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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章 再入军机(1 / 1)


中法战争爆发——马江之战——福建水师覆灭

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左宗棠奉诏赴京入见,他已交卸了两江总督。正在北上途中,听到李鸿章与法使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约中规定:中国承认法国占领越南,撤回驻在越南的军队,并允许法国商品由云南、广西自由输入内地等。这项条约严重地损害了中越两国人民的利益,又向侵略者打开了中国西南大门。

左宗棠是一贯的主战派,在离南京之前,还曾写信给总理衙门,主张为抗拒侵略,不惜与法国一战。听到这项卖国条约的签订,宛如一盆冷水向头上泼来,气愤至极,立即向朝廷写寄一份“时务说帖”,反对在侵略者面前采取妥协投降政策,认为这样将遭受被瓜分的危险。他说:“法人之得陇望蜀,势有固然,殆全越为法所据,将来生聚教训,纳粮征税,……吾华何能高枕而卧?若各国从而生心,如俄人垂涎朝鲜,英人觊觎西藏,日本并琉球,葡萄牙据澳门,鹰眼四集,圜向吾华,势将狧糠及米,何以待之?此固非决计论战不可也。”

他认为只有决战,才能解救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局。他还分析了敌我形势,以为战胜法国是完全可能的:“法人欺弱畏强,夸大喜功,实躁急而畏难,近时国内党羽纷争,政无专主,仇衅四结,实有不振之势。吾华果示以力战必不相让,持之期年,彼必自馁。况虚悬客寄之师,劳兵数万里之外,炎地烟瘴异常,疫疠流行,死亡踵接,有此数忌,势难持久,此议和之应从缓也。”

至于国内形势,他也做了分析:海防早有准备,兵船、炮台林立,将士应命,“声势已张,无虞侵犯”。他又兴办了沿海渔团,“数月以来,成效渐著,外人颇为震慑”。他虽已年过七十,衰病之身,却仍雄心勃勃,再次要求亲赴前线督师,“不效,则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表明了他必胜的信心。

他并不是盲目的乐观,他认为,在中越边境陆防上,有两支部队可恃。一支是王德榜率领的恪靖定边军,这是他派去的嫡系部队,具有顽强的战斗力,自不待言。另一支是刘永福的黑旗军。刘永福原是在广西的一支独立的农民起义部队的首领,同治五年(1866年)进入越南,因为队伍以七星黑旗为标志,因此被称为“黑旗军”。黑旗军因曾协助越南王朝击退法国侵略军,被越南册封官职,受到倚重。后来又屡挫法军,他的队伍原来已有两千多人,后扩充到万余人以上。因为黑旗军是农民部队,朝中一些人诬蔑之为“匪”和“土寇”,左宗棠却给它以很高评价,他说:“刘永福以一健卒为越南捍卫边疆,力挫凶焰,为一般人所难能。……刘永福在中国本非乱民,而在越南则为义士。”他为了保护刘永福,证明他并非“乱民”,写信告知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说,刘永福原是王德榜部下散勇。这却并非事实,只不过是他深恐刘永福因出身问题受到排斥,有损边防力量所行的一时权宜之计而已。

他又从江宁军火库中调拨水雷、火箭等运往前线,写信给云贵总督岑毓英,嘱他帮助刘永福,说:“越南所以能苟延者,赖有刘永福。……以兵器等暗助刘永福,俾有所凭借,不致为所摇撼,则越南定而滇、粤边境亦安矣。”同时,他还吩咐王德榜带军械资助刘军。

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签订的《中法简明条约》,不仅左宗棠反对,也遭到朝野的不满,一时弹劾李鸿章的奏章多达47封。社会上一些人称他为“汉奸”。李鸿章排行第二,人称李二先生。当时苏州有一位著名丑角戏剧演员叫杨三,因病去世。好事者撰了一副对联云:

杨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这副“无情对”因为对仗工稳,传诵一时。其实,“汉奸”(正确说,应是“华奸”)并非李鸿章一人,同情他的大有人在。慈禧对他就深为依畀,将弹劾他的奏章搁置一边,对左宗棠的意见也不采纳。

五月二十日左宗棠抵达京师,朝廷仍命他入值军机,上谕说:“该大学士卓著勋绩,年逾七旬,著加恩毋庸常川如直。遇有紧要事件,预备传问,并着管理神机营事务。”朝廷对他仍然优礼有加。可是正值边事紧张,他是办事认真负责惯了的,坐在家中反而不习惯,不久他就主动申请,以后仍每天到军机处值班。

他先住在西华门弘仁寺,后来搬到金鱼胡同贤良祠。朝廷着他管理神机营,这是卫戍京师的重要任务。神机营的大小官员都来拜谒,车马盈街,十分拥挤。其余六部九卿、亲朋故旧也纷纷来拜,如无要事,他均辞谢不见。主战派欢迎他的到来,对他寄以希望;主和派则厌恶他,暗中准备排斥他。主战派的首领是醇亲王奕,其他朝内外大臣还有翁同龢、陈宝琛、张之洞、彭玉麟、刘锦棠等。

翁同龢对左宗棠重回京师,满心喜悦,第二天就去西华门拜访,恰值左宗棠外出,没有见到。以后他们又经常来往,讨论国事,当时朝内外最关心的是对法和战的事,他们都是主战派,谈得很投机。左宗棠对翁同龢说:“对法国必须打一仗。王德榜、李成谋、刘明灯这些老部将都足以打败法国兵,无足可怕。”他还反复告知翁同龢,心理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说:“打仗是一门学问,最重要的是气定(稳定的心理因素),气定则一人可胜千百人;否则,千百人将为一人所驱。”

左宗棠也常去见醇亲王,奕力主抗战,二人都认为目前朝野内外风气萎靡疲沓,如不及时振作,后患不知伊于胡底。法国人的要求,即使勉强答应,也不过如剜肉医疮,只能暂救目前之急,于长远更有害。何况法国人并不是真想打仗,也没有力量打,只是骑虎势成,虚声恫吓,只要国人上下一心,何愁不能挫败其阴谋?

针对投降派的畏外、失败心理,左宗棠愤然说:“胜固当战,败亦当战!”表现了中国人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活的英雄气概。当时的《申报》特别记载了这段话,还评论说:“侯相此言,真不愧英思壮论,义正词严。彼法人闻之,当亦色然气阻矣。”

奕 对左宗棠很尊重。每当宗棠到军机处时,轿子来到隆宗门,早有两名苏拉在旁伺候,扶他进门。皇上召见,有两名太监奉旨前来,专为扶掖他入内。进内右门时,醇亲王让宗棠先走。慈禧对左宗棠也很客气。有一次召见,因宗棠听力不很好,慈禧就自己将宝座移前,然后面谕机宜。当时报纸记载此事,以为左宗棠受清皇室宠爱非同寻常。

左宗棠抵京后不到半月,中法形势发生了突变,一方面,清朝廷看到朝内外纷纷反对《中法简明条约》,又因法使福禄诺临行前曾对李鸿章说:“法方将派军队巡查越南边境,并要驱逐黑旗军。”李鸿章没有上报,被人告发,因此予以“申饬”。同时,两江总督曾国荃奉旨与法使巴德诺在上海商讨条约细则,擅自答应给法方抚恤银50万两,也予以严旨申饬。

一方面,法国还认为《中法简明条约》对中国让步过多,被议会否决。闰五月初一日,法军700多人借口巡边,逼近谅山观音桥中国军驻地,突然发动进攻,被清军击退,激战二日,法军伤亡近百人,被迫后撤。法政府反诬中国破坏了天津和约,要求赔偿银3800万两,清军立即退出谅山,否则将以海军进攻。清政府拒绝赔款。于是法军在中越边境加强兵力,进犯宣光、保胜、谅山等地;又派海军中将孤拔率领舰队向我国东南沿海进发,进行战争威胁。一时气氛紧张,南、北洋同时戒严。

左宗棠立即上奏,分析了当时形势,并指明应付的办法,说:“法国人上次议和不可信,明是缓兵之计,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当前唯有严饬防军稳扎稳打,痛予剿办,才是唯一的办法。”他再一次申请,派黄少春率领旧部一营,再新募四营兵,开赴前线增援。

朝廷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左宗棠的意见,黄少春部队也没有成行,法国舰队就已经向东南沿海驶近。闰五月底,一支法国舰队驶入福建马尾军港。马尾是中国内港,船政大臣何如璋竟不敢阻止,他是李鸿章的亲信,深知李鸿章一意主和,为了避免与法军冲突,不惜放弃国家主权,竟让这支法国舰队停泊在中国的军事要港达一个多月。福建地方大员们大多是李鸿章淮系将领和官僚,对眼皮底下的敌舰队竟视而不见。中国兵船和法国兵船停泊在一处,何如璋却不许中国兵船移动,不许海陆各军备战,真是咄咄怪事!

六月上旬,孤拔率领法舰13艘也驶抵台湾海峡。六月十五日,突然向基隆发动进攻,旋即登陆占领基隆炮台。督办台湾防务的福建巡抚刘铭传率部队进行了抵抗,将法军击退。法军在基隆吃了败仗后,法国政府十分恼怒,一方面通知停泊在马尾港的法舰队准备策应,一方面命令驻华代理公使谢满禄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并于七月一日下旗离开京师。

七月初三日,法国驻福州领事通告何如璋:“本日对华开战!”何如璋听到这样重大的消息,却坚守秘密,不做任何准备,还对部将们说:“昨天还得到李相电告,和议大有进步。你们听到的开战消息必系谣传。”

然而马尾港内的法国舰队却毫不客气,立即大炮齐发,只用一个多小时就击沉了港内全部中国船只,包括由11艘兵船组成的福建水师和另外19艘商船。这支由左宗棠苦心经营的马尾船政局制造的兵船组成的舰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因为战机全失,虽然进行了英勇抵抗,船只相继被击沉,福建水师将士阵亡760余人。法舰又开炮击毁马尾造船厂,然后退出马尾,遭海岸炮台还击,被击伤数艘。

这支实力仅次于南、北洋水师的福建水师,就这样在投降派的手里糊涂而荒唐地被消灭了。这就是有名的“马江之役”,是清政府又一次可耻的失败,也是中国人民的耻辱。

马江之役,福建水师全军覆灭,可是投降派不仅不承认自己犯下的罪,李鸿章反而带头夸耀法军的胜利,说什么法舰在数刻钟内就将中国船全部击毁,足以证明中国人万难御敌。结论当然是只有讲和投降。然而全国人民却沸腾起来。因为中法军队在中越边境早已开战,基隆和马江之战也是事实,法国驻华代理公使又已下旗离京,清朝廷不得不面对现实。七月初六日,即马江之败三天后,宣布对法开战。朝中的主战派以奕、左宗棠为首,态度很坚决。

中法宣战后第九天,七月十五日傍晚,左宗棠来到醇亲王官邸,要求奕同意他亲赴福建前线督师,与法军决一雌雄。奕见他要求很坚决,马上就要去前线,急如星火,就劝他不要着急,少安毋躁。其实,奕同情他,也赞成他去,认为唯有他去可以一拼。奕立即上奏太后。三天后,诏令左宗棠以钦

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命他急速赴福建督师。奕当即写信给总理衙门,叙述当时左宗棠谈话时的情况说:“左相犹如伏波将军(马援)的气概:‘老当益壮,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耳。”

左宗棠接到谕旨后,他在金鱼胡同的寓所每日车马盈门,来访者络绎不绝,主战派都十分高兴。醇亲王奕率领贝勒、协揆等每天都来寓中,商谈对法作战事宜。京师人士和全国人民都很高兴,以为清政府是在认真准备打一仗了。

朝中的主和派势力仍然很大,他们和一些满蒙贵族、官僚要员等对左宗棠回到京师就一直不满,随时准备排斥、打击他,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当他回京还不到一个月,就以一点小事,告他行文外省用印不当,朝廷给予申饬。就在他即将出京的20多天前,礼部尚书延煦还参了他一本,是因为万寿圣节,群臣在乾清宫行礼庆寿,左宗棠到班迟误,行礼失节,因此上疏纠劾。延煦的疏很厉害,说:“左宗棠是以乙科(举人)入阁(拜相),皇上的恩赏已远优于他的功劳,乃他竟日骄肆,辜负了皇上的恩典,乞予以惩儆。”

大凡官员们相互奏劾,特别是奏劾朝中大员时,都是要揣摩、看准“上面”的意思,所谓“善体圣意”;延煦借礼仪上的小事,扣左宗棠一顶大帽子,指责他没有中进士,本不够入阁当宰相,又居功骄肆,辜负皇恩,罪名不可谓不大。他原揣度慈禧圣意,本来就不喜欢左宗棠,又倾向议和派,对左宗棠的主战并非真心支持,因此为讨慈圣的欢心,参奏一本,同时也替议和投降派和满蒙王公大臣们出口气,能参倒更好,否则也煞煞左宗棠的威风。

不想慈禧看到延煦奏疏后,心中不悦。她将奏疏给枢臣们看,说:“这是与礼节有关的事,照例应由各部大臣共同具疏,何以只延煦一个人署名呢?”

恭亲王奕心领神会,立即说:“左宗棠确是失礼,但勋臣应保全。延煦这件疏就留下,不予办理好了。”慈禧点头同意,她立意要保全在她垂帘听政时立下大功的左宗棠。这点,延煦并没有揣摩到,因而碰了一个钉子。

这件事原可不了了之,可是奕听到后,十分生气,立即专折参劾延煦,奏词很激切,说:“左宗棠之入阁拜相,特恩出自先朝(同治),延煦是什么人?竟敢讥刺先朝皇帝恩赏不当。左宗棠劳苦功高,年老体衰,朝见圣上时,两宫皇太后且予以优容;行礼偶有失仪,可由礼臣照例纠参,不应延煦一人以危词耸上听,显见其意是在倾轧。”

慈禧看到奕的奏折,于是谕斥延煦,并交部议处。左宗棠行礼失仪,也交部议处,罚俸一年。但从此朝臣知道慈禧有意保全功勋之臣,不敢再公开诽谤、加罪左宗棠了。主战派即所谓持清议者,本来就不满李鸿章和投降派的所作所为,也一致拥护左宗棠,于是京师中舆论是一片扬左抑李的调子。

左宗棠离京前,慈禧特别召见他几次。谈到法国人挑衅、马江之战惨败等,慈禧赫然震怒,宗棠也慷慨陈词,义形于色,君臣似乎是一心一德。

他又去醇王府辞行,奕以福建全省安危谆谆嘱托,还叮嘱他:“彼此有紧要商办事件,必须速到时,可打电报来。”当时电报是最快速的传递工具了,但是宗棠考虑电报局内有洋人工作,关涉对外事件,恐妨泄露,认为还是只能用密件传递,更为安全;奕听了也以为然。可见当时机密、重要部门如电报局,也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国家大事也不敢利用它,连王公大臣也受制。

清政府的腐朽无能,百孔千疮,确是沉疴日下,即使有少数爱国者愿意效死疆场,为国尽忠,但是投降势力如此猖獗,恐怕也回天乏术了。

七月二十五日,左宗棠离京的前一天,特地到翁同龢寓所辞行。他们交往数年,意气相投,话别之际,无所不谈。宗棠说起作为朝中大臣,最重要的是“辅导圣德”。封建王朝的皇帝代表国家,一言一行,如有不正确处,大臣就应善加“辅导”,换句话说,即是加以教导,这真是谈何容易!翁同龢在日记中记下了这句话,还写道:“默自循省,愧汗沾衣也。”他没能做到,惭愧的汗水流湿他的衣襟了。

左宗棠又对他说:“凡小事精明,必误大事。”意思是生活中应重视的是原则性的、重大的问题,如国家大事、道德修养、学问事业等,对那些细微“小事”如金钱、名望、官职等不必看得太重,甚至斤斤计较,否则,在大事上反将失误。翁同龢非常欣赏这句话,在日记上写道:“有味哉!有味哉!”左宗棠在翁同龢寓所谈了很久,翁同龢记载他的所谈后说:“其言衷于理而气特壮!”临别时二人依依不舍,珍重道别,这也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见面。

七月二十六日黎明,左宗棠到内廷告辞,慈禧又召见,温谕慰劳。奕知他即将出都,特在中右门外设筵为他送行。他回到寓所后,各位王公大臣都去送行,他一概辞谢;又考虑到出门时营兵们都会在大道两旁跪送,为了免除他们的辛劳,于是轻车简从,绕道出宣武门,到前相国李鸿藻家辞行。李鸿藻留他午饭,为他饯别。饭后离开李府,一行经正阳门、崇文门,出东便门,到通州下船,径往江南和入闽。全国人民闻讯鼓舞,当时《申报》报道说:“闻闽省水师失利,侯相慷慨请行,圣心嘉许,遂拜督师之命,文信国之精神,郭汾阳之勋业,侯相可谓兼之矣!”

这次左宗棠回京师,只住了三个月,以七十余高龄仆仆征途,自请亲赴前线,无怪乎舆论对他高度赞扬,誉之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也有人说,左宗棠不习惯京师生活,与朝中权贵不甚协睦,所以请求离开的。也有人认为,慈禧对左宗棠有所忌恨,但他是勋臣,表面上必须保全他,暗地里则想除掉他,因而调动频繁。从光绪七年至十年的三年时间,工作调动四次,南北奔波,疲于奔命,以致精疲力竭、心血耗尽。这些说法虽也有些道理,但不一定正确。左宗棠如此老迈,慈禧不一定对他有所忌了,倒可能真要利用他的中外声望;而他自己,为国驰驱,效死于疆场之上,马革桐棺,原是他的毕生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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