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一个多事之秋，一个转折的年份，自此而后，历史加速得如同坠下了悬崖。这一年，祖大寿被围，两王被杀，杨嗣昌病逝，宣布大赦，首辅薛国观因“贪奸误国”被杀，洪承畴救援祖大寿大败被围，周延儒复任辅臣，再次尝试议和。当历代学者们著书立说，把每一件事都考据得井井有条时，我们觉得好像所有事情都很明白，前因后果异常通达，但当初这些事都是堆在一起的，相当地乱。
年初的时候，杨嗣昌在中原殚精竭虑，几乎是光杆司令追着张献忠跑，最终殒命任上。这里有点奇怪，杨嗣昌手下怎么没人呢？兵都跑哪去了？
答案是，去了辽东。
自崇祯十三年初，清朝军队就包围了锦州，将祖大寿团团围住，打算行“围点打援”之策。同年五月，洪承畴受命前往救援。洪承畴是战场老油条了，对这种战术了如指掌，绝不会轻敌冒进，他决定套娃，你不是围点打援消耗我们城中粮草么，那我就围围点打援，我也给你围起来，看是你随行补给多还是我们城中仓储多。
洪承畴带着十三万大军驻扎在了清兵队伍之外，除了不打仗，该干啥干啥。等到了秋冬之际，我们生火做饭，你皇太极粮草尽绝，还待得住否？
这是个好计策，城中的祖大寿也表示支持，甚至打了包票说我们城内好得很，再坚持半年不是问题。
就这样，两军对峙真就持续到了崇祯十四年的五月。清军熬死多少我不清楚，反正杨嗣昌被熬死了。
洪承畴运筹帷幄，很有战略眼光，选择了上上策，如果执行得好，保不齐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但事实上，好的选项不一定处于可选择状态，玩过策略游戏的应该都有体会，那个你最想选的选项，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它的按钮竟然是灰色的！明朝此刻的国力已经支持不住这样完美的计划了，十几万人，往那一待，吃喝拉撒都要管，哪样不花钱？而且现在中原大乱，急着调兵去解燃眉之急。哪哪都需要钱，哪哪都需要人。
朝廷愈发捉襟见肘，兵部尚书陈新甲提出要全线出击。这是大事，朱由检没有轻易下决定，让兵部尚书陈新甲和洪承畴再讨论讨论。结果，讨论和不讨论没区别，洪承畴依旧认为要固守，陈新甲依旧认为要出击。朱由检认为还是得听洪承畴的，驳回了“着速出击”的决定。
但到了当年的七月，洪承畴还是被迫出兵了。
洪承畴的对手不仅仅是清兵，更有中原局势和窘迫的财政状况。
这场战斗没有什么悬念，自然是兵败如山倒，祖大寿没救出来，洪承畴自己也给围进去了，困在了松山。这下好了，士气涣散，大家都不听洪总督的安排了，一个个自顾自逃命去了，再无回环余地。
松山完蛋了，锦州很快也完蛋了，祖大寿投降了。清军大喜过望，一路进军，拿下塔山、杏山二城。自此，宁远以北再不算明朝之疆土。
不日，朝廷收到锦州、松山大败的消息，所有人都知道了洪总督鞠躬尽瘁、英勇殉国的故事。朱由检非常伤心，当场痛哭，比两王死的时候还要难过，毕竟他十分明白他的叔叔爷爷辈都是什么货色。他还下令开坛祭祀，为捐躯的将士们告慰，一边祭祀一边说：“我不曾救得承畴。”一想又难免伤心落泪。
然而，如此动人的故事却是一个十足的荒诞剧。洪承畴并未殉国，并且成功跳槽，后来为清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这边在祭祀，那边在授职；这边在开追悼会，那边在搞迎新宴，这不比还精彩？
不过这也是崇祯十五年四月的事了，在这之前，也就是崇祯十四年十一月的时候，洪承畴被困松山，处境艰难，围着他的清军也在冰天雪地里冻着，日子很不好过。满洲方面决定议和，这次议和，他们很有底气，自称已经建国，要求割地赔款，先每年给个一万金、百万银，再以宁远、塔山为界重新划地盘，作为回礼，给你们明朝每年一千斤人参、一千张貂皮。
这样的国书被秘密送到明朝，兵部尚书陈新甲觉得可以考虑，首辅周延儒觉得可以考虑，但是没有人愿意站出来主导此事。周延儒不是李鸿章，此番回归朝堂也是为了在后世留下美名，这丧权辱国的事情谁爱干谁干。
就像当初杨嗣昌秘密主和的时候一样，这次的秘密也被泄露了出去，被陈新甲亲自泄露了出去。明朝和议和这事儿吧，命里犯冲。上次议和，黄道周当堂大吵，骂上司骂皇帝，结果议和黄了，死了一个郑鄤。这次议和，群臣依旧群起攻之，大谈“堂堂天朝何至讲款”，又给搞黄了，结果陈新甲就死了。
从开始到最后，讲款是注定越来越难的，毕竟己方底牌越来越少，对方势力越来越大，条约只会越来越不平等，从一开始就抱着天朝上国思想的明朝君臣，绝无可能达成协议，刚开始不行，到后面就更不行了。
议和的注定失败只是那个时代的一隅，是众多矛盾中的一个，甚至不是最根本的。现在让我们看一份数据。
明末有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其中除了辽饷起自万历年间，剿饷和练饷都是崇祯年间的产物。杨嗣昌为了剿寇，提出征收剿饷，三百万两，打算“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解之局”，结果寇越剿越多，三个月苦死功夫下了，不解之局却也真无解了。杨嗣昌不会放弃，打算练兵，于是又增加了七百三十万的练饷。前后一千多万下去了，加上辽饷，更达两千三百万两白银。注意，这还是加派，除此之外还是有正赋的。正赋就少些了，四五百万。但你换个角度看，加派竟然是正赋的四五倍。
这仍然仅仅是表面。朝廷征收一份钱，那么底下的盘剥必是以数十倍起。无数地方官员和小吏借着朝廷征饷之名大肆敛财、勒索百姓，不从就是军法处置，人性尽失。
吏治是朝廷运行之根本，其腐败至此，怎可能赢得前线战争，怎可能让百姓安享太平？蛀空万丈高楼的，正是那些不起眼的蚂蚁。对于这一点，皇帝心里没数吗？他太有数了。那他能解决吗？怎么可能。
曾经，为了弥补国库的空虚，朱由检打起了皇亲国戚的主意。向皇帝兜售意见的，是首辅薛国观。
薛国观，字宾廷，号家相，陕西韩城人，万历四十七年考中进士。此人学术能力平平，投机钻营却是一把好手，跟温体仁沆瀣一气，走在党同伐异的前沿地带。崇祯十二年，薛国观成为首辅，皇帝问他如何筹钱，他表示有两条路：一、从大臣手里募集；二、从皇亲国戚手里借。
第一个有幸被选中拿来开刀的是武清侯李国瑞，李国瑞是孝定太后的侄孙，若能搞定他，其他人也就不难了。薛国观代皇帝拟旨，张口就要四十万。李国瑞不愿掏钱，开始装穷，拆了住宅，家具拉到大街上卖，一副倾家荡产、砸锅卖铁之状。朱由检很生气，这是演给谁看呢？丢人都丢到大街上了。他一怒之下削了李国瑞的侯爵。
李国瑞年纪大了，经不住吓，竟然死了。一时间，皇亲国戚人人自危，生怕步李国瑞后尘。
此时，正好朱由检的五皇子生病，皇亲国戚买通宫里的侍女太监，放出谣言：孝定太后升天为九莲菩萨，指责皇帝刻薄外家，皇子都将夭折。
神神鬼鬼这些东西吧，本身不足信，但是说的人多了，人心就动摇了。加上古代医疗条件有限，五皇子一病不起，竟真夭折了。这下好了，真撞鬼了。朱由检赶紧把四十万两银子退还李家，追封李国瑞之子为武清侯，平息事态。
这件事起到了极其不好的示范效应，以后再管谁要钱，谁就装穷，就砸锅卖铁，到大街上哭号，要钱不要脸。他们对国难当头是没有体会的，毕竟都是“何不食肉糜”的肉食者，鄙得很，毁家纾难是不可能存在的。
但是对于朱由检来说，这是偷鸡不成蚀把米，钱没拿到儿子还丢了，不管是生病还是鬼神，反正和薛国观这笔账是记下了。
薛国观虽然和温体仁很像，但是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很像，就是不全一样；不全一样，就是不像。薛国观学会了温体仁的党同伐异，却没学会廉洁为官，在阴谋方面的修养更是差了几条街，他在贪污腐败和性格狂狷方面对标的是周延儒。
总之，他学会了温周两位奸臣的一切缺点，却没汲取到一点优点，可谓是“去其精华，取其糟粕”，也真是个人才。
更要命的是，他还得罪了太监。当初温体仁弄曹化淳，结果把自己掉坑里的事余音未息，薛国观又开始弄太监了，他跟朱由检说现在贪污问题严重完全是东厂不作为导致的。各位注意，这句话他还是当着东厂大太监王德化的面说的。
王德化冷不丁被扣一屎盆子，惊惧交加，决定给薛国观一点颜色看看：乌鸦有脸笑猪黑？你给我等着！
东厂要查点什么简直太容易了，薛国观那点东西都不够看的，什么贪污腐败、裙带关系、党同伐异的，连私生活都翻得底朝天。王德化搜集好资料，都不必添油加醋，直接送给皇帝，就已经够味儿了。
一份资料或许还告不倒薛国观，但架不住王太监勤劳，隔三岔五就给你整点黑料，皇帝看多了总有恶心的一天。
崇祯十四年，皇帝终于反胃了，碰巧有人弹劾薛国观，什么也别说了，走人吧。
薛国观的脑子实在不好使，这回居然模仿起魏忠贤来，把家中金银珍宝打包装车，招摇过市，充塞马路，当真是不要命了。王德化见状，大喜，落井下石的时候到了，他直接一纸材料递交上去，全是薛国观贪污受贿的行迹。
朱由检一看，当即下令把薛国观押回京师审问，既然薛首辅这么喜欢学习“前辈”，那就学到底吧。
事实证明，薛国观绝对不是一个好学生，他的学习总是浅尝辄止，从不得精髓，这番回京，他还抱有从轻发落的幻想。直到某天晚上，一队身穿红衣的诏使闯进他家，跟他宣读了“赐死”的圣旨，他才恍然大悟：“吾死矣！”
至此，朱由检耗尽了对温体仁一脉官员的最后一点耐心，国难当头，还是需要才子方可济事，他又想起了周延儒。周延儒于崇祯十四年二月被召入京，九月再任首辅。
明末的局势，可谓是处处着火，吏治从基层到顶层，没一个好的；战争从内部到外部，没一个顺的，纵使天神下凡，也难救矣。
明末没有人才吗？当然有，而且太有了。无数仁人志士竭尽全力甚至死而后已，最终却壮志成空、零落他乡。这些悲剧从何而来？就是从这样内忧外患的背景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