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彻底锈烂，社会也百病丛生。广东洪秀全，一个典型“三家村”的土塾师，科场失意，转以“拜上帝会”之名于广西聚众起义，企图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热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终致酿成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大悲剧……
从中国传统史学（包括“二十五史”和《通鉴》）的观点来看，清朝268年实在是中国史上最值得称颂的一个朝代。
论武功，它开疆拓土、四向扩张，幅员之广阔在中华民族史上是没有前例的。乾隆时代东南亚“香料群岛”一带（今印尼东端）有些小国如苏禄（Sulu）等，被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海盗吓惨了，乃向北京上表“求内附”做藩属，乾隆爷还下诏以“险远不许”呢！这与西方和日本的帝国主义作风，如何能比？
论文治，则清初康雍乾三朝130余年（1662—1795）的国泰民安，制度上轨道、政治有效率，真是“三代以下无斯盛”！——清朝也是我国历史上（包括国共两党的政府在内），唯一没有全国性“徭役制”（corvée或forced bor）的一个朝代（见《皇清通考》）。若论政府对人民的剥削，清朝实在是最少的啊！
论经济，康雍乾三朝，人丁剧增、民丰物阜也不在同时的欧洲之下。纵迟至鸦片战争（1839—1842）前夕，我们的一个资本家浩官伍敦元（1769—1843，广州十三行主东之一），他个人的财富，据美商估计也比与他同时最富有，也是第一位搞垄断贸易的美国财阀约翰·亚斯特（John Jacob Astor，1763—1848），可能还要富上好几倍。
[附注]亚斯特财团也是纽约市最早、最大、最豪华的“华尔道夫大饭店”（Hotel Astor Walldorf）的拥有者。李鸿章于1896年访问纽约时，即下榻该饭店。亚斯特本人也是靠对华皮货贸易（fur trade）起家的。
再说说学术文化吧！中国那时更是独步全球。乾隆皇帝于美国革命时期在北京开馆修《四库全书》。这一部被他陛下一“毁”再“毁”的丛书所剩下的卷帙，其分量还大于当时全世界其他各国现存书籍之总和！举一反三，其他的成就，就不用多说了。
所以我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朝的清朝，实在是不可小视的。可是近百年来它却为中外史学家糟蹋得不成个样子，实在是很不公平的。其主要原因便是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国之将亡，一切典章制度都瘫痪到底，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因之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大风吹倒前朝树，我们历史上的最后一朝也就逐渐沉入历史的海洋，而任人鞭尸了。
前文曾略叙晚清外患的始末。本篇再谈谈晚清带有浓厚周期性的内忧。
在我国冗长的历史里，“外患”往往都是偶发的；而“内乱”则多为历史的“必然”。盖我国传统的外患多半来自边疆少数民族。边疆少数民族之能否问鼎中原，则决定于两种因素：第一要看它本身有无入侵的能力；第二要看中原上国有否给它问鼎的机会。二者的凑合是难得的，也是偶然的。这一难得与偶然事实上也适用于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之入侵。
至于内乱呢？那它就往往有其周而复始的必然性了，而这个必然性，也往往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历史家，甚至阴阳家、术数家，都可以预测的、逆料的。
[附注]阴阳学、术数学不是中国和印度所专有的“迷信”。它在犹太、古希腊和伊斯兰等文明里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在当今世界上的信徒显然包括绝大多数台港的资本家和大陆上的高低干部。我国近代史上所有的军阀、政客，几可说无人不信。美国前总统雷根和他的夫人南茜笃信之诚，尤其是世界闻名的。今日美国第一夫人希拉蕊，居然也可以“通灵”。迷信之深也出乎吾人之想象。
“术数学”在西方文明里叫作numerology。这项学术在中国始自《易经》，在西方则为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前580—前507）所倡导，是一种“非科学的科学”。其实“科学”（sce），从亚里斯多德到杨振宁、李政道所搞的，也只是人类智慧中发掘出来的知识之一环。它如今已变成一种“超发展”（overdeveloped）的学问，在“现代文明”（Modern Civilization）中简直是罢黜百家、独崇老子的一霸。可是在将来的“超西方”（Post-Western）和“超现代阶段”（The Post-Modern Era）里，那些“低发展的知识”（underdeveloped learnings）和“非科学的科学”（uific sces）是否也有“突破”（breakthrough）之一日，吾人不知也。不过搞学问不应太自我设限就是了。
其实我们对清末国势的解释，还是以阴阳家的“气数已尽”四字最为切当。“气”者，朝气也、暮气也、死气也……中医所谓“精、气、神”是也。清朝末年，可说三者皆死。
“数”者，数据也，data也。除掉那些“非科学”的甲子、乙丑不谈，其他的“科学数据”如人口过剩、民穷财尽、民不畏死等各项统计，都注定清王朝非灭亡不可。
甚至就以当朝统治者找“接班人”的独家数据来说吧！康熙皇帝统治了61年，死后还有18名皇子——18个合法接班的班子。可是到清末同光宣三帝，却连一个儿子也生不出来了。咸丰帝后妃成群，也只有一个最狡猾的慈禧替他生了个儿子，这也就耐人深思了。
朋友们或许要问：皇帝生不生儿子，还要麻烦“现代”史学家们叨叨不休吗？答曰：是也。皇帝生不生儿子太重要了嘛！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列强之间订立国际条约都要把“毋易树子”（也就是不可以小儿子，尤其是小老婆生的儿子来代替大老婆生的大儿子做接班人），“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等家庭小事写入“国际公法”，以维持“世界和平”。
因为在那个“一家统治一国”“国家强于社会”的时代中，在一个具有关键性的家族里，大小老婆打架是会影响“国际和平”，引起“世界大战”的。其实当代中国还不是如此？！
笔者走笔至此，不免想起我国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来。梁氏在他的《新民丛报》上诋毁我们举世无双的“二十四史”说，我国诸史非史也，“帝王家谱”也。梁氏著书于“西学”初来之时，日译西书有限，他自己又不通蟹行文，弄点西学皮毛便骂起祖宗来了。殊不知在那个时代，“帝王家谱”的重要性远大于“历史”啊！所谓“正史”者，其内容原是以“帝王家谱”一门最为重要嘛！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先圣先贤不是早有明训？！
做皇帝、大独裁者，要日理万机，明察秋毫。那项繁重工作，岂是一个精气神皆孱，连个儿子也生不出的像溥仪先生那样的人，所能胜任的？
总而言之，时至晚清，我国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大清气数已尽，不是出几个像李鸿章一类的人物，搞两下什么“中兴”就挽救得了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我国历史上这个周期一到，就要出现黄巢、张献忠一类的煞星。结果赤地万里，尸骨堆山，血流成河，中华文化遗产，玉石俱焚……最后才能海晏河清，再产生一个新的朝代来。
这种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痛苦，已经是够大的了。到20世纪，我们要把中古的中国改变成西式的现代国家，那就要克服这种周期性的变乱。
大致说来，清朝没落的周期，盖始于乾隆之末、嘉庆之初。在我国古代，这个周期开始时的征候便是地方不靖、盗匪横行——用个现代化的名词，那便叫作“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之初，类多为零星土匪，在乡里打家劫舍。直至腐化了的官府不能禁止之时，他们就渐渐地彼此并吞裹胁，变为股匪了。发展至此，一些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知识分子就要加以利用。其中赫赫有名的如刘邦、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都是农民暴动领袖中的佼佼者。他们利用农民的方式虽各有不同，然其志在“打天下”“建朝廷”“做皇帝”的道路则基本相同。——这也是我们中华农业大帝国传统之内，政治上新陈代谢过程的特有现象，其他文明中是没有的。
笔者这一辈在农村中生长的中国人，有许多便有目击甚或参与这种传统农民暴动的亲身经验。这种经验在今后的中国是不会再有了，因为那是中央集权的“农业大帝国”的特有现象。农业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不会再出现了，这一农民暴动的现象也就不会再有了。
晚清农村发生严重的造反现象，盖始于乾嘉之际的白莲教之乱。这种清史上所谓的“教匪”，便是失意知识分子利用宗教迷信，煽动贫苦绝望的农民联合造反的，很标准的“农民大起义”。
洪秀全所生的那个时代，便是传统中国历史上产生陈胜、吴广、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上面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已彻底锈烂，不堪使用了；下面的社会也百病丛生——黑死病等都一时俱来。病入膏肓，医药罔效，人死病断根，那就要改朝换代了。
在传统中国农业经济体制下，8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农民中之绝大多数又是些终年难得一饱的贫下中农。当他们在这种“上下交征”的残酷环境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时，他们就要铤而走险，集体暴动了。在农民暴动蓄势待发之时，上帝忽然派了他的小儿子下凡“除妖”，这位小上帝——“天兄耶稣之弟”的“洪先生”，和这些农民自然也就一拍即合了。
洪秀全本是广东花县人，他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跑到邻省广西去造反呢？这就是因为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前提之下，广西的造反条件实远优于广东。
广西在今日行政区划中已经不是个“省”，它被划为“壮族自治区”。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最大的一族，有1000万以上的人口。其中兄弟民族又有苗、瑶、彝、黎等，种族繁多。其实这些少数民族事实上只是“中华民族大熔炉”（The ese Melting Pot）中尚未完全熔化的部分。根据熔化的程度，他们且有“生”“熟”之分。笔者在抗战期间读中学，曾随校迁入这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那时我们所接触的苗族同胞即有“熟苗”“生苗”之别。最熟的“熟苗”那就与我们所谓“汉族”毫无分别。他们的子女也就进入我校读书。可是我们如与“生苗”往还，那就要带“通事”（翻译）了。
清末的广西当然比抗战期间的大西南更为复杂。全省汉番杂处，生熟兼备。而汉人之间亦有土居汉人（早年南迁者）与“客家”（后来的北方移民）之别。其情形盖亦如台湾今日的“本省人”与“外省人”吧！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劣根性在作祟，这两帮“汉人”之间的摩擦，原是没止没尽的，至于汉番之争，乃至少数民族本身之间的斗争那就更不用说了，再加上地理条件——全省地瘠民贫、谋生不易，因此落草为寇，实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终南捷径。纵迟至我的朋友李宗仁将军的时代，他所熟悉的广西，还是“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
广西在人文和自然环境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于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说“粤语”（广东话），而住于桂江两岸的则说“桂林官话”。说这两种不同语言的也难免有其不同的畛域观念。
上述种种也都为有能力、有魄力的野心家提供了条件，使他们能因时、因地而掌握其特性，组织群众，揭竿而起。
洪秀全是一位科场失意、能说粤语的客家人。他在花县是一位被歧视的汉族中的少数民族。所以在花县他是不会有太多的群众的。加以花县地邻广州，居民的文化和经济水平都相当高。所以洪先生想搞点“妖言惑众”也是不太容易的。可是他如跑到地瘠民贫、客家聚居的广西西江两岸的贵县、桂平紫荆山、金田村一带，那洪先生就可称圣称贤、称王称霸，如鱼得水了。
洪秀全造反还有一个那时代所特有的经济背景。
洪氏起义金田是在鸦片战争结束的八年之后。在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缔结之前，中国所搞的“外贸”制度，原是“一口通商”。全国货物——如苏杭宁的丝绸，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红茶、漆器，安徽的绿茶，长江下游的棉纺织品等——销行欧美海外，都是要翻山越岭，通过广州“一口”去漂洋过海的。欧美南洋商品——如美洲的金银，英国的呢绒、钟表（且看北京故宫的“钟表馆”）和后来的鸦片，美商所运入的檀香、人参（所谓“西洋参”，有别于东北产的“朝鲜参”）、皮货等，乃至南洋产的珍禽异兽、犀角象牙……也都是通过广州逆流而行畅销于内地的。中外商家要搞“外贸”都要到广州一口去参加变相的“广交会”。中方出口贸易则由专搞出口的“公行”（有十二三个独立商号，如上述浩官）加以垄断，《广州竹枝词》所谓“银钱堆满十三行”是也。
来华贸易的外商则各有“夷馆”，长期划界居留，各营其利。中国管制外贸的关卡，则有所谓“粤海关”，年入正税在80万两上下（税收略次于长江中游的“九江关”）。粤海关不属于“户部”（类今之财政部），而直辖于“内务府”，是皇帝的私产。关税收入作为北京禁城的“维修费”。
[附注]清朝皇帝是不能乱花钱的。他是个“制度”（institution）。国家为维持这个institution是有其一定预算的。中国的皇帝是“中央集权文官制”中最高级的“官僚”。他不是个“寡头独裁者”。清末女主当权，叶赫那拉氏破坏了这个制度。她因此亡了夫家，也报了娘家的世仇，才成为亡国之后的。
我国当年“广交会”的贸易额是可惊的。在伦敦、纽约等现代港口兴起之前，广州可能是独步世界的大都市，和中世纪的泉州不相上下。
泉州在中世纪欧洲和伊斯兰史上号称“四桐市”（Zayton），以其四周有巨桐四株也。余年前访古四桐，瞻拜郑和行香遗迹，登临唐代古塔，觅四桐而不见，然其海天形势迫人，固古今无殊也。嗣趋番禺，偕内子投宿于白天鹅宾馆之最高层，俯视香江，见粤海之胜，想中国近代史上多少英雄人物：林则徐、伍敦元、孙逸仙、蒋介石、李宗仁……均逝于足下。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能不感慨系之？
其中浩官伍氏一家于上一世纪40年代之破产衰败，即关乎本文阐述之主旨。盖《南京条约》（1842）签订之后，通商扩及五口，上海乃扶摇直上，顿成五口之王。全国外贸进出口中心移往长江下游。广州十三行垄断结束，生意一泻如注，改业乏术，便沦于破产。
十三行破产不打紧，要紧的是广州的衰落；广州衰落不打紧，要紧的是靠它生意吃饭养家的千千万万翻山越岭、摆渡撑船的搬夫船夫。他们因广州之衰落而失业，则妻儿哓哓，如何是好？
广州“腹地”居民，尤其高居南岭深山的客家同胞和东西江的船民，由于广州衰落而失业的严重情况，我国近代经济史家和专攻太平天国的专业史家，至今还没有统计出精确数据（data）。但是也没有史家可以否认其时失业问题之严重，盖失业问题可于相关都市贸易量之起落而推算之也。吾人试想：今日熙熙攘攘之台北，股市如一旦崩溃，泡沫瞬息消失，则本市靠计程之车、左举之手（餐厅服务员）为生者，将如何得了？类推之，可揣其大略也。广州当年那宗“泡沫经济”（bubble ey），就是这样衰败下去了。一旦衰败下去，则众口哓哓，怨气冲天，就替我们“洪先生”制造造反的基本队伍了。事实上洪氏于1851年1月11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在金田起义时的六位开国元勋——洪氏之外，有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虽出身各有不同，其为失业农民领袖则一。
他们都是一批“苟富贵、毋相忘”的陈胜、吴广。有的（如洪如杨）或许更是具有“特异功能”，能与“上帝”通话的土宗教组织家如张角者流。一旦信徒蚁附，法号严明，面对着一个瘫痪无能的政府，恶贯满盈的社会，他们就密谋造反了。这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具体背景。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前例也是找不完的。至于他们的“蓄发易服”号称“长毛”，也不过是一种传统形式而已。盖清朝入关之初，颁剃发易服之令，曾遭到汉民族的激烈抵抗。但是在“留发不留头”的严令之下镇反肃反搞了两百年，我们也就阿Q一下，“男降女不降”了。“男降”者留头不留发也；“女不降”者，管你满虏大脚，我仍爱其“三寸金莲”也。
可是中国毕竟太大。尽管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吓不倒我们那躲在南岭深山里的客家同胞。他们反其道而行，偏要搞个女降男不降。女降者，客家妇女与满洲姐妹认同，大家都保留了“天足”（客家不裹小脚）；男不降者，男子保留了明代衣冠——蓄发道袍。蒙上帝恩召时，亦无须像一般“生降死不降”的汉族弟兄去“翘辫子”也。
这便是我们“太平天国”君臣的“长毛”佳名之所以然，也是太平宫廷“满朝朱紫”服式的来源。
曾国藩兄弟打垮了“长毛”，他们也毁弃了“上国衣冠”。马君武诗人说：“百看不厌古时装。”“太平”之后，这种“古时装”就只有让一些京戏伶人和票友仕女，穿着到舞台上去过瘾了。
“太平天国”是个大题目，剪裁不易。但是洪秀全究竟是一朝天子。太史公如复生今日，洪传亦应以“本纪”出之。拙著只拟略述之。在评其得失之前，本篇且列个简单的年表，以志其兴亡岁月如后：
1814年1月1日（清嘉庆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于广东花县，属鸡，家境贫寒。
1829年：秀全16岁，赴广州应试落第。
1836年：秀全23岁，广州再落第。在街头收到宣传基督教小册子梁发著《劝世良言》，未读、藏之。
1837年：秀全24岁。洪老童生在广州三度落第。返家沮丧。卧病、“升天”、见“上帝”和“耶稣”。始读《劝世良言》。
1844年：秀全31岁。与冯云山往广西贵县传教。
1847年：秀全34岁，赴广州投美教士罗孝全（I.J.Roberts）受教义，为同门教徒排挤，未受洗而归。再往广西桂平、紫荆山一带传教。组织“拜上帝会”，有信徒3000人。开始与清军冲突。
1851年：秀全38岁。1月11日纠合伙伴起义于桂平县之金田村。3月建“太平天国”，秀全自称天王。9月克永安州。12月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东王总其成。
1852年：太平军克全州。南王战死。入湖南克郴州，攻长沙不利，西王战死。克岳阳练水师。
1853年：1月克武昌。2月弃武昌，顺流克安庆、芜湖。3月20日陷南京，改名天京。遣林凤祥、李开芳北伐不利。清军建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与太平军对峙。
1854年：曾国藩始练“湘军”有成。颁《讨粤匪檄》。全军出击，与太平军形成拉锯战。
1856年：秋，太平诸王腐化、内讧。北王杀东王，天王诛北王，株连甚众。
1857年：翼王避祸出走，后死于蜀。太平开国元勋一时俱尽，朝政沦入洪氏家族“四人帮”之手，危亡立见，距建国不过六年耳。
1858—1864年：太平朝政窳劣不堪，封“王”2000余人。由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率领与清室湘军、新建淮军及英美雇佣兵（常胜军）作殊死战，终不敌。
1864年：6月1日，秀全自杀，年始50。7月19日天京为清军攻破。太平天国亡，前后14年。如何短命若此？下篇再详论之。
【1990年8月24日脱稿于台北“中央”新村】
首先吾人如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法则，来分析太平天国的历史，便知洪、杨革命实绝无成功之可能。理由是“时代设限”，非人力所可强求也。
怎样叫作“时代设限”呢？盖我国历史上的草莽英雄，在天下大乱之时逐鹿中原，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都只是个简单的“改朝换代”——他们要打倒一个腐败的朝廷，摧毁一个腐烂的社会。然后在一片玉石俱焚的废墟上，改朝而不换制，依样画葫芦，再画它两三百年，然后再让别人去打倒。
不幸自鸦片战后（1842年），西风东渐，人类的历史已经由“中古”进入“现代”。我国原有那一套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的“传统制度”，在西洋的“现代制度”挑战之下，都无法原封不动地延续下去了。因此，“时代”和“历史”对我们这新一辈逐鹿中原的豪杰的要求，就不止于“改朝换代”，他们还得有点“改朝换制”的见识和能力——“换制”，不是只在名称上把“皇帝”换成“主席”或“总统”，把“司令官”换成“司令员”，它们还需要有点“质变”。搞“质变”，不特洪、杨无此知识和能力，比他们晚了数十年的“总统”和“主席”们，还照样变不了呢！
再者，搞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质变”——尤其是像咱们中国这个有两三千年未变的古老大帝国——也非一人一代，便可“毕其功于一役”的“突变”。它是“缓慢”的，经验“累积”的，分“阶段”前进的“渐变”。穷则变，变则通。其程序是迂回曲折的，有得有失，流血流汗，最后才能摸索出一个长治久安的新制度，然后才能在世界政坛上和“先进国家”轮流坐庄，创造出一个“超西方”（Post-Western）、“超现代”（Post-Modern）的局面来。
所以在19世纪中期来替天行道的洪杨诸贤，都只是具有“改朝”之才，而缺“换制”之识。恕我再重复一句，纵使他们具有（如后来孙中山先生那样的换制之识），他们也没有搞“换制”的机运。西哲有言曰：“制度者，智慧与机运之联合产儿也。”二者缺一不可。
有“智慧”无“机运”，则哲学家之幻想也，纸上谈兵也。“机运”未到，便“躐等”而行之，那往往就变成“先知先觉”的烈士。我国近代史上的“烈士”何止万千。台湾的雷震先生便是最近的一位。他的“智慧”和他应该有的“机运”，时间差距，不过二十年耳。
再从另一方向看：如有“机运”而无“智慧”，身在其位，而识见不能谋其政，则误国误民，问题就大了。
以今鉴古，言归正传，我们再去看看洪杨之变：
我们读史者，如把太平天国14年中所已经发现的史料和史书，摊开来心平气和地去审查审查，我们便觉得他们在“智慧”与“机运”两方面都欠完善。“智慧”对他们所起的只是些负作用，而“机运”对他们也只有半个是正面的——洪、杨那个时代，他们只具有个极大的“改朝”的机运，而无“换制”的机运。洪秀全搞了14年，所靠的就是这半个“机运”。搞得好，他或者可以建立个短命的朝廷。但是，他是不能解决中国近代史上的“换制”问题的。“换制”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那他的朝廷也就不可能太长久。后来的孙、袁、蒋诸公，对这个“换制”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况洪、杨乎？此笔者所谓之“时代设限”也。
但是话说回头，洪、杨如真是英雄，他们应能掌握那半个“改朝”的机会，学学闯王李自成，一鼓作气把北京打下，登基太和殿，号令全国，过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几十年的皇帝瘾。并此而不能，终至尸填沟壑，及身而败，那就太窝囊了。
笔者于此短篇拙作中，无意效颦贾生，来写篇《过洪论》，只想就其荦荦大者，略举数端，以见太平兴亡之由而已耳。
据笔者的一家之见，太平天国运动最大的致命伤，实在是他们那一知半解，却十分自信，而万般狂热的宗教。兴也由它，败也由它。
洪秀全本人实在不是一个如一般史家所称颂的，什么领导农民起义，反抗封建制度的革命领袖。相反，他从头到尾只是基督教中一个狂热教派（a fanatical christia）的“教父”（cult leader）。巧合的是：当他这个狂热教门形成之时，却正赶上发自广西的清末改朝换代的机运。洪氏及其一些狂热信徒乃被卷入了这个有时代性的政治旋涡里去，从而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一旦造起反来，也就一不做、二不休地变成“逐鹿中原”豪杰中之一股了。终致酿成死人数千万的太平天国大悲剧。
宗教原是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由于许多特殊原因，虽然它在我国历史上还没闯过太多的祸乱，但是在所有其他民族的历史里，那些死人如麻的所谓“宗教战争”，已不知发生过几百十次呢！大的史例如伊斯兰教之兴起、十字军之东征、圣女贞德之奇迹，固不必提。且举一两桩近在目前的小例子，来比较一下，便可概其余。
近在1978年，美国三藩市有一名叫吉姆·琼斯（Jim Jones，1931—1978）的基督教牧师。他在不知不觉中忽然发生了神灵感应，使他变成了一位有奇异疗效的医生。他能为病人医治一些奇病杂症，包括肺癌，因此一时声名大噪，信徒四集。群众增多了，琼斯竟自称是“耶稣转世”（reination of Jesus）；甚至说他自己便是“上帝”（God），并自封为“恺撒大帝”（Caesar）。号称是苦难人民的救世主、社会主义之大护法。他组织了一个人民公社，叫作“人民庙”（People’s Temple）。庙内废除私产。全体信徒同吃、同住、同劳动。琼斯视其全体信徒为上帝的儿女，全体“儿女”亦齐呼琼斯为“爸爸”（Dad）。大家毁家纾难，捐献相从。三藩市附近一时被这群活上帝的信徒弄得河翻鱼乱。居民与政府吃它不消，乃群起加以驱逐。琼斯终于在美国无地存身，乃率其信徒流窜至南美洲之盖亚那（Guyana）南部，人迹罕至之热带丛林中，自建其“琼斯堂”（Joown），划地称王，不受美国之法律约束。然琼斯本人及其绝大多数之信徒究系美国公民，美政府不能任其胡来，不加闻问。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国家广播公司”（NBC）亦想抢此奇特新闻，前去一探虚实。1978年11月中旬，乃由国会议员里奥·阮（Leo J.Ryan）氏率队乘小飞机前往视察。孰知打草惊蛇，“人民庙”中的狂热叛逆分子竟认为阮氏一行四人为政府特务，乃一举将其枪杀。
人民庙徒既闯下大祸，琼斯深知政府围剿之不可免。同时他也认为他和他的全体信徒的大限已至，乃决定集体殉道——全庙成员自“爸爸”而下凡911人（亦说913人），竟于11月18日一夕之间，全体服毒自杀。一时消息传来，举世震惊。电视上男女老幼，尸体横陈——有举家相拥而亡者，有少妇怀抱婴儿而死者……情况之惨绝人寰，真令人不忍卒睹。
笔者亲眼目击之余，关掉电视，唏嘘太息，不禁试问：胡为乎而然欤？
亲爱的读者，这就是“宗教”嘛！我民族何幸，有了个“不语怪力乱神”的文化传统。因此这种在世界各地史不绝书的“宗教狂”，在我国历史上却并不多见。偶亦有之，它也不能为我们知识分子（包括古今的历史家）所能了解、接受。而有些野心家、宗教家、革命家要想利用宗教力量来登大宝、夺政权，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成功过。
因此我国传统历史家，对这一类史籍秉笔直书之时，不是咒骂他们“妖言惑众”（如赤眉、黄巾、白莲教和天地会），就歌颂他们只是单纯的“农民大起义”“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如今日大陆上对太平天国的研究）。搞宗教只是“伪装”或“假托”而已。
我国传统和现代两派执笔人都把这极其重要的“宗教狂”的一面，给完全忽略了，因为这宗史实在其他民族史中（包括奉行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各民族的全部）虽然司空见惯，而在我们中华民族史中却发生得太少了——我国史家没有对这项史实执笔的经验，所以一碰到宗教难题，往往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不幸的是，我们“洪天王”所搞的却正是“恺撒琼斯”那一套宗教狂。高唱“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洪秀全也是我国史上最成功的一位了。
再举个小例子：目前在美国还存在，并且活动频繁而怨恨猬集的另一个狂热的基督教支派，“统一教会”（Unification Church）的教主文鲜明牧师（Rev.Sun Myung Moon），不也是说他见过摩西、耶稣、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并且分别和他们谈过话吗？
您说他在胡扯？而文牧师这位朝鲜佬却能指定数以万计的美国男女青年，在纽约市的“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集体“盲婚”。他后来又去韩国的汉城搞集体盲婚，规模更大。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和韩国啊！这个时代的青年人，可以说是人类万年历史上，最桀骜不驯，最不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一代啊！文牧师有啥魔术，能把他们数万人，指定盲婚？据最近消息，文鲜明已打入苏联，看样子他又要在莫斯科搞其盲婚了。
这就是“宗教”啊！希特勒、史达林也斗它不过的“宗教”啊！
明乎此，我们对100多年以前，洪秀全、杨秀清这两位所搞的那一套，就可思过半矣。
洪秀全天王是有他一套的。但其人毕竟只是个专制时代“三家村”的土塾师，没学问，更没有文采，所以他在广州屡试不第，考不了秀才。
广州一向是我国华南人文荟萃之区，在那儿考个秀才举人是极度困难的。那位才气纵横的文士，后来做了汉奸的汪精卫，便是当年广州科考、院考出身的秀才。我们要读读那些脍炙人口“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等《双照楼诗词稿》中的诗词，再去看看洪秀全的什么“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吟剑诗》），什么“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龙潜》）等鄙俗的诗句，就可以知道洪秀全为什么可以做“天王”而不能做“秀才”了。
洪秀全虽没文才，但显然具有极深厚的“宗教感”，甚或具有如今日甚嚣尘上的所谓“特异功能”。因此当他25岁那一年，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他在广州应试又一次落第之后，受了过度的刺激，他那隐伏的宗教感和潜存的特异功能便被激发了。
我国帝制时代的贫家子弟想侥幸科名，原是全家乃至阖族的投资事业。往往阖家把微薄的资产和集体的希望都投在一个聪明男孩的身上。一旦他榜上有名，连科及第，则阖家也就鸡犬升天。可是相反地，如在科场上一再失意，名落孙山，则其打击之沉重，也是出人想象的。因此秀全在又一次落第之后，回到花县家中，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一病40余日，在昏迷中便产生了神灵感应（vision）。——他拜见那黑袍、金须、庄严肃穆的“上帝”。上帝说秀全是他的“次子”，并把他介绍给其“胞兄”耶稣，并嘱咐秀全仗剑“下凡除妖”。
洪秀全这种病中经验，在我们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士大夫笔下，简直是胡言乱语、荒谬绝伦。同样的，在现代派的革命史家书里，也被认为是不可相信的。在他们看来，秀全只是“假托”迷信，来争取工农群众参加革命罢了。其实，这殊途同归的新旧两派史家对洪秀全的解释，都是因为浸染于一个无神的文化传统，而无治宗教史和神学之经验的结果——把一个有神的宗教史，当成无神的思想史处理了。
其实秀全这项vision，在任何有宗教传统的社会里，都是司空见惯的。治宗教史或神学的作家，并把这灵异分成数种。一般于昏迷中受神灵之“诏”，清醒后记忆犹新，能遵“诏”办事或传言者，往往都被列入“先知”（prophet）的一类。至于一些于昏迷状态中，能为神鬼传语（多用韵文、诗歌），而醒后自己本人却一无所知者，西人叫作“巫师”（shaman）。其实“先知”与“巫师”之别，只是替鬼神传语的方式之不同罢了。当然先知与巫师亦各有真假之别。货真价实的亦确有其“灵异”（miracle）之处；假的则是一些“魔术师”（magi）了。
根据上述分类，洪秀全（如所言属实）则应属于“先知”之列。先知之巨子如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皆是也。
至于摩西的“十诫”和耶稣的《圣经》（The Holy Scriptures）当然是直接出自上帝之口了。上述三位都是西方宗教史和神学上替上帝传言的超级“弥赛亚”（Messiah）。等而下之，则有各教的“圣徒”（saints）和有走火入魔之嫌的“教主”（cult leaders）了。我们这位自称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衔命下凡、救世除妖的“弥赛亚”“天王洪秀全”和最近的“自称上帝”“耶稣化身”，下凡打倒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弥赛亚”“恺撒琼斯”，实在是属于同一类型的“教主”。他二人在宗教史中，都属于走火入魔的那个低等级。
杨秀清和萧朝贵二人，可能是属于后一形态的shaman（巫师、乩童）。他二人都在“昏迷状态”（ecstatic trance）中，失去本性（ego）。杨则有“天父（上帝）附体”，萧则由“天兄（耶稣）附体”，各自替上帝和耶稣“下凡”传语，发号施令。如此一来，他二人托天父、天兄传旨，则位居父兄之下第三把交椅的“天王”，也得俯首听诏了。
杨和萧原都是洪秀全的弟子，在那种宗教狂热的气氛下，可能都变成了“乩童”。此事都发生在1848年春天和秋季，也就是都在他们联合造反之前。洪秀全既然相信他自己的“灵异”，他对杨、萧二位“神灵附体”，也可能是真心的相信；而“神灵附体”这一套，在中国农村原极盛行，其情况之神秘，往往使人不得不信。杨萧两位的神迹，可能在早期也不是魔术表演。可是在他们打到南京之后，“天父”还要借秀清之口，向天王为东王“逼封万岁”，并借辞笞挞天王，打天王屁股，那一大段故事是否是“假托”，那就是另一问题了。
洪秀全之具有若干“特异功能”，似乎也是事实。他和能治怪病的琼斯牧师，甚或《圣经·新约全书》里的耶稣医师，都确有其相似之处。据太平天国方面的资料，则秀全确实有“能令哑者开口，疯瘫怪疾，信而即愈”（见《洪仁玕自述》）的本领。清方的资料也有记载说“韦[昌辉]妻病危，医药罔效，洪逆治之立愈”（见半窝居士著《粤寇起事纪实》）。
洪氏这些法术，证之以今日风行海峡两岸的“气功师”“针灸师”，以及一度风行美国的印度“瑜伽师”的治病表演，可能都是事实。前些年有位瑜伽师在纽约表演喝硝镪水、嚼玻璃瓶等绝招时，观众之中竟有诺贝尔物理奖金得主承认他是“对科学的公开挑战”（an open challeo sce）。20世纪第一流的世界科学家尚且如此，何况19世纪僻居乡曲的大清帝国农村中之贫下中农乎。
既有此绝技随身，因此秀全于30岁（1843）于广州第四次落第之后，就舍弃功名而专心地去搞其宗教了。果然科场失意，却在教场得意。他和冯云山在广西桂平紫荆山组织“拜上帝会”之后，不期年便从者如云，远近来归了。
本来在农村中搞群众组织，在中国任何朝代里都是官家所不许的，因为“聚众”必然要“滋事”。滋事之小者，则不免集体械斗、打家劫舍、铲富济贫、吃大户、抢仓库、杀官绅……乃至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官家为防患于未然，也就对聚众滋事严申禁令。文禁不了，便用武力镇压，杀他一条血路，则滋事者便作鸟兽散，俟机再聚。没武力镇压，又招安无方，那群众组织就揭竿而起，杀官吏、占城池，称王称霸了。
再者洪秀全在1837年“升天”时所看到的那一位穿黑色长袍、留齐胸金须的大王爷和他的儿子，可能是我国《乌盆记》里的包公，或《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和他的儿子关平或关兴，亦未可知——洪落第秀才，当时也不知道他是老几。等到他再度翻阅一年前所收藏的梁发著的《劝世良言》时，才豁然大悟，原来这位大神便是梁发书里的“上帝”，那位大神的儿子原来就是耶稣。可怜我们这位洪塾师那时还未读过《圣经》，不知道上帝是“无形无体”的，也不知道耶稣是上帝的“独子”。可是洪氏显然有充分的自信，他上过“天堂”、见过“上帝”，上帝并且介绍他见过自己的“长子”耶稣。因此洪氏在读过新旧《遗诏书》（新旧约）之后，认为《圣经》记载有误，乃以上帝次子的身分，把《圣经》窜改了70余条。当欧美在华传教士，闻风大哗之时，洪二太子还下诏亲征，和他们舌战笔战一通。他认为这群毛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汝等均未上过天堂，焉知天堂内之事乎？真应闭起鸟嘴……此是后话，下篇再详叙之。
总之，洪氏在“升天”悟道之后，就变成一位虔诚而狂热的基督徒，殆无疑问。等到他与好友，也是他第一位信徒冯云山组织了“拜上帝会”之后，乃决心做个终身的职业传教士，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
不过洪、冯二人传教之初，他们在广西所传的大致也只是个很原始的“一神教”（monotheism）——只拜“唯一真神”，不拜“邪神”。可是当洪氏于1844年底东归花县继续其塾师生涯时，他的宗教思想和理论乃日趋精密。据说在其后两年（1845—1846），他居然写了“五十余帙”的劝世诗歌。其三篇精品，我们也或可称之为“洪秀全的老三篇”吧！它们是：《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
虽然写了这许多，秀全显然还认为自己悟道不深。因此他于1847年再去广州，向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处又学习了三个月。不幸的是罗氏是位头脑僵硬的莽夫，他所雇用的华裔教徒对洪又大为嫉视，致使秀全未能如愿“受洗”便重返广西，以他的原道老三篇去继续传教。
笔者细读秀全此时的宗教作品，尤其是上列的老三篇，颇觉其不可小视。相反，我倒觉得它们是中国宗教史上一个大大的里程碑。——三篇振聋发聩之作。理由是这样的：
我们这已有3000余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文化，自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的倡导之后，我们是个号称无宗教的民族。其实不然，我们自“殷人好鬼”，到秦皇汉武好“方士”，到后来在社会上搞求神拜佛的和尚道士，我们世俗的宗教信仰沉入一个很低级的“泛神论”（pantheism）中；也可以说，低级的迷信却实际主宰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中下级的社会生活。（超然物外的佛学，自当别论。但佛学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
没有一个高级的一神论的宗教做主宰，我们的社会里因而也就遍地鬼神了。儒家的士大夫“敬鬼神而远之”，可是鬼神既不放过他们，他们也“远”不了鬼神。原本是个“无神”的佛教，在社会作用上，也被拖下水，和道教一样，弄得遍地皆鬼，分身不得。
可是现在好了，作为世界万物唯一主宰的“天父上主皇上帝”，忽然派了他的“次子”下凡做个东方的弥赛亚。他要禁绝一切“邪神”，独崇“上帝”——把中华民族自一个泛神论的迷信火坑里“救”出来。这就是洪秀全的老三篇的精义所在了。
在洪天王治下，全国老百姓只许拜一个“真神”上帝，其他的什么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释迦牟尼、骊山老母、城隍土地、岳王关王、灶神门神、龙王阎罗、牛头马面、送子观音、财神菩萨、狐仙水鬼、山精河伯……乃至一般看相算命、堪舆风水、阴阳五行……总之，“上帝”之外，一切牛鬼蛇神，均在禁绝之列！
洪氏这个“老三篇”虽未跳出摩西“十诫”（见《旧约·出埃及记》）的范畴，但是它是“十诫”的“中国化”。他这个“天条”之中有其宗教的“原始性”，但它所具有的丰富的“宗教感”，也是掷地有声的。
我国传统的儒宗史家（如去世的钱穆教授）对它嗤之以鼻（见钱著《国史大纲》第634页），和左翼的革命史家认为它是“假托宗教”以鼓动群众，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见。——洪氏的“老三篇”，事实上是中国宗教史中，从泛神到一神的里程碑。既是一种宗教改革的革命宣言，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因为它把烟酒嫖赌，也都一体禁绝。
有些太平史家认为秀全在1847年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道之前，未读过“新旧约”。此点笔者亦难苟同。不用说上述老三篇（秀全1845、1846年的作品），非有新旧约根底不能写出。犹忆笔者于五十年代之初，参与哥伦比亚大学所编之“中国文化史精义”计划翻译太平天国史料。在太平《幼学诗》中便碰到“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的诗句，不知何解。再查另版《幼学诗》（载于《太平天国诗文钞》，该书有《蒋中正序》），书中则改为“有知与无知”。我当时翻译，本可舍难就易，但自觉“割”字是原文，“知”字是擅改。几经周折，才把“割”字译成“circumcies”。circumcise者，割男性生殖器之包皮也。
盖在古犹太民族之社会习俗中，男性在“幼儿期”或“婚前”，割除生殖器官尖端之包皮，实在是一桩极其隆重的宗教大典。因此在犹太教（Judaism）里，“有割”与“无割”，盖为两种不同之人类，未经“摩西十五律”所规定之“圈割大典”（Circumcision）之男性，殊难成为“上帝之选民”也。
《幼学诗》是太平天国早期的文献。诗中呈现着浓厚的儒家道德观。如所咏“妻道”一节说：“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它所强调的还是儒家的“三从四德”和大男人主义。但是《幼学诗》对于基督教的教义，却已相当深入了——基督教教义对“无割之民”并不歧视。所以秀全在晤罗孝全之前，便早已学到了西方宗教中很多古怪的教义了。
所以笔者不揣浅薄，认为太平诸领导，尤其是洪秀全，基本上是个发宗教狂的狂热教主，和吉姆·琼斯是同一类的人物。琼斯所追求的也是一个“天国”——一个不受世俗权威干扰的，任由他和信徒们去过那自由自在的“共产主义”的宗教生活即“琼斯堂”生活的“天国”。
洪秀全、冯云山早期所追求的显然也只是个“琼斯堂”或“秀全堂”。所以他两人一到紫荆山便写了“奏章”，祈求“天父上主皇上帝，选择险固所在栖身焉”（见《太平天日》）。他们并没有与满洲皇帝争天下的大志。
后来杨秀清等一伙加入拜上帝会，想建立一个“小天堂”，可能还是这个意思。不过古语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提到在人间建一个“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的“小天堂”，他们可能就开始羡慕苏杭宁这个金三角了。——“小天堂”究非“大帝国”。他们所想象的只是一个“琼斯堂”式的，太平的“天国”罢了。
所以“太平天国”这国号，原来实在只是梦想中的“小天堂”，一个宗教名词而已。这一名词可能在天王登基之前早就出现了。
且看在我国近代史书上赫赫有名的“金田起义”。据忠王李秀成就义前的亲笔“供状”：太平军举事之初，在洪秀全之外，只有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等“六人”深知“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他干部与一般会众均丝毫不知也。
既然数千会众奉教主之命齐集金田村来“团营”，而又不知团营的目的何在，则团营在会众心目中，实在只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其实李秀成的话是事后说的。在“金田团营”的当时，纵使他们七位开国元勋，也未必就有此乘势造反打天下的大志。团营原是一种宗教活动，团营以后的发展是顺水推舟一步步逼上梁山的。
但是团营以后，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造起反来的呢？
原来广西省在19世纪40年代的末季，贫农、教门（如“天地会”“三合会”）聚众滋事，械斗成习，早已弄得全省骚然。清代广西省的政治区划原分“十一府”及若干“州”“厅”。在洪、杨金田起义之前，据清方官书报道，这种打家劫舍、杀官绅、占城池的暴乱已遍及“五府一州”甚或“七府一州”。（见《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地方官吏如巡抚郑祖琛等无力应付，只得隐瞒“贼情”，设法招抚。孰知愈招愈炽——这时武装暴动的群众，也早已目无官府。
清廷得报，不得已乃起用干吏林则徐，并自各省调兵。笔者的母省安徽也被调去了1000名。精兵四集，官方乃决心用武力镇压。林则徐不幸道死之后，清廷乃另检大员接替，始有李星沅，继有赛尚阿，以“钦差大臣”头衔赴桂。其后并提升布政使劳崇光，以替郑祖琛为广西巡抚，协同提督向荣，认真督剿。他们最初的目标原是“三合会”“天地会”一类更严重的“教匪”，尤其是已经占领县城的天地会首领陈亚溃（贵）、杨捞家、徐亚明诸大股。据王定安著《湘军记》所载，“时粤匪二十余股，多为劳崇光所殄，惟秀全等独存”云云，也确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的官方，原没有把洪秀全这位落第秀才的“聚众滋事”看得太严重。可是等到其他各股一一散灭，四方“零星散匪”无枝可栖，乃纷纷投向洪氏。其著者如平南一带的天地会领袖罗大纲之投洪，即其一例。各方豪杰来归，秀全坐大，官军对洪乃开始弹压，孰知在金田、江口一带数度接战，官军一再挫败之后，才知道他们有眼不识泰山——秀全这一股之凶狠，实远非陈亚贵等所能望其项背。官军之畏葸无用和会党临阵之英勇，也大大地鼓励了秀全的党羽，他们益发不把官军看在眼里，而企图大举了。
[附注]陈亚溃的原名是“亚贵”，官书故意写成“亚溃”。正如孙中山原名孙文，清廷官书多写成“孙汶”，以示贬斥。
因此所谓“金田起义”者，事实上只是由于客观形势积渐而成。一方面是大群贫苦人民在搞一种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了，难免就有些铲富济贫、吃大户、抗官军的激烈行为。另一面则是一个腐化专制的政府。它认为这群人民，误信邪教，聚众滋事，目无官府，需调军警弹压。双方冲突已久。只是在1850年（道光三十年）12月初，在一次重大的反弹压行动中，革命群众打死了清军副将伊克坦布，并伤毙官军300人。这一下革命群众信心大增，乃借教主38岁生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西元1851年1月11日），来个“恭祝万寿起义”（洪仁玕语），庆祝一番。——所谓“万寿起义”，事实上也是事后追封的。
作为教主的洪秀全也就乘兴写了“五条纪律”，什么遵条令、别男女、秋毫莫犯、公心和傩（粤语和睦）、同心合力，作为与官军再度接战的准备，如此而已。
洪秀全是位多产作家，也是位欢喜写“诏谕”的教主。但在这段所谓“金田起义”时期，却没有留下任何像《北伐誓师辞》或《讨武曌檄》《讨粤匪檄》一类的文字。所以所谓“金田起义”这个荣衔实在是洪、杨诸人在打下半壁江山之后才回头追封的。其情况盖如今日中共之“八一建军节”。——1927年8月1日贺龙、叶挺在南昌“暴动”，叛离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谁又想到20余年之后，那一天竟被定为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呢？
“金田起义”既没个确切地点，也没个确切日期，更没一张正式文告，因此它不像是个有计划的革命发难的行动。洪仁玕事后追述说：“本不欲反，无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我想这句话，大致是可信的。
总之，金田团营，乃至后来的男女分行、财产归公的“圣库”制，都与在美洲发生的吉姆·琼斯型的宗教狂有极其类似之处。只是客观环境不同，使他们各走各路罢了。
1851年春，洪、杨在金田起义之后，和清室官军在桂平、武宣、象县一带，纠缠了几个月。这一时期官军的表现实在太窝囊，而此时又民心思乱，太平军的裹挟则愈来愈大，也越战越勇。宗教热愈沸腾，“越寒天、越退衣”，简直到了疯狂的境界。3月23日（阴历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竟在武宣县东乡镇，与天兄耶稣同时“登基”，自封为“天王”，自称为“朕”，群下对天王则称“主”。
同年9月25日，天王乃率众窜占永安州城（蒙山县治），一占数月。永安之失，足使北京朝廷震动。朝廷在痛惩疆吏失职之余，更增调大军围剿。
洪、杨既占永安，也自知“骑虎难下”（杨秀清语）。一不做二不休，乃逐渐化宗教为政治，改组军队，重编会众，以应付此一不能自了之局，遂有“永安封王”之举。
太平军于1851年9月（本文均用阳历）窜入永安至翌年4月突围，在永安共驻了八个月。这八个月中最大的举动便是1851年12月17日的分封诸王了。史学界朋友们总把这“永安封王”视为洪、杨军政组织的起步，笔者却不以为然。“永安封王”还是一群狂热教门的宗教行为。且看洪秀全的《封五王诏》。他说天父上主皇上帝权威大于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一切但听命上帝可也（这是洪氏自称）。分封五王者实只是“姑从凡间歪例”才勉行之也。原文是：
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另诏（天王）后宫称娘娘；（诸王）贵妃称王娘。
其实太平军窜入永安州时，男女老幼不过两三千人（笔者另有考据），史传三四万人皆非也。在两三千的乌合之众中，封出五位二十来岁的王爷（达胞那时可能还不足20），来管治四方“各国”，岂非形同儿戏！但是我辈生长于传统中国农村之中，看惯佛道二教的什么“设坛”、什么“打醮”等，就知道没啥奇怪之可言。且看那些奇装异服的道士和尚，扛着招展的旌旗，什么“十方大菩萨”“十殿阎王”等，就知道这些狂热的“拜上帝”教徒，所搞的也正是这一套。
不幸的是在19世纪的50年代，清朝的气数将尽，全国，尤其是广西，那些久经“土、客”械斗磨练的客家农民，正蠢蠢欲动。经过洪、杨这一有组织的狂热的宗教活动，聚众滋事、弄假成真，就造起反来了。
太平军盘据永安八个月之后，广西官军约14000人在北京的三令五申之下，乃把叛军团团围住。面对“数倍之敌”，洪杨之众便不得不突围以自保了。据参加此次突围的老长毛事后回忆，他们二三千人，置妇孺于全军中段（客家妇女皆天足），青壮前后簇拥，一举冲出重围。既出重围，他们前逃，清军尾追，其情势就变成我国历史上所屡见不鲜的“流寇”了。
传统流寇的作战方式，多为裹胁农民，钻隙流窜，飘忽如疾风暴雨，其锋不可当。撄其锋者，无不粉身碎骨。因此官军追剿亦有一套不成文法。他们照例是以邻为壑，只追不堵。堵则自取灭亡，有百害无一利；追则可以趁火打劫，随地报功请赏，有百利无一弊。正面官军如躲避不了，也只死守城池和险要或旁敲侧击，绝不正面堵截。在这一公式之下，则流寇一起，便滚起雪球，如入无人之境。尾追官军也就养寇自重，呼啸相从，绝不放松。好在中国太大，大家都可无限制地玩其走马灯。所以黄巢、张献忠等起义时，都有“拖死官军”之名言，官军亦乐得被拖死而不疲也。提督向荣的不断升迁就是个好例子。
我们历史公式里的“洪杨发贼”，在永安突围之后，无人敢堵。他们乃沿途裹胁（李秀成便是被裹胁者之一），直迫省会桂林。围城一月不克，乃窜入全州，长驱入湘。湘人本好武，见新朝崛起，贫农、矿工、船夫、会党赴义如云，一时声威大振。
太平军8月克郴州，9月迫长沙。围城80余日不克，乃舍长沙，渡洞庭北上。12月克汉阳，翌年（1853）1月乃攻克武昌。2月舍武昌、掳民船、挟众75000人（号称50万），顺流而下，克九江、安庆、芜湖，然均不守，3月19日乃破城攻入南京。自此太平军占领南京，改名天京，凡11年零3个月，乃形成太平天国在长江下游的割据之局。更在下游的镇江、扬州则变成时得时失的外围据点。
洪、杨自“永安突围”至“定都天京”为时尚不足一年，其行动之快、发展之速，不在70年后国民党北伐之下。然国民党之北伐是先有“革命根据地”的两广，然后才“誓师北伐”进行有计划的政治扩张。洪、杨北窜则是占一城丢一城的流寇行为。所以，国民党于1927年奠都南京时已占有半壁河山；而洪、杨奠都南京时，只有南京、镇江、扬州三座孤城而已。
洪、杨如真是英雄人物，则应并此三城而舍之，倾巢北上。以他们那时的气势，要一鼓作气打下北京是绝无问题的。因为此时北京已风声鹤唳，贵族重臣家族逃亡一空。咸丰皇帝亦已准备迁都热河，而太平义师，朝气正盛，弱点未露。全国人民与各路英雄均仰望旌麾以解倒悬，神州正可传檄而定。谁知洪秀全基本上只是个“琼斯型”的教主，只管“天情”，不谙“世事”，而太平军实际总指挥杨秀清，则是一只狗熊。富贵对他来得太快了。四年前一个赤贫的烧炭工，如今叱咤风云，锦衣玉食，做了“东王九千岁”，一头栽入“六朝金粉”里去，就不能自拔了。
对这群来自落后地区的贫下中农来说，那个三月江南、六朝金粉的“小天堂”，真是“得此已足”，再也不想离开了。想想那“燕都”是“沙漠”之地，“直隶”是“罪隶之省”（这都是天王诏书上的话），北上争雄的劲头也就完全消失了。
太平流寇既然不想倾巢而出，尾追而来的钦差大臣向荣的官军，也就于南京东郊的孝陵卫，自建其江南大营；另一钦差琦善，也于扬州郊外建其江北大营。两两对峙，彼此慢慢扯皮，就胜负难分了。
【1990年11月25日脱稿于纽约】
前已言之，在社会科学家的电脑里，历时14年的太平天国只是近两千年来，“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中的“第一阶段”。
吾人今日在这个走着瞧的程序中，回看这个转型运动，自鸦片战后发轫以来，大致需时180年至200年，始能竟其全功。显然它现在已进入其最后阶段。如无重大意外，下一个“定型”社会，在21世纪初季应可酝酿成熟矣。——国事在社会科学家的电脑里，似乎也是可以预言的呢！
再者这一记“阶段分明”的转型运动，不是勇往直前、有进无退的。它是走三步退两步，甚或是走两步退三步地缓缓地向前移动而至于今日的。这也是辩证论者所强调的“对立——统一”的公式吧！迂回是难免的，前进则是必然的。明乎此，我们对“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的“知其然”，就可以提出社会科学也能够加以诠释的“所以然”了。
须知我“汉族中心主义”的武力和文明的向外扩张，自古以来是自北而南的。从“吴越”的归宗，到“南粤（越）”的同化，到“越南”之加盟，是程序分明的。可是洪、杨诸公这次却领导了大批“粤匪”，逆流而行，打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个“北伐”！（其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只是竟其未竟之功。）
洪、杨这次北伐，其来势之猛，真是世界史上所寡有。吾人如把那14年的历史分段而论之，大致也可分成三大阶段：曰流窜时期（1851—1853），曰割据时期（1853—1856），曰围剿与反围剿时期（1856—1864）。1864以后的捻军和华南一些会党的继续活动，只能算是围剿与反围剿的余波了。
所谓“流窜”者，简言之便是传统的黄巢、张献忠的斗争方式。农民在揭竿而起之后，由小股化大股，与官军你追我赶，不守一城一池，在国内四处流窜。钻隙前进，拖死官军。
洪、杨起义的最初三年，便是这样的，他们是一群没有根据地、没有后勤、没有固定兵源的中国传统历史上所记载的“流寇”——近人所谓农民大起义。这种农民起义所以能愈战愈强、愈滚愈大者，是有其特殊的社会条件的。那就是政治腐化、官逼民反，社会瘫痪、民不聊生。在这个人心思乱的国度里，一般饥民和他们的有政治野心的领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一旦有人揭竿而起，则星星之火，很快地便可以燎原（《毛选》中以此为题）。
洪、杨于1852年春自永安州突围北窜时，连妇孺在一起不过两三千人。——读者中的洪杨专家们，且慢……先让在下谈点个人的小考据：
关于永安突围的人数，我的业师郭廷以先生（中国近代治太平史的第一位权威）和后来的简又文、罗尔纲诸先生都说有数万人之众。笔者于50多年前在沙坪坝的大学课堂里，便向郭师质疑。我认为这个数目太大。我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是个人经验。那时我也是个形同流寇的流亡青年，与数千流亡伙伴自陷区“突围”到西南山（苗）区去。亲身经验告诉我们，像永安那样的西南小山城是很难容纳像我们自己那样从天而降的“三千小儿女”的。慢说吃喝住，连大小便都无法容纳呢！
第二是历史档案。当时向永安合围的官军总数不过14000人，而被围者其后总说是“被围于数倍之敌”。如此则突围者不过两三千人，实是个合理的数目了。
后来笔者在美国大学里教书，自己和学生一道读洋书，不意竟豁然开朗，原来当时参加永安突围的重要领袖之一的“国舅”赖汉英，便是如此说的。汉英是洪秀全原配赖“娘娘”的弟弟，也是后来捻军杰出领袖赖文光的堂兄弟。他自金田起义、永安突围、进军长江、奠都天京（南京）、到略地江西……可说无役不与。后来进封“夏官丞相”，位至极品，实是太平开国元勋中，仅次于八王的重要首领。历来官书私籍对他的记载都是触手皆是的。晚至1975年，他花县故乡还有他受伤还乡的传说。可是汉英在外交方面的经历，却鲜为人知。他是洪、杨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个与外国使臣接触的天朝外交官。
原来洪、杨于1853年3月克复并正式建都南京之后，英国政府便迫不及待地试图与新朝接触并建立外交关系（其行径与1949年秋的英国在沪宁一带的活动，前后如出一辙）。同年4月下旬驻华英使兼香港总督乔治·文翰（Samuel Gee Bonham）乃偕译员密迪乐（Thomas T.Meadows）乘英舰哈尔密斯号（The Hermes）直驶南京。由于外交礼节的难以如愿，英使拒见太平官员，而密迪乐则接触广泛。他所见到的印象极佳的新朝官员便是赖汉英，他两人甚为投契。密氏并奉赠赖氏欧制望远镜一架以为纪念。他两人的交往可记者颇多，密迪乐记录弥详，简又文教授亦曾加摘译。在他两人交谈中，赖即谈到当年永安突围的往事，颇富史料价值，而汉籍中则未尝见也。简君译文中竟亦疏于选译。
赖说太平军在永安时陷入重围，弹尽粮绝，但是士气极高。在天公威灵感召之下，“全军二三千人，置妇孺于中军，不但一举冲出重围，且将敌军彻底击溃”。（见thomas Taylor Meadows, The ese and TheirRebellions.London：Smith, Elder，1856；Reprinted by Stanford Uy Press，1953；Reprinted in New York，1972.p.282。并请参阅Westers oaiping：a sele of Dots.Honolulu：Uy of Haress，1982.p.44n.）密迪乐所记录下来的赖国舅的“口述历史”，显然是可信的，也是合乎事实的。
太平军自广西永安（今蒙山县城）突围（1852年4月5日）之后，人数虽少，却如猛虎出柙，锐不可当。全军沿途裹挟青壮，实力迅速膨胀。各路英雄好汉、激进工农，更是附义如云。台风横扫、草木皆兵。4、5月间，围攻桂林未克，乃北窜全州屠城而去（6月3日）。入湘以后，长沙之外无坚不摧。会党、矿工、船民参军者数万人。1852、1853年之交遂进据武汉三镇。全师至此带甲凡75000人，号称50万。1853年2月乃尽掳三江一湖（湘江、汉水与洞庭湖）中的民船数万艘，顺流东下。樯橹如林、旌旗蔽天。下九江、克安庆、破芜湖，如入无人之境。3月19日乃攻入南京，斩清廷两江总督陆建瀛及江南提督福珠洪阿。翌日又攻破南京城内之满城，将清廷之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以下之满族男女老幼四万人，悉数屠杀。同时清查阖城汉族户口。凡曾任清政府公职者皆视之为“妖”，随意捕杀。妖之外的一般男女市民，则勒令分为“男行”“女行”。青壮男子则编入军营；妇女则编入“女馆”，随同劳动。百工技艺亦按职业性质，编入诸“馆”。所有公产均入“圣库”；市民私产则勒令“进贡”，加以没收。家人不得私聚；夫妇不许同床。违令者“斩首不留”。阖城上下除王侯高干之外，同吃同住同劳动，整个南京城遂恍如一大军营。
一切粗具规模，天王洪秀全乃于3月29日自下关江边，舍“龙舟”登陆。这条龙舟是什么样子呢？想读者或与笔者有同样的好奇心。让我们且抄一位当时目击者的报道：
洪秀全坐船上，船首雕一龙头，饰以金彩；舵间装一龙尾，伪称王船。遍插黄旗。两旁排列炮位十余尊，钲鼓各一，朱漆龙棍大小各二。船上点灯三十六盏。（见简又文著《太平天国全史》第513页，引《盾鼻随闻录》。）
至于洪天王初入他的都城天京是怎样一种气派呢？再让我们抄一段当时在场看热闹者的口述：
……其日，东王杨秀清躬率诸王百官及圣兵恭迎天王于江干龙舟中。东王衣红袍，戴貂帽，如宰相服饰。其余各首领或戴官帽，或插竖鸡毛，带兵十数万，簇拥跪迎。是日天色晴明，旌旗蔽空；各官皆骑马，带兵勇前驱。其次则各王皆坐黄轿，轿顶一鹤，后皆有王娘及大脚妇数十人骑马从焉。天王之帽如演剧长生殿唐明皇之帽，黄绣龙袍、黄绣龙鞋、不穿靴，坐一黄色大轿，轿顶五鹤朝天，用十六人舁之。舆夫皆黄马褂、黄帽。前队旗帜兵卫数百对。次锣鼓手若干对，次吹鼓手八人，各穿制服。太子（皇子）二人，一骑马，一抱在乳媪手中。天王轿后，妇人三十六人从，皆大脚短衣长裤，不穿裙，骑马，手执日照伞。最后拥兵卫者，亦不计其数。盖驱策万众，喧嗔数十里，居然万乘之尊。（见同上书第512页，引自《养拙轩笔记》。）
洪秀全这位落第老童生，三家村的私塾老夫子，至此可说是吐尽鸟气。至于他心中究有多少苍生，多少人民，吾不知也。但是大丈夫当如此也。治史者终不应以责备圣贤之笔，以丈量草莽英雄也。
好汉既入深宫，难免纵情声色。据幼主小天王殉国前之回忆：乃父在金田起义时，已有姬妾十五六人。突围永安时“娘娘”已增至36位。天京后宫之内，则同床者多至88人。如此粉阵肉屏之中，大脚小脚应付之不暇，还有什么革命之可言欤？自起宫墙自绕，这位开国昏君，不论生死，就再也不愿全尸离此金粉之乡了。
笔者于20世纪40年代之末，抵美留学时，曾在纽约市动物园看过一些来自中国的珍禽异兽，真不胜感叹。其一便是熊猫，标签上写着中国特产，是否为蒋宋美龄夫人所赠者，已不复记忆矣。它灰溜溜的，看来像是一头花猪，横卧墙角，亦引不起访客的重视；哪像30年后，专机来美的那一对娇娇滴滴的“国宝”，在华盛顿那样风光！愚夫妇好奇，亦曾驰车去华府恭谒。骄阳之下，排队半英里。乍睹芳颜，真疼爱无比。它两位香巢之华丽固无待言矣。而贵伉俪一举手一投足，槛外同谒者，无不鼓掌欢笑，声震树木。然这对贵族夫妇，与30年前鄙所见之“花猪”，究有何不同呢？猪犹一也，而贵贱穷通，悬殊若是！苏秦先生若在此，可能也要感叹而言曰：“猪生富贵，岂可忽略哉？！”
另一头中国特产，标签上是否有拉丁文名字亦忘之矣。只记得其名为威妥玛拼音形式的“四不像”（Ssu-pu-hsiang，按今日大陆上的汉语拼音，则应该是Si-bu-xiang）。它老人家被放置于一亚洲栏内，与一般亚洲来的牛马同列而嚼其枯草焉。
一般拖儿带女的动物园游客，谁有此耐心和雅兴去分别它们是牛是马呢？大家只有望望而去之，至多品头论足一番而已。谁知竟有个好奇的“打工仔”，为此一汉语拼音所惑，真把那生锈的铜牌读下去。一读，不得了，它老先生本是我国的贵族。原来是锦衣玉食，生于吾皇的御花园“三海”“南苑”之内。不幸八国联军侵华，闯入御园，把它捉去当了俘虏。所幸它未曾参加义和团，既未“扶清”，更未“灭洋”，戴不上“战犯”的帽子。但是帝国主义的洋兵却不管这一套，硬是把它捉了，枷锁至纽约吃枯草已数十年矣。
老贵族为何取个怪名字叫“四不像”呢？同来自中华的青年打工仔历史家，曾为前辈细查之。原来它“角似鹿、尾似驴、蹄似牛、颈似骆驼”，结果弄成个非鹿、非驴、非牛、非骆驼的“四不像”！
如今事隔数十年，它老贵族早已物故。遗骸可能已变成标本，伫立何方。但是老前辈留给我的它那慈祥古怪的四不像，却永志不忘。其实它老人家为何不能名为“四像”呢？它不是既像鹿、又像驴、又像牛、又像骆驼吗？！
近来笔者整理旧稿，翻及太平天国诸卷，因想把洪杨政权按社会科学原则来分分类：基督教政权？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革命？农民大起义？神权国家？反封资修的无产阶级专政？……分来分去，吾分不了也。可是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了我的同侨，有忘年之交的老前辈“四不像”来，才豁然大悟。——洪杨政权原来是个“四不像”的政权。思想搞通，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洪杨政权既然是个“四不像”，历史家、哲学家、政论家、宗教家等，如果硬要以一己专业的兴趣，来加以妄评或妄攀，都是要走火入魔的。
前篇已言之，国学大师钱穆就认定洪杨政权是个背叛孔孟、违反中国道统的邪恶政权。他拥戴曾、左、李、胡的卫道行为，而洪、杨则罪该万死。可是洪、杨之后60年，国家最高学府中的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不是也要打倒孔家店？！此外，洪、杨之“田亩制度”、解放妇女、禁止缠足，严禁“吹烟”（吸食鸦片）、酗酒，禁娼、禁赌、禁淫，胆敢“奸小弟”（同性恋）者，“斩首不留”……则视孔孟之邦空谈仁义，奴役女性，举国吸毒，虽名士高官，亦以奸小弟为风雅……两两对比又何如哉？
太平灭后，评其功过，名士汪士铎立论就相当公平。汪说：“贼（指洪杨）改四书五经，删鬼神祭祀吉礼等类……无卜筮术数，禁烟及惰……此皆胜我（清朝上下）万万也。”汪且强调说：“不以人废言，此功不在圣人下也。后世必有知言者。”（见汪著《乙丙日记》）
旧儒奢言道统者，实知其一，不知其二罢了。
通达人士如胡适之先生，也反对洪、杨。胡氏反洪、杨的立场，是从他一贯的“反战争”“反暴力”“反革命”的理论出发的。他认为在社会上使用暴力解决问题都是错误的、得不偿失的。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但是社会上何以会发生暴力，则非适之先生这样的白面书生之所知了。
国民党人谈洪、杨，始则是之，如孙中山先生和一些早期的革命党人（包括早年的蒋介石），终则非之，转而崇拜曾、胡（包括晚年的蒋介石和陈立夫等人），何以如此呢？那就是因为他们由“在野”到“在朝”，在太平诸公的“四像”“四不像”的形象中，捉摸不定的缘故。同时，也是由于他们对太平天国的历史欠缺深入的了解，凭常识论史，所以往往就驴牛难分了。
可是治太平天国史，而弄得四像不清，从一而终的，最高史学权威亦不能免。今世治太平史最深入者，莫过于简又文和罗尔纲两先生。两君著述都数百万言！而简君在太平“四像”中则咬定个驴。他认定洪杨革命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汉族反满的“民族革命”。为此，简公亦终身颂之。简氏成长于国民革命时代，立论盖与时代精神有关。
罗尔纲先生则走向另一极端。他老人家咬定一头牛，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一种伟大光辉的“阶级革命”。认定这一伟大目标，虽千万人吾往矣，罗君竟以太平天朝的正统史家自居，而斥曾国藩等为“汉奸”、为“反动派”、为“封建地主”……义正辞严，有时简直目眦尽裂！
罗君广西人，幼曾承教于胡适之先生，著有《师门辱教记》记其在胡家受学之经过，为适之先生所称赏。然其治太平天国史则与师承完全相反。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治太平史，数十年来在大陆上领袖群伦，已蔚成一代宗师。近数年来由于中国开放，“苏东波”解体改制，青年学者多喜新厌旧，而罗公老骥伏枥，信心弥坚，初不稍让。
余读罗公太平史书数十年，知其包罗宏富，考证精擘，马列史学中之重镇也。近著《太平天国史》精装四巨册（1991年9月北京中华书局第一版）都百余万言。余亦搜购一部，细读之、详批之。颇有所获，亦颇有惊异。试略述之，或亦为海外同行所乐闻，盖该书为太平史学界，最近在大陆出版之重要巨著也。
再者适之先生当年与笔者聊天亦时时提到罗君，颇多念旧之辞。笔者亦尝继续罗公未竟之功，整理胡父铁花先生之遗稿也。今读罗氏巨著，遥念当年的寒士助理，今日的老辈衰儒，亦不无相濡以沫之感，因突出罗公，多写两行，也不算是滥用篇幅吧！
有的读者可能要问：“太平天国”何以变成这种四像四不像的政权呢？这一点在社会科学里是不难找到答案的。
原来一个衰势文明，在一个入侵的强势文明挑战之下，双方交流激荡的结果，往往是守卫者的母文化但余糟粕，入侵者的新文化则多属“污染”。其中最糟的就变成了非牛非马的所谓“殖民地文化”（或半殖民地、次殖民地文化）了。
试看19、20世纪中，亚、非、拉三洲之内所存在的列强殖民地（包括我国通商各口岸中的租界），哪一个不是这样的呢？！你说它洋吧，表面看来，穿洋服、吃大餐、进教堂、说洋话，歌台舞榭、灯红酒绿，真是洋得十分彻底。可是究其实，哪里又能找到什么法治民主、救弱抚孤、守秩序、重公德的西方文化的精髓呢？
反过来看看我们土著的社区，其中烟、赌、娼泛滥无边，帮会盗贼横行，贪赃枉法、贫穷、疾病、肮脏、糟乱都达于极点，哪里又能找到一点点我们自吹自擂的“四维八德”呢？——总之在攻守文明之间，同取其糟粕（今名谓之“污染”），是早期强弱文明对流的必然现象。但是一个被强势文明挑战的弱小（或弱大）民族，如不是一窝颓废的群居动物，双方交流日久，渣滓淘尽，渐取宾主之长，那就是今日世界崭新的文明了。——在那华裔人口占80%的前殖民地新加坡，在这项转变中的表现，就是个很标准的实例。虽然新加坡朝野亦有其并不太光鲜的一面！瞻念前途，吾华裔其勉之戒之。
言归正传，我们的洪杨政权，也就是早期中西文明对流中的产儿之一。更确切地说，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社会转型的第一阶段，也是中西转型、社会改制最早的尝试。真伪杂糅、善恶难分、用舍不当，才搞出这么个“四不像”的政权来。
举几个小例子来说吧！太平政权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同吃同住同劳动，最进步的平民政权。但是它却保留了“朕即国家”，君贵民轻的最反动的政治哲学。甚至把含义以人口干戈为重的“國”学，硬性改为一王独大的“囯”字，作为国号以教育人民。这就是最矛盾和极反动的了。演变的结果，太平朝中阶级森严。为王为官，可以为所欲为。为农为工的小百姓，则豚犬而已。无限制权力、无限制腐化的政治哲学中的定律，在洪、杨诸公“进城”后的印证，真可说是淋漓尽致。以短节零篇来窥其全豹，盖为不可能；然举一反三，或亦可略知轮廓。
笔者于前篇曾突出描述洪天王于1853年3月29日在南京所举行的盛大的进城式。其实这一伟大场面，只是个开始。
记得《战国策》里有一则关于秦始皇生父吕不韦的故事说：不韦是个“买贱卖贵”的大商人，家赀百万。但是他还嫌利润太小，因而问他父亲说，务农可获利十倍，经商可获利百倍，如果搞政治“立主定国”，可获利多少倍呢？吕父说，那倍数就数不清了。不韦乃决心搞政治。最后居然搞出个秦始皇来。
在中国历史上搞政治获暴利的名人，洪秀全也可算是一位佼佼者了。1852年春初，他还是个一无所有的贫农头头。一年之后自南京下关“进城”，在十万军民跪迎之下，他就变成“富有四海”，享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万乘之主了。——老洪，乖乖！这时有88个老婆。你能说这位耶稣的弟弟是牛，是驴，是鹿，还是骆驼？
有这许多老婆，放到哪里去住呢？所以洪天王进城之后，第一桩急事便是大兴土木来建造“天朝宫殿”了。
金陵自古帝王都！南京之为国都，已积3000年之经验。它那儿除掉“万岁爷”和“太监”之外，供奉皇帝的东西要啥有啥——宫娥采女、黄金白银、奇工巧匠、捧场文士、磕头谗臣等一切，无不具备。老兄，你有本事做皇帝，“进城以后”万事齐全，就等你黄袍加身！
遥想那虎踞龙蟠、物华天宝，钟山似金、长江如练，江南三月、草长莺飞，真是天堂之首、帝国之都，何等气势？！有心搞“立主定国”的大富商、小政客们，真有志气，南京才是个去处呢！——这是题外之言。
可怜我们的洪老师从那个最落后的穷乡僻壤“紫荆山”，一下看到那富丽堂皇、五光十色的“紫金山”……这都是陛下我的“江山”吗？！洪老大沉不住气了。真是恨不得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一下淹死算了……
洪秀全是1853年3月29日（阴历二月二十日；天历二月二十五日）进入南京的。进城不过数星期，他就开始划定皇城、修造皇宫了。
这座他所圈定的城中之城的皇城，占地约数十方里，分内外二城。其规模大小似乎不在北京紫禁城之下。其中殿阁巍峨、雕龙画凤是不用说了。在天历四月（阳历5月）兴工，工匠凡男女万人，日夜赶工，半年告成，十分壮丽。不幸初步工程方竣工，便发生大火，烧成灰烬。1854年初春又在原址重建，规模更大。其正殿称为“金龙殿”。高广似不在北京太和殿之下，“梁栋俱涂赤金，文以龙凤，光耀射目。四壁画龙虎狮象，禽鸟花草，设色极工……”（见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第1444页，引吴绍箕《伪王宫》及毛祥麟《甲子冬闱赴金陵书见》。）
据目击者言，正殿之后有后殿。后殿之后，左右各有一池，方广数十丈。池中各置石船二艘（其一今日尚存，在当年“国府”，今日江苏政协园内）。池后为内宫，分为左右两区。每区大楼五层，高八九丈，深数丈。这显然就是洪秀全88位老婆住的地方了。
后楼之后为花园，其亭台楼阁，奇花异草之盛，就毋待多费笔墨了。（见同上）
太平天国遗存文献中的《天父诗》里，即保存一首洪天王游后苑的诗。诗曰：
乃[拉]车对面向路行，
有阻回头看兜平。
苑内游行真快活，
百乌[鸟]作乐和车声。
洪秀全这首“诗”虽令人笑掉大牙，但也是他的真情流露。读其诗可想见那洪天王一个大男人，当时带了几百个女人，同游后花园的“快活”神情。真是读其诗，如见其人。洪某虽然考不取秀才，这首诗却不失为宣泄私欲之真品。
我为何说天王游后苑只“一个大男人”呢？原来洪秀全（像许多cult leaders一样，包括在克林顿治下率徒众数十人集体自杀的那个邪门教主）也是个有“性变态”的教主。他和海狗（fur seal，学名callorhinus ursinus）一样，是有性独占欲的。——海狗是个古怪的动物。雄海狗虽然占有数以百计的雌海狗，但它那个大男狗主义，还是不允许另一只雄海狗出现。它这个一夫百妻制，因而也导致我们中医把“海狗鞭”当成补肾药。
洪天王显然就有类似的性变态。你看他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自武昌乘风破浪攻向南京时，在那个战志飞扬、军书旁午的时候，我们今日所发现的天王洪总司令在“龙舟”中所写的谕旨，竟然只有一份严禁随征将士在御舟之侧偷窥天王“娘娘”的诏书，奇怪不奇怪呢？！
所以我们可以开个玩笑说：洪天王不但像驴、像牛、像鹿、像骆驼，他也像一头雄海狗呢！读者贤达认为这是笔者倚老卖老，对天王不敬吗？非也。这是佛洛依德学派中的主要的严肃的议题呢！这就叫作“以社会科学法则治史”（social sc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history）。我们写中国近代史，连《推背图》都要容忍三分，对佛君的不朽之作，岂可充耳不闻哉？！
洪秀全既然和所有封建帝王一样，有其海狗之癖，他那雄伟的“天王府”，就不许其他任何“雄海狗”擅入了。——除非像北京一样，也来搞一群李莲英、小德张等老幼太监作为奴隶。
前节已言之，南京这个现成的帝王都，对洪天王的服务是“万事俱备”的，只是独缺太监这阵东风。——天王府内尽管多的是来自两广的大脚女兵，但是任重道远，究不若膀大腿粗的男性苦力。天王东王因而也就想在天京制造些太监来，以便与北京的咸丰爷分庭抗礼。
朋友，制造太监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体呢！我们儒家道统，集3000年之经验才把阉割太监做得个干净利落，有伤无死。施阉割之术需有高度消毒防毒、去腐生肌、蜡条通便、温（蚕）室护理等尖端医学。还要长短大小分厘不爽，手快眼明、钢刀锋利等高级手术和器材。为避免被阉者精神异化、发疯寻死，它还需要有诸种“复身”“娶妻”“纳妾”等阿Q制度来加以慰藉。这都是极高深的心理学……如此这般，才能制造出大批“公公”，来保证万岁爷做雄海狗的特权！——这些都是我汉家文化极卓越的“成就”，始克臻此！
读者贤达，您知道制造太监，哪儿能像我们东王的干法——到民间去捉些幼童来，把他们的“小鸡”割掉，就可变成公公呢？！据可靠的证据，洪、杨等人确实杀掉幼童无数人，而一个太监也没有制造出来啊！
我们写历史的人，落笔至此，想到天下父母心，不禁抆泪一问：教授先生，您还要说洪杨政权是“阶级革命”，为人民服务？！
太监既然制造不出来，那么偌大的天王府和东王府就全靠女人来服务了。所幸来自广西的女兵（尤其是客家妇女），都是世界上极少见的劳动妇女。笔者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曾有极详细的叙述，可供参考（见该书第二章）。长毛军中的女兵，是空前绝后的。太平军在东征战役中打下扬州、死守镇江，女兵都是主力之一部。迨天京事变时，洪、杨同室操戈，为天王守卫宫廷的，也全是女兵。这不但是国史上之所无，世界史上亦所未见。
可是劳动损朱颜，花木兰、穆桂英都不可能还是窈窕淑女。贵易交、富易妻，所以洪、杨诸公，进城以后，看到多情湘女，软语吴侬，他们就心慌意乱了。据资料显示，1852年冬季，太平军攻占武昌，为时虽短，东王已迫不及待地学着古封建帝王的恶行，在民间开始选美了。
东王有令要全城13岁至16岁少女，通统向官府报到，以备选入后宫，违令者罪及父母。在那个“杀头之外无他法”的革命政权的淫威之下，谁敢违令？为父母者只好污秽其面，把美女扮成丑婆，报到应差。谁知在报到处即有满盆清水以待，责令报到少女，先洗面，后参选。一下便选了美女60人，挟之而去。
朋友，我们要记着，所有搞独裁专制的独夫政权，没有一个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这些英雄好汉大都起自民间，出身于被压迫阶级。可是他一旦翻了身，其狠毒、其腐化、其堕落、其制造被压迫阶级而奴役之的劣行，往往百十倍于原先的压迫阶级。本来嘛！中国资源有限，少数人要腐化、要享受，则多数人就要被压迫、被奴役——不管这些新的统治者打的是什么旗帜，叫的是什么口号啊！
以上所说是壮丽的天王府和后宫。现在再看看被许多历史家捧上天的东王杨秀清的排场。杨秀清（1823—1856）原是广西桂平县里一个不识字的烧炭工。但是此人有军事天才。当太平军永安突围时，秀清才28岁，已经是实际的革命军总司令了。奠都南京时，洪秀全（40岁）原是虚君；秀清（不足30岁）已是全朝大权独揽的宰相。
但是秀清究竟是个不识字的老粗，“有雄才而无大略”（引张学良评张作霖语）。一朝得志，便发起烧来。进城以后，他至少有老婆（她们叫“东王娘”）60余人。
[附注]东王在1856年为北王所杀。同时被戮，在后宫殉夫而死的有美人54人。至少还有几个幸存者嘛！所以笔者估计，他老婆至少有60人。北王杀东殿后宫，着重在斩草除根（有孕者必杀）。少数无孕者可能被掳或潜逃，见下节。
纵使是沙乌地贵族、印度酋长，有60个老婆也应该满足了。可是我们的东王却偏偏看中了天王后宫的四位佳丽：朱九妹（姊妹二人）、石汀兰（石达开的姊妹）和杨长妹（他自己的姊妹）。为争夺这四位美女，在1853年冬季，距他们“进城”才不过半年时光，他便弄出个“天父下凡”（附在秀清身上），要打天王屁股四十大板的怪事。——这一丑行，在佛洛依德和金赛博士的书里，都可找到正确的解答的。
个人的性心理影响到团体的政治行为，而终于祸延国族，只是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发展。秀清三年后弄得身死族灭，与这些个人行为上的“细行”，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以上是“进城以后”才几个月之中，东王杨秀清这个烧炭儿，沉溺于色的小例子。再看看他在发烧中摆排场，又是什么个气派？下面且抄一段罗尔纲先生根据清朝官书《贼情汇纂》，对他的描述。东王爷有轿夫48人……
东王每出必盛陈仪仗，开路用龙灯一条，计三十六节，鸣钲打鼓跟随。其次绿边黄心金字衔牌[注：牌上写明他的各项官衔]二十对。其次铜钲（大锣）十六对，用人肩挑，后飘几尺黄旗墨写“金锣”二字。其次绿边黄心绣龙长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正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蜈蚣旗二十对。高照、提灯各二十对，虽白天也一样地用。其次画龙黄遮阳二十对，提炉二十对，黄龙伞（大伞）二十柄。参护背令旗[注：像京戏舞台上武将所背的]，骑对马约数十对。最后执械护卫数十人，绣龙黄盖一柄，黄轿二乘，东王有时坐在前面，有时坐在后面，这是仿古代副车的制度，以防意外，轿后黄纛千余杆，骑马执大刀的数十人，更用鼓吹音乐数班，与仪从相间。轿后也用龙灯钲鼓。凡执事人都穿上黄下绿号衣。至于执盖执旗的多用东王府中属官，都穿公服。每一出府，役使千数百人，摆出十足的威风。（见罗史第1214页，引《贼情汇纂》卷六《伪礼制伪仪卫舆马》。）
俗语说：“一双象牙筷配穷人家。”牡丹虽好，怎能没有绿叶扶枝？东王“出府”如此，那么“住府”的规模，岂不更阔哉！事实上太平天朝，政出东王。东王府的排场不在天王府之下，实权则犹有过之。
忆幼年读《古文观止》，背诵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至今不忘。王安石批评那位专搞渣滓普罗的孟尝君的话，实在极有道理。王说：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洪、杨二君在基本上是次于刘邦和朱元璋的草莽英雄。他们需要张良、陈平、刘基、房、杜等知识分子为他们来出谋策划。不幸他们却为清末中国知识分子所彻底杯葛。然考其实，非知识分子杯葛洪、杨也，洪、杨“反知”（anti-intellectualism）而自食其果也。诸位就看看东王爷那两套大龙灯吧！哪个有修养、有学问、有taste 的知识分子，张良、陈平、诸葛亮、容闳……吃得消那一套呢？！
纵谈那头有反清复明意义的“长毛”吧！长毛非洪、杨故意“蓄发”以对抗“剃发”也，那也是由于深山区少数民族贫穷落后，尚未进步到经常理发修面之现代文明呢！英人密迪乐访南京（见上篇）时就遇到很多“小苗子”。他们十分骄傲地说他们的头有“原始长毛”。换言之，也就是他们自十几二十多年前出生之后，一辈子未理过发。
洪、杨二公生于19世纪西风东渐下之中国，却要保留这个落后的习俗以为革命象征。在一个经常不理发、不修面的生活条件之下，试问读者诸公和在下，吃得消否也？！所以在长江流域被卷入长毛区的汉族男士，一旦脱离长毛，第一桩事便是剃头修面。安全考虑固属第一，另一则是卫生上的要求。理发之后，无不有“还我头颅”之感。——吾人读过十数家清人类似的笔记，纵使是亲洪、杨者，亦有相同描述也。
至于洪、杨诸公所炮制的那些天父天兄“下凡”的“诏书”，其荒诞固无待言，其鄙俚之辞，亦酸入骨髓——哪个张良、陈平、王安石……吃得消呢？真是“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没有知识分子来为二公出谋划策，而二公又不愿依样画明清两朝之老葫芦，那他们的政治设施就愈来愈走样，愈没章法了。
第一，洪、杨没个中央政府。洪塾师熟读四书五经。根据《周礼》，他搞了一套王国官制来。官分爵职而以爵为大。“爵”自天王以下有诸“王”（最尊者有东、西、南、北、翼五王，世袭罔替）。王之下为侯。其后王、侯之间又加义、安、福、燕、豫五等勋爵，以赏有功。
官职则文武不分，最高者为丞相。其下有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排长）。丞相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各有正副，共12级。其他官位亦各有正副，乃至“职同”（如国民党军中文职什么同上校、同中校等所谓“军简一阶”“军荐二阶”等名目）。其后官爵混淆，又弄出些什么“义上王下”的天将、朝将、神将来。
其实天朝是没个可行的制度的。“天王”这个国家元首，似乎是个虚君制。按《周礼》称“王”，不称“帝”。看起来又像伦敦的英王。但他有个六官丞相的中央政府，却没个首相，因而六官丞相皆有位无权。
真正在中央大权独揽的是东王，而东王则与中央内阁无关。他有自己独立的行政系统，一般称之为“东殿”，“东殿”之内自有六官丞相分掌国政。“东殿”甚至可以单独举行“科举”，名曰“东试”。1853年东试秋闱的题目叫“四海之内有东王”。
洪、杨合作时期的太平天国一直是军事第一的。所以天朝行政一直也是军政不分的。因此，太平政制第二要项值得一述的，是它没有个地方政府的制度。南京事实上只是个堡垒、军营。扎在孝陵卫的清军江南大营距朝阳门（今中山门）只数里之遥——笔者在南京当中学生时，乘公共汽车，两站路也。所以洪、杨的天京日夕皆可听到炮声。只是清军十分窝囊，连朝阳门一块城砖也打不掉。
太平军在苏浙皖赣鄂诸省所占领的其他城镇，很少占领过三年以上的。所以它没有多少“地方”需要治理，因此也就没个“地方政府”了。中外史家历来所讴歌的所谓“天朝田亩制度”，事实上这宗社会主义的土改方案，只是个无名氏的纸上作业，和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一样，一天也没有施行过。至于在解放区暂行的征税办法，太平军所实行的，还是最简单的老办法——“照旧完粮纳税”。
可是太平军打仗，动辄十万八万人，军饷从哪里来的呢？有关太平天国的财政问题，上引史学权威郭、简、罗诸前辈都未能说服我。
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有一次我和适之先生谈到“红学”上有关江宁织造的问题。胡先生说，江宁织造曹寅是内务府的采购官，同时也是康熙爷的特务，在江南打统战。余不谓然也。
我认为明清两代的江宁织造，是和汉代的盐官、铁官，唐宋明的丝官、瓷官、茶官，及民国时代的烟酒专卖一样，是一种替朝廷捞银子，与民争利搞“国有企业”的商务官。谁知这一“大胆假设”，一经“小心求证”，竟不出所料。它不但为“红学”“曹学”开了个新渠道，为治太平史者也提供了新的“烟丝披里纯”。
洪、杨割据东南，内战打了十余年，丝茶功不可没也。——太平天国实在是中国内战史上，第一个靠工商业打仗的小朝廷啊！这也是“转型”期中特殊的历史现象之一吧！
若论丝茶贸易对太平天国的影响，专书也，博士论文也，岂可轻碰？然既已提及，则不妨三言两语为读者略陈之。
盖在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我国对外贸易一直是巨额出超的。欧美原先运来者只是整船整船的白银，而我们出口的则是大量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可是这一出超贸易至鸦片战前突然逆转，因为英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土耳其发现了鸦片。他们可以无限制供应，我们也可以无限制内销。因此我国顺差外贸，顿成逆差。迨两次鸦片战后，西人可公开对华贩毒，这一来黄河决口，烟毒泛滥，我们就不成个国家了。
可是我国财富集中在东南长江三角洲，外贸的死结则全在鸦片。一旦能把鸦片根绝，则外贸便顿成顺差，黄金白银自会滚滚而来。以我东南人才之鼎盛，资源之丰硕，“四小龙”何足道哉？果然1853年，天王定鼎金陵，彻底禁烟。据祁寯藻著《贼情访问记》所载：“贼（太平军）禁食旱烟、水烟、潮烟。有吸鸦片者立杀。”长毛杀人，可不是讲着玩的啊！所以东南烟毒，一时皆绝。
鸦片既绝，而丝茶出口如常。时不旋踵，我长江下游外贸，顿成出超。斯时湘淮军尚未出现，洋人务利，也正在观望，为向交战双方发战争财，且帮同维持秩序以增加贸易。黄金白银漫天飞来，也大大地刺激了丝茶的生产与出口。一时生意兴隆，长江下游竟成后来“四小龙”之鼻祖，出口陡增。
前文已言之，洪、杨入南京之后，把百工技艺按性质编入“百工衙”和“诸匠营”。“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废除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以手工业国营的形式，代替手工业工人个体生产……”（见罗著前书第839页）。在这些百工衙、诸匠营中，洪、杨搞得规模最大、最成功的便是制丝绸的“织营”和“机匠馆”了。
南京在历史上原是“海上丝路”的起点。在洪、杨入城之时，城内有织机五万架，几乎有半城居民靠其为生。长毛现在把它集体化，全城成为一大国有工厂。厂内工匠数万人都加以军事管理，分编为五军，官长俱以本地人充之。因为这是纯技术性的工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也。（见谢炳《金陵癸甲摭谈》）
据说这个伟大的工厂从构想、设计到执行，实是由一位汉口绸缎商吴复诚一手搞起的。城破时他在金陵，乃通过一个有免死特权（长毛北窜长江时有“两广人不杀”的默契）的粤人叶秉权，说动丞相钟芳礼来主持实行的。这所伟大的国有工厂既然是太平朝国库的主要收入，则朝廷对本厂的两万机匠，免兵役、减税捐，也特别优待。因此该厂亦成为本城富商士绅的避难所，故颇为人知也。（见简著前书，第508—509页及所引杂书）
所以当年湘淮军中都知道长毛有钱而缺粮。试看天王东王的大兴土木、讨姨太、摆场面，在在皆是暴发户的作风，钱哪儿来的呢？原来他们也有个绸缎大王吴复诚，在替他们打算盘！他们搞工商业和外贸，搞出了兴趣和经验来，其后虎踞苏州的忠王，坐镇常州的侍王，都大搞经济、大兴土木，而黄金白银硬是挥之不去。——笔者闻诸深知淮军的老辈乡人说：当淮军打下苏州，进入忠王府时，只见府内后花园中竟堆了几座银山，“高与屋齐”。李鸿章也曾亲自进入忠王府视察，惊叹其华丽，直如仙境。至于这几座银山后来哪儿去了，他就三缄其口了。
长毛有钱是事实，但长毛的军纪也有足多者。全军不烟不酒，不淫妇女，不奸小弟，动不动就斩首不留，给老百姓的印象，是“杀以外无他法”（其实亦有“他法”，只是不如砍头那样干净利落罢了）。加上上下笃信宗教，确守“天条”（仿诸《圣经·旧约全书》中的摩西“十诫”）。“早请示、晚汇报”，最初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在一批军事天才领导之下——包括晚期的忠王李秀成和英王“四眼狗”陈玉成——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们与松散窝囊、军纪废弛、斗志毫无的政府军——八旗军和绿营兵相比，实在是判若天壤。
[附注]旗军为清朝政府驻防各地、以旗民世袭为主的职业性国防军。绿营则为各省征募的省防军。
由于太平军十分精锐，洪、杨在南京“进城以后”，派兵东取镇江、扬州，西征安庆、九江、武汉，无不得心应手，足使千里长江（上达武汉下及吴淞），终成为天朝内河。
其北伐兵在李开芳、林凤祥两将率领之下，北上皖豫，最初也势如破竹。
当然纪律森严的太平军，亦有其意想不到的君子之失——他们严禁鸦片，谁又知这项爱国行为，竟成为天朝覆灭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呢？前已言之，鸦片原是19世纪列强扭转对华贸易逆差之关键商品。而当时所谓国际贸易者，对英贸易也——英商占中国对外贸易额的70%以上，航运则90%以上也。中国对外贸易从逆差转至顺差，则首受其殃者何人不言而喻也。所以，英国绝不能容忍中国变成个禁烟国家，而洪、杨诸公偏要禁之，则戈登（Charles Geordon）将军及其常胜军之出现，又岂是历史上之偶然哉？！
天真的罗尔纲教授在其大著上时时惋惜，太平军未能配合刘丽川的小刀会打下上海，赶走帝国主义。（见罗书《忠王李秀成传》等篇）帝国主义是那样容易被赶走的吗？一代贤豪林文忠公都丢盔卸甲，老塾师洪秀全有啥除洋的神通？！洪、杨欲觅外援，就得与清朝竞抽大烟。洪、杨如禁烟到底，则英帝就要把你剿灭到底。英国是老虎，鸦片是虎皮。与虎谋皮，哪儿有不被老虎吃掉的呢？
果然英国在1860年烧掉圆明园，打赢了第二次鸦片战争（The Sed Opium War，也叫The Anglo-French ese War，英法联军之役，1856—1860），签订了《北京条约》，取得了对华一切特权，包括对鸦片毒品的公开合法贩卖。逼死了咸丰爷之后，它就要调转枪头来对付那个糊涂虫洪天王了。
垄断海外汉学界对清季外交研究的哈佛学派，一直高唱“鸦片战争不是为着鸦片打的”（The Opium War is not for opium）。如今费正清先生虽已作古，我还想正告费公的门徒们一下，不但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为着鸦片打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是为着鸦片打的呢！（参见拙著Uates Diploma a.Seattle：Uy of Washington Press，1964.p.232.）不信你再查查中国海关账目，研究研究常胜军的来龙去脉。只是这些事只能为知者言，洪天王那批乡下哥儿们哪里知道呢？
太平天国在洪、杨领导之下的军事和工商业经济，搞得都还不错，所以他们“进城之后”还能搞出个像孙权那样的东吴割据之局——其后石达开领兵去四川，也是想去做刘备的。
可是洪、杨所领导下的政治再夹杂着一个二百五的洋教邪门，那就一塌糊涂了。
朱元璋当初造反时，颇能礼贤下士。所以还有个举人朱升给他一点忠告，叫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洪秀全在政治上犯的第一个严重的错误，便是“称王太早”。他还不过只有喽罗两三千人的时候，在永安就称起王来了。他不但自称天王号万岁，他底下五个王——东、西、南、北、翼，也分别成了九千岁、八千岁、七千岁、六千岁和五千岁。
这一来不得了，不但他自己不能再有心理上的满足，他底下那个连环套也不能再升了。设若那个文武双全的五千岁翼王石达开，忽然建了个三箭定天山的不世之功，要升官了，他的上级跟着升。别人犹可，东王就不能再升，一升升到“万岁”，搞成天有二日、民有二主，那还得了？！
再者，在他们的宗教里面，可能是由于洪氏对耶教神学之无知，他把杨秀清封至高于自己一级。杨在教里的头衔是：“禾乃师、赎病主、圣神风、劝慰师……”其中尤其是“圣神风”这个神位在耶教“三位一体”（Trinity）的教义中，是和上帝与耶稣同列的。
三位者，圣父（上帝，Father）、圣子（Son，耶稣）、圣灵（Holy Spirit or Holy Ghost）也。而“圣灵”在《圣经》的早期译本中被译为“圣神风”。秀全不识西文，只对中译的“风”字望文生义，误以为“圣神风”只是个资深传教士或“风师”“雷公”一类的东西。因此把这个神位颁给杨秀清了。其实在教义中，“圣神风”是上帝一神三体中之一体，非比寻常传教士。正如佛教中的“千手观音”“千眼观音”之化“身”，不能与一般尼姑同列也。
其后，当洪教主与西方传教士争辩教义时，他还是坚持他自己的解释，并举例说：他也曾封翼王石达开做个“圣神电”（雷公？）呢！至于圣神电在耶教的神学里算个什么东西，他就不管了。——他认为他是可以修改《圣经》的。
可是杨秀清既有此头衔，自认为“圣灵”，并可以代上帝天父传语，一切都在天王之上，他就要取代天王为教主了。
在政治实力上和宗教理论上，杨秀清都觉得是篡位的时候了，果然这出滑稽剧，便在他们“进城”后的第三年1856年的夏秋之交上演了。
1856年是太平天国14年的历史上比较光辉的一年。是年6月，在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丞相陈玉成和李秀成通力合作之下，太平军一举攻入向荣的江南大营，解了历时三年的天京之围。向荣未几即羞愤而死。
东征的太平军据守扬州镇江亦固若金汤。西上的太平军此时也打下汉口和汉阳，武昌亦在围攻之中。南下略地的太平军，深入江西，也不无战绩。这时他们的北伐军虽然已被打得全军覆没，但是对这群在小天堂享福的太平王和高干，那是太遥远了。不但对他们个人享受无关痛痒，对他们东吴这个割据小王国也没有威胁。——国无外患，内忧就应时发生了。
关于“太平时，王杀王”的“天京事变”，当时中外人士都有很多大同小异的记载。做个综合报道，故事大致如下：
在向荣死于8月9日的消息传入南京之后，东王极为骄傲，认为是他一人的功勋，便心存篡窃之异志。乃借口西线紧急，遂悉调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要员，赶赴前线督师。天京后方就只剩天王和他自己了。一日东王诡称“天父下凡”，召天王至东府，由天父对天王说：“你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这样）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天父又问：“东世子（东王的儿子）岂止千岁？”洪说：“东王既称万岁，世子亦当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天父大喜说：“我回天矣。”
据说天王既答应东王称万岁之后，却反问一句：“四弟……万岁之称，久宜顺天应人，顾将何以处我？”东王说：“二哥当称万万岁。”洪佯喜。二人乃决定在下月秀清生日时（1853年9月23日），正式晋封。
洪氏还宫后，一面调动宫内女兵防守皇城，以防东王偷袭；一面送密诏致在长江上游督师的北、翼二王，令其迅速返京，勤王护驾。翼王较远，归来需时，而北王较近，乃率锐卒三千，星夜乘船赶回南京，9月1日夜遂舍舟登陆，潜入城内。他是否曾入天王府与洪密议，不可考。但知他当夜便伙同燕王秦日纲，攻入东王府，其情况可能像西安事变，于半夜中出其不意也。
有人记载说秦日纲直扑东王卧室，见到东王没二话便当胸一刀，“刃出于背”。东王既死，他们乃杀尽东王府男女数千人，其中包括东王娘及妾侍54人。天明后，他们更用软硬功夫遍捕“东党”。一日一夜被屠杀者两万余人，其中着红衣黄袍的高干不计其数。全朝掌政之干部精英，一时俱尽！
东王死后，北王一不做、二不休，乃大开杀戒。以搜查东党为借口，大捕异己。南京城内被杀得鬼哭神号。
结果东王之篡窃未遂，而北王之叛乱反成事实。东王死后十余日，翼王始自武昌前线赶回南京。他晤北王之后，大感恐怖，夤夜缒城逃去。北王捕之不及，乃索性正式叛变，攻打天王府。所幸此时忠于天王的干部和将士仍多，他们乃伙同东王余众向北王反攻。北王不敌，终死于乱军之中，结束了这一场“王杀王”的“天京事变”。
东王、北王皆死之后，当年首义老干部，唯翼王仅存。秀全乃召石达开回朝辅政。可是太平天国经此“浩劫”之后，人事全非。洪氏兄弟开始当政揽权。石达开惧诛，乃再度缒城逃命。
翼王一去，太平朝中除天王之外，首义领袖就无一孑遗了。
发生在1856年9月的长毛“王杀王”的“天京事变”——北王杀东王、天王杀北王；天王又要杀翼王，翼王缒城逃走，太平天国分裂——是杀得够惨了，但这在3000年国史上，并不算什么例外。君不见刘邦杀韩信、彭越，李世民杀哥哥弟弟，朱元璋杀尽功臣，康熙爷平三藩？
可是在3000年“杀功臣”的公式中，表演得最下流、最无知的还是长毛这一窝起义的农民领袖呢！他们进城以后才三年嘛！就等不及，互相砍杀起来，把个极有希望的革命政权砍得稀巴烂，而同归于尽。
前文已言之，太平军在兴起的前三年（1851—1853），原是一股流寇。这股流寇如学学闯王李自成，倾巢而出，不顾一切，一鼓作气，便把北京打下，坐上金銮殿，再号令全国，传檄以定，那时他们是做得到的。——这是所有太平史家，包括笔者自己，都一致公认的。不幸这群来自两广的贫苦工农和三家村教书先生，误认为“北方沙漠苦寒”，直隶（今河北省和北京市）是“罪隶之省”，太遥远、太苦了，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远在金田、永安时梦幻中的“小天堂”，便是六朝金粉的金陵南京。三月江南的真天堂、大天堂之迷人，是出乎这些贫农领袖之想象的。一旦到了天堂，他们就沉不住气了——“得此已足”，其外还要什么呢？遥望那沙漠苦寒之地，就放它一马，由它去吧！
“北伐燕都”呢，就骗骗人家，骗骗自己，派两员偏将李开芳、林凤祥带几千人马北上，试试他两人的运气吧！万岁爷（洪）和九千岁（杨）乃至六千岁（韦）、五千岁（石），也不用亲自去辛苦“长征”了。
读者们知道吗？在洪、杨奠都南京之后，他两人派出攻打北京的“北伐军”的基本部队，人数只略多于洪、杨在南京“每次出巡”的仪仗队呢！——岂非开玩笑哉？
没有闯王的志气也就罢了，他们之好色，却不下于李自成和吴三桂。李、吴两人为着个苏州小婊子（“吴中名妓”）陈圆圆，弄得清兵入关，颠覆了汉家社稷。洪、杨两人也为着几个小美女，弄出九千岁要打万岁爷屁股的闹剧，最后闹出个“天京事变”来。
洪、杨之奠都南京，虽然是失去了他们改朝换代的天赐良机，但是他们虎踞金陵，掌握了物阜民丰的长江下游，犹不失为一种地方军阀之“割据”的局面——缓图“二期北伐”，仍然未始不可为。可是内部“打屁股”“王杀王”，石达开再搞个“宁汉分立”，所谓太平天国就“割据”不成了。割据不成就变成清军“围剿”、太平军“反围剿”的形势。这一反主动为被动的形势之形成，太平天国之消灭，就成为历史上的必然了。盖一次围剿失败，还有二次嘛！二次不成，还有三次、五次嘛！韩文公在潮州围剿“鳄鱼”，对鳄鱼说：“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你鳄鱼可得小心，天下哪儿有攻不破的堡垒？太平军在经历三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之后，终于不敌，天京就被曾九帅攻破了。
太平军之反围剿，固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清军之围剿，当然也吃尽苦头。但最倒楣的自然还是老百姓。
拙作前篇已一再言之，太平天国的政教实无足言，而长毛的武装斗争却颇有足多者。让我们再回头看看，李开芳和林凤祥所领导的孤军北伐，那一段可泣可歌的故事。
太平军北伐燕都之失败，实在是出发之前就已决定了——因为中央统帅部对北伐一事，简直是以“敷衍公事”态度出之。洪、杨那时正忙于在南京整理和享受其暴得大利的成果。对北伐一事，似乎只是俯顺急于立功的军心而敷衍敷衍的。
先看看他们北伐军的人数：
郭廷以、简又文二史家都认为太平北伐军有数万人乃至十万人之众，这是误估了。太平军自武昌东下时，实力不过75000人（号称50万）。1853年三四月间打下南京、镇江、扬州时，兵分三路，主力在南京由东王、北王直接指挥，面对向荣的江南大营。镇、扬二地的太平军则由“冬官正丞相”罗大纲和“殿前左五检点”吴如孝所统率，面对清军由琦善、胜保所建的江北大营。而洪、杨于1853年5月仓促组成的“北伐军”，则是从扬州前线抽调下来的，其人数不可能有“数万人”。
据清朝官书，太平军“自扬州逸出”的不过千人。其后附义、裹胁的加起来不过万人。据罗尔纲教授的估计则为22500人。罗的估计似乎是较为接近事实的数字。
让我们再看看太平北伐军的统帅们：
罗氏认为北伐军的统帅是“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凤祥这时才28岁。十年前他还是广西桂平县山区里的一个不识字的小放牛（读者可参阅“凤阳花鼓戏”里那位善于唱歌的“小放牛”）。永安突围之后，这位小放牛勇敢善战，几乎每月一升。至是官拜“天官副丞相”。再升一级成为“天官正丞相”，就是“王、侯”之下的“极品”了，但是还不是王侯。——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后，把整个南京城改建成中央首长的住宅区。其中“王府”处处，“侯宅”不太突出，“丞相第”就较嫌寒碜了。（关于太平朝天京王府的分布位置，可参阅郭毅生主编《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1988年北京地图出版社出版，第59—62页）官拜丞相自然都是急于立功的。
可是清朝官书和简著太平史，则认为太平北伐军的统帅是“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开芳为避翼王石达开的“开”字讳，又叫李来芳。他是广西郁林人。在打下南京之前，已官拜“地官‘正’丞相”。这个位置较诸“‘天’官副丞相”哪个大呢？我看长毛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历史家就要争辩了。
其实这可能是东王的诡计，故意搞他个“两头大”，以便分而治之。洪、杨那伙草莽英雄在得意之时，都把革命胜利看得太容易了。在李、林二将率军北伐时，太平朝上下都是充满自信的。他们认为一旦真的把北京打下，那么“先入关者”一人为王，就不如“两将争功”之容易驾驭了。这可能就是李、林两头大的基本设计的初衷。至于李、林以下，其后与两人同时封侯的吉文元、朱锡锟、黄益芸的故事，限于篇幅，就不再噜苏了。
现在再让我们检讨一下，他们北伐的战略和战术：
简言之，太平军这次北伐所用的战略和战术，还是他们年前自永安突围，北窜武汉的老套路——流寇式的钻隙前进。没有后方，没有补给；就地裹胁，沿途征发；得城不守，顺民不杀；坚城必围，不破则舍，攻破必屠。“过河卒子，拼命向前”，义无反顾……拖死追兵。
为避免与江北大营及传闻中南下的清军正面突破，李、林北伐军是于1853年5月初旬，绕道浦口，军分三路，先后北上的。对手方的清军这时也按他们的既定公式，由江北大营派兵堵截，江南大营派兵尾追。——一时前进者，豕突狼奔；尾追者，更是奸掳焚杀。可怜身在战区的黎民百姓，就惨遭浩劫了。
那年代是清朝末季。江淮一带，久遭天灾人祸，早已民不聊生，盗贼横行，人心思变。而这时太平军江南新胜，锐气正盛，美誉方隆。一旦北上，当地灾黎，真有久盼王师之感。因此，失业工农参军如潮。尤其是原已潜藏民间，早有组织的“捻（练）党”及“白莲教”残余，更是英雄豪杰闻风而起，附义如云。一时军威大振。——此时太平首义“五王”如有一人前来领导，这把野火一阵风便可吹覆北京。不幸这批长毛领袖贪恋“六朝金粉”，不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坐失良机，足令读史者为之扼腕也。
太平北伐军原可自苏北、皖北循今日之津浦线直扑山东直隶（今河北），然终以主力太薄，无力亦无胆做正面突破，乃迂回自安徽滁州、凤阳、蒙城、亳州而窜入河南陷归德。北伐军本拟自归德之刘家口渡黄河北上，无奈时值盛夏，河水暴涨，民船为清军烧毁，北渡受阻。李、林大军乃舍归德，西向围开封掠郑州，进陷荥阳、汜水、巩县。在巩、汜河边，太平军掳获少数运煤船，乃于6月底挥军北渡。孰知全军方半渡，河南清军的追兵已至，半渡太平军乃被截成两段。
已北渡的太平军乃继续前进，陷温县，进围怀庆府（今河南沁阳县）。累攻不克，与清军胶着至三月之久，始舍怀庆，钻隙自太行山侧羊肠小径，西窜入山西，陷垣曲，克绛县、曲沃、平阳，进陷洪洞（京戏里“苏三起解”的地方）。自洪洞分两路再转向，钻隙东进，乃直入直隶，威胁保定，震动北京了。
当时北渡不成之太平军，则自许昌、郾城，自东边绕过信阳，再东南转黄安，循大别山西麓，经麻城、宋埠，返入皖境与在皖之太平军合流，亦疲惫不堪，所余无几了。
至于6月底渡河被截之两路太平军，究有多少人马，说者异辞。北渡太平军有说为8万余人（见《盾鼻随闻录》），显为夸大之辞。实数盖在两三万之间。南归之太平军人数，清朝官书记载不过数百人。实数盖为三两千人，而史家亦有记为两三万人者。传闻异辞，终难知确数也。
太平军此次北伐，在战略战术上都犯有极大的错误。
第一，以流寇方式钻隙流窜，得城不守，不要后方，就地裹胁，这一传统办法，自永安打向南京，是十分灵验的。因为那是从地狱打向天堂——倒吃甘蔗，愈吃愈甜。军心愈打愈振，裹胁也愈来愈多。终于攻入天堂。
从南京向北打就不一样了。古语说：“宁愿向南走一千，不愿向北走一天。”我国的自然环境是南富北贫。从东南经皖北豫南打入山西，朋友，那就是自天堂向地狱迈进了。
如果北伐军是以东南为后方，挟东南财富，步步为营，得城必守，有计划地扩大占领区，次第北上，自当别论。以流寇方式，向北方钻隙窜扰，那就是自取灭亡了。
君不见，国民党北伐期间，冯玉祥于1926年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东下，不是不逾月便占领西安、出潼关、据洛阳、夺郑州？何等顺利。可是四年之后，冯在中原大战中败北。他又要带他的“西北军”回西北去，大家就不干了。韩复榘、石友三首先就拿了银子向南京输诚，其他将领也蜂拥而去，40万西北大军就解体了。
所以1853年6月底，太平军在汜水北渡黄河时，大队半渡，小队忽然回旆南下。他们是真的半渡被截，还是借口溜掉，这至今还是历史上一段公案呢！——想想看，那些留在天堂之内的两广弟兄、天兵天将，这时锦衣玉食，多么享福？再看看北渡黄河吃的是难以下咽的窝窝头，以两条腿去和北妖四条腿的马队竞赛，拼其老命。两相比较，揆诸情理，岂可谓平？——矫情毕竟只能维持短时期，天长地久，还得顺从人情之常也。因此，太平军北渡黄河之后，主观和客观的条件都迅速改变了。
太平军第二大错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太轻敌了：不知彼、不知己，不知天时、不知地理，在敌人的腹心重地打无根的游击，不灭何待？
老实说，这时清廷的君臣，于能于德，且在太平之上。
咸丰皇帝奕詝（1831—1861）这时才二十来岁，精明强干，勤于政务。他虽生长深宫，但对国家大政的掌握和文武大臣的驾驭，均能深得其要。余读咸丰朝政书，深觉这位（与石达开同年的）小皇帝，并非昏君。他量才器使，观察朝政，实远非洪秀全这位迷信教主所能及。虽然他两人之不通“夷务”，却在伯仲之间。
在咸丰初年奕詝所专任的武将向荣、胜保、僧格林沁，均可算是将才。洪杨革命初年在军事上，每受掣肘，不能为所欲为者，这几位满蒙军人之强力对抗，亦是主因之一也。无奈清室统治200余年，机器已经锈烂，少数干才（包括皇帝自己）终难复振。
放下主题，讲两句闲话。记得我的老师，那位高大的民族主义者缪凤林先生，讲历史最欢喜提的便是“汉唐明”三字。他认为这三朝是中国历史中最值得骄傲的三个阶段。其实这三个朝代论文治、论武功，哪一个比得上那个由边疆少数民族统治的清朝？——只是在晚清时代，由于统治机器腐烂，转型无能，才被许多现代史家，评成一无可取。现在满族大皇帝恩怨已断，公正的历史家，实在应替我们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平平反才对。
就以那些统治者的个人才能德行来说吧！清朝的“九代十皇帝”都不能算是窝囊货呢！甚至连溥仪，都不能算是“昏君”——他是时代和历史的牺牲者嘛！与“个人”何有？
再看看我们民国时代的总统们，哪一位又比那十个皇帝高明多少呢？相反地看来，可能还差得远呢！朋友，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嘛！
所以咸丰爷当时所擢用的文武大员，都不算太“鲁”，他管得也相当严格。因此李开芳、林凤祥二将在围攻怀庆不克，窜入山西时，在胜保等包围之下，已成强弩之末。再东窜就变成被围挨打的局面了。
李、林大军于1853年9月中旬舍洪洞东入直隶时，华北天气已转寒。风沙日厉，自然环境对这些南国英雄，已构成严重威胁。这时咸丰革去直隶总督和山西巡抚等失职官员，而提胜保为“钦差大臣”，专责追剿。双方打转，两路太平军终于迫近深州与保定。两地皆为防守北京的咽喉，因此北京为之戒严，咸丰乃急调蒙裔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入关“助剿”。
“蒙古骑兵”可能是世界骑兵的巅峰。古匈奴曾以骑兵横行欧亚，威胁罗马。13世纪忽必烈亦以之征服亚欧大陆，建立了空前的大元帝国。如今咸丰不得已亦冒险调蒙骑入关，太平军步卒渐渐地就不是蒙古骑兵的对手了。
其实李、林二将进入直隶地区时，实力已大不如前。但是叛军迫近，京师戒严，可是国内外的大新闻啊！对在南京过腐化生活，却正在暗斗的洪、杨来说，李、林北伐军虽早已变成断了线的风筝，可是捷报传来（可能得自上海西人报章，盖陆路早已不通也），天王、东王还是要遥加封赏，因有五侯同封的盛事——李开芳封定胡侯，林凤祥封靖胡侯，吉文元封平胡侯，朱锡锟封剿胡侯，黄益芸封灭胡侯。（其实吉、朱二人这时已是生死不明了。黄则于北伐中掉队，嗣参加北伐援军，战败被俘而死；但也另有异说。）
权威的太平史家和许多热情的读者一样，以为太平北伐军已迫近京畿，全国震动，该是何等大事。太平军之终于失败，足使许多读史者顿足叹息，认为是功亏一篑。——其实李、林孤军拖曳至此，陷入风沙，已到死亡的边缘。
朋友，在那个传统农业大帝国面临改朝换代的末季，民不聊生，饿殍遍地。你如能统率三五千亡命死党，就可以横行天下。茫茫大地、山林原野，青纱帐里、烟雾丛中，何处不可存身，不可流窜？官军究非长城，人数有限，堵不胜堵，何况他们心照不宣的剿匪策略，一向都是只追不堵的呢！——你有死士三千，尽可钻隙前进，直迫保定、涿州，但是区区数千南国健儿，两广步卒，在强大的敌方劲骑追围之下，逃生不及，还想打下北京，那就是过分的梦想了。因此李、林孤军在打下正定、深州之后，乃掉头东进，攻陷沧州。攻沧之役，太平军受到当地民团的强烈抵抗，大愤。城破时乃将合城军民满汉回居民男女老幼万余人，悉数屠杀。然经沧州一战，太平军于10月底进占青县、静海、独流、杨柳青，迫近天津城郊时，本身实力也就走到极限，而这时清军马步齐来，势如潮涌，很快就攻守易势了。
这时时令已进入冬季，北国大雪苦寒。孤军久战无功，北方附义者及沿途裹胁者，见势无可为，早作鸟兽散。所余死党，只是些南国同来的“长毛老干部”，在风雪之下，局处津郊三城，逐渐就陷入重围了。
上节所述的是1853年太平军北伐，历时半载这阵旋风的大略经过。当他们于冬季在津郊被围时，最后被迫放弃杨柳青，只苦守独流、静海二据点。这年秋冬之季适值漳河泛滥，运河外溢，津郊各城镇都被淹成孤岛，攻守两方都可以相互掘堤灌水，淹没对方。隔水为战，两方遂打成个胶着状态，经冬相持，难有进展。
但是华北平原毕竟是清军的老家，粮饷充裕，胜保可以调度自如。胡马依北风，僧王的蒙古精骑，更是日行数百里，从心所欲；而被困重围的长毛壮士，就只有死守孤城、弹械两缺、坐吃山空了。
1854年2月初李、林残部（可能尚有万余人），乃一面向南京秘密乞援，一面试图突围南归。但是他们要以两条腿的流窜，来摆脱四条腿（骑兵）的追击，其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笔者见闻有限，然亦尝目睹蒙古族骑术表演，叹为观止！冯玉祥在其自传《我的生活》中亦有描述。中西古人记载，更是车载斗量。蒙古族友人告诉我，蒙古妇女甚至可以于马匹飞奔中，在马背上生孩子、接孩子……信不信由你！
朋友，在这一情况之下，李、林两位司令员，要全军各背个炒米粮袋，来逃避蒙骑的追逼，如何逃得了？果然他们在1854年2月开始南逃，3月便被围于阜城，5月份再窜入连镇，便无法全师突围了。二将乃分成一前一后——林率全军殿后，在原地与僧王拉锯攻守；李则率少数精骑突围，入山东据高唐州筑寨，最后窜至冯官屯，苦守待援。——二将再分别苦守一年而南援不至，直至人相食的程度，才被清军于1855年3月、5月分别突破，全军覆没。
据官私各家记述，李、林二虎将的最后下场是惨绝人寰的。林侯所守的连镇是在1855年3月7日第一个被攻破的，其中所余残卒存者仅两千余人。将士悉数被俘之后，独缺统帅林凤祥，僧王乃遍询俘虏中之“幼童”。
[附注]所有革命造反的团体，其中都以幼童组织最为激烈、最为忠心、最为厉害，也最为残酷。——长毛中的“小长毛”也是最厉害的和最残酷的。天王自武汉出征南京时，那座九江名城便是由一群十余个十五六岁的“小长毛”打下的。太平军中的将领，尤其是丞相级的将领最喜欢小长毛。据《盾鼻随闻录》（简又文藏钞本）所载，太平北伐军中“伪丞相三人，各有美童三四十人随身伺候，绣衣扎额，宛如娇女”（简书第597页）。证诸有关太平朝的其他官私记录，此条显为事实。这种军中携带幼童的行为，除军事作用之外，极可能还有性侵犯的行为在内。清朝官场原本是同性爱的避难所。盖清初诸帝为整饬官箴，乃严禁官吏“挟妓上任”。谁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显宦高官乃改蓄“男宠”。至清末民初几成无耻士大夫（包括贿选当国的大总统曹锟）的时尚。——今日美国竟至泛滥成灾。洪、杨革命之初有宗教狂，男女分馆，夫妻不许同床，厉行节欲。但是长毛阶级森严。一旦身跻“王”位，则“王娘”就可以定额分配了。位虽不至王侯，而官拜极品的“丞相”，却正在男女分居和“配给制”的边缘，他们动辄以“宛如娇女”的“美童”伺候，就居心可诛了。——朋友，这也是性心理学上的一个有力的旁证吧！
僧王俘获林侯左右之幼童，据其报告，果得凤祥于隧道之中。据《粤氛纪事》所记，这种隧道“深数十里，纡回曲折，皆有暗门……其上皆瓦砾榛莽，踪之不可得”云云。凤祥原已负重伤，至是已奄奄一息。清方恐其因伤致死，乃不等他断气，便凌迟处决之。
至于李开芳，他在冯官屯被僧军重重包围，最后只剩百余人，乃于5月31日（阴历四月十六日）率众出降。开芳被捕受鞫情况，目击者写有很生动的报道：
（僧王）单令开芳进见。[开芳]戴黄绸绣花帽，穿月白袖短袄，红裤红鞋，约三十二三岁。伺候两童约十六七岁，穿大红绣花衣裤，红鞋，美如女子；左右挥扇，随开芳直入帐中。开芳仅向王、贝子，及各大人屈一膝，盘腿坐地下。总兵以下持刀环立，怒目而视。开芳与二童仰面四观，毫无惧色，但云罚能宽贷，愿说金陵伙党来降，并求赐饭。遂开怀大嚼，说笑如常。僧邸知其叵测，饭毕遣去。又令八人[皆开芳麾下同时被俘的高级将领]进见，皆跪而乞赦，当即遣出。于是红旗报捷……以马队数百，将九人押解进京，限六日解到，明正典刑。（见《李开芳在冯官屯被擒始末》，载《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第一辑。上段转引自简著前书第654页。）
开芳在北京被凌迟处死。目击者亦有报道，不忍多录。
为着活捉李开芳，一举除掉清室近在京畿的心腹大患，这位威风显赫的蒙古郡王僧格林沁，乃因功加封“亲王”“世袭罔替”。但是这位大王爷又哪里知道，十年之后他自己也全军覆没，一人躲在麦田之内，被捻军里面的一个十几岁的小鬼张皮绠找到了，被小鬼一刀两断呢！——一说是张皮绠五更起来“拾粪”，在高粱地里碰到了躲藏的僧王，他就把僧王打死了。（见罗著前书，第2268—2270页，《张皮绠传》。）
李、林北伐的全军覆没，也是太平革命必然失败的几个关键因素之一。盖李、林既诛，则清室的根本重地华北大平原遂安如磐石，叛党便永远无法染指了。根本既安，则远在长江流域的内战，就变成单方面的“围剿”与“反围剿”了。被围剿与反围剿的太平军，便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太阿倒持，就只有挨打和招架之功了。
当李、林二将自天津前线南溃时，洪、杨在南京也曾调兵援救——是所谓“北伐援军”。
这批北伐援军虽非太平劲旅，人数也有四万人，由五位丞相级的将领黄生才（夏官正丞相）、陈仕保（夏官副丞相）、许宗扬（冬官副丞相）、曾立昌（夏官又正丞相）、黄益芸（一说黄随李、林北伐半途死于火，北伐援军中并无黄某。另说其未死，被复派入北伐援军）等率领，于1854年春季从安庆分批北上。最初也很顺利，竟能北渡黄河，于4月中攻占漕运咽喉山东临清，再北上即有与李、林会师的可能。
这时清军僧格林沁和胜保正在阜城、连镇一带与李、林纠缠，得报，乃使僧军留后，而胜保则南下抵御北伐援军。此时胜保清军甚为完整，而北上太平军则挟有土著捻党，难免乌合，时有内讧，加以全军缺粮，与胜保交锋，终于不战自溃。清军于4月底收复临清时，据报“埋尸二十七万”，纵是虚报，亦见内战之可怕也。——太平援军自临清一败，迅即溃不成军，主帅黄生才化装成乞丐潜逃被俘，据说黄益芸亦阵前被捕，曾立昌溺毙，陈仕保战死，四万大军片甲无存。五帅之中，唯许宗扬只身逃回南京。东王追究战败责任，把许监于“东牢”。
他可能在其后“天京事变”时被北王释放。因此一说当夜他衔恨直入东王府，手刃东王，“刃出于背”——杀东王的是许宗扬，不是秦日纲。（参见郭、简、罗诸家著述及其他官私文献）
前文已言之，石达开（1831—1863）在天京事变时回师靖难为北王所忌，缒城逃走，全家均为北王所杀。北王乱平后，翼王又奉诏回天京辅政。在1856、1857年之交，偌大的太平天国只有四个“王”爷。天王之下有他兄长二人（洪仁发、洪仁达）分别晋封安王、福王，其下便是翼王了。天王本是个不管朝政的昏君；安、福两王却是两个野心大、气量小的脓包，对翼王忌嫉特甚。而秀全既经天京事变之惊以后，对非内亲外戚的功臣，亦心存疑忌。
在这一可怖的三洪一石对立的情况之下，石达开自觉朝中无立足之地，1857年6月2日他就潜离南京，从陆路逃往安庆。天王发觉后，乃遣将蒙得恩等追之，谁知追兵竟与他一同逃去。
石达开在安庆待了50余日，不知所适。其后他可能想到在江西、福建、浙江一带另成局面或可与南京争雄；是年9月底乃率精兵万人突入江西，经景德镇入赣南抚州、吉安，再掉头东去浙西，经鹰潭、上饶于1858年4月中旬攻入衢州。一路上太平老兄弟从者如云。太平军精锐，一时俱去。
在浙西一待数月，那流窜成性的翼王又掉头西向进入福建。1859年春，又兵分两路进入湘南与粤东，掠郴州、韶州。北克宝庆，南围桂林不下，终于又窜回自己的老家贵县，但是他显然知道老家广西太穷了，养不起他的十万大军。要称王称霸，只有北上四川，在天府成都做个刘先主，然后再慢慢地六出祁山，北伐中原。
石达开会作诗是假的，是南社诗人冒充的；他熟读《三国演义》，倒是真的。因此他在母省广西盘桓了几个月，于1860年秋又率十万健儿回师北上，冲入湘西经靖州、芷江、泸溪、乾州、永绥，进入川东，直迫涪州……
笔者随翼王大军精神长征，神游至此，记忆中简直重入童年，随军西上。因为抗战初期，我自己便是循这条路“步行入川”的。那种峭壁悬崖、巨瀑险滩……与苗民打交道，与猴子抢果子，罗曼蒂克得很呢！
拙作读者中的老兵，可能分享这些讲不完的故事；年轻的少爷兵，幻想也幻想不出了。笔者便是穿着草鞋，从芷江、泸溪、乾州、永绥、秀山、彭水，在涪州乘民生公司小轮船西上重庆的。
可是翼王爷就没民生公司小轮船可坐了。他原先在湘桂一带流窜时，饥民灾黎都知道翼王殿下是要到四川去做皇帝的。——谁没看过《三国》呢？四川这个“天府之国”，谁不想去？大家一哄而来，从龙如云，所以兵临涪州时，据说他的人马，有20多万，可谓盛极一时。但是他并没有打下涪州，乃舍涪而去。沿江西上，经綦江、叙永，又南下攻入贵州遵义。再西窜昭通，这时已是1863年的春季了。
在西南丛山峻岭里流窜，可不像在蒙古草原或华北平原里那样随心所欲。你得循山势、水势和古驿道，转弯抹角，按理出牌呢！深山大壑，狼嗥虎啸，野人猎头，由得你随意进进出出？！
果然石达开的太平军，于1863年5月中旬，兵临大渡河边、铁索桥头！“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当地土司王应元拆桥防河，隔河有清朝大军列阵以待，太平军便在河边的紫打地（亦作紫大地）陷入绝境了。
翼王石达开身为全军统帅，不忍见全军饿死，乃只身向清军“请死”“请降”，以救全军。1863年6月13日乃被清军械送成都，“凌迟处死”。长毛老兄弟2000余人、石家“王娘”十余人、翼王五岁幼子石定忠和一个出生才数日的无名幼弟，一时俱殉，惨不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