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终于能够来关注一下那支久闻其名不见其影的西摩尔大军了，希望大家不要忘了他出发的日子：1900年6月10日。这一天，在接到窦那尔的电报后，西摩尔立即率领大约2066名八国联军士兵，在天津火车站强行征用五辆火车作为运兵专列，向北京进发。
前四辆运兵，最后一辆是后勤保障车，考虑到当天就能到北京，所以保障车上装的给养比较少，另外的物资是修复铁路的器材，车上还有雇用来的清国苦力。因为西摩尔早听说了，津芦铁路线上可能会有拳民出没，破坏铁路。
火车沿着铁路线向前，很快到达了第一站——杨村。西摩尔军在这里碰到了正在保护津芦铁路的聂士成军。这也是八国联军与朝廷正规军的第一次照面！
对于突然到来的西摩尔军，聂士成的第一反应是——阻截。而裕禄大人的电报不失时机地到了：不要“启衅”。前面我们知道，此时慈禧对是否与洋人开战的决定还迟迟未下，裕禄同志很怕承担这个“启衅”
的责任，于是电报追到杨村了。
聂士成虽然心有不满，但他从来就是一位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纯粹的军人，对于裕禄的指示，他执行了。于是，裕禄的电报化解了两军可能的擦枪走火，西摩尔军运兵专列顺利通过聂军杨村防区，继续往前。
火车不久顺利抵达落垡（fá）车站，这是津芦线上的中途站，去往北京的行程已经接近一半了，照这个速度，当晚抵达北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西摩尔手下的军官们已经开始讨论使馆区的欢迎晚宴，舞会上会有多少姑娘。
而正是从落垡车站开始，噩梦即将到来。
前方开始断断续续出现铁轨被扒的现象，列车不得不时常停下来，而车一停，旁边的“铁道游击队”便一拥而上，用手中的石块、长矛、大刀、鸟铳等勇敢地攻击火车！
他们是京津间的义和拳，之前破坏津芦铁路原本是为了阻止聂士成军向北京“进剿”，同时也对铁路这种洋玩意儿充满仇恨，而当他们发现西摩尔大军到来之后，毫不犹豫地将武器对准了这支洋人的军队。
有些受惊的西摩尔军赶忙架起马克沁重机枪扫射，人群这才退去。而火车再往前开，前面的铁轨又被扒掉了。
看来当晚就进京的计划只能破灭了，在车上的苦力修复铁路时，无事可干的西摩尔军士兵来到了附近村子里。
事实证明这支多国部队的军纪是不怎么好的，他们顺便抢点吃的东西，惊恐的百姓们带着财物四处逃散，更大的混乱发生了，试图反抗的老百姓被打死，村里的妇女纷纷寻找水井——为了躲避强奸，她们只有跳井自杀。
西摩尔军将很快为此付出代价。
第二天（6月11日），落垡车站前的铁轨铺好了，西摩尔留下一部分留守后路，车队继续向前。他的一号指挥车开在最前面，每列车厢里的士兵都做好了随时应对偷袭的准备，机枪手架着机枪对着窗外——然而奇怪的是，前方的铁轨再没有遭到破坏，铁路两侧也再没有出现拳民，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看来经过前一天交战，那些拳民已经被重机枪打怕了啊，西摩尔的心情又愉快起来。火车继续呼呼向前，前面就是廊坊车站，这里离北京只有40公里了，也是进入北京地界前的最后一座车站，军官们又开始讨论起欢迎宴会和舞会姑娘。
而火车快进站时，西摩尔突然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现象：前方铁轨上开始出现稀稀拉拉的人群！先是一个，接着是几个，十几个，几十个，然后是几百个、几千个，最后是上万人！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十几岁的小孩，有沉默的妇女，大部分人的头上都戴着红头巾，手里仍然拿着长矛、大刀、鸟铳等最原始的武器，他们沉默地注视着火车。
原来，分散在津芦线上的义和拳全部聚集到了这里！人群中还有部分前来复仇的普通百姓。
火车上的西摩尔军立即架好机枪，士兵们屏住呼吸，火车缓慢地往前开。然而，人群并没有发动攻击，当火车开过来时，他们便迅速分散，但仍然注视着火车开过。
气氛令人窒息！
西摩尔很快就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并不急于进攻了。
因为前方所有的铁轨都消失了。
在廊坊车站以外，几乎连一米长的铁轨都没剩下，它们全部被掀翻、扭曲，连枕木都被翻了过来！火车只好“当”的一声停下——而这给了人群进攻的信号！
所有人全部站成了一横排，黑压压地冲向火车，而车上机枪手立即开火，冲在前面的拳民一批批地倒下了，然而后面迅速跟上，前仆后继！
几轮冲锋过后，拳民们终于发现一号车是指挥车，洋人最大的官应该就在这个车上，于是冲锋队伍改变策略，他们不再横向分散冲击，而是以纵队集中人群，全部冲向一号车！
冲在前面的人手中多了一个重型武器——大锤。在其他人掩护之下，他们猛冲到车厢边，抡起大锤朝车窗砸去，然而，近距离下车上机枪和步枪的火力也更猛，在密集的子弹中，一个个举着大锤的人倒下了，西摩尔指挥车旁顿时尸体堆积，血流成河！
这个时候，“大师兄”出现了。
他们来到队伍的前面，庄严地烧符、念咒、施法，然后带领身后的拳民再度冲锋！然而，每一个“大师兄”也都被子弹击穿，再也无法站起，很多的人疑惑地摇晃着他们的尸体，不相信“刀枪不入”的他们会死，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很快有人过来，将“大师兄”的尸体抬走，很显然，不能让“刀枪不入”的神话在人们心目中破灭。几次交战后，西摩尔军也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开始抢“大师兄”的尸体，然后把残肢断体故意挂在车窗上！
没有人被吓倒，也没有人动摇进攻的信念，在再也无力发起猛冲的时候，他们就躲在火力射程之外远远地包围着火车，站在远处投掷标枪、扔石块。只要西摩尔军开始修铁路，他们就立即再发起猛冲！
西摩尔就比较痛苦了，铁路修不好，火车就开不动，就要被困在原地。西摩尔从来没有想过放弃火车步行，在这位海军中将看来，火车就是在陆地上的军舰，“舰”在人在，千万是不能弃“舰”而走的。
双方开始了对峙：西摩尔2000多人的正规军被只有简单武器的拳民大军围困在廊坊车站，动弹不得，别想再前进一米！为了阻止西摩尔军发电报，拳民开始拔电报线杆子——6月14日，京津间的电报线全部中断。
从此西摩尔军真正地“困守廊坊”了，而他们真正的危险将降临。夜深人静之时，5名意大利兵岗哨无聊玩起了牌，夜色之下，拳民们摸近，手起刀落，5人顿时成了肉酱。两天后轮到几名英国士兵站岗，他们精神紧张地守卫，此时有两名俄国士兵提着水桶去给机车加水，一名英国岗哨突然失控，大喊：“有拳匪！”车厢里被惊醒的其他士兵一顿乱开火，这两个俄国士兵就这样被打成了蜂窝。
7个人，这就是6月10日发起阻截以来，义和拳首次给西摩尔军造成减员，虽然人数不多，但却减得不明不白。西摩尔军已经风声鹤唳，士气低迷，更重要的是补给车上的补给也快吃完了，而拳民为了防止西摩尔军在附近村庄抢到食物，把周边村庄所有的食物全部运走，甚至把整村的房子烧掉，士兵们就只好饿着肚子了。
6月18日，饿得两眼冒星星的西摩尔终于明白：再这样耗下去是不行的。看来只有弃“舰”，海军中将终于想到一个办法：丢掉火车，沿着1860年英法联军进京的路线——沿京杭大运河水路进京。
这个办法看起来不错，如果走水路，拳民就无法发挥人海战术，也无法进行远距离袭扰！长官你为什么不早点想到啊，士兵们分头去抢船。
从出发之日起，西摩尔军已经被义和拳阻截在廊坊整整8天了！这就是北京一直传言西摩尔军“即来”，但又始终不见身影的原因。在这8天的时间里，廊坊车站自始至终都是义和拳和京津间的普通百姓在战斗，他们以简单的武器抵挡精锐的多国部队。甲午战争之后，西方普遍流传的：只要有一支很小的外国军队手拿洋枪洋炮，就可以在清国土地上长驱直入到北京。现在西摩尔知道，这个传言被粉碎了。
6月13日，慈禧在北京给裕禄和聂士成发布命令，要求对试图进入北京的八国联军“实力禁阻”，调聂士成军回天津扼守。6月14日，聂士成命士兵协助落垡的拳民袭击了西摩尔留在后路的军队，这是朝廷的正规军第一次对八国联军采取行动。除此之外，8天的时间里朝廷的军队始终没有参加阻截西摩尔军的战斗，阻截西摩尔军的主力是拳民，是普通的百姓。虽然他们也有过烧老百姓房子的错误行为，也有过“降神附体”的种种荒唐之举，但他们是一群战士，此时他们还没有被慈禧宣布“合法”，所以我们还只能称呼他们为“拳民”。在朝廷的正规军不见踪影的时候，他们在抵抗着外敌，保卫着家园，也保卫着都城北京。
这就是来到京津间的这部分义和拳民。他们和受端王集团收买、进入北京疯狂打砸抢烧的那部分义和拳民，是完全不同的。义和拳并没有完全被端王集团收买和操控，事实上也不可能完全被收买，因为还有他们这样一群人。他们虽只是普通百姓，却真正有“保家卫国”的精神和壮举，他们用实际行动昭示着：在大清的民间，蕴藏着巨大的、令人恐惧的能量。这种能量就是：它反对内部的压迫和外来的侵略，反对一切不公正，有侵略，必反之，受不公，必反之！因为这是这块土地上最朴实无华的传统，广大普通百姓恪守的最基础的生存要义，千百年来，谁都清楚这种能量一旦释放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因此官府特别害怕他们卷入“国家政治事务”，没有人敢发动这股力量哪怕是去抵抗外敌！然而，他们的“善于忍气吞声”也只会是表面上的，那只意味着他们不屑跟你寸利必争，但会在秋后算总账。
来吧！在西摩尔军改变行军方式后，拳民和百姓们仍然在殊死抵抗！
而朝廷的另外一支正规军也终于到了，他们是从北京马家堡火车站出发的董福祥军。
6月16日，第一次御前会议召开后，慈禧派出的两位“求和”大臣没能出城，于是慈禧再次命令原本在马家堡火车站布防的董福祥军向天津方向搜寻，阻截西摩尔军进京。
董福祥派出了他的部将姚旺率领2000名士兵，沿津芦铁路一路往天津方向搜寻，18日，他们到达了廊坊车站。
姚旺立即命令部队加入义和拳的战斗。
正规军的威力果然是要强悍些的，继上次的7个人后，西摩尔军再一次出现减员：这次战斗中共有6人被打死，48人受伤。而大清方面伤亡400多人，拳民和清军各占一半。
伤亡对比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因为清军和拳民士气高涨，而西摩尔军粮草不继，士气低迷到极点。更要命的是，前方出现了正规军阻截，水路进京的计划也泡汤了，没有人再敢去往北京，唯一的决定就是：撤，撤回天津，并且只能走水路往回撤，因为不仅从廊坊前往北京的铁路被拳民破坏了，从杨村回到天津的铁路线也被破坏了。
这是迫使西摩尔改变进军方向的关键一战——廊坊之战。后来朝廷称它为“廊坊大捷”。很显然，单就伤亡对比来说，它并不是一场实际上的军事胜利，但它迫使西摩尔军不得不后撤，不再冒犯北京，保障了首都的安全，因此称它为“大捷”也并不为过。虽然“廊坊大捷”指的是姚旺的这次战斗，但毫无疑问，它的主要功劳应该归功于已经近乎赤手空拳抵抗了整整8天的拳民和沿线百姓。
6月20日，西摩尔军在杨村火车站集结，然后开始沿京杭大运河向天津方向撤退。残兵败将们挤在几条破船上，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登上破船这个高级待遇的，非负伤人员还是要沿着河岸步行和拉纤。此时的西摩尔只有一个愿望了：我从哪里来的，还能活着回到哪里去——大沽口。
在6月10日西摩尔大军开向北京后，各国就开始增兵，俄国人是最积极的，他们离大清最近，派兵也最方便。6月12日，1700名俄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大沽口上岸，开进天津租界。还没有接到慈禧明确命令的裕禄只好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馆卫队”出发后租界里的军队又猛增到2500人，这2500人也是天津城的威胁。而裕禄没有想到的是，大沽口外的威胁更大。
俄国在向租界派兵的同时，也在向大沽口外派军舰，太平洋舰队副司令勃兰特就坐镇大沽口外的俄军军舰上，他也是西摩尔出发后各国舰长中军衔最高的人。6月14日，电报线中断，各国的军舰与西摩尔军以及北京使馆区同时失去联系，勃兰特就把八国舰长叫到他的旗舰“俄罗斯”号上举行舰长联席会议，勃兰特告诉大家：我们不能再在海上干等了，必须上岸采取军事行动！
要上岸，就有两种方案：一是像之前的西摩尔联军那样，把军舰绕过大沽口炮台，开到塘沽、北塘甚至是北戴河，随便找个地方登陆。大清的海防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守了大沽，忘了塘沽，守了塘沽，忘了南北戴河，反正是可以找准空当上岸的，这样最方便。
而第二种方案就是：先攻占大沽口炮台，就从大沽口上岸。
这种方案当然是“最好”的，原因很简单，大沽口炮台是离北京最近的出海口，如果不先摧毁大沽口炮台，出海口到北京的交通线就无法保证畅通，将来各国再从海上增兵就极为不便。
但是，如果攻占大沽口炮台，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了，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如果向清国的国门大沽口炮台发起攻击，很显然，这是向整个大清开战，意味着八国要跟大清进行国家间战争，就要涉及宣战等问题，而宣战又得有个理由，说西摩尔军和使馆区失去联系？公使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这些理由并不充分，如果担心他们的安全，应该先让天津领事馆派个人去了解一下情况，电报线断了，还有腿的嘛。进攻炮台就是在事实上发动对清国的单边战争，将来在历史上是要受到质疑和唾骂的。
而各国驻天津领事也极力反对攻打大沽口炮台，他们不是军职人员，恰恰是从在大清的外交人员立场来考虑问题：如果八国联军强行进攻大沽口炮台，就难保朝廷不会对北京使馆区和天津领事区动手——“进攻大沽口不亚于给在清国内地的欧洲人签署一张死刑证！”
但在勃兰特等人的坚持下，各国舰长终于最终同意了先进攻炮台——只有美国舰长在最后一刻退出。
美国舰长之前接到了美国总统的指示：如果要发动对清国的国家战争，需要正式宣战，而按照美国宪法，这又需要获得国会的批准，现在国会还没有批，所以，美国军舰恐怕不能和其他国家一起行动。
总统说的这个原因其实只是表面上的说法，事实上美国此时在大清推行独具特色的“门户开放”政策，这是一项外交政策，其实更是一项经济政策，显示了美国人正在成为世界新老大的咄咄气势。总之，此时与清国作战是有损这一政策的，也是有损美国国家利益的。
于是，美军舰长最终做出决定：美国军舰不参战，但可以派一艘军舰去接走大沽口岸上的外国侨民。
一支即将上岸开赴北京的多国部队又成形了。他们是第三批八国联军——准确地说是七国联军。也就是6月15日裕禄给慈禧的奏折里所说的，“闻得各国除已去之兵外，尚有续去之兵！”看来裕禄同志的情报是无比准确的，也使得慈禧第二天就心急火燎地召开御前会议。
在以英国人西摩尔为指挥官的第二批八国联军开赴北京后，俄国对指挥另一支开进北京的八国联军，实在是迫不及待，一切的秘密都将在以后的讲述中揭晓。
军舰上的气象报告显示：6月17日，大沽口潮水将上涨，有利于军舰靠岸！进攻之日确定，接下来就是如何进攻，这既要保障军事上的胜利，也要解决那个无法宣战的难题，而这两个问题都很有难度。
大沽口炮台在白河（海河）入海口的南北两岸修建，南岸炮台群和北岸炮台群总共有177门先进的克虏伯大炮指向河面，炮台是当年李鸿章专门请德国工程师设计修建的，坚固无比（如下图）。
大沽之战示意图（1900年6月17日）
守卫在这里的是罗荣光率领的直隶淮军6营，再加上一个水雷营，共计3000多人。25年前，早年曾在曾国藩军中任职的湘西人罗荣光调任大沽口守将，之后一直驻守大沽口。几个月前，罗荣光已经接到了升职的调令——调任新疆喀什噶尔提督，但罗荣光没有去赴任，他奏请留了下来，留在越来越多的外国军舰云集的大沽口。
我并非不知道只要与洋人交战就是危险，我并非不想携家人去安全的地方，但国门危急，我不能走，手下的弟兄们都不能走。
在发觉大沽口外的军舰有异常现象后，罗荣光开始做应战的准备，他派出士兵在白河入海口布置水雷，如果能形成水雷拦坝，海上的军舰就开不进来。
同时，罗荣光还将大沽口炮台的防务情况和洋人的情况都通报给了附近的北洋舰队，希望他们可以协同作战。
“北洋舰队”竟然又神奇地出现了？没错，在甲午战争之后，朝廷又花重金组建了新的北洋舰队，任命在甲午战争中表现神勇的原“靖远”舰长叶祖珪为新的统帅，而此时，叶祖珪正率领五艘北洋舰队军舰驻泊在水雷营旁的大沽口船坞。
五艘军舰中，有北洋舰队新的旗舰——“海容”号，排水量2950吨。其余四舰是上一年刚从德国购买回来的当时世界上最新的驱逐舰。而除了这五艘军舰，船坞里还有两艘鱼雷炮舰正在修理，它们虽然不能出海，但可以固定发炮——也就是说，一旦七国联军进攻大沽口炮台，北洋舰队可以有七艘军舰协作参战！
坚固无比的炮台再加上一个北洋舰队，七国联军其实绝无胜算。外海上总共有30多艘军舰，但是，这30多艘军舰并不是都能参与进攻的，能够开到白河口的只有10艘，既然能开进来，就说明吃水比较浅，排水量比较小，军舰中排水量最大的才1213吨（不到海容号的一半），最小的才503吨，基本属于渔船级别。而能够用于进攻炮台的只有6艘（另外四艘另有任务），舰炮总和不到80门，不说比北洋舰队，就是比炮台都少了一半。考虑到炮台可以俯射而军舰要仰攻的因素，火力大约只有炮台的1/3。而军舰上所有的参战人员加起来是900多人，兵力也只有炮台守军的1/3。
自古攻坚之战，至少须有3倍兵力，这还是在火力必须对等的情况下，现在火力只有炮台的1/3，兵力也只有炮台的1/3，但七国联军最为顾忌的其实还是北洋舰队。
炮台只是一种防御性工事，军舰开进去之后攻两下，攻不下怎么办？掉头跑啊，退回深海，你的大炮又是搬不动的，能奈我何？而军舰就不同了，它是可以追击的，北洋舰队不仅在排水量、舰炮等方面有优势，而且它们似乎吸取了“定远”等巨舰大而无当的教训，所有的军舰都是排水量适中的驱逐舰。驱逐嘛，顾名思义，就是要追着你的屁股打。
所以七国联军才在有限的10艘军舰中分出4艘去执行任务：2艘到大沽船坞外监视北洋舰队，一旦发现北洋舰队有出动的苗头，就立即发情报让大家掉头跑，而另外2艘中，一艘开往大沽口火车站附近负责警戒天津裕禄方面来的援军，另外一艘就是美舰，去接运岸上的侨民。
抢在罗荣光派出的人在河口布置好水雷拦坝之前，这10艘军舰迅速开进河道内，然后各就各位，寻找有利泊位。
与此同时，外海的军舰开始往塘沽运送1500名陆战队上岸（清国的海防果然是有一搭没一搭）。他们兵分两路：一路500多人开向津沽铁路线（仍然是防备裕禄的援军），另一路900多人安静地埋伏在炮台的后路和侧翼，只等战斗正式打响，就从陆路发起进攻！
俄国人一定参考了日军的意见——这是明显的水陆两路包抄。
军事方面的部署是天衣无缝的，但如何解决那个“无法宣战”的难题？
七国舰长们最终商量出一个结果：发最后通牒。
在七国联军所有的作战准备完成后，6月16日，亥时（晚9点至11点），一名俄国军官带着翻译上炮台“拜访”了罗荣光，他把事先准备好的最后通牒递了过去，通牒上的内容就是裕禄曾经向慈禧报告的：限定罗荣光在6月17日凌晨2点之前自动交出大沽口炮台，否则将“以力占据”。
娘的，只有不到5个小时的时间了，炮台方面用这点时间来进行作战准备肯定是来不及了，这就是七国联军发最后通牒的作用：促使双方急促开战进入实际战争状态，将来还可以拿着这份最后通牒去告诉世人：我们不是不宣而战的，事先通知了守将罗荣光。
按照正常程序，罗荣光需要立即向天津的裕禄汇报，然而此时，潜伏在炮台后方的陆战队已经不失时机地把电报线割断了。罗荣光立即传令：派快马赴天津飞报消息！请求裕禄大人支援！各炮立即准备战斗！
好消息是此时白河口的布雷工作已经完成了。这真是一个重大利好，因为这相当于已经切断了七国联军的退路，七国联军一旦进攻不利，炮台就可以和北洋舰队对他们形成水陆夹击，关门打狗！
得到北洋舰队将协同作战的消息无比重要，罗荣光立刻亲自给叶祖珪写信，务请北洋舰队“协同作战，共御外敌”。北洋舰队跟大沽口炮台并不属于一个系统，罗荣光能够调动北洋舰队的方法只有一个——提前请旨。于是紧急之下，他派人送上了这封亲笔信，他相信六年前的孤胆英雄叶祖珪是不会见炮台危急而不救的。
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过得很快，罗荣光紧张地穿梭于炮台之间，亲自检查备战工作，鼓舞士兵做殊死一搏的准备。其实七国联军发最后通牒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希望不战而获得大沽口炮台。几十年来，太多的清军守将就是被洋人的片言只语给吓倒的，而这次，洋人的计划注定落空了！
我的任务就是守炮台，守住国门，这是我的职责。六年前的甲午战争，日军没有进攻大沽口，我因而没有参战，也许是错失了英勇作战的机会，也许是不幸中的万幸劫难中余生，不管怎么样，现在，就是到了我们与炮台共存亡的时候！
开炮！
6月17日凌晨零时50分，战斗打响。
这是在清国国门打响的第一炮，到底是哪一方提前打响，在历史上一直是个谜案。据罗荣光后来的战报，是洋人先开炮（“洋人因至丑刻未让炮台，竟先开炮攻取”），而联军方面留下的记录几乎都集体指证第一炮来自炮台，似乎不像作假，但第三种说法也很有可能：炮台在紧张备战中，北岸炮台管带封得胜不小心引燃了炮信，“误发一炮”（李希圣：《庚子国变记》）。
如果排除意外事件，应该说洋人提前开炮的嫌疑更大，他们万事俱备，只欠一炮，而罗荣光需要更多的备战时间。其实不论谁先开炮，这场战争都是洋人挑起的！
首炮过后，就是万炮齐鸣！
七国联军先用2艘军舰吸引住北岸炮台群的炮火，剩下4艘军舰朝南岸炮台群围攻，俄军“基略克”号打开了探照灯，想引导其他军舰一齐朝炮台发炮。不过，有句话说得不错：照亮了别人，也照亮了自己。此时的罗荣光正好在南岸，他命令士兵朝着光源点：开炮！他还跑到大炮边，亲自瞄准发出一炮。
“基略克”号就悲剧了，探照灯被打碎，桅楼被打断，开始侧翻。罗荣光立即指挥炮手调整角度，对准“基略克”号倾斜的正面舰体猛轰，如此一来，可怜的“基略克”号又成了筛子，整条军舰的甲板被掀翻，全舰燃起熊熊大火，接着又有一炮击中水线，开始进水，在水深火热中，它逃离了战场，保命要紧。
接下来倒霉的就轮到俄军的“朝鲜人”号，它就是10艘军舰中排水量最大的那艘，吨位大，目标也大，几乎是在“基略克”号受到打击的同时，“朝鲜人”号炮位被摧毁，右舷被炸去半截，鼓风机被炸碎了，整条军舰燃起大火，它也跟在“基略克”号的后面，在水中跳着摇摆舞远去，只差一点沉没。
炮台上177门从德国进口的克虏伯大炮，果然威力无比！
在北岸炮台这边，德国军舰“依尔提斯”号上8名官兵被炸死，17名官兵负伤，更可悲的是舰长当场被炸飞一条腿。德国进口大炮炸德国人，这位舰长一面派人到处找他的断腿，一面大骂：“他娘的克虏伯！”战斗打响不久，七国联军6条军舰已经全部中炮了，就连那艘躲在远处负责接运侨民的美国军舰也被流弹所伤，看来仅仅靠河面上强攻是无法攻下炮台的。
那么，出动埋伏在炮台后路的陆战队包抄！
埋伏着的士兵们端着步枪，趁着夜色和炮声向炮台摸近，然后对着炮台上的那些大炮——开枪。没办法，他们没有手持火箭筒啊。
竟敢拿枪来攻我炮台？给我炸！
一炮出去，万枪沉寂，陆战队的士兵们赶紧丢盔弃甲，抱头鼠窜。刚才怎么来的，现在又怎么回去。
七国联军各分队的指挥官终于绝望了。他们终于意识到：进攻大沽口炮台，绝非易事！
此时已经是凌晨4时左右，也就是说，战斗打了3个多小时，罗荣光战前已经给裕禄发出了军报，奇怪的是裕禄那边的援军仍然不见到来，不过没有关系，照这样的情形下去，七国联军很可能会全军覆没，炮台会取得胜利。罗荣光开始写第二份军事简报，把战斗已经打响以及战况报告给裕禄。
这个晚上的运气，实在不属于大沽口炮台，也不属于整个大清国。在罗荣光派人把第二份军报刚刚送出去不久，河面上，七国联军本来已经没有什么还击之力的军舰，突然又向北岸炮台打了几炮，而这次，打出的炮弹有如导弹一般地落在了一个对于炮台来说十分致命的地点之上——弹药库。
巨大的连环爆炸声同时响起！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北岸炮台几百名守军瞬间被炸成碎末！这其中包括正在发炮的炮手，炮台上血流成河！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
七国联军的军舰趁机将所有的火力对准北岸炮台群猛攻，他们掩护原本已经撤回去的陆战队员再次冲上缺少兵力的北岸炮台，而日军冲在了最前面。
在没有炮手的情况下，北岸炮台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炮弹来不及发出了，他们端起了步枪，步枪不管用了，以手搏斗！管带封得胜倒在了血泊之中，最后一名守军倒在了血泊之中，一名日本士兵降下黄龙旗，升起太阳旗，北岸炮台失守。
这一切都发生在极短的时间里，在南岸炮台的罗荣光根本来不及增援，他知道联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南岸炮台，罗荣光和南岸守军已经做好了死战的准备。
在占领北岸炮台后，七国联军士兵立即将北岸所有炮口掉转——对准南岸发炮！而白河上的军舰分作两组，一组继续朝南岸炮台发炮，吸引住南岸的炮火，而另外一组将北岸的陆战队运送至南岸，又开始进行包抄！
虽然北岸已经失守了，但要想继续攻下南岸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罗荣光就在南岸，大家已经做好了死战的准备，然而，说这一晚的运气不属于炮台是有理由的。
继命中北岸炮台弹药库之后，联军的军舰竟然又命中了南岸炮台的两座弹药库！与北岸炮台相同的一幕又重演了。
6月17日上午7时左右，罗荣光率领幸存的1000多名士兵撤出炮台，撤向大沽口西南的新城，大沽口炮台失陷。而七国联军也遭受了重创，他们所有战舰都中炮严重受损，接近报废，总计阵亡约61人、负伤约234人（《庚子中外战纪》）。
战后，七国联军的许多官兵都纷纷在日记里记下先后命中北岸和南岸弹药库的神奇经历。而据称联军的指挥部是根本不知道弹药库在那里的，所以这确实很神奇，这些普通的官兵都纷纷在日记中写下：“感谢上帝。”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大清出现了“对上帝不敬的拳匪，上帝才在关键时刻护佑了联军”，让他们转危为安。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上帝”的力量让那些炮弹变成导弹，直接朝弹药库飞去了呢？显然，与其相信“上帝”，倒不如相信图纸。
大沽口炮台是李鸿章当年聘请德国工程师设计完成的，但是花大价钱引进的德国工程师，却设计了极不合理的弹药库！使得白河上的军舰可以把炮弹轻易打到弹药库。
其次，炮台设计的图纸工程师们会不会留下一张，回去转交给德国政府，这是不得而知的，至少是有这个可能。最后，洋人的军舰已经在大沽口外集结了一个多月了，他们有没有派人侦察过炮台，我们也不得而知。
不要以为战争就是打了那两炮完事了。从本质上说，打那两炮只是高潮部分，更多的时候，它打的是战前的准备、战时的指挥以及平常的居安思危！
罗荣光已经尽力了，也已经尽责。虽然就军事部署来说，他确实有些迟缓，至少白河口的布雷工作就可以早些完成，那样七国联军的军舰就无法轻而易举地开进来了。但除了朝廷不能“衅自我开”的传统思想，罗荣光在战术上的迟缓正是因为慈禧和朝廷在整个战略上的迟缓。
炮台守军是守备兵，他们固有的思维和最擅长的就是如何“守”炮台，而绝不会丢下炮台主动出击的，但孤立地守炮台其实是很难守住的，国门的防御需要一套完整的体系——需要守备军，也需要野战军。有人守，有人攻。
而可惜的是，徒具“野战军”表面形式的武卫军早被慈禧当作了维护权力安全的政治大军，聂士成的前军本来就是驻守天津海防的，却被慈禧调往北京“进剿”，使得大沽口无援。
一个只为了自己权力安全的人，最终不仅会失去权力，还会失去安全——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那么，事先接到罗荣光求救信的叶祖珪哪里去了？
在罗荣光率领众兵守卫炮台的过程中，叶祖珪命令北洋舰队军舰全部熄火抛锚，不准发炮，负责监视他们的两艘英国军舰趁机迅速俘虏了北洋军舰，除了叶祖珪的旗舰“海容”号，其余4艘驱逐舰分别被英、
俄、法、德抢走，而俄国人后来还进入船坞，把另外两艘正在修理的炮艇给拆了运回去。
刚刚恢复成一点样子的北洋舰队又基本成光杆舰队了，后来朝廷有人干脆提出将另外的五艘军舰全部给卖了，一来可以向洋人表明没有备战的态度，二来反正留着也没什么用，卖了省心。
相信大家还记得，在六年前的大东沟海战中，叶祖珪表现神勇，作为“靖远”号舰长，他在军舰被打残后修舰再战！而仅仅六年之后，叶祖珪不再神勇，却是贪生怕死，竟然置炮台于不顾。其中的原因我们是可以替叶祖珪找出很多的，比如丁汝昌的北洋舰队全军覆灭后，幸存下来的所有舰长都受到了处分，叶祖珪也不例外，直到上一年（1899年）他才成功复出，好不容易当上北洋舰队的统领，他当然要“倍加珍惜”。再比如这支北洋舰队仍然有李鸿章的影子，作为汉党集团的军队，自然是不愿和洋人开战的。但是，我们更加相信，叶祖珪的堕落是在大清全民皆腐中堕落的，他只是“全民腐败”的一个缩影。
带领幸存的士兵撤往安全地后，罗荣光一个人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住所，集合了家中的女眷，让她们站成一排。
罗荣光平静地告诉她们大沽口炮台已经失陷，自己绝不可能再活，在他死后，就再也没有人来保护她们。他不能保证洋人的军队不会拿她们出气，向她们复仇，或者朝廷追究炮台失陷的责任时不会连累她们，请她们做出选择和安排。
女眷们都没有说话，她们平静地望着罗荣光手里的刀。
罗荣光明白了：作为从军丈夫的女眷，跟随丈夫出生入死，夫死妇随！
他拔刀逐个杀掉女眷，然后默默地收回战刀，自刎。
在炮台失陷的那一刻，罗荣光就想殉国了，之所以没有，只是因为要把那些跟随自己多年的兄弟都带出！作为湘西汉子，他的身上不止流淌着热血，还有兄弟情义，其实对于罗荣光来说，他只想兑现战前对大家的誓言：
人在大沽在，地失血祭天！
然而，还有一个情况是罗荣光至死都不明白的：既然裕禄大人事先就已经得到了联军准备进攻炮台的情报，而他也在战前给裕禄发过一个紧急军报，为何在8个小时的战斗中，裕禄的援军始终未见，甚至连一个派过来了解情况的人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