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左失和内幕——“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足一哂耶”
太平军覆亡以后，湘军已经失去了重要作用，正是历史上所谓“狡兔死，走狗烹”的时候。但是湘军领袖并没有受到迫害，反而进一步得到重用。曾国藩是有名的处世老练的人，难道他过去的重重忧虑都不过是虚幻之感吗？胡林翼也是深明世故、足智多谋的人，他生前为湘军将领安危担忧，并将善后重任托付给左宗棠，难道也是无的放矢吗？左宗棠受胡林翼生前重托，他是如胡林翼所说“谋人忠，用情挚，……临危难方知其可靠”的人，难道他对曾国藩的安危，也与自己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竟然不出一策、袖手旁观吗？从常理判断，应该不是这样。但是历史上却没有留下有关他们保全自己的策略的记载。然而，恰好在太平军覆亡、金陵沦陷之际，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轰动一时，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却又令人十分生疑，即“曾左失和”，亦称“曾左交恶”事件。
左宗棠和曾国藩原来“情意孚洽之至”，虽然在一些用兵、用人等问题上，有过意见分歧，但是总的来说，彼此都很尊重、敬佩。这次失和很突然，正当天京陷落之际，他们二人对洪秀全儿子幼主洪福瑱的下落做了不同的汇报，又在皇上面前争执不休，并互为攻击，曾左交恶就自此始。交恶过程是这样的：
天京陷落后，曾国藩奏称：“伪幼主洪福瑱积薪自焚而死。”一个月后，左宗棠上奏说：“福瑱并未死，已逃至湖州。”正好李秀成招供中也说：“曾经挟之出城，后始分散。”看来洪福瑱已逃出无疑。慈禧大为不悦，下谕批评曾国藩，着其查明，“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
曾国藩对左宗棠这一揭发非常不满。他素来是小心谨慎的，这次却大胆顶撞了一下朝廷，上奏说：
杭州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未闻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纠参。
杭州是左宗棠克复的，这段参奏显然是针对左宗棠。
左宗棠马上针锋相对地上奏说：“至云杭贼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余则并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也。臣欲纠参，亦乌得而纠参之乎？！”奏中还说，他对军事提过多次正确的意见，“臣屡以为言，而曾国藩漠然不复介意……因意见之弊，遂发为欺诬之词，似有未可”。奏末他还表示：公事公办，今后仍将与曾国藩和衷相处，共商国是。
清朝廷从曾国藩、左宗棠的奏折中，看到湘军二主帅有矛盾，很高兴。因为理在左宗棠一边，所以表扬了他，曾国藩有大功于朝，也不再责备。批示说：“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
朝廷既不愿大臣之间太亲密，也不愿他们互相对立。批文稍许压一下曾国藩，扬一下左宗棠，实际又替他们增添一点矛盾。左宗棠表示今后仍将和衷共济，是符合朝廷意旨的，因为还需要他们效力。
后来不久，洪福瑱在江西为清将席宝田抓获，曾国藩也不能再说什么了。但是从此曾、左失和，二人几乎断绝往来。清人笔记都认为“洪福瑱事件”就是曾、左失和的起因。
这次“失和”有许多可疑的地方。左宗棠和曾国藩在皇上面前互相攻讦是很不合常理的。这不符合他们素以道德文章名重天下的大臣身份，也不符合他们一向情意孚洽、彼此提携的交往历史。再者，错报一次军情也不是大不了的事，曾国藩只须上奏检讨一下，说是误听下属报告，以他攻克南京之功，清廷决不会计较，何必如此大动肝火？还将克复杭州的情况硬扯上去。他明明知道杭州与金陵情况不同，杭州城并未被全部包围，汪海洋等逃出，左宗棠也已据实上报。金陵明明错报了军情。以曾国藩的水平，无论如何是能见到这些的。他却剑拔弩张，气势汹汹。左宗棠辩白几句，也是理所当然，但何必又牵扯过去“不和”的事例？
他二人岂非有意造成不和的气氛，让朝廷知道，二人成见由来已久，湘军内部并不团结吗？
他们的做法也很可疑，每次上奏，必同时将奏折底稿互相抄送。20年后曾国藩去世，左宗棠这才说出真相，与孝威信说：“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去陵谷，绝无城府。”表面上争论如此激烈，但背后立即将攻讦内容抄送对方，使对方做好准备。大臣之间这种做法，诚属少见。而且，既然彼此争论绝无成见，何以事后又断绝来往呢？
还有一些可疑之处：金陵是曾国荃攻陷的，谎报军情一案曾国荃首当其冲。但是，左宗棠为此和曾国藩“失和”，和曾国荃却一直友好，而且还相互帮助。光绪十年（1884年）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因病告退，奏荐曾国荃代理，两个月后曾国荃受代。正当那时，为左宗棠西征筹款有功的胡雪岩出了事，他所经营的钱铺多处倒闭，京师王公大臣多有银款存在胡雪岩铺内，怂恿朝廷下谕责成两江总督查办，并怀疑左宗棠与胡有私。曾国荃复奏详细说明西征借款的必要，对左宗棠维护备至，胡案因此未牵涉左宗棠。对曾、左失和这样的大事，当事人曾国荃却似乎与他无干。后来曾国荃和左宗棠还结了姻亲。
从曾国藩和左宗棠的私交看，也不至于为幼主洪福瑱一案而绝交的。二人论交很早，曾国藩一直器重左宗棠，曾多次邀他出山和奏荐他。左宗棠也敬重曾国藩“为人正派，肯任事”。有时为公事也争执，曾国藩比较虚心，常接受左宗棠的意见。他曾写信给左宗棠，说他和胡林翼“当危迫之际，每每有不自持之说，独阁下向无此失。……故知贤于弟远矣”。可以看出曾国藩衷心佩服左宗棠，认为“远胜”于他，也胜过胡林翼。“失和”若干年后，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内，听到甘肃来人谈及左宗棠经营西陲情况，还赞叹说：“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原，恐亦不能为之继也。君谓为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曾国藩每谈到左宗棠，就会想到胡林翼，可见三人交谊之真挚，曾、左、胡联盟的影子跃跃可现。
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对曾国藩的亲属关照备至。曾国藩第三子纪鸿（字栗）在京师贫病交加而卒，左宗棠送给生前医药费和死后殡殓衣棺、还丧乡里的费用。在两江总督任内，又将潦倒在江宁候补的曾国藩女婿聂缉椝，保荐到上海制造局任会办。他致函总办李兴锐，谈及他和曾国藩的交情时说：“弟与文正论交最早，彼此推诚相与，天下所共知，晚岁凶终隙末，亦天下所共见。然文正逝后，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亲友，无异文正之生存也。”这样的生死交情，怎能为一点区区小事失和？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疑点：胡林翼委托左宗棠保全曾国藩，又叮嘱曾国藩要绝对信任左宗棠。照理，他们二人应当互相信任，彼此帮助，一心一德，共度危难。这不单是实现胡林翼生前嘱托的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保全他们自身以及湘军领袖的大事。何以他们不仅不亲密团结，反而吵闹起来，弄得天下皆知。这岂不是既不利于自己，也有负于亡友吗？
只有一个答案：他们的“失和”，只是一个假象，正是为了实现亡友的遗愿，也是保全自己的策略。
“曾左失和”后，社会上议论纷纷，有人认为左宗棠是曾国藩所荐，左宗棠不应该和曾国藩争吵。更多的人则“右左而左曾”，认为多半是左宗棠对。因为左既是曾荐，“乃致中道乖违，疑曾公或有使之不堪者”。还有的说：“左公不感私恩，专尚公义，疑其卓卓能自树立，而群相推重焉。”（薛福成《庸盦笔记》）薛福成自己则站在曾一边，认为左“不应背恩”。左宗棠对这些言论不屑一顾，与孝威信说：“吾与侯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值一哂！”
他们并非争权趋势，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对洪福瑱下落有分歧，还谈不上是为国事兵略之争。这是左宗棠的掩饰之词。当时他还不能将真相完全暴露出来。但是在挽曾国藩的联语中，也流露出了一些真情。联云：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上联推崇曾国藩，一笔勾销了所谓“不和”。左宗棠告知孝威信说：“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这两句话，早在曾国藩生前，他就在奏章中以此赞扬曾国藩，并非始毁今誉。上联也透露出曾国藩比他更忠于清王朝。下联说，二人是同心同德，坚若磐石，终生如此。他们互相攻错则有之，至于互相攻讦，不过是有意制造的假象而已。
如果对“曾左失和”的前因后果，细心考察一番，就能发现若干破绽，前人已有所怀疑。如徐一士云：“益见宗棠之于国藩诚有异乎寻常之凶终隙末者矣。”亡兄左景清曾为文论述“失和内幕”，与保全湘军有关。清廷看到湘军二位主帅内讧，认为湘军的威胁不足重视了，因此湘军和将领们得以保全。这就是胡林翼生前委托左宗棠最后一道策划的实现。
历史结局确实如此，太平军失败后，曾国藩立即交出兵权，慈禧对湘军也不再猜忌，认为汉人无足畏了。当时强邻压境，西陲有事，还需要利用左宗棠和湘军。两年后左宗棠率兵西征，不久收复了沦陷于英俄走狗阿古柏之手13年的新疆，恢复了祖国六分之一的土地。足见曾、左、胡的谋划是成功的，保全了力量，也卒成“大功”。这和湘军打天下、做皇帝来比，其意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