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争虽说是主旋律，但在“国内战线”即英国的内部事务方面，20世纪的几大主题仍然在展开。尽管因战争状态它们表面上退居次要地位，但战争促进了问题的解决，为社会创造了解决问题的环境。20世纪初提出的那些问题，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酝酿成熟、而到战争结束后逐一解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开创了一个“新社会”。
当然，战争是当时的主旋律。
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但战争在半年的时间里却是“西线无战事”，以至张伯伦始终暗藏希望，幻想德国将不战自乱，或者它也许不会在西线进攻，而直接把祸水指向东方。1940年1月，经济战争部发表的第一个情况通报十分乐观，它说德国已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其程度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之后，因此可指望用经济的手段打赢战争。这无异于是说德国将不战自败，既然如此，何必要大动干戈呢？于是，就形成了丘吉尔所说的“灰暗的战争”。多数英国人此时精神麻痹，已疏散的人口又返回家中，舞厅和电影院通宵营业。3月复活节假日，旅游胜地挤满了度假的人群，战争仿佛与英国无关。
转折点发生在挪威战役爆发后。4月初，就在该战役爆发的前夕，张伯伦还对战局持轻松看法，他公开宣称希特勒“错过了班车”，没有在“我们有时间弥补不足前”压倒盟国。但随着挪威战局的失利，国内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5月2日，张伯伦宣布英军已撤离挪威，不满的情绪立刻上升到极点。5月7-8日，议会辩论战争问题，最尖锐的批评意见来自保守党内部。张伯伦的老朋友、老同事艾默里（L.S.A mery）用当年克伦威尔解散残余议会时的话对张伯伦说：“你在这儿坐得太久，对你没有好处。走吧，我说……以上帝的名义，走！”他的话受到热烈的欢呼。工党提出不信任投票，张伯伦虽然以281∶200之多数渡过了这一关，但大约有40名保守党议员投反对票，另有约60名弃权。9-10日的民意测验显示，只有22%的人支持张伯伦。5月10日，工党通知张伯伦将不参加他所领导的联合政府，而建立一个联合政府对于战争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那天下午，张伯伦知趣地辞去首相职，并提议由丘吉尔接任，国王立刻批准了对丘吉尔的任命。那天晚上，丘吉尔就寝时，强烈地感到自己如释重负，他觉得“好像是正在和命运一同前进”，他“以往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为了这个时刻，为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的一种准备罢了”。
但丘吉尔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就在这一天，德军越过荷、比边界，发动对西线的全面进攻。三个星期后，英军已被全部赶出欧洲大陆，完成了“敦刻尔克大撤退”。再过三个星期，法国已经投降了，英国成了唯一还在与纳粹德国作战的国家。这是自拿破仑战争以来英国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战争爆发时，它的军力远不如敌国。与1914年相比，其陆军数量很少，仓促组织起来，缺乏有效的训练。英军的装甲部队远落后于德国，而这个兵种在以后的地面战争中将发挥决定性作用。英国海军虽然强大，但舰只陈旧、装备落后，而且航空母舰不如日本多，装备不如日本先进。如果英国同时与德、意、日三国开战，它的海上力量将穷于应付，四处挨打。英国空军在那几年发展得很快，装备也不错，但其数量仍比不过德国，并且德国的地空配合作战显然在战术上占了上风。
最糟的是英国经济实力已大不如以前，1914年英国工业生产能力占全世界的13.6%,当时还不到10%。英国出口量减少，致使其支付能力弱，据估算若战争长期进行，英国将在1941年破产。法国投降后，英国就是孤军作战了，1914年还有东线和南线，当时只剩下一个不列颠孤岛。
但英国的士气却开始高昂。丘吉尔接任后第三天，他在议会发表著名的就职演说，他说：“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能生存。”
这些话改变了政府软弱无力的形象，表达了新政府战斗到底的决心。由于丘吉尔组阁，人民恢复了信心，法国沦陷后曾出现一幅著名的漫画，上面画着一个英国兵，面对英吉利海峡自豪地说：“孤立无援么，很好！”民意测验显示，只有3%的人认为会输掉战争。丘吉尔在《战争回忆录》中说：“一股不可抗拒的熊熊烈火燃遍了我们这个岛屿的每个角落。”
丘吉尔组成的联合政府由三党领导人共同参加：艾德礼任掌玺大臣（Lord Privy Seal），掌管下院；后又兼丘吉尔的副首相（Deputy Prime Minister）、接任枢密院长；贝文出任劳工大臣，负责政府与工会的沟通，保证向战争提供人力；哈里法克斯留任外交大臣（Fary），但很快被艾登取代，由艾登领导战时外交；自由党领袖辛克莱（Archibald Sincir）担任无关紧要的航空大臣，从而象征性地保证了三党联合；报业大王比弗布鲁克（Lord Beaverbrook）出任飞机生产大臣，他在这个岗位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不列颠之战”（Battle of Britain）的胜利提供了物质基础。张伯伦留任，担任枢密院长（Lord Presidentof the cil），直到10月份他去世为止。丘吉尔自己兼任国防大臣（Minister of Defence），负担指导战争的全部重任，并以他为中心成立一个核心内阁（战时内阁），协助首相指导战争。
联合政府在战争中经受了两次考验，一次是1942年初，当时，日本在东南亚发动攻势，夺取了中国香港，攻进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并准备入侵澳洲；在北非，德军则开始了新的一轮进攻。议会于是出现骚动，甚至有谣言说丘吉尔准备下台。1月27日，丘吉尔要求议会举行信任投票，他号召所有议员公开表态，“在投票时谁都不必胆小如鼠”。议员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结果以460∶1的票数投了政府的信任票。
第二次发生在1942年夏天。德军在北非取得重大进展，他们突破英军防线，攻占了托卜鲁克，正在继续向阿拉曼（el Amein）迅速推进。英军则一溃千里，尼罗河三角洲危在旦夕，英帝国似乎要从非洲被赶出去了。丘吉尔刚从华盛顿回到伦敦，立即面临一次不信任投票，提出动议的是保守党财政委员会主席沃德洛米尔恩（Sir John Wardw-Milne），他得到海军元帅罗杰·凯斯（Sir Roger Keyes）和前陆军大臣（Secretary for War）霍尔贝利沙（Hore-Belisha）的支持。这些人对“皇家军队的英勇气概和坚忍精神表示敬意”，但是对“中央有关战争的指挥工作却不予信任”。丘吉尔立即予以反击，他要求下院“必须成为国家中的持续稳定的因素，而不要成为新闻界中那些心怀不满的一部分人……的工具”，他说这几天的辩论“已在国外造成有害影响……我们的敌人就会对此大加利用”。他要求全体议员投票支持政府，让英国人正在与之做殊死斗争的“暴君的耳边响起失望的丧钟”。投票结果，支持米尔恩提案的只有25人，弃权的约30人，476人投反对票，联合政府成功地渡过了战时最大的一次危机。
在战争中，政府的职能迅速扩大，以前认为政府不应该管的事，现在则必须管起来，这样就触及20世纪的一大主题，即国家的作用问题。在战争的压力下，政府的规模大为扩展，成立了许多新的部，比如物资供应部、经济战争部、新闻部、粮食部、海运部、国内安全部，乃至飞机生产部、民航部、城乡规划部、燃料动力部、厂房建筑部等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央政府的规模相当小，自由主义的传统从来都把政府看作“不可避免的祸害”，因此要尽量限制它，使它不能危害个人的自由。但要想打赢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一场“总体战争”，没有政府在一切方面发挥作用是不行的，于是人们认可一个无所不在的“大政府”，让越来越多的“官僚部门”建立起来。这些新增加的部在战后大多都保留下来，从而为国家干预整个社会奠定了基础。
战争还导致权力集中，丘吉尔也许是20世纪权力最大的首相。他直接指导战争，直接领导外交行动，直接与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斯大林等人通信往来，并直接与各战地指挥官保持热线联系，指挥战斗。他成立内阁国防委员会和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亲任其主席；枢密院长委员会是一个内阁外的“内阁”，负责协调各方面关系。他还成立了其他各种委员会如生产委员会、本土防卫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粮食政策委员会等等，负责制定各种政策，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对首相本人负责，其所制定的政策要求各部执行。丘吉尔还有一班私人顾问，其中最重要的是伊斯梅将军（General Ismay）和林德曼博士（T.A.Lindemann），前者在许多场合充当首相的私人代表，为协调文武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后者是首相的科学顾问，他能把科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用浅显的语言向首相介绍，从而保证这些成果能迅速而准确地运用于战争。
战争需要对人力进行最大的动员。战争刚爆发，征兵制就开始了。接着，一系列议会立法授权劳工大臣对全国人力进行统筹支配，包括必要时向某些紧缺的生产部门指派劳动力。1940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国民登记，18-50岁的男女必须以某种形式为国家服务（服兵役或参加本土保卫、维护治安或在政府指定的部门工作等等），19-22岁的妇女必须全日工作，其他妇女则至少要半天工作。1941年夏，已经有800万男女组织在军队、国土防卫队或军工生产部门中，到年底，14-64岁的男子有94%被国家征用。这种规模和形式的动员在英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
战争期间甚至暂时停止了某些公民权利，几百年来形成的言论出版自由、罢工自由等等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劳资双方还实行“休战”。1939和1940年的《紧急权力法》（Emergency Power Act）授予政府广泛的权力，甚至可以在“有利于公共安全和国土保卫”的前提下任意拘捕任何人。但总的来说，英国对公民的控制相对于其他交战国来说还是宽松得多：英国始终没有实行劳动力调拨制，工作变动基本上是自愿的；它还最大可能地维护个人权利，限制行政部门“越权”。1944年下院组织了一个“审查委员会”，对各部发布的每一项命令进行审查，看它们是否侵犯了公民权利。但不管怎么说，战争扩大了政府的权力，也改变了人们对公民与国家关系的看法。
战争使工党地位迅速上升，从而完成了从20世纪初就开始的新政治力量崛起的过程。1931年工党政府垮台后，该党曾陷入严重的内部纷争，左右两派在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和社会改革的幅度方面分歧都很大，因此大大地削弱了党的战斗力。1935年，党在大选中虽然成果辉煌，但党的领袖全部落选，结果只好挑一个不知名的生手担任议会党团领袖，而在此后约四年中，他似乎只是个背景人物，在前台的还有像贝文、多尔顿这样的人。
工党的社会主义纲领特别是党章第四款是工党执政的重大障碍，不仅有产者对此充满敌意，而且一般百姓也对“社会主义”是否符合英国的国情心存疑虑。人们不知道工党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而要知道它是什么，又非得工党先掌握政权、将它付诸实行才行。因此在整个30年代，工党就陷在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中：反对它的人不支持它，应该支持它的人也不准备支持它。
战争改变了这种局面。首先，战争需要工党的支持，一个为党派纷争所困扰的国家不可能全力以赴进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作为最大反对党的工党此时必须进入政府，参与政府决策。张伯伦辞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不能延揽工党入阁，这说明了工党的重要性。
其次，战争需要工党发挥作用，工党与工会的关系使它处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在战争中，正是因为工党与工会的特殊关系，才使英国顺利地调动了全国人力，充分地利用了它本来是十分贫乏的人力资源。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作为一场“人民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激发了人民对未来的期望，而工党正为人民提供了这种期望。在战争中，人们发现：战争是人民打赢的，因此人民应得到充足的补偿。人们还发现：战争中政府涉足于一切领域，它不仅组织了战争，而且组织了整个社会生活。比如说，战争刚开始时，政府就组织城市儿童疏散，几十万城市儿童被转移到乡村，其有条不紊、组织之精良，竟使许多人深感吃惊。战争中，政府负责劳动力分配，使人突然想到由政府来安排就业也许可以消灭失业！政府制定物价与工资，结果物价稳定，工资水平却不断上升，贫困问题似乎可以解决。政府实行食品定量，结果战争的艰苦岁月不仅没有造成饥饿，反而依平均水平估算，人民的营养程度比过去更好。所有这些都说明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并不见得好，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国家干预理论则大可行得通。
工党的“社会主义”，如果指的是依靠国家的调节，使财富的分配变得更合理，那么这不仅在实践中可行，而且正是千百万在战争中做出了牺牲的普通人所一心向往的。人们对工党的疑虑消失了，工党成了可以引导英国走向战后“新社会”的一个可能的选择。关于战后要建设一个“新社会”的议论，早就在平民百姓中盛行，媒体乃至教会中人士都津津乐道。1942年9月由工业基督教徒协会发起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terbury）宣称应该对土地与货币实行公共管理，约克大主教（Archbishop of York）则强调国家制定住房计划的重要性。1940-1942年，连续三个议会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强烈主张政府在战后应该对工业及人口的分布、土地的开发利用、市镇的重建等等进行规划指导。
在这种氛围中，解决20世纪另一个主题的时机开始成熟了。1942年12月1日，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向全国公布了他著名的“报告”。贝弗里奇是经济学家，曾担任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ics）院长，1941年底他受政府委托主持一项调查，对社会保障问题提出建议。参加调查的有十几个部的代表，但只有贝弗里奇一个人不具有官方身份，因此由他签署了“报告”。根据这份“报告”，国家在战后应当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每个人不再受贫困的袭扰。贝弗里奇“报告”实际上勾画了一个战后“新社会”的蓝图，因此立即形成巨大的冲击波。伦敦各报以显著版面刊登“报告”摘要并发表评论，《泰晤士报》说，“报告”把“希望变成了明确现实的计划”，它应该成为“政府行动的基础”；《经济学家》（Eist）说它是“迄今所起草的最令人瞩目的政府文件之一”，无论战争的结果如何，“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应同步进行”。一年中，“报告”全文售出25万多份，摘要本售出近37万份，另在美国还售出4万份。许多人排长队购买一本两先令的“贝弗里奇小册子”。“报告”是有史以来销售量最大的一份官方文件，12月中旬的民意调查表明：有95%的人知道贝弗里奇“报告”。
“报告”显然为战争中的英国人提供了一个美好的憧憬——这是一个“新国家”，许多人把它叫作“福利国家”，但贝弗里奇认为“社会服务国家”更合适。在这个国家中，“贫穷”将永久消失，人人都将有生存的保障。丘吉尔虽说富于远见，但这一次他对民众的情绪掉以轻心。他在给政府大臣的备忘录中说要警惕“危险的乐观主义”，“不要产生虚假的希望”。工党领袖为了维护联合政府的一致性，也认为应集中精力打仗，暂不要对战后问题讨论过多。1943年2月，两党后座议员不顾各自领袖的阻挠，强行在议会开展辩论；政府对“报告”反应冷淡，丘吉尔甚至不参加讨论。工党后座议员提出一项动议，要求支持并执行贝弗里奇“报告”，结果以119∶335票失败。无官职在身的工党议员中，除一人外全都支持动议：这是战时政府遭受的最大一次打击。领袖们的态度使许多人感到失望，1944年新闻部一项报告说，“许多人尤其是工人一方面支持这项计划，一方面又担心它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成为法律”，有些人甚至说政府会“向孩子们提供家庭补助金，然后再通过削减儿童享受的所得税扣除的办法，把补助金重新拿走”。
对“新社会”的期望和对政府的失望交织在一起，就导致在战争尚未完全结束但胜局已定时举行的那次大选中，选民把一位领导他们走向胜利的英雄赶下了台，这在英国历史上虽不是没有先例，但仍然使全世界大吃一惊。贝弗里奇“报告”发表后举行的几次议会补缺选举中，其结果就显示选民的情绪正普遍左倾。政府失去的16个席位，主要是丢在保守党方面，而工党的声望则开始增长。1943年6月到1945年6月所作的一系列选举预测表明：假如举行一次新的大选，工党将比保守党领先7-18个百分点。
工党对战后政局的关注要比保守党认真得多，也许正因为丘吉尔享有崇高的个人声望，保守党才在选举问题上似乎并不担心。丘吉尔自己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大选失败的可能性，他希望联合政府能继续执政，在自己领导下完成战后的重建工作。但工党在1944年底的代表大会上明确表示：它只希望联合政府存在到战争胜利的那一刻为止。1945年5月18日，德国投降后仅9天，丘吉尔写信给艾德礼，要求把联合政府维持到日本战败。艾德礼本人是支持这个建议的，而且他和丘吉尔共同起草了这封信，但工党全国委员会第二天就开会拒绝了这个建议，结果丘吉尔于5月23日正式辞职，定在7月5日举行大选，在此期间，由丘吉尔担任看守政府首脑，工党则全部退出内阁。
工党为大选作了充分的准备，在它颁布的竞选宣言——《让我们面对未来》中，它作出三项许诺：1.充分利用国家资源，提高生产能力；2.通过工资、社会服务和保险，将购买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3.对关键性的工业部门及医院、学校等实行计划投资，政府指导新工厂的设立。在宣言的结论中工党声称：“工党是一个社会主义党，并为此而自豪。工党的最终目标是：在国内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大不列颠共同体——它自由、民主、有效、进步、富有公益心，它的物质资源将组织起来服务于英国人民。”大选的结果完全出乎丘吉尔意料之外：工党取得压倒性胜利，保守党只获213个席位，工党则获393席。当天（7月25日）晚7时，丘吉尔觐见国王，提出辞呈。艾德礼随后应召入宫，组织工党的第三届政府，也是它第一次掌握议会多数的工党政府。
工党掌权后，就要来解决战争中酝酿成熟的许多问题了。这届工党政府打算实行两个目标，一是国有化（nationalization），二是建立“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两个目标虽不相同，却又有内在的联系。
新的议会开幕时，政府就通过国王之口提出扩大工业中公有制成分的政策；此后两年里，政府制定一系列议会法案，实行国有化：首先是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nd）国有化，接着是煤矿国有化，再接下来，民航、铁路、公路、运输、煤气、钢铁、电力等部门也都实行国有化，由国家建立相应的经济实体（如国家煤炭局等）作为财产所有权的体现者。这些“公共法人团体”以政府代理人的身份负责经营，而政府自己却不直接插手，只由相关各部作出政策性指导。企业的实际管理权在多数场合下仍掌握在原有的经营人员手中，这样，原有的私人企业结构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工人仍然是劳动力的提供者，他们仍然与“资方”讨价还价，举行工资与工作条件的谈判。他们还可以发动罢工，用罢工这个最有力的武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政府不直接经营企业，因此在出现“劳资冲突”时，政府仍可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现，调解双方分歧。这当然是一种巧妙的安排，但这样一来，“国有化”的实质就在于政府接过企业的“所有权”（一般给予原“所有人”巨额赔偿），而让管理权保留在原来那些人手里，因此并没有改变企业中原有的产业关系。
工党的思路在1934年党的纲领《为了社会主义与和平》中就已形成，战争只是使实施这些纲领的条件成熟而已。保守党多数已经对“国家干预”习以为常，因此只对工党的方案作一些修修补补，并不当真反对其原则。丘吉尔一面大喊“社会主义”将毁灭英国，一面又支持英格兰银行国有化。他在向保守党1922年委员会作政策说明时，只说他“不想用更广泛的改革计划和工党抢先争腔”，而并没有反对已经出台的国有化措施。1947年保守党研究部抛出了一部《工业宪章》，实际上是保守党的政策调整宣言。其中认可了英格兰银行和煤炭等行业的国有化，但对拟议中的钢铁国有化表示反对。到这个时候，两党在国有化问题上的争执更多的只是一种竞选策略，而不是真正的政策分歧了。
但两党在钢铁国有化问题上，还是着着实实地较量了一番，并且触发了第二次上院改革。
1949年工党政府提出钢铁国有化法案，这时离下一次大选只剩下一年多时间。政府意识到保守党会把钢铁国有化作为竞选的一个重要话题，并可能利用它所控制的上院行使延置权。假如果真如此，那么在法案被延置两年之后，万一工党竞选失败不再掌权，钢铁国有化方案当然也就夭折了。考虑到这一点，工党政府决心对上院再开一次“刀”，它依靠下院多数通过一个新的《议会法》，将上院延置权缩短为一年。后来上院果然否决了钢铁国有化法案，但一年后它就自动生效了。以后，保守党上台就将该法废除，工党上台又将其恢复，如此两起两落，经过四个回合，其间并不存在实质分歧，只是两党借钢铁国有化问题检验自己的实力而已。
国有化对英国的冲击并没有事先想象的那么大。到1948年国有化基本告一段落时，80%的劳动力仍然在私营企业工作，“以后十年，国有企业更只是私营企业彻底的奴仆而不是它的主人”。国有化不是“公有化”，它没有威胁到私有制的存在，也没有威胁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国有企业中的工人并没有“参与”企业管理，他们不是“合伙人”，更没有“所有权”。热情支持国有化和激烈反对国有化的人事实上都错了，国有化的结局是双方都不满意。中等阶级本来就对国有化心存疑虑，随着1947年经济危机的到来，大批选民离工党而去，在这种压力下，工党修改政策，国有化到此基本结束。但强烈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又对工党的“背叛”表示不满，因此到下一次（1950年）大选时，双方的不满都发泄出来，工党只得到5票多数。
如果说国有化政策半途而废，那么“福利国家”却取得了成功。“福利国家”主要体现在1946年的《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医疗服务法》（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ct）中，其他一些立法比如有关住房、教育、社会救济、家庭补贴等等的法案，则可看作辅助性措施。所有这些措施实行之后，英国人便处在“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下，国家仿佛是一把张开的大伞，把所有国民都置于它的保护下。资金是从雇主、雇员和国库三个方面征集的，全国每一个人在生病、失业、工伤、老年的时候，都可以享受社会津贴。这以后，贫穷问题不再是英国的社会问题，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现象不再存在了。工党领导人对“福利国家”的成果自视甚高，负责制定《国民医疗服务法》的工党卫生大臣比万（Aneurin Bevan）就把医疗保险制度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试金石”。
1950年大选，工党以微弱多数获胜。这时摆在工党面前的问题是：下一步怎么走？国有化告一段落了，“福利国家”也基本形成，保守党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没有作原则反对，而是自我调整政策，转变成所谓的“新保守主义”。尽管两党在竞选中论战激烈，但给人的印象是大政方针基本一致，不存在根本分歧。一个只拥有5席多数的政府其实什么也不能做。选举后仅半个月，保守党就在钢铁国有化问题上发难，结果工党险胜而政府幸存。此后工党内部因朝鲜战争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艾德礼、贝文等主张增加军费，支持联合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比万等人则反对介入朝鲜战争，说应该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多的社会福利。1951年4月，比万派退出内阁，工党内部分裂，政府的多数保不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大选已不可避免，10月举行的大选中工党得票总数虽然比保守党多，但保守党取得的席位却比工党多，它以321席超过半数获胜，组成新政府。
五年之后，工党新领袖盖茨克尔（Hugh T.N.Gaitskell）总结工党失利的教训时说：“繁荣使太多的工人投了托利党票。”工党其实是陷进了一个难以自拔的困境：它建立了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但这个体系要靠沉重的赋税来支撑；它实行了国有化，但国有企业要以降低生产效率为代价。生产率的降低和税率的提高都会引起人们的不满，但如何才能使不断上升的社会福利开支在生产力不能同步发展的情况下得到必要的财政基础呢？如何才能在人们对物质需求的过高期望与为获得社会保障所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之间找到出路呢？——这似乎是一道永远也得不出结果的数学方程式，在此后30年中将困扰每一届英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