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简单到连小学生都懂
读我的这篇草根货币史读到现在，相信大家对钱，都读出一点感情来了。钱这东西，是很好，很可爱——要不是它带来的烦恼那么多的话。
一般来说，钱带给我们来的烦恼，分为两种。
一种是“我爱她，她不爱我”，弄不到钱，手上一分钱的余钱都没有。
也许有的读者，个人账户上的存款从来就没超过3000元，不仅是“月光族”，还可能是“啃老族”。
所谓赤贫者，就是这种。
其实这个状态并不可怕，毕竟还没有到要饿死的程度，只是没有存款而已。该吃的能吃上，该喝的能喝上，只要不想吃天鹅肉、不得大病，是不会有太大痛苦的。
另一种烦恼比较讨厌，就是手里有那么一点点钱，以万为单位吧，但是不多。一部车，勉强能买下；一套房，或许就买不下来。
账号上数字的后面，排着几个“0”，像是在哭，也像是在笑，更像是在干瞪眼！
环顾四周，真正的富人正在挥金如土——高尔夫已经不算啥了，马术俱乐部也不稀奇，弄个私人游艇啥的，不过是刚起步。
可是我们……把这几个钱攥出了汗，也不知该干什么好！
放进银行存“死期”吧，只要报纸上说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在涨，就等于说钱在缩水。
拼死拼活赚那么一点钱，让它发汗似的蒸发掉，于心不甘哪！
可是投资呢，就更加茫然——投什么好？买房、炒股、买基金、做小本生意？不论哪个领域都有“雷”！
朋友们大概都希望我能给参谋一下：这点钱，干些什么才好？
也许已经有朋友感到困惑了：怎么你一会儿说“傻瓜才存钱”，一会儿说“钱还是攥在手里踏实”？
究竟哪个是真理？
这世界没有真理。
我要是能给出具体答案来，就是先知者了，大概也就没工夫在这儿瞎侃了。
真理不是技术性的问题，不是技巧，不是猜谜，它只是一种原则。
《孙子兵法》有“谋攻”一篇。这里我只能给你“谋”，至于你往哪儿攻，怎么攻，那是你的事。
我要给你的“谋”，是凯恩斯先生的三张牌。
非常简单，非常清晰，非常实用。
56张扑克牌你都能玩好，这三张牌你要是玩不好，就别埋怨什么游戏规则不公平了。
各位，看好了——
第一张，是“购物”。
第二张，是“谨慎”。
第三张，是“投机”。
如果你手里有了一点钱，就等于有了这三张牌，什么时候出什么牌，要看情况。
简单地说，如果是情况一：股市大涨、房市大涨的时候，你就出“投机”牌（包括炒房）。说“投资”，那是雅皮士们遮羞用的——白来的钱为什么不赚？
如果是情况二：股市涨得有点离谱，街谈巷议，甚至你身边对经济最迟钝的人都在说买股买基金能发财的时候，也就是逆转将至之时，你就出第二张牌“谨慎”。
不要动了，能收回的收回，能出手的出手，看看红绿灯再说。
至于股市、房市暴跌的时候，那就不用说了，傻瓜也知道要谨慎。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要以为明天就差不多跌到了底，不要梦想“抄底”，不要做逆势增持的傻事——那不是跟赌博差不多？
要看到它明明白白“雄起”了再说。少赚一点，总比被套住好啊！
要是股市熊了，市场淡了，热闹也不知“何日君再来”了，好像是谷底——但走势不明，也还是这张牌，不急。
货币贬值是个沙漏，而一旦买错了股票之类，那就是桶掉了底！
两害相权，我们还是把钞票攥紧一点的好。
如果是情况三：股市不熊也不牛，房市不肥也不瘦，市场出现了长期平稳或缓慢向上，那么好，祝贺你！这是小富们的黄金时代。
这时候，干脆你什么也不要想了，就当自己是癌症晚期，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玩什么玩什么，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就把它了结了吧——可以出手买东西了！
——暴涨暴跌都不可能出现的时候，你不买东西还迟疑什么？
（至于做小生意，那不属于我们讨论的范围，你啥时候做都行，只要选对了行）这就是第三张牌“购物”。
当然，要买那些值的，能真正愉悦你身心的、急需的，或是你的欲望中排在第一二位的（包括购买自住房）。
这个时候，要注意，“虚”的财产还是轻易不要购买，像股票、基金之类，千万要等到它们节节上升时再说。
除了这三张牌，投资理财上，就再也没有什么别的牌。
不管是什么金融机构的专业人员怎么对你说，其实都是一个意思：“请把你的钱给我用一用。”
所以你不要信。
你就信凯恩斯的这三张牌。
玩好了这三张牌，你在投资理财上就将是无敌英雄。如果还不是，你再来找我。
你瞧，真理有那么悬乎吗？没有。
几个字就能概括，几百字就能讲清，小学生也能领会。
真理，它就是咱们老百姓的基本常识。
元朝的口碑为什么不好
当代有很多人自视为英雄，也确实有一小批人的能量了不得。
可是说到底，商场上的英雄也不过就是水泥格子里的英雄。无非是吃不厌精、穿不厌精、玩不厌精。这其实和“英雄”的原始词义不相干，倒是与“花花公子”相类似。
而真正的英雄，原是指弯弓射雕的壮士，是指横扫万里的雄主。
这样的英雄，何处能觅？
恐怕要到大元朝的猎猎雄风里去找。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元朝，是个有特色的王朝，它是第一个由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统一王朝。
蒙古帝国的创始人是蒙古族的大英雄成吉思汗。
他麾下的蒙古大军是一支无敌的部队。
蒙古军横扫欧亚的功绩在这里就不提了，单是在华夏这一块，宋朝连同它的几门亲戚——西辽、西夏、金，都是被蒙古一个个给收拾掉的。
咱们后人对元朝的印象，似乎都不大好，也没听说过元朝有什么了不得的成就。
其实这都是偏见。元朝接管了宋、金、西夏这几大摊子，经济上不可能不发达。西方人最初认识的繁华中国，就是元朝。
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是让西方睁开眼睛看中国的第一人。
当然也有人不信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说他在游记里有好些中国的风俗没有提到。不过，就算《马可·波罗游记》里的情况是他听来的，那也是关于元朝的盛况。
他的游记里说，南宋首都杭州，有10个庞大市集、房屋160万栋、工场14.4万家。
这规模让欧洲人惊得差点没背过气去！
他还说，被欧洲人视为珍品的胡椒，杭州人每天都要消耗4740公斤。欧洲人就更呆了：这不是天方夜谭吧？神仙也不可能这么奢侈啊！
他又说：杭州城内石桥有1.2万座，桥下可通大船。
这可让著名的水城威尼斯脸往哪儿搁？
马可·波罗说的，到底是真是假啊？
这是700多年的老话题了——没有答案。
可是，就算他是撒了一点谎，也是合理的夸大，元朝确实是繁华。
元朝的统治者，从元世祖忽必烈起，就很重视经济。他们从农业这个根本抓起，在中央机构里专门设立了“大司农司”，各地也设立了“劝农司”，经常派农业专家下乡视察指导。
这个中央的大农业部，还“遍求古今所有农家之书”，编辑了一本农业技术书籍《农桑辑要》，发给各级农业官员使用。
元朝的中央还设置了“都水监”，地方设有“河渠司”——这就是古代的水利局了。
不过蒙古人在刚进入中原的时候，对农业可没这么重视，曾经一度想不搞农业！
草原英雄们还没改掉靠抢掠补充军需的习惯，一下子占了那么多农耕土地，竟然束手无策——再抢吧，这都算是自己的臣民了；不抢吧，吃的喝的从哪来？
有个叫别迭的高官就说：“得了这些汉人有什么用？不如斩尽杀绝，空出土地来让草木繁盛，做咱们的牧场。”
这主意荒谬绝伦，可是很多蒙古高官深以为然。
幸亏契丹贵族出身的宰相耶律楚材反对，他给元太宗窝阔台出主意说：“可以收税嘛，那不是要什么就有什么！”
这一言，才解救了千千万万的汉人。
大元朝的弯子转得很快，从此把农业作为了立国的根本。
从不会到会，元朝高层也是极聪明的，以至元朝成了中国古代最善于修建水利工程的一个王朝。
不过，河里总是淹死会水的，元朝最后也是因为修黄河把天下给丢了的——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那么，元朝有宋朝繁华吗？有！
——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否则，怎么可能震慑住马可·波罗这位威尼斯商人？
我只简单讲几条。
在咱们的印象中，我国古代的农民除了种稻谷，就是种棉花吧？不对，一直到宋代，棉花的种植地区还仅限于西域、海南、闽广这些边缘地区，是元朝才把棉花向全国推广的。
咱们在大夏天一天恨不得吃两个才过瘾的西瓜，也是在元朝才广泛种植的。
元朝的棉花种得多，棉织品也就发达。有个黄道婆大家都应该知道，她从海南岛黎族人那里学了先进的棉织技术带回中原，还自己发明了脚踏纺车。
这也算是小小的技术革命吧，从此元朝的纺织业就搞得红红火火。民间都说，当时仅松江府产的棉布，就够天下人穿衣服用的（松郡棉布，衣被天下）。
元朝在泉州、宁波、广州三地都设立了“市舶司”，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对商船抽税。那时候的泉州，不仅是中国第一大港，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有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曾经到过泉州，据他所见，泉州港内停有大船百余艘，小船无数。他说，泉州实可谓全世界唯一最大港口！
各位可能要问了：既然元朝的经济发达，老百姓的日子一定也不错，为什么史家对元朝的评价却不怎么高呢？
这是不是有什么偏见？
不，评价不高，跟元朝以武力“入主中原”或者国运较短无关，跟意识形态无关，主要就是因为——元朝的老百姓日子过得不好。
首先一点，是贫富悬殊，土地集中的情况非常严重。
元朝的居民身份很不平等，在政治地位上分四等人，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江南人）。这里边的“色目人”是指西域人，因为西域人这个概念包含得太广了，除回回人、西夏人、畏兀尔人这些我们可以想到的之外，还包括了中亚人甚至欧洲人。“色目”的意思，就是“诸色名目”，据说有31种人之多。
这一、二等人里面的蒙古、色目贵族，通过合法的受赐、职田与不合法的巧取豪夺，占有的土地实在太多了。皇帝一次赐给宠臣的土地，往往就是一千顷。
那时候的寺院也是大地主，动不动就是占地几十万顷。
土地一集中，佃户（给地主打工的农民）的地位就极为低下。元代的地主能干预佃户的婚姻、能指使佃户的子女干活，还经常把佃户随田转卖。
在元朝，还有比打工地位更低下的“投下户”和“驱口”，也就是战争俘虏，基本就是主人的财产，没有什么人身自由。
也有因为交不起租税或因遭遇饥荒，自己卖身为驱口的。
可以想象得出，这类人的生活，非常悲惨。
其次是元朝的差役非常重，除正常的劳役之外，官府还经常征发民夫，担负繁重的修建工程、治河、运输、筑城、为驿站服务等任务。老百姓被迫出工出力，荒废了家业，甚至有被弄到家破人亡的。
还有就是官员们普遍太跋扈。历朝各代的官员其实都想搞腐败，但多少还有点忌惮言官和监察御史，元朝的官员可不管那个，比较放肆。
举一个例子来说。
有证据表明，元代的娼妓业很繁盛。马可·波罗曾说，杭州的妓女“其数之多，未敢言也，不但在市场附近此辈例居之处见之，全城之中皆有。衣饰灿丽，香气逼人”（《马可波罗游记》）。
由于妓女太多，所以各地政府还专设了一个低级职务“管勾”，来负责管理妓女。
元代的诱惑甚多啊！而最容易被诱惑的，是官员。
据《元典章·兵部》记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岭北河南道有一个“管勾”张椿告状说，有个过路住在驿站的“崔局长”（原文如此），写了一个手帖，向张椿索要钱财，还要三名妓女去驿馆伴宿。当天因为夜深了，妓女叫不到，崔局长发了火，竟然把张椿痛扁了一顿。
张椿还诉苦说，自从他分管妓女以来，不过才两个月，来往使臣要妓女提供服务的达88人次，只有4名官员知道名字，其余都不知道名字。在他经办的过程中，据他所知，有妓女32人次陪睡以后，分文未得。
这个案例一看便知：元代的官僚风气，可真是不咋的！
在元朝，谁能快乐而自由？
是上层——官僚、地主、高级僧侣。
他们不明白，这国家就算是你们的，也不能由着性子胡来呀！一个国家，对老百姓的盘剥总还要有一个度，不能让下层人总活在非正常状态中。
这样的王朝，老百姓的口碑肯定不会好。当积怨到了一定程度，一个火星儿就能点燃燎原烈火，至正十一年（1351），元朝政府征发农民15万修黄河，超出了民众负担的极限，终于把老百姓逼反。
当时民工们还编了一个民谣出来，说是：“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此言一出，就预示着天下要开始大乱了。
元朝之所以在几个大一统王朝里最为短寿，看来是有必然原因的。
不是说“出来混，都是要还的”吗？
那么，历史就是所有统治者的总债主！
摇啊摇，一摇摇到“银锭桥”
说起这个不怎么样的元朝，在中国的货币史上却有重要地位，它是古代纸币的鼎盛时期。
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候，看见过纸币流通，他大感神奇。
——你付给我一张纸，我就卖给你东西。
在欧洲，闻所未闻！
他把这个见闻带回欧洲，竟引起讪笑：一张小纸头，就能买东西？胡扯！马可先生从东方回来，喝多了酒吧。
可这是事实。
元朝发行纸币比较成功，开初管理得也很好，致使财政收入大增。不过先紧后松是王朝的行政规律。到了后半期，政府就不按照规矩办了，一缺钱，就增发纸币，搞通货膨胀，想方设法把百姓腰包里的钱变到国库里。
元朝纸币的特点，是以银两为单位，后来渐渐成为不可兑换现银的纯纸币，完全脱离了代金券的性质，成为本位币。
纸币于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开始发行，跟宋朝一样也叫“交钞”。
元交钞很奇怪，是以丝为本位、以银两为单位。每张“面额”银50两，值宋朝的“丝钞”1000两。
稍后又发行了代表钱的“中统元宝”交钞，以此来收回宋的各种旧钞。这就是元朝著名的“中统钞”。
中统钞的“面额”，从十文到二贯，共分10等。最大的“二贯”当白银1两，15贯当黄金1两。
因为旧丝钞是以“两”为单位的，所以元朝人就约定俗成：把贯也叫作两、百文叫作钱、十文叫作分、文叫作厘。
中统钞的发行不分界，也就是不用到期更换，而是长期使用，只是在以旧钞换新钞时要缴纳30文“工本费”。
中统钞发行之后，为了保持币值稳定，政府就用买卖金银的办法来调节币值。因此中统钞可以说是金银本位。为此，元廷在燕京和各地都设立了“平准库”。
“平准”，是指运用“贵时抛售、贱时收买”的方式来调节市场价格，最早是汉代大经济学家桑弘羊提出的理念并付诸实践。
政府还禁止民间私自买卖金银，只有国家才能对民间买卖，并且规定金银只有储值功能，没有流通功能。这就有力地保证了纸币的价值稳定，使纸币成了唯一的流通货币。
中统钞刚开始发行的时候，宋朝前事不远，所以主持货币发行的大臣都非常谨慎，史书上说他们战战兢兢，犹如捧着一口锅，唯恐掉到地上摔碎了。这样敬业，当然管理得很好，历经17年，没有任何贬值。
但是在平宋战争开始后，元朝政府用钱增多，就加大了发行额。我们多少都有点货币知识了，知道这么做就是发“虚钱”。当时一年的发行额是过去一年的4倍，中统钞应声贬值，在后来几年间物价也涨了近10倍！
元政府见势不好，连忙推出《整治钞法条画》，规定官家用金银兑换中统钞仍按照原价。但是物价已经涨上去了，政府若按原价兑换，那不得亏死！所以整治也就是喊喊罢了。
元朝对货币的管理，到后来就不那么有章法了，矛盾之处甚多。比方政府禁止民间金银交易，但是中央给各行省的财政拨款有时候用的却是银锭，这明显又是把银子当成货币来使用了，当然也就挡不住银子在暗中进入流通领域。
有一个概念要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古代里常说“一锭银子”“两锭银子”，这里的“锭”，是银子的计量单位，是从过去的“铤”字演化而来的，在宋代有时候就这么写，在元代最终固定了下来。
锭，过去在宋朝有不同的重量等级，在元代则有了一个固定标准，等于50两银子，或等于50贯中统钞。
至元三年（1266），有一位货币总管官员发现，各地的平准库在白银出入库过程中有偷窃行为。为了防止“硕鼠”，他奏请皇上，干脆把50两白银铸成一锭，命名为“元宝”，这样库官若想作弊就有一定难度了。
过去唐钱的名称就叫元宝，现在借过来用很方便，又可寓意“大元的宝贝”，岂不两全其美？
从此，银锭就正式被称作元宝。
顺便说一句，北京现在有个酒吧汇聚的“小资圣地”，叫作“银锭桥”，位置在什刹前海与后海连接处。它之所以叫银锭桥，就因其形状酷似一只倒扣的银元宝。
要是有机会，大家不妨去那桥上走一走，也好沾一沾财富的光。我想，就心理作用而言，这不比花几万块钱买一个“吉祥车牌号”差多少。
朱元璋是在“货币战争”中起家的中统钞贬值贬得像“猴子拉稀”——没完没了，怎么办？
至元二十三年（1286），有人提出对策建议，说应该发行不兑换的纸币。这个主意，是尚书左丞叶李提出的。
叶李是南宋杭州人，宋亡后隐居富春江。但不知怎么的，越隐居名声越大。元世祖忽必烈看上了他，召他入朝坐了大官。
叶李老夫子可一点也不迂腐，他很推崇商人执政，后来推荐了吐蕃人桑哥做右丞相。这个桑哥，就其本性来说，几乎就是个商人，敛财有术。任职后，忽必烈很欣赏他，将其视为“财神爷”。
不过桑哥后来越闹越不像话，不光为国家，也为自己敛财，财富仅次于皇帝。
历史无数次地验证过：一般情况下大臣若是威风到了这个程度，下场往往也就悬乎了。
桑哥最后是因为贪污被砍了头。
我们还是接着说叶李。叶老夫子的最大功绩，是向忽必烈提出了一份《至元宝钞通行条画》。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不兑换纸币发行条例，内容相当严密。主要亮点如下：一、新发行“至元宝钞”纸币，1贯当中统钞5贯（这显然是大票，可以把中统钞的“泡沫”吸纳）。新钞叫作“至元钞”，与中统钞同时使用。
二、各地设立官库，设立准备金，用适时买进卖出金银的办法平衡钞值。官府可用银1两向民间兑换新钞2贯，金1两兑换新钞30贯，且兑换价长期保持不变。中央发多少纸币下去，同时也就要按比例发多少现银到各地官库，作为准备金。
三、在发放盐引、收税、公私债务等过程中，凡使用新钞者，都一律按官定币值计算，官方决不贬值。
四、新钞面额从5文到2贯，共分11个等级，比中统钞多出5文的一等，以便利群众兑换。
其余还有各种处罚渎职、贪污、抬高兑现价格等违法行为的措施。
这个建议书，在中国货币史上堪称里程碑式的文件。叶老先生已经完全搞清楚了纸币的功能和本质，对纸币的认识大大超过前代。
叶李所提出的办法，一切以维护纸币的币值为目的，使纸币成为可当作真金实银来用的货币。
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官家随时可用金银买卖纸币，但老百姓却没有这个权力，因此官家就可以通过回收或放出纸币的量，来控制币值。
再通俗一点讲，就是：如果市面上的钞票不值钱了，就用金银买回一些，使之流通得少，纸币自然就会升值——反之亦然。
大家明白了吧？以金银为本位的纸币，它的准备金就是干这个用的。
可是有些事情，往往实践是实践，理论是理论。看理论好像是人间最完美的了，可实践上却相差十万八千里。
若是元朝的货币能按叶李的办法严格管理，元朝也许就不那么招人烦了。而实际情况是，就在忽必烈这一朝的末期，货币管理就已乱得不成样子了。
主要问题是纸币发行过多——皇帝要用钱的地方多啊！
印刷纸币与铸钱相比，有一个极大的优势，就是制作成本低。朝廷手头一紧，就开机印刷，滚滚财富便凭空而来。换了谁，谁不动心？
朝廷为什么用钱多？是皇帝太慷慨。忽必烈赏赐大臣，极有江湖上的大方气派，一出手就是10万锭、20万锭，他可不管这钱从哪儿来。
此后，虽然有个别皇帝想制止货币上的乱象，但都没能治理得了。整个元代，就是在不断增印至元钞和中统钞中度过的。
到元末的至正十年（1350），两钞才同时停止流通，这时候的物价涨到了什么程度？一石米价比建国之初上涨了67倍！
可想而知有多少民间财富，就这么被通货膨胀给“虚”掉了。
两钞停用的第二年，就爆发了元末红巾军起义。也就是在这次起义中，出了一位朱元璋，要来收拾旧河山、开辟新天地了。
所以说，元末农民大起义是一场真正的“货币战争”。元朝的倒台，原因之一就在滥发货币上，把人实在给逼得活不下去了。
以往的教科书，在提到王朝末代的大乱时，一般都从政治因素上来解释，说是因为“阶级压迫”或“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等。其实，封建社会的政治，从一个王朝开始就有问题，而触发它崩溃的，有时候却是财政危机、经济崩溃或者货币紊乱。
元朝，就是玩货币把自己给玩死的。
元大都后来成了明朝的都城北京。明朝人在北京的一个水路交通枢纽处修了一座桥，命名为银锭桥。
这就是历史的暗讽把？
元朝总共才97年寿命，还比不上一位百岁老人活得长。在汉朝以后的几个大一统王朝里，它是最短命的。
要是官库里有多少银锭，就发多少纸币，元朝，也许也亡不了这么快。
实事求是讲，元末的统治者当初也并没坐等崩溃，他们还是做了最后努力的。
两钞的乱象，终于引起了元朝高层的注意，在至正十年，经大臣们讨论，在各地设立了“宝泉司”，发行了“至正交钞”，1贯值至元钞2贯。同时还铸了“至正通宝”钱，和历代铜钱并用。
这是试图遏制通货膨胀的措施。
至正交钞出来后，物价都要按照新钞票计算，市场最初见政府治理通胀决心挺大，也有所反应，以新钞标注的物价比至元钞标价压低了90%。
也许是乱世已现，朝廷大佬都没什么心思了，这次新钞票制作得非常草率，只是在老版的中统钞背面加印了几个字而已。
新铸的至正通宝，从小平钱（标准一文）到当十，有几个等级。最有趣的是，还出了一种“至正之宝权钞钱”，背面镌有“吉、权钞” 字样和记值。
“权钞”就是代表钞票。这说明，纸币在元末已经取得了本位币的权威资格。过去是纸币代表铜钱，现在是铜钱成了纸币的代用品，两者位置互换。
在权钞上，第一次出现了“五分”“壹钱”“贰钱五分”“五钱”的记值字样。
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铜钱价值单位，有人认为“钱”表示纸币的100文，“分”表示10文。但这次铸钱的时间极短，四年后，天下越来越乱，各地宝泉司也草草罢撤了，铜钱也不铸了。
新出的至正钞，初衷是打压通货膨胀，但是，元政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钱眼珠都红了，一发行新钞又是海量，结果物价再次飞涨，纸币的信誉眨眼之间降为零。
很快，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手头的至元钞，市场都不再接受了，人们开始以货易货，或者只用铜钱。
元朝的货币问题，不光是钞票发得滥，而且伪币也很流行，甚至有人说“今民间之钞，十分中九皆伪钞”。
伪钞当然不可能有这么多，但也说明情况相当严重。伪钞一多，交钞就更加不值钱。
除伪造钞票以外，还有涂改真币的，把小面额改写成大面额糊弄人。
总之，民间盗印户的原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咱们就谁也别说谁了。
当货币贬成废纸之日，就是一个政权失尽人心之时。红巾军义旗一举，天下响应。
大元，就这样咽了气。
后来各股农民起义军也都铸了铜钱，有张士诚的“天佑通宝”、韩林儿的“龙凤通宝”、徐寿辉的“天启通宝”和“天定通宝”。
最后要提一下的是，尽管元朝很霸道，但政府的钞币却一直未能进入云南，云南地面始终是以金、贝、盐为货币。
——你再怎么忽悠，我也软硬不吃。
元朝开了社会道德大滑坡的头
说了元朝这么多不好的地方，它在金融信用方面是否也有好的方面呢？有。
不仅有，而且开了前代未有之先例。
这就叫辩证法。
赈贷灾民就不用说了，那是除秦朝之外，哪个王朝都做过的，不算什么天大地大的恩德。
元代在信用上的一大创举是，从皇上到官员，都有“替民还债”的记录。
这里要说一下元太宗窝阔台（1186—1241），他是成吉思汗的第三子，也是成吉思汗的霸业继承人。
他指挥的蒙古大军，不单是灭了金国，还降服了高丽、波斯，占领了俄罗斯大部，拿下了波兰和匈牙利全境，差一点就打到了维也纳。
这样一位枭雄，在我们印象中必是嗜血的君主无疑。可是，他也有仁心宅厚的一面。曾经拨付官银76000锭，替民间贫苦百姓偿还高利贷。
不仅他这样做，他治下的一些官员，也有自己出钱，或用自家田地房屋抵押，替老百姓还债的。
到了忽必烈时期，也仍然有这样的爱民楷模。万户（官职名，地方长官）严忠济就曾自己借债替百姓缴纳欠税，结果他本人积欠富人钞币43万多锭，欠官库银子16000 多两。忽必烈听说后大为感动，下令免了他欠官库的债，又动用皇家库藏替他还了私人借债。
忽必烈见这样的好官还有很多，就下诏说，凡是官员为民负债的，债主不得追债。或由官府代偿，或由官府免去原征赋税。
这些官员为民负债，有些是为了替百姓纳税，有些则是为了筹措赈济款。
在素以暴虐著称的元代，这样的好官竟然接二连三地出现，真是匪夷所思。可能我们过去对元朝还是有太多偏见吧。
窝阔台攻破金国后，一批西域商人（主要是回鹘人）到中原来做生意。他们的拿手好戏之一，就是放高利贷。
那时的高利贷叫作“羊羔利”。意思是：借出的本金好比母羊，下了羊羔，羊羔又长成新的母羊，如此子孙不断。我们现在都能明白，这不就是“复利”吗？也就是“驴打滚”的计息方式。
这种“羊羔利”，可想而知有多厉害，几年间就可以完全摧垮一个家庭，民间深受其苦。
窝阔台时期，不少大臣上书要求为民解困。窝阔台采纳了这些意见，下令凡是借了高利贷的，都由官府代偿，利息只付到与本金相等为止。
忽必烈即位后，继承了这一政策，只是将替民还债的范围，限定在贫苦百姓为缴纳赋税而借的债。
当然，这样的好官，只在元朝之初昙花一现。整个元朝，社会道德是在往下走的。
其实就在元初的时候，民风已经开始不大淳朴了，有一批泼皮无赖专门借钱给年幼的富家子弟，供他们挥霍。在借据上，泼皮债主利用借债人急于用钱的心理，往往把1锭写成10锭，100锭写成1000锭。等到借债青少年的父亲死后，泼皮债主就开始逼债，图谋夺取人家的家产。
元朝皇帝曾经几次下诏，禁止这种敲诈勒索——仇富，也不能这个仇法！
那时的官吏还经常向下属借钱花，然后依仗权势不还，下属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这情况在元朝大概很普遍，元成宗就曾下令，凡官吏向部下借钱用，都要有保人、立字据，到期不还要治罪。
这一类无廉耻的事，在宋朝以前的各代几乎没有。
元代统治者虽然表面上很尊重儒家，把孔子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儒家教育也很普及，但实际上知识分子地位并不高，当时就有“九儒十丐”的说法。
知识分子在元代是“臭老九”，不吃香，礼仪道德那一套也就成了无用之物，再加上统治阶级不自律，社会风气的败坏也就无可避免了。
华夏民族从根本上的礼崩乐坏、道德沦丧，应该说就是从元朝开始的。
此外元朝也有典当行，叫作“解质库”。这个情况，就连元杂剧里也有反映，剧里的富人往往都开着一家解质库。
从元杂剧看，商人的商业道德也开始一落千丈，坑崩拐骗思想渗透了商人的骨髓。
有的当铺在收抵押物时，给人家烂钞，人家来赎当，却要人家拿新钞来。人家当的是赤金，当票上却写成“淡金”。人家当的是珍珠，当票上却写的是“蚌珠”。人家拿来的是全新的衣服，却写成“污了的旧衣服”。到了赎当期，还要故意拖延日子，以便多收人家一个月的利钱……不一而足。
商家道德的堕落，说明社会总体道德已在崩溃，舆论、良心、法律，都制止不住这种滑坡了。
元朝的寺院也开当铺，和宋朝一样也叫“长生库”，而且往往都能设法讨来一道圣旨加以保护。
在元朝，没有势力背景的人，开不了当铺。因为有时候不法分子会把偷来的东西拿去当，当铺只要收了，就有可能惹上官司。只有背景强大的人敢开当铺，收了赃物，也有官府给罩着。
这种情况很普遍，以至于中书省特别下了文件，鼓励民间开当铺，禁止地方部门以收缴赃物为名骚扰当铺。
元代也有官营当铺，官家办的，就要好多了。官铺的名字都取得相当不错，叫“周急库”“广惠库”什么的，经营宗旨也比较纯正，收取利息很低，是专门照顾贫民的。
过去宋代的金银铺很发达，到了元代，统统改叫“银铺”了，说明银子在元代的使用量已大大增加。
银铺的业务，和今天的首饰店差不多，是专营熔铸金银器和买卖金银的。因为元朝的银锭也是货币，所以银铺同时也是货币兑换点，老百姓可以用银子向银铺兑换出钞票来用。
元朝曾一度禁止民间买卖金银，禁令期间规定银铺只能来料加工，不能自己生产银器出售。
好了，关于这个短寿王朝的金融情况，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读历史就有这个好处——从蛛丝马迹中可以读出历史的走向来。
自从春秋时期起，我们民族就有“义利之辨”。讲信义和讲谋利，两者之间是有平衡点的，都不至于太过。可是到了元朝，人们视统治者为外来者，高层也不大注意道德建设，结果民间的消极反抗就表现为道德堕落。
华夏民族中市井阶层的“小奸小坏”，就是在元代蔚为风气的。
此例一开，汉唐之风的那种大气磅礴就一扫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