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使馆区内，接到“最后通牒”的十一国公使把这份文件从头到尾翻来覆去看了半天，这才确认这确实是一份“最后通牒”！原来清国也会发最后通牒啊，这绝不是他们的风格啊。
而此时的十一国公使感受最多的不是意外，而是另外一种心情——恐慌。他们赶紧聚集在一起，召开联席会议。
如果不接受“最后通牒”，朝廷肯定就要翻脸，到那时的处境绝对很不妙，虽然有“使馆卫队”守着，但使馆区孤悬北京百万军民中，只要这些人冲过来，别说“使馆卫队”抵挡不住，就连使馆区都要被踏平！
要知道之前他们所有的嚣张，进行“猎取拳民行动”，都是建立在一个心理基础上的，那就是无论他们怎么样，朝廷都不敢拿他们怎么样。
而现在，在使馆区的援军还未到来之时，朝廷竟然还下最后通牒了！这可咋整啊？
胆小的荷兰公使忍不住哭起来，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告诉大家：我千万不能死啊，我在荷兰还有80岁的老母亲！
而其他人开始骂对方以前做得太过分，“猎取拳民行动”为何不知道收敛？杀人太多，没给朝廷留面子。看来这次会议的争吵程度也不亚于慈禧的御前会议，会场生动活泼，气氛紧张热烈！
骂来骂去，大家又开始骂如今已经不抱希望的西摩尔大军。这位海军中将6月10日发电报说“马上就来”，现在10天过去了，大家还是没有马上见到他，看来他的“马上”还没完。公使们只好纷纷给西摩尔起外号：什么“See-No-More”，什么“找不到的海军中将”，什么“从地平线上消失了的人”，反正已经不指望他来“解救”了，中将乃神人也！
讨论来讨论去，他们也终于认清楚了眼前的现实，要想保住人头，唯一的出路就是：接受朝廷的最后通牒，乖乖前往天津！于是公使们各回各馆，各收各衫，而“使馆卫队”也乖乖准备跟随出发。几十年来，这是绝无仅有：朝廷雄起了一次，而洋人也听话了一次。
而正准备出发的时候，问题又来了。
因为行李太多。
每名公使的手头都有不少行李：文件可以毁掉，但珍宝古玩、瓷器字画等怎么毁啊？这是必须打包装箱的，谁也不敢保证他们走了之后使馆区是否还会存在，另外还有公使夫人的衣服、鞋子、化妆品等，要运走的东西很多。美国公使康戈尔就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他的美国使馆至少需要100辆大车才够运送那些行李。
完了，时间不够，车子也不够，于是大家又决定给总理衙门发一个联合照会，要求把24小时的时限延长，并要求总理衙门提供更多的车子，否则他们无法按时离京。对于这两个要求是否能够满足，希望总理衙门在第二天（6月20日）9点之前做出答复。
而这一次又让他们失望了：一直等到早上8点，总理衙门那边还是没有动静，不知道是还没有做出答复，还是根本就不想再答复了。
于是，德国公使克林德想前去总理衙门问个明白。
窦那尔认为不能去，“因为到总理衙门去坐等有失我们的尊严”，法国公使提醒克林德注意安全：现在连整个北京的城墙都在仇恨我们，离开荣禄军队保护的使馆区是有危险的，还是等总理衙门的人过来。
但克林德“大怒，用拳头猛击桌面”（窦那尔后来回忆语），他嘲笑了一番其他公使的胆小，就带上自己的手枪，只带了一个随身翻译柯达士（Herr Cordes）准备出发。“使馆卫队”德国分队队长要求带人一同前往，被克林德拒绝。
傲慢的克林德出发了，他和柯达士一人乘坐一顶轿子，由两使馆区两名清国仆人骑马开路，出了使馆区，沿着今天的崇文门内大街往东单方向走去（总理衙门在今天的东单东堂子胡同）。然而，他们还没有走出一千米，在今天的东单西总布胡同西口处，克林德永远停住了脚步，他的头部被正在巡逻的清军士兵子弹打穿，一枪毙命，腿部中枪的柯达士慌不择路地逃出几个街区，最终回到使馆区获救，而骑马的清国仆人不顾一切地飞奔回使馆区，告诉大家克林德已经被枪杀。
开枪者是神机营“霆”字枪队满人章京恩海，当时恩海正带领枪队在东单一带巡逻，与克林德的“洋轿子”骤然相遇，由于不清楚来意，负有警戒任务的士兵不得不要求巡查，举枪相对。而克林德也是有枪的，依据这个人的脾气，他很可能条件反射地拔枪指向士兵，甚至有可能首先开枪示威，恩海同时还击一枪，于是悲剧便发生了（时任军机处满人章京继昌：《拳变纪略》）。
继昌留下的记载应该是符合当时案发现场的情况的，根据总理衙门的记录，枪击案发生当天，总理衙门接报后曾派人在第一时间内赶到现场，根据克林德手枪里遗留的子弹认定克林德曾开过一枪，并且是先向士兵开枪，当天还向德国公使馆提出了交涉。
也就是说，恩海很可能是出于“正当防卫”而枪杀克林德。但令人惊奇的是，关于克林德之死，当时竟然还有一个神奇的“预言”。
6天前（6月14日），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的英租界里一份叫《北华捷报》的英文报纸（North-a DairyNews），当时就已经报道了一个震惊的消息：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遇害！这则消息立即震惊了世界，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转载，就在大家你求证、我辟谣的过程中，克林德真的在6天后遇害了。
从《北华捷报》的报道时间来看，恩海的作案动机可能并不是“正当防卫”这么简单，克林德应该是死于一场谋杀，这份英文报纸不过是提前捕获了消息。
几个月后，恩海在北京被抓，由柯达士负责审理，根据柯达士在审后提供的报告显示：恩海招供，克林德死于谋杀。他曾经在6月19日下午四五点钟时得到一位“王爷”级别的人的指示，对方下令“看到洋人，格杀勿论”，只要杀洋人，就可以升职，还有70两银子的报酬，但恩海事后既没升职，银子也只拿到了40两，于是他一直在北京等着对方兑现承诺，这才被抓。
至于这位幕后指使的“王爷”是谁，按照一般的逻辑，恩海是神机营的，神机营的统领是庆亲王奕劻，似乎他的嫌疑最大，但奕劻一贯是“主和”的，他不太可能发出谋杀洋人的指令，于是大家都有了怀疑对象——自然是那位端王大人嘛。
而无论德国人怎么审讯，希望恩海说出端王的名字，恩海被执行枪决前都只说他的上司是庆亲王奕劻，端王领导不了他，其他的概不招供。德国人审来审去，也没有审明白谁是那位幕后的“王爷”，在德军的审讯史料中就成了历史悬案。
而我们的“断案”也应该可以真相大白了。首先，克林德确实死于谋杀，从种种迹象来看，收买恩海的人不能排除是端王，但更不能排除的是另一个神秘的人物——庆亲王奕劻。
按照恩海的招供，他是在19日下午四五点钟拿到“看到洋人，格杀勿论”命令的，奕劻为什么要下令给恩海这一队？因为恩海他们正在使馆区外巡逻，而奕劻为什么要下令？因为慈禧刚刚给使馆区下过“最后通牒”。要把使馆区里的人变成天津前线的“人质”，就必须先把他们控制在使馆区，特别是对于使馆区里的正规军——“使馆卫队”，更需要严密掌控，不能让他们走出使馆区，因此，在武卫军中军之后，又加派了神机营进行巡逻。
也就是说，奕劻给神机营的命令很可能就是为了实现慈禧“人质牌”的意图，他很可能是奉慈禧之命。看来这个老狐狸在朝堂上不说话，任凭端王集团嚣张，背地里还是要为慈禧卖命的，此人真是名副其实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仙王爷”。
当然，奕劻的“谋杀”并不是针对克林德本人，而是针对任何走出使馆区的洋人。但无论是慈禧还是奕劻都没有想到的是，“使馆卫队”的士兵没有走出使馆区，作为公使的克林德倒自己出来了。
如此一来，当时总理衙门的报告克林德死于恩海“正当防卫”和德国方面的报告克林德死于“谋杀”，其实并不矛盾，只是双方各有侧重，各自回避了对己方不利的那一部分事实。说克林德死于“谋杀”，并不是说这位公使大人就是完全无辜的，在现场他挑起了事端，对他本人的死要负有极大的责任。
而使馆区方面也责任难逃，从杉山彬到克林德，外交人员在大清首都连续被杀确实是世界文明史上少有的灾难，但说到底这都是“使馆卫队”进京激发动乱局势的结果。“使馆卫队”进京时，萨拉?康戈尔就在家信中写道：“外国部队在一个国家的首都驻军真是一个罕见而可悲的景象。我们能真正意识到这种情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吗？”至于那张“神奇的报纸”，它报道的其实是克林德“死于拳匪之手”。6月10日之后，使馆区与外界的电报联系断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英文媒体对使馆区的报道就只能靠捕风捉影了，而克林德的好勇斗狠是众所周知的，在“猎取拳民行动”中他是杀掉拳民最多的公使，《北华捷报》的报道既是巧合，其实也预言了克林德本人宿命的某种“必然”推论。
1900年12月31日，东单，在克林德被杀的地方，恩海被德军执行枪决。克林德的尸体后来被德国远征军运回了德国国内，下葬于明斯特中央公墓，而恩海的人头据说也被运回了德国，以示德国人的严谨。原有的东单牌楼被拆除，重新修建了纪念克林德的四柱型的汉白玉“克林德碑”。“50码外，集贸市场照常进行，在饭铺吃饭的清国人不愿意中断他们的进食，一个说书人在讲他荒诞不经的故事，他吸引的听众要比恩海受刑吸引的观众多得多。”（瓦德西：《拳乱笔记》）
6月20日，克林德已死，对于其他公使来说，再也没有人敢走出使馆区了，但也没有人敢去天津了——使馆区一千米之外都有危险，更何况是要到天津！对于慈禧来说，这又是意外，看来要让这些人发挥“人质”牌的作用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暂时是不可能了，只能再等时机。
而更让慈禧感到不安的是，裕禄竟然还没有新的报告！这太不正常了，慈禧又发出一道六百里加急问情况（“裕禄于二十一日［即6月17日］后并无续报，究竟大沽炮台曾否开仗强占？连日洋兵作何情状？……著即迅速咨明总署转呈，并遵前旨随时驰报一切！）
在这道上谕发出去后不久，慈禧也终于在6月20日这天等到了裕禄新的军报，这是裕禄继17日《大沽口炮台紧急情形折》之后的最新军报。看完这个军报，慈禧既没有难过，也没有愤怒、沮丧和恐惧，她只有一个感受——解脱。
军报是裕禄从天津直隶总督衙门发出的，名叫《接仗获胜折》，写得又长又很啰唆（后详），但裕禄明确地告诉慈禧：洋人进攻了大沽口炮台，守将罗荣光正在竭力抵抗，战况“尚未获得确信”。据大沽口方面报告“击坏洋人停泊兵轮二艘”，但也“传有（弹）药库被毁之信，危急可想而知”，而他本人正在天津率领军队和拳民攻打租界，大家作战十分勇猛，有望占领租界。
看来，裕禄的“获胜”也是指的他指挥攻打租界之战“有望获胜”，他还是没有把大沽口方面的情况报告得十分清楚——不过，这一切对于慈禧来说暂时都不太重要了。
重要的是，她已经确定：洋人已经向大清开战！从“使馆卫队”到西摩尔大军，再到大沽口外的第三批八国联军，双方军队的直接交火终于发生了，洋人终于将她拉上了战车！战争已经是事实！
那还说什么？战吧！
慈禧颁布上谕，命令军机处给各省督抚发六百里加急廷寄，告诉他们“中外衅端已成”，要求他们“通盘筹画于选将、练兵、筹饷三大端”，请他们思考：“如何保守疆土，不使外人逞志，如何接济京师，不使朝廷坐困，事事均求实际，沿江沿海各省，彼族觊觎已久，尤关紧要，若再迟疑观望，坐误事机，必至国势日蹙，大局何堪设想！是在各督抚互相劝勉、联络一气、共挽危局，事势紧迫，企望之至！”
这是继上次完成朝廷高层小范围内的战争动员后，对地方大员做战争动员和下令备战。那么再接下来，需要向亿万臣民宣告与洋人的战争状态和做战争总动员，需要起草一道诏书，一道慷慨激昂、气势磅礴、鼓奋人心的诏书，明发上谕，昭告天下！
军机章京连文冲奉命起草，一气呵成。
第二天（6月21日），慈禧将上谕昭告天下。这道上谕中提到了杜士兰，并说洋人是“诈谋”（“彼仗诈谋，我恃天理”），看来慈禧对于洋人没有履行“张杜约定”仍然是刻骨铭心啊。而上谕中也没有提到要跟大清交战的具体是哪些国家，而是采用了“远人”“彼等”这样的朝廷习惯性的用语（“朝廷柔服远人，至矣尽矣！然彼等不知感激，反肆要挟”）。昭告天下，自然也不能漏了洋人，于是这道诏书也被送往了十一国公使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所谓“慈禧主动向十一国宣战”！
事实上，慈禧只是“应战”，这道上谕也只是慈禧处理拳民进京和洋兵进京的众多上谕中的一个，是面向全国军民发出一个战争总动员令——由于西方国家进攻大清，大清不得不奋起反抗，而不是慈禧“脑袋一热，要灭了十一国”。而由于找不到足够宣战的理由，八国也一直在避免“宣战”（后详），他们和大清进行的是一场奇怪的战争：大家打得不可开交，但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宣战。
不过，令慈禧有点郁闷的是，这篇慷慨激昂的上谕刚刚发布不久，裕禄关于大沽口的第三封军报就来了，这次不再是“接仗获胜”，而是“奴才裕禄跪奏：为大沽接战失利、炮台被陷，请将防护不力之员治罪，并自请严议”——也就是说，大沽口炮台失陷了，并且早在6月17日就已经失陷！裕禄为何延迟到21日才报告，他又如何能躲开罪责？一切秘密即将揭晓。
对于慈禧来说，这个消息只是让她郁闷了一下，即使早知道大沽口炮台已经失陷，她也是不得不战的。战，有可能代价巨大，但是，不战，就要失去自己的一切，唯有战！
战争动员做完了，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处理义和拳。
政策很简单——联拳抗洋！噢，对了，从这一天，不应该再称他们为义和拳，而应该称“义和团”了！拳民也变成了团民！慈禧发布上谕，第一次在朝廷层面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组织”，义和团民不再是“匪”，而是“义民”，朝廷为他们拨出专项资金——粳米二万石、白银十万两，令拳民先去庄亲王载勋的府上登记注册，只有登记注册后的团民才可以称作“官团”，每天可领官钱1600文，否则便为“私团”，是没有银子领的。
有人说：“俺不在乎那1600文，也不想登记注册去受管制，但又想去混混义和团，可以吗？”当然可以，但大爷您真的不是“朝廷思维”，既然称你为“私团”，就说明你是不被官家承认的，不是被官家承认的，就方便官家将来对你进行清理打击！在以后的故事中，我们即将发现这个必然会成立的逻辑。
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对于慈禧来说，她收编义和团，并不是心里已经放下了对团民的戒备和怀疑，慈禧最大的愿望是先逐渐掌控进入北京的团民，然后想办法令他们出北京，一是与洋人交战的天津前线需要这么多“精壮的汉子”；二是，几天前“求和”大臣无法出城的事件已经给了慈禧很大的警觉，即使收编之后，他们一时还是掌控在端王集团的手中，如果不能“用更大的手段去制住他们”（慈禧后来语），让他们在京津间有个“灭洋”的出口，仍然是对慈禧权力安全的极大威胁！
然而，慈禧的如意算盘注定要落空了，不说端王集团一定会把他们留在北京，就是没有端王集团的暗箱操作，他们也是不会离开京城的。进入北京之后，他们所“灭”之“洋”，其实是清国人之“洋”，杀清国人中的教民、砸清国人的洋货，即使在突进内城后，也很快避开了使馆区的洋枪洋炮转而去烧教堂——也就是说，虽然他们高喊“扶清灭洋”，但真正要让他们去离开京城这个舒服之地去前线杀敌，去往战场当炮灰，那是连门儿都没有！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支队伍早已经不纯了，强盗、小偷、逃犯、流氓，三教九流，闲杂人等都混迹其中。对于一些人来说，加入义和团只是为了可以光明正大地抢劫，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是免费上京城，免费混京城的途径。而队伍内部的分化和派别斗争也更加激烈，比如同为“义和团”，“乾字团”和“坎字团”是不同的，甚至来自不同地方的“团”也是有很大差别的，某部分人可能就很懂端王的意思，知道“灭洋”只是手段，废立才是终极目的，而另外部分的人就“很傻很天真”。
而对于端王集团来说，义和团毕竟已经被慈禧收编了，慈禧也可以对义和团发布命令，趁着朝廷刚刚开战，朝廷上下对洋人同仇敌忾之际，他们要加紧让团民“为我所用”，孤注一掷吧！趁乱杀掉光绪，一举完成废立！此时不用，更待何时也！
6月24日，大阿哥溥儁在宫内首先向光绪发难，称光绪帝为“鬼子徒弟”，“帝泣诉于太后”，溥儁就被慈禧臭骂了一顿。25日一大早，端王集团核心阵容集体出动：端王载漪、庄王载勋、贝勒载濂、贝勒载滢带上约60名团民，以寻找“二毛子”为名，闯入光绪临时住处宁寿宫门，大声呼喊“请皇帝出宫！”而身后的团民们一片喊杀之声，高呼：
“杀洋鬼子徒弟！杀洋鬼子朋友！”
端王集团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以前是造谣光绪被杀，现在他们要亲自来杀了！
刚刚起床的慈禧听到喊声，立即赶到宁寿宫，她亲自站在台阶上阻止，对着端王破口大骂，命人将一名团民首领就地正法！（“太后大怒，叱载漪等出，斩匪首一名于宫门外。”——《清史纪事本末》）
我还没死，你们就敢这样啊！等我死了你们还不得无法无天！这次先杀你们帮凶，如有下次，那就杀你们！不要逼急了我！
看来慈禧之前把光绪接到皇宫暂住，放到她眼皮底下亲自保护，还真是有先见之明，这一刻，她真的像个泼妇。
团民出不了城，又是卧榻之患，又不能让他们去使馆区“坏事”，那么只能让他们去干老本行——烧教堂，让他们去攻打北京城里的最后一座教堂——北堂。
慈禧发布命令，荣禄仍然亲率中军围困使馆区，但不再是“保护”，而是“进攻”，由董福祥后军一部协助，使馆区周边仍然要严禁其他军民靠近（慈禧仍然在留着她的“人质牌”），对于进攻北堂的义和团民，由端郡王的虎神营协助进攻。
精彩，精彩，这就是慈禧在决定开战后所做的两件最重要的事情——如何处理义和团以及使馆区问题。从这些决定来看，它们又充满着“慈禧特色”：步步为谋、稳打稳扎、长袖善舞、心机极深。事实上自从处理义和团运动事件以来，慈禧的一贯表现都是如此，对于军队的调动，对于官员的任命，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处处透着精明与圆活，手段不可谓不高超，权谋不可谓不精深，注意细节不可谓不完美，她甚至把权谋都已经用到洋大人身上了。
然而，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权谋高手慈禧也是处处焦头烂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天下朝廷！可以说，局势到了这个地步，跟端王集团的野心，奕劻、荣禄等人的自保，个别大臣的愚昧平庸不无关系，但是，这并不是说，慈禧本人就是没有责任的。恰恰相反，作为朝廷最高统治者，她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此时局面的造成并不是慈禧力挽狂澜的结果，而是她不断犯错的结果。
现在，是时候来阶段性地总结一下慈禧之错的表现与根源了。
慈禧最明显的错误就是她虽然处处有奇招，但这样的奇招，都只是事务性的处理，只能说是临时性的见招拆招、被动防御，而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和长远的战略，更谈不上对某个战略进行坚持。从本质上说，她所有的招式如果拆开来看，都很高明，但如果联系到一起来看，又自相矛盾，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与和稀泥。
那么，一个权谋高手为何会犯一个如此明显和低级的错误？
这当然和慈禧本人有很大的关系，慈禧自己都说过，除了洋人，就没有她办不到的事儿，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洋人的蛮横，但另外一方面，如何面向“外面的世界”也正是慈禧的短板。慈禧对京城外的世界没有太多的兴趣，对国门外的世界更没有太多的兴趣，她认为自己只需要盯着紫禁城，盯着自己大权的那一亩三分地就行了，却不知道作为大清的最高统治者，她也需要对国际形势有很深的了解。她只知道她对洋人是怎么想的，却不知道如何去了解洋人对大清是怎么想的。她长于权谋而短于见识，从根本上说，她已经远远落后于她的这个时代。
洋务运动30多年后，为何一个最高统治者还停留在如此水准？
因为她是帝王，传承三千年的帝王。帝王在我们的历史上真是一个奇葩的职业。
从小的时候起，我热衷读史，遍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只为找出一个能让人真正佩服的大英雄作为偶像。但直到读史的时间不觉过去了几十年，曾经看书看到走路撞柱子，开车掉沟里，我也没能得偿所愿。
不是我眼光高，而是史实中的他们总有瑕疵，总会昏聩，总有那令人意想不到的低级错误，让人总感觉拿不出手。为什么他们往往前半生英雄，后半生昏庸？为什么往往是能治天下者皆不能治左右？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他们生而没有好的制度。说得搞笑一点，他们吃了当皇帝的亏，正是皇帝这项职业害苦了他们。
圣人、英雄、能人、好人，都是要以良好的制度为依托的，好的制度才是他们真正的舞台；好的制度，才是他们的推力和助力。
再拿慈禧来说吧，不管她的计划如何周详，算计如何完美，那个用武力抵抗洋人的最佳时机，其实已经被她自己错过了。
这个时机就是，当第一批八国联军——“使馆卫队”非法、强行进京时，把他们看作是对一个国家的侵略，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号召军民保卫首都，在北京城墙上发起抵抗！就是这样一件最简单的事情，慈禧却把它搞得无比复杂，而原因也是慈禧迫不得已，因为最高权力的周围，危机四伏。
看来，好的制度，就是让能人和好人去有机会、有条件而无后顾之忧地去履行他的责任，实现他的价值。就像一家之主对于家的责任，一国之“主”对于国的责任。而专制王朝的帝王们却只能有“朕即天下，朕即国家”的观念，推而广之，大臣、总督、巡抚、知县，又都只能把一权一地当作一己之私，国为私器，便会反过来灼伤这个国里的任何人，包括他们自己。
国不知有民，民便不知有国！
我曾经多次想用自己的话来解释这个概念，但每次写下来都不满意，直到我找到了福泽谕吉的版本。
在《劝学篇》里，福泽谕吉写道：
如果一个国家的主人只是那些少数的统治这个国家的人，其余的都当作了不闻不问的客人，在这种情形之下，结果对于国家一定是漠不关心，国内的事情还能勉强对付，一旦与外国发生战事，就不行了。那时候人民虽不致倒戈相向，但因自居客位，就会认为没有牺牲性命的价值，以致多数逃跑。结果这个国家虽有百万人口，到了需要保卫的时候，却只剩下少数的人。所以，保卫国家，抵御外敌，必须使全国充满自由独立的风气。人人独立，国家便能独立。
国家，应该是构成这个国家的百姓们的每一个个人之梦汇聚而成的集体之梦！“一定要建立一个近代化国家”，这是明治维新的根本目的，也是与大清洋务运动的根本区别。大清有很多的外患，有很多远道而来的入侵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她只有变成一个制定宪法，维护个人独立和自由，保障公平公正的“近代化国家”，侵略才会消失吧。慈禧落后于这个时代，专制的皇权体制更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王朝的统治在国内行得通，在面向“外面的世界”之时就未必行得通。权谋所向披靡，精彩绝伦，但它的舞台也必然越来越小。
所以我知道我错了，在我们已然面向世界的今天，我们的“偶像”绝不能也绝无必要去从那些“帝王”中去寻找，我们也绝无必要津津乐道于那些所谓帝王心术、高深权谋。
“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说起来他们都是“俱往矣”的英雄，但他们不是“输”在他们的个人，而是“输”在他们的时代，“输”在他们的制度环境，“输”在他们的起点，我们要为能够破除他们的制度环境而庆幸，我们要为我们能够有机会培养自己的“现代公民意识”而庆幸。
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经历坎坷但仍能乐对生活的老人，对我说：“生活再艰难，没有关系，只要你记住：莫坏初心，莫忘初心。”莫坏初心，莫忘初心。我相信我已经尽可能地让大家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更有一双明辨是非的眼睛，我相信我的初衷只是要让大家懂得那些真实的故事，懂得那些阴谋诡计。
因为懂得，所以轻蔑；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所以这一段我是必须要写出来的，在讲述接下来的战斗故事之前。
无论智慧有多深广，无论手段有多高超，正确的初衷才是真正强大的前提；
无论细节有多完美，如果你的方向错了，你的初衷不正，你就倒在了起跑线上。
这世界上其实只有两种最强大的力量，一是公，一是正，天下为公，人间至正，而这不只是道德的评判，更要有制度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