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一刀砍掉了所有的“外汇”
中国有两个开国皇帝，长相上可能有点对不住观众，一个是朱元璋，一个就是这横扫六国的秦始皇。要按《史记》的描述为秦始皇画张像，那简直比通缉犯还难看，司马迁说他是塌鼻子、细条眼睛、鸡胸，说话还带“豺声”（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
眼睛不说了，爹妈给的。要说这塌鼻子、鸡胸、嗓音沙哑，还真有一定可能。
现在有人分析，他从小就患了软骨症和气管炎，所以鼻子和胸挺不起来，说话齁娄气喘。
当然也有可能他太刻薄寡恩了，后人这是糟蹋他。
不过，不管他长啥样，没有秦始皇，就没有大中华，这功劳是否定不了的。况且伟人为什么就非得是“伟丈夫”（帅男人）？
秦王嬴政39岁那年，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成了千古第一帝。紧接下来，他干了几件事，当今凡有初中文化的人，都能数叨出来，就是车同轨、书同文、坑书生、修长城，外加统一度量衡。
其实还有一条不大被人提，那就是至关重要的统一货币。
那年头的商人乃至普通人家，估计谁手里都有五六种“外汇”。咱们现在要是去一趟越南旅游，换一次越南盾就能把自己给换懵了，何况五六种！
现在，塌鼻子的快刀来了，把你们这乱麻全一刀切了。从嬴政自号始皇帝那一年起，所有“外汇”，什么刀币、铲子币的——废止，所有珠宝龟贝乱七八糟的——废止，都不许拿来买东西了。
大秦帝国的的疆域上，只有两种货币可以通行，一是“上币”，就是黄金；二是“下币”，就是铜钱。铜钱还必须是大秦中央统一生产的，上写“半两”俩字，重量也正好是半两。
这种秦朝的铜钱，后人就叫它“秦半两”。
过去百花齐放是太乱了，都说不清货币是什么本位制了，可能乌龟壳也能做本位。现在，就是“金-铜本位制”，干净利索！
秦法严苛，弄不好就剁鼻子砍头。这号令一出，那些外汇、宝贝，立马就成了古玩，搁在家里自我欣赏吧。
这个“秦半两”的推广，还有一个重大意义，就是统一了币形。
秦的铜钱是圆钱，外圆内方，从此“钱”的形状就固定了，一直流行了两千年，到民国初年才被禁用。
这个带方孔的圆形铜钱，还影响到日本、朝鲜、越南、印尼、缅甸，它们的货币，都跟了“秦半两”的风。
有人要问了，铜钱的中间为什么要有一个方孔？为什么不像现代的硬币不带孔？
呵呵，这是个技术问题了。古代在铸造铜钱时，铸好了以后要打磨毛边，为了方便加工，就把半成品的铜钱穿在一根筷子上，打磨时它就不会乱转了。这就是方孔的作用。
后来有人做文章，把铜钱戏称为“孔方兄”。从此，孔方兄也就成了钱的一个别号。
孔方兄虽然出世比孔圣人晚，但它常常向孔圣人挑战。由于一些现实的问题，所以，孔夫子常不敌孔方兄。
只有一个地方不大听话，那就是云南。以滇池为中心的那一片地方，从春秋晚期起，就使用贝币，祖祖辈辈用习惯了，秦半两也没影响到那里。一直到元代都开始发行钞币了，对云南也只能网开一面。到了明朝，政府强行在云南铸币，还是没人理。直到明末清初，贝币才慢慢退出流通领域。
贝币到后来其实很不值钱了，明末一两银子，能顶500串贝币，但你挡不住云南同胞就愿意用它。
也有相反的例子，据考古学界研究发现，华夏民族的贝币造币总厂——海南，恰恰就从来没流通过贝币。那个地方，从一开始有货币，就是孔方兄，大概是汉武帝那时候运过去的。
也就是说，在远古的海南，贝壳就是贝壳，一钱不值，只有运到中原以后才有价值。这就相当于现在纸张和纸币的区别。
当时的海南人，有些郁闷吧，守着满海滩的贝币，跟守着一堆废纸一样，只能出淤泥而不染了。
古代中国第一次发行的债券信誉不良秦始皇统一海内，商人最高兴了。从此壁垒打破，畅行无阻，四海一家，用一种钱，长一个脑袋就能记住汇率了。
可是他们没高兴多久。秦始皇虽然客观上代表了商人阶层的利益，但政治家的野心有时候谁也不代表，只代表他自己。灭六国后，本应让百姓休生养息，可他还在那里踩油门，而且踩到了极限。
他做皇帝才11年，你看他折腾的：内修驰道、开灵渠、筑长城，外伐匈奴、征百越，每次大行动，都要耗费浩大民力。尤其在咸阳附近造阿房宫、修骊山墓，共征发民夫70万人。还有当时服兵役的，在200万人以上，占壮年男子的三分之一。
人都被拉去服劳役了，商人还跟谁做买卖去？
再说，就算再大的财主，也禁不住这么扔钱啊！
从后世出土的“秦半两”看，轻重不一，显然后期的铜钱已经不够分量了，悄悄在贬值。秦朝法律是最严的，说半两就是半两，可是连国家都不能坚守承诺了，偷偷刮老百姓的油水，可见实在有点顶不住了。
秦始皇不管那个，他照旧浩浩荡荡出去东巡。我们就让他在路上颠着吧，咱们抽空回顾一下春秋战国时的信贷是啥模样。
教科书告诉我们，亲身体验也告诉我们：有私有制就有穷富，有穷富就有借贷——人总不能活活饿死吧！
世界上最早的借贷行为，是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的西亚，也就是现在老出事儿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那些地方。
古罗马也有借贷，大约在公元前450年他们制定了著名的《十二铜表法》，首先规定的就是债务法。规定说，欠了债，要还，过期不还要蹲监狱。蹲监狱算是轻的，弄不好把你当奴隶卖掉或者处死。
咱们中国的规模性借贷起于何时，不清楚，但在春秋战国时期肯定已很普遍。而且古代中国第一次发行债券，就在战国末期。
有个成语跟“债”字有关，是什么，想想看——是“债台高筑”！
对，这就是战国时候的事儿。
事情发生在东周最后一个王——周赧（nǎn）王的身上。周赧王那时候还顶着个“周天子”的虚名，实际上只是个小国的国君，忽然被六国诸侯说动了心，拼凑了5000多兵马，要和诸侯联合去打秦国。
可是他太穷，就连这5000人的粮饷、武器都凑不齐，只好向境内的富户借钱，给他们出具了借券，答应在周军班师之日，以战利品偿还。
后来，他们这群乌合之众根本不可能和秦军交手，无功而返。富户们见周军回来，都手持债券跑来向周赧王讨债。
周赧王哪有钱还？于是富户就闹起了群体事件，从早到晚聚集在宫门外，喧哗不止。周赧王被吵得死的心都有，只好躲到宫后的一个高台上去避债。周人就把这高台叫作“逃责台”（古汉语“债”“责”相通）。
所以说，中国第一个发行债券的，是周赧王。
“赧”字有个“赤”字旁，是因羞愧而面红耳赤的意思——看来，周赧王毕竟还是有羞耻心的，还不上钱，脸红了好几千年！
古代政治家为什么借钱给穷人不要利息周赧王发债券的事，我说说，你们也就姑妄听之，他这如果也叫债券，恐怕就是人类史上最搞笑的债券了。
其实这叫“别券”，是古代的借款协议，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傅别”，形状可能和古代调兵用的“虎符”差不多。一块竹片，上面刻有借贷双方姓名、借款数额、还款日期，然后一分为二，各执一半。还款时双方要拿出来“合券”，还完了钱，要销毁，整个程序是很讲信用的。
估计那时候的古人，还很淳朴，故意欠账不还的不多，所以借钱都是信用借贷，几乎没有抵押借贷。
有能力放债的人，当然是权贵、商人和地主。
可怜巴巴借钱的人，当然是穷苦农民、渔民和猎户。
那时候，据说借粮食的比借钱的多，这也不奇怪，吃不饱肚子才是天大的事。
我们现代人，一辈子没借过钱的大概不多，谁都有三灾八难、一时不凑手的时候。要是连盒饭都吃不上了，不借怎么办？
所有的人格、尊严、体面，遇到钱紧的问题，那都是一堆泡沫！别看有些人平时闹得欢，要是饿他三天肚子，他还是要自己去找饭吃。
春秋战国那会儿，没准儿也有“金融风暴”、失业潮之类的，别的行业不景气，放债却是好时机。
所以，那时的大款们，都看好放债有利可图，差不多都在干这事，有的还专门把放债作为一个主要的生财之道。
那时候借款的利息也很惊人，有的是二分利，有的是五分利。据《管子》一书说，最高的是十分利，也就是“倍贷”，年利息100％。也就是说，借出去1000枚刀币，一年里要收回来2000枚刀币。这就是高利贷了。
齐国有名的孟尝君，放债的年息收入就有十万钱，靠着放债成了大富豪，白养了三千门客。过去我不知道这个，以为他是生性豪侠、出手大方，后来才知道他的钱来得这么容易，换了谁，谁也小气不了。
那时候高官也公开放债，法律不限制。晋国大夫栾桓子，就是放高利贷的好手，名义上是借款给人家，实际等于受贿。有人不缺钱花，为了向他行贿，就故意跟他借高利贷，“上贡”的钱就以利息的名义，名正言顺地送给他了。
这招数不可谓不高明。可是，瞒得过老天，瞒不过众人。他的名声因此很不好，官场和民间都认为他是“失德”。
不过，春秋战国时的政治家，也不都是财迷。
有的人眼光就看得比较远。有一次宋国发生饥荒，大夫司城子罕就建议，国君应该“出公粟以贷”，也就是把国库的公粮借给饥民。他还建议，要命令高官们自己也要出血，把自家的粮食也贡献出来。司城子罕不光叫别人这么做，自己也带头，借给穷人粮食不记账——还不还随便，他根本就不打算收回。
这一来，饥民可算见到了大救星。《左传》上说，粮食放出来后，“宋无饥人”。
在宋国的另一次灾荒中（这宋国真够倒霉的），公子鲍还把自家粮食全部拿出来，借给贫民。
《国语》里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就曾多次下指示“弃责”。楚共王、晋景公、齐景公，都实行过“已责”措施。“已责”，就是终止债权债务，跟“弃责”是一样的。
这些政治家们，脑子并没有进水，他们知道老百姓最需要什么。他们也知道，有一种财富是无可估量的，那就是民心。他们不过是豁出一点钱来，“收买民心”。
老百姓是知恩图报的，贤明的政治家们这么干并不白干，公子鲍就因为舍小家、帮大家，后来当上了宋国的国君，是为宋文公。
要是你光跟人家握握手、摸摸人家小孩脑袋，就指望百姓对你感恩戴德，那不是太幼稚了？
齐国有个田桓子，准备夺取政权，在借给贫民粮食时，大斗借出，小斗收回，不仅不考虑利息，连本钱也没打算全部收回。
孟尝君的门客冯谖，主动要求去替孟尝君收债。他到了薛城，让官吏把欠债的人都召来，逐个核对了“别券”，而后一把火烧掉。欠债人喜极而泣，“民称万岁”——这该给孟尝君争取到了多少民心！
如果“口惠而实不至”，光是嘴上说要富民，却一门心思要把老百姓兜里的闲钱给挖走，那怎么能坐得稳？
春秋战国时代的国君和高官，就是这样，有笨的、也有聪明的。那时的老百姓，生活得是好是坏，就看碰到什么样的主子了。
孔子在财经史上只是一名小角色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人——孔子，在我们这个钱的历史上，也有一席之地。不过在财经方面，他可不是什么“至圣先师”“文宣王”，而是个兢兢业业的基层小干部。
孔子的祖先是宋国的王室，甚是了得。后来祖先在政治斗争中失利，逃往鲁国，渐成破落贵族。他的父亲，史籍上习惯称为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是鲁国的一个武官，战功赫赫，还创造过以双手托起千斤闸门，掩护战友撤退的奇迹。这个事迹，几千年后让鲁迅先生激动不已，很想自己也做一回肩扛闸门的猛士。
但是历来这样拼死命干的人，往往官都做不大，孔子的父亲终其一生只做到“乡邑大夫”。这个官，好听而不中用，比屈原那个“大夫”差得远，只是个乡镇级的小官。
但是这位老将军的艳福不浅，早年娶了一妻一妾，66岁时又娶了一个20岁的大姑娘颜徵在，这姑娘就是后来孔子他妈。
孔子的身世，有一段至今都有争议的公案。司马迁的《史记》上说，孔子是他父母“野合”之后生下他的。
这可有点，太那个……“小资产阶级”作派了，老将军怎会这么不检点？所以也有人怀疑，这样私密的事，别人怎么能侦查到？于是就有另外的解释，说是两人“老少配”，年龄太悬殊了，于礼不合，因此被称为“野”。
孔子真是个苦命的孩子，父亲在他3岁时就去世了，母亲也在他17岁时去世了。从这以后的打拼，完全就是草根式的奋斗，只能凭自己的脑子和体力。
我们现在看到的孔子像，都是他成为“圣人”之后，后代人按照想象画出来的，基本就是个农民化了的老寿星。其实孔子仪表堂堂，身高一米九一（也有说两米多的），被乡邻称为“长人”，到哪儿都是鹤立鸡群。
19岁上，他娶了一个宋国的姑娘（没准儿是逃荒过来的），一年后生了儿子。这时候的孔子，因为博学知礼，在鲁国有了一点名气。生儿子时，鲁国的国君都向他道贺，还送了两条大鲤鱼来。孔子很感荣耀，就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孔鲤。
孔子这一段靠什么养家？估计是在乡间到处打杂。以后才有了一份“工作”，是在鲁国的权臣季孙氏门下，做了一名仓库小官“委吏”，实际上就是会计。
孔子知道，自己没什么本钱，长得漂亮不当饭吃，想“啃老”也指望不上，只有埋头苦干。他倒也不嫌这工作琐碎、鄙俗，整天守在仓库里，收货发货，记账算账。那时候记账，是在竹简上，每进出一批货，就要刻上一刀，他是一刀都没错过。
这工作虽然低贱，但是干好了也不易。他的前任，就是因为账目混乱，有贪污嫌疑，结果被季孙氏撵走的。
孔子不同，他知道苦孩子就得下死力、干苦活儿，才有出头之日。久而久之，他总结出了一条经验：“会计当而已矣。”也就是说，会计这活儿，没别的，精确而已。
据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句会计格言。
季孙氏感到很惊奇：想不到这帅男能把这工作干得这么好！一高兴，就给孔子换了一个官职“乘田”，不过也还是小官——管理牛羊。
孔子毫无怨言，还是一丝不苟地干。他后来曾经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这话不假，他年轻时，比这更低贱的差事都干过——民间乐队里的吹鼓手。人家婚丧嫁娶，他去给人家吹喇叭！
孔子的成功，没有什么窍门，苦干加上远大志向。
孔子早年干的小官，是不入流的，连正式的“出仕”都算不上，直到50岁以后，才当了几年高官。但他从30岁起开始做的民间教育工作，让他扬名天下，终于成就了一番伟业。他的思想，就是在今天，也被当作“心灵鸡汤”，温暖着千千万万的人！
他之伟大，还在于说的都是大实话，没有一句是让人听不懂的。他发迹后，齐景公向他请教治国方略，他回答得很朴实，但是一针见血：“政在节财。”
你看现在，他的话不还是真理吗？那些只会搞“政在破财”的人，到今天不还是要让人气得吐血！
能做得了“鄙事”，才是成功的基石——帅小子们可要都记住了。那种命运超级好，干什么都一帆风顺的人，上帝早晚要灭他，这里面没什么道理可讲。
在当今金融危机影响下，工作难找，薪酬又低，但是别忘了：能不能做“鄙事”，那是上帝对你的考验。说不定，做了一份“淡得出鸟”的工作，反而有希望将来流芳百世！
古代金融界的一杆孤独大旗
前面我说过，做人要做“国际象棋手”式的人，看问题要看到隐形的规律。
规律从来就是隐形的，聪明人看得清，老实人看不见。否则怎会有人先富起来，有人赚不着钱只得号称“坚持理想”？
什么是理想？理想是一种完美境界。而穷——温饱尚且吃力，还谈什么理想！
所以我说，穷人不讳言自己穷，那才是真有救了。穷人要是嘴硬，用猪皮抹嘴，说“我很穷，但我的思想很富有”，那不是孔乙己？
会下国际象棋的都知道，在国际象棋的棋盘上，从我方到对方有一条无形的对角线，谁先占住这个对角线，谁就必是最后的大赢家。
这个对角线，没人给你画出来，你得自己会看。在金融界，这样的隐形对角线有很多，专门检验你脑子聪明不聪明、眼睛盲不盲。
在咱们中国，自从诞生了钱这个好东西，对它神化的有，对它赞美的有，对它鄙视的也有，但是对它能看透的人不多。
春秋时代，中国历史上就出了最早能看透钱的人。
那不是孔子。孔子门生满天下，而他，是一杆孤独的旗，名字就叫“单旗”。
单旗先生也是知识分子，在春秋末年给周景王、周敬王当过卿士。“卿士”这个官，就是后代的宰相，总领诸臣的顶级大官。
在他那个时候，就有“货币战争”，他就是第一位货币理论家。
他的理论，到现在我们还得遵循，不遵循，就要出乱子。
人之伟大，就要伟大到这个程度，两千年后，人们也离不开你。“孔家店”现代以来至少被砸烂了三次，中国人照样活，活得好不好另说。而单旗先生这杆旗，你要是砍了，第二天咱们就都别想活。
他所伺候的周景王，是个穷王。因为王室衰弱，财政上相当窘迫，连喝酒的酒具都要靠各诸侯国赠送，于是他就想“铸大钱”，以解决问题（《国语》）。
所谓“大钱”，就是现在的“大面额钞票”。不过现在的货币，只是一张纸，印上100元和印上1元，成本是一样的。金属货币时期不同，钱还没完全摆脱称量货币的胚胎，半两的钱，一般必须重半两，有时候含铜少一点，但总重量还应该是半两。
而“大钱”，就是不足值的钱，比方说，明明只有半两重，却铸上“一百钱”的字样，把一个钱当一百钱来用。周天子自以为是金口玉牙，说是一百钱，就是一百钱！财政经费不就够用了吗？
事情是否这么简单呢？当然不。现在傻瓜都知道，这样做，岂不是要通货膨胀！
单旗就跳出来反对。他说：这个金属货币，大王啊，有重的，有轻的。重的就是“母”，轻的就是“子”，相互间是有制约平衡关系的。不管轻重，都要够分量，也就是足值。
他教育周天子说：这货币是干什么用的呢？一个，是用来衡量商品价值的，就是“权轻重”；另一个，就是“以振救民”。振，同赈，也就是给老百姓买粮吃饱饭的。
货币的两大功能，他都给说到了，一个价值尺度，一个流通功能。就是没说货币是供大王老人家吃财政饭的。
这一说，就明白了吧，铸币的轻重，是要根据流通情况而定，不是由着大王性子来的。如果商品涨价，老百姓感觉手头的货币重量太轻，买一只羊得背去好几大串钱，那就要铸重币，一次拿一枚就行了。
这叫“母权子而行”。权，是“根据情况而定”之意。
反之，如果物价很低，老百姓手头全是“大票”，没有“毛票”，买什么东西商家都找不开钱，那就要铸小钱，与民方便，这叫“子权母而行”。
铸多少重币，铸多少轻币，大王啊，是市场说了算。
单旗说完这些，又找补一句：大王，您“废轻而作重”，不就是想占老百姓便宜吗？结果必使“民失其资”，同时也是给自己“召灾”。
民失其资可能不要紧，因为您的亲属没有一个是民。但是国家税收就要因为民穷而减少，您老人家的费用就会更不足了（王用将有所乏）！
您一不够用，就要加紧搜刮，民不堪负担，只有逃亡一途，那就有大麻烦了。
本来财政不是供您胡吃海塞的，而是有备无患的。“民离而财匮，灾至而备亡”，老百姓一跑，您税征不上来，一点风险预备金都没有，国家就要大崩盘了！
这就是著名的“子母相权论”。
单旗的这个理论，又叫“金属主义论”，主旨就是铸造货币要足值，不能毛。因为金属货币时期，钱本身还是个物件，有原料和制造成本，工序很麻烦，利润也不是太高，所以“钱”还是值钱的。假如面值超过实际重量，钱的价值就“虚”了。
这个理论，对后代的影响那就大了。
唐代有个政府理财家第五琦，不大相信单旗的，把这个理论演变成了“虚实相权论”，认为完全可以铸造不足值的钱，也就是一定数量的“虚钱”，既可方便流通，又可弥补“国用不足”。
他想得美！结果，政府一当十、一当五十的“虚钱”一出来，单旗说的就应验了——货币贬值，谷价腾贵，民多饿死。第五琦也因此备受责难，下了台。
后来宋代又发明了纸币，钱就完全脱离了实物，变成纯粹“虚”的了，一张纸而已。南宋诗人杨万里（曾经当过地方财政官），便又把金属钱比作“母”，纸币比作“子”，主张纸币发行量要与原有的金属币相平衡，要保证两者能够自由兑换。他认为这种“母子关系”也要相权。
单旗的头脑是一流的，能预见货币未来发展几千年。可惜周景王穷怕了，不听他的，非要铸大钱。
不过，也有当今的学者质疑，说周景王时代的钱，是“空首布”，也就是铲子币，没有所谓大小之分，单旗的这个“子母相权”理论，可能是战国人的伪托。
就算是战国人假冒单旗，也不简单，起码他们在那时候就懂得：不能滥发货币及其衍生产品，否则“民失其资”，国损税收，大崩盘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