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月22日，82岁的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了。当灵车穿过伦敦时，大街两旁站满了沉默的人群，悲痛笼罩全国。4年前，刚为维多利亚女王举行了60周年登基大庆，当时，朴茨茅斯港口排列着30英里长的船只兵舰，一列六行浩浩荡荡地接受检阅。那时，大英帝国（British Empire）占有全世界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英国的强盛已达到极点。女王的逝世标志着那个时代的结束，它恰好发生在世纪交替之时。
1901年，英国正在遥远的南非打一场战争。这是英国打的第一场现代化战争，其影响之深刻、场面之惨烈，预示着今后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
1901年，在英国执政的是保守党。这是一个维持传统与制衡变革的党，在19世纪末，它是“猎场与牲口市场的联盟”，“是‘农业利益’的党，即那些耕种土地的人的党”。1867年议会改革之前，保守党取得农业方面议席的67%,1867年以后这个数字更上升到77%。1874年大选中产生的保守党议员，只有17.5%来自5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60%来自农村、集市。14%的保守党议员是酿酒商，73%是地主。那一年组成的保守党政府，除一人外，其他都是贵族、乡绅，包括一个公爵、一个侯爵、三个伯爵和一个男爵。保守党又是国教徒的党，是国教（Church of Engnd,Angliism）的大本营。到19世纪末，越来越多的中等阶级转入保守党阵营，他们原来是支持自由党的，但从保护财产的角度出发，他们与保守党找到了更多的共同点。由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大力推行“新托利主义”（orism），主张“当茅屋不舒服时，宫殿是不安全的”，因此它也吸引了一些工人阶级选民，在屠宰工、烟囱清扫工、酿酒工等等中特别强大。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保守党是一个正在转化的党，它的社会基础正在扩大。
1901年，反对党是自由党。自由党几乎主宰了整个19世纪，19世纪就是自由主义的世纪。自由党把“自由放任”（issez-faire）抬高为英国的国策，使自由资本主义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在政治上，自由党以改革的旗手自居，在历次议会改革中扮演了主角。1830-1886年，除了几次短暂的间歇，自由党一直掌权。正因为掌权，自由党延误了自身的改造，党的领导权长期把持在两伙人手中，一是原辉格党贵族，二是原来追随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的保守党人。在1860年，自由党议员中还有49%是地主，中等阶级还只是初露头角。不过后来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1914年，地主出身的议员只有6%。在格拉斯顿（William E.Gdstone）时期，它的中等阶级性质已十分明显，然而同时，它的危机也出现了：成年男子普选权的基本实现，迫使自由党越来越依靠工人阶级选民，格拉斯顿于是推行与劳工的合作（称“自由劳工联盟”，Lib-Lab）；另一方面，中等阶级要求保卫财产，开始大批转向保守党，因此到20世纪开始的时候，自由党的社会基础已经动摇。
两党在19世纪末都陷入深刻的思想分歧。自由党的思想基础是“自由放任”，但在19世纪末，以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in,1836-1914年）为首的“激进派”则反对“自由放任”，要求进行国家干预，用行政的力量调节生产与分配。约瑟夫·张伯伦原是伯明翰一个富裕的螺丝制造商，后来当选伯明翰市长。任职期间，将私营的自来水公司、煤气公司等赎买为市政府所有，开创了市政府经营城市公共事业的先例。他还组织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工程，修筑街道，铲除贫民窟，取得很大成功。他成为自由党全国性领导人之后，声称要把“为伯明翰做的事拿到全国来做”，他制定的“激进”纲领包括：土地改革、重新分配土地；累进税率制，用富人的税收举办社会公益，以图消灭贫困；普及初等教育，由国家支付教育经费；取消英国圣公会的国教地位，所有教派一律平等。他的这些主张使国王、教会和保守党都大为惊恐，自由党内的辉格派也恐惧万分，生怕自由党会变成反对有产者的社会民主党。
但张伯伦却在另一个问题上使自由党永久地分裂了：1885年，自由党在大选中比保守党得票多，但这些席位刚好被爱尔兰自治党抵消了。自治党不满自由党在爱尔兰自治问题上的拖延政策，便一反常态，与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导致自由党下台。这使格拉斯顿下决心实行爱尔兰自治。1886年他重新执政后，立即提出爱尔兰自治法，结果张伯伦带领93名自由党议员投了反对票，使自由党政府垮台。不久后，张伯伦正式投奔主张维护帝国统一的保守党，成了“统一自由党人”（Liberal Unionists）。自此以后自由党的优势便丧失了，在接着的十年中由保守党执掌政权。
但保守党内部也分歧重重。保守党虽然把张伯伦及其一伙拉进自己的阵营，但张伯伦的另一个主张后来却分裂了保守党。1902年5月，索尔兹伯里（Marquis Salisbury）政府为填补布尔战争（Boer War）的巨额亏空而开征一种新税，即小麦与面粉的进口关税。征税额虽然很小，但意义十分重大，它标志着保守党开始背离自由贸易传统。1903年，新上台的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政府迫于党内压力废弃这种新税，但立即引起张伯伦的反弹。张伯伦声称自由贸易政策早已过时，必须建立关税壁垒，以抵御大陆国家对英国的贸易侵害，同时实行帝国内部的特惠政策，以维护帝国的统一，保证英国在20世纪持续强大。张伯伦的主张使保守党内出现两个对立的集团，即支持张伯伦的“关税改革同盟”（Tariff Reform League）和反对张伯伦的“自由食品同盟”（Free Food League），后一个集团中包括张伯伦从自由党带过来的54个统一自由党人。10月，张伯伦在格拉斯哥发表演说，正式开始了关税改革运动。他不仅要求对进口粮食征收进口税，而且要求对一切工业品征10%的进口税。关税问题成了20世纪初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之一，自由党抓住这个问题重新整合队伍，在1906年大选中获胜，以后十年又重新主掌英国政权。
因此，在20世纪最初十年，英国政坛面临着三大分歧：关税问题、国家干预问题、爱尔兰问题。它们分别涉及19世纪的三大原则：自由贸易原则、“自由放任”原则和帝国统一的原则。这些问题在20世纪逐一展开，有些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在1902年，还有另一个引起分歧的问题：贝尔福政府颁布一项教育法，本意是拯救英国的教育，想不到却触发了由来已久的宗教争端。
1870年格拉斯顿政府曾通过一个教育法，结果却造成各类学校相互竞争，管理混乱。到20世纪初，有四种学校同时并存，即传统的贵族“公学”；由国教会创办并得到国家补助的“志愿学校”；由地方税支持、接受各地民选委员会指导、实际上是在非国教教派控制下的“公立学校”；以及在郡参事会指导之下新涌现的职业技术学校。1902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1902）企图解决管理混乱、经费不足的问题，它解散了2000多个地方委员会，代之以300多个地方教育局，由教育局统一管理各类学校，并从地方税开支各类学校的教育经费。在宗教问题上，“公立学校”将不开设具有教派色彩的宗教课；“志愿学校”虽可继续开设原有的宗教课，但学生家长可决定让孩子听或不听这些课。这个教育法统一了全国的教育体制，保证了教育经费，制定了培养师资的办法，促进了英国的初、中等教育发展，因此在英国教育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然而在法律通过的当时，却受到非国教徒的强烈反对。首先，解散地方委员会，在政治上是对非国教徒的一次打击，使他们在地方上减少了发言权。其次，国教主导的“志愿学校”现在可以得到地方税的拨款，非国教徒则不愿将自己的纳税用在支持国教学校上。第三，在只有一个学校的地区，非国教徒将不得不把孩子送到国教学校去，这是他们所不愿做的。非国教徒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运动，声称将不交纳地方教育税。自由党利用这个机会弥合内部的分裂，张伯伦也在保守党统一自由党内部发难，一时间教育问题成了世人瞩目的问题。
在两大党内部分歧重重、分化组合的同时，第三支力量却悄悄登上政治舞台，这就是工人政党。
1884年的第三次议会改革，基本上实行了成年男子普选权，这以后，工人选票成了决定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保守党用保护关税政策和帝国政策来吸引工人，自由党则允诺工人便宜的面包，保证要把正统的自由主义改造成“新自由”集体主义。1886年格拉斯顿组阁时，任命一个工人出身的工会领导人参加政府，担任内政部次官，这在英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在那一年大选中，有11个“自由劳工党人”当选为议员，当然他们是在自由党的旗帜下参加竞选。1891年，格拉斯顿在一次自由党大会上，敦促各地方党组织推举更多的劳工候选人，但除了在工会力量强大的矿区之外，一般由中等阶级占优势的选区都不大愿意这样做。后来成为工党创始人的基尔·哈第（Keir Hardie）、拉姆赛·麦克唐纳（Ramsay Maald）、阿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等，都曾被中等阶级选区领导人拒于门外，这使他们深感寄人篱下之苦。
工人与自由党虽然长期合作，但在许多问题上其实分歧很大，举例来说，工人要求时工作制，这与工厂主的切身利益直接冲突，很受中等阶级反感。自由党受“自由放任”传统的影响，很不愿意扩大政府职能，这又和工人希望扩大国家功能以保护工人利益的要求相抵触。“自由劳工联盟”其实是很难维持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依附某一大党，劳工候选人根本就无法参加竞选；即使侥幸当选，也因为议员没有工资而无法维持生活，因此没有办法出席议会。同时，工会代表大会又不愿支持独立的劳工候选人，所以独立劳工候选人只能在工会之外进行活动。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工人政治活动家开始筹建自己的“党”，第三支政治力量就这样逐步形成。
在创建工人独立政党的过程中，基尔·哈第发挥了很大作用。哈第是一个苏格兰矿工，10岁起就开始干活。1888年他与自由党分手，致力于独立的工人政治活动。1889年，哈第创建苏格兰工人党（Scottish Labour Party），纲领是选出独立的工人议员。1892年，苏格兰工人党选出3名议员，这对独立的工人政治运动是极大的鼓舞。第二年，以哈第为首成立了英国独立工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目标是“确保一切生产、分配与交换手段的集体所有”，保障工人阶级“独立的代表权”，认为这是“实现工人经济解放的最佳方法”。党在最初讨论的时候曾打算用“社会主义工党”这个名称，但后来把“社会主义”改为“独立”，尽管在其纲领中保留了一些“社会主义”内容。
1895年大选中独立工党提出了28名候选人，但全部落选，“自由劳工党”人士也只有9人当选。这对于整个运动都是一次打击，独立工党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工党未得到工会支持，工会的广大群众未能接受党的社会主义纲领。为此，有必要与工会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争取工人阶级在议会中独立的代表权。1899年，工会代表大会终于同意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它通过一项决议，号召“一切合作社、社会主义团体、工会以及其他工人阶级组织”携手合作，“在下一届议会中增加工人议员数目”。
1900年2月27日，129名代表在伦敦法林顿街纪念会堂开会，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工人政治组织：“劳工代表权委员会”。合作社组织没有派人参加。到会的主要是工会代表，再加上三个社会主义团体——独立工党、社会民主同盟和费边社的代表。所有这些组织共有成员57万，还不到有组织的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与会者在几乎一切问题上都有许多分歧，因此很难制定共同的纲领。社会主义者与工会主义者在目标、手段、基本政策等方面都难以统一，所以最后就在1899年工会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上找到了共同点，即：推进工人议员的产生，争取更多的“工人代表权”。
独立工党在会上占主导地位。根据哈第的提议，劳工代表权委员会应建立一个“明确的议会工人党团”，应该有自己的党监，服从其政策，这就为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是一个“党”而不是一个松散的“论坛”奠定了基础。由于独立工党的坚持，劳工代表权委员会设立一个12人执行委员会，其中工会推派7人，各社会主义团体共推派5人（独立工党和社会民主同盟各2人，费边社1人）。执委会的存在使劳工代表权委员会事实上可以不受工会的控制，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为加强这一点，决议让各地行业协会也可以申请加入，而行业协会一般不在工会的控制之下。独立工党还在组织上取得优势，它的代表拉姆塞·麦克唐纳当选为劳工代表权委员会的书记，使独立工党事实上成为这个新政党的核心。劳工代表权委员会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小小的宗派，它以工会为社会基础，以费边主义为指导思想。它在组建之初谨慎地避开意识形态方面可能出现的分歧，而把选举工人议员作为全体一致的行动纲领。1900年大选中，它提出15名候选人，其中2名当选，包括哈第在内。
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成立后，立即使英国政治格局发生微妙变化。1901年，东北拉纳克选区的劳工候选人参加补缺竞选，分散了原属于自由党的选票，结果使保守党人当选。1903年，又有两个选区出现同样情况，引起自由党的高度警觉。1903年8月，自由党与劳工代表权委员会签订秘密协约，自由党答应把35个选区让给劳工代表权委员会去竞争，以此得到工人方面的允诺：他们将在其他选区支持自由党，并支持日后可能产生的自由党政府。显然，这是一个在新的层次上的“自由劳工联盟”。
1906年，保守党因为关税问题分裂，张伯伦为首的关税改革主义者在其内部争夺领导权。首相贝尔福提前举行大选，希望自由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分歧可以使保守党重新获胜，同时打击张伯伦的势力。但大选结果是自由党大获全胜，得到了400个席位。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有50人参加竞选，结果30人当选，是一次划时代的胜利。在这次选举中，还有24名工人站在自由党旗帜下竞选获胜，使工人议员总数达到54人。就在这次大选之后，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改名工党，在议会建立工党党团。不久以后，工党就将在20世纪发挥半壁江山的作用了。
1906年大选是一道分水岭，它标志着英国真正走进20世纪。“土地利益”长达几百年对议会的控制，至此算是真的结束了。当选议员中，有一半是新面孔、具有新的社会背景。随着工党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19世纪下半叶取得选举权的工人选民，到这时才当真发挥作用了。决定大选结果的主要是一些社会问题，如生活水平问题，机会平等问题，限制经济方面的阶级特权，疾病、就业和老年保险等等。法国历史学家哈勒维（Elie Halevy）说：1906年大选并不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胜利，而是20世纪社会民主主义的先声。自由党被迫把社会问题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自由主义变成了“新”的自由主义。J.A.霍布森（J.A.Hobson）写道：“自由主义现在正式执行一项任务，其中无疑包含着一种新的观念，它涉及国家与个人生活及私人产业的关系问题。”老的“自由放任”原则被逐渐抛弃了，自由党越来越卷入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行动之中。
自由党政府组成之后，很快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立法，包括《劳资争议法》（Trades Disputes Act）、《工会法》（Trade Unions Act）、《工人补偿法》（Workmen''s pensation Act）、《学校供餐法》（Seals Act）等等。1908年，首相坎贝尔班纳曼（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因身体欠佳而辞职，由赫伯特·阿斯奎斯继任，社会立法的步伐更快。在劳合·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的通力合作下，1908年通过《养老金法》（Old Age Pension Act），这是英国的第一个社会福利法案。这以后，他们又再接再厉，打算建立一个范围广泛的社会保险体系。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触发了与上院的斗争。
早在1906年大选之前，贝尔福就说不论结果如何，“统一党”（即保守党与张伯伦派）总是能控制国家的。自由党认为这是在暗指上院，因为在那个时候，经常出席上院会议的602个上议员中，属于自由党的只有88人，其余保守党355人，“统一自由党”124人，35个主教和王室成员算是无党派。在这种力量对比下，上院在1906-1907年间否决了自由党制定的一系列立法，其中包括《教育法案》（Education Bill）、一人多票法（Plural Voting Bill）、《卖酒执照法》（Lising Bill）、《爱尔兰参事会法》等等；还对农地持有法、爱尔兰市镇租佃法等进行了重大修改，将其修改得面目全非。面对这种情况，自由党决定摊牌，一劳永逸地把上院这个建立在世袭原则基础上的机构排除出政治决策圈。
1909年，财政大臣劳合·乔治代表政府提出一个刺激性很强的预算草案，其中规定：
（1）大幅度增加遗产税，比如价值超过100万镑的庄园将征收25%的遗产税；
（2）增加所得税，3000镑以上的收入提高税率，5000镑以上征收超额附加税；
（3）征收土地税，出租的土地每次租期届满时对增值部分征收10%的税，地产转手时，对自然增值部分征收20%的税，对未开发的土地矿山征收闲置税；
（4）提高烟酒税。
增加的税收用于实施养老金计划、建立劳动交易所、改造农村设施等。劳合·乔治说：他的目标是“筹集款项对贫穷与肮脏发动无情的战争”。很明显，预算案是要把钱从富人的口袋里掏出来用于公共事业，实际上是对财产进行再分配。保守派报刊立即指责这个预算案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党则称之为“人民预算”（People''s Budget).
预算提出后，全国上下一片哗然。议会从6月份开始辩论，整整辩了73天，有时通宵不散，一直辩到第二天早晨。11月4日，议会以379∶149票通过预算草案，但11月30日上院将其否决；两天后，下院的决议称上院的否决违反宪法，因为根据传统，财政立法是下院的特权，上院从来没有否决过。
上院宣布解散议会，于次年1月份举行大选。选举结果自由党获274席，保守党获273席，爱尔兰民族党82席，工党40席。这样，“人民预算”的命运就掌握在爱尔兰人手中了。自由党于是决定让爱尔兰取得自治，争取爱尔兰人的支持。3月份，阿斯奎斯在下院提议：（1）财政法案在送交上院一个月后即自动成为法律；（2）其他法案经下院在连续三次会议上通过、而三次相隔的时间已超过两年的，无论其是否得到上院的批准，也自动成为法律；（3）议会任期从7年减为5年。4月，阿斯奎斯的提议在下院获通过，正打算送上院审批时，爱德华七世国王（EdwardⅦ)恰巧去世。两党于是同意休战，让新国王乔治五世有时间熟悉他的工作。
11月风波再起。自由党这时得到工党和爱尔兰民族党的支持，控制着下院多数，因此不怕保守党推翻政府。自由党决心把斗争进行到底，因此强迫乔治五世答应：在必要时册封足够数量的新贵族，以迫使上院在表决时与下院保持一致。11月16日乔治五世作出了这一承诺。12月，举行本年度中的第二次大选，结果与前一次大选几乎完全一样（272∶271）。次年2月，自由党根据阿斯奎斯的三点建议制定《议会法》，于5月15日在下院通过。上院在辩论中提出了政府所不能接受的修正意见，阿斯奎斯立即要求国王履行诺言，册封新贵族，并开列了一份大约250人的册封名单。8月，上院经过激烈辩论，终于决定让步，于9月以131∶114票通过《议会法》。
《议会法》是对英国上院进行的一次重大改革，上院的血统原则虽未受触动，但它的权力大大被削减了。从此以后，上院只能使下院通过的法律延迟两年执行，除此以外就发挥不了更大的作用了。在上院与下院的斗争中，下院取得最终胜利。
为兑现它对工人作出的许诺，自由党在1911年提出《国民保险法》（National Insura），让1400万人得到病残保险或失业保险，保险基金由国家、雇主和工人三个方面按比例分担。这是继养老金法之后，英国在社会保险方面迈出的又一步。虽说在本质上它并没有脱离互助的性质，其实施与管理都由所谓的“授权团体”（如工会）进行，但国家终究站在法律的背后起监督人作用，因此它是自由党向国家干预迈出的一大步。1911年《国民保险法》并没有实行福利制度，不过它与福利制度毕竟靠得更近了。
为兑现它对爱尔兰民族主义作出的许诺，自由党于1912年4月提出第三次《爱尔兰自治法》（Home Rule Act，前两次分别在1886和1893年提出），爱尔兰问题再度烫手。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反对自治，组成厄尔斯特志愿军，天主教徒则组成爱尔兰志愿军，内战一触即发。英国的保守党站在新教徒一边，甚至暗中支持新教徒的武装。在这样一种激动的气氛中，自由党运用手中的多数票通过了自治法，不过，那时已是1914年9月了。由于战争爆发，法律延期至战争结束后执行。
战争开始以前，妇女选举权也成了社会争执的问题。从1860年代起，妇女就发起议会选举权运动，不过起初参加进来的是中等阶级妇女，运动也很温和，她们的政治组织是1897年成立的“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联合会”（National Union of Women''s Suffrage Societies）。进入20世纪，妇女的政治地位有很大提高，1907年一项法律允许妇女入选郡、市参事会，有些妇女还担任公职，比如地方教育委员、济贫委员乃至郡、市政府官员等，但议会选举权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许多中下层妇女对这种状况失去耐心，1903年，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夫人（Em meline Pankhurst）在她的两个女儿的协助下建立了“妇女社会政治同盟”（Women''s Sod Political Union）。这个组织的成员用比较激烈的方式表达妇女的愿望，比如冲击议会、围攻议员、放火烧教堂、打碎商店的玻璃等等。1913年一位叫埃米莉·戴维森（Emily Davison）的姑娘突然冲进赛马场，冲到属于乔治五世的赛马前面，结果马惊踏人，戴维森致死，引起社会很大震动。这些妇女积极分子后来被称作“战斗的妇女参政运动者”，由于她们的活动，妇女选举权问题得到全社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