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八世的宗教与内政改革，使英国确立了统一正常的社会秩序，并作为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出现于欧洲和世界的舞台。但是，都铎前期的这一成果在爱德华六世和玛丽一世软弱甚至错误的统治中，几乎丧失殆尽，这表明英国民族国家形成之初不稳固，专制王权尚未强大。
爱德华六世时期，幼主统治，王权旁落。当时，一系列错误的内外政策的推行，导致社会稳定遭到破坏。对外关系方面，法国不但插手苏格兰事务，而且和苏格兰联合向英国发动战争。英国陷入长期战争后，爱德华六世时期国家海上力量的发展被忽视，海军发展滞后，甚至连皇家海军的给养都得不到保证。英国还实施战略收缩，撤回驻守苏格兰的军队，同意法国赎回布洛涅，不向加莱港提供援兵。而这一切退让的结果，致使英军受到严重削弱，大大降低了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玛丽一世时期，英国的情况更糟。玛丽缺乏政治远见和魄力，她为了加强统治，不是注重加强英国的经济与政治地位，而是采取亲近罗马的政策，全面地在英国恢复天主教，放弃了英王作为本国教会最高首脑的地位，重新承认教皇的宗教权威。她还不顾国人的反对，极力投靠西班牙，竟然同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结婚，将英国置于西班牙的附属地位，并把英国拖入了一场无意义的西班牙对法国的战争，结果使英国丢掉了在大陆欧洲的最后堡垒加莱。在完全丧失了先王开创的独立自主的政治局面后，英国的宗教矛盾与民族矛盾日渐加深，国内政局不稳，诺福克郡和西部地区先后发生骚乱，中央权威难以发挥作用。由于连年应付欧战，王室财政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到玛丽去世时，王室债务已高达20万镑。
能否再度排除罗马教皇的权威，以及能否重建专制主义的政府体制，关系到英国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能否真正确立与巩固、英国在对外关系中能否恢复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这一历史的使命落到了玛丽的妹妹身上。1558年伊丽莎白继位后，面对内战分裂、外战严峻的形势，励精图治，承继父业。她首先实施“宗教决定”，其实质是恢复被玛丽中断的宗教改革，在英国重建至尊王权。1559年加冕后不久，她命令议会重新通过《至尊法》，在法律上再次确认君主在宗教与世俗事务上的最高权威。根据伊丽莎白时期的《至尊法》，英王在宗教和世俗方面都是英王国唯一至尊领袖，在英国境内，“任何外国君主、个人、主教、国家或统治者在教会或宗教方面均不得享有、也不应当享有管理权、统治权、领导权等。”《至尊法》规定，“女王陛下及后裔和继承人，即英国未来的君主和女王们，也将拥有全权和最高权威”。1559年，女王又令议会通过《信仰划一法》，统一全国的宗教事务。1563年，她指令召集神学家会议，依据先前的《四十二信条》，制定出《三十九信条》，作为英国国教的教义与教规。至此，她完成了从亨利八世开始的都铎宗教改革，英国的国家体制恢复到亨利八世时期的状态。针对有人对宗教改革不满的状况，女王采取严厉措施予以镇压，比如她强令英国的天主教徒一律改宗英国国教，违者驱逐出境或处死。对于那些不愿意承认她的英国教会最高首脑地位的人，也一概加以驱逐或处死，甚至对庇护上述人员者也以死罪论处。据不完全统计，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英国先后约有123名教士和60名俗人因宗教问题被处死，另有约200余人死于狱中。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伊丽莎白为什么没有像玛丽那样在历史上留下骂名呢？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解释：伊丽莎白之所以积极主动地推进宗教改革，是因为她把宗教这种精神力量视为对内确立绝对王权、对外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工具，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从根本上维护了英吉利民族利益。在她看来，作为外来强权代表的罗马天主教的存在，不仅严重削弱了英国人在思想上对本国君主的崇拜和忠诚，而且直接威胁到英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她通过采取立法和镇压并用的手段，坚决废除罗马天主教在英国的特权地位，代之以具有独立性和英吉利民族特色的安立甘宗，同时确立英王作为英国国教之首的至尊地位，最终确立和巩固了对内的专制体制和对外的独立主权地位。
要确保对外的独立主权地位，强化王权在国内的权威是必要的。为此，伊丽莎白在政治上继续实施改革和调整，并获得巨大成功。在中央一级，她广泛吸收新兴的精英人物为其效劳，逐步抛弃旧贵族，整顿枢密院和议会。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女王政府扩大各地治安法官的人数和权力，建立郡守制并赋予其实权，发挥其在抗击外敌中的作用。与其他国家相比，此时的英国虽然没有庞大的常备军和严密的官僚机构，但女王凭借手中控制的议会、枢密院、地方治安法官和皇室法庭等权力机构，顺利地实现了在立法、行政、司法诸方面的专制统治，使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和集权。至此，英国作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的地位最终得到巩固。
当然，现代主权国家的巩固和王权的加强，离不开雄厚的国家实力。为此，伊丽莎白一世采取一系列措施，使都铎国家的整体经济与军事实力得到了明显的增强。归纳起来，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奉行重商主义政策，大力发展国内经济与对外贸易，提升国家的经济实力。重商主义强调金银货币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财富的标志，而财富的积累主要依赖于对外贸易，少买多卖是进行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要实现这一点，加强国内生产和拓展外部市场是最基本的途径。为此，伊丽莎白特别重视发展工业，培育和提升英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了进一步促进传统毛纺织业的发展，她采取措施严格限制国内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或初级产品的出口并鼓励羊毛、大麻、亚麻等工业原料的进口；同时利用优惠待遇等办法，大力引进国外特别是尼德兰和法国的拥有先进技术的工匠，以改进英国的生产工艺。据估计，在西班牙实施宗教迫害之前，约有三万名佛兰德斯织工进入英格兰，“他们受到伊丽莎白的竭诚欢迎。伊丽莎白允许他们在桑威奇（Sandwich）和诺威奇定居，并由法律规定每个佛兰德斯人都有义务雇佣至少一名英格兰学徒。这样，英格兰人就学得了制造呢绒、制造丝织品和染色的精湛技艺，不再输出为佛兰德斯制造呢绒所需要的羊毛。”在发展新呢绒业的同时，伊丽莎白还积极扶持丝织业、皮革业、金属业等新兴行业的发展。呢绒等工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王室财政收入，而且进一步推动了农牧业的发展与变革，有利于提高英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伊丽莎白限制外国商人的特权，积极支持和推动本国商人向外拓展。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英国的贸易一直受到外国人特别是汉萨商人的控制，封建割据、王权软弱以及本国经济特别是商业的相对落后，无不使以北德城市为主组建起来的汉萨同盟商人有可乘之机。为了促进英国商业的发展，亨利二世和理查一世（Richard I of Engnd,1157-1199）在1157-1194年间先后颁令，授予汉萨商人在伦敦极其优惠的经营特权。在英国王室的支持下，汉萨商人于1320年在泰晤士河畔设立了汉萨同盟四大贸易商站之一的伦敦商站，即著名的斯蒂尔亚德（Steelyard）。它成为汉萨商人在伦敦及英国从事商业活动的大本营，并享有较大的自治权。此后，汉萨商人在英国的影响不断扩大。根据1474年爱德华四世与汉萨商人签订的《乌得勒支条约》（Treaty of Utrecht），汉萨商人在英国除了继续享受爱德华四世及前辈英王所授予的各种特权外，还不受英国海事法庭和其他法庭的司法管辖，他们在英国若发生涉及民事、刑事纠纷时，由英王任命两个以上的法官单独予以处理。该条约还使他们在英国享受比英国商人更为优惠的出口关税。因此，汉萨商人控制了英国相当大份额的进出口贸易，他们的商船队在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和波罗的海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来回穿梭，生意十分繁忙。
汉萨商人对英国进出口贸易的控制，以及对英国商人利益的损害，激起了英国人的不满和反抗，结果汉萨商人的特权在都铎王朝前期受到了某些限制，但问题并未解决。伊丽莎白执政后，当权的威廉·塞西尔力主废除汉萨特权。1559年7月，女王专门写信给吕贝克（Lübeck）的议会，宣称汉萨特权因诸多弊端而在爱德华六世时期已被废除。不过，女王此时因地位未稳，并没有立即将汉萨商人全部赶走，而是采取了一定的妥协态度。1560年，英国与汉萨商人签订条约，允许他们重返伦敦，但他们的活动受到一定限制，而且他们在北海和尼德兰贸易中的传统优势地位也开始被打破。1579年，英国采取进一步措施，消除汉萨特权。1598年，汉萨同盟在伦敦的斯蒂尔亚德（Steelyard）的使命彻底完结，汉萨商人最后被逐出英国，从而充分保障了英商对国内市场的占领。伊丽莎白政府还通过外交谈判、签订商约等方式，确保英商在国外活动的有利条件；同时还授权英国驻外使节向驻在国政府提出英商诉求，制止外国商人和外国政府对英商的排斥、迫害。1579、1580和1581年，伊丽莎白分别致函丹麦国王、波兰国王及土耳其苏丹（Sultan），要求对方为英国公司和商人在当地的活动提供方便，并给予优惠待遇。在女王的支持下，英国商人在波罗的海、地中海等地区贸易的拓展获得了有利条件。
此外，伊丽莎白还大力支持本国商人的贸易特许公司开拓海外市场。鉴于英国的对外贸易曾经长期主要依赖安特卫普，而商路单一、市场狭小，以及贸易特许公司能有效地增加英国商人商业资本在国际贸易中的力量和地位，女王通过投资或授予特许权等方式，把支持贸易公司作为促进英国海外贸易发展的最好方式。1579年8月，她批准成立“东方公司”（Eastl and pany），并向公司颁发特许状，该公司获得了英国对北欧及波兰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垄断权；经过她的授权特许，1581年组建的“土耳其公司”（Turkey pany），垄断了对土耳其的贸易；1583年特许组建的“威尼斯公司”（Venipany），旨在恢复和发展英国在地中海的贸易。1592年该公司与土耳其公司合并后，发展成为了规模和影响更大的“利凡特公司”（Levant pany）。此外，女王还通过颁发特许状等方式，鼓励与支持探险家和商人组建开拓非洲及远东市场的各类公司。
同时，伊丽莎白支持海外探险和殖民活动，拓展英国对外贸易的空间，这典型地体现在女王及其政府对开辟西北航线的大力支持上。王室积极鼓励英商闯入西班牙、葡萄牙所垄断的航路和殖民地去从事贸易活动。对于约翰·霍金斯爵士（Sir John Hawkins）从事的葡属非洲与西属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之间的奴隶贸易、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的海盗活动及环球航行，女王更是以入股等方式加以赞助。因此，霍金斯和德雷克的行为，并不是单纯个人的冒险、寻求黄金的活动，而是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打击西班牙、葡萄牙的海外贸易霸权，争取分享世界市场份额的一种特殊方式。英国早期的殖民探险活动，尽管在建立殖民地方面成果甚少，但它毕竟拉开了英国海外殖民扩张和创建大英帝国的序幕。
加强海上力量，积极准备与欧洲强敌争霸并进军世界海洋，这是伊丽莎白时期政府支持海外探险和殖民活动的重要手段。亨利八世时期初步建立了英国海军，奠定了英国海上正规武装力量未来发展的基础。伊丽莎白继位后，立即将制定海上政策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如国务大臣塞西尔在女王加冕典礼的备忘录中就明确将“谋划海上事务”作为新政权必须“立即实行”的一大要务。从此，海上政策在女王政府的决策中占有突出地位。1569年，她邀请霍金斯爵士出任海上事务委员会顾问，霍金斯则根据自己丰富的航海经验，大力新建适合远洋运输和作战的舰船，并为这些船只配备了发射快、射程远、反冲力小的新型火炮，使海军获得了突破性发展。1570-1587年间，英国共建成这种类型的战舰25艘。英国皇家海军总吨位到1588年已达12590吨，1603年为17050吨，有42艘军舰，配备水手和作战人员8346名；同时，舰船的质量、远航能力和武器性能等方面均比原来有较大的提高。霍金斯还对海军的战略战术进行一系列改革。在战术的运用上，他推行以远距离炮战为主的新型打法，改变了长期沿用的登船交战的传统战术，大大提升了战斗力。塞西尔声称，英国海上实力“现在无论在数量上、实力上，还是在船长、水手的能力上，都比人们记忆所及的任何时候强大。”王室政府还积极鼓励民间造船。英国的商船总吨位在1572年大约是5万吨，1582年则为6.7万吨。大量用于远洋贸易的商船，实际上成为英国海军的重要预备力量。在1588年英西大海战中，英国舰队中的私人船只占到四分之三，成为英国最终取胜的主要力量。强大的海上力量，不仅有利于推动海外贸易的发展，而且为以后英国海军称霸海洋奠定了基础。
伊丽莎白强固民族国家的政策和努力，为英国在欧洲乃至世界与列强的争夺创造了必要条件，也为英国实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女王即位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当时，西班牙和法国都对英国虎视眈眈，英国甚至成为“两条狗争夺的一块骨头”。因此，如何处理与西、法两国的关系，就成为摆在伊丽莎白面前首要的、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她一改亨利八世和玛丽一世时期把宗教信仰是否一致作为英国外交基点的做法，而是承袭亨利七世的办法，将维持欧洲国际政治中的均势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不希望西班牙和法国有任何一方变得过分强大。这种均势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是，使弱小的英国尽量避免过多卷入欧洲大陆列强的军事纷争，创设和维护英国的和平环境，为其政治经济发展服务。
16世纪60年代末以前，都铎政府对外政策的基调是利用西法矛盾，联合西班牙对抗法国。这样做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此时的法国对英国的威胁最大。自诺曼征服以来，英法两国大多处于敌对、争斗的状态。法国收复加莱以后，完全控制了英吉利海峡南侧的交通要道，这不仅挤压了英国在大陆的活动空间，而且直接威胁到英国本土的安全。更重要的是，法国还利用与苏格兰的盟友关系，插手苏格兰事务，并利用苏格兰反对英格兰，支持苏格兰玛丽与伊丽莎白争夺英国王位。其二，为了实现联西抗法的目标，伊丽莎白利用宗教外交，以缓和和修补与西班牙的关系。英西之间曾经保持着友好关系，双方在经济上结成亲密的贸易伙伴；在国际政治斗争中，西班牙曾是英国的国际支柱，也是在欧洲大陆与法国抗衡的重要力量。对此，塞西尔在1565年底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没有任何一位英国君主在没有得到勃艮第家族的友好的情况下得以存在，没有任何一位君主比英国女王的盟友更少，没有任何一位君主比女王更需要朋友和强国的支持。”女王即位时，出于国家统一和团结的考虑，她必须面对宗教改革问题，而宗教问题在英国不仅是内政，而且直接牵涉到英国与其他欧洲大国以及罗马教皇的关系。她深知，维持并巩固英西联盟的重要前提是与教皇改善关系，而改善与后者的关系又需要获得西班牙的支持，因为菲利普二世保持着与教皇非同寻常的关系，所以通过菲利普就可以对教皇施加影响。为此，伊丽莎白采取了温和折中的宗教政策，避免任何过激的行为，以防止来自大陆天主教势力的威胁。一方面，她故意掩饰与模糊自己的新教立场，以致一些天主教徒在呈送给教皇的报告中普遍存在这样的错觉：英国人势不可挡地忠于他们的古老信仰，宗教改革只不过是少数贪婪贵族、叛徒神父和冒险家的所为，是这些人把他们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了国家，而伊丽莎白本人并不仇恨教会，如果能够让她摆脱顾问们的邪恶劝谏，也许可以引导她在英国恢复天主教。另一方面，伊丽莎白在其颁布的重要法令和公告中，尽量使用体现“宗教决定”的语言，竭力避免天主教世界的反感。“在她统治前期所发布的第一个官方文件里，在她的一些称号的末尾，她用‘等等’字眼代替她的父王和兄弟统治时期曾采用的‘教会至尊领袖’这个称号”。1563年教士会议通过的《三十九信条》，实际上是爱德华六世颁布的《四十二信条》的修订本，其中修正了最激进的新教规定。即使这样的教规，伊丽莎白也是直到1571年被罗马教皇开除教籍后才予以批准的。在女王颁布的文告中，她仍然宣布禁止任意改动罗马天主教的祈祷仪式。伊丽莎白的宗教政策，不仅维护了国内的教派团结，也保持了英国与西班牙的友好关系，维护了英国的政治利益。正是由于西班牙的支持，英国才在结束对法战争的谈判中获得有利地位，并迅速于1559年4月与法、西等国签订《卡托——康布雷奇和约》（Peace of Cateau-Cambrésis），从而使英国摆脱战争的缠绕，也使新教女王得到两大天主教国家的承认。菲利普二世还多次阻止了教廷试图在英国恢复天主教的行动，并一再力劝教皇不要急于开除伊丽莎白的教籍。
伊丽莎白的大陆均势政策，在其婚姻外交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女王即位时只有25岁，其婚姻问题备受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家的王公贵族都期望通过“征服”年轻的女王而征服这个海岛国家。这不免使女王意识到，其婚姻问题绝非是个人的私事，而与王室的安危，乃至与欧洲的国际关系，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假如“同欧洲的某个国王结婚将会使她卷入这个国家的欧洲政策，也会使她被丈夫的敌人所仇恨。”为了国家利益，伊丽莎白遂将其婚姻问题作为英国实现对外战略的重要手段，因而她施展婚姻外交，巧妙地利用法西之间的矛盾。这两国都有与伊丽莎白联姻的愿望，早在女王即位之前，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即派使臣前往英国，提出与女王联姻的问题。不过，此时的女王心里非常清楚，她与菲利普的婚姻谈判注定是不可能的，正是女王的姐姐玛丽一世与菲利普的婚姻把英国拖入了对法战争，并导致英国丢掉了战略要地加莱，况且，女王和菲利普在宗教信仰上也难以调和。但是面对菲利普的求婚，她并未立即予以拒绝，而是采取拖延战略，使他一直存有希望，以便保持与英国的友好关系。起初，她对菲利普的求婚持欢迎态度，还盛情款待西班牙使臣，可是总找各种借口，对西班牙的联姻提议迟迟不予答复。当实在无法搪塞时，她就干脆表示不想结婚。在伊丽莎白看来，“两国君主联姻中得到的好处，也同样可以从他们之间保持的良好友谊中得到。她用一种恶作剧幽默的口吻问菲利普二世，她怎么可能和她的姐姐的丈夫结婚而不使她的父亲蒙受耻辱呢？”此外，为了谋求与西班牙的友好关系，她从1562年起就积极主动地与神圣罗马帝国就其与查理大公（Charles II,Archduke of Austria,1540-1590）的婚姻问题进行谈判，谈判虽然同样以失败告终，但女王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通过与西班牙的密切关系来发展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总体上，伊丽莎白的婚姻外交是成功的，女王在当政的前十年，英西间基本保持了友好关系，为联西抗法奠定了基础。
当国内统治地位基本巩固、英西友好关系基本确立后，伊丽莎白便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法国，它是英国的主要威胁。她的基本策略是利用苏格兰问题，打击和削弱法国的势力和影响。苏格兰地处英格兰北邻，对英国的利益与安全至关重要。长时期的兵戎相见，不仅使两国人民互相为敌，而且使苏格兰落入法国的势力范围。苏格兰女王玛丽当政期间，法国在苏格兰的势力迅速发展，苏格兰俨然成为法国的一个省。1559年7月，法王亨利二世（Henry II of France,1519-1559）去世，玛丽的丈夫弗朗西斯二世继承王位，当时他只有16岁，年幼无知，法国的统治权实为笃信天主教的吉斯（Guise）家族所操纵。无论是从宗教立场上，还是从帮助玛丽争夺英格兰王位的角度，法国都会利用苏格兰威胁英国。两年以后，弗朗西斯因病夭折，玛丽不得已回国，但她的宗教压迫政策却激起了国内新教徒起义。伊丽莎白深知，若苏格兰起义被镇压，法国军队将会全面控制苏格兰，随后而来的将是入侵英国，把自己赶下王位，最终建立一个强大的法、苏、英三边联盟。因此，伊丽莎白决定介入苏格兰内战，希望借助苏格兰新教力量驱赶法国势力。
起初，英国只是暗中资助苏格兰义军。1560年2月，面对苏格兰人在战场上的糟糕表现，女王授权与苏格兰签订《贝里克条约》（Tready of Berwick）。该条约规定，苏格兰保证在将来的英法冲突中支持英国，英国则接受苏格兰人的请求，答应保护苏格兰的自由、独立，使其免遭法国征服。与此同时，英国一方面通过外交策略利用法西矛盾，阻止西班牙对苏格兰进行武装干涉的打算；另一方面又积极备战，不惜与法国一战。同年3月，英国直接出兵苏格兰，英苏联合围困法军，迫使内忧外患的法国进行和谈。7月6日，法、苏、英签订《爱丁堡条约》（Treaty of Edinburgh），规定英格兰与法国均从苏格兰撤军，苏格兰由贵族议会统治，各方均承认伊丽莎白继承英格兰王位的权利。这样，《爱丁堡条约》基本解决了苏格兰问题，消除了法苏同盟对英国构成的威胁，据此英格兰则与苏格兰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更为重要的是，英国的外交政策从此发生重大转变，它放弃了争夺大陆欧洲领土的传统，转而专注于维持不列颠岛内和平，进而谋求对外的经济扩张。
伊丽莎白在其执政的前十年，通过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建立并维持了与西班牙的友好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能持久，双方始终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必然会损害彼此间的关系。16世纪70年代以后，女王的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调整，联法抗西成为英国大陆均势政策的基本主线。她对外政策的调整源于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
一方面，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这是英国对外政策调整的推动力。伊丽莎白统治前期，极力维护英国的稳定并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宗教改革、结束对法战争、解决苏格兰问题、囚禁并处死苏格兰女王玛丽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了英国的政治稳定；通过货币改革、扶植农业发展、规划呢绒生产、奖励造船业、鼓励技术进口与外来移民、实行重商主义以扩大海外贸易等政策，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复兴与对外贸易的发展。这一切努力，不仅直接强化了英国的独立自主意识，而且为其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奠定了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随着英西矛盾的发展，西班牙已成为英国的首要敌人。就经济利益而言，由于对外贸易迅速扩张，英国迫切需要扩大外贸市场和建立海外殖民地，这就势必要与当时的殖民大国西班牙发生正面冲突。1494年划定的“教皇子午线”（Papal Meridian）使西班牙获得了垄断该线以西发现非基督教土地的特权，对此英国一直不予承认。1561年，塞西尔曾直接告诉西班牙大使：“教皇无权瓜分世界，也无权把土地给予他所喜欢的任何人。"168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合并后，西班牙实际上独占了全世界的海上贸易，大大增加了海外属地，进一步增强其经济与军事势力。同时，它对尼德兰的政治控制、经济掠夺与宗教迫害，也严重损害了英国与尼德兰的传统贸易关系。显然，它越来越成为英国对外贸易扩张的主要障碍。
就政治关系而言，英西之间的矛盾因苏格兰女王玛丽而不可调和。1560年玛丽亲政后，曾图谋在教皇和西班牙的支持下，借助英国和欧洲的天主教势力，推翻伊丽莎白的统治。1568年，当她在苏格兰内战中失败、逃到英格兰又被软禁后，教皇竟发布训令，将伊丽莎白逐出教门、废黜王位，并号召和筹划天主教世界对英国采取行动。1586年，菲利普二世密谋勾结英国的天主教势力谋杀伊丽莎白，意欲以玛丽取代之。该计划败露后，伊丽莎白采取果断措施，将玛丽送上断头台，使西班牙借助玛丽插手甚至控制英国的图谋完全破产。正在这个时候，法国由于内战不断而实力遭到削弱，与英国为敌的吉斯家族也不再执掌法国政权。此时，法国已不再是英国的主要敌人了，相反，法国出于对西班牙的担心，也愿意与英国联合。
为了实现联法抗西的目标，伊丽莎白的婚姻问题再次成为女王可资利用的重要筹码。1569年8月，她向法国大使明确表示愿意商谈与法国王位继承人安茹公爵即后来的亨利三世（Henry III of France,Duke of Anjou,1551-1589）的联姻问题；次年，英法王室间的联姻谈判就开始了。对于伊丽莎白来说，她只是企图利用联姻谈判化解英法的敌对关系，根本没有与安茹公爵结婚的打算，因此在随后的谈判中，女王态度强硬，在宗教分歧上大做文章。这场婚姻谈判虽然注定不会有结果，但它推动了英法关系的改善。1572年4月，英法签订《布卢瓦条约》（Treaty of Blois），英法之间的联盟关系由此确立。根据该条约，英法有一方受到他国进攻时，另一方有义务进行适当的军事援助；法国为英国设立呢绒和羊毛贸易中心。同时，条约还就苏格兰问题达成共识，双方同意联合调解苏格兰冲突，并将全力阻止任何外国军队进入苏格兰。显然，此条约主要是针对西班牙的。当然，出于维持大陆均势的考虑，英国并没有深陷在英法联盟关系中，1575年3月，英西达成协议，恢复了双方的友好关系。
安茹公爵与伊丽莎白的婚姻谈判破裂后，法国又推出另一位求婚者、亨利三世的弟弟安茹和阿朗松公爵弗朗索瓦（Fran?ois,Duke of Anjou and Alen?on）。1578年，女王与法国均表示愿意进行联姻谈判。此时，弗朗索瓦正准备实施干涉尼德兰的计划，女王的意图是通过联姻谈判，利用弗朗索瓦在尼德兰打击西班牙势力，甚至把法国拖入与西班牙的战争，并且在法国形成有利于英国的局面。这次婚姻谈判历时十年之久，其间女王利用各种手段显示她的诚意，目的是使法国对英国心存希望，也使西班牙对英法联盟心存畏惧而不敢轻举妄动。对英国来说，维持英法联盟关系，意在反对当时主要威胁的西班牙。为了增强对付西班牙的力量，女王甚至主动与奥斯曼帝国接触，寻求外交结盟。1578年，她通过伦敦商人捎信给土耳其苏丹，希望开拓英国在土耳其的贸易活动。不久，她又致信苏丹，陈说西班牙的威胁和英国的强大，表示愿意与土耳其建立反西联盟。尽管英国的愿望没有实现，但女王的外交目标十分明确。
16世纪70-80年代，英西对抗主要围绕着尼德兰的独立而全面展开。1566年，尼德兰爆发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次年，西班牙派大军前往镇压，并支持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反对英国统治。如果西班牙实现了对尼德兰的完全控制，将对英国的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英国一方面通过与法国的联姻谈判，试图利用法国的力量在尼德兰打击西班牙的势力；另一方面则直接帮助尼德兰革命者反对西班牙。1572年4月，在英国的支持下，尼德兰北方革命出现高潮。同年7月，英国的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Sir Humphrey Gilbert）率领一支志愿部队登陆尼德兰的法拉盛。1585年8月，伊丽莎白与尼德兰缔结条约，约定尼德兰将法拉盛和布里尔转让给英国，作为偿还军事开支的抵押。由此女王向尼德兰起义军提供5000名步兵和1000名骑兵组成援军，并负担军费，联合省则帮助英国共同抵御进入英吉利海峡的敌国舰队。同年12月，伊丽莎白派莱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率军占据法拉盛，以防止尼德兰被敌国占领，同时保护英荷之间的传统贸易联系。英国对尼德兰革命的支持，不仅消耗了西班牙的大量财力，而且使菲利普二世企图在完全占领尼德兰后进攻英国的计划无法实现，英西矛盾进一步激化。
“英国为了本国的利益出兵尼德兰，实际上开始了对西班牙的战争。”面对英国的挑战，不可一世的菲利普二世决心组织军队进攻英国，教训一下伊丽莎白“这个老是邪里邪气的、哈哈大笑的、无法形容的女人”及其统治下的国家。一方面，在西班牙人看来，经过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的宗教改革，英国已成为一个新教国家，而西班牙作为欧洲天主教的重要堡垒，有责任为维护宗教的正统性而战；另一方面，英国对尼德兰的支持破坏了西班牙欧洲政策的实施，阻碍了西班牙在欧洲的势力扩张，而伊丽莎白对大西洋海盗的支持与庇护，不仅给西班牙的经济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而且直接挑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西班牙的殖民和海上霸权。1587年2月苏格兰女王玛丽被处决后，菲利普立即提出对英国王位的要求。他宣称，作为异教徒的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无权继承英国王位，他自己既是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后裔，又曾是英国女王玛丽·都铎的丈夫，因而有资格要求英国的王位继承权。于是，他迅速在加的斯港集结舰队，意图派遣一支舰队前往英吉利海峡，将西班牙驻尼德兰总督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法利思（Alex ander Farnese,Duke of Parma）的三万士兵运往英国，共同发动对英作战。针对西班牙的武装举动，英国方面则立即采取反制措施。1587年4月，德雷克爵士率领23艘战舰突袭加的斯港，轻而易举地摧毁了西班牙战船约30艘。在随后的近两个月内，德雷克舰队在西班牙沿海一带继续烧船劫物，给西班牙造成了重大损失。这次被德雷克称为“烧焦西班牙国王的胡子”（singeing of the King of Spain''s beard）的行动，打乱了西班牙的战略计划，使西班牙舰队推迟出动，为英国赢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一场大战在即，英国海军大臣、诺丁汉伯爵查尔斯·霍华德（Charles Howard）和德雷克爵士分别被任命为皇家海军舰队正副司令，海上冒险家霍金斯爵士、马丁·弗罗比歇爵士（Sir Martin Frobisher）等充当助手。为了鼓舞士气，伊丽莎白亲自检阅英国部队，并发表演说，进行战前动员。
1588年5月，菲利普派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Duke of Medina-Sidonia）率领重新集结的西班牙舰队离开葡萄牙首都里斯本（Lisbon）。这支所谓的“无敌舰队”的战略计划，依然是前往英吉利海峡，与帕尔马公爵指挥的西班牙远征军会师，然后共同进攻英国。7月19日，该舰队进入英吉利海峡，英国舰队从港口普利茅斯迎击。最初几天，英舰运用尾随战术，伺机而动。此时，如果西舰趁英舰出港之际就从上风处发起攻击，那么肯定会给英舰造成致命打击。但是，由于西多尼亚公爵严格遵照菲利普的命令行事，他率领西舰沿英吉利海峡北上，前往与帕尔马会师，这样就把上风处的优势让给了英国人。7月27日，西舰到达加莱港附近海面，因为要与帕尔马会合，加上没有深水港，西多尼亚便下令舰队在公海上抛锚。28日夜，英军派出6艘满载着炸药的火攻船，朝敌船驶去。西舰见状后，队形大乱，争相砍断缆绳，并在相互碰撞中往远海方向四处逃散。接着，英舰的远程大炮充分发挥了威力。在英军的追击下，西军毫无还手之力，死伤惨重。溃散的西舰只能随风向朝北逃窜，而英舰穷追不舍，将敌舰逼进北海海域。在这里的周围是苏格兰的北端、奥克尼群岛、赫布里底群岛（Hebrides）和北爱尔兰。由于苏格兰和爱尔兰海岸的恶劣天气，还有大西洋的飓风，西舰遭到重创，其中许多舰船及5000多名士兵葬身大海。9月23日，西多尼亚率领约50艘残余舰船和相当于派出兵力一半的队伍逃回了西班牙。
大海战以西班牙的惨败而告终，一位当时的英国人这样自豪地写道：西班牙人“没有击沉或者俘获一艘我们的三桅船、小帆船、驳船或补给船，甚至连一个英国羊圈也没能毁掉。”不过，无敌舰队的失败不意味着英西战争的结束，此后英西之间的战争仍时断时续。为了进一步削弱西班牙的海上实力、建立起自己的海上优势，伊丽莎白采取积极的进攻战略，分别于1589、1595、1596和1597年连续四次发动大规模的远征行动，攻打西班牙；而菲利普也三番两次地组织远征队，企图进攻英国。双方的战略目标均未能实现。不过对英国来说，战胜无敌舰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英国人借此打破了西班牙不可战胜的神话，动摇了西班牙的海上优势和世界霸权。通过对大西洋航线的初步控制，他们为以后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扩张、发展海外贸易，扫除了最重要的障碍。因此，作为“跨越海洋的商业战争中第一次重大的海战”，它“是西班牙优势地位的终结，是英国在国际政治中走向强盛的开端”。
通过这场海战，英国的海军实力得到了检验。此后，优先发展海上力量成为英国对外政策的重点，而“英国的海上力量为其赢得的主要好处可能是殖民地和商业。”在与西班牙的战争中，英国人获得了从未有的自信心，民族情绪十分高涨，要求继续海外扩张的舆论甚嚣尘上，甚至形成了以伊丽莎白为偶像的民族狂热和帝国情绪。文人墨客们对英吉利民族精神大加颂扬，不但对女王歌功颂德，而且公开宣称：我们作战是为了“保护神圣的上帝，尊贵的女王和天生的国家。为了保护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子女、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土地、我们的生命和我们所拥有的——切。”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在其剧本中更是充满自信地写道：“尽管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敌人，向我们三面进攻，我们也可以击退他们。只要英格兰对它自己尽忠，天大的灾祸都不能震撼我们的心胸。”伊丽莎白后期，英吉利民族意识极度膨胀，并一直延续到17世纪，形成一股强大的谋求海外殖民帝国的社会思潮。
成功的外交是伊丽莎白时代英国辉煌的重要支柱。女王审时度势，以国家利益为依归，灵活巧妙地展开外交活动，形成了以均势外交为核心的英国外交政策模式。这一模式不仅为英国赢得了当下的利益，而且对日后几百年英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虽说伊丽莎白时期英国在欧洲的争夺卓有成效，但在欧洲之外的竞争成效要逊色得多，在海外殖民和商业争夺方面，就远远地落在了其他欧洲列强的后面。在整个都铎统治时期，出于战略和自身安全的考虑，英国统治者对爱尔兰这块特殊殖民地的开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采取了积极政策。但对于其他地区的商业扩张和殖民拓殖活动，王国政府就显得相当消极。相反，由商人、投资者、宗教领袖、贵族及冒险家组成的民间力量，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发起和推动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活动。1600年12月31日东印度公司获准成立，它作为这一时期英国商人对外拓殖加速的标志，是英国商人向亚洲进行贸易扩张的主要机构。到17世纪为止，西欧与远东（包括中国）以及印度已有相当多的经济和贸易联系。西欧生产的农产品及高档手工业品、奢侈品由于不能满足本地区的需要，它必须获得来自东方的产品，包括香料和胡椒等。据统计，15世纪末，亚洲通过威尼斯供应给欧洲的香料和胡椒估计每年有350万磅，对东方的贸易遂成为西欧商业的生命线。为了确保这条生命线的安全和稳定，同时为了寻找通往东方的新捷径，葡萄牙和西班牙最早走上了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的道路，并在亚洲确立了自己的优势。
与早期殖民帝国相比，英国很晚才进入亚洲，这不是因为英国对东方贸易不感兴趣，其实它很早就开始寻找东方的原料和丝绸市场。伊丽莎白时期，英国始终把直接与印度、南洋（Southeast Asia）和中国建立商业联系作为对外扩张的重要目标，为此而进行探险活动。由女王支持的探险家兼海盗首领德雷克在1577年横渡大西洋后进入太平洋，并于1579年11月到达马鲁古群岛（Maluku Isnds），然后向西航行，绕过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回到英国。德雷克是最早到达东南亚的英国人，他在回国后呈交女王的报告中称，他已同马鲁古群岛与盛产丁香的德那地（Ternate）苏丹签订了贸易协定，德那地希望在反对葡萄牙人的斗争中得到英国人的支持。德雷克的成功航行，激发了英国贵族和商人对东南亚的兴趣，激起了商人的贪婪欲望，随后前往东方的英国商船络绎不绝。当英国人受到葡萄牙人的阻挠时，他们不惜采用海盗方式，袭击并抢劫葡萄牙的船只。1587年，德雷克在亚速尔群岛（Azores Isnds）海面上俘获葡船“圣菲利普”号（San Felipe），掠走了价值10.8万英镑的香料。1592年，英国人又捕获一艘葡萄牙船，获得了许多关于东南亚的航海情报和商业机密。但一直到17世纪开始，英国在东方的贸易进展依然相当有限。在早期访问东南亚的英国人中，拉尔夫·菲奇（Ralph Fitch）取得的成就最大，他在1591年回国时，还带回了令人十分沮丧的消息，他声称英国人在这一地区进行贸易的可能性不大，而且前景暗淡。
英国早期在东方的活动举步维艰，与其面临的困境密不可分。当时的英国，一方面缺少资金和船只，无法装载与经营与亚洲进行贸易的商品货物；另一方面可供大量出口的商品只有呢绒，而这些东西只能在气候寒冷的地区有销路，对印度和东南亚人来说根本没有吸引力。更为严重的是，葡萄牙人控制着通往东方的航道，英国人难以进入东方，就连有关这一地区的信息都很难得到。随着17世纪的来临，这种情况终于得以改变。击溃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不仅标志着西班牙的海上霸权衰落，同时也意味着英国海上势力的崛起；此外，荷兰人东扩成功，并在欧洲市场上抬高香料价格，给英国商人以极大的刺激。当时，南洋香料运到欧洲均以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为销售集散地，荷兰商人一般到这里向葡萄牙商人购买香料，然后转运到欧洲北部去贩卖。荷兰人从中获利颇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也成为北欧商品集散的一大中心。然而，当西班牙兼并葡萄牙后，西班牙针对尼德兰的反抗采取禁运措施，荷兰人的转口贸易受到限制，不能从伊比利亚港口得到货物。这种压力促使他们下决心直接到东印度群岛去谋取香料。为了打通到香料群岛的航道，他们多次派遣人员刺探前往印度的情报，绘制航海地图，并于1595年4月派出249名水手和4艘配备大炮的武装船组成的远航队，向香料群岛进发。尽管在1597年返回时损失了一条船和100多名船员，但船队所带回的香料仍然使那些生还的冒险家发了大财。此后，荷兰殖民者纷纷涌向东南亚。1598-1601年，荷兰向东印度群岛派遣船队近20次，其中1601年就有14只船队离开荷兰。这个时期不加选择地乱航，被称为荷兰史上的“航海狂”时期。就东南亚而言，几乎所有重要港口都有荷兰人的船只。1600年，荷兰人因帮助马鲁古群岛上的班达人反对葡萄牙而获得经营该岛香料的特许权。同年，荷兰人和安汶岛（A mboina）的统治者缔结了第一个重要条约，除了允许荷兰人在他们的领土上建立“远方人的城堡”外，还将当地生产的所有丁香全部交给荷兰人经销。实际上，该条约预示着荷兰人不仅将取代葡萄牙人，而且试图对所有欧洲商人实行垄断贸易。香料贸易给商人带来了巨大利润，经营香料的各种公司纷纷成立。为了消除各公司之间的无序竞争，结束“航海狂”时期，并共同对付葡萄牙人，荷兰政府于1602年将各公司联合成一个大公司，取名“联合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lndische pagnie）。根据荷兰国会颁发的特许状，该公司被授予21年的贸易垄断权，准许经营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Strait of Mageln）之间的商品贸易，它拥有订立条约、修筑城堡、建立武装力量和设置法官的权力，俨然成为一个国中之国。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立，既是荷兰在东方扩张的表现，又使其在亚洲的争夺中获得新的动力。这样，荷兰人逐渐取代葡萄牙人，在东印度群岛获得优势，控制了这里的香料贸易。他们还利用垄断地位，将欧洲的胡椒价格猛提三、四倍，通过转口贸易获取高额利润。
荷兰人的成就使英国人感到振奋，但荷兰人对香料市场和香料贸易的垄断做法却使英国商人感到愤怒。因此，英国人下决心到东方直接进行贸易竞争。但亚洲的情况难以预测，台风、疾病、战争和饥饿都对商人的财产和生命构成严重威胁，因而东方远洋贸易的风险极大。由此，英国人意识到“只有政府或者商人们联合在一起，才能使这种具有冒险性的海运所需的资源顺利流通，也才能担得起蕴涵其中的风险。"1599年9月24日，伦敦大商人举行集会，决定集资3万镑，成立一个对东印度进行贸易的公司，并向女王提出申请，希望得到支持。此时，英国正与西班牙进行和平谈判，出于外交的考虑，伊丽莎白未予立即批准。1600年谈判破裂后，枢密院同意建立东印度公司，参加的有215名商人、贵族和市议员。该公司全称为“伦敦商人对东印度贸易的总裁和公司”（The Governor and pany of Merts of Landon Trading into the East Indies），并选出一名总裁和24名董事。根据女王的授权，这家主要由伦敦富商投资组建的公司，获得从麦哲伦海峡到好望角之间进行贸易的垄断权，为期15年；其他英国商人未经批准，不得经营该地区贸易，违者严惩。公司成立之初，其基本活动是与东方进行商业贸易，特别是经营香料贸易。由于“香料群岛是英国商人走出欧洲之外后的基本活动目标”，盛产香料的苏门答腊（Sumatra）、爪哇（Java）及马鲁古群岛就成为公司最初的目的地。公司成立后，立即准备向东印度地区派出船队，为此东印度公司募集资本6.8万镑，其中的4.1万英镑购置四条船，还准备了6860英镑货物和用于购买回程货物的硬币21742英镑。1602年2月，詹姆斯·兰开斯特（James Lancaster）率领东印度公司船队离开英国，到达苏门答腊的亚齐（A），而后驶抵爪哇的万丹（Bantam），并在此设立商馆，该商馆以后成为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商业贸易总部。1603年9月，兰开斯特带着一百万磅的胡椒和香料回到英国，给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因此，英国人乐观地认为东印度贸易大有可为。从1601年到1617年期间，公司共组织13次航行，运回了大量的香料等贵重物品，经营所得纯利润共达1028281镑。与此同时，英国东印度公司还在印度、日本的长崎（Nagasaki）、平户（Hirado）等地建立商馆，并与中国进行直接海外贸易，或派船只在海面拦截商船，抢掠中国货物。
16世纪末，英国人对非洲的渗入也主要在贸易方面。非洲曾经是一块硕大无比的“贫瘠之地”，但自从欧洲人在这里发现黄金、钻石、黑奴等有利可图的东西后，它一下子就成为欧洲列强竞相角逐的舞台。尽管与葡萄牙相比，英国对非洲的涉足时间较晚，成果有限，但英商的探险和殖民活动却从未停止。早在16世纪上半期，布里斯托尔商人就派出船只把英国主要的出口商品呢绒装运到加那利群岛（ary Isnds）的圣克鲁兹（Santa Cruz）；在此前后，英国探险家和商人又不断出现在西非几内亚湾（Gulf of Guinea）地区。伊丽莎白上台之后，英国在非洲的活动更加频繁，范围也更加扩大了，许多英国商人涌入摩洛哥（Morocco）从事商业活动，销售了大量的呢绒。女王公开支持在非洲的扩张活动，她鼓励商人到几内亚湾地区进行贸易。1585年7月5日，她颁发特许状，授予莱斯特伯爵和其他伦敦商人在马格里布（Maghrebi）地区享有12年的独立贸易权。这是女王批准的英国在非洲的第一个商业贸易公司。1588年5月，她还向伦敦及德文郡的一些商人颁发特许状，授予他们在塞内加尔河（Senegal）和冈比亚河（Gambia）之间的沿海地区进行垄断贸易，为期十年。1592年，女王又把去塞拉利昂（Sierra Leone）进行贸易的特许权赐予萨默塞特郡汤顿镇的商人。政府的支持激发了英国商人对非洲、特别是西非地区进行商业扩张的兴趣，并为日后英国在非洲的殖民活动指明了方向。
总的来说，伊丽莎白时期英国在亚非地区的活动仍限于商业扩张。由于没有政府的直接参与，在与其他欧洲国家的竞争中，英国处于下风。因此，商人的活动仅限于在沿海地区建立商馆，其活动质量也不高，并未给更多的英国人带来更深刻的实际影响。但是，英国在这些地区活动本身就已经为英国后来的进一步扩张打下了基础；同时，他们也在考虑改变殖民方式和活动区域，以寻求新的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