准，已经把成功与否的标准变得非常简单了，因此成功应该就是一件并不复杂的事。
——赚钱，要赚很多的钱！
坚持数十年如一日，难道还不能达到一个起码的高度？
古人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所以，人生的标杆要竖得很高才行，才能确保你的努力能获得一点像样的成果。
所有的失败者，都是因为在人生某个阶段满足于嗟来之食，满足于小富即安，等到时代大潮冲走了一道脆弱的屏障之后，他们就只剩下了衰老和惶恐。
从头再来？
还有时间吗？还有勇气吗？
晚了！
中国古人的智慧，是埋在沙里的金子，被人抛弃的多，被人捡起来的少。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真谛之中，有一句，应是所有职场年轻人的座右铭——“穷则思变。”
这里的“穷”，是“穷途末路”的意思，但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没钱”。
穷困，就是动力。
穷困，就是契机。
穷困，就是点燃生命的导火索。
你几十年的人生，是满载而归还是两手空空，就在于这穷困是否深深地刺激了你。
因为穷困，你没有尊严！因为穷困，你没有自由！因为穷困，你连求偶的需求都实现不了！你难道还不想奋起吗？
常看见有一种文人的清谈文章，说我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为滚滚红尘所惑；说我过的是悠闲晒太阳的渔夫生活。
这种精神自慰，和阿Q有什么不同？
不为五斗米折腰，难道可以吃空气、喝西北风吗？
这种教人懒惰、教人自甘平庸、教人往低处走的文章，不管拉来庄子还是老子作虎皮，其实就是三个字：我无能。
因此，你不要相信他们。
记住了：黄金屋，你可以有；颜如玉，你也可以有；但是，假如你没有信心和智慧，你就什么都不可能有。
智慧是可以学到手的，信心要靠你自己来建立。
我们已经不是封建士大夫时代了，想悠游林下，没有千万家产，行吗？
所有那些写出“我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当代文人，哪一个不是牢骚满腹？哪一个不是内心充满屈辱？哪一个不是任人喝斥、诚惶诚恐？
他们能是现代陶渊明吗？
所以，所有的青年，都应该明白：赚钱的路数和技巧很多，你们只要肯学习，就能有所掌握。你们所缺的，就是一个决心：“彼可取而代之！”
当初的青年项羽，比你们多些什么吗？一点也不多。
他能起于草根，你们就也能。
——信不信由你！
下面，我们还是接着向古人学习吧。
明朝为现代商业格局打下了底子
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除刘邦、朱元璋出身低微之外，几乎都是贵族出身。即使刘邦，也是基层小官，算是体制内的。而以农民身份当上开国皇帝的，只有一个朱元璋。
朱元璋可称是历史上唯一的农民皇帝。
他是农民起义拥戴出来的皇帝，而不是一般的改朝换代。
朱元璋坐了龙椅以后，也基本上是一位好皇帝。他之所以勤于问政，绝非因为像杨坚、李世民那样要以政绩来洗刷篡位之嫌。
他是没忘本，没忘“阶级苦”。
朱元璋登基后，在赋税方面，做了两件利民利国的大好事，一是清理户口，二是丈量土地。
这都是为了收税公平，减轻百姓负担。
朱皇帝把全国人民分为三大类：民籍、军籍、匠籍，清查得十分严格。把人口数目调查清楚后，就登记造册。这叫作“黄册”，作为税收和服劳役的依据。
人口查清楚了有什么好处？可以防止豪强大户隐瞒奴仆户口，偷税漏税。
丈量土地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土地查清后，就绘制“鱼鳞图册”（地图），作为收缴田赋的依据，这是为了防止大户人家隐瞒土地而漏税。
豪强大户没法逃税了，普通百姓的赋税负担也就相应减轻。
所以，我们未可小瞧朱元璋这位皇帝的“人民性”。
不过朱元璋也并不仇恨商人，沈万三只是一个特例。明朝对商人实行的是轻税制，商税三十取一，也就是3.3%的税率。这不用多说，轻税就是为了鼓励经商。
朱元璋善待人民，人民自然安也就反哺国家。我前面说过，华夏民族只要给它安宁，它就会创造出经济奇迹来。
明初制定的宽松政策，虽然后来有所变质，赋税逐年加重，但毕竟给了人民一个喘息、恢复的时间。这样，经历200年后，明朝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呈现出繁荣发达之势。
特别是张居正推广的“一条鞭法”，对商业繁荣的推动更大。
所谓一条鞭法，简单地说，就是将部分劳役摊入田亩，田地多的人家要多服劳役，这就避免了富人往往不服劳役的弊病。
而劳役和赋税都可以折成银两，富人可以“出钱代役”，也就是交钱给政府，由政府雇人服劳役，不必自己去干活。
这个政策，目的是照顾弱势群体，但是惠及了所有的人。
它有两大好处：一是，几乎解脱了所有人的劳役负担，让人们有充足时间打理自己的事；二是折银上缴役赋以后，民间对银子的需求量猛增，因而大大刺激了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
到明朝中期，商人的能量已经不得了，开始出现了大型的商业资本集团。这就是咱们现在津津乐道的徽商。
徽商的大本营在徽州（别名新安）。他们人数众多，资本雄厚，分布在各地，被称为“新安大贾”，算是旧社会里的一股新兴势力吧。
明代有一本书叫《五杂俎》，里面记载，徽商中的富豪人家，家藏白银有至百万两的，其余家有二三十万两的，不过是中等商人。
徽商经营的项目，首推盐业，其次是布匹，还有茶叶、木材和粮食。他们也热衷于开典当铺，徽商的典当铺那时遍布全国，尤以江浙最为密集。
与徽商并肩而立的，是晋商，也就是电视剧《乔家大院》里演绎的那一支。长江以北，基本是山西商人的天下。现在有人评说，晋商，堪与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并列为“世界三大商帮”，这地位就更不得了啦。
山西商人中，最牛的当属盐商。因为明朝要加强西北边防，需要储备粮食，所以规定谁给政府粮食，政府就给谁盐。
盐，历来是国家专营的，弄到了盐，就等于发了大财。山西盐商就这样抓住了机会，背靠政府贩运食盐，一飞冲天，成了北方的商业霸主。
晋商不仅富甲天下，且讲诚信也是远近闻名的。他们经常合伙经商，参与者都叫“伙计”，由其中一人出资，众人共同经营，按贡献分红。彼此虽没有誓书协议，但无一人藏有私心。
如此，拿不起本钱经商的人，生计也就有了保障。而富者也不当守财奴，所获钱财都平分给众伙计。信用，成了他们的“第二资本”。
其他的江南商人、闽商、粤商、吴商、陕商，也都各显其能。这些地域商业集团，还在各地开设了本省的“会馆”，也就是商业联络站，组织起各色各样的商帮。
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是北京和南京。要发大财，就要到这两个地方发展。
其他如杭州、汉口、广州、济南等，也都是商业大都会。
那时外贸港口有广州、福州、宁波；长江及运河商埠有武昌、汉阳、荆州、天津、淮安等，水陆商路四通八达。
江南一带因为手工业发达（丝绸、瓷器、棉纺、造纸），所以富甲天下，甚至那儿的人至今都还活得很滋润。
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就这样蓬勃生长出来了，互相勾连，枝繁叶茂。
我们今天的商业都市布局、城市规模和市民生活模式，无不留有明朝盛世的痕迹——老底子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
所以，不了解明朝的那些事儿，行吗？
大明王朝玩不转一张小小的纸币
谁也想不到，在历代王朝对货币已经玩得很娴熟的年代，大明王朝的货币，却是扭扭摆摆，总是不顺，走了一个“铜钱——钞币——银锭”的曲线。
朱元璋在应天府（南京）准备做皇帝的时候，不知他是怎么想的，采用的货币是古老的铜钱。当时准备以“大中”为年号，所以铸了一批“大中通宝”
到了后来，年号正式定为“洪武”，于是户部的铸币厂（宝源局）与各地的铸币厂（宝泉局）又铸了“洪武通宝”。
这批开国的铜钱，币值都很足，价值有当一、当二、当三、当五、当十五等。
从明朝开始，官方把本朝的钱称作“制钱”，清朝后来也沿袭了这一叫法。
明朝人还习惯把“贯”叫作“吊”，一吊钱、两吊钱的说法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按当时规定，400文为一贯，5贯为一锭。
关于朱元璋铸钱，还有一则奇闻，不得不提。
历朝历代所铸的铜钱里，有一种并不用于流通的钱，叫作“花钱”，就是民间所用的压岁钱、洗儿钱和庆寿钱。
这些钱之所以叫花钱，是因为它们都铸有图案。而正式流通的钱除星月标志外，很少是有带图案的。
朱元璋铸了洪武通宝后，不知从何时起，民间忽然冒出来一种洪武通宝的花钱。这种钱，钱背上有图案，是一个牧童坐在牛背上吹笛。
怪了！这是何意？是哪一家铸币厂铸的？
原来，这是民间人士弄出来跟朱元璋开玩笑的。
朱元璋幼年时的名字，叫作“朱重八”。他幼时家境贫寒，靠给地主放牛谋生。当年乡里乡亲的都唤他“放牛重八”。
以他这样卑微的身份，登上大宝，坐了普天之下第一人，民间有些旧贵族和知识分子当然要心生不满。
他坐稳了龙椅后，为了给儿孙顺利接班扫清障碍，又疑神疑鬼，滥杀功臣，这就更加深了民间对他的成见。于是有人就偷偷铸了这种钱币，揭他的老底。
此钱一出，大家心领神会，照用不误，都把这钱叫作“放牛重八”。
朱元璋得到报告，大怒，在全国进行了一次严打，将“放牛钱”统统清缴销毁，又抓到了铸钱的人，砍了脑袋解恨。
到现在，仍有少量的“放牛重八”留存于世，当然属于稀世珍品了。
朱元璋在货币上搞复辟，大概是想表示自己是汉唐正统，可是，铜钱的萎缩是有内在规律的，并不以意识形态为转移。铸钱铸了一段时间后，朝廷就发现成本太高，太不划算。因此朱元璋明白了：还得向宋、金、元学习，发行纸币。
洪武七年（1374），明中央政府正式设立宝钞司，次年初，就印出了“大明宝钞”。面值为一百文至五百文、还有一贯等几种。其中一贯的纸张面积最大，是中国有史以来面积最大的钞票。
古代的钞票文字是竖写的，一贯的大明宝钞高有320毫米、宽有210毫米，简直是一张小报了。
宝钞发行以后，朝廷的决心挺大，全力维护宝钞的权威地位，禁止用金银和其他商品作为货币；只保留铜钱，仍可流通。后来又铸了小平钱，凡一百文以下的交易，都用小平钱。
到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见条件成熟，就下令所有铜钱都禁用，实行单一货币制，只许用纸币。
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是明政府在货币政策上却有一大失误。
古代的纸币和现在一样，用多了就可能被磨损，当时称为“昏烂钞”。为了处理这些残损纸币，就得允许以旧换新，因此朝廷推出了“倒钞法”，由宝钞库负责对民间调换。
那时在民间有约定：嘎嘎新的钞票价值最高，比旧钞更有购买力。
这样，以旧钞平价换新钞，就有了差价空间。
投机人士又开始钻空子了。
当时出台的换钞法规定，一定要钞票面值字样模糊了才能换新的。投机人士就故意把半旧的钞票揉烂，拿去兑新钞以图利。搞得政府没办法，最终只得把京城和各地的宝钞库全部撤销。
从此以后，旧钞便没有了回收渠道，新旧钞在民间价值截然不同。各地税务官员也不傻，他们看出了这其中的“商机”——收税时故意只收新钞，然后用另外的旧钞上交，新钞留着自己用。
就一个换旧钞，官和民都发现了里面有油水。朝廷当然也发现了这里面的猫腻，但屡禁不止，也就只好随他去。
看来，大明王朝的纸币管理手段，比元朝的水平要差得很多，不光是旧钞回笼有各地税务官员作梗，新钞发行也不设限额，没过多少年，大明宝钞的价值就出现大跳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也就是宝钞发行15年后，原本值400文的一贯宝钞，就贬到了250文，四年后更跌至160文。
到洪武三十年（1397），也就是朱元璋咽气的前一年，宝钞贬值为当初发行时的十分之一。
这基本就是废纸，用这样的货币已无法给商品标价，杭州等地的百姓干脆就用金银标价，私下里偷偷用金银交易。
朱元璋固然是个好皇帝，但好皇帝并不代表他一切都高明。他的纸币政策，看来是完全失败了，大明的货币在他还没死的时候，就连基本的信用都没有了。
等到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才开始处理这一棘手问题，采取了各种方法来回笼纸币。
一是买一斤盐规定要用一贯钞。由于盐是官营，老百姓一天也离不开盐，借此可以回笼大批纸币。
二是纳税与罚款都要求使用宝钞。
三是提高市场的店铺税、摊位税标准。
这样，大批纸币得以回笼，政府就可以毁掉其中的残损钞票了。
这个增税的新政策，力度非常大，各地的店铺摊位税一下就增加了5倍。后来政府又陆续开征了菜园税、果树税、库房存货税、车船出入税等，并且在水路交通要道设立“钞关”，专门对商船征税。
这叫为除一弊，又生一弊。货币回笼是好事，但它是以增加百姓税负为前提的，这就是坑人了，害得商民叫苦连天。
这一剂猛药下去，大明宝钞的价值虽然有所回升，但是升幅也很有限。为什么呢？因为政府为了增加财政开支，仍在滥发纸币。
总之，这一进一出，都是在搜刮老百姓。百姓心里能没数吗——如今的皇帝再也不是人民的了。
在明朝的钱币史上，还有一件有趣的事：虽然铜钱已经禁用了，但永乐、洪熙、宣德三朝仍然铸了钱。只不过这钱不对国内使用，而仅仅用于外贸，由宦官携带到外蕃和边境去买马，每年都要用去几千万文。
新铸的铜钱还有一个用处，就是赏赐给日本。当时日本是幕府时期，对明朝俯首称臣，经常派使者来请求赐给铜钱。他们从明朝拿回去铜钱，就在日本当作自己的正式货币进行流通。
——这些倭人，还真是能想懒办法。
世上唯有银子好
这两年，网络名人“当年明月”搞了一次明史普及活动，影响所及，相信我国的妇孺老幼对明史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不知大家还记得不？明朝有一个皇帝，曾率50万大军贸然深入险地，结果被瓦剌人围困在土木堡，做了俘虏。这位史上的最大玩家，就是明朝的第六个皇帝明英宗。
明英宗后来被瓦剌放回，但是一时却恢复不了皇帝身份，因为他弟弟已经接了他的班。他只能担着一个“太上皇”的虚名，被幽禁整整7年。后来有人趁他弟弟病重，发动政变，拥立他重新做了皇帝。
这位明英宗在货币上有一项重大改革，就是让白银成了合法货币。他规定，各级政府的所有财政收支，一律用银；所有税收也“一切征银”。
他儿子明宪宗继位后，又放开了用钱。从此，明朝就形成了“大宗流通用银、小额买卖用钱”的格局。
没经过五代皇帝，钞票在明朝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古代话本，有很多是明朝人写的。一般在写到书中人物用钱的情况时，都写成“摸出一锭银子”“抓了一把碎银”。即使写的是宋人、元人，也都如此，这就是货币演变史的痕迹。明朝后半期的人，对钞票已经没有概念了。
明朝银锭的重量，有不同等级，其中最大的为50两一锭，也叫“元宝”。造型很漂亮，两头上翘，犹如双翅。小银锭一般叫作“银锞”“锞儿”，零碎的银子叫“碎银”“零碎纹银”，这些词汇在明代中都很常见。
银子零碎，各地官府在上缴国税的时候，就容易作弊，往往以小充大。到明朝中期的嘉靖年间，有户部尚书建议，要求各州府县上缴银子一定要铸成标准银锭，并刻下年月和官吏、工匠的姓名。
钱币史也有大轮回。现在，历史又倒退回金属货币时代了。
因为白银是称量货币，所以在使用时要看成色、称重量。
把银锭正式称为“纹银”，就是在明英宗时代。此外还有“雪花银”“细丝”“松纹”“足纹”等术语，也都是明朝人发明的。
“纹”就是指成色，“足纹”，就是成色较足。
那时候，也有假银子。假银子在刚投入使用时，比较好分辨，但使用的时间长了，外观上就与真银无异，这令当局很头疼。
由于白银成了明朝的主要货币，海外的白银也开始源源不断流入中国。
明代中后期适度放开了海禁，葡萄牙商人与荷兰商人就从欧洲带来了大量白银，西班牙人也从美洲带来了大量白银。此外日本也是白银产地，也有渠道流入中国。
明朝在当时是世界第一大国，物产丰富，商品齐全，各国都乐于跟明朝做贸易。因此白银的流入数量相当惊人。据说仅晚明的77年间，从上述各国流入中国的白银就有3亿两之多。
明朝，成了让全世界瞩目的“白银帝国”。
不过我们要弄清楚：从欧美流入的白银，可不是银锭，外国没有那种工艺品，外国来的银子全都是西班牙、荷兰等国的银元。
那时有不少葡萄牙、西班牙商人来到澳门，专与中国内地做生意，可是那时的明朝是自然经济，老百姓用不着多少洋货，而欧洲又急需大量的中国茶叶、生丝和瓷器。
干瞪眼吧——外商没办法和中国人以货易货。
中国人只认外国的银元，欧洲商人只好运来大量银元，作为购货用的货币。
在长期的对外贸易中，中国是占尽了贸易顺差的便宜，欧洲银元成了廉价商品，汹涌澎湃地流入中国，甚至导致明朝出现了通货膨胀。明朝前期，米价一石还不到1两白银，而到了晚期的崇祯年间，米价已经上涨为一石要5两银子了。
那时外国的银元，币形统一，不用称量，不易伪造，深受明朝人欢迎，先后流入中国境内的有十几种。其中在中国使用时间最长的，有西班牙的“本洋”、墨西哥的“鹰洋”和日本的“龙洋”。
西班牙本洋，实际上是墨西哥的银元，因为墨西哥当时是西班牙的殖民地，所以本洋的背面铸有西班牙皇帝像，人们就误以为它是西班牙银元。
西班牙本洋的成色在九成以上，人们用起来放心，所以明朝乃至后来的清朝，本洋在全国都可以流通。
明代采用了用银本位货币，对后世的观念影响甚大。有不少的现代人以为，所有古代人都是用银子买东西的。至今也还有人把钱、工资、存款等，都戏称为“银子”。
今天在民间象征财富的艺术形象，一般也都用金银锭，造型和明代的一模一样。
明朝的那些事儿，就这样深刻地影响到今天。
除了货币，明朝的宫廷还用金银制作成金银钱、金银豆和金银豆叶，是用于节庆赏赐的。
明朝官员的贿赂和贮藏财富，也都使用金银。孝宗时代，有个大宦官李广畏罪自杀，从他家里抄出了一本纳贿登记簿，里面写着某人某日孝敬“黄米若干”“白米若干”，就是指的黄金、白银。
武宗时有个大宦官刘瑾被杀，抄家抄出来黄金1200万两，白银2.5亿两，创了世界千年记录。
明末清初，有人对社会上的银子拜物教现象深恶痛绝，说银子这东西“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但是神通大了——“走死天下者，唯银也。”（王夫之《读通鉴论》）
“走死天下”，就是驱使天下人奔忙到死！
所论何其深刻！
人们被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所奴役却不自知，碌碌一生，所为者何？
问上苍：我们何日才能解脱这种魔力？
怕是千年之内，没有答案！
礼崩乐坏之时，盗亦无道了
明朝的货币，银子唱主角，纸币成了废纸，铜钱在成化元年（1465）以后，也有了一席之地。
允许使用铜钱之后，除立国初的洪武通宝之外，对前代旧铜钱也不禁止，只禁用私铸的小薄伪钱。不过，前朝旧钱在使用时要减值，二当一用。
当时并没有立刻铸新钱，一直到中后期的嘉靖年间才开始铸“嘉靖通宝”。
嘉靖皇帝雄心勃勃，下令民间只许用好钱，禁止用劣钱。也就是只许用新的嘉靖通宝和正规的洪武通宝。这个政策看来好，但是有个问题容易被我们忽略，这就是：只许用好钱，实际上等于剥夺了民间的一部分财富。
民间人士当然不服。
在都城北京的民间，就有人暗中与朝廷较量，纷纷关闭了钱市，致使铜钱不能兑换，流通量严重不足，结果导致物价飞涨。
嘉靖皇帝没有办法，只得放开禁令，旧钱用就用吧，但是规定嘉靖通宝要比洪武通宝价格高一倍。
从他以后，各代皇帝在位时铸的钱，都要比前一代皇帝的钱价值高出一倍。一代一代地递增，就等于悄悄地在搞通货膨胀。
另一方面，民间的盗铸，也盗出了新花样。
明朝继元朝之后，社会道德水准也是在往下走，盗铸分子连起码的工序都不耐烦完成，把铅片、铁片剪成圆圈，就当钱用，连铸造的工夫都省下了。
继嘉靖以后的几个皇帝，都铸了年号钱。从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到崇祯，各自都有通宝钱。
其中的万历通宝较有特色。万历钱是仿嘉靖钱制式，有“金背”“火漆”“镟边”三种。
金背，是钱背涂有铜粉，似金，因此民间就有了这个俗称。
火漆，是用火将钱背熏成黑色。
镟边，是钱边都特别加工镟磨过，非常圆润。
至于“天启通宝”，还闹出了一个笑话。
就在元朝末年闹起义的时候，红巾军的的领袖徐寿辉在江西铸过一种“天启通宝”，在他的根据地和其他义军的管辖区都流通过。那时朱元璋参加的队伍，也是红巾军系统，所以留下了一批那时的“天启通宝”，后来就存在他自己的皇库里，久而久之，就给忘了。
200多年后，熹宗朱由校登极，要拟定年号并铸钱，恰好这时有人在皇库里发现了徐寿辉的“天启通宝”，便向上报告。
朱由校问大臣：这是哪一朝的钱？大臣们孤陋寡闻，拿着这些锈迹斑斑的老钱，都不知道来历。查遍了史籍，也毫无线索。
这件怪事，闹得朱由校晕晕乎乎。他小时候有个乳母叫客氏，一直伺候着他到现在，跟他关系非同一般。客氏听说此事，几句话就解开了小皇帝的心结。
她说，此钱是天降吉兆，预示钱币源源不断，是上天启动钱源。
朱由校闻听大喜，当下就决定把新年号叫作“天启”，铸了天启钱。不过，小皇帝的这个天启钱，与徐寿辉的那个，在“启”字和“宝”字上有明显的不同。
明朝中期以后的小额交易，用的都是铜钱，所以政府铸铜钱还是有利可图的。
那时候朝廷在各省都设立了钱局，铸钱给本省使用。只是各省的钱局，没有中央政府那么高的觉悟，铸钱纯粹就是图利，为了省原料，铸出的铜钱往往质量极劣。
官钱如此，民间盗铸的就更加不堪了，钱薄得一碰就碎。文字轮廓都模模糊糊，拿在手里只勉强看得出有个钱形而已。
崇祯十二年（1639），内外战事吃紧，朝廷需用大量的钱，但是税赋已经很重，再加税已无可能，于是就在铸钱上打主意。
铸钱原料不够，崇祯皇帝就下令把内库所收藏的古代铜器都拿出来，交给宝源局铸钱。但就这样也不够，只好大量掺杂铅砂，铸出的钱极薄，百文摞在一起还不到一寸高，掷地即破碎。
崇祯通宝的品类很多，钱背的文字也多达十几种。其中有一种，是背面铸了奔马图案的“花钱”，俗称“跑马崇祯”。这个钱不大像是官铸的，很可能也是私铸的。
此钱一出，民间大哗，有人还编出了“一马乱、灭天下”的童谣，广为流传。后世有人附会说：“一马”就是指兵部侍郎马士英，因为他一贯排斥异己，不是个好东西。
也有人说，那是指李闯王。“闯”字，不就是一马破门吗？
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命中的克星的确就是李闯王。
崇祯即位后，因财政吃紧，做了一个裁撤驿卒的轻率决策，让米脂汉子李自成下了岗。从此，这莽汉就加入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大潮中，最终把崇祯皇帝送上了西天。
其实崇祯一朝的阶级压迫，还不算最甚，起码比万历末年要好，而经济问题才是亡国的导火索。只不过历史学家在总经经验时，都不大从这个角度谈而已。
接下来，天下大乱，又是一个轮回。眼前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要推翻前一个农民起义建立的王朝了。农民领袖们都有问鼎中原的志向，李自成铸了“永昌通宝”，张献忠铸了“大顺通宝”，后来的孙可望跑到云南，也铸了“兴朝通宝”。
明朝终于在起义军围困北京城的隆隆炮声中灭亡了。
明亡后，清军入关，江南、闽、桂都有过昙花一现的南明小朝廷，其中福王铸了“弘光通宝”，鲁王铸了“大明通宝”，唐王铸了“隆武通宝”，桂王铸了“永历通宝”，使用寿命当然都不可能长。
“燕子楼头蝴蝶梦，桃花扇底竹枝歌。”明朝一切的繁盛，都随着秦淮河水流走了。
唯留下几个金陵名妓的韵事，稍稍能让人记住曾有一个王朝叫作“明”。
今天，若在秦淮临河人家推窗看，当年明月仍在。
不过还是叫人感叹——兴衰成败，何其速也！
明朝在惠民政策上可打最高分
在出版界掀起“明朝热”之前，可能有很多人对明朝的印象不太好——皇帝多半不像样子，又打大臣的屁股（廷杖），还有如狼似虎的东厂、锦衣卫，简直是太黑暗了！
这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而从民众的角度看，你会有新的发现。
明朝，是历代“封建王朝”中对赈贷工作最重视的一个朝代。我们要是不研究金融史，就不知道这一点。
赈贷的意义就是扶助弱势群体，是民本思想最具体的实践。大概朱元璋是贫苦农民出身的缘故，所以明朝始终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
朱元璋尝过饿肚子的滋味，对穷人也就特别怜悯。他在位时，两次下令，凡是遇到饥荒年景，各地政府要先开仓赈灾，后向朝廷打报告，可以先斩后奏。
老皇帝知道“一天不吃饿得慌”，也知道官僚机构办事磨蹭，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措施。否则，没有朝廷发话，擅自开仓放粮，那是要论罪的。
由于救荒是一项例外工作，不能预先打入预算，因此用于赈灾的钱粮要有个来处。明朝的办法是，允许犯罪者交钱赎罪，也鼓励富户出钱赈灾，出得多的可以赐给官员身份。比如捐120石米或者150两银子，就赏给一个正七品的荣衔。
在明朝，动员富户出钱赈灾，是一项制度性的工作，舆论与行政动员双管齐下，这叫“劝借”。全社会大造出钱光荣的氛围，不由你富人不拿出钱来。
当然政府也不是强抢，而是让你灾年拿出粮食贷给穷人，丰年时再由政府出面，让借方还给你。这等于借钱，借钱就要支付利息，明朝在这方面的制度设计很绝妙，就是免去富户人家的劳役作为利息，借钱粮的穷人就不必向富户支付利息了。
借贷双方的合同，由官府出具，这就有了可靠的保障。
史书记载，从朱元璋时期起，富人参加赈贷就成为“常制”。
在古人那里，是非，情理，就是如此简单。没有哪个富人以“自由权利”为由，抗议政府强迫赈灾。
赈灾的粮食是需要提前储存的，明朝设置了专门的预备仓，每个县四处，由民间有德望的老年人管理。不过到了宣德年间，这个预备仓制度就开始废弛，虽经几次整顿，到万历年间还是名存实亡了。
废弛的原因是，预备仓的粮食来源，是需要下功夫去动员的；发放赈贷粮，是需要做大量调查核实工作的，都很麻烦，县官们懒得做。久而久之，预备仓的粮食就不进也不出，只放在那儿让鼠雀去消耗了。
农民皇帝制定的为农民着想的政策，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里，就这么给“消化”掉了。
百姓不决定县官的命运，所以县官也就不关心百姓的命运——封建社会的“不民主”，其实质用这一句话就全概括了。
基层阳奉阴违，中央还是有心把事情做好的。预备仓制度废坏以后，明朝中央对这方面的工作并未放弃，而是不断在修补，陆续又设立了“济农仓”“义仓”“两利仓”和民间的“乡会仓”，作为备荒粮仓。
赈贷方法也有所改进，储备粮食不再像过去那样封起来不动，任其损耗，而是经常收放循环。对贫民的情况事先做好摸底工作，分出“极贫”“次贫”等级，遇到灾年，就按名册发放，避免临时拥挤到一起、难以甄别。
虽然是磕磕绊绊的，但这些事情还是一直在做，这就相当难得了！
明朝的济农仓等设施，有的到了清初还在用，有的甚至一直到咸丰年间还在用。
明朝皇帝最爱民，这很出乎我们的意料，不过一想到朱元璋，就会觉得这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明朝对于借债利率，有法律的规定：凡放债或典当，月利率不得超过3分，利息积累到相当于本金，就不得再计利息。
同时还规定官员不得在自己管辖单位内放债，防止主管官员变相敛财。
豪强人家借钱给穷苦人家，若借债人还不起，不许未经告官就强夺借债人财产，或者抢夺人家妻女抵债（保护真正的杨白劳）。
朱元璋还对高级官员和王公贵族有特别限制，不许四品以上高官和皇亲放债，合法放债也不行，就怕他们以势压人。
由于明朝在借债问题上管理比较规范，所以很多资本金不足的商人都有机会借到周转资金，大部分商人的资本有十分之七八都是借来的。
——正因为利率较低，商人才敢于大规模借债做生意，这是两全其美的事。
明朝有好政策，放债促进了经济繁荣，这是积极的一面。
但是，政策毕竟是政策，再好的政策法规也要看人怎么执行。明朝民间的放债情况，并不都是温情脉脉的，弱势群体永远是被欺负的一群。
当时一般的豪强，放债一年，都是要收回一倍利的。借债人若还不出，豪强就霸占人家妻女，强抢人家田产。正统年间有地方官禀报说，这种情况“官府莫敢指叱，小民无由控诉。”
官府为什么不敢制止？
人家背后有更强的势力！
豪强们针对穷人放债，是专往软肋处下手。农村的就趁稻谷将熟未熟、穷人断粮之际放债，城里的就趁贫民纳税的时候放债——不怕你不借。利率最高的，竟有五倍之多。
那时候四川松潘的老百姓很穷，山西、陕西的富商就带着粮食前去放债，利率二三倍，而且专挑官府放粮（赈贷）的前几个月借出。穷人们考虑到届时可用官府贷给的粮食偿还，所以忍痛也只得借。
可是官府的粮食也不是白拿的，到期不仅要还本，还有一倍至一倍半的利息。所以凡是借了债的贫民，不闹到倾家荡产的很少见。
最要命的是“驴打滚”的债，也就是复利计算，利上生利。在云南，常年有一批从江西和浙江过来的高利贷专业户，大约有5万人分布在全省，专放驴打滚的债。他们做这个做上了瘾，甚至有二三十年不回乡的。
穷人为什么要借钱，难道他们连基本的生计都保证不了吗？不是，是政府的赋役太重。那时候运输军粮，是作为劳役摊派到民间的，不花钱根本完成不了任务，老百姓被官府逼迫，就只能借钱。
高利贷者则趁火打劫，放债的时候欺负贫民，多写借款金额的也有，预扣利息的也有。往往借出100两银子，不到两年就能收回十几倍的利。
——这就是“旧社会”。
这一连串冷冰冰的数字，无疑是盛世背后的血泪。明朝有光明面，也有这样的阴暗面，大家都不必装糊涂。
在明朝，也有所谓的“京债”，就是候选官员在赴任前借债，到任后搜刮地方财富来还债。法律虽然禁止，但实际上禁不了。各省地方官进京朝见皇上，也要借债来打点朝中权贵，回任后再以官库的钱还债，这也属京债。
因为明朝常常拖欠京师中下级军官的工资，所以还有一种放债叫“揭俸钱”。军队中的小官到了该发工资的日子领不到钱，家里吃穿用度没了着落，京师富商就借钱给他们用，这就是揭俸钱。
一个朝代好不好，要全面地来看。既要看到大全景，也要用放大镜来看。旧社会之所以黑暗，就因为有放大镜下的这些丑陋。
皇帝坐在金銮殿上向外张望，满目都是金碧辉煌，心想老百姓应该感恩才是。他也想不到要用放大镜去看什么东西。
明朝也有金融业“大忽悠”
明朝也有质库，不过这时候就叫作当铺了，简称“典”或“当”。
当铺全部私营，公家不涉及这一领域。寺庙似乎也不再插一手，佛门清净地，到明朝才算清净下来。
在明朝开当铺，是一个商人资产雄厚的标志。高官也允许开当铺，有开得多的，一家就开了100多个分店。晚明的名流王世贞，家里就开有多处当铺，年利润在30万两银以上。
徽商和闽商，都是开当铺的主力军。明朝时在北京城里有当铺500多家，大多为徽商和闽商的产业。
到万历年间，有人统计过，全国当铺计有几十万家，是明朝最主要的金融机构。
开当铺为什么能显示身价，因为需要的本钱比较多，大的当铺起码要本钱万两，中等的几千两，最小的也需1000两银子。
明朝当铺的利息，最高是三分。当时闽商势力弱一些，本钱少，所以取利都是三分，徽商财大气粗，典当取利有一分、二分、三分不等。两年不赎取，店家就有权卖掉当物。
这一行也有行规，那就是公开盘剥客户。凡是新衣，都写成“破旧”，凡是赤金，都写成“淡金”，以后万一打官司，店家都会占便宜。有的付给人家银子，每一两要轻三四分；收取人家的赎金，每一辆要多收三四分。人家月末来当，也计为一整月利息；人家十五来赎，也要收取一整月利息。
有的当铺还兼做吸纳存款的生意，或者从事货币兑换业务。因为兑换不同的钱可以从中取利，所以某些当铺老板就经常派人在街头散布谣言，辗转忽悠，说某某钱要盛行了，某某钱要禁止了。
市民轻信小道消息，纷纷购进某钱，抛出某钱。当铺正中下怀，马上贵卖贱收——这手段跟现在操纵股市的手法一模一样。几个来回，当铺就能赚个盆满钵满。
现在有的庄家勾结无良股评家忽悠股民，大概就是跟明朝人学的。
开当铺是个高利润行当，但很奇怪，明朝有好长时间是不对当铺收税的。到了万历年间，才有人建议对当铺征税，并付诸实施。
从正德年间起，明朝还产生了一种新的金融机构，就是“钱铺”。
主要业务是经营货币兑换，后来也连带做粮食买卖，因此又叫“钱米铺”。
钱铺的实力，远不如当铺，只不过在换钱的时候，收一点手续费。政府方面倒是很支持这个行当。因为钱铺解决了老百姓换钱难的问题，促进了流通。
到了明末，又出了一种“钱桌”，也就是临时兑换点。“以一椅一桌列于街上，置钱于桌，以待人换”。
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广州、深圳、海口的中国银行门前，都有一些头戴斗笠的妇女私下兑换外币，这就是当代的钱桌了。
崇祯末年，铜钱贬值，一两银子能换2000多文铜钱。朝廷为制止铜钱继续贬值，下了严厉的禁令：凡是钱桌主人用一两银子兑换601文以上者，立刻斩首。
钱桌主人没有谁愿意玩命，但是钱还是要按市价来兑换的。怎么办？有办法。
老百姓是聪明的。办法如下：
有客户来，交给钱桌一两银子，钱桌主人就给兑换600文铜钱，完全合法。等客户一离开，主人就偷偷在桌子下面放好应付的余钱，然后走开。兑换者这时再过来，弯腰从桌子底下把钱取走。
——要是万一被官府人员抓住，说我违法兑换，则查无实据。大不了是客户偷拿了我1400多文钱而已。
“卑贱者最聪明”啊，千真万确！
明朝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期，“资本”的势力越来越大，相应的金融手段也就越来越多，有几种新的信用凭证就在此时诞生。
其实早在唐代出现的“飞钱”，就是一种信用凭证，它的作用，是解决铜钱不好携带到异地的难题。到了宋元，纸币成了货币主角，不存在携带不便的问题，因此“飞钱”也就消亡了。
现在明朝发行纸币失败，又是银钱并用，异地携带不便的问题又出来了。于是汇兑又再次兴起。
明朝的信用凭证，首推“会票”，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汇票，是异地汇款凭证。
明朝承担汇兑业务的，是富商之家，通过异地联号店铺来完成汇兑。
嘉靖年间有名的宰相徐阶，本是清贫书生出身，做了大官后，政治上还比较正直，但他十分精于敛财，家里开了很多商铺。他家的商铺，就承揽汇兑业务。
此外还有“银票”和“钱票”，都是取款凭证。
如果你在当铺、钱铺存了钱，店主就会给你一张银票或钱票，你任何时候都可在这里取到银子或钱。
钱铺和当铺的存钱业务，就是后来“钱庄”的萌芽，即“中国式银行”的萌芽。
会票、银票和钱票都是有价证券，等于有了价值，于是也可以转让和支付，成了特殊的纸币。
中国历史上唯一由农民建立起来的王朝——明朝的那些事儿，讲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
其实明朝跟宋朝比，优点很多：内阁制对皇权起到了有效的制衡，舆论监督（言官）也很厉害；皇帝的荒唐还没导致亡国之祸；头200多年基本没有外患；前期也没出过宋江、方腊那样的民间起义。
它的政治经济体制，总体上说是稳定有序的。
明朝后来亡于农民起义，导火索并不是阶级压迫，而主要是经济原因——皇族白吃的人数逐年增多，官员群体过于庞大，对外战争和边境战争耗尽了家底，最终只能把财政危机转嫁给老百姓，开始额外征税，终于激起了农民大起义。
“吃他娘，喝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
一个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大国，就这么被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农民给唱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