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16-17世纪而言，人们普遍认为都铎时期是传统社会的黄金时代，而彼得·拉斯勒特（Peter Laslett）则把17世纪称为“传统社会正在逝去的时代”。其实，16-17世纪的英国既是农业社会的巅峰，也是工业文明孕育的开启。16世纪，都铎王朝国力鼎盛、群星璀璨，同时却伴随着贫苦流民的声声哀号与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都铎君主为应对贫困而不断出台济贫法，有识之士为应对人口爆炸而鼓吹进行农业改革。17世纪，当1603年詹姆士一世风尘仆仆地赶到伦敦即位时，人们曾祈祷他能像伊丽莎白女王一样和平奋进、民族至上。尽管都铎君主辜负了国人对他们的期待，把英国变成一个动荡的国家；但英国的17世纪辉煌并不亚于16世纪，已经进入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它的乡村是一派农业改良的气象，社会流动生生不息，社会呈现高度的分层，城市和手工业正在发展，风俗改革与大众文化蓬勃变化。
伦敦是英国民族国家的中心。6-7世纪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时期，伦敦只有1万——1.2万人口。9世纪它惨遭维京人（Vikings）的劫掠。11世纪，伦敦作为正在统一的英格兰的最大城市、最重要的商贸中心和政治中心，得到再度发展的机会，尽管此时它面临着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首都、威塞克斯王国的中心城市温切斯特的竞争。“忏悔者”爱德华（Edward the fessor,1002-1066）重建威斯敏斯特修道院（Westminster Abbey）和特别行政区，使之成为离伦敦老城十分靠近的王室居住地。1066年圣诞节，威廉一世（Wiliam the queror,c.1028-1087）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加冕，此后他用石材建立了伦敦塔，这是英格兰第一座诺曼底城堡。1097年，威廉二世（William II of Engnd,c.1056-1100）开始兴建威斯敏斯特大厅，使之成为新王宫。12世纪时，英格兰国王把国库从温切斯特搬到威斯敏斯特，一直在王国各地游走的王堂（Curia Regis,King''s Court），也开始以威斯敏斯特为据点，形成了稳定的政府机构雏形。随着威斯敏斯特作为政治中心的发展，伦敦作为英格兰独一无二的首都地位，最终得以确立。从1100年到1300年，伦敦人口从1.8万人发展到10万人，但在14世纪中叶横扫欧洲的黑死病的侵袭下，这里的人口减少近三分之一，并在1381年又受到沃特·泰勒（Wat Tyler）起义的冲击。
伦敦的发展，与英格兰羊毛业和纺织工业的兴起密不可分。都铎王朝早期，走私船从伦敦出发，把英国纯色羊毛布运往低地国家（Low tries），然后通过安特卫普（Antwerp），转运到富裕的意大利等地中海沿岸国家和阿尔卑斯山周边的富裕国家。亨利八世时期，伦敦人口是诺威奇的5倍，1600年时则是诺威奇的12-14倍。1565年，尼德兰重新对英国船只开放，促进了伦敦商业活动的大发展，伦敦交易所（Royal Exge）正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此后在重商主义的指导下，随着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Trading pany）等垄断机构的建立、对新世界商业贸易的蓬勃开展，伦敦变成大西洋沿岸和北海的重要港口，其人口规模已从1530年时5万人，发展到1605年时22.5万人。然而从占地面积看，伦敦城直到都铎王朝结束时，其结构仍然紧凑、小巧。
1665-1666年伦敦受到大瘟疫的洗劫，丧失了10万人，占伦敦总人口的五分之一。1666年，从布丁巷（Pudding Lane）燃起的伦敦大火在全城蔓延，烧毁了其中绝大多数木质建筑，重建工作至少花费了十多年。其中，由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M.Wren）设计的圣保罗大教堂（St.Paul''s Cathedral），直到1708年才竣工。尽管如此，伦敦仍然是英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1600-1650年间，英国的人口没有太大增长，但是伦敦人口却增长一倍，总数达到了40万之众。伊丽莎白统治初期，伦敦只是英格兰的时尚和政治中心，但一个世纪后，它已发展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和全球金融的枢纽。毫无疑问，经过16-17世纪的发展，伦敦已是欧洲的第一大都市，而同一时期英格兰的其他城市的发展却受到阻碍。
费希尔（Frederick Jack Fisher）教授指出，17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对外贸易，从出口导向转变为进口导向，主要是再度出口方面的商业贸易。在这种对外贸易的模式中，英国转口贸易的对象即欧洲国家起了消费导向的作用，而伦敦就是这种转口贸易的中转站。当时，沿着泰晤士河谷，以及在其他地区，出现了与伦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市场，如纽卡斯尔向伦敦提供燃料，谢菲尔德（Sheffield）的刀片是伦敦刃具业的基础，遥远的兰开郡也为伦敦钟表业的发展提供了一部分条件。同时，由于伦敦附近食品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上扬，以及伦敦附近的燃料和材料耗尽，原来分布在伦敦附近的对劳动力附加值和原材料要求较高的冶铁等工业，开始向英格兰北部和西部转移。这样伦敦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受到地区发展专业化的推动，反过来也推动英国民族国家经济的一体化。另一方面，在整个17世纪，不断膨胀的伦敦既是英国财富的中心，也是拥挤不堪、混乱肮脏和充满危险的地方。1603、1625和1636年，这里先后三次发生流行病，并且发生过火药阴谋案、大瘟疫和大火灾这样一些天灾人祸。根据同时代人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的记载，由于大瘟疫的缘故，伦敦城的每个人都在谈论死亡，喧嚣之声犹如海涛；安东尼·伍德（Anthony Wood）记载说，瘟疫和火灾加在一起，使这个城市陷入贫困交加、愤懑起伏、饱受磨难和濒于崩溃的境地。然而，火灾后很快就进行了重建，在大火烧毁的86座教堂中，有51座是由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会员雷恩爵士负责重建的。新建的圣保罗大教堂，以雄伟庄严的气势震慑世人，而现代伦敦城的轮廓，就是在火灾后废墟上形成的。
这一时期，尤其是17世纪，伦敦人生活在喧嚣吵闹、熙熙攘攘的快速发展中。1650年，英国第一家咖啡馆在伦敦开业，它取代英格兰传统的交际场所教堂与酒吧，成为伦敦人社交会晤的新型空间，不久后，其他市镇也相继模仿。1660年，皇家学会在查理二世的祝福下成立，把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ewton）这一类杰出人物吸引到首都，欧洲大陆国家也纷纷仿效。1694年，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nd）在借鉴荷兰人经验的基础上在伦敦成立，它使英国的公共借贷经常化成为可能，并为政府的财政活动提供了稳定的基础。后来亚当·斯密（Adam Smith）写道：英格兰银行不是作为一个普通银行，而是作为国家的大蒸汽机在起作用。
尽管如此，16-17世纪伦敦的大发展却是在牺牲其他城镇的利益并以乡村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那时，“大伦敦、小城镇、广阔的乡村”成为英格兰经济与人文地理的特征。之所以说伦敦是庞然大物，就在于它吞噬了其他大大小小的城镇，尤其是那些港口城市。17世纪初，刚刚登上英格兰王位的詹姆士一世抱怨说，“不久的将来，伦敦就会成为整个英格兰”。事实证明，詹姆士的说法并非言过其实。到17世纪中叶，巴黎拥有35万居民，是法国、也是欧洲大陆最大的城市，鲁昂（Rouen）和里昂（Lyon）是法国的第二、第三大城市，分别有10万和8万人。在欧洲大陆，人口超过25万的城市有5个，超过5万的城镇有100多个，这样的比例相对平衡。而在1640-1660年，伦敦人口超过50万，相比之下，英格兰的第二“大城市”纽卡斯尔、布里斯托尔和诺威奇却只有2.5万人，伦敦的人口比英格兰其他50个城镇的人口总和还要多。16世纪，英国出口贸易的很大部分必须取道于伦敦；17世纪，英国新兴的转口贸易也集中到伦敦，它把殖民地进口的原料如糖和烟草等，经过加工运往欧洲大陆。17世纪初，每20个英格兰人中有一人住在伦敦；17世纪40年代，每10个英格兰人中就有一人居住在伦敦，每6个英格兰人中会有一人部分时间居住在伦敦；而到1690年，在英国最富有的人中，有一百个是最有钱的伦敦人。在海外贸易及随之兴起的早期银行业的发展方面，伦敦对其他城市的发展所产生的钳制作用，在漫长岁月中才渐渐得到缓解。
那么，为什么伦敦在都铎和斯图亚特两朝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呢？这与英国人口在16-17世纪的变化密切相关。“如果说这个时期是英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主要是因为从1500年到伊丽莎白去世英国人口的迅速增长并没有超过资源所能容忍的程度，尤其是没有超过粮食的供给限度，因此没有导致马尔萨斯理论中的人口危机。饥荒和疾病无疑严重破坏和影响了都铎王朝的经济发展，但是并没有像14世纪那样彻底地摧毁都铎王朝的经济基础。更有积极意义的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劳动力和社会需求的增长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过程，促进了城市和贸易的复兴和发展，……使得英国人尤其是伦敦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
前工业社会经济的复兴过程，基本上是人口重新增长的过程。在亨利七世开启都铎王朝之前的一个世纪中，与其他西欧国家尤其是法国相比，英国不但人口稀少、发展缓慢、交通闭塞、社会落后，而且在治愈14世纪黑死病创伤的速度上，较之于法国、德国、瑞典和意大利，也都要缓慢。从黑死病发生到亨利八世在位，英国人口增长基本上停滞不前。1525年之后，其人口增长的曲线走出低谷，从1525年的226万增长到1601年的410万。此间，甚至出现了1525-1541年的“人口爆炸”和1551-1561年小幅回荡。同时，威尔士人口从1500年的21万，上升到1603年的38万；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人口，到1603年也达到150万；而到17世纪中叶，英格兰人口将近530万，又一次达到新的高峰。整个不列颠的人口，从1600年的600万，增长到17世纪中叶的770万。此后，英国的人口增长基本上稳定下来。当然，由于1700年以前英国的人口是通过后来的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推测得来的，并不确定；所以，表1从不同的资料整理出来的人口增长情况，只能供参考。尽管如此，“大伦敦和广阔的乡村”这种现象在社会结构与人口结构上仍然彰显无余。
表1 1300-1665年大不列颠人口统计（单位：万人）
作者整理，资料来源：肯尼思·O.摩根主编：《牛津英国通史》，王觉非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40-241页、第307页；Wikipedia,the free encyclopedia,"Great Pgue of London"(st modified on21March2013at11:21);"London"(st modified on21March2013at19:33).
历史是人类创造的，而人类创造历史的过程，客观上受到山脉、沼泽、荒地、河川、海岸、气候等自然环境的制约，人们正是在特定的物质条件和外部环境中发挥自身的潜力而创造历史的。英国著名诗人威廉·考珀（William Cowper）写道：“上帝创造了乡村，而人类创造了城镇”。不过在农业文明的末期，16-17世纪，绝大多数英格兰人尚未完全脱离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s,1588-1679）所说的“恶劣、野蛮和贫穷”的生活环境。16世纪下半叶，曾经作为王国政治重心和国库重地的温切斯特城，已经有好几个世纪在走下坡路，而宗教改革后一度没落的林肯（Lin）、约克和诺威奇又获得了新的职能：约克是北方事务委员会所在地，诺威奇是新式呢绒业生产中心，林肯作为大主教驻地仍然不可小视。另外，纽卡斯尔、曼彻斯特（Maer）等新兴城市正在发展，前者是煤炭交易港口，后者则是发展最快、人口最多的“外省城市”。尽管如此，除了庞大的伦敦，英国的城市无论是郡县首府还是地方经济中心，其生活方式和城市景观都大同小异：一方面，城市中心人口稠密，“不同社会等级的人毗邻而居，形形色色的社会活动在教堂与市场、住宅与货栈、商店与妓院之间进行着”；另一方面，这里仍然具有浓郁的乡村气息，菜圃果园比比皆是，牛羊猪鸡沿街游荡。都铎王朝时期各种各样的职业、行业、个体经营、家庭手工业已在乡村兴起；除了伦敦市区外，大多数城镇居民还种菜养禽、酿造啤酒。
当时，英国社会主要由数千个小小的农村共同体组成，小城镇和屈指可数的“城市”只是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广袤的乡村社会中。英国社会的人文地理，虽然由村庄、城镇、教区、郡县共同构成，它们作为各级社会单元，都有各自的完备性；但乡村与教区始终是为数最多，也是最为基层的社会组织。村庄与庄园、牧场与农场，不仅是地理学和行政学的单位，而且也是地方社会的基础。在乡村，人们分享着共同的关系，关注着共同的事物，使用着共同的方言，有着共同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法权义务，这些都对地方意识的产生起着作用。地方意识不仅是民众认同的向心力，而且是英国社会中强烈的地方忠诚性的成因。在16-17世纪的英国，地方主义既是一种社会经验，也是一种思维模式。当然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在不同的具体目的下，地方主义的意义又各不相同。同时，各个层次、形形色色的地方社会，终究被包裹在民族国家这个统一体的框架内。这种状况在广袤的乡村也得到充分的体现，正如地方史专家阿兰·艾维里特（A）所指出的那样，即便全国性的精英，即那些在议会有席位的绅士（gentility），也在乡间邻居中择偶婚配。直到1640年，约克郡绅士中只有20户在伦敦有住宅。当然，乡村的地域差异也很大，1640年，肯特郡的绅士家庭有90%来自于本郡中世纪的自由持有农（freeholders），或都铎时代的约曼农；汉普顿郡只有50%的绅士家庭起源于本郡；而白金汉郡和拉特兰郡（Rutl andshire），1522年每10个村庄中只有一个乡居绅士，1680年三分之二的村庄有一个以上的乡居绅士。在盛行敞田制（Open Field System）和以谷物种植为主的村庄，乡居绅士的庄园大院是社会治理的中心，在庄园作用弱小的畜牧地区，存在着大量的约曼农场主，却很难找到乡居绅士。
若以农业经济模式进行观察，16-17世纪的英格兰可以分为下列两种类型：（1）农田区或者纯粹农业种植区，如英格兰东南部，农业生产中已部分出现了向资本主义农场过渡的迹象，其社会共同体主要是以教堂和庄园为中心的村落或者村落群，社会结构由互惠的邻里关系、稳定的传统习俗、自治的乡绅管理紧密地束缚着。（2）畜牧奶肉生产区，主要分布在草原和森林地带，在这类地区，每个教区在地理上覆盖着更大的地域，居民居住在分散的、孤零零的茅舍中，远离绅士和教区牧师的监督，民众在行为和观念上都更为自由，村社也无力阻止外来移民的迁入，农牧产品商品化和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对牧区居民和外来居民都有强烈的吸引力。
15世纪末到17世纪初，英格兰乡村社会的生活景观，基本上是一幅自给自足的画面：农民饲养家畜、拥有宅边地，一方面为自己提供食物，另一方面也把小量剩余产品拿到市镇，去交换自己无法生产但必不可少的物品。牲畜把粪便排泄于自家的耕地或休耕地，使土地肥力自然增长，冬天圈养时则形成畜粪堆肥，春天开犁前把这些自然发酵的农家肥运往田地。在大西洋暖流的影响下，英格兰的天气多是连绵细雨，而无酷暑寒冬，这既有利于谷物的种植，又有利于牧草的生长，更有利于牛、羊、猪、鸡的繁殖。那时，宅边种菜植果、家里养猪喂鸡的现象十分普遍，奶蛋菜蔬自给自足是寻常事，养羊取毛则是赚钱的经济作业。家庭毛纺织业在工业革命前是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投入大、产出少，以至于普通农民一生只穿两三件羊毛衣裤。而且，只有大地主才有财力和人力去喂养大批的羊群和马匹。为了保持土地的肥力，不仅需要在土地上放牧牲口和喂养家禽，把人畜粪便和植物肥料铺洒在土壤上，还需要在同一块土地上轮换种植小麦、燕麦、黑麦、大麦以及其他作物，以便让土壤经常保持适合植物生长的养分。那时，人们对于细菌和水处理一无所知，由于饮水本身不安全，啤酒就成为通常的饮料，男女老少都大量饮用啤酒。种植大麦主要为了酿造啤酒，有时用来制作粥类食品；燕麦、黑麦和小麦主要用于制作面包和其他食品，有时也用其颗粒制作浓汤，而这种由时令蔬菜、大量麦粒和些许肉末烹制的浓汤却是穷人的主食。
在农场和村庄，居民大都有自家园地以种植蔬菜，农民大都用自己种植的饲料或制作奶酪剩下的奶渣、碎屑等养猪，到秋天用橡树果实催肥，然后宰杀。农户也喂养鸡鸭，为自己提供禽蛋、禽肉。夏天家禽在广阔天地自觅食物，冬季则需要人工喂食。饲养奶牛能提供牛奶与牛肉、畜皮与畜力，养羊则主要为获取羊皮、羊肉、羊奶及羊毛。在英国，饲养家畜家禽的主要困难在于冬季缺乏足够的饲料，在中世纪晚期，寒冬是压力重重、危机四伏的季节，地里寸草不生，屋里则储粮不多，一家人和各种家养动物不得不靠少量的粮草来维持生命。初冬，人们要把家畜、家禽宰杀或出售，以应付冬季粮食和饲料的短缺。为了熬过漫长的冬日，人们要腌制肉类、储存干菜，用畜皮制造各种御寒衣物。整个冬季人们都依靠谷类、薯类、腌肉和咸鱼为生，以及少得可怜的蔬菜，如洋葱和卷心菜，鲜奶和奶酪则十分稀少。冬季享用新鲜蔬菜是一种奢侈，奶和肉的产量与其他季节无法相比。早春时节，人们仍然要依靠单调乏味、十分有限的食品来度日；如果遇到天灾人祸、收成减产，冬天就更加难挨了。为了尽可能填饱肚子，农民很少有足够的种子储备以满足来年春天种植的需要。
尽管如此，乡村生活中的等级差异仍然十分明显：绅士用小麦制作面包，穷苦的邻居则食用黑麦或大麦制成的面包，饥荒岁月甚至用燕麦或豆类制作面包。在穿着方面，上等人穿戴呢绒、优质亚麻，而下等人则穿戴粗革便帽和褴褛衣衫、鞋袜。对于乡绅而言，他们“人人都是自己的建筑师”，大兴土木、自建豪宅、造园设景；对普通劳动者而言，他们居住在以木材与泥土营造的陋室蔽屋内。悠然自得的贵族与乡绅们少食多餐，进餐时间要早于忙忙碌碌的商人；农人到正午时分才得空正正经经地进餐，晚上七八点因劳累和饥饿而狼吞虎咽。当然，更穷的人也许谈不上何时进餐，他们大多数时间饥肠辘辘，有餐可进时也是忙中偷闲草草了事。不过，这样的景观也在变化，到亨利七世时期，英国经济进入农业和手工业并行发展的时代，农民兼作手工业已较为普遍，在沃尔特郡（Wiltshire）和萨福克郡（Suffolk）的高地，他们纺织羊毛，在康沃尔郡和德文郡（Devonshire）则开采锡矿，在英格兰北部，他们掘地挖煤，在米德兰（Midnd）西部则制造铁钉。当然，在农村手工业中，最主要、最普遍的还是家庭羊毛纺织业的兴起。
17世纪30年代，英国农业改革的效果开始表现出来。此后，实际工资的上升、国内交通的改善、海外市场的扩大等因素，都增加了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带来了工业就业人数的增长。然而，这些进步是以大量穷人的出现为代价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Enclosure）便是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何为“圈地”？它意味着教区居民对土地的公共权利的消失，以及以“敞田”为特征的分散的土地持有方式的废除。圈地者将原本分散在许多地块上的小块持有地集中在一起，连成大块，再用树篱、栅栏、石块、土埂等圈围起来，这就为大土地所有者排他性地使用土地创造条件。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时，带来了日耳曼人古老的土地公共使用权，直到18世纪，这种制度仍然在英国有所遗存。总体而言，公共权利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庄稼收割后所有土地可以用作牧场，一切教区居民都可以在其上放牧；二是森林、草地等对教区居民开放，他们可以采摘野果、斫取柴火，以及饲养猪羊等等；其三，居民可以利用村庄周边的沙石地、沼泽、泥潭、荒山和陡坡，进行放牧、采集、掘炭、采石等活动。在“圈地”过程中，这些公共权利全都消失了，受伤害的主要是贫苦的小农。
圈地运动有两部法律规定作为基础，揭开了圈地运动的序幕：其一，1235年的《默顿条例》（Statute of Merton）宣布：“鼓励庄园领主在荒地上为佃户留下足够牧场的前提下，对剩余的荒地进行围圈，但领主必须证明佃户们有足量的牧场可兹利用”。其二，1285年的《威斯敏斯特条例》（Statute of Westminster）规定：“在没有颁布特别的公共放牧权的前提下，鼓励那些庄园荒地被邻近庄园用作牧场的领主们进行圈占，以对抗邻近庄园的侵入”。此后，在整个中世纪晚期，零星的圈地时有发生，庄园主、大地主和小地主们把相邻的条地围圈起来，使之与公地分离，而大规模的圈地活动则是王室和贵族为了建立鹿苑而兴起的。到都铎时期，圈地运动迅速展开，多数是由领主或大地主单方面进行，无须事前协议。在很多地区，圈地的主要目的是将农用土地转变为牧用土地，用于发展养羊业，由此而出现了所谓“羊吃人”的现象。此时的圈地，往往伴随着普通农民公地使用权的丧失，以及一个个村庄的完全毁灭。都铎时期圈地运动迅猛发展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14世纪中叶黑死病横扫欧洲，使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人口锐减，有些庄园的土地因缺乏租地农和农工而不得不长年抛荒。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农用劳动力的严重短缺以及农业劳动力价格（工资）的大幅度上涨，圈占农用土地改之为牧场可以盈利更多。第二，15世纪末16世纪初，由于新航线的开通和新大陆的发现，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刺激了羊毛出口业和毛织业的发展，致使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圈地养羊便成为获利丰厚的行当。第三，在都铎朝和斯图亚特朝早期，英国仍存在大量森林、草地、沼泽和荒地等公共土地，没有明确的主人，一些贵族地主希望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将其变为私有土地，故而使圈地行径随即发生。第四，贵族地主同时看到，把土地租给新兴的农业资本家（即农场主）比租给个体小农更有利可图，所以，圈地成为增加财富的重要途径。
圈地运动的起落与羊毛价格的涨跌有密切关联，因为羊毛开始成为最有利可图的商品。羊毛价格的上涨引起16世纪初一二十年代牧羊业的大发展，也带来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第一次圈地运动的高潮。1520年有一首民谣唱道，“如今大人物青云直上，竟在教堂里筑起了羊栏”。那时候，“在所有的家畜中，只有养羊获利最为丰厚”——1579年费策贝特在《家政书》中曾这样说道。尽管罗马天主教会公开指责，且反圈地的政府法令也屡屡颁布，但圈地运动却屡禁不止，到16世纪50年代又出现一次高潮，可以听到民众这样的控诉：“他们夺走我们头顶上的房屋，强买我们手里的地产，提高租金，滥征高额罚金，圈占我们的公地。任何习俗、任何法律、任何规章都不能抑制他们对我们的欺压。”由于公共权利丧失殆尽，贵族地主贪婪之心已经超越了改良土地的愿望。
就都铎和斯图亚特两朝而言，圈地运动开始于工商业发达的英格兰东南部，贵族地主最初圈占公有土地，进而圈占小农的租用地和公簿持有农的份地。宗教改革时期，亨利八世把没收的教会领地赐给亲信宠臣，卖给乡绅、土地投机家、市民、商人和工场主，这些人变成新贵族后，也迅速加入了圈占农民土地的行列。根据1630年和1631年的调查报告，莱斯特郡在两年内有10万英亩土地被圈占，约占该郡土地总数的2%,其中大部分变成了牧场。乡绅是主要的圈占土地者，1485-1550年，他们在莱斯特郡圈占的土地占该郡圈地总面积的60%。在这种形势下，大批农民被迫出卖土地，或远走他乡，或到处流浪，失地农民陷入极端悲惨的境地。莫尔爵士认为，该时代英格兰的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偷盗倍出，与圈地运动密切相关。在《乌托邦》中，他以自己与红衣主教对话的形式，描述了“羊吃人”的残酷现实：羊群“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全国各处，凡出产最精致贵重的羊毛的，无不有贵族豪绅，以及天知道什么圣人之流的一些主教，觉得祖传地产上惯例的岁租年金不能满足他们了。……因此，佃农从地上被撵走，为的是一种确是为害本国的贪食无厌者，可以用一条栏栅把成千上万亩地圈上。有些佃农则是在欺诈和暴力手段之下被剥夺了自己的所有，或是受尽冤屈损害而不得不卖掉本人的一切。”亨利八世颁布过反圈地法令，但只是徒有形式而已，因为实际上相关的法规并没有得到执行。
随圈地运动而来的，不仅是对农业劳动力的损害，还伤及诸如磨坊主之类的以初级农产品加工为生的人群。17世纪初，英格兰的著名旅行家法因斯·莫里森（Fynes Moryson）在他1617出版的《旅行日记》（An Itinerary）中指出：
英国盛产玉米、小麦和其他可以运输的谷物，当一夸脱谷物以20先令或不足20先令的价格出售时，这些粮食不仅提供给普通英国人，也提供给在爱尔兰作战的英格兰人。人们还将大量谷物出口国外。然而，上帝怜悯吧！近十年来英格兰粮食短缺，使之不得不进口国外玉米。……必须承认，大量玉米日复一日地减少，是因为自私自利的人们发现放牧羊群、喂养牛群比需要众多人手的耕田犁地、种植粮食更有商品价值，对于将谷物田地转变为围圈的牧场并没有法律进行约束，特别是因为那些大人物正是带头破坏法规的人。
圈地运动的结果之一，是使大批丧失土地和家园的农民，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这虽然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让圈占的公地变成为从事养殖业的牧场，以及接踵而来的村民被驱离家园、失去生计，就造成了都铎时期最突出的社会问题。1489和1516年，都铎政府曾两度颁布反圈地法令，客观地反映了王室对待圈地的态度，其目的在于阻止结构性的农田荒芜，以及随之而来的王室税收减少、军队征召困难、下层人民反叛等问题。16世纪，没有稳定收入的人会成为贫民，而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变成流民——这两者与犯罪都只有一步之遥。因此，都铎政府十分紧张，尤其是早期都铎君主，他们眼看着土地被圈占和村庄被灭绝的结果是流民和盗贼大量增加，从亨利七世朝起，议会就出台相关法案，如1489年的《禁止圈占农田和拆毁村庄的法令》，下令停止圈地，但圈地现象仍然不可遏制。1485-1500年，在北安普顿、沃里克、牛津、白金汉和伯克（Berkshire）等郡，共圈占了1.6万英亩土地，其中1.3万英亩被用作牧场。在1489年后的150年间，涉及反圈地运动，英国至少出台了11个议会法案和8份委员会调查报告。最初，王室政府并不把圈地本身算作犯罪，但它一旦伴随着毁坏房屋，圈地的收益就应该有一半要上缴王室，直到被毁坏的房屋得到重建。1536年通过的《反圈地法令》规定，所有持有20英亩以上土地并在过去三年内从事农耕的人，必须保留耕地；如果领主对变耕地为牧场的人不进行起诉，则允许将圈地所得收益的一半上缴王室，直至实行退牧还耕时为止。这类法案对阻止圈地运动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在1517年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通过调查而决定哪些圈地行为属于犯罪，并有权确保圈地所得收益的一半为王室所有。
亨利八世时期，随着人口的增长，通货膨胀又成为圈地运动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由于亨利七世的勤勉和节俭，1509年亨利八世继位时，都铎王室财政状况运转良好。但是，亨利八世花费巨资对苏格兰和法国进行战争，很快使王室的开支翻了一番。为了敛财，他还在1544年将新币的含银量减少50%,同时又从美洲弄来大量的贵金属，增加英格兰的货币供应量，导致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严重地威胁到贵族地主对财富的实际占有。他们感到只有借助于圈地，才能有效地抵销财富的流失。直到爱德华六世时期，萨默塞特公爵才认识到圈地运动与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意识到货币贬值是通货膨胀之因，因而也是圈地运动之因；直到伊丽莎白时期，财务大臣威廉·塞西尔才对货币贬值采取行动，以图扼制圈地运动的发展，但为时已晚。在英格兰的苍茫大地上，正酝酿着反圈地的农民运动，似箭在弦上。
16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英格兰土地租金上扬很快，该时代的诗人罗伯特·克劳利（Robert Crowley）在其创作中发出了关于“苛刻地租”的抱怨。当时，自发拆除圈地围栏的做法很普遍，愤怒的佃农不能容忍地主开辟新的牧场，感到无法无天的圈地运动正在毁坏他们的耕地。人们十分怀念往昔的公地制度，散布在全国的暴力活动就表达了这种意愿。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区域性骚乱屡屡发生，间或发生大规模的起义。1536-1537年间，以林肯郡叛乱为开端的求恩巡礼运动，一时间使英格兰北部的贵族、乡绅、自耕农、自由小农和呢绒商联合在一起，而且很快使约克郡发展成这一活动的中心。1549年，同时存在着两股互不相属的起义大军，其中一股位于英格兰西部，他们是德文与康沃尔的起义民众，叫做“祈祷书叛乱”（Prayer Book Rebellion）另一股则是东盎格利亚的罗伯特·凯特（Robert Kett）领导的起义大军，他们敦请政府赈济“贫困的平民百姓”。五年以后，当官方宣布玛丽女王与菲利普二世的婚姻时，托马斯·怀亚特爵士（Sir Thomas Wyatt,the Younger）举起义旗，率领义军从肯特出发，在金斯敦（Kingston）渡过泰晤士河之后，抵达伦敦城。"1596年，在伦敦城学徒工匠起而反对市政当局的同时，牛津郡又爆发了反对圈地的乡村暴动。”在这种周期性起义中，起义者强调英国人民尤其是自由约曼农的传统权利，而这种对权利的强调是现代人权观念的先声。
在16和17世纪初反圈地暴力行动中，规模最大的是发生在诺福克郡“凯特起义”（Kett''s Rebellion).1549年6月8日，温德汉姆镇（Wyndham）的一群公簿持有农和租地农，挺身拆毁富裕地主约翰·弗劳尔杜爵士（Sir John Flowerdew）建造的篱笆围墙。这个由律师转变为乡绅的圈地者在当地十分不得人心，他与罗伯特·凯特一向不和而凯特是当地一个很有影响的富裕农场主，弗劳尔杜向骚乱者许诺给每人支付40便士，让他们去反对已经57岁的凯特。凯特听完了人们对圈地的抱怨后，不仅同意拆毁他自己的圈地藩篱，还支持那些造反者。与罗伯特·凯特一起参加起义的还有其长兄威廉·凯特（Wiliam Kett），起义军在凯特兄弟的领导下，从乡村公簿持有农和租地农中征召兵源，最多时达到1.6万人。他们在诺威奇城东北部的穆斯霍尔德荒野（Mousehold Heath）安营扎寨，并由凯特和其他百户区代表一起签署了呈交爱德华国王的《陈情书》（29条），内容大致如下：第一，不允许地主过多占用公地来放牧他们的牛羊，或圈占公地作为己用；第二，对于圈围土地用于农耕，起义军抱怨不大，但是如果圈围土地用于建设牧场或放牧羊群，并因此减少了普通农民放牧的机会，却是不能容忍的；第三，降低地租，并把侵占田地和毁坏房屋的罚款保持在1485年的水平；第四，降低教士的俸禄，以现金而不是实物支付什一税，每个教区必须有一个定居的牧师为大家服务，让大众参与至今仍然只有乡绅才能参与的地方政府的管理。在失业居民的支持下，6月21日，起义军攻占了英格兰第二大城市诺威奇。8月1日，他们打败了由北安普顿侯爵威廉·帕尔（William Parr）率领的1500名政府军。8月27日，在杜辛代尔战役（Battle of Dussindale）中，起义军被约翰·达德利率领的1.4万人政府军击败。在这次战斗中，达德利仅损失250人，而被杀害的起义战士约有3000人。凯特兄弟被俘并囚入伦敦塔，后于12月7日以叛逆罪遭处死。四百年后，即1949年凯特兄弟起义纪念日，诺威奇人修复了城堡，以纪念这两位为普通大众的自由、公平、生存而斗争的领袖。
1607年5月，在英格兰中部的北安普顿郡哈兹尔比奇（Haselbech）又发生“米德兰起义”（Mid），同样是由圈占公地而引起，并迅速席卷沃里克郡和莱斯特郡。起义领导者是德斯巴勒的补锅匠约翰·雷诺兹（John Reynolds of Desbh），他说自己得到国王与天主的授权，要用自己的布袋——其实是补锅匠的工具包，来摧毁圈地运动，由此，时人称之为“布袋头”（Captain Pouch）。起义得到周边民众的响应，沃里克郡的希尔默顿（Hillmorton）有3000人参加，莱斯特郡的科茨巴赫（Cotesbach）有5000人加入抗议者队伍。如此一来，莱斯特市政当局不得不实行宵禁，以防止市民出城响应，同时还竖起绞刑架，准备杀鸡儆猴。米德兰起义达到高峰时，演变成所谓的“牛顿起义”（on Rebellion）。1607年6月初，当詹姆士一世颁布镇压米德兰起义的公告，并命令北安普顿郡守平定起义时，上千人聚集在凯特林（Kettering）附近的牛顿，连妇女儿童都出动了，人们拆毁树篱，填埋沟豁，抗议特雷瑟姆（Tresham）家族在牛顿城及其附近的拉什顿（Rushton）地区肆意圈占公地。郡守爱德华·蒙塔古（Edward Montagu）几年前曾在议会反对圈地，现在却站在特雷瑟姆一边。当地武装和民兵拒绝镇压起义军，贵族只好使用家丁，经过一番酣战，起义者最终失败，其首领要么处绞刑、要么遭监禁，但特雷瑟姆家族也元气大伤，很快陨落。
上述两次规模较大的反圈地起义，主要是反对上层阶级对公共土地的圈占，试图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对公地的使用权；另一些原因包括通货膨胀、失业、地租上涨、工资下降等，这些因素都加重了民众生活的艰辛程度。当然，每一次起义都会有一些地方因素。例如，凯特起义除了受到附近的阿特尔伯勒（Attlebh）前些时候发生的拆毁圈地栅栏的骚乱影响之外，也与温德汉姆镇每年6月6日举办的纪念圣托马斯·贝克特（St.Thomas Becket）的节庆活动有关。1538年亨利八世下令把贝克特从教会历法中除名。1549年6月6日，小镇居民在举行纪念活动后，拆毁了约翰·弗劳尔杜爵士的树篱和栅栏。他们反对弗劳尔杜，不仅因为他疯狂圈地，还因为他在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时，一度充当政府监察，拆毁了温德汉姆修道院，非常不得人心。
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圈地运动一度有所收敛。都铎与斯图亚特早期，王室政府出于对兵源、财政和社会治安诸因素的考虑，基本上采取了反圈地政策。1515年，亨利八世限令在一年之内对已圈占并改建为牧场的土地实行退牧还耕，使农耕土地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这类法令的实际效果有限，1601年的颁布《伊丽莎白济贫法》（The Elizabethan Poor Law）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它规定在各教区开征济贫税，并对在本教区居住一定年限、曾从事体力劳动的失业者提供救济，其目的之一是把失地的农民束缚在教区内，不让他们四处流荡。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城市人口日益增多，工场手工业发展很快，市场对谷物、肉类的需求大大增加，一度陷入低谷的圈地运动又重新抬头。1593年，英格兰议会废除反圈地法令，直接引起圈地狂潮，数年之间有大量耕地被改为牧场，当然在1597年因连续四年的农业歉收，议会又被迫恢复了反圈地法令。1601年都铎时期的最后一次议会中，议员们却倾向于彻底废除反圈地法令。此后，圈地运动逐渐得到王室的支持和议会的认可。1640年革命爆发后，议会不再通过反对圈地的法令。光荣革命以后，政府改变政策，公开支持圈地运动。随着廉价的美洲小麦进入英国，英国人开始认为英格兰凉爽潮湿的气候条件更适合种植牧草，本土粮食生产的重要性日益降低。这时，贵族地主改变经营方式，纷纷用积土、石堆等方式筑起矮墙，将自己的地产加以圈围。到18世纪初，尽管英格兰仍有五分之三的耕地未被圈围，但旧有的共耕制农村公社已被彻底摧毁。
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的工场手工业得到发展，城镇人口急剧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更加迫切，贵族地主为生产肉类和粮食以满足市场需要和谋取利润，扩大了对农牧业的投资，并设法改善土地肥力，同时也加速围田圈地，以便进行大规模的农业改革。这时，政府通过各种议会立法，使圈地运动合法化。贵族地主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机器，强迫农民服从一个一个圈地法案。尽管那些地方性的圈地申请都得到相关土地持有者的认同，但其实只是当地大土地所有者的意志的体现，小农民因无力负担圈地的费用，或因失去公地使用权而难于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土地。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技术革新也在客观上促成了圈地运动的发展，具体来说，新农业器械的出现、新耕作方法的推广，都要求农用土地连成大片，中世纪一直存在的敞田制成了制约农业发展的障碍，于是到1801年圈地运动终于彻底合法化了。
从客观上说，圈地运动为18世纪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创造了条件，它提高了农牧业生产的产量，同时又为获得充足的劳动力和工业原料提供了机会。被剥夺土地的农民不得不投入工商业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英国人的就业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圈地运动最早从工商业相对发达的英格兰东南部开始，也在这片区域达到顶峰。乡绅是圈地运动的主力军。以莱斯特郡为例，1485至1550年间，乡绅圈占的土地占圈地总面积的60%;1630和1631年的调查报告表明，莱斯特郡有10万英亩土地被圈围，占该郡土地的2%,其中大部分变成了牧场，主要的圈占者是乡绅。但圈地运动又不是一下子就触及整个英格兰，而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地一地、一庄一庄出现的。肯特郡很早就不再有敞田制，苏塞克斯郡（Sussex）和萨福克郡则早已遍布养牛场和养猪场，这些地方都不需要圈地运动。托马斯·莫尔所说的“羊吃人”，主要发生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即从莱斯特郡到沃里克郡南部，然后穿过北安普顿和牛津，到达伯克郡这一地带。其中最典型的是莱斯特郡，它是历史上实行敞田制的中心，其土地有95%是农耕地，在该郡被圈围的土地中，48%发生在1485年之前，43%发生在1485-1530年之间，9%发生在1530年之后。可见，1510年前后是该郡圈地的高峰期。在整个圈地过程中，仅有十分之一的农耕地被转用为牧场；370个村庄中，有140个受到圈地的影响，其中有40个村庄的良田全部荒芜，牧草茵茵而生。尽管圈地为农业发展创造条件，但它伴随着失地农民的累累白骨与声声哀鸣。经济转型使一些村庄湮没、社区解体，使一些农民流落他乡、无家可归，所以，圈地运动构成了16-17世纪英国流民问题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