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科学家的眼光里，中国简直是个新发现的大陆。发现虽然发现了，开辟则尚待人。无论我们向哪方看——政治也好，经济也好，风俗制度也好，及这些事件的来源与发展也好——处处是问题，是材料，是一片大处女地。开垦者虽已有人，因为地方的大，一望简直看不见了。他们的成绩，他们所已开垦的地与未开垦的地相比较不过是如几方里和几百方里相比较。除了一些零星知识外，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盲目的，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中国人对于中国的无知而不求知，等于丧失土地而不求收复一样。丧地之罪首在于有守土之责者，这是全国一致的议论。
要谋社会科学前途的发展，我们首先认清现状的根由，尤须考察大学里的社会科学的现状。因为无论在哪一国，新知识的贡献是应由大学负其责任之大半的。论到大学里的社会科学这件事，实不知从哪处说起，因为处处都是弊病。第一，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人不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他们的历史是值得研究的，必须研究的，而且可以研究的。他们还不相信新大陆的存在。他们看见英美各国的大学有些什么社会科学的课程，也就照样设立这些课程。论课程的多寡，那我们贵国的大学很像堂堂“最高学府”的样子；论其结果，则很可疑。在我们贵国的大学学市政的或者知道纽约、巴黎的市政，但北平、汉口、成都的市政十之八九是不知道的。学“政制”的都学过英美德法的政制；好一点的连苏俄、意大利、日本的政制也学过，但中国的政制呢？大多数没有学过，就是学过，也就是马马虎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学政治思想的，那一定上自柏拉图，下至拉斯基，都听过一遍，好一点的，还对于某派某家下过专门的研究。至于中国的政治思想，普遍不过看了梁任公的讲演集。学经济思想的，学银行币制的，学会计的，学经济史的，学社会史的，学民俗的；哪一个不是这样？我们的大学不是在这里为中国造人才，反在这里为英美法造人才。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倘若发变黄了，皮肤变白了，外国语说得流畅了，很可以在欧美各国，尤其在美国，作有用的国民。走进中国社会里去，毕业生好像侨居异邦，社会也不大欢迎。我们年复一年如此过去。教育部长、校长、院长、教授、学生都不以为怪。我们面前的新大陆搁在那里，不去过问。
有些教育界的人虽然知道了在中国社会科学有个新大陆可开辟，但实际上又发生种种阻碍。一个留学生在外国研究了几年，倘若他是张博士；又假若他在外国的学术成绩良好，对于学问丝毫不愿虚冒，不顾苟且。他在外国所学的虽然很好，仍是外国大学所有的课程。回国以后，这位张博士就到某大学去教书。按这大学的章程，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程，每星期必须教九点或十点的功课。那么，他只能担任他在外国所学过的功课。假若张博士是个有知识良心的人，他一定很努力的授课。结果，他对所授的课程的兴趣和心得与年俱进；学生对他也很佩服。张博士遂成了一位名教授，全国的大学都想延聘。他对中国的教育确有贡献，但是他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或历史的智识则毫无贡献。平日他也想过作点关于中国的研究，预备将来教一门关于中国的课程，但一动手，问题就多了。假使他的兴趣是市政，他一看中国的市政简直不是市政，换句话说，比他在西洋所学的、所看的，完全不是一样。或者他因此就想中国的市政不值得研究，就中止他的研究了。假若我们这位张博士是个有奋斗精神的人，也知道研究不能限于完好的事体。上级动物与下级动物，文明社会与原始社会，“无”市政的市政与最新式的市政，均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张博士本此精神往前去作。他发现中国的市政学幼稚万分，既无目录，又无专门的杂志。大都市——特别市——虽然发表了几部报告，都是些官样文章，连统计都是些官样统计。至于内地的城市，连这种官样的报告也没有。同时这位张博士还须在学校担任三门功课，所以研究的进行也很慢，并且研究与功课发生冲突了。张博士回头一想：他所授的功课既然有趣，值得他继续努力，而大学也应该有他所授的功课。对人对己，他大可以种植他的旧园地，无须辛苦的去垦荒。于是他不再闻问中国市政了。
假若这位张博士抱定志向要把中国的市政作一个彻底的研究，他觉得非离开大学去办一个市政研究所不可。第一个问题是经费。这位张博士的声名很好，国人都知道他是个市政专家。他自己和他的朋友就活动起来，运动政府或中外的基金团或慈善家捐款。他们的运动成功了，研究所也办起来了。他的困难也从此左右横生了。为维持研究所的经费，他必须作两件事，一是出版，一是继续在外活动。出版要多，他必须多聘研究员、调查员种种帮手。有时捐款的人既限期交卷，又指定题目，而有时所指定的题目并非张博士的专长，而张博士在限期内又不能延聘一位专家来帮助他。于是许多出版品不但无新知识的发现，且连调查的正确与否也顾不到了。张博士在研究所里日夜忙于行政，反无时间研究市政了。建筑房子，收买图书，编预算、造决算、写报告、延聘人员、接见找事者，疏通董事、推销出版品，代表研究所出席各种会议，甚至研究所的工友和水电诸杂务都须张博士去照顾。他不但无工夫研究，连看书都没有时间。新土未开辟，旧园子已经荒芜了。
如果一位有学术根基而且有魄力的张博士有这样的经验，其他可想而知。市政学如此，其他各种社会科学亦复如此。
为谋社会科学的发展，我以为我们必须有三种心理的改革。第一，我们应认清开辟新土比种旧园子要难好几倍。假若一位经济学者没有研究过英国的中古经济，也没有研究过中国的唐代经济，而学校忽然要他担任这两门课程。那么，英国的中古经济已经有了不少的专门著作，他可以参看八九种就可以勉强起始就课。至于中国的唐代经济，以往无专家，几至全无专著。他要研究必须全从原料下手，而这些原料不但零散，且多不可靠，他非有二三年的专门研究不能起始授课。学校的行政当局绝不能机械式的勉强人人担任三门或四门功课，不问这些功课是新辟的土地，还是旧有的园子。
第二，我们应认清旧园子原先也是荒地，因为经过若干代人的开辟和种植然后成了旧园子。开辟的工作，不论中外古今都是苦的。我们不但不可怕苦，且不可眼光过高。我所读的这部英国中古经济史当然很好；它所以这样好，不但因为著者是一杰出之人，也是因为著者之前已有了无数的著者替他开了路，立了根基。我所讲的这门中国唐代的经济诚然是很不完全，但我不讲，则后人永无完全的唐代的经济史可出世。
第三，我们绝不可迷信一个大学之大，或一系之好，在乎课程之多；或一个大学生之所以成为大学生，在乎所学课程之多。大学之大，在乎新辟知识疆域之大小。大学生之所以成为大学生，在乎有无开辟知识疆域的能力。
有了这三种的心理改革，然后可以谈办法。我以为学术工作，不应从行政上下手。换句话说，不应从定条例，筹组织下手。学识工作只能从学者和问题下手。有了一位真正学者，而这位学者对某有研究价值的问题有最高的兴趣，我们就有了新知识的种子。这个种子是学术界的至宝。学术机关必须负培养的责任。减轻授课时间，减少行政责任，充分的设备，助理、旅行等等，凡是培养这种子所必须的都应该给他。但以来引诱学者是无须的，也是不能成效的。我所讲的培养，专指研究工作的便宜。
提倡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等容易引起一种误会，而这种误会又容易发生一种流弊。我这种的提倡，并不是要中国人以后不研究西洋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史学。我以为不通西洋政治的人绝不能对中国的政治思想或制度的研究有所贡献。其他社会科学亦然。我们必须中西兼顾，然后能得最大的成功。在旧园子不要荒芜的条件之下，我望社会科学界的人勇往直前，来开辟这个新大陆。因为这个新大陆是我们的田土，我们不开辟，它将永为荒地。
——选自《独立评论》第二十九号（二十一年十二月四日北平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