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世界文化有两种重要的特别：一种是自然科学，一种是机械工业。这两种特别引起了许多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如大规模的民治，兼领数洲的大殖民帝国，资本阶级与劳动阶级的斗争，支配世界市场的大公司等。上次世界大战以前，全世界的文化发展似乎有共同的趋势：素不行政治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土耳其、俄罗斯都想望着民治走；未曾使用机械的国家也步步的踏入工业革命的园地。却是大战以后，经苏联的革命，意大利、德意志、日本诸国的法西斯运动，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反而背道而驰了，至少是各向各方去了。现在世界没有共同的趋势，所谓近代文化究竟是什么，各国亦有各国的说法了。虽然，此中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斯塔林76与希特勒在政治经济的立场上虽一个站在北极，一个站在南极，两人对于自然科学及机械工业都是维护的。世界的一切都可革命，谁都对于自然科学及机械工业尚未闻有革命之声。左派的，右派的；帝国主义者与反帝国主义者；男的，女的；白种，黄种；老年，幼年：没有一个肯树反自然科学和反机械工业的旗帜。所以我们如说中国必须科学化及机械化，并且科学化和机械化就是近代化，大概没有人反对的。
这种科学机械文化发源于欧洲西部，近代史就是这种文化的发展史，欧西以外的国家都被这种文化征服了。抵抗这种文化的国家不是被西欧占领了，化为殖民地了，就是因战争失败而觉悟，而自动的接受这种文化，胜利的抵抗是没有的，能利用这种文化来生产，来防守国土者就生存；不能者便灭亡，这是近代史中的铁律，没有一个民族能违犯的。
关于欧西以外的国家接受科学机械文化的过程，有几点值得我们的注意。第一，接受愈早愈便宜，愈迟愈吃亏。在同治、光绪年间——十九世纪的后四十年——远东历史的最重要事实是中日两国近代化竞争，在那个竞争之中得胜者一切都得胜了，失败者一切都失败了。十八及十九世纪俄罗斯及土耳其的形势亦复如此，俄国能占领黑海以北的土地是因为大彼得在十八世纪初年为俄国立了近代化的基础，近代化的迟早快慢和程度是决定近代国家命脉的要素。
第二，科学机械文化从西欧向外发展的区域有两种。一种是土著的人很少，西欧人移居其中，把这种文化带去了，美洲及澳洲之成为西欧文化区域是因为美洲及澳洲成了西欧人居住的区域。另一种是人口稠密，西人不能移殖的区域，如东欧、中国、日本、印度。西欧人的势力到这些地方去的是政治经济的，不是移民的，这些地方能否近代化须看地方人民自己的努力。第一种区域近代化的过程是简单的、自然的；其经验没有可资我们借镜的。第二种区域的近代化都是从艰难困苦内忧外患交迫中得来的，其过程之富有色彩和戏剧性是历史家和政治家不能也不应忽视的。
印度在近代史的前几幕就亡国了，我们可以置之不论，余有四国可资比较，即中国、日本、俄国、土耳其。这四国的经验有紧要的共同点，四国近代化都是自上而下的，俄国近代化的发起人是大权独揽的大彼得。日本近代化的发起人是少数贵族的政治家。中国近代化的发起人是同治年间的权贵，在内恭亲王奕和大学士文祥，在外长江的督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土耳其近代化的发起人是少数留学西欧的知识分子。在四国，群众都是反对近代化的。这不是说这四国的群众是比别国的群众特别顽固，无论在那一国，群众是守旧的，创造是少数人的事业。在辛亥年，如果全国对国体问题有个总投票的机会，民众十之八九是要皇帝的，现在的民众如有全权决定要不要修汽车路，大多数会投票决定不要汽车路。数年之前，如苏联的民众能自由选择集耕或分耕，百分之九十是要维持分耕的。基玛尔77假使遵从民意，土耳其妇女的解放就不会实现了。我们在欧西文化区域内受过教育的人不知不觉的接受了那个区域内的民意哲学，忘记了我们所处的境遇完全不同。英法德美各国进步上的再进步是可迟可早的，至少不致成为国家存亡的问题。欧西文化区域以外的国家则不能不积极的推动各种反民意的改革。
在中、俄、日、土四国之中，近代化既是自上而下，并且常违反民意，改革的推动不能不赖政权的集中。从这四国近代化的过程，我们可以得着一个共同结论：政权愈集中的国家，其推行近代化的成绩愈好。所谓好，就是改革的程度愈彻底、愈快速，没有大彼得的横暴——不仅专制——旧马斯哥的守旧势力是不能打倒的，俄国或要保存鞑靼的、东欧的文化直到拿破仑大战的狂风暴雨，十八世纪的宝贵光阴将整个的空费了。在民族的竞争之中，百年的落伍是不易补救的。大彼得虽于死前未得着俄国人的感激，他是俄罗斯民族的大恩人，这是无容疑问的。战后列宁和斯塔林的伟业实在就是大彼得的事业的继进，有许多人至今只知道布尔什维克的厉害，和俄国反革命者末日的惨痛，不知道共产党在俄国的使命是要俄国超近代的近代化。以俄国民众的愚蠢及昔日领袖阶级的自私，非用极大的暴力，苏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
日本明治的维新与我国所谓同治中兴有一个极大的差别。日本的维新是以政治革命为基础的。尊王派的政治目的达到了以后，政权才集中，维新家始得以天皇的尊严来号召全国。因为天皇的尊严到了绝顶，所以日本的维新家无须倡一党专政，无须用秘探和恐怖。同光年间的中国名为统一，实不统一。曾李左诸人的事业不是国家通盘筹划的事业，李鸿章在北洋负创设新陆军和新海军的责任，但他的财源可靠的仅北洋一隅，其他各省的协饷要看李的势力和李与其他各省督抚的私人关系。京内的御史老爷们，甚至各衙门的胥吏及内廷的太监都能和他捣乱。到了甲午，尚有北洋舰队敢与日本一战，李鸿章已算大成功了。只有绝顶天才始能创造新事业，始能为民族百年大计。这些天才，因为没有集中的政权作后盾，不知道历史上有多少被庸人和群众反对而消没了。
土耳其在革命以前的维新很像中国在前清末年的维新，三心二意的维新，成绩很少，费用很多，整个国家几乎为这样的维新所灭亡。等到基玛尔用严密的组织统一了政权，又利用这政权来打倒一切步骤不齐的行动，然后土耳其始真正的复兴了。
民国以来，我们一面想要接受近代的科学和机械，一面又因内战把国家割裂了，政权分散了，所以国运反而在革命以后遭更严重的打击。自国府定都南京以后，我们才慢慢的从艰难困苦之中建设了近代化的最低限度的基础，那就是说，政权慢慢的统一了。我们不必讳言，这种统一还有不健全的地方，还有待我们努力和牺牲来完成的地方。但是近代化的问题关系民族的前途太大了。无论牺牲多大，我们不可顾惜。不近代化，我们这民族是不能继续生存的。不统一，我们的近代化就不能进行。统一而政权不集中，或集中而运用不大胆、不猛烈，则近代化虽进行而不能快。那么，我们落伍的途距就不能追上了。
所谓自然科学和机械工业不是少数学者和学校的事业，也不是几个都市的事业。我们有时因为近年理工两科的学生和设备加多，就心满意足，以为中国就近代化了。其实中国近代化的程度是很可怜的。说农业：中国的农民与近代的科学可说是不发生关系的。说行政：仅少数上层机关有几分近代化的皮毛，余则因循度日。说工业：就是大都市里面的大工厂尚且有用中古的管理方法来使用近代的机器的。倘此后政府不加以督促和鞭打，我们的生产事业都会被国际竞争所淘汰。
我们近年在各方面确有相当的进步。但是我们的进步离应付国难的程度还远呢。我们的外交内政，大干，冒险的干，革命的干，或者干得通；小干，三心二意的干，就会干不通了。所以在纪念民国二十五年的时候，我愿全体同胞从大处着眼，为民族谋百年的大计，拿出我民族的伟大精神来。（转载《大公报》廿五年国庆特刊）
——选自《独立评论》第二二五号（二十六年北平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