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公柳“浓荫如幄，枝拂云霄，连绵数千里”——“两行秦树直，万点蜀山尖”——“九原谁为起斯人”
新疆全境已经回归祖国版图，左宗棠也已离开西北了，他永远不会再回西北来了，西北人民怀念他。他在西北的事迹也已写完，但是还有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他在荒凉的西北留下了一片美丽而壮观的景色，即世所艳称的“左公柳”。
左宗棠素来重视植树，特别是来到西北后，看到遍处是荒山秃岭，戈壁沙漠，愈益感到植树的重要。西北干旱缺水，人民生活穷苦，燃料缺乏，更滥施砍伐，所以种树、养树都极端困难。左宗棠下了决心，以西征将士为主，由地方官民大力协助，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广大地区普遍种树，定下严格的奖惩办法，植苗者还要负责浇水、成活，因此取得了很大成功。所植树种除少数经济作物如桑树外，多数是易于长活成林的柳、杨、榆树等。据光绪六年的部分统计，由陕西长武至甘肃会宁县东门外止，约六百里，共种植成活树26.4万余株；其他各地如安定、环县、会宁、平番、狄道、大通等州县的零星统计，共种树成活三四十万株。加上河西走廊和新疆所种树，当在一二百万株以上，这在当时干旱缺水的西北，已是蔚然可观的成绩了。
左宗棠还特别重视在官道两旁植树，由潼关往西，经边界的长武，通过泾州、平凉、兰州，穿过河西走廊，西出玉门、安西，直达哈密、乌鲁木齐以西，是一条长达三四千里的官道，也是西征军行军，运输粮秣、装备的必经要道，也是来往行人客商的通道。这是一条不宽的土路，有些地段要通过高山峻岭，有些则要通过戈壁沙漠。
西北的风沙是有名的，不要说是土路，就是城堡也能被风沙淹没。如靠近戈壁的安西州，多年来飞沙堆积，到同治年间州城东西两面已与城墙齐平。左宗棠命守城官兵、民夫由城堞逐渐开掘，直到城根，将黄沙掘净，下了大功夫。又如哈密到吐鲁番有一段官道，风沙特别厉害，当地人称为“妖风”。“妖风”一来，沙石俱飞，有时人马都被风卷走，无踪无影。正如唐人岑参诗云：“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关内风沙虽小些，但道路也常被风沙埋没，行旅不便，所以保护这条通道至关重要。不仅军事上急需，也对便利商民来往、促进各地贸易交流有重要作用。道旁和山坡植树可以防护风沙，保护路面，巩固路基，防止水土流失，当然还有调节气候、改善景观、行人驼马在烈日下有遮阴之处等好处。
为了保护好这条几千里长的官道，除了沿路植树外，又在各地新筑和加宽了一些主要路段，如平凉府东大路，宽十余丈，植树四五层，三路并行，参天合抱。有些路段太险窄，如托克逊到喀喇沙尔有一段羊肠小径，两峰壁立，下临深渊，就命官兵锤石凿险，修整出较平坦的道路。又在天山险处，修建护栏；沿路还建造了木石结构桥梁不计其数。每隔若干里，在路旁设立一所台站（驿站），供行人和将士休息、饮食，站内派兵勇驻守，储备柴草食物，并在附近汲井疏泉，树立里程碑牌，示知路程远近，还派兵丁在沿路巡逻。这样就保证了行军便利和行旅的安全。据当时人的记载，这条荒凉古道，从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而今商旅载途，熙熙攘攘，从归如市。
经过一番惨淡的经营，几年之后官道两旁和山坡上的树木都长大了。左宗棠看到兰州东路所种的树已密密麻麻，行列整齐，宛如绿树城墙。他心中大乐，写信给友人谈及种树的艰苦说：“种在山坡高阜的树，须勤浇水，要浇过三伏天，才能免枯槁，又不能掺用苦水，用水实在花了大力气。”平凉有一块“各军营种树记”的碑，碑文也记载了当年植树之不易：“惟时搜集枝杆，越山度壑，负运艰苦。树艺伊始，每为游民窃拔，牲畜践履。……谕禁之，守护之，灌溉之，补栽之。……吏士暴露，不知几费经营。”
左公柳纪石
光绪五年（1879年）原任浙江巡抚杨昌濬罢官在家，应左宗棠奏荐，来兰州接替已故刘典帮办陕甘军务的工作。在他的想象中，西北是一片荒凉景象，大漠冷落，飞沙走石，人迹稀少。当他进入陕甘境后，看到大道两旁杨柳成行，高耸云天，浓荫蔽日，枝头鸟鸣蝉噪，春意盎然，路上行人喧阗，宛若塞外江南，大出他的意外。高兴之余，就吟成一首咏左公柳的诗《恭诵左公西行甘棠》：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唐诗人王之涣《出塞》诗末联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描写塞外的冷落凄凉：黄沙、白云、荒山、孤城，春风难渡。杨昌濬的诗一反其意，塞外一片春意，春风已飞渡玉门关了。西征军以湘军为主，后来湘军士兵在新疆留下的不少，一时曾有“小湖南”之称，首联也是纪实。杨昌濬将诗呈送给左宗棠，左宗棠读诗后掀髯大乐。
光绪六年，左宗棠从哈密回兰州，一路上看到道旁已经榆柳成行，从嘉峪关到兰州，除了碱地和沙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兰州东关所种之树，“密如木城”。由兰州进京，经过西安时，他向陕西巡抚冯誉骥（号展云）谈起西北植树的重要和他植树的经验，希望冯誉骥继续这项事业。冯誉骥欣然应命。此后陕西植树又有了发展。
同时人和后来的旅行者对“左公柳”都有一些美丽的记述，如隆无誉在《西笑日觚》中记载：“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两行秦树直，万点蜀山尖’，恍然见古人造句之工。”
德国人福克曾去哈密谒见左宗棠，当他进入陕甘交界的长武县时，看到了左公柳，他在《西行琐录》中记载说：“左爵相命于大路两旁尽栽树木，业已成林，直到新疆境内，连成一片。路颇平正。”继而赞叹道：“厥功伟矣！”
又有一位西方人米尺利，应左宗棠约往陕甘查矿。他记述一路所见，说：“路过一山，高约九千五百尺，而驱车甚易，无跋涉崎岖之苦，于以见左侯辟路之功为不小也。查陕甘两省道路，较诸湖北湖南几有霄壤之别。自此路迤逦至兰州府而至肃州，道旁悉有嘉树荫庇，桥梁林立，亦甚修整，莫谓乱后无人了此大功也。”
他还守候在路旁，统计过往行人车马数目，在两小时内经过有重驮马驴160匹，骆驼70头，马牛车24辆，骑马者29人，人车9辆，猪30头，牛20头，真是一派繁忙景象。他指出美中不足之处，是下雨天道路泥泞，难以行走。
左宗棠离陕甘后，继任总督杨昌濬秉承他的意旨，对沿道官柳悉心照顾，严禁斫伐。有人在上海出版的《点石斋画报》上绘了一幅左公柳的图，题为《甘棠遗泽》，并写了一篇短文，记述它的兴衰和现状：
昔年左文襄公开府秦中，曾饬各营兵士就秦关内外驿路两旁，栽种树木，十余年来，浓荫蔽日，翠幄连云，六月徂暑者荫赐于下，无不感文襄之德庇而称道勿衰。迨文襄移节两江，都人士睹景怀人，不忍剪伐；而无赖之辈往往乘间砍以斧斤，致同牛山濯濯。有心者因培养无人，不免有荣枯之感。近者杨石泉制军素蒙文襄知遇，曩年随文襄出关时曾目击情形，自制军继文襄之任，事事以文襄为法，无异萧规曹随。乃令将此项树木重为封植，复严饬兵弁加意防守。今当春日晴和，美荫葱笼，依然与玉关杨柳遥相掩映。从此手泽在途，口碑载道，诵甘棠之三章，千载下犹遗爱焉。
此后二三十年，左公柳遭斫伐的情况益加严重，游历者都十分惋惜，但是一路上仍能保持壮观的景色。据叶昌炽于光绪二十八年的《缘督庐日记》中说：“左文襄治军陕甘时，自陕之长武，西至肃州，二千余里驿路，皆栽白杨。昨在长武，日中即受其荫。然为饥民剪伐过半，缺处已不胜烦热。自过泾州，一路浓荫如幄，清风徐来。闻西行树愈密，真甘棠之遗爱也。”
斐景福（字伯谦）于光绪三十一至三十二年流放新疆，在所著《河海昆仑录》中也有一段记载：“仆人购薪引火，有枯枝干脆易燃。询之，乃盗伐官柳，闻而伤之。泾州以西达兰州，夹道杨柳，连荫三千余里，左文襄镇陇时所植也。凡苦卤不毛之地，旋植旋萎，沃土则荟蔚干霄，逾数抱。柳三五株，间以白杨。……奈守土之官不告诫爱惜，山河荒僻，剪伐多矣。”
他慨叹之余，还发现沿途墩房张贴了禁止伐树的告示，文字却很雅致：“昆仑之阴，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侯所植。”
斐景福接着发了一阵牢骚，说：“罗穆倩刺史挽公联云：‘食性我能谙，白菜满园供祭馔；浓荫公所茇，绿杨夹道迓灵旗。’昔贤经纬万端，洪纤悉寓精心，十年培之而不成，一日复之而有余。今昔之感，岂为此依依者耶！”
清朝最后一任新疆巡抚袁大化在辛亥年（1911年）还看到多处左公柳，他在《辛亥抚新纪程》中记载说：“自出潼关西来，柳荫夹道，皆三十年前左文襄西征时种植。……华阴以西，夹道左公柳尚茂密。间有被土人偷伐者，亦地方之责也。左公柳甘界尚整齐，无甚短缺。自平凉以西，左公柳夹道继续，拳屈瘠薄。……红城驿夹道杨树高十余丈，左公督陕时种植，多为奸民剪伐。有未伐者，高耸插天，干直无枝，枝亦被人斫去。”
那时距种树已经40年，还能看到“柳荫夹道，高耸插天”的景象。但是左公柳被残害、破坏，也已达到严重的程度。
民国初年谢彬游新疆，一直到阿克苏，还见到左公柳。游记中说：“湘军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绿映行人。”
以后，左公柳的命运就日益陵替了。由内地到西北，先是修通了公路，后又有铁路和飞机航线，那条漫长而寂寞的丝绸古道已变得冷落荒凉了。虽然有些公路路段利用了古道的路线，但是加宽路面、加固路基的工程，不免会将沿路树木斫伐。这一“柳荫夹道，枝拂云霄”、连绵数千里的塞外胜景，兼具有近代史中中国人民英勇抗御外侮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古道，因为缺乏有心人的认真保护，经过100余年的沧桑，现在已零落难觅了。
虽然如此，关心左公柳的人一直很多。抗战时期，由于宣传建设大西北，曾有一首歌曲流行于大后方，歌词首句是：“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是罗家伦作词，赵元任作曲，当时许多青年人都会唱这首歌。民国36年（1947年）有人在甘肃安西县三道沟（离县城约90里，离玉门约60里）看到老树10株，树上钉木牌，楷书“左文襄公手植”。他写信告知了《左文襄公在西北》作者秦翰才。80年代有人看到平凉郊外公路旁还有左公柳，绵延数十里。酒泉公园中则只剩四棵左公柳，其中一棵在离古泉五六米的地方，枝干挺拔，郁郁葱葱，依然秀丽动人。
1990年4月，作者随全国政协视察团到甘肃兰州、武威、敦煌等处视察，特意寻访了左公柳。在兰州市东黄河沿岸一条幽静的小路上，有一排柳树，共九株，约三四人合抱，树干高约20余米，枝叶披拂，浓荫蔽日。树四周用水泥栏杆保护，有标牌上书“古旱柳”。据甘肃省博物馆介绍，这就是左公柳。作者与同游者剧作家吴祖光、音乐家吴祖强兄弟，漫画家及文物家毕克官、老医生刘志明、音乐家江定仙、指挥家严良堃等在左公柳前摄影留念。在武威雷台前路旁有一株百年古柳，当地人告知作者，这也是左公柳，作者也留影纪念。
1986年八九月间，作者曾去新疆，当年浓荫蔽日、翠幄连云的左公柳景色是看不到了，但见天山白雪皑皑，乌鲁木齐城一派繁华景象；吐鲁番葡萄架下、火焰山前，喀什噶尔的巴扎摊头，各族人民亲密团结，因而深深怀念先文襄公西征伟业，成诗一首：
大将挥师出玉关，风沙莽莽定天山， 敌骑已窜穷荒外，杨柳犹依古道旁。 许国不辞身后谤，成功始见世途难， 丹心长伴边城月，还照梧塘屋数间。
诗虽不工，但表示作者对先文襄公崇敬之忱。下面引一首宋伯鲁的诗，伯鲁字芝栋，陕西醴泉人，光绪十二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著有《海棠仙馆诗集》15卷，是有名的诗人。这首诗题是《将至肃州追怀左文襄师》，我们就以这首诗作为记述西征事迹和左公柳的结束：
作者与左公柳
左侯崛起中兴日，誓扫天骄扩帝仁。 万里车书通绝域，三湘子弟尽功臣。 凤林鱼海春风远，玉塞金城柳色新。 今日西陲需保障，九原谁为起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