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在10年以前，我还不曾想起要为先曾祖父宗棠公写点什么，更不用说一本完整的传。那时我对他老人家的生平其实了解得不多。幼时在家中书房里，有一只书柜，存放一整套的《左文襄公全集》，但我从来没有去认真翻阅。原因很简单，那时既看不懂，也没有兴趣。从上小学、中学，一直到上大学，学校里课程繁重，应付考试还来不及，有点闲暇，宁愿去看、电影，上操场玩玩球，也不会埋头在故纸堆中。在大学里读的是理工科，及至工作之后，对文史方面的书籍涉猎更少。1939年长沙大火，家中所有的文物书籍，包括这一套《左文襄公全集》，都付之一炬。因此长期以来，我所了解有关曾祖父的情况，只限于在历史教科书里极有限的材料和家中流传的一些故事。后来我也看过一些清末民初的笔记，其中有一些关于曾祖父的故事；还有三本专门写曾祖父的书，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有两本书我读过，还接触过其中一位作者；另一本未读过，但却与它的作者会见过。
一部是陈其田先生的英文著作：Tso Tsung Tang，Pioneer of the Modern Dockyard and the Wollen Mill in a（《中国现代造船厂和毛纺厂的开拓者》）。1936年我就读于北平清华大学，那时在燕京大学任助教的表姐饶毓苏告知我，陈其田教授约我去谈谈。我如约去燕大经济系会见了陈先生，他告诉我正在写这本书，希望我能提供一些有关曾祖父的资料和照片等，我答应尽力去办。1937年暑假回家，不想几天后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南迁，燕大留在北平，我和陈先生因此没有机会再接触。这本书据说1938年在北平出版，我始终没有读过它，从书名看，当是写曾祖父办洋务的事。
1939—1940年我在重庆上大学时，读到另一本英文著作，W.L.Bales的Tso Tsung Tang，Soldier and Statesman of Old a（《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书中详细内容现在已记不起来了，但印象一般，所叙述的事实大致早已知道，也收集了一些遗闻轶事，有些显然是不可靠的。这是最早的一本外国人写的曾祖父的传记。作者是一位美国军人，书中对曾祖父给予很高的评价；也难为他读了许多中国史料，包括一些野史，在当时就算是一本较详尽的曾祖父的传了。尽管这本传不能说有什么特色，但可表明曾祖父在外国人心目中是一位值得敬重的爱国英雄。
1949年上海解放前后，大姑父夏敬观告知我，有一位秦翰才先生是专门研究文襄公的，想来和我谈谈，我表示欢迎。一天，翰才先生到武进路我的寓所造访。他当年五十余岁，中小个子，戴副深度近视眼镜。他说正在写一部《左宗棠传》，希望我为他收集家中流传的逸事，并提供文物照片等。他还送了我两本他的著作：《左文襄公在西北》和《满宫残照记》。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位严肃而正直的学者，我们谈了约半小时，几乎没有见他露出笑容，只是全神贯注谈他对文襄公的研究——他的毕生的事业。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不久写了一篇曾祖父的逸事，大都是家中流传的故事。十余天后我到他的工作地点——靠近苏州河的一家银行，去拜访了他，将写好的材料交给他，他默然地接受了。因为是在工作时间，没有多谈。以后我还想为他收集一些家中的文物照片，但不久我就离开上海去北京工作。那时工作既忙，运动又一个接着一个，和翰才先生就失去联系了。那次在上海苏州河畔是我们最后的一面。直到1983年底，才听说他已于1968年含冤去世。1986年岳麓书社出版了他的遗著《左宗棠逸事汇编》，我写的那几则逸事也在书中刊出了。
《左文襄公在西北》这部书，我当时翻阅过，但一直没有细读，因为后来多年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与文史距离较远；当时的环境也不鼓励人们去钻研封建时代的人物，即使是自己的先辈。直到最近几年，我才细读这本书，觉得它收集资料丰富，是迄今比较详尽、公允的一部书，也可以说是研究曾祖父的一本经典著作，可惜只限于叙述西北的事迹。
以后史学界的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特别是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封建时代的绝大多数有名人物都被批倒批臭了，更何况镇压过农民运动的曾祖父。造反派批判我说：“你的家庭是最黑最黑！”我想，曾祖父收复新疆，为国家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今落得这样个说法，心里不是滋味。虽然我坚信历史终会恢复本来面目，但却也不敢和造反派顶嘴。当时自然不会去埋头研究曾祖父的历史。
“四人帮”倒台后，特别是中央的拨乱反正政策实施以来，史学界出现了令人鼓舞的现象，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逐渐恢复了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态度，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肯定曾祖父收复新疆的重大功绩，以及为办洋务恢复名誉的文章。我最早看到的是杜经国先生1978年发表在《光明日报》的论文，以后陆续有董蔡时、杨东梁、沈传经、耿士信、刘泱泱诸先生，以及《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的“笔谈左宗棠”专辑等大量文章发表，作者大多采取了比较客观、公允的态度，虽然其中也有些论点，主要是对曾祖父早期活动的评价，作者并不能苟同。80年代初期，国家副主席王震公开发表了几次谈话，充分肯定了曾祖父收复新疆为中国人民立下的功劳。王老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他的谈话极有分量，这对于历史学界拨乱反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83年夏天，我遇到了一件麻烦事，是与曾祖父有关的大事，也是他老人家死后遇到的不幸。我收到在长沙家人的来信，曾祖父在杨梅河的墓被盗了。据说是在“文革”末期的1974年，盗墓之风盛行。一位农民认为曾祖父是清朝大官，墓中必有宝藏，因此掘开了墓，打开棺木，发现曾祖父遗体未腐，面目栩栩如生，但宝物却没有。盗墓者一气之下，就将他老人家遗体抛弃在墓旁，恨恨而去。后来有好心的老农民黄大爹挖了一口浅坑，将遗体放入，用浮土掩埋好。当时不要说远在外地的我，就是在长沙的家人也不知道这个情况。直到1989年之后，也还是这位好心的人辗转告知了长沙的家人，我们这才知道。作为后人，听到这样的事，我们都很痛心，也很发愁。修墓要花一笔钱，我们的财力都不充裕，但还可以设法筹募。更重要的是，曾祖父是一位历史人物，社会上还有争议，“文革”的阴影并未完全消除，如果不得到政府的同意，私人修墓恐怕也有困难。在无可奈何之下，我想到求助于王震将军，就贸然写了一封信给王老，希望他能给以帮助，其实也是姑且试试看的意思。
不到一个星期，8月23日晚8时许，王老派了一位何参谋来接我，到了西城区他的寓所。他见了我第一句话就是：“我刚从青岛回来，看到你的信，找你来谈谈，晚了一点了。”我听了很感动，他老人家这么忙，这么快就约见我，已经大出我的意料，他还这么谦和，也真叫我这个后辈不敢当了。他的第二句话也是开门见山，说：“左公的墓我会通知国务院转告湖南地方办理，你不用操心了。”我放了一大条心。
这晚我们就不用谈修墓的事。他对曾祖父收复新疆的事迹很感兴趣，对史学界近来开展的重新评价曾祖父的业绩给予重视，说：
“史学界最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对令曾祖做出了正确、客观的评价，这对海内外影响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
那晚他谈兴很浓，谈到曾祖父的功绩和对洋务派的评价，又谈到左公柳，兴致勃勃地吟诵了“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那首有名的歌颂左公柳的诗；还殷殷询问左公后代的情况。这些情况在我后来发表的那篇访问记中都已有详细记载，这里就不赘述。
直到晚11时许，我们的谈话才结束，临别前他赠给我一套他亲自签名批阅的《左文襄公年谱》（共4册），是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陆已多年没有印售过这本书。他还谆谆嘱我，今后多研究曾祖父的事迹。
从王老赠书以后，我这才开始用心研读有关曾祖父的史料，除了《年谱》外，还较细心地涉猎有关的专著和报刊文章。由于王老曾嘱我找一找《左文襄公在西北》的作者秦翰才先生，显然他对这本书和作者很有好感。我已多年没有和秦翰才先生联系，因此征得王老同意，写一篇访问记，提一提这件事，估计会得到回应的。不久我将写好的文章寄给王老，王老做了些修改，并且将题目改为《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闪光》。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获得了意料不到的热烈反应。各地报刊和文摘报，以及港澳报纸大都迅速做了转载或介绍。我还收到许多读者来信，他们对王老肯定曾祖父为祖国做出的贡献和爱国主义精神，几乎一致赞扬他的远见卓识。海外亲友也迅速看到了这篇文章或它的摘要，他们对王老所说的话都十分感奋：“要尊重历史，对历史人物要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凡是对国家民族有功的人，都应该给予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他们认为，从王老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是尊重历史、尊重历史有功人物、尊重传统文化的。王老的谈话对海内外人士和统战工作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其后几年间，国内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左宗棠研究”的热潮。《左宗棠年谱》《左文襄公全集》《左文襄公在西北》《逸事汇编》和几本有分量的评传和研究论文集等都陆续出版。1984年和1985年还分别在苏州和长沙举行了两次“左宗棠学术讨论会”，收到了百余篇论文，《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都分别做了报道。特别是1985年11月在长沙的那次会议，由湖南社会科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等联合主办，同时也是纪念曾祖父逝世100周年和长沙曾祖父墓修复落成。王震副主席于会议闭幕之日赶到长沙，第二日接见了大会主持人和左氏后裔中的几位代表。王老听取了大会的汇报，并指示说：“左宗棠为中华民族立了大功，有功就是有功嘛！评价历史人物，账不要算得太细，搞得太烦琐，有些事可以求大同、存小异，发扬百家争鸣的精神。”
我开始较认真地研读有关曾祖父的历史，是在王老赠书之后，当时并没有要写点什么的想法。后来应《湖南师大学报》和长沙“左宗棠学术讨论会”之约，写过一篇短文和一篇较长的文章，又亲自参加了长沙的会议，听到许多代表的发言。几年来还读到许多报刊文章和几本新出的评传和专著，因而萌生了为他老人家写一部较详尽、完整、客观，更为符合史实的传记的意图。写《左宗棠传》的目的有下列几个：
（一）曾祖父的一生纵贯19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从青年时起，经历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军、捻军、回民起义和收复新疆的战争，直到1885年病逝于中法战争前线的福州。中国近代史中一些重大事件，他都参与而且是主角。当时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交织，特别是西方列强侵略、压迫、瓜分的危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当时最主要的矛盾。曾祖父一生中与英、俄、法等帝国主义以及国内投降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收复了沦陷于英俄走狗安集延匪帮13年之久的新疆，为国家和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曾祖父战斗的一生写一部翔实、详尽、公正、客观的传，将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现在海内外还缺乏这样一部优秀的传，如果能写成功，它将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爱国主义教材、一部简明的中国近代史。对于培养和发扬人们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精神将是十分有益的。
（二）通过大量曾祖父本人的著作以及同时代和后代人有关他的生平的介绍和评论，我感到虽然近年来史学界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对若干问题重新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对曾祖父收复新疆的功劳和抗击英、俄、法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行动和思想，给予了肯定和赞扬，正如王震副主席所说，是史学界做的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但是由于多年来“极左”思潮的影响，许多问题并不是一下子都可以搞清的，偏见也不是立时可以消除的，它对于社会的影响更非几次学术讨论会就能解决，因此我感到有必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写一本曾祖父的传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可能有助于澄清近代史中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有关曾祖父的一些史实，特别是某些流传广泛、众说纷纭的问题，如他在太平军革命早期和晚期的思想转变，他和胡林翼、曾国藩结成湘军核心（联盟）的意图和后果，他和洪秀全会见之谜，他和曾国藩交恶的内幕等，书中阐述了作者经过仔细研究后提出的见解和推断。所有书中的论点，包括作者自己的和引自众多史家评家的，自然不免会在读者中引起不同的反应。我想，即使引起一些争议，百家争鸣，对于推动近代史的研究，也将是有益的。
（三）我自幼在家中常听到长辈和兄姊们谈到曾祖父的趣闻轶事，有若干在外未曾流传，对于了解曾祖父的生平也是可贵的史料。还有，关于曾祖父的身后、子孙和亲友的情况，一位伟人的后代是如何生活和逐渐凋零的，等等，也可能会使人们感兴趣，也有借鉴的意义。所以，想以“传”的形式，将这些珍贵的“史料”都记录下来，否则就会流失了。
1991年初，我开始着手《左宗棠传》的准备工作，草拟了提纲，分了章节，广泛搜阅了有关书籍文章，准备工作花了半年，原计划写十六七万字，20余章。从1991年7月开始写，写下来却打不住，许多重要的内容不能割弃。约一年后完成了初稿，已有了较大的扩充。又经过几个月的修改补充，今年6月14日全稿完成，共70章，约40万字。完稿的那天，我十分高兴，总算了却了一桩心愿。
曾祖父是于民族国家有大功的历史人物，多年来却又议论纷纭，成为一位有争议的人物。写他老人家传的目的，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因此，虽然一般文学传记允许有合理的想象，甚至一些虚构的情节；即使是严格的史传，也未必每件事、每句话都有可靠的根据。我写这本传虽然也以文学传记的形式来写，但严格地尊重事实，力求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事件和人物。所有重要史实，以及传主和同时代人的活动和言行，都根据可靠的史料，不做任何虚构。书中所记曾祖父和同时代人的谈话、通信和活动，都分别引自他们的书信、家书、诗文、奏稿、批札、日记、年谱，以及《清史稿》和其他可靠的史料。谈话、书信和奏稿等一般都照录原文，遇到比较生涩的文言文，则改译成白话，以便于读者。书中还引用了当时的新闻报道和大量近现代人著作中的材料，以及一些政治家、史学家和舆论界（包括西方）的有关评论，如严复、章太炎、孙中山、毛泽东、王震、包尔汉、埃德加·斯诺和许多史学家的精辟论点。本书在叙述中，尽可能罗列事实，和传主及同时人的言行，少摆或不摆观点，让事实本身做出结论。在众多的史家评论中，既有赞扬，也有批评指责，书中都如实反映。作者本着一个正直的史学工作者的原则，不为尊者讳，不为亲者讳，相信众多的读者都能和作者一样，会从事实得出的结论中，对比分析各家的评论，得出自己的观点。
读者如有兴趣查阅原文，可从附录的书目中查找。史实以及当时人物的言论和活动可以按照时间从年谱、书信、奏稿等史料中查出。各家评论一部分可从评家专著中找到，没有列专著的众多评家，则可从列出的几种研究、讨论论文集，以及《笔谈左宗棠》《左宗棠逸事汇编》等书中找到他们的原文，只有一些零星散见的资料，未在参考书目中一一列出。
在引用的众多资料中，有几本书值得特别提一提。一本是罗正钧的《左文襄公年谱》（光绪二十三年刊，即1897年，以下简称《年谱》），这本书收集资料较丰富，对曾祖父的生平事迹、家庭教养、师友渊源、理想抱负、思想人格，以及抗击英、俄、法帝国主义侵略、收复新疆战役等方面，都有较完整的叙述。有些是第一手材料，基本上客观、公正、翔实，这样一部按年月日编排的史料，可作为写《左宗棠传》的基础和提纲。当然，清代人的著作不可能要求它具有现代人的观点，还需要大量的删节和增补。不过《年谱》作者具有实事求是的态度，选材既慎重，又大胆，也有远见，很是难得。例如在太平军初起义时，曾祖父曾抱着中立的态度，隐遁深山，多次谢绝清政府的邀请；又如太平军入山寻索曾祖父，《年谱》都秉笔直书，这些在当时对谱主是不利的，而近代史家却又几乎从不提及这类有关曾祖父早期政治思想动态的重大事件。又如《年谱》中详载了曾祖父与李鸿章塞海防之争、与沈葆桢借洋款之争、与郭嵩焘割地议和之争等，作者显然站在谱主一方，对方却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特别是李鸿章当时还健在，而且正权倾朝野、炙手可热。《年谱》作者的目光和勇气是可敬佩的。《年谱》也有缺点，不仅在若干观点上，在史料上也有许多疏漏，如曾国藩和左宗棠失和是当时一件大事，《年谱》却只字不提。这可能是因作者碍于曾国藩和左宗棠两家情面，也许是他独具慧眼，已觉察出“曾国藩和左宗棠失和”不同于寻常的失和，可能还有内幕，也很难说。
秦翰才的《左文襄公在西北》也是一本史料丰富、观点正确的书，可惜内容主要只涉及曾祖父在西北的事业。他辑录的《左宗棠逸事汇编》提供了散见于清末民初各种书籍中的有关材料，虽名为“逸事”，但包含了大量的史料，如曾国藩、王闿运、翁同龢等的日记，陈其元、薛福成、欧阳兆熊等的笔记，曾纪泽的《中俄谈话录》等，都是可信的史料。当然，许多论文、专著和评传也提供了大量材料和有益的意见，这些都对写《左宗棠传》提供了帮助。在此谨向所有这些作者，已故的和健在的，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书中有一些家中流传的故事，大都是我听长辈和兄姊们所谈，或是亲身经历。至于外间流传的逸事，在清末民初的笔记中出现很多。本书只采用那些经过研究、选择确认基本正确的材料。有些即使是流传很广的故事，经过分析研究后，如发现疑窦很多，则概不采用，力求保存全书历史的真实性。举一二例如下：
曾祖父与曾国藩以联语互嘲，这个故事流传极广。我首次听到，是在上初中时听一位历史教员讲的，家中长辈们却从不曾提到这个故事。故事说：曾公与我曾祖父意见常有不合，有一次两人又争执起来，曾公出联云：“季子敢云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曾祖父字季高，上联将他的姓字嵌入。曾祖父迅即对云：“藩臣多误国，问尔经济有何曾？！”这副联语在多种笔记中都有记载，文字互有异同，如一种异文云：“季子自命太高，隐不在野，仕不在朝，与我意见大相左。”“藩臣以身许国，进未能战，退未能守，问君经济有何曾？”（蔡丕：《趣园记事》）
据各种笔记载，作联互嘲的时间是曾祖父未出山时，一种说法是曾祖父赴京应考，常到曾公府第访谒时的事。另一种说法是曾祖父任湖南幕府时事。前一种说法显然不确，因为曾祖父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前三次赴京应试，并未去曾府访谒曾公。曾公于道光十八年始中进士，并未当什么“藩臣”或武将，当时国内外均未发生战争，责备曾公是“进未能战，退未能守”“误国”的“藩臣”，未免太荒唐无稽了。这一说法至少证明在时间和地点上是编造的。
曾祖父自咸丰十年率楚军进江西以后，就未再与曾公会面。以后他转战赣、浙、闽，曾公坐镇江南。天京攻克后，两人又因洪福瑱下落事而“失和”，极少互通音信。嗣后曾祖父又去西北，曾公由直隶转江宁，不久卒于两江总督任所。所以他们如有互嘲的事，一定是在曾祖父出山以前，第二说在时间上是说得过去的。
考曾祖父与曾公最后一次相聚，是在咸丰十年三四月间，他们与胡公林翼同会于宿山曾军大营，当时是曾祖父出山前夕，官樊构陷事件尚未了结，曾、胡两位有意拉他出来，加入镇压太平军的行列。据曾公日记，三人谈处极欢，经常谈到深夜，不外是商讨天下大势和如何对付太平军。这时正是曾、左、胡核心形成的时期，三人同德同心，曾、左两人在此时不可能互嘲。
再往前追溯，咸丰二年曾祖父在湖南巡抚张亮基幕中，始与曾公交往；咸丰四年在骆秉章幕中，与曾公过从密切，“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当时曾公已是在籍的侍郎，奉旨督办团练（即后来的湘军）。曾祖父并无官职，只是一幕客。他们之间意见有分歧，是不可免的，也是事实，但是不可能互相嘲讽以致谩骂。曾公上联还只是一般嘲讽，曾祖父的下联则太不客气了，那时曾公并没有做出什么“误国”的事，曾祖父更不至于骂他一窍不通，“问尔经济有何曾”就含有“一窍不通”的意思。曾公逝后，曾祖父挽联云：“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曾公生前对曾祖父也赞誉备至，如咸丰十一年曾公奏陈：“左宗棠平日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同治元年与曾祖父书云：“弟当危急之际，明知事不能行，每每不自持而陈说及之。胡润帅（林翼）昔年亦多不自持之时。独阁下向无此失，从未出决办不到之主意，未发强人以难之公牍，故知贤于弟远矣。”这哪里有一点“季子敢云高”的意思？可知他们两人相互敬重。互相嘲骂的联语显然是好事文人看到他们后来“失和”而编造出来的。联语显然对曾公有贬抑之意，正如曾公门生薛福成所谓当时人“往往右左而左曾”，并为此愤愤不平。对这一类流传虽广，似乎又饶有“风趣”，但却毫无佐证的“逸事”，本书一律不采用。
还有一类属于迷信的传说，也不采用，即使是在我家中流传的，如《年谱》开卷引四叔祖父孝同公《先考事略》云：“将生之夕，祖妣梦有神人自空中止于庭，谓‘牵牛星下降’，惊寤而府君生。空中忽有光如白昼，灯烛皆掩。”我自幼也听祖母谈过“文襄公是牵牛星下凡”。这当然是迷信、无稽之谈。在当时迷信盛行的封建时代，毫不足怪。妇女一般在临产前身体困乏，心情紧张，精神恍惚，产生幻觉，这也是可能的，但这是另一回事。曾祖父自然不是“牵牛星”下凡，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牵牛星”神。对这一类带迷信色彩的传说都不采用。
本书沿袭清代史料中采用的农历（阴历）月日，年岁用虚岁，路程用里（华里），重量用斤，换算成公里、公斤（千克）都很方便，只是由农历换成公历，要查一查万年历。
在书中对传主和其他同时代人如何称呼，是我考虑了许久的问题。我们这一辈在家中称曾祖父为老爷爷，与父辈或子侄辈谈及，则大家都称文襄公。如果书中用这两个称呼，文字会显得累赘，特别不仅是对曾祖父一人的称呼，同时代的许多重要人物，如陶文毅公澍、林文忠公则徐、胡文忠公林翼、曾文正公国藩、李文忠公鸿章等，都是我的长辈，大都有亲戚关系。照中国的旧礼法，对长辈不能称名，如书中都用文毅、文忠、文正公等称呼，必将影响行文的流畅，对读者而言将很不方便，全书的可读性会大大降低，写传的目的和预期效果都将受到损害。因此，我决定暂时站在家庭之外，以一个研究清末历史的中国人的身份，仿效史家的写法（如《清史稿》）来写这段历史。当然，不仅在称呼上，在写作态度上作者也必须站在家庭之外，以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立场，客观、公正地来写这段历史，不仅不为文襄公讳，也不为几位文忠公和文正公等讳，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只有这样，这本传才能成为有价值的书，才能为读者接受。
本书从开始写作直到出版，始终受到许多长辈、亲友和同事的鼓励、支持和帮助，首先要感谢已故国家副主席王震，是他的赠书和对我以及整个史学界的鼓励，使我从此产生写《左宗棠传》的动机。大姐 如知道我准备写传后，以80余岁的高龄，在去世前几个月（1984年）用颤抖的手给我写了几页信，使我获得了一些极有价值的家中史料。表弟饶毓菁远在重庆，也热心给我寄来了他多年收藏的一批有关曾祖父事迹的剪报，报纸都已发黄，可见他珍藏之久。他们三位都已先后作古，不及看到本书，实在是十分遗憾的事！
在美国波士顿定居40余年的三姐敬如于1991年初回国探亲，在家中住了半年。她得知我正着手写《左宗棠传》，又看了我写的几章回忆录，就积极鼓励我将书写下去。后她又从美国来电话并写信给我，表示全力支持，对此我十分感激。在国内的四姐景福、六姐景玉、七姐景善也都纷纷表示支持。几位姐姐和在巴黎的达哥（景权），以及九妹景范、九妹夫梁赐龙等，还热心抄寄了一些有用的资料。十妹景成和十妹夫陆宗华为本书联系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努力。我的研究生和同事刘幼平君帮助本书目录和书稿的整理打印，而且也提供了一些资料。我还得到了其他许多友人的帮助，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还要提一提内人袁俊华，40余年来她既承担了全部家务，过去又为我的几本著作（自然科学方面的）抄录、整理书稿，这本书稿也不例外，其中也凝聚着她的心血和汗水。
我希望，本书能提供给读者一些近代史知识，了解帝国主义侵华的真相，激发爱国主义的热忱。曾祖父在去世前看到国事凋敝、列强侵略未已，在遗疏中哀叹：“遗恨平生，不能瞑目！”历史已经过去，现在国家已初步繁荣昌盛，各族人民亲密团结，曾祖父如地下有知，也当含笑瞑目了。
左景伊
1993年10月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