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
这部拙著的底稿，原是作者用英文写的《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导论篇”，而这本至今未全部杀青的《中国近代史》，又曾与一家美国出版商订有出版合约。而这部英文原稿的底稿，则又是作者在海外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和当代史的英文讲义的累积。由于中国近现代史是千变万化的，而近现代新史料之出现，更是日新月异的，因此作者用在课室中的“讲义”，每学年，甚至每学期都有增删。这种不断的增删和改正，自然也就影响了那部未完成的近代史的原稿，使它永远无法发展成一部足让作者自己感觉到满意的定稿，从而同意让其出版。岁月催人，一转眼数十年过去了，加以近十余年来，海峡两岸都在“改革开放”，新史料和新史书之出现，简直有如白浪滔天，使人目不暇接，治丝益棼，因而作者这部老史稿，也就益发无“改革开放”之时了。
近年来因为退休多暇，在史学出版界的朋友们，尤其是台湾传记文学社社长刘绍唐先生长期不断的鼓励和追索之下，笔者始则勉强应命，从《胡适口述自传》的译注写起。由于一般读者在正反两面的反应，皆甚为热烈，笔者也就亦步亦趋地附骥于绍唐兄的《传记文学》，写起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文章来了。始则勉强翻译点英文旧稿，以应主编组稿之雅嘱；后来由于很多读者的不断鼓励，笔者亦自觉，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个人治史数十年，亦不能说一无所得而自暴自弃。对不断鼓励我的读者和编者，尤有道义责任，不应过分藏拙，更不应轻率下笔。记得胡适老师曾谆谆告诫我辈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又说文人之笔和武人之枪，是一样厉害，不可轻用。笔者不学，在个人拙作中，虽因时跻电脑时代，检索日益方便，而不愿再循繁琐史学之旧辙，然无征不信之史学清规，则绝不敢逾越也。至于褒贬古人，月旦时贤，虽每以轻松语调出之，然十思而后言，语轻而义重，亦未敢妄下雌黄也。古史先哲太史公有自勖之言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一家何敢？然历经忧患，久谪异域，隔洋观变，对祖国兴衰，能无管窥之见？知我罪我，固由贤明读者明察之也。
本编中泰半拙作，都曾由《传记文学》首刊之，承刘社长盛情特许，再经台北“远流出版社”主编游奇惠、责任编辑陈穗铮两女士，经年累月，集结成书。复由该社王荣文社长之特许，经台北陈宏正先生与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之鼎力推动，始由长沙岳麓书社发行此大陆版。两岸胜友如云，隆情高谊，铭感五衷也。
“导论篇”中，尚有“湘淮两军志”附录及“史料与史学（附图表）”各一本，尚在编纂中。由于海峡两岸出版法略有出入，台湾版与大陆版亦稍有异同，贤明读者谅之为感。
【1999年8月25日于纽约市郊区北林寓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