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字文弱，湖广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的进士，当过教授、博士、户部主事。
天启初年，杨嗣昌目睹了风起云涌的政治斗争，深感自己不是那块料，二话不说，引疾回乡，开始躺平。人一躺平就容易发福，杨嗣昌很快变成了一个胖子，自我打趣号称“肥翁”“肥居士”。
崇祯四年，倒霉的杨鹤因抚局破产被踢到了袁州，愿意为父代罪的杨嗣昌被皇帝记住了。崇祯七年，杨嗣昌出任宣大山西总督，被委以重任。他读书万卷，文笔口才都是一流，尤其擅长大的战略规划，任职期间多次上疏指点江山，被认为有“异才”。
本来杨总督要飞黄腾达了，不料在袁州的爹去世了，没多久继母又去世了，他的仕途戛然中断，只好回家服丧。
崇祯九年九月，张凤翼自杀，兵部尚书职位出现了空缺，朱由检遍览群臣，竟找不出一个能担此大任的人物。无奈之下，他想起了在家丁忧的杨嗣昌，也不要会推了，亲自下旨夺情，让杨嗣昌继任兵部尚书。
杨嗣昌一开始是拒绝的，连上三次奏疏辞却。朱由检便在圣旨中夸杨嗣昌大有才能：如今国事危急，特别需要（你杨嗣昌这样的）人才，赶紧按着旨意复任，不要再推辞了（卿以才望，特简中枢，时事多艰，亟资干济大臣，当以君命国事为重。着星驰受任，不必控辞）。
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走马上任，来到京师。事实证明，杨嗣昌的辞却也确实只是常规程序，躺得再平的人都有一颗火热的心，他早就在等建功立业的机会了，在家丁忧这段时间一点没有闲着，“博涉文籍，多识先朝故事”，草稿都不知道打了多少遍。在召对中，杨嗣昌对每一个问题都有独到的看法，令皇帝拍案叫绝，直感叹：“用卿恨晚！”
得到赏识的杨嗣昌更加充满干劲儿，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三个要点：先定内乱再平外患，先足仓廪再增士卒，必保百姓才能荡寇。他甚至觉得奏疏里写不明白，得和皇上面谈才行。
对于朱由检来说，这样的建议他见过太多了，以前也有不少人说过同样的话，但是放到具体实施的时候又不免流于空谈，翻来覆去不过是重复这几句正确而空泛的话。他按住了激动的杨嗣昌，让他先在奏疏里写明白，梳理好思绪再召对。
杨嗣昌平复内心，迅速写出一封奏疏，论述相比较于满洲的威胁，平定内乱才是当务之急。他将整个国家比喻成一个人，京师是头脑，周边的宣府蓟州就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便是腹心。边境的烽火在肩臂附近，很急；流寇的祸乱在腹心，很深。纵然边疆之急不可缓图，但是腹心之患更不可忽视。一旦腹心流毒，那么精血就会日益干枯，肢体只剩皮包骨头，以这样的身体保卫头脑岂不是非常危险！杨嗣昌不仅使用比喻，还旁征博引，引用其他人富有卓见的奏疏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严谨翔实，一下子抓住了皇帝的眼睛。朱由检不日便面见了杨嗣昌，听其详细方略。
杨嗣昌给出五个具体的措施：审图贼之势，筹办贼之人，计杀贼之兵，处平贼之饷，收灭贼之功。
对于第一个“审图贼之势”，不得不提杨嗣昌最著名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他关注与分析中原局势已有多年，认为流寇起于延绥，随后蔓延陕西、山西、河北、河南、湖广、四川、江北以及庐州、凤阳、应天、安庆等地。现在山西战事稍平，河北和四川也趋于安宁，主要问题就集中在陕西、河南、湖广和江北之间，毗邻的江西和山东也要引起警惕。如今要想解决流贼问题，需要以陕西、河南、湖广和凤阳为“四正面”，即四个正面战场；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为“六隅面”，六个隅战场，一共构成十面之大网，各地巡抚紧密配合，共谋围剿大事。
如果规划到此为止了，那么杨嗣昌还不能算作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人”，他还有更具体的操作方式：若是造反者进入陕西，那么陕西、四川、河南、湖广、延绥和山西的巡抚就要展开一张六面之网，总理率兵，与总督会剿；若是造反者进入河南，那么河南、凤阳、应天、山西、湖广、山东的巡抚就要展开六面之网，总理率兵，与总督会剿；若造反者进入湖广，那么就是湖广、河南、四川、陕西、应天、凤阳和江西联手开展七面大网；若是造反者去了江北，那么凤阳、应天、山东、湖广、河南、江西就成为六面之网。不管你身在何方，都会被我们有形的大网包围起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策略有了，还需要好的执行者，如果办事的人都是一群闻战就跑的酒囊饭袋，必然无法成事。所以第二点“筹办贼之人”也非常重要，杨嗣昌认为五省总理由湖广巡抚或者河南巡抚兼任都不方便，应该把郧阳抚治改为总理衙门，给予事权。人员任命事关重大，不能再走老路了，破格提拔才可得到贤才。包括总兵、参将等上阵杀敌的官员，也必须以有威望之人为用。
第三点“计杀贼之兵”。现在的造反队伍动不动就号称百万，但其实有战斗力的远没有这么多，其中抢来的穷民与妇女占比不少。杨嗣昌计算了一下，认为官兵有十二万就能与之抗衡，两个祖陵各放五千人马，总督和总理军门各三万，专注围剿，凤阳、陕西巡抚各一万，湖广、河南巡抚各一万五，分剿专防，至于骑兵和步兵的配比，他也给出了规划——三七开。
第四点“处平贼之饷”。杨嗣昌认为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按照步兵每日五分饷银、骑兵每日一钱饷银，算下来首需二百六十二万八千两，每笔支出都要落到实处。
前面四点都办好了，接下来就可以“收灭贼之功”，落实赏罚政策，做最后的收拾了。
杨嗣昌的奏疏洋洋洒洒、事无巨细，从大的战略布局规划到小的招兵买马，从战争开始规划到论功行赏，没有遗漏。但是唯一的问题就在于，可能杨嗣昌并不知道（或者就算知道也没有办法），就在去年，孙传庭上任陕西巡抚，只拿到了六万两银子。再厉害的设计规划，没有资金，也是白搭。
朱由检十分欣赏杨嗣昌的战略，但临到批示，却只能让各部对军饷的事情“从长商议”。杨嗣昌一看，“从长商议”那就等同于“就此搁置”，赶忙上疏一封，说他这不是穷兵黩武，要不是以前错过了太多机会、浪费了太多时间，何至今日？现在已经是万不得已了，不能再迁延了。
该没钱还是没钱，谁都没有点金之手，还能从空气中变出银子来吗？朝中大臣纷纷认为杨嗣昌不过是个纸上谈兵、志大才疏之人，估计没多久也将和他的倒霉老爹一样，被发配到某偏远地区反思人生。
杨嗣昌不会轻言放弃，还让我反思人生？我要让你们怀疑人生。不就是弄钱吗？弄！我杨嗣昌这就给你们整个两百万，闪瞎你们的眼。
杨尚书说到做到，很快又写好了一份关于增饷的提案，认为可以从四个方向增饷：因粮、溢地、事例和驿递，其中因粮和溢地是大头。
因粮，也叫均疏，或称加派，每亩加六合（0.6升），折合银子可以弄到一百九十多万两。
溢地，指把万历六年至十一年丈量出的新地划归到收税队伍中，大概能弄到四十万两。
事例，就是卖文凭，朝廷公然出售国子监学生名位，圆那些不学无术却家财万贯的人一个学子梦。
驿递，前些年裁撤驿站节省的钱，都拿出来救国于水火吧，各地方也别藏着掖着了。
总的来说，这个增饷方案核心就俩字：加税。
加税，是一件很消耗人品的事情，当时的其他官员也不是傻子，穷到叮当响也不提这个方案，就怕遗臭史册，现在杨嗣昌很勇，刚上任就玩大的。
不出意外，该项方案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杨嗣昌为了自己的政策能够开展，寸步不让，认为剿饷必须征。最后，他近乎是立下军令状，说只要有钱有兵，“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解之局”。
杨嗣昌的一意孤行、大包大揽引起了其他官员的强烈反感。针对杨嗣昌的反对意见甚至延续到了后世，亦有人指责杨嗣昌“一言而亡国”。
“一言而亡国”未免过于夸张，但这却也从侧面反映了明朝末期的经济问题有多严重。
明末的制度性腐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当时，虚冒军饷、克扣钱粮、贪污腐败之风渗透到了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上下打点早已不是潜规则，甚至无须躲躲藏藏，都是明面上的事情，具体情况可以参考一下第十九章的贪污模拟。在这样的环境下，朝廷加派再多的粮饷也是于事无补的。这些钱粮经过层层盘剥，只会肥了各级官吏，一根毛也不会多给士卒。最后，除了百姓、士卒和皇帝，其他人都会很有钱。
这种事在当时也并不是什么秘密，上至天子下至百姓，人人心里都清楚。可是又有什么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呢？
有识之士除了尽力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之外，也只能空余一声叹息。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末了，只能是“不求尽如人意，但愿无愧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