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朝堂腐败也不是一朝而成，明末的问题是从万历朝开始逐步积累起来的，开始不整治，到了后来也整治不了了。《崇祯遗录》中记载明末的官场：“诈贪成习，惟知营私竞进，下民其咨不恤，纪纲日坏而不问……而廷臣方以东林、浙党分门户，如其党即力护持之，误国误民皆不问；非其党纵有可用之才，必多方陷害，务置之死，而国事所不顾。朋比为奸，互相倾轧……”大臣们不仅贪污受贿、便己肥家，还党同伐异、互相倾轧，这种党争导致了皇帝采纳大家意见用人不行，力排众议用人还是不行。总之就是谁出头了，谁就要被炮轰，被扒得底儿掉。
明明自己一身泥，还嫌别人不洗澡，明末官场大致如此。
天启驾崩崇祯接班那会儿，除了皇帝换新，其他都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哪怕是挑走了魏忠贤这颗老鼠屎，朱由检也是不敢喝这朝堂的粥的，熬制了这么多年，早入味了。入味到什么程度呢？内阁四个辅臣里有三个都是魏忠贤当初安插的人。唯一剩下的是李国，心里还能装下些朝政。
铲除魏忠贤是为了打破阉党把持朝政的弊局，可光打破还不够，建立新的吏治架构更重要。此时的朱由检很焦虑，每天都想着怎么弄掉这帮人又不打草惊蛇。一个叫胡焕猷的国子监生上疏一封，说内阁四个辅臣均是“辅奸者”，必须罢免，不仅如此，他们一手提拔上来的人也都不是好东西，给魏忠贤写诗建祠，最好一并卷铺盖滚蛋。
这奏疏写到朱由检心里去了，正是他打算做的事情，但是，时机不对。此时是天启七年的十一月，魏忠贤、客氏和崔呈秀刚弄死，满朝的阉党都战战兢兢，各种隐蔽和打掩护，直接开始清算实在是过于莽撞，更何况你上来就弹劾全部辅臣，接下来的工作怎么开展，谁来开展？
在错误的时间做了对的事情就是错误，胡焕猷很倒霉，被当作“轻诋大臣、混淆视听”的典型拉出去治罪，直接丢了官。
天生的政治家往往自备两张面孔，对你笑不一定是因为喜欢你，治你的罪也不一定是因为你真的错了。治罪胡焕猷相当于一碗迷魂汤，给阉党分子一股脑灌下去，等他们放松警惕，自然就暴露了。
一些人果真被灌得迷失了方向，弹劾崔呈秀时异常带劲儿的杨维垣身先士卒，开始顺着“风”准备翻案，称胡焕猷上疏是受了幕后指使，这里一定有阴谋，一定要追查到底。
对此，朱由检批示说胡焕猷已经定罪，虽然幕后定有指使，也都不必搜寻了，免得滋生事端，这本奏疏防微杜渐、忧深虑远，非常好。皇帝说违心的话很有天赋，一气呵成，草稿都不打，完了还把杨维垣夸一通。杨维垣被夸得飘飘然，四位辅臣却惶恐起来，自己干过什么事自己心里还没点儿数吗？他们先后上疏要辞职，却无一例外被挽留了。
摘不开那就稀释，阁臣忙推荐皇帝增加阁臣数量，选些新人入阁。
这个问题很棘手，朝廷内外到处都是魏忠贤曾经的孝子贤孙，谁也没把“我是阉党”写在脸上，到时候选进来的又是一帮小人可怎么办？
朱由检陷入了深思，这朝怎？定体问。咋解决？抽选制！
各位别觉得这段子荒诞，越荒诞的东西往往越真实，大明朝的阁老就是这么抽签抽来的。
当时的抽签叫作“枚卜”，具体操作方式和超市抽奖没什么区别，就是规格高点儿：在红纸条上写候选人的名字，放进金瓶，摇一摇，然后用夹子夹，夹中就算入阁，没夹中就算你运气不好。整个过程完全透明，没有中场休息，摇完当场开奖，拒绝任何暗箱操作。
公平、公正、公开。
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对此有明确的分析：“特借此以破阿党，非真谓是能得人也。”这一举措就是为了解决结党问题，并非真的想找什么人才。而这，也奠定了崇祯朝庞大辅臣数量的基础，同时在内阁工作的人员竟然可以达到九位。
既然是凭运气当的官，那自然会有很多人不服。言官们开始了全范围、无差别的攻击，弹劾每一个被选上的人，各种说他们不是和阉党牵扯不清就是无德无才。
人多了就不值钱了，反正各位都是抽签上来的，没人指望你们真的做出业绩，被扒出问题自然就要滚蛋。因此内阁人员更迭特别快，流水席似的，随到、随吃、随走。
这一政策看起来杜绝了选人时拉帮结派的现象，但实际上，拉帮结派的门槛被降低了，现在是个人都能来掺一脚。
那这看起来似乎完全没达到朱由检当初想要的效果啊。其实不然。
在这场混乱中，只有一个胜利者，不是阉党，不是东林，不是浙党昆党其他党，是皇帝。当初党争那么凶，就是因为他们势力太大，现在把只手遮天的魏太监干倒了，党争的“权力”被下发到每一个官员手上，都争，那就是都不争，权力绕几圈又回到了皇帝手上。
这是不是绝高的政治智慧？怎么可能！这只是打破阉党专权之后的权宜之计，家国天下何以只有门户私计这点儿事？若是把眼睛仅盯在这上面，别的事还要不要做了？朱由检在等待一个能主持大局的人出现，来担首辅重任。
崇祯元年五月，时任首辅李国辞官归乡，推荐起用老臣韩爌来主持大局，走之前还跟朱由检说胡焕猷说的话都很有道理，皇上应该多考虑考虑。这足见李国是个宽宏大量的人，曾经胡焕猷可是连他一并弹劾了的，他不但没有落井下石，还反手一捞。
备受瞩目的韩爌，是老牌东林人士，为人正直。真正的君子，群而不党，韩爌虽为东林人士，却绝无党同伐异之举。曾经的“红丸案”中，有东林成员上疏打击身为首辅、浙党领袖的方从哲，韩爌反手一疏，站在了方从哲身后，说绝不可“以小疑成大疑”而造成冤狱。
用这样的人当首辅，朱由检是很放心的。
内阁安排明白了，吏治也要好好整顿整顿。所有官员，不论职位大小，统统打起精神来，给我考核！写的公文，那些言而无物的华丽辞藻都给我省了，全部精炼，不许超过一千字。写不完？那就重新开文。所有部门从今天起戒懒戒拖，收到疏文必须十日内予以答复，少说空话多干事。
吏治整顿了，监督也要加强，崇祯二年，朱由检又要求六科加强监管六部工作，哪项事情从哪天开始做，什么时候做的，咋做的，都要写报告，玩忽职守的人一个不能放过。
皇帝很勤快，每天通宵达旦，今日事今日毕，绝不拖到明天，官员却没那干劲儿。生锈卡壳的明朝官僚团队被当头抽了几大鞭子，毫不情愿地开始加速运转，发出“吱吱呀呀”的抱怨声。
朱由检是年轻的，明王朝却早已老迈多病，万万跟不上皇帝的步伐。大明缠绵卧榻数十载，绝不可能吃副药就变成拳王，如果变成了，那必然是回光返照。不幸的是，大明在万历年间就已经回光返照过了。
电影《大明劫》里吴又可有一句台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可以痊愈。”这虽是现代人的笔调，当年倒也有人说过类似的话，并且更加具体。一位名叫陕嗣宗的御史曾上疏条陈皇帝的“三不可及，五不自知”。三不可及是夸奖，五不自知是批评。
夸奖无非就是说皇上您勤奋、节俭、天资聪慧，无需赘述。主要是这“五不自知”值得细品，此疏用到崇祯十七年也是不过时的。他的五点是这样的：
一是渐近于予圣而不自知：皇上总想着阁臣根据自己的意见写票拟，从不曾考虑阁臣意见，一方面想让大臣提意见，一方面又让他们不敢说话。
二是日涉于猜疑而不自知：皇上认为慷慨进言的人专擅，偶有口误的人不敬，修改意见的人摇摆不定。
三是日习于尊倨而不自知：对大臣不尊重，常常让大臣跪很久。
四是渐流于呰窳而不自知：整顿吏治是长期工作，皇上期望马上见效只能徒增焦虑。
五是日趋于纷苛而不自知：皇上过于明察，趋于烦苛。
朱由检看了这封奏疏，以为陕嗣宗在阻止自己推行新政，批复说他“全不晓国势人情”，“此时不矫枉振颓，太平何日可望？”在皇帝看来，自己向来改票都征求阁臣意见，怎么就主观臆断了？要办某个人向来也是有证据在手，怎么就猜疑了？事实上，他身在高位，阁臣断不敢忤逆他，要办人，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他并没有意识到问题。
待得这“五不自知”随着时间发酵，终会在未来酿成难解之困，君臣之间的离心离德自此埋下了种子。一颗石子入水之时仅仅是小小的波纹，皇帝自己根本不会想到这波纹在大环境的推波助澜下竟会变成惊涛骇浪，它不是本该随着时间流逝而消逝的吗？
不过无论如何，“矫枉振颓”本身是必须的，并不是说病入膏肓了就可以直接弃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