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散文或政论文方面，鹿特丹的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von Rotterdam,1466-1536）与托马斯·莫尔是16世纪上半叶最知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生于荷兰的鹿特丹，他又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他作为文艺复兴北欧派的重要代表，数次来往于欧陆与英格兰之间，在剑桥大学教授希腊文，曾同莫尔讨论古典著作与圣经翻译。与莫尔投身政治相反，伊拉斯谟认为，写作、教育与学术交流是为上帝服务和改良世风的最好办法。莫尔既官运亨通又喜欢隐居，既主张教派宽容也迫害过异端。1516年，他在比利时出版拉丁文本的《乌托邦》，而英文本直到1551年才在国内出版。《乌托邦》是问答体作品，其动机是向君主提出有益的建议，内容则折射出希腊、罗马的制度影响。乌托邦实行间接选举制，30户人选小官，300户人选大官，小官在4个候选人中用秘密投票选举市长，市长在伟人与善人委员会的同意下进行管理，终生任职。所有的重要决定都需要经过三天的讨论方可成为法令，本次会议的动议须得等到下次会议时方可进行表决。官员离开会场后，不许再议论政治。54个城市各派3名长老，代表本城到首都组成议事会。因这种治理方式，乌托邦人被莫尔称为公民。
《乌托邦》的对话体明显受柏拉图的影响，与后世采用的第三人称叙事不同，参加对话的人有一个是红衣主教、一个是律师、一个是清谈者，还有一个是少年人。谈话虽然随和风趣，但讨论的都是时代迫切关注的问题，如圈地运动、严刑峻法、君王教育等。在第一卷中，主要谈话者希斯拉德谈他的旅途见闻，谈他对英国社会的观察与批评；第二卷从地理环境、首都、官员，谈到职业、民居、旅行、婚姻、战争、宗教等不同方面，全方位地描绘了“乌托邦”这个理想社会。作品的成功不仅在于思想，而且在优雅、轻松的表述方式。莫尔善于用口语化的语言表现日常生活，特别是表现欲望与罪恶。作品富有人文主义的道德关怀，这种关怀常常因为人性的软弱而成为讽刺。钱伯斯说，莫尔是“第一个发展出有表现力的散文的英国人，这种散文适合他的时代的一切用途：有雄辩的力量，有戏剧性，多样化。莫尔的散文既善辩论又善叙述，能够构筑出有持续说服力的段落，又能迅速地开展对话。时而活泼，口语化，时而精雕细刻，甚至近乎绮丽。”不过刘易斯认为，莫尔的文风可能太过追求文雅而显得拖沓，“句子太长，形容词太多，几乎完全缺乏节奏上的活力。……没有闪电式的一击，没有大片思想与感情的涌现，风格是笨重的，像一块生面团。”
都铎早期，重要的人文主义散文作家还有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约翰·费希尔、托马斯·林纳克（Thomas Linacre）、威廉·格罗辛（William Gro）、威廉·廷代尔、托马斯·埃利奥特、休·拉蒂默、罗杰·阿夏姆（Roger Ascham）等，他们提供古典知识，参加宗教改革的辩论。其中，留学于意大利的科利特，探索用古典人文思想使英国社会或基督教社会变得更加文明，影响了伊拉斯谟。莫尔一度倡导基督教范围内的宽容，反对教会腐败，但在马丁·路德发表他的改革思想，特别是亨利八世与罗马决裂时，他又转而反对改革，与约翰·费希尔一样成为天主教的殉道者。埃利奥特的作品注重品德教育与艺术教育，体现了上层人士的兴趣。他在《统治者必读》（The Boke he Governour,1531）中探讨上层人物应该具有的品质，证明国家的强大取决于上层的教育。他以古代希腊、罗马的经验为例，说明在君主之下掌权的人应该是高尚之士，接受过公职训练，并有能力为公众服务。他认为统治者，除了道德以外，也应该兼通艺术。他推荐的贵族教育科目，除语言、修辞、自然、历史、哲学外，还有绘画、雕塑、骑马、音乐、舞蹈等。廷代尔是路德的信徒，他猛烈攻击教会的腐败，主张每个人都能通过圣经而与上帝交流。他的主要工作是用口语文体翻译《新约》全书和《旧约》前五卷及《约拿书》。阿夏姆的英语著作《爱箭者》（Toxophilus,1545）和《教师》（The Saster,1563）关注社会教育，前者讲述弓箭的作用，赞颂百年战争时阿让库尔战役（Bataille d''Azincourt）中使用弓箭的英格兰勇士，表达了他的民族主义情绪；后者以例证、轶闻和评论的方式，阐明古典教育与成功的关联，以及他与其他上层人物古典著作的经历。
16世纪早期是英国诗歌的成长期，抒情诗——主要是十四行诗（so），基本上从意大利的新诗移植而来，受到“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cco）的影响。这种诗体分为三节，每行都是抑扬格五音步，常见的主题是爱情、生命、死亡和感情。亨利八世的宫廷诗人托马斯·怀亚特和亨利·霍华德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开创了现代英国的抒情诗。《托特尔杂诗集》（Tottel''s Misy,1557）中多数诗作出自他们之手，该诗集由出版商托特尔负责出版，总共收录271首诗，其中怀亚特有91首，霍华德占40首，多是抒情性质，也包括警句诗、墓志铭诗、讽刺诗、挽歌、叙事诗、牧歌（pastoral）等。在诗体方面，诗集包括十四行诗、早期无韵诗、三节诗押韵体、八行体和回旋曲等。
怀亚特将意大利十四行诗译为英语，开辟了以后几个世纪的诗风，后来几乎所有英国诗人都创作过这种诗体。怀亚特也写哀婉动听的抒情诗，通常表现的题材是爱情与权力场中的冲动情绪。他的讽刺诗和格言诗也很有影响，著名的诗歌有《他们躲着我》、《我的诗琴，醒来吧》、《在永恒中》等。霍华德的诗作惯以第一人称出现，极富表达力，代表作有《春之歌》。与怀亚特相比，霍华德的十四行诗更加工整流畅，被视为古典主义的起点。他还是《埃涅阿斯纪》的译者，在翻译和创作过程中，他发明了白体无韵诗，并将意大利十四行诗成功地改造成英国式，即不押韵的五音步抑扬格诗行，后来被称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体。
经过16世纪60-70年代短暂的停顿，从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初，英国文学臻于辉煌。埃德蒙·斯宾塞、菲利普·西德尼、约翰·李利（John Lyly）、理查德·胡克、托马斯·洛奇（Thomas Lodge）、托马斯·基德（Thomas Kyd）均生于16世纪50年代；迈克尔·德雷顿、威廉·莎士比亚、克里斯托弗·马洛、托马斯·纳什（Thomas Nashe）则生于16世纪60年代；约翰·多恩和本·琼森生于16世纪70年代。16世纪80年代以后，他们陆续进入创作高峰期，由此而迎来了诗歌的繁荣。
斯宾塞早年求学于剑桥，他是彼特拉克的译者，并立志成为荷马（Homer）、维吉尔（Vergilius Maro）式人物。他对中世纪的传奇、古典历史了如指掌，被视为莫尔那一代人文主义者的门徒。他虽然是宫廷诗人，却对市井生活抱有浓厚的兴趣。他的早期作品《牧人日历》（The Shepheardes der,1579）共12首，每个月份写一首，大多采取牧人对话形式，叙事与抒情结合，涉及爱情、宗教、诗歌等多方面内容，其中既有牧歌，也有讽刺教会和赞美女王的政治诗。如《五月》进行宗教推理，讨论一个人的生活是否应该像另外一个人；《六月牧歌》表达失恋时的怨言，整篇作品既工整贴切，又清新活泼。由88首十四行诗组成的《爱情小诗》（1590）描写爱情与婚礼，情感坦诚，把纯洁、奉献与情欲奇妙地混合在一起。斯宾塞的代表作是长篇叙事诗《仙后》，最初的计划是写12卷，后来只完成了前六卷的3.3万行，其中描述“格罗丽亚娜节”12天中12位骑士或贵妇的冒险故事，12位人物对应于12种美德。前三卷出现的骑士或贵妇与圣洁、节制、贞洁相对应，后三卷对应的是友谊、公正和谦恭。代表女王伊丽莎白的“仙后”格罗丽亚娜，在六卷的每一卷中都有出现，她是仙国中最伟大、最光辉的女皇，是骑士精神的源泉，是美德与贞洁之华。12个英雄都秉承她的旨意，从她的宫殿出发，然后踏上各自的冒险旅程，并在旅程中逐渐拥有那些美德。在题材上，斯宾塞吸收和借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诗人卢多维柯·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和托尔夸托·塔索（Torquato Tasso）关于中世纪骑士传说中的人物、事件与情节，在语言运用与细节描写方面受杰弗里·乔叟（Geoffery Chaucer）的影响。诗中关于打斗场面的描写，足以与《伊利亚特》（Iliad）相比；对巨兽、荒野、森林及宫廷典礼和狂欢的描写，则反映了当时的绘画风格。斯宾塞的诗极富音乐感，他首创了著名的斯宾塞诗体，九行为一节，前八行五步十音节，第九行六步十二音节，声韵节奏统一。“他意识到英语成为一种完美的语言的愿望；这个语言充满极其优美的词语，根植于较古老的和大众的本民族传统。”《仙后》“把新与旧、异教与基督教、复兴的罗马传统与遗留的哥特传统、田园诗与宫廷诗等诸多成分融合在一起，又使之相互对照。”在作品中，古典主义哲学、圣经故事、神学理论的激进阐释、轻薄的玩笑和卖弄学问融合在一起，将日常语言和拉丁语、古英语、生造的语言结合在一起，产生出复杂无比、极端晦暗的意象。这是典型的文艺复兴风格，体现英语在格律、题材与声音方面的表达能力。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他不仅是在完善一种语言，而且是在思想表达、清晰论证、诗歌悦耳方面进行语言实验。
菲利普·西德尼出身贵族，其本来志向是担任公职，而不是写作，32岁时死于一次战役。1580-1584年他写了一本诗集、一部传奇故事《阿卡迪亚》和一部理论著作《诗辩》（An Apology for Poetry），这三本书各从三个方面影响了英国文学的发展。他和他的妹妹玛丽·西德尼（Mary Sidney）是“威尔顿沙龙”（Wilton Circle）文人小团体的核心人物，这个小团体进行创作实验，并为作家提供庇护。菲利普的著名诗作《爱星者和星星》是长篇叙事诗，由108首十四行诗组成，讲述的是阿斯特罗菲（Astrophel，爱星者）单恋斯苔拉（Stel，星星）的故事。一个男人带着崇拜之情迷恋一个女人，终至悲剧结局。这种题材很容易在但丁（Dante Alighieri）特别是彼特拉克那里发现其原型。这首诗带有自传的性质：菲利普第一次见到星星的原型佩内洛普·德弗罗（Penelope Devereux）时她只有12岁，后来她嫁了别人，作者对她的爱慕却与日俱增。作品注重韵律与节奏，色彩浓郁，语言华丽，其中有对人生与爱情的一系列思考，展示德性与爱情的冲突，如第71首如是说：
当美貌吸引着心的爱慕
德性以等速迫使爱情顺从德行
但情欲仍在呼喊：给我食物。
星星（第4首）：
把你带给我，把我带给你
不，不，不，不，亲爱的，不能如此。
克里斯托弗·马洛是杰出的抒情诗人，被称为“大学才子”（Uy Wits）中最才华横溢的人。他的诗风雄伟而艳丽，在爱情诗中将性欲表现得非常大胆，《多情牧童致爱人》（The Passionate Shepherd to His Love）是那个时代最脍炙人口的诗作，诗一开头就写道：
与我同居吧，做我爱人，
我们将品尝一切欢欣，
凡河谷、平原、森林所能奉献
或高山大川所能馈赠。
第一句在全诗中反复出现，显示文艺复兴时代人的世俗、大胆的一面。他的未完成叙事诗《希罗和利安德》（Hero and Leander,1598）出自古希腊传说：两位恋人各居赫勒斯滂（Hellespont）海峡两边，利安德每夜游海与希罗相会，后来利安德溺水，希罗殉情。诗歌用明亮的色彩和视觉意象描写细节，成为的典范。马洛对于无韵诗体的贡献极大，“之前的剧作家萨克维尔与诺顿合著的诗剧《戈尔伯德克的悲剧》中采用了无韵体，但……这种无韵诗过于死板，而且造出一种奇怪的异国调调”而马洛借用夸张的修辞手法以诗歌来表现诗歌，使无韵诗体成为英语诗剧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
威廉·莎士比亚也是诗人，他的诗作包括叙事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Venus and Adonis,1593）、《卢克丽丝受辱记》（The Rape of Lucrece,1594）以及《十四行诗》（Sos,1609），在他的诗歌中读者可以领会到文艺复兴精神。莎士比亚自学成才，没有上过大学，但他的作品里满是希腊、罗马掌故；与他的对手马洛一样，他是人文主义的饱学之士。《维纳斯和与阿多尼斯》充满色情意像，描述一个情欲热烈的女神对青年男子的追求，她不顾对方的意愿，把他拖到自己身上。《卢克丽丝受辱记》取材于罗马历史，高傲的塔克文（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是个暴君，他强奸了罗马贵妇卢克丽丝，遭到了人民的反抗。这件事导致罗马王政的颠覆，共和国开始。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爱情组诗，共154首，讨论了爱情、生命、死亡等主题。
16、17世纪也是发端的时代。16世纪后半叶，用民族语言写成的民间故事开始流传，印刷术促进了文学作品的市井化，现代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主要的家包括菲利普·西德尼、约翰·李利、托马斯·纳什、托马斯·德洛尼（Thomas Deloney）、托马斯·洛奇。
西德尼的《阿卡迪亚》有新、旧两个版本，各有不同的叙述结构和情节。阿卡迪亚的形象被描写得激动人心，书中人物刻画得很细腻，希腊的故事和骑士的理想被放在都铎时代背景下：老国王为逃避诅咒，全家搬到阿卡迪亚山，之后便引发一连串的阴谋，经过多种变故，他最后赢得了胜利。表现了作者的道德思考，和那个时代的其他作品一样，它也带有鲜明的说教成分。约翰·李利的《尤弗依斯》（Euphues）以对话见长，通过构造交谈来展开情节，表现三角恋爱关系。的第一部《尤弗依斯：剖析真理》出版于1578年，描述一个希腊青年游历意大利，为了爱情而与好友决裂，之后却遭到情人背叛，复又与友人和好。第二部《尤弗依斯和他的英格兰》于两年后发表，讲述尤弗依斯和朋友在英格兰旅游的故事。由这部派生出一个新词：“尤弗依斯体”（Euphuistic style），又称绮丽体，指的是矫揉造作、过分的文雅，以头韵、对句和明喻为其特点。“《尤弗伊斯》讲究对仗、用典和音韵上的和谐，则雕琢更过于西塞罗风，创立了类似中国骈文的‘尤弗伊斯’”。同样通过对话展示情节的还有纳什，他的语言特色是轻松诙谐。托马斯·纳什著有《穷光蛋皮尔斯》（Pierce Penniless,1592）、《纳什的素食》（Nashe’s Leufe,1599）等，其中对恐怖的描写，对伦敦街头的罪恶和流浪汉生活的描写，甚至对强奸、死刑等的描写，都细致到令人厌恶的地步。
1596年至16：《纽伯里的杰克》（Jack of Newbury）描写一个织布工人白手起家的故事；《雷丁的托马斯》（Thomas of Reading）写的是布商，《高贵的行业》（The Gentle Craft）记录了鞋匠学徒西蒙·艾尔（Simon Eyre）成长致富并当选为伦敦市长的经历。作者大力渲染乐观的气氛，体现下层人的勤劳与自立。作品文风朴素，含有大量的口语，叙述平实直白，与人文主义者追求文雅卖弄学问的风格不同。故事中掺杂着诗歌，对手工作坊的工作情景做了逼真的描写。格林尼写作各种风格的，既有西德尼的田园式传奇，也有李利式的对罪恶、犯罪、灾难的描写。洛奇的主要作品有《罗莎林德》（Rosalynde,or Euphues''Golden Legacie），这是一部传奇故事，描写很细腻，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就是从这部衍生而来的。故事中，罗莎林德和她的追求者罗萨德（Rosader）来到避难国王隐居的地方，美丽的田园风光与和谐的人际关系恢复了他们的精神意志，最后他们协助国王收复了王国。平和宁静，使用了许多独白来刻画人物的感情与内心冲突。作品结构工整，还穿插了许多歌曲和十四行诗，丰富了文体。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诗歌不仅注重准确的描写，还凸显了诗人的创造力。西德尼在他的著作《诗辩》中将这种创造力称为道德的力量，因为其他的艺术都受制于堕落的、不完美的自然，唯有诗人能“在自己智慧的宇宙里漫游，然后创造第二个自然，这个自然好过比我们因受罚而居住的世界。”人类的原罪让生命腐坏，但诗歌能为更美好、更充实的生活指引方向。
当然，这个时期更辉煌的文学形式是戏剧，尽管桑德斯说：“戏剧并不是伊丽莎白及詹姆士一世时代主宰性的文学，莎士比亚在当时不过是戏剧天才中的一个，且他发明的戏剧是消遣而不是高雅的艺术。”的确，戏剧属于民间文学，与宗教活动密切相关。早期的戏剧情节很短，没有固定的结构，演员是业余的。1602年牛津大学成立图书馆时，曾拒绝收藏剧本这样的消遣读物。但16世纪下半叶戏剧迅速发展，演出场地也从教堂搬到剧场，并且出现了职业演员。此后，剧场成为伦敦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戏剧走向辉煌。众多的剧院吸引着国内外的观众，历史剧和爱情剧取代圣经故事，成为戏剧的主要题材。从1587年《帖木耳大帝》（Tamburihe Great）的上演，到1642年克伦威尔下令关闭所有剧场，这段时间是英国戏剧的黄金时代。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剧本作家，群星灿烂，上千个剧目被搬上舞台。这种艺术形式竟然可以如此大放异彩，可说是真正的奇迹。
在莎士比亚时代，戏剧首先属于商业行为，是一种大众娱乐形式，其次才是一种艺术形式。与当时伟大的诗人不同，伟大的剧作家在当时只是生产者，其初衷只是取悦于观众。在这个时代众多的剧作家中，托马斯·基德算是先驱者，他的《西班牙悲剧，或希罗姆又疯了》（The Spanish Tragedy,or Hieronimois Mad Again,1592）是英国复仇剧的先行之作，讲述了一个父亲为儿子报仇的故事。剧中有大量的独白来表现冲突与紧张，发表主人公对世界的评论。剧本中夸张的语言与行动，激烈的对白，还有大量的韵律及修辞，都是那个时代戏剧的典型特征。
马洛是另一位伟大的剧作家，其代表作《帖木耳大帝》讲述牧羊人成为君王的故事。帖木耳虽是牧羊人，但胸怀大志，要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可又否定权力欲望与野心。在获得王位后，他被问及是否愿意当国王，他却作出了否定的回答。马洛在剧中塑造了英雄又化解了英雄，故事有悲剧色彩：帖木耳大帝可以征服世界，但拜倒在泽诺克瑞特（Zenocrate）的石榴裙下，并且为“时间”与“死神”所击败，因此成功也带有空幻的成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代表了文艺复兴价值观的复杂性。1592年上演的《马耳他的犹太人》（The Jew of Malta），塑造了一个贪婪无比、又足智多谋的犹太人巴拉巴斯（Barabas）的形象，他用各种卑劣的手段挑拨离间，使一方反对另一方，最后却被另一个更邪恶的土耳其奴隶伊撒莫尔（Ithamore）所击败。《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叙述一个中世纪欧洲广为流传的故事：浮士德有着旺盛的求知欲，掌握各种知识，精通魔术。为了追求知识和权力，他向魔鬼梅靡斯特（Mephisto）出卖灵魂，经历了爱欲、欢乐、痛苦、神游等各阶段的变化。在他的事业中，成功与恶行难以区分；他自以为无所不能，嘲弄世间所有人，可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无法得到救赎，将要受到永恒的惩罚。直到此时，他才真正领悟了人生的目的。
莎士比亚、基德、马洛是同时代人，他们的剧作在剧情和修辞等方面既竞争又互相借鉴。总的来看，莎士比亚对基德和马洛的借鉴更多一些，只是到历史剧时期，他才真正确立了自己的风格。纵然如此，《亨利六世》（1588-1591年上演）、《理查二世》（1595年上演）也还是借鉴了马洛。桑德斯认为，历史剧，特别是莎士比亚的10部历史剧，虽然说的几乎都是谋杀、篡权、内战和分裂的故事，但充满着英吉利的国家意识，反映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其中，政治与历史，悲伤与死亡，坟墓与墓碑，历史剧似乎离不开这些——国王及权贵从权力与荣誉的高峰跌落下来，产生了悲剧的下场或毁灭，由此唤醒了观众的恐惧情绪，也引导出文艺复兴时代复杂的生活观念。莎士比亚的作品渗透着作者的想象力：他对历史的理解，对人性的洞见，以及对那个时代的道德、理智与情感的观察。
莎士比亚的父亲是个小商人，他本人也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不大懂拉丁文，更不懂希腊文，但他的确是一个天才，从一个特殊的渠道运用了文艺复兴的成果。他的历史研究与对人的研究有关，而在对时代的描述方面，更是无与伦比。历史剧是他最突出的成就，其中再现了英国三个世纪的历史。《亨利六世》主要受历史事件的影响，《理查二世》和《理查三世》则受马洛的影响比较大。《亨利四世》有其自己的特点：这部作品视野广阔，人物复杂多样，各阶层和各种场景交替变换，悲剧和喜剧场面轮番出现。剧中的约翰·法尔斯塔夫爵士（Sir John Falstaff）已经成为世界文学作品中著名的人物造型，亨利王子与法尔斯塔夫则代表着人物的多样性。“霹雳火”亨利·珀西爵士（Sir Henry Percy,Hotspur）起着哲学家的作用：他看穿人生，使人冷静，与亨利王子对事业的追求形成对照。剧本表现了文艺复兴时代人性的复杂，即一方面追求荣誉与权力，另一方面又觉得它们虚幻而不真实。爱国主义是《亨利五世》的主题，但不是唯一的主题。它告诉人们：忠诚对于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对于重要人物尤其如此；混乱毁灭一切，忠诚才带来秩序和统治，混乱若取代秩序，一切都将毁灭。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从来就没有明确说过这样的话，但它却始终是戏剧的主题，不管是喜剧、悲剧，还是历史剧，莫不如此。
在喜剧作品中，《爱的徒劳》（Love''s Labour''s Lost）反映宫廷生活；《错中错》（The edy of Errors）和《驯悍记》（The Taming of the Shrew）讲述市井故事；《仲夏夜之梦》（AMidsum mer Night''s Dream）构思完美，别出心裁，浪漫神秘又绮丽，其中的疯子、情人和诗人在作者的笔下却没有什么差别，他们都沉湎于常人所无法理解的幻想中。在以柔情和美妙为特色的喜剧佳作中，如《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皆大欢喜》（All''s Well That Ends Well）、《第十二夜》（T welfth Night），浪漫与现实交错在一起，情感被置于道德的框架内，突破了这个框架，想象就变成幻觉，浪漫就转为痛苦，并导致毁灭。《威尼斯商人》（The Mert of Venice）虽以喜剧收场，却塑造了夏洛克（Shylock）这个冷酷无情的悲剧形象，这既反映了当时对犹太人的偏见，也表达了犹太人的不满与愤怒。
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哈姆雷特》（Hamlet）、《奥赛罗》（Othello）、《麦克白》（Macbeth）和《李尔王》（King Lear），以及《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Anthony and Cleopatra）和《科利奥兰纳斯》（Corionus），都是在17世纪最初六年间上演的，它们是前期历史剧的延续，只是把视野延伸到英国历史之外，把秩序与人物的冲突转向环境与人物性格的冲突。这个时期，“他的想象似乎更加深沉，他的诗句力量和戏剧天才都处于巅峰状态。”悲剧的下场与人物的性格有关，在极端环境中性格的缺陷，如偏见、多疑，或英雄的弱点，会导致自己乃至群体的毁灭。《哈姆雷特》的故事源于中世纪丹麦的王子复仇，其中人物的独白，独特而深刻的心理分析，均显示了作者对人性的认识。在这部剧作中，莎士比亚对丹麦宫廷阴郁气氛的烘托，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学识丰富、感受到自己复仇与复国的责任，却又深感力量不足的王子，其内在的紧张与焦虑，被表现得非常充分。“生存还是毁灭”（To be or not to be）的悖论，自那以后成为审问人生的格言。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在虚构的场景下对命运的拷问，戏剧的表达力尤其表现为对场景的烘托。丹麦与外国、家族内与外、生界与死界、政治与艺术，不同场面中不同的人物进行不同的对话。哈姆雷特是个人与环境间的悲剧，与环境相比，个人无能为力。他因抗争而毁灭，但正义也同时得到了伸张。
《奥赛罗》的情节简单，但结构紧凑，它也是描写人格悲剧的作品。奥赛罗中小人奸计，杀死了忠诚于自己的妻子，最后自杀。《李尔王》则气势宏大，最富有哲理性。这部作品取材于16世纪90年代在伦敦上演的一出戏《李尔王和他的三个女儿的真实编年史》（The True History King Lear and His Three Daughters），在16世纪的一些叙事诗里也可以发现相似的内容。李尔王退位封疆，因听信谗言而赶走了对自己诚实的小女儿考狄利娅（Cordelia）。在大女儿和二女儿的冷遇中他被驱逐，之后流落荒野，才幡然悔悟。后来考狄利娅死了，他也郁郁而终。不过，几个薄情的子女也终于受到惩罚。李尔王的遭遇不仅反映了亲子关系的扭曲，也反映了国家秩序的混乱，甚至可以理解为是宇宙秩序的反常。“这种主题的普遍性使《李尔王》超越了个人悲剧的局限性，剧中反映出来的思想之一就是伊丽莎白时期的‘秩序观’”。在四大悲剧的最后一部《麦克白》中，麦克白因女巫的诱惑无法摆脱私欲，从而犯下罪行，走上自我毁灭之路。
对于人的认知能力的质疑，是贯穿莎翁四大悲剧的主题。悲剧人物坚信感觉，因此就偏离了真实，反而是在丧失了正常的视听能力后，他们才做出准确的判断。哈姆雷特的装疯和李尔王的失明，都说明表象和实质是不对等的，“人，到底能不能认识身外的世界？他所赖以认识世界的方式手段到底是否可靠？莎士比亚的这几出悲剧给了悲观否定的答案，但它们……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对人及其能力的严肃思考。”莎士比亚以人文主义的精神，探索人的能力界限，将基德和马洛的悲剧艺术发展到几乎完美的程度。他“对语言的内涵、联想和象征力量作了特别深入的发掘，因此达到了超越历史真实性与时事性而与人的利益休戚相关的高度。”
继悲剧之后，莎士比亚又创作了四部悲喜剧：《泰尔亲王佩里克利斯》（Pericles,Prince of Tyre）、《辛白林》（Cymbeline）、《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和《暴风雨》（The Tempest）。其中，《泰尔亲王佩里克利斯》是一出改编剧，莎士比亚保留了原剧的前两幕，后三幕则由自己完成。故事讲述了佩里克利斯因向安提欧克（Antiochus）国王的女儿求婚失败，被迫流亡海上，后同潘塔波利斯城王妃塞萨（Thaisa,Princess of Pentapolis）结婚。虽然在回家途中他受尽艰苦，但最终还是一家团聚。莎士比亚没有彻底改动原剧的结构，且因创作中前后间隔了十几年，情节设计显得较为松散。《辛白林》的一部分内容取材于拉斐尔·何林设德（Raphael Holinshed）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icles of Engnd,Sd and Irend），另外的内容来自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十日谈》（Decameron）。剧中女主角伊莫金（Imogen）是英王辛白林的独生女，她因与青梅竹马的恋人私订终身而遭流放，经历一连串陷害和坎坷，甚至卷入与罗马的纷争，但最后仍得全家团聚。创作这部戏剧时，作者跳出了原材料的框架，倚重剧情发展，所以虽然颇多插曲，但情节紧凑。《冬天的故事》是一部典型的传奇剧，讲述了波西米亚国王波利克希尼斯（Polixenes）怀疑妻子不忠，导致了一系列悲欢离合的故事。“这部戏最吸引人的，是它极富音乐色彩的结构，它的五幕十五场篇幅，几乎可以完美地分为交响曲的四个乐章，剧中人物命运的起落……大致对应着自然界的秋冬春夏四季”。《暴风雨》是莎士比亚最后一部完整的悲喜剧，被废黜的米兰公爵普洛斯派罗（Prospero,Duke of Min）和女儿米兰达（Miranda）居住在一个热带小岛上，公爵昔日醉心魔法，被篡夺了爵位，又借助魔法恢复头衔，并且为女儿觅得良缘。这是莎士比亚最后一部剧作，观众可从中感受到作者的心声，特别是普洛斯派罗决定最后一次使用魔法时，他说道：
……但是，我现在要放弃
这种狂暴的魔法；当我再得到
一点天堂的音乐——现在就需要——
来唤醒他们的感官，以达到魔术所设的目标时，我就会折断我的魔杖，
把它深深地埋入地下，
并把我的魔法书沉到深不可测的海底。
琼森是与莎士比亚同时代另一位重要剧作家，但他不具备莎士比亚对历史与人性的洞察力，以及对语言的表现力量。不过，琼森受过学院教育，有精湛的戏剧技巧，也注重戏剧理论，因而在同时代人的眼中，他比莎士比亚更有成就。琼森擅长喜剧，他的题材往往是日常事件与小人物。《狐坡尼》（Volpone,1606）是围绕财产继承问题展开的讽刺喜剧，剧中描写了各种人：老狐狸狐坡尼一生追求财富，无嗣而贪婪；苍蝇莫斯卡（Mosca）是他的食客，和其他食客一样整天围着他转，讨他欢心；渡鸦沃尔特尔（Voltore）是律师，为争当遗产继承人在法庭上做低级伪证；乌鸦科尔巴休（Corbaccio）、秃鹫科维诺（Corvino）都想独占狐坡尼的遗产，商人科维诺为此竟然献出爱妻。狐坡尼让莫斯卡设计圈套，让他们都感觉自己有可能成为继承人而向他献媚。本剧剧情曲折，但皆大欢喜。《安静的女人》（The Silent Woman,1609）讲述老光棍和他刚娶的妻子、侄子、理发师4个人的故事，老光棍想娶一个安静的女人，却发现这个人特别唠叨，于是坚决要求解除婚约，后来他发现自己娶的竟然是个男孩，而且这场闹剧一直是觊觎他的财产的侄子设计的。《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1610）也是描写欺骗与财产继承。点石成金的骗子提供一种万能药，可以给任何人带来荣誉、爱情、敬意、长寿、安全和勇气，管家受老房东委托照管房子，他把房子租给炼金术士和一名妓女。于是，三人在这栋出租屋里施展了一幕幕骗局，上当者各行各业，有职员、烟草商、教士等等，因愚蠢与贪欲而上当，后来受骗者纷纷找上门来，骗子受到了惩罚，房主得到了他们的所有财富。《巴托罗缪集市》（Bartholomew Fayre）的出场人物众多，是城市节日的缩影，剧中对清教徒的无知、无礼与狂热的抨击给人印象深刻。
除了市井剧外，琼森也创作历史剧，如以罗马史为题材的《西亚努斯的毁灭》（Seianus His Fall）和《喀提林阴谋》（Catiline His spiracy）就是如此。西亚努斯（Seianus）是罗马皇帝提比略（Tiberius）的宠臣，一个颇具野心的军人，戏剧再现了他地位上升、直至被处死的过程。《喀提林阴谋》对情节的设计独具匠心，作者站在西塞罗共和派的立场上，对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进行丑化，前者代表秩序与自由，后者则代表混乱与野心。该剧把同名历史书中撒路斯提乌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的演说词大量搬进剧中，借此表达琼森的理念：“戏剧里只是常人的一举一动，用以展现时代的缩影，鞭挞人的愚昧而不是罪恶”。琼森的戏剧语言异常丰富，在刻画人物、烘托气氛时，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生活各领域的语言，比如俚语、行业术语等，都运用得非常巧妙。琼森是古典“三一律”（Three Unities）的倡导者，这是17世纪欧洲古典主义戏剧的典型特征。他革新了16世纪开始的贵族假面剧，使其成为壮观的艺术形式，这种戏剧融诗歌、风景画、音乐、歌曲、舞蹈、舞台艺术和服饰为一体，由王室和贵族担任演员，观众仅限于上流人物，外表的华丽与心地的纯洁在国王与英雄身上得到统一。《喀提林阴谋》是真正的宫廷艺术，其他戏剧则只是市井的消费品。
在1642年剧院因内战而被关闭之前，戏剧仍然延续着莎士比亚时代的繁荣。有十多位剧作家活跃于伦敦剧场，其剧本也处于不断的修改与失散之中。托马斯·海伍德创作过200多部剧本，菲利普·马辛格（Philip Massinger）创作过50多部。喜剧仍然是商业市井剧，用夸张手段嘲笑日常生活中的愚蠢与荒唐。悲剧仍然充斥着历史与虚构的内容，题材是暴力、凶杀或复仇。
革命的爆发，中断了自都铎以来的戏剧繁荣，也中断了文学中的乐观与奢华风气。1620-1700年是英国政治史上最激烈动荡的时期，从对抗到革命、从革命到复辟、再从复辟到光荣革命，英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化。相应地，这一时期的文学，与1520-1600年的文学也完全不同，同样反映了政治与社会方面的变化：从理想转为冲突，冲突激发起政治行动，经过短暂的理想主义高歌（如弥尔顿）之后，双方都产生严重的挫折感，悲观的情绪油然而生。“建立政治秩序与宗教秩序的理想与充满异议和混乱的现实之间的差异，极大地破坏了平民的生活，同时又极有效地创造出一种富有表现力而且常带派别色彩的文学，这种情况在英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17世纪前半叶最知名的诗人是约翰·多恩，他是“玄学诗”（metaphysical poetry）的创始人。所谓“玄学诗”，是18世纪批评家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对多恩及受他影响的诗人们的蔑称。玄学派诗歌充满哲理和奇思妙想，“他们的诗歌口语性强，节奏轻快、具有新生的散文形式，探讨个体、上帝与宇宙的关系。”多恩以爱情诗与宗教诗见长，年青时代多写爱情诗、挽歌与讽刺诗。不同于彼特拉克，他的爱情诗并不把爱情神圣化，而多少是年轻时期生活放荡的写照，其中不少诗作，他到晚年自称其亵渎神灵、使人堕落，如《幽灵》、《遗嘱》、《葬礼》、《日出》等，1633年出版的《歌与短诗》辑录了这些早年的作品。经历了一段放荡的生活之后，多恩成为教士，他的布道散文和宗教诗篇表现了文艺复兴的另一面：对死亡的冥想，对罪与罚的思索，对殉道的渴求。死亡的丧钟与布道，时时在提醒人们，人生走向死亡。1631年的布道《死亡决斗》中说：“我们从母腹带来一块裹尸布，它伴随我们成长；我们裹在那块布来到世上，来此是为了寻找我们的坟墓。”他的诗歌在语言风格上是口语体，许多爱情诗就是恋人们的日常对话，但诗歌意境奇特，比喻生动，表现大胆。
乔治·赫伯特（Gee Herbert）是多恩的好友、同行和崇拜者，并深受多恩的宗教诗影响。赫伯特出生名门，但终身以乡村教区长为职。他的诗歌注重韵律，有的诗歌类似中文的格律诗，诗风平静优雅，理性节制，体现了真诚与谦卑。1633年出版的诗歌集《圣殿》，按照进入教堂的时间顺序和宗教体验编排，表现了赫伯特作为牧师与信徒的志向与成功。序诗“门厅”是准备祈祷，也是开始进入宗教活动。诗歌主体名为“教堂”，篇目包括教堂的各个组成部分，如圣坛、纪念碑、锁钥、地板，也包括仪式与概念，如受难日、复活节、洗礼、圣餐、圣诞等。第三部分“圣事”体现作者的宗教思考，比如《亚伦》，表明祭司和信徒只有真正体验到“主的神圣”时，卑微感才会消失；《痛苦》《爱》描述罪、罚及经由爱而获救，全诗平静的主调显示上帝之爱无限包容。
迈克尔·德雷顿是第三位著名的诗人。他写过各种形式的诗作，如《爱迪亚》（Idea,1619）反映了许多政治事件，代表着作者对诗歌表现力的探索。在情诗中，诗人也会表露出对时世的不满。《多福之邦》是历史叙事诗，共三万行，分为两部，用诗歌描写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地理与历史。和德雷顿一样用韵文思考、记事的，还有富尔克·格雷维尔爵士（Sir Fulke Greville），格雷维尔虽然也以情诗擅长，但诗中表现出沮丧以至于末世的情调。在组诗《西莉卡》（Caelica）中，他发现自己沉湎于人类的堕落，只有靠上帝的宽恕，方可从“这罪孽的深渊，这地狱般的坟墓中”得救，他希望上帝会惩罚教会的“肉欲的、贪得无厌的胃”。
约翰·弥尔顿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后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和那时英国文学的另一座高峰莎士比亚，表现出强烈的差异。莎士比亚是个世俗的艺人，其创作仅仅是满足市场的需要，并没有同时代人文主义者们那种名垂青史的远大抱负，因此其剧本到他去世以后才陆续出版。弥尔顿则不同，他有着强烈的救世情怀，在追求实现共和的理想时，也使自己成为不朽。他认为自己可以与古典与现代的最伟大的人物相提并论，宏大与崇高的题材则贯穿于他的作品。弥尔顿生于伦敦，父亲为银行家，他从小接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17岁进剑桥大学。1638年他访问意大利，拜会了许多知名学者，包括近代科学革命的奠基人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1564-1642），英国内战爆发后他回到国内。这是他生活的第一阶段，《欢乐颂》（Song of Joy）、《沉思颂》（Meditation Praise）、《利西达斯》（Lycidas）就是这一阶段的作品。第二阶段他投身革命，成为小册子作家，是共和派的知名代言人。1649年他担任克伦威尔的国务秘书，1652年双目失明。王朝复辟时期弥尔顿遭短期监禁，后专门从事创作，写作《失乐园》（Paradise Lost,1667）、《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1671年）和《力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1671).
他的早期作品抒情性强，富有音乐感和乡村乐趣。假面剧《科摩斯》（us,1634）讨论贞洁问题，改变了有关贵族生活的说教与奢华特征。题材虽然一般，但语言华丽优美，其中禁欲主义与自然本性间的辩论给人深刻印象。弥尔顿的十四行诗，主要评论时事、抒发自己的政治与道德情怀，在韵律上回到意大利形式，情感上属于激越豪迈型。作者对自己双目失明的身体状况的描写，也是充满力量与向上的气息，没有半点怨天尤人的情绪。他对政治事件的描述，将现实与历史相结合，表达出强烈的悲愤感。《失乐园》中的撒旦（Satan）被上帝击败后，为了报复而引诱人类的始祖偷食禁果，导致上帝震怒，亚当与夏娃被逐，遂有失去乐园。弥尔顿对主题的升华很有力量：第一篇讲撒旦败北，被打入地狱，但他没有丧失信心，反而充满战斗的豪情：
打败了又有什么？ 并不一切都完了！不屈的意志， 复仇的决心，永恒的仇恨， 绝不低头认输的骨气， 都没被压倒，此外还有什么？ 他发火也好，动武也好，永难从我身上 夺得胜利的光荣。前不久我这里 壮臂高举，震撼了他的帝座， 难道现在我却要低声下气， 屈膝求饶，把他的权力奉为神圣， 那才是卑鄙，才是比打败仗更丢人的耻辱。
我永远是我，永远是本来的面目，宁在地狱为王，也不在天中称臣；撒旦于是集合旧部，召开会议……撒旦的不屈加上上帝对人类的不公，使人觉得失乐园有点像撒旦诗篇的味道。
第二篇是会议辩论，有人建议用计谋，有人建议用力量，前者占了上风，撒旦于是引诱造物主。第三篇写天堂，写上帝的仁慈与远见、光与亮。第四篇写伊甸园（Garden of Eden），写人类的故事和爱情的故事，与前几篇的风格不同，洋溢着浪漫的色彩，柔情欢乐、露水芬芳、花香四放。第五篇写过错，虽然有情绪低落与埋怨，但不是绝望，而是一种奇怪的重负——不是悔改，而是担当责任，离开天堂去人间，留下的是希望。人不仅是失去了乐园，而且是获得了人性：“生命有限，忍辱负重，追求主恩和自由。”《失乐园》是无韵诗，用“英雄双行体”（Heroic couplet）书写，简洁、齐整、准确、匀称。弥尔顿认为，韵脚在诗歌上是微不足道的，真正的乐感不产生于韵脚，而产生于句子的节律。
与弥尔顿齐名的是约翰·班扬（John Bunyan）。他是商人之子，共和军战士，也是一个传教士。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所熟悉的只是《圣经》。1647年班扬加入清教，开始传教生涯。复辟以后，国教再次成为唯一的合法信仰。班扬的传教不为国教会所容，因而被捕入狱，而他又不愿意放弃传教工作，所以就被囚禁了12年。作为一个神秘主义者，他从日常体验中感受到“罪”，同时也感受到希望。他的代表作是《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这部宗教寓言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出版于1678年，其中把生命比喻为旅程，将世俗生活与神启结合在一起。作品的主角是一位名叫“基督徒”的朝觐者，他从圣经中得知家乡有灾难降临，于是远走他乡去寻求拯救。在旅程中，“基督徒”遭遇种种坎坷和考验，但他严格遵循教义，不断与外来的邪恶势力和自身的弱点作斗争，最终到达天国，永享福音。第二部分于1684年出版，讲述“基督徒”的妻子“女基督徒”前往天堂朝圣的故事。与第一部中“基督徒”孤独的旅程不同，在第二部中，朝圣的队伍一直在壮大，并且一路上互相帮助，彼此支持，终归正果。除《天路历程》外，班扬还有《罪人头目的赦免》（Grace Abounding to the Chief of Sinners,1666），《拜得门先生生死录》（The Life ah of Mr Badman,1680),《圣战》（The Holy War,1682）等作品。
与弥尔顿用诗歌表达信念一样，班扬借写作宣扬宗教信仰，讽刺迫害新教的罪恶势力。但他一味劝导人们忍受现世的痛苦，争取进入天国，这就削弱了讽刺的力度。“他的作品更多是作为宗教书籍而不是针砭时弊的书籍来。”班扬的写作风格受圣经的影响，但语言纯朴，情节可信，书中描述的是人的经历，场面的设置富有英国特色。他以讲故事的口吻阐释基督教教义，让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可以他的作品，从中得到启示。他将自己的人生经历融合在里，虽然采用寓言的形式，但叙事逼真，是18世纪写实的先驱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