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最后十多年的英国外交，是由第三代索尔兹伯里侯爵（Robert Arthur Talbot Gase Cecil,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执掌的。索尔兹伯里出身于保守世家，父亲担任过掌玺大臣（Lord Privy Seal）和枢密院大臣（Lord President of the cil）。他早年养成一种悲观主义的人生观，这使他成为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在德比迪斯雷利政府任职期间，他因为不支持第二次议会改革而辞职，他认为保守主义应当阻止民主的增长，不让它破坏社会秩序。索尔兹伯里鄙视迪斯雷利，认为他不诚实，是一个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
在外交事务中，有一段话很能体现索尔兹伯里的基本思想，他把世界国家分为有活力国家和垂死国家两种：“垂死国家瓦解和衰退的速度与有活力国家的力量积聚和增长的速度同步。弱国越来越弱，强国越来越强。有活力国家将逐步侵占垂死国家的领土，文明国家之间冲突的种子与缘由将迅速出现。当然，有活力的国家并不全部具有治疗和切割这些垂死国家的权力。于是，关于谁拥有这样的权力、它又将采取何种办法的争执，就将造成强国之间的军事对抗与相互威胁。……我认为这种威胁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来临。无论世界发生任何变动，英国都不能处于不利地位。但如果有竞争者染指那些英国军队不能到达的贫瘠土地时，我们也不要嫉妒。”在这段话中，“垂死国家”就是受侵略的亚非拉国家，“有活力国家”则是西方侵略者；索尔兹伯里已经看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殖民地将引发战争，而英国的处境并不乐观。
按霍布斯鲍姆（Eric John Er Hobsbaw m）的说法，1875-1914年是“帝国的年代”。英国在19世纪后期加快了殖民扩张的步伐，到1914年，英帝国的版图囊括3000万平方公里，人口逾3亿。英国在亚洲、非洲急剧扩张，与欧洲列强进行激烈争夺。在这个进程中，英国与布尔人发生了两次战争，并在祖鲁兰（Zulul and）、东非、西非、中非、阿富汗和西藏采取了军事行动。1870-1914年间帝国与外交事务纠结在一起，两者关系紧密重叠，外交常常是为了处理殖民地问题，准确地说，这一时期的帝国和外交经历着相互影响的过程，而英国总是在欧洲和海外领地两个领域寻求自己的利益。
1878年索尔兹伯里走马上任外交大臣时，列强正为争夺非洲而激烈争斗。作为一个贵族出身的保守主义者，他希望英国成为世界的“拯救者”，但他又认识到一个实力下滑的英国只能面对现实而找准自己的位置，因此他更倾向于自由主义鼎盛时期的“无形帝国”，企图在军事占领和自由通商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他希望通过工程师和商人的和平入侵，来维护英国的控制力，不通过武力，就能统治这些地方。因此他与迪斯雷利的外交观点不同，却与格拉斯顿更加相似，尽管在党派上，他属于迪斯雷利的党。
但他又不同意格拉斯顿的欧洲协调政策。19世纪末期，欧洲局势发生了明显变化，俾斯麦通过德奥盟约、三皇同盟、三国同盟等大国联盟来孤立法国，德国的力量已明显增长，英国的影响力相对下降，英国不可能成为欧洲协调的领导者了。索尔兹伯里甚至认为，“欧洲协调”政策的唯一成就，是协调大陆国家一起反对英国。
1882年5月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结成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这个同盟的目的是孤立法国、针对俄国。当时，英国最担心的是法、俄两国建立反英同盟——英国占领埃及造成了英法关系的持续紧张；英、俄在近东及印度的对抗可能是英国外交的主要担忧。因此，1885年索尔兹伯里政府上台后就努力恢复英、德关系，6月26日索尔兹伯里在接见德国外交使节时表示，保守党希望与德国有良好的互通渠道，他本人将尽最大努力建立和保持与德国的良好关系。6月29日俾斯麦的儿子致电德国驻英大使说，俾斯麦非常满意索尔兹伯里的友好表示，同时对英方的善意作出了积极回应。7月2日索尔兹伯里致信俾斯麦，重申了6月26日的讲话内容，并请求德国在阿富汗和埃及问题上给予帮助。7月8日俾斯麦也在回信中重复了6月29日的电报精神，并答应在埃及问题上帮助英国，也希望英、俄能协商解决阿富汗问题。
尽管如此，英国依然奉行不结盟政策，没有加入三国同盟。在索尔兹伯里看来，英国是一个衰落的大国，不可能实施帕默斯顿和迪斯雷利时代的攻击性外交。英国外交的合理定位是：不试图操纵，只伺机而动，在事情发生时作出反应，始终将保障英国安全作为主要目标。因此在对欧关系上虽力求合作但避免同盟，既要获利又不被困扰。1887年的两次《地中海协定》（Mediterranean Agreement）充分体现了索尔兹伯里的这种外交思想。
法、俄是英国在地中海地区的最大竞争对手，此时，英、俄在土耳其海峡问题上再度紧张对立，法国则因埃及问题对英国不满，意大利与法国争夺北非，奥匈和沙俄因巴尔干问题关系恶化，俾斯麦则力促英国和意、奥合作，试图把英国拉进三国同盟，共同对付法、俄。1887年两次地中海协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目的是保护这一地区的现状不变。该协定矛头直指法国和俄国，确定了未来10年英国外交的基本走向。
第一次地中海协定是1887年2月12日签订的，英、意两国约定共同维持地中海、亚得里亚海（Adriatic Sea）、爱琴海（Aegean Sea）和黑海现状；意大利支持英国在埃及的政策，英国支持意大利在北非的政策；在共同利益方面实行全面合作，但不一定予以军事援助。奥匈和西班牙先后加入该协定。这次协定是索尔兹伯里外交上的一次重大胜利，它减轻了俄国在近东的压力，让英国腾出手来应对其他方向的挑战。
第一次地中海协定后爆发了保加利亚危机（The Bulgarian Crisis），该危机是因保加利亚统一问题和欧洲列强争夺在保加利亚的势力范围而引起的一场巴尔干政局的危机。面对这种局面，英、奥、意三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达成一份协议：支持土耳其抵抗沙俄的侵略。在此基础上，1887年12月12日英、奥、意三国缔约，这就是第二次地中海协定，其中规定：三国共同维持近东现状，保护黑海海峡，确认土耳其对保加利亚及小亚细亚（Asia Minor）的宗主权，共同抵御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扩张。
地中海协定不是一种同盟协定，因为缔约方没有承担军事义务，它反映了英国既想分享同盟优势、又不愿承担同盟义务的政策思想，因此仍然是索尔兹伯里的外交思想。尽管如此，地中海协定仍然是英国走向结盟的一个重要步骤，正如索尔兹伯里对维多利亚女王所言：这是英国在和平时期所能做的最接近同盟的一种关系，是避免危机的重要手段。
种种因素促成法、俄两国迅速靠拢，1892年8月17日法俄同盟关系（France Russian Alliance）在彼得堡确定，根据协定：当法国遭到德国或意大利的攻击、俄国遭到德国或奥匈帝国的攻击时，双方都以全部兵力相互支援。如果三国同盟或其中一国动员兵力，法、俄应立即将兵力调到边境；法、俄应迫使德国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
至此，欧洲大陆形成了三国同盟与法俄同盟两个实力大致相当的对峙集团，英国尽力游离在外，保持不结盟状态。90年代，德国已取代俄、法成为英国最大的对手，地中海协定逐步丧失意义。1896年1月，奥地利提出一项反对俄国干预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协定，被索尔兹伯里政府拒绝，地中海协定因此不再续签，英国与三国同盟的合作关系也就结束了。
随着德国力量壮大，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的扩张意图也越发明显，1890年俾斯麦被迫退休，威廉二世亲自接掌外交事务，他提出德国成为“世界帝国”的“新路线”，从“大陆政策”转向“世界政策”（Weltpolitik）。英国觉得德国已经太强大了，正在挑战英国的霸权，如果德国顺利地推行了“世界政策”，英帝国的“不落”太阳就要陨落，因此，德国的威胁已超过俄、法等国家。德国在非洲、近东和远东开始与英国争夺殖民地，英德矛盾尖锐化，英国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将主要竞争对手和防范对象转向德国。
从70年代开始，“自由帝国主义”理论受到挑战，英国失去了工业垄断地位，德国、美国、法国都在迎头赶上，纷纷在世界各地抢占地盘。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殖民地是一个负担，英国也必须拥有它，否则就丢失了国外市场和原材供应地。“无形帝国”的观点显然已经过时，英国必须投入到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中去。
工业革命后期，植物油、橡胶、象牙等成为新的工业原材料，可可的需求量在急速增长，而西非拥有大量的这类资源。19世纪80年代，法国在西非的扩张威胁到英国的既有利益，英国与法国之间矛盾不断。同时，1887年成立的“英国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pany）提出了“双开计划”（Cape to Cairo Railway），打算修建从开罗到开普的纵贯非洲大铁路，索耳兹伯里意识到开普地区的重要性，决定放手让南非公司行动。
但这个计划与法国和德国的计划彼此交叉，德国在80年代初得到西南非洲南纬26度到葡属西非殖民地（现安哥拉）之间的地区，1884至1885年又占领西非的多哥、喀麦隆（Cameroon）和德属东非（坦噶尼喀，Tanganyika），德国希望将德属西非和德属东非连成一片，建立从大西洋到印度洋、横贯非洲的殖民地。于是，英国和德国的计划，就在德兰士瓦地区形成交叉。法国在80年代占领了西非、北非、刚果河北岸大片地区和马达加斯加，它希望将索马里和萨赫勒地区（Sahel）连成一片，横穿非洲大陆，和英国的计划在法绍达（Fashoda，今苏丹科多克）地区形成交叉。此外，葡萄牙、意大利、比利时等国也都在非洲拥有自己的地盘；英国自然不能落在其他国家后面，于是就开始了对非洲的全面扩张，先后将尼日利亚（Nigeria）、贝专纳兰（Beal and，现博茨瓦纳）、英属东非（现乌干达、肯尼亚）、英属索马里（Somalia）、桑给巴尔岛等收归己有，在这个过程中，与德国、法国形成了正面对抗。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使法国感到极不愉快；随后苏丹发生反对英、埃统治的马赫迪起义（Mahdi Uprising），英国派军队进行镇压，并且吞并了苏丹，这样就加深了英、法在尼罗河上游的矛盾。1898年双方军队在法硕达地区对峙，虽说最终没有爆发战争，却使英法关系降至冰点。
与德国的矛盾也在发展，德国计划修筑”3B铁路”，把柏林拜占庭（伊斯坦布尔）巴格达（Bagdad）连接在一起，这使英国感到很恐慌，因为这条铁路可以让德国从本土直接到达波斯湾，因而会威胁到英国至印度的海上交通安全。在中国，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在长江流域，并且它长期标榜自由贸易；但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纷纷抢占势力范围，德国将胶州湾划为它的势力范围。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德国从19世纪末开始大力发展海军，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海军力量。
英国试图缓和与德国的矛盾，双方在1890年7月签订“英德协定”（Anglo German Agreement），根据协定，英国将北海的赫尔戈兰岛让给德国，换取德国在非洲的桑给巴尔岛。条约还承认了德国在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的主导权，划定英属黄金海岸与德属多哥兰（Togond）、英属尼日利亚与德属喀麦隆之间的分界线。尽管如此，当英国加紧在南部非洲扩张，与布尔人发生剧烈冲突时，还是受到德国的明里暗里的阻挠。
自1815年以后英国一直采取不结盟政策，即所谓的“光荣孤立”（Splendid Isotion）。这不意味着不与其他国家合作，比如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联合法、土对抗俄国，1834年与法、西、葡建立四国联盟共同解决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宪政危机等。1840-1841年它还和俄、法、奥、普先后合作共同处理过埃及和奥斯曼帝国间的战争冲突，1860年它又和法国一起侵略中国。“光荣孤立”只意味着英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与其他国家缔结正式的军事同盟关系，不让自己被别国的利益拖入战争，从而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英国独善其身的地位。19世纪末，欧洲大国纷纷结盟，英国认为这些结盟有助于维持欧洲的均势，英国的“孤立”仍然符合英国的利益。
但其实英国已经丢掉它“孤立”的本钱了，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最强盛的时期，当时英国的国力相当于世界的总和。从70年代开始，其他欧美国家快速进入工业化，英国的脆弱性就暴露出来了，英国的强大有赖于殖民地，它要全力保护帝国的利益和海上通道的安全。当其他国家也投身殖民地争夺时，“光荣孤立”很可能使英国彻底孤立，得不到任何国家的帮助。当英国的国力相当于全世界的总和时，它可以不需要别国帮助；但在它丢失这种优势后，完全的孤立就会很危险。世纪之末，关于“孤立”的辩论已经很激烈，1896年1月16日，加拿大财政部长兼下院议长福斯特（Gee Eus Foster）在下院说，“在这些有麻烦的日子里，伟大的母亲帝国光荣孤立于欧洲”；22日《泰晤士报》（The Times）给予渲染的报道。2月26日英国海军大臣戈申勋爵（Los）对“光荣孤立”作了这样的陈述：“我们独自地站在这里，这是所谓的孤立，我们的光荣孤立。对此，我们的殖民地予以充分的表述。”但相反的观点却认为：“英格兰处于危险的孤立中，而不是光荣孤立。”连戈申勋爵也曾在1900年力劝索尔兹伯里采取与德国结盟的政策。人们认为光荣孤立非但没有帮助英国，还让一个充满敌意的大陆联盟与英国对立。
福斯特的言论有特定的背景，1895年出现委内瑞拉危机（Venezuen crisis），英国和委内瑞拉在英属圭亚那边界问题上发生争执，英国得不到任何国家的支持。福斯特的意思是英国得到英帝国的支持，英帝国“光荣孤立”于整个欧洲。其实，英国政治家们已经意识到孤立的局限性了，有学者说索尔兹伯里从来不用“光荣孤立”这个词，甚至反对使用这个词。1897年4月12日外交副大臣寇松（Gee Curzon）公开说自己不欣赏光荣孤立，其结果是一种无能为力。同一天，财政大臣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也不认同光荣孤立政策。
客观地说，索尔兹伯里掌管英国对外政策的十余年中，英国没有卷入欧洲大陆冲突，应该说是一个成绩。除了索尔兹伯里个人的理念外，他也意识到英国表面辉煌下的脆弱之处，英国需要捍卫它遍及世界的帝国利益，却没有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因此避免战争是理性的选择。索尔兹伯里曾经说：“寇松总是要我在与俄国谈判时（强硬得）就像背后有50万军人，可是我没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在争夺殖民地的钩心斗角中，战争危机不断加重，英国开始彻底放弃“光荣孤立”，重新寻求与其他强国结盟。这种变化有两个原因：一是英国的实力开始下降，二是德、法、俄等国在瓜分殖民地过程中的竞争。面对不断增长的压力，英国的“孤立”政策已难保其殖民利益，除非英国愿意放弃这些利益，否则就必须寻求与其他大国联盟。1898年2月8日保守党议员巴特利爵士（Sir E.Ashmead Bartlett）在下院直截了当地说：“光荣孤立”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绝对的无能，除非英国与其他国家结盟，否则将丧失一系列利益。4月5日，格雷爵士（Sir E.Grey）在议会中指出：英国不应该再使用“光荣孤立”的语言，必须不孤立，必须找到与其他国家的共有利益。
英国在英布战争中精疲力竭，整个欧洲都在谴责英国，看来英国确实陷入了严重的外交孤立。为了摆脱这种窘境，英国必须调整它的对外政策，改变日益孤独的状态。
德国是英国优先考虑的国家，虽然英、德之间存在着矛盾，但很多英国人赞同巴特利爵士的观点：“我们与德国之间是经济竞争而不是政治竞争，我们的政治利益与德国相同，双方有着200年的联盟关系，在德国的帮助下，我们将成为近东、远东和欧洲的主人。"19世纪末英德之间达成过一些协议，比如1890年解决两国殖民地纠纷的“英德协定”，1898年有关葡萄牙殖民地的条约，1900年关于中国问题的“扬子协定”。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in）是最主张与德国结盟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英国应该和英国利益最接近的大国结盟，德国如果不能成为英国的盟友，就会是英国最危险的敌人。
1900年11月兰斯多恩侯爵（Marquess of Lansdowne）接任外交大臣后开始改变英国的外交政策，尝试与德国进行结盟谈判。但英国一方面希望德国在远东问题上和英国一起反对俄国，另一方面又不愿接受德国的要求：加入德、奥、意三国同盟并参与欧洲事务；英国认为这样做的风险很大，有卷入欧洲战争的危险，因此是得不偿失的。德国愿意与英国结盟，但不想伤害与俄国的关系，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言：德国希望保持德俄边界的和睦，从来就不会站在英国一边反对俄国，却总是讨好俄国而抛弃英国。英国最担心法、俄结盟反对英国，作为首相，索尔兹伯里希望借三国同盟之力平衡法国和俄国的潜在威胁，同时避免卷入欧洲冲突；如果结盟的结果是卷入欧洲冲突，他宁愿保持孤立立场。这样，与德国的谈判无果而终。
但是，索尔兹伯里内阁中的多数成员认为必须保证英国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因为英国在远东拥有巨大的商业和金融利益。当时的情况是，在中国海和北太平洋海域，俄国和法国的战舰总数超过了英国，英国要保住海军力量的双强标准，在经济上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英国从地中海或北海抽调军舰增援远东，英国将失去在地中海对法国、或北海对德国的优势，本土安全就受到威胁。1889年英国制定《海军防卫法》（Naval Defe），规定在未来五年里，拨款2150万英镑用于建造新军舰，保证英国海军的双强标准。英国原想借此吓唬其他国家，不与英国比拼海军实力，但这只是英国的一厢情愿；结果是，英国扩军刺激了其他国家的海军建设，到1907年要想满足双强标准，英国需要投入4300万英镑建造新舰艇。它其实无力做到这一点，因此只能寻求与其他国家结盟。
既然德国不愿帮助英国，日本就成为另一个对象。英国如果与日本结盟，不仅减轻了日、俄联合的可能性，而且能牵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促使沙皇政府与英国达成某种协议，既解决了英国在东方实力不够的困境，又避免了在欧洲爆发战争时卷入西方冲突的责任。在1900-1901年的远东危机中，日本极力游说英国共同反对俄国试图独占中国东北的企图，英国虽然没有完全满足日本的要求，但它认识到在远东问题上日本是英国值得依靠的盟友。在索尔兹伯里内阁中，除他自己之外，其他大臣都主张调整英国的外交政策，积极承担国际义务，改变英国的国际地位。在索尔兹伯里执政的最后两年里，海军大臣赛尔伯恩伯爵（Earl of Selborne）和外交大臣兰斯多恩等都提出了与日本结盟的建议。
1902年1月30日，英、日签订了《英日同盟》（Anglo Japanese Alliance），主要内容是：双方相互承认各自在中国和朝鲜的利益，这些利益如果受到侵害，两国有权进行干预；缔约国一方为保护上述利益而与第三国作战时，另一方应严守中立；缔约国一方如果遭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进攻时，另一方应给予军事援助，协同作战。在秘密条款中还规定：两国海军应配合行动并保持在远东海域的优势。
英国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目的是保护其在东方的利益，而不是卷入欧洲战争，即使日本与俄国发生正面冲突，根据英日盟约，英国依然可以中立，不必卷入战争。在世纪之交，英国外交政策依然延续过去的思路，侧重帝国和海洋，对欧政策服从于英帝国的利益。尽管如此，英日同盟仍然是英国从孤立转向结盟的转折点。
索尔兹伯里政府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一直严守秘密，议会中绝大多数议员直到2月13日才知道此事。在当天的下院辩论中，外交副大臣克兰伯恩勋爵（Lord borne）道出了结盟的经济原因：“盟约建立在三个基础上，门户开放、领土完整和日本的特殊地位。前两条关于中国的原则，所有大国几乎都会同意，这符合他们的利益。然而，英国和日本拥有特殊的利益，这是将我们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除此之外，我们在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商业利益，大致地说，我们拥有所有对华船舶贸易的60%,拥有所有对华往来贸易的大约一半，而中国几乎具有无限的商业发展能力。”辩论中许多议员都指出“光荣孤立”的错误，财政大臣贝尔福说：英日同盟“是一个新的开始”。以亨利·诺曼（Sir Henry Norman）为首的反对英日同盟的议员也认为，英国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而英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说，英国外交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自由党前首相罗斯伯里（Lord Rosebery）说：“英国与日本签订协议是很多年第一个此类协议，但协议一旦签署，它就不是最后一个。”
这时，英国已很难在世界上保持孤立了，但一旦结盟，它又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欧洲战争。尽管英日同盟在签订时是针对俄国的，但在战争爆发时英国是和俄国站在一起的。英日同盟的初衷是希望日本能帮助维护英国在远东的利益，但结果却是日本利用英国的保护在远东疯狂扩张，最终把英国赶出了远东。英日同盟在英国外交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历史作了最好的回答。
英日同盟是英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这以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同盟政策就成为英国外交的重点。其中，1904年的《英法协议》（Ee Cordiale）和1907年的《英俄协定》（Anglo Russiaion）是两个最重要的结盟条约。
英法结盟的基础是共同对付德国，早在1881年3月，当威尔士亲王爱德华访问法国时，就曾与法国讨论过反对德国的协议。但英国占领埃及和不承认法国在摩洛哥（Morocco）的优先权，都使英、法关系蒙上阴影，1898年的法硕达事件更使英、法之间形成对峙。1898-1901年，英国与德国进行了三轮谈判商讨结盟问题，这些谈判失败后，英国把目光再次转向法国。1901年爱德华王子登上王位，英国就重启了与法国签约的计划，两国元首实行互访，就排除殖民地纠纷问题进行商讨。1904年4月8日双方签订《英法协议》，其中包括三项内容：一是法国承诺不干涉英国在埃及的行动，英国则承认摩洛哥属法国的势力范围；二是满足双方在纽芬兰和西非、中非殖民地的各自主张；三是确定暹罗为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之间的缓冲地带，双方都不予侵占。
英法协议引起德国的强烈反弹，1905年3月31日威廉二世访问摩洛哥北部的丹吉尔（Tangier）时，宣称德国要维护摩洛哥的独立，各国在摩洛哥的地位完全平等；德国政府在发给法国的照会中，又以战争相威胁。法国对此作出强硬表态；英国政府则明确通知德方：如果法、德发生冲突，英国政府可能在公众压力下支持法国。欧洲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1905年底，坎贝尔班纳曼自由党政府上台，新外交大臣格雷爵士是英法协议的坚定支持者，他警告德国，如果德国发动对法战争，英国不可能保持中立。但他并不想把英国带进一场欧洲战争，他说英国并没有对保卫法国作出法律承诺，呼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问题。
1911年春爆发了摩洛哥危机，首都非斯发动反对土耳其苏丹和法国的起义，5月法国派兵占领非斯等地。7月1日德国以保护本国商人为由，派遣军舰开往阿加迪尔。英国认为德国想把该地转为德军在大西洋的军港，于是向德国显示出强硬态度。11月4日，法国与德国达成协议，德国承认摩洛哥受法国保护，法国给德国一部分法属刚果领土作为补偿。此事促使了英、法两国的进一步合作，但德国却极端恼怒，德国政府和舆论都认为英国在压德挺法，德国的强硬势力乘机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加强海军、与英国抗衡。
1907年签订的英俄协定，是英国走出孤立主义的最后一步。俄国在日俄战争中落败，遂将注意力转向西藏、阿富汗、波斯等地区，英国感觉受到压力，就希望与俄国缓和关系。格雷出任外交大臣后不久就向俄国驻英大使表示：他赞成与俄国签订某种协定。1906年5月28日新任驻俄大使尼克尔森爵士（Sir Arther Nicolson）抵达圣彼得堡，6月7日正式启动与俄国的磋商。
格雷的态度非常明确：英国不能在谋求联法的同时，采取抗俄政策；英俄协议是英法协议的补充。格雷上任后也曾试图改善与德国的关系，但很快发现可能性很小，于是他认为必须加强英、法合作来抑制德国的军力增长。格雷说：如果在未来的德法战争中英国保持中立，法国将永远不会原谅英国，俄国也不会再与英国往来，因此英国将失去所有的朋友，让德国从中获利。外交常务次官（Perma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for Fn Affairs）哈丁（Sir Charles Hardinge）甚至认为：法、德、俄用不了多久就会签订某种协议或盟约，英国会被排除在外。
经过多轮谈判，1907年8月31日《英俄协定》在圣彼得堡签订。根据协定，波斯被一分为三，北部属俄国势力范围，南部近波斯湾地区为英国势力范围，中间是缓冲地带；阿富汗成为英国的保护国，俄国中断与埃米尔的联系。协定还确认了中亚铁路的路线走向并划分在中国西藏的势力范围。《英俄协定》让英国完全走出孤立状态，英国也彻底走上了结盟的道路。
可以看得很清楚：无论是《英法协议》还是《英俄协定》，其内容全都与争夺殖民地有关，通过划分势力范围消除了彼此的冲突与对立，从而可以联起手来共同对付其他列强，在更大规模的殖民争夺中获取更大利益，这就是一战之前帝国主义列强结盟政策的实质。在这个过程中，被侵略民族是没有发言权的，他们只能是任人宰割，在西方强大的时代，世界的格局就是这样。但列强的结盟策略却把自己引入毁灭，英俄协定出台后，三国同盟（德、奥、意）和三国协约（法、俄、英）两大集团正式形成，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本诱因。1907-1914年危机频频出现，欧洲上空一直笼罩着战争的阴云，几乎所有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事件都与这两大集团相关。1899和1907年在海牙（Hague）召开的两次国际和平会议所形成的决议，也未能阻止两大集团的军事对抗。
英国改宗结盟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德国海军力量的急速上升，让英国感到它在海外殖民利益受到巨大威胁，德国在1898年和1900年连续发布两个海军法案，旨在建立强大海军，与英国争夺制海权，可见表55:
表55 1870-1914年欧洲强国海军支出表（单位：百万英镑）
从表中可以看出，德国在实施海军法之前，其海军支出不仅少于英国，也赶不上法国、俄国甚至意大利。此后德国海军支出就迅速增长，很快超过法、俄。英国要保持双强标准，就必须跟上德国的步伐，但这是英国经济难以承受的。为此，格雷始终想和德国签订协议，缓和英、德海军竞赛。1912年2月英国政府提出英方愿作出的保证，以换取德国削减海军军备，其中包括：英国不无端攻击德国，不执行针对德国的攻击性政策；英国与其他国家的任何条约、协议或合作，都不以德国为目标，今后也不参加具有这种目标的任何组织。但德国提出额外要求：一是如果德国被迫进入战争，英国保持中立；二是德国的海军计划不受此原则的限制。这两项要求是英方不能接受的，于是，英德谈判失败。德国随即发布第三个海军法案。
此时欧洲局势已非常严峻，意土战争（Italo Turkish War）和第一次巴尔干战争（First Balkan War）使奥斯曼帝国濒临瓦解，第二次巴尔干战争（Sed Balkan War）使巴尔干国家分裂成两个互相敌对的集团，一个是俄国控制下的塞尔维亚、希腊、罗马尼亚、黑山等国，另一个是战败的保加利亚，它和土耳其一起倒向了德、奥同盟国集团。巴尔干由此卷入欧洲大国争端的旋涡，最终成为战争的引爆桶。
然而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assination of Archduke Franz Ferdin and of Austria）发生时，英国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7月23日劳合·乔治（Lloyd Gee）还在下院说：英、德海军争端已经解决了，英、德关系比前几年好得多；英、德不是竞争关系，它们是两个伟大的帝国，它们之间的合作点比差异点更大、更多并且更重要。在英国决定参战前的两天，格雷依然说：法国已作出决定，但英国尚不需要作出承诺。
事态的发展超出了英国的预料。7月23日奥匈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24日俄国对塞尔维亚作出安全保证，25日奥匈帝国拒绝塞尔维亚的复照，26日格雷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解决塞尔维亚危机的建议遭奥匈帝国和德国的拒绝。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
7月30日俄国开始总动员，31日德国要求俄国停止动员，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法国实行总动员；8月2日，德国占领卢森堡，俄国占领东普鲁士，大战爆发了。
8月3日英国下院进行辩论，此时尚未得知德国侵占比利时的计划，但格雷承认：欧洲的和平已不复存在，俄国和德国已彼此宣战；不过到昨天为止，英国除了外交支持外，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并且他相信，如果不是因为与俄国的同盟关系，法国也不会卷入奥地利与塞尔维亚的战争。他还说：英国没有加入法俄同盟，但英法两国已有多年的友好关系，法国在北部和西部海岸都没有布置海军力量，如果某个外国舰队沿英吉利海峡而下，炮击没有设防的法国海岸，英国不可能坐视不管。格雷特别提到了比利时问题，他说保持比利时的中立是与英国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比利时失去中立，荷兰就会失去独立，英国的利益就危如累卵；如果法国战败并成为德国的附庸，如果比利时、荷兰和丹麦也成为德国的附庸，其后果将非常严重！而且，无论英国参战与否，英国的对外贸易将全部中止，因此即使英国不参战，它所遭受的痛苦也不会少于参战的痛苦，并且还丢掉了道义的责任。
保守党领袖博纳·劳（Bonar Law）当即表示支持政府参战，他说：“我作为本党领袖向政府保证，无论政府采取何种保护本国荣誉和安全的措施，都将得到反对党的坚决支持。”
工党领袖基尔·哈迪（Keir Hardie）反对参战，他说：工党与德国、法国、比利时和奥地利的兄弟党正在采取所有的方式保卫和平，不要以“为荣誉而战”作借口，英国曾经为荣誉而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现在谁还说它是正确的？英国曾因荣誉而卷入布尔战争，现在有多少人可以证明它是正确的？如果英国参加这场战争，几年之后，我们会为政府因为如此不足信的理由参战而感到疑惑和惊愕。
此时已收到比利时驻伦敦公使馆的电报，称德国已于8月2日7时照会比利时：德国要征用比利时领土，如果遭到拒绝，将视其为德国的敌人；比利时政府已经拒绝了德国的无理要求，决心采用任何可能的手段捍卫国家。格雷向下院公布了上述报告，表示政府将严重关注比利时事态。
这样，自由党政府决心参加战争，8月4日清晨格雷通过英国驻柏林大使转告德国：英国已得到比利时要求外交支持的吁请，英国要求德国遵守维护比利时中立的条约并迅速给予答复。不久，英国驻比利时使馆报告说：德国于当天上午再次照会比利时，说比利时政府将会为拒绝帝国政府的建议而感到后悔，德国会采取必要的军事手段实施这个建议，以防范法国的威胁。与此同时，比利时公使馆通知：德国已经入侵比利时领土。
德国外交部向英国发来电报，要英国不要误解德国的意图，德国只是为了防范法国的威胁，而不会吞并比利时。英国再次要求德国保持比利时的中立，并限定在当天午夜之前作出答复。此时，英国公众舆论掀起了反德的高潮，包括对英国参战持怀疑态度的劳合·乔治，也被伦敦街头群众的参战热情所鼓舞，并坚定了参战的决心。8月4日晚11时，英国以德国拒绝保证比利时中立为理由，正式向德国宣战。8月6日议会一致通过政府提出的1亿英镑的紧急战争拨款。不久，殖民地纷纷跟随英国参战，欧洲战争演变为一场世界大战。
19世纪见证了“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上霸权的支撑，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成为国际外交秩序的主要规范者。然而在19世纪结束的时候，英国已不再具备这些优势条件，它在所有方面都受到挑战，不仅失去对地中海的绝对控制，而且在远东、中东都面对着新的霸权争夺，连印度也有危机四伏的感觉。英国的国力已成明日黄花之势，它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外交路线。它不能再以老大哥自居，在全世界指手画脚、颐指气使，而只能够审时度势、接受现实，放弃它执行了一个世纪的“光荣孤立”，去寻找最能够帮助它维护自身利益的同盟国。在欧洲列强中，德国在人种与语言方面与它最接近，德国皇室与英国女王也有最接近的亲缘关系，英国人的第一直觉是向德国伸出橄榄枝，但很快就发现，作为异军突起的新兴大国，德国对英国的威胁最大：德国已成为欧洲的第一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而名列世界第二，德国产品正在把“英国制造”排挤出市场，其工业竞争力与日俱增；德国也向全世界伸出了触角，不仅抢占殖民地，而且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大力发展海军，威胁到英国的海洋霸权。相比之下，仅次于德国的法国和俄国，尽管与英国也矛盾重重，也在争夺殖民地和商品市场，但法国终究衰落了，俄国其实还没有真正崛起，联合法、俄，打击德国，这符合英国自17世纪（甚至更早）就形成的外交传统，英国于是放弃“光荣孤立”，而回归到它更为深远的外交规范中去，那就是联合其他列强、打击第二强国。18世纪英国外交是这种范式最典型的体现，英国也因此取得辉煌的成功。“光荣孤立”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不足以体现英国的外交本质。为解释英国的反德结盟以及英国在一战中的立场，一般英国书籍都会说德意志帝国的专制制度决定了英国的选择，而战争消灭了这个制度。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因为它似乎忘记了：沙皇俄国才是那个时代欧洲最专制的政治实体，而为了与俄国结盟，英国作出了重大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