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工会运动的基础是19世纪下半叶的劳工立法。1867年，蒸汽机制造工协会（Steam Engine Makers Society）向法庭起诉该会的书记侵吞公款，被法庭驳回，理由是工会不受法律保护，因此不能通过法律手段追回赃款。法庭进一步声称：工会虽然不是犯罪的团伙，但由于它“有碍行业”，因此其实是非法的。
这一判决把工会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工会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当时，工会是按行业原则组织起来的，不同企业的相同行业组织在一起，但同一个企业中不同的行业则组织在不同的工会中。这种按行业组织的工会叫“混合工会”（amalgamated trade unions），几个最大的混合工会在伦敦设有总部，有专职干部处理日常会务。伦敦各总部间常就共同关心的事相互磋商，于是形成非正式的“Junta”（西班牙语，意为“协商会议”）。在一些大的工业城市，地方工会也形成类似的协商机构，称“各行业委员会”（tradescils）。蒸汽机制造工协会的案件发生后，工会感到有必要进一步联合起来，协同一致采取行动。于是，在1868年，由曼彻斯特各行业委员会发起，在该市召开了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这以后，工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最终发展成工会运动的最高权力机构。
本来，工会对政治活动并不感兴趣，而只关心眼前的实际利益。蒸汽机制造工协会案件发生后，工会发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连生存的权利都受到威胁，于是就打算卷入政治，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恰巧在这时，政府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调查设菲尔德发生的一起工潮。工会方面抓住这个机会，提出工会合法存在的问题。工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做了大量的组织、宣传工作，向委员会提供了大量证词，终于使两党开始注意劳工立法问题。1871年，议会通过《工会法》，其中承认了工会的合法地位，并规定不得以“有碍行业”为罪名否认它的合法性。但同一年的《刑法修正案》（Criminal Law Ame）仍把罢工时工会设置纠察线确认为非法，因此实际上使罢工活动很难生效，从而剥夺了工会与资方斗争时最有力的行动武器。在工会的强大压力下，《刑法修正案》于1875年被废除，代之以一个《密谋与财产保护法》（spirad Prote of Property Act），该法宣称设置罢工纠察线是工会的合法权利，并规定凡由一个人所为不算犯罪的，在工会集体所为时也不算犯罪。同一年的《雇主与工人法》（Employers and Workmen Act）规定劳资双方在劳动契约方面的同等地位，这个法律将过去的《主仆法》（Master and Servant Act）废除并取而代之，名称的变更本身就体现了新的平等精神。所以20世纪开始的时候，工会已受到全面的法律保护，它作为工人群众公认的代言人，已全面融入了社会主体结构。
这时，工会的组织结构是这样的：在全国有工会代表大会，下属各工会，重大问题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决定，做出的决定要求各工会服从。各工会有参加代表大会和退出代表大会的自由，代表大会也有接收或开除下属工会的权利。代表大会的重大决策往往交给各工会的所有会员去投票表决，投票结果决定工会运动的最终方向。伦敦的“Junta”消失了，它的作用让位给工会代表大会；地方性的各行业委员会仍保存下来，它们成为与工会代表大会平行的机构，但只关心与地方有关的事务。
19世纪90年代，工会运动出现新格局。在此之前工会运动经历过两个阶段。19世纪30年代欧文（Robert Owen）领导的全国大团结工会（Grand National solidated Trades Union），企图把所有的工人组织在一个庞大的工会中。运动失败后，在50年代出现“混合工会”，这是技术工人的工会组织。80年代末，由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非技术工人也开始组织起来，工会总人数从1888年以前的不足75万增加到1892年的150万以上。新出现的工会战斗性很强，随时准备与资方开展决战，在新工会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老工会也被迫改变尽量避免与资方决战的策略，而改用新工会的斗争手段。不久，工会代表大会的领导权也落入新工会之手。
在新工会运动（New Unionism）的鼓舞下，工会运动大为发展。1900年，英国共有1325个工会，会员总数191万人，其中184个工会参加了工会代表大会，下属会员125万人，有组织的工人总数虽然只占全国劳动力的12.6%,但这却是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
在整个20世纪，工会人数总的来说呈上升趋势，但1926年大罢工使工会力量遭受重大挫折。工会成员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如表23，它反映着20世纪工会力量的消长：
表23 工会会员占全国劳动力总数比例表 单位：%
表24 工会统计数字
撒切尔政府上台后对工会力量进行压制，工会数逐年减少，会员比例也降到40%以下，1991年下降到34.3%。
从会员人数方面看情况也如此，可参见表24.
从工会活动方面说，20世纪刚开始工会就受到一次沉重打击，这次事件不仅导致新的劳工立法，而且奠定了英国政治舞台新格局的基础。
1900年，南威尔士塔夫谷铁路公司的职工发动罢工，罢工前没有得到工会组织的正式同意，但罢工开始后，铁路员工混合工会派总干事前往塔夫谷支持罢工。1901年，铁路公司对混合工会提起诉讼，指责它侵犯财产。法庭判铁路公司胜诉，一方面禁止工会干部对罢工采取支持行动，另一方面以财产损害罪判工会罚款5万英镑，其中23000英镑赔偿铁路公司。
塔夫谷判决（Taff Vale case）使工会受到巨大威胁，因为如果仅因罢工就可以对工会进行起诉并判定罪名，那么一切工会都无法对资方进行有效的斗争，一切罢工都可以被认定是“损害财产”，而19世纪70年代的劳工立法便成为一张废纸。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会运动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为塔夫谷判决翻案。工会代表大会采取的策略是：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争取新的劳工立法。于是，工会代表大会决定支持劳工代表权委员会的活动，力图在议会选举中选出独立的工人代表。
劳工代表权委员会于1900年成立后，当时前景并不乐观，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政治团体出现，但后来都因为没有经费而无所作为。现在，工会代表大会突然倾全力支持劳工代表权委员会，使委员会立刻获得新的活力。1902年一些工会开始向会员征收政治捐款，劳工代表权委员会受到启发，便着手制定全面征收政治捐款的方案。1903年，工会代表大会接受了政治捐款的原则，这一年，以自愿为原则，向每个会员征收每年一便士的政治捐款。同一年工会代表大会还做出决定：凡接受工会资助的议会候选人，都只能以劳工代表权委员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而不得与其他政党合作。工会代表大会号召工会会员在新的选举中支持劳工代表权委员会，这就承认了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是工会运动的政治代表。1904年，工会代表大会将政治捐款定为会员的义务，从此，工会的政治捐款就成为劳工代表权委员会——后来是工党——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从而为英国政治舞台上一支新生力量——工党的崛起创造了经济条件。
在工会参与工党政治方面，费边社发挥了重大作用。费边社一向看重工会的力量，认为在向“社会主义”和平“长进”的过程中，工会的地位无可取代。按韦伯夫妇的说法，工会是一所大学校，工人阶级在这所学校中演习了民主的程序，当他们把工会的原则运用到国家政治中去时，便能产生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民主国家，因此，工会是从“工业民主”向“政治民主”过渡的最好桥梁。出于这种理论，费边社竭力促成工会与工党的结合，从而为英国工会运动参与政治作出重大贡献。
工党既接受工会的资助，它与工会的特殊关系便得以形成。在整个20世纪，工党的政策都必须得到工会代表大会的支持，否则便很难行得通。工党一般要出席工会代表大会的年会，向大会通报党的政策和党的活动。工党产生党的领袖，一般要和工会方面商量，到后来，工会还直接参与工党领袖的选举，对工党事务保有很大的发言权。工党依靠工会取得党的群众基础，工会则通过工党参与国家政治决策过程。但是，工党和工会在组织上却从来没有隶属关系，早在1904年，工会代表大会就确立了一项原则：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是一个“外部组织”，工会代表大会对它不行使职权。
劳工代表权委员会力量迅速扩大，在1906年大选中有29名候选人当选。为笼络工党，执政的自由党政府通过了1906年《劳资争议法》，这项法律给工会以完全的行动自由：它使和平设置罢工纠察线合法化，即使其结果是阻止他人履行劳动合同也罢；它给工会以充分的豁免权，使它们不会因罢工等工会活动而受到法律起诉；它使工会会员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在劳资争议的过程中，他不会因为卷入了集体抗争活动而受到与个人所为的行动不同的惩罚。《劳资争议法》否决了塔夫谷判决案的结果，工会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护。
这以后，英国工会开始摆脱行业工会的传统，向产业工会的方向转变。1910年，汤姆·曼（Tom Mann）和本·蒂利特（Ben Tillett）组建了全国运输工人联合会（National Transport Workers''Federation）；1912年，南威尔士矿工散发一份文件，要求全国矿工联合起来，“在完全独立并敌对于资产阶级政党的基础上，开展地方和全国性的政治活动”。1913年，铁路员工混合工会等三个铁路工人工会组成全国铁路工会（National Union of Railwaymen），成为按产业原则组织起来的一个典型工会。第一次世界大战暂停了工会改组的过程，但战后改组工作又继续进行。1922年，由码头、港口及河港搬运工工会（Dock,W harf and Riverside Labourers''Union）等合并而成的运输及通用工人工会成立（Transportand General Workers''Union），以欧内斯特·贝文为总干事，后来在20世纪劳工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1924年，煤气工及通用工人工会（Gas Workers''and General Labourers Union）等也合并成全国通用工人及市政工人工会，成为另一个大工会。1915年，早在19世纪就成立的矿工工会（Miners''Unions）与全国铁路工会及全国运输工人联合会签订协约，组成著名的“三角同盟”，三方答应在罢工时彼此支持，形成声势浩大的工会联盟。
在工会按产业原则改组的同时，罢工次数也骤然增加。1910年发生棉纺织业和造船工业的罢工，矿工和铁路工人也出现骚动。1911年，水手和消防队员发动罢工，伦敦的码头工人表示声援，接着，各地码头工人、搬运工人、水上运输工人都卷入罢工。这一年，利物浦铁路工人的罢工引发了全国铁路工人的大罢工，在政府的坚持下，铁路公司第一次面对面地与工会进行谈判，制定了对工人有利的工资方案。1912年，码头工人再次发动全国性罢工，而春天发生的全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则几乎引起工业生产的全面停顿。罢工延续一个半月之久，直到首相阿斯奎斯亲自干预后才得到解决。
这些年中，多数罢工都以资方的让步结束，这样，工会的威望提高了，从而吸引了更多的工人参加工会。1910年，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达986万多个，1911年达到1015万多，1912年竟高达4089万个；1913和1914年罢工浪潮略有平息，但仍维持在1910年的水平。此后，由于战争爆发，劳资“休战”，工潮才趋平静下去。
战后工潮再起，1919年因罢工造成的损失达3497万个工作日，1920年又损失2657万个，1921年达到战后罢工的最高潮，共损失8587万个工作日。
1919年，劳资争议主要围绕工时问题展开。在战争中，有些行业得到政府的保证，说战后可以缩减工时，按每周4时计算。1919年，克莱德河（River Clyde）沿岸地区（格拉斯哥周围）和贝尔法斯特（Belfast）地区的地方工会分别提出40小时和44小时周工时制，但没有得到全国工会组织的支持。两个地区的工会遂发动同盟总罢工，结果发生一些骚乱。政府以维护治安为名派军队弹压，仅在格拉斯哥一地，就派出1200名士兵，还有6辆坦克车。由于持续不断的冲突，克莱德地区得到“红色克莱德”的美名。
战后，一些新的意识形态在工人中传播，其中“土生土长”的学说是“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基尔特社会主义从中世纪的行业公会，即“基尔特”中得到灵感，它主张以全行业的工会为基础，组成行业联合体，其中不仅包括工人，也包括行业中的“脑力劳动者”即资方与管理人员，由联合体取得对本行业生产过程的集体控制。当全国各行业都实现基尔特的控制之后，一个“国民基尔特”的国家便建立起来。基尔特社会主义理论最早由奥拉治（A.R.e）和霍布森（S.G.Hobson）提出，费边社第二代领导人中最杰出的代表柯尔（G.D.H.Cole）曾经是它热烈的鼓吹者。1915年出现了一个“全国基尔特联盟”；1920年建筑业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原则改组，建立了资方和劳方（由工会做代表）合作管理的机制。但运动在1922年失败，基尔特社会主义也失去群众性影响。
“外来的”新学说主要来自苏俄。十月革命后，列宁主义（Leninism）传入英国，接着在1920年成立了英国共产党，其早期领导人是英克平（A.Inkpin）和波利特（Harry Pollitt）。英国共产党主要在萧条严重的地区有一些影响，它领导了20年代的全国工会少数派运动和全国失业工人委员会。失业工人委员会在20年代曾发动过大规模的群众性抗议活动，组织失业工人向伦敦发动“饥饿进军”，在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召开大规模抗议集会，和警察发生严重冲突，一时引起国内外的密切关注。但英国共产党在英国始终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由于工联主义与费边主义影响深厚，英国共产党其实一直是游离在英国工人运动的主流之外。
尽管有以上这些非主流的思想与活动，战后英国工人运动还是表现出充分的组织性与向心性，这与战前自发分散的情况有很大不同。20年代的劳资冲突多数是大工会有组织的行动，其中以煤矿工人的活动尤为突出。英国的煤矿效率很低，设备陈旧，经营分散，很难实行现代化改造。矿主为了谋取利润，便把工资压得很低，工作条件维持在很差的水平上，因此煤矿问题迟早要爆发，而煤矿工人工会又是力量特别强大的工会。战争中，政府接管煤矿，情况有所好转。战争结束后，矿工立即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实行煤矿永久性国有化，政府于是任命一个皇家委员会调查煤矿问题，并答应按委员会提出的方案办。委员会提出一个有利于矿工的方案，但政府拒绝执行。矿工要求工会代表大会支持他们的立场，但代表大会否决了罢工的动议。1921年，政府把经营权交还给矿主，矿主立即削减工资。矿工于是发动罢工，但“三角同盟”中其他两个工会未能作出反应，于是矿工的斗争失败。复工的那一天是星期五，被称作“黑色星期五”。
继矿工失利后，其他许多行业的罢工斗争也在以后几年中相继失败，工人害怕资方取得全面胜利，因此到1925年矿工的斗争再起时，出现了各行业工人团结一致的局面。这一年，煤矿主再度削减工资，并声称要恢复原来的八小时轮班制。矿工立即要求工会代表大会给予支持；工会代表大会这一次答应了矿工的要求，保证在必要时发动全国总罢工。这个保证迫使政府介入煤矿业的劳资冲突，于是政府一方面给煤矿提供补贴，以维持矿工的工资不变；一方面又指定一个新的调查委员会，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新的调查委员会在1926年提出报告，尽管其内容多数偏袒资方，但还是被矿主否决了。矿工也表示不接受方案，于是在政府补贴期满时，摊牌便不可避免，引发了12天的全国总罢工（详见本书第52-53页）。
罢工失败后，工会力量受到很大削弱。1926年矿工联合会有80万会员，到1927年减为72.5万，1928年只剩下60万，30年代更减为50万人了。全国工会总人数也从1926年的550万骤减到1930年的485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才恢复到原有的水平。罢工也骤然停止，1925年全国损失795万个工作日，1927年只损失117万个。1927年，政府通过《劳资争议与工会法》（Trades Disputes and Trade Unions Act），其中宣布声援性罢工为非法，实际上使总罢工在今后不可能再出现。它还否定了1913年《工会法》的原则，即工会会员若不愿交纳政治捐款，必须公开签署声明表示不愿这样做。1927年的法律规定工会不可以征收政治捐款，除非会员公开签署声明表示愿意这样做。法律的初衷是切断工会与工党的联系，但结果却适得其反：1929年大选中，工人们为报复1926年的失败和1927年的《劳资争议与工会法》，反而大批投了工党的票，使工党得以第二次掌权。
30年代，工会的力量始终未能恢复，加上矿工领袖麦克唐纳等背叛工党，致使工党政府解体，所以整个劳工运动陷入深刻的分歧中，一直很不景气。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劳资再度“休战”，贝文等工会领导人参加政府，工党和工会的力量才逐渐恢复。1945年工党在大选中取得胜利，新的工党政府在1946年废除了1927年的工会立法，煤矿也和其他部门一起实行国有化。大罢工的失败使英国劳工运动经历了近20年的低谷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恢复过来。
50年代，英国进入“富裕时代”（Age of Affluence），工人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失业率几乎等于零（1951年1月为不到1%），福利制度建立起来，贫穷的威胁也不再存在，工党与保守党轮流掌权，两党在政治上实行“共识政治”，执行相近的社会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战后大约25年时间中，英国的劳工运动一直比较平静，例如在1965-1969年间，按平均每年计算，罢工次数只有2380次，参加人数120.8万人次，损失工作日395万个，而在此之前的20年中，情况就更加平和。多数罢工都是在工会官方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发地发生的，等工会领导知道时，罢工已经结束了。但是从1968年起，由大工会发动的正式罢工越来越多，到70年代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活跃的工潮期，1970年罢工3906次，卷入工人179.3万人次，损失工作日1098万个；1972年是罢工极厉害的一年，尽管罢工次数（2497次）和卷入人数（172.2万人次）都比1970年少，但损失工作日却达到2391万个。此后罢工数字忽高忽低，但在1979年损失的工作日突破了1926年以后的最高数字，达到了2947万个，是20世纪第五个最高年份（前四个分别是1926年、1921年、1912年和1919年），参加工会的人员总数达到1329万，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工潮在70年代骤然高涨，是因为英国的滞胀现象已很严重，一方面经济萧条，失业率大增，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率又居高不下。工会用罢工的手段追求工资大幅度增长，以求抵消通货膨胀，但劳动生产率跟不上工资增长，而只会带动物价增长，物价增长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又成为新的一轮工资增长的充足理由，于是就带来了新的劳资冲突——这就是英国在70年代发生的事。
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决心对工会力量进行限制，认为工资太高是英国经济不景气的根本原因。1980年，政府通过第一个《就业法》（Employment Act），对“续发性纠察行动”（即已经罢工的工人到尚未罢工的工厂设置纠察线，强迫该厂罢工）和其他“续发性行动”（如声援性罢工、罢工者宣布“关闭”尚未罢工的工厂等等）加以禁止。1982年通过第二个《就业法》，规定罢工若未严格按法律之许可条件进行，则罢工的工会将承担法律责任，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1984年撒切尔政府又通过《工会法》，规定在选举工会干部和发动罢工斗争时，都必须由全体会员进行无记名投票。
1984年，政府的这些法律受到严重挑战，挑战者恰恰又是煤矿工会。英国的煤矿开采问题始终很大，到70年代，由于北海（North Sea）发现石油，更出现了煤炭积压、供大于求的问题。政府打算把煤炭生产置于市场的调节之下，这意味着减少政府补贴，从而使矿工的收入大受影响。1984年3月，约克郡一个煤矿被国家煤炭委员会下令关闭，引发了各地矿工的大罢工。罢工工人向不参与罢工的矿区派出纠察队，于是与政府的新法律直接对抗。政府动员大批警力保护仍在开工的矿区，暴力活动逐步加剧，3月14日还在混乱中挤死1人。5月份，冲突集中到设菲尔德市郊的一座炼焦厂。5月29日，矿工工会总干事斯卡吉尔（Arthur Scargill）亲临指挥，冲突升级。第二天，政府指责斯卡吉尔图谋不轨，企图推翻政府，下令逮捕了斯卡吉尔。6月18日在炼焦厂出现了一万人的纠察线，都属于“续发性纠察”。矿工本想用围困炼焦厂的方法来掐断炼钢厂的焦炭供应，从而迫使钢铁业停工，但由于政府手段高明，未能成功。入秋，罢工渐渐平息下去，其间又发生一起出租汽车司机送一矿工去复工途中被人用水泥板砸死的事件。但12月以后事态渐趋平静。1985年3月，矿工特别代表会议做出决定下令复工，罢工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结束了，参与罢工的人甚至没有从工会方面领到罢工津贴。
这次罢工给整个工会运动以沉重的打击。罢工失败后，工会人数日减，会员比例从1979年的50%以上下降到1989年的不到40%,撒切尔夫人再次向世人显示了她的“铁娘子”作风。尽管这次罢工可以与1925-1926年的煤矿罢工相比，但奇怪的是，舆论却倾向于政府，对工会十分不利。如今，工会发动罢工已经不那么容易了，在罢工前必须经全体会员投票表决，然后报一仲裁法庭加以裁决，如仲裁法庭许可，则由全体会员再复议一次，然后方可开始罢工。总之，由于撒切尔夫人的强硬态度，工会在八九十年代已不像70年代那样无所拘束了，它的活动已经受到许多限制。
但罢工仍旧不时发生，许多罢工发生在基层，即“非官方”罢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起，劳工运动中就出现一种“车间代表”机制，他们由各工作场地的工人直接选举产生，一般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工会。“非官方”罢工往往是由“车间代表”发动的，他们提出纯粹是本企业的一些问题与厂方交涉，而以罢工为威慑手段。这种罢工规模一般都很小，涉及人员不会多，但它有一个特点，即打破不同工会的门户之见，分属不同工会的工人这时在基层的层次上联合起来，共同争取某个目标。英国工会运动门户之见一向很深，从来就没有真正团结过，但恰恰在“非官方”罢工中工人阶级的团结精神显示出来了，这是英国劳工运动的一个特点。
工会领袖与工人群众间有很深隔阂，大工会领导人权势很大，其一言一行都有全国影响，会影响到国家政治。有200万会员的运输与通用工人工会的总干事杰克·琼斯（Jack Jones），在其自传中就对自己的权势十分自信：他提出的意见会变成法律，政府会拉拢他，要他当大臣或晋封爵位，达官贵人对他侧目而视，女王及各国元首都会与他谈笑风生。工会领导人一般都主张与政府合作，比如在70年代都支持政府的工资政策，赞成对工资增长有所限制。但这些主张与基层的看法会分歧很大，这是存在大量“非官方”罢工的重要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阶级的构成发生变化，“白领”工人大量出现，于是在工会运动中，“白领”工会也相继出现，白领工人占了很大的比重。根据统计，1948-1974年，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会会员下降了6.8%,而白领会员却增长了104.7%,这时白领工会已达到300个，会员总数350万。1964年，“科技与管理职工会”（Association of Stific,Teid Managerial Staffs）只有6万名会员，到1988年已达65万，改名为“制造、科学与财政职工会”（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ing,Sce,Finance）。许多从来没有工会组织的行业现在也有了工会，比如警察、护士、秘书、大学教师等等。
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现在面临新的挑战，随着“后工业化”趋向出现，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独立经营者，许多人在家中工作，体力劳动色彩也逐渐消退。工会本来就建筑在体力劳动者集体力量的基础上，现在，工作的分散化和脑力劳动化在根本上改变着劳动大军的性质，以体力劳动有组织的大生产为基础的工联主义运动，在变化的社会条件下将如何发展呢？这显然是21世纪的一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