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帝王专制制度始于秦始皇，但只靠帝王一个人处理举国上下的大事小情，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在保持帝王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之下，又慢慢设立了文武百官等大小职位。这其中，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职，当以丞相莫属。在封建时期，丞相的主要职责是协助皇帝处理国家朝政大事，其既是皇帝最为得力的助手，同时也会因为位高权重而面临着权力顶峰的危险。历史上，丞相把持朝政而把皇帝架空的事例并不少见。朱元璋自然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大明，他更不会把自己手中的权力与其他朝臣共享。因此，朱元璋在对所有开国功臣严加防范之时，首先把着眼点放在集所有权力于一身的丞相胡惟庸身上。
洪武建号之后，胡惟庸被任命为中书省左丞相，这一职位堪称是王朝之内最高的行政长官。尽管其风头一时无两，却也因为树大招风而受到朱元璋的猜忌。这一日，朱元璋从西华门摆驾出宫，他本打算乘车前去胡惟庸的府邸叙旧，却在半路遇到一个人拦住了御驾。此人名叫云奇，是西华门内使宦官。一个小小的宦官敢当街拦住御驾，若不是有什么天大的事情，他也绝不会冒着杀头的危险如此莽撞行事。朱元璋命云奇从实招来，否则严加处置。
云奇一时被圣上龙威吓破了胆，忙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了出来。原来，丞相胡惟庸正在家中聚集重兵，他认为京城恐怕有大事发生。朱元璋听罢，本不愿意相信有这等事情，他急命人改变行程，转而下车登上了西华门城楼。胡惟庸的府邸距离西华门不远，朱元璋居高临下将胡府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只见胡惟庸家中早已有重重精兵埋伏在屏壁之间，朱元璋转念一想，自己去找胡惟庸本来是想叙旧，然而他却暗中伏此重兵，难不成想要谋逆造反？此事不想便罢，一经思考，朱元璋越发觉得胡惟庸早有预谋。
原来，朱元璋听胡惟庸禀告说，他家中有一口井竟然涌出了醴泉，他已经请能够预知天命的先生查验过，认为这是上天所降下的祥瑞之兆，意指当朝圣上治国有功，所以才有甘霖涌出以慰世人。同时，胡惟庸盛情邀请朱元璋亲临他的住宅去请奉天命，并声称此举可以招抚天下良才，并使大明基业千秋永固。听到有如此奇事，朱元璋自然十分高兴，于是才决定起驾前去胡惟庸的府邸参观神井，并与胡惟庸畅叙往日开国征战之旧情。然而，朱元璋的一番好心情此时却已经被全部打散。不论胡惟庸有没有造反之心，朱元璋此时已经认定这是胡惟庸布下的一场阴谋。朱元璋命人马上调集城中禁军，并将胡惟庸逮捕入狱。为了有足够的人证和物证，朱元璋还打算召见宦官云奇出面作证。但当找到云奇时，他已经气绝身亡，这便又为胡惟庸一众试图谋逆之事蒙上了一层疑云。
当朝很多官员在听说此事之后，都起了一些猜度之心。在惯常的印象中，胡惟庸已经是位高权重之人了，况且他还与当朝皇上有着戎马之谊，人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他谋逆的理由。然而在经过调查之后，朱元璋却更加相信胡惟庸的谋逆之心是早已有之。胡惟庸本是定远人，朱元璋派人前去定远调查后却收到了一则令人寝食难安的民间传闻。原来，胡惟庸老家的一口水井中忽然长出了石笋，并且井水无缘无故上涨数尺。当地有人传言说，夜间曾看到胡氏祖坟上红光冲天。民间百姓均认为这是上天降下的吉兆，预示着胡家将要出现一位权倾天下的人物。谋逆这件事，或许早在胡惟庸的心中埋下了种子。
然而，真正导致胡惟庸心有怨恨的事情，却是朱元璋对其儿子的惩处。胡惟庸的儿子有一次在京城大街上跑马踩死了人，朱元璋闻知此事后降下圣谕，称任何人在律法面前都是平等的。王公大臣若犯法，更要严加处理。前后两件事情结合起来，朱元璋更加坚信胡惟庸谋逆之事是确凿无疑的。在相关调查结束后，朱元璋最终还是对胡惟庸赐予了极刑。胡惟庸死后，朱元璋再不敢把手中的权力下放给任何一个朝臣，他决定朝堂之上从此不再设丞相一职，所有军国大事都必须由他亲自决定。而胡惟庸也因此而成为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的最后一任丞相。尽管此案以胡惟庸的死宣告结束，但时人以及后世学者对胡惟庸是否真有谋逆之心一直存有怀疑，并且朱元璋在定案时，他所谓的铁证也不过是对一些彼此之间毫无关联的事情的主观联想。胡惟庸虽然被处死了，却没有定下任何正式的罪名。于是，胡惟庸之死被人们解读成为朱元璋铲除功高盖主之臣子的一个手笔，朝堂之上的文武百官为了保住自己性命，再没有人敢对朱元璋的任何决定提出异议。
《明史》记载说，胡惟庸向来凭借朱元璋所给予的丞相大权而独断专横，不但强压许多政事不向朱元璋汇报，甚至在奖罚等事上完全凭个人喜好。官员们为了讨好胡惟庸，纷纷奔走其门下，胡府所收到的金银珠宝难以计数。胡惟庸的这些作为，恰恰触犯了朱元璋对权力的敏感心。因人君所忌而招致残杀，这恐怕是胡家三族一万五千之众最终被朱元璋处死的根本原因。
胡惟庸死后，有关他与蒙古人、倭人相勾结的证据陆陆续续被揭发出来，甚至到了朱元璋晚年时期，有关于胡惟庸试图谋反的罪证仍有曝光。究竟是胡惟庸当年确实有所不轨，还是朱元璋为了给自己的行为正名而进行的秘密操作，如今已经无法搞清楚了。
朱元璋在诛杀了胡惟庸后，彻底改变了沿袭了两千多年的丞相制度。丞相一职被淡出了政治体系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开始直接对皇帝本人的旨令负责，皇权也因此而呈现出史无前例的强大之态。
对于朱元璋本人来说，诛灭胡惟庸仅仅是他强化皇权的开始，他用尽一生的气力防范权臣。随着年纪渐长，朱元璋试图把所有权力都归到自己手中的心态越来越严重。为了给朱姓子孙留下一个安全的王朝，他沉迷在对朝廷官员的生杀予夺中无法自拔。
翻开洪武年间的历史，人们会惊讶地发现这是一个充满了权谋和杀戮的时代。没有人是绝对安全的，即便位高如胡惟庸等人，也一样丢掉了身家性命。在胡惟庸一案上，朱元璋不但诛杀了胡氏三族所有人口，更是将与其有关的一切朝臣全部掀翻下马。这其中，受到最无辜牵连的人，当是上任丞相李善长。
李善长与胡惟庸本是同乡，朱元璋称王时，李善长便出任了右相国一职。在朱元璋南征北战夺取天下的时候，李善长多次展现出与他职位相匹配的才干。因此，洪武建号后，李善长也得到了左丞相的任命，职权位列朝堂第一位。当时，武将徐达任右丞相。朝堂之事本来应该由左右丞相二人共同商议决定，彼此之间还可以相互监督，但因为徐达常年领兵在外，所以朝堂百事实际上全部都由李善长一个人全权决定。李善长有一子，名李祺，后被朱元璋招为驸马。如此一来，李善长的个人权势更为显赫，他实际上已经成为朝中淮西集团掌握实权的绝对首领。
自从建大明登基后，朱元璋就对淮西集团势力的膨胀表现出了担忧之态。而李善长的个人势力几乎可以触碰到皇权了，这就更加引起了朱元璋的忌惮。于是在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便以年高有病为由，提前让李善长告老还乡了。而当时，李善长也不过五十八岁而已。由于李善长与淮西集团的密切关系，朱元璋其实早就有意换掉他。朱元璋曾经秘密向刘伯温咨询此举是否合适，刘伯温却回答说：“李善长是元勋旧臣，他在，可以调和诸将之间的矛盾，因此不适宜将其更换。”朱元璋反驳说：“李善长曾经多次在我面前说你的坏话，你现在却要为他说情吗？朕本来是要命你任职右丞相的，以便与李善长相抗衡。”面对朱元璋的试探，刘伯温却早已经看透了面具之后的试探心理，他摇头拒绝说：“臣并没有这样的才能，是没办法任职相位的。”刘伯温之所以拒绝朱元璋，是因为他也深知自己并非淮西集团中的一员，即便自己坐在了相位上，也并不见得能够调动得了这些开国大臣，而自己更会被夹在臣子与皇王之间两边不能得好。朱元璋不甘心，又相继举出杨宪、汪广洋等人，询问刘伯温他们是否可以任职相位。在被刘伯温一一否定后，朱元璋又追问胡惟庸此人是否合适。一听此名，刘伯温急忙回答说：“此人千万不可。一旦重用了他，日后假如他与陛下产生矛盾，必定带来难以收拾的祸患。”朱元璋一时间陷入了沉默，他没有想到刘伯温当日竟然一语成谶。
在李善长卸任之后，朱元璋最终还是选择了李善长推荐的胡惟庸任职相位。刘伯温知道此事后，只做了“惟庸得志，必为民害”的评论。然而这句话却传到了李善长的耳朵里，也使他对刘伯温一直记恨在心。
洪武六年（1373年），胡惟庸与汪广洋同任右丞相，左丞相一职空缺。胡惟庸任相后，他所表现出来的精明干练很得朱元璋赏识，这使朱元璋更加坚信李善长的眼光和对自己的忠心。之后，胡惟庸将侄女许配给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两家正式联姻后，彼此关系更近了一步。有了朝廷元老作为后盾，再兼淮西旧臣们的鼎力相助，胡惟庸自己也颇有些逢迎之术，他很快就取得了朱元璋的绝对信任。洪武十年（1377年），胡惟庸终于任职左丞相，真正坐到了百官之首的位置上。
随着手中权力一步步的扩大，胡惟庸个人的政治野心也暴露无遗。他不但独揽朝政大权，更是专横跋扈。老臣徐达看不惯，便上书朱元璋，称胡惟庸擅权乱政，暗藏狼子野心。然而还没有等朱元璋对此事做出任何决断，胡惟庸早已经得到了徐达状告自己的消息，于是他便用计诱使徐达府中的守门人暗中谋害徐达。最后因为守门人对徐达一片忠心，此计并没有得逞。朱元璋其实早就注意到了胡惟庸的一些不法行为，但他并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胡惟庸有罪。直到发生了聚兵试图谋逆的事件后，朱元璋才意识到此人必除，否则将会留下无穷祸患。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终于被处以死刑，但关于胡惟庸一案相关证据的搜集工作并没有结束。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向朱元璋告发李存义父子与胡惟庸谋逆之事关系巨大，并声称虽然胡惟庸已被处死，但李氏父子也应该受到连坐处罚。朱元璋在接到这次弹劾后，因念及李善长的颜面，并没有对李存义父子施以重刑，而是将其流放到崇明岛闲居。在朱元璋看来，这样的处理方式本应得到李善长的上书感恩。但李善长或许过于沉醉于还乡后的养老生活，他并没有对自己弟弟与侄儿的案件有任何表示。这让朱元璋有些不满。
闲居的李善长本来可以得到一个善终，但却因为向信国公汤和借用卫卒一事而彻底触怒了朱元璋。当时，李善长正在兴修土木，但手中人手不足，于是便向汤和提出了借用三百名卫卒来帮助营建的请求。当时，借卫卒为工役的事情并不鲜见。但在举国重刑用典的风气下，胆小的汤和却害怕被朱元璋知道，但他也不敢得罪李善长，于是便答应了借调卫卒的请求，私下却把李善长的这一要求密告给了朱元璋，请求圣上裁度此举是否合适。这原本只是一项普通的借调事件，但朱元璋因为胡惟庸集结军士谋逆一案而心怀猜疑，又兼李存义父子刚刚被举报，所以朱元璋也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李善长是在借机积蓄兵力，以求为亲人报仇。在此念头的驱使下，朱元璋命人将闲居在崇明岛的李存义父子二人押解回京重新审理定罪。
而对于李善长，朱元璋则认为他身为“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意思是说，李善长身为开国大臣，明知道自己举荐的继任者胡惟庸和弟弟李存义有谋逆的行为，他不但不举报，甚至还在当朝圣上和反臣胡惟庸之间两端观望，这便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朱元璋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源于对李善长家中一位下人屈打成招得来的口供。原来，胡惟庸曾数次想拉拢李存义父子与自己共事，李存义自己拿不定主意，便来找李善长商议。李善长当时回答说“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意思是说我已经老了，等我死了你们自己决定该走什么路吧。也正是因为这句话，让朱元璋认定李善长默许了胡惟庸、李存义等人的谋逆之事，于是已经七十七岁的李善长最终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李家一门七十余人，皆因朱元璋的这份猜疑而被处死。唯一例外的是李善长的长子李祺，因为与临安公主联姻，所以才得以免死，最后被流放江浦。
一代朝相李善长被处死，这件事彻底动摇了许多开国功臣誓死效忠的心。此时，除了刘伯温和汤和外，随着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的淮西集团的第一代大将们，不是战死沙场，或老死于洪武朝中，就是不得善终而被处死。尽管如此，朱元璋嗜杀的心并没有停止，他开始把目光转向朝廷中残余的一些权势臣子。
在朱元璋不断紧收皇权的过程中，其遇到的最大阻碍便是与他一起征战沙场的淮西一派众多开国功臣。这些人从朱元璋最初起事开始，便陆陆续续加入了朱姓队伍，其既有赫赫战功在身，又堪称当今帝王的生死弟兄，所以在建立了大明王朝的稳固基业后，难免会骄奢淫逸、恃权无恐。而这正是朱元璋最为担心且最不想看到的。为此，找个机会彻底铲除淮西勋贵，便成了朱元璋的心头事。
淮西一派因为在开创天下的过程中多有战功，因此在立国之后，他们大多都成为了当朝的显贵和重臣，并且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财力、人力和兵权。又因为这些人与各地卫所将领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在消除外患之后，朱元璋开始担心起军士之间的袍泽关系。此时，他需要找一个典型对象下手，最终，朱元璋选定常遇春的妻弟，蓝玉，并由此制造了大明王朝历史上非常知名的蓝玉案。
蓝玉是定远人，也属于淮西一派，他先后跟随常遇春、傅友德、徐达行军作战，其不但有着显赫的战功，并且与淮西一派的诸多有名将领关系都很好。洪武十年（1377年）八月，朱元璋命沐英为征西将军、蓝玉为都督，二人合力统兵西征。蓝玉作战十分骁勇，他曾活捉西番酋长，并斩杀番兵数千人，缴获良马两万多匹，牛羊十万多头。二人班师回朝时，朱元璋率领文武众臣到城外去迎接，并为沐英和蓝玉双双封侯晋爵。洪武十四年（1381年），沐英与蓝玉共同征讨南方。洪武十六年（1383年），蓝玉奉旨还师，沐英则留守云南。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又命蓝玉与大将军冯胜北伐征辽。冯胜因贻误战机而受到朱元璋处罚，蓝玉因此被临时任命为统兵，全权负责征辽事宜。这一战，蓝玉收伏敌众十万余人，并且彻底平定辽东地区。从此开始，蓝玉真正掌握了军中大权。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四月，蓝玉奉旨出征北元。此次战役又一次大获全胜，朱元璋大喜，遂下旨褒奖蓝玉，并晋封为凉国公。一时间，蓝玉声名鹊起，并被朝中众人视为可与汉朝名将卫青、唐代名将李靖齐名的大英雄。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西番再次叛乱，蓝玉奉旨前去剿灭，又全胜。回京后，朱元璋再一次对蓝玉大加赏赐，其风头一时无两。躺在功劳簿上的蓝玉，此时似乎已经忘记了心中应该有所忌惮，他自恃功高而失礼放纵。
据记载，蓝玉在北征回师兵过喜峰口时，只因为守关将吏开关稍慢，蓝玉便纵使麾下军士毁关而入。在云南征战时期，蓝玉还命家丁私贩云南盐上百万斤，明目张胆地违反盐法的有关规定。在京城，蓝玉仗着自己劳苦功高且家财丰厚，蓄养家奴数千人，且经常发生欺压百姓的事情。老百姓不得已去御史面前告状，御史本欲出面进行调停，不想却遭到蓝玉及其家奴的毒打。不仅如此，蓝玉还根据自己喜好而擅自提拔、贬谪军中将领，甚至还曾放纵个人淫欲而私占北元主妃。如此种种行为，其实早已经被朱元璋记在心中。朱元璋一方面念及蓝玉是淮西旧人，另一方面也略微忌惮他手中的兵权，因此也只是对其进行了适当的警告。在封爵时，原本该封蓝玉为“梁国公”，最终却只是赐号“凉国公”，一字之差，寓意却有着天壤之别。蓝玉并没有体会到朱元璋的深意，他不但依然我行我素，甚至还变本加厉地插手朱氏皇族事务。
皇太子朱标的王妃，是常遇春的女儿。从血源关系上讲，皇太子与王妃都要尊称蓝玉一声舅老爷。蓝玉倚仗此关系，对朱家皇权的最终归属尤为上心，甚至在背后还偷偷地嚼过燕王朱棣的一些口舌。从北方讨元回城后，蓝玉曾对朱标讲道：“燕王尽管有所分封，但他却一直有取代你而继承皇位的野心。我听算命之人说，燕王分封的幽燕之地有王气上升，此人不可不防。”不想蓝玉的这番话却传到了朱棣的耳朵中，朱棣暗藏心机，朱标在位时他一直隐忍不发。待到朱标一死，朱棣直接面圣把此事禀告给了朱元璋，并提醒父皇应该戒备权臣的“纵恣不法”。朱元璋本就对蓝玉的一些做法很有意见，又兼此事发作，于是他终于生起了铲除蓝玉的念头。
之后有一次，朱元璋命蓝玉率军出征。蓝玉带领诸将前去向朱元璋辞行后，朱元璋本打算让蓝玉暂留议事，而让其他将领先行退下。不想在他三次示意后，众位将领仍旧毫无反应。这时，蓝玉只是袍袖轻轻一挥，众人便纷纷离身。这一幕使朱元璋深受刺激，再联想到蓝玉独掌军中大权，如果此时不除掉他，日后恐成大患。于是，朱元璋心中渐渐有了盘算。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初八，蓝玉如同往常一样入朝面圣。刚刚见到朱元璋的龙颜，两旁的锦衣卫就冲将出来将其拿下。在之后的审讯中，蓝玉虽然对所有罪状一概否认，但最终还是禁不住锦衣卫的严刑拷打而招认画押。见一切罪证全部到手，蓝玉仅仅入狱三天，朱元璋便将其斩首示众了。
蓝玉之死，掀起了大明王朝的一场血雨腥风。根据蓝玉所招供的诸多线索，在当朝锦衣卫的严加追捕之下，只用两个多月的时间便牵扯出朝臣两万多人。五月，朱元璋命人把所有的审讯结果和笔录结集成册，取名《逆臣录》，共列有一公、十三侯、二伯的口供，以及数千人的主要供词。在经过审校核对无误后，一字不差地公之于天下。
蓝玉可以看作是开国功勋中的典型代表，同时株连出来的对象中有大量老臣名将的后代子孙，在被朱元璋全部作为“逆臣”诛灭后，众人心中皆充满恐惧。为了安抚百官，朱元璋声称此后办案均交由司法机关审理，不再动用锦衣卫。尽管如此，也再没有人敢肆意妄为。
此时，朝廷中掌握着实际权力的臣子已经为数不多，朱元璋正一一细数每个人对自己皇权的威胁程度究竟有多大，并开始了进一步清君侧的行动。
除掉了蓝玉之后，朱元璋身边所剩的开国功臣已经不多。此时，汤和与刘伯温各自保身有术，摆在朱元璋面前的最大阻碍，便只有宋国公冯胜和颍国公傅友德二人了。
傅友德曾经做下两件令朱元璋十分猜忌的事情：
第一件事，发生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二月。当时，傅友德曾向朱元璋请奏，希望能把怀远地区的九顷官田拨给自己做园圃使用。面对傅友德的不情之请，朱元璋当即给傅友德回信一封，字里行间充满了埋怨之情。信中说道：“朕赏赐给你的俸禄已经足够丰厚了，你却仍然不知足，竟然还要索取官田，与天下百姓争夺利益，你究竟是何居心！难道你不知道公仪休当初是如何做官的吗？”
朱元璋在信中提到的公仪休是战国时期鲁穆公的相国。公仪休一生遵奉法度，他命令为官者不许和百姓争夺利益，做大官的不许占小便宜。有人给公仪休送了一条鱼，他不肯收。这个人说：“我听说您极爱吃鱼才送鱼来，为什么不接受呢？”公仪休回答说：“正因为我很爱吃鱼，才不能接受啊。现在我做国相，自己还买得起鱼吃；如果因为今天收下你的鱼而违反了国家的法律，成了罪人，以后还能吃得上鱼吗？所以我绝不能收。”公仪休的妻子能织一手好布，但他却因此把妻子逐出家门，还烧毁了织机。他说：“你虽然能织布，但我们不能贪图这等小利，否则农民和织妇便无处卖掉他们生产的货物，这样于心何忍呢？”朱元璋这个用典的寓意颇深，可见他在内心深处也早已经认为傅友德为官的品行是值得重新审视的。
第二件事，发生在蓝玉被诛之后。傅友德手下有一位名叫王弼的将领，因为蓝玉被诛杀，王弼经常感叹身处的环境阴森恐怖。这一日，他来到傅友德的住处，向他吐露了一些不得对外人说的心声：“当今皇帝年事已高，说话办事的脾气秉性都让人难以捉摸。近年陛下已经兴起了两次大狱，许多有功的开国功勋都被牵连进去。上一次刑狱之事，我们有幸避于事外。而这一次凉国公蓝玉的案件，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也会被牵连进去。如果最终死于非命，天下再没有人会念及我们当初为大明王朝生死杀敌的事情了。”王弼的这番话可谓发自肺腑，当今天下形势虽已趋于安定，但朝堂之上的气氛却异常紧张，以至于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傅友德深知，今日自己与王弼的这番谈话是绝对不能泄露丝毫的，否则便会成为朱元璋进一步猜忌自己的有力证据。但事情偏偏与愿相违，尽管是在自己府中的秘密谈话，却因为隔墙有耳，朱元璋早已经知道他们二人的谈话内容。这也成为导致傅友德被赐死的祸根。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亲自撰写勋臣榜，傅友德位列十五位功臣之一。蓝玉被杀之后，朱元璋下诏称如今京城之内已经再无人威胁王朝统治，令他担忧的乃是山西、北平等处的筹边事宜。针对此等关系国家危亡的事宜，朱元璋认为只有派出开国老将，才能够起到鼓舞军心的作用。于是，傅友德和冯胜便成为朱元璋心中的首选。实际上，这一切都不过是朱元璋做的表面文章，暗地里他是想要从这些权臣手中夺回军权，以免二人拥兵自重而造成无法挽回的结局。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大宴文武群臣，傅友德长子傅忠为驸马都尉，次子傅让为掌管皇帝亲军卫队的金吾卫镇抚。此夜，傅让在御前当值，但他因为没有佩戴箭囊而受到朱元璋的斥责。傅友德护子心切，忙以父亲的身份训斥了儿子，但他的这一举动遭到朱元璋的猜疑。按照人伦来讲，父亲教训儿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傅友德错在抢了朱元璋的风头，并且以他此时的身份对金吾卫指手画脚本来就是越权的事情。如此一来，朱元璋反倒认为傅友德有可能私下里与其子串通，以便在自己身边暗度陈仓。想到此处，朱元璋随即目视傅友德，心中早已经怒火升腾。
见陛下脸色有变，傅友德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触犯了龙威，慌忙想要起身赔罪。还没有等他站立起来，朱元璋便指责他大不敬的行为。随后，朱元璋召傅友德到内殿，赐给他一把长剑。傅友德明白了朱元璋的意思，这是“君要臣死”的旨令。傅友德领剑正要下殿离去，内侍又传来朱元璋的圣旨，“携二子首级来见”。傅友德也是一个刚烈之人，他随即回到家中将二子斩杀，并提着头颅回到皇宫面圣。此时，朱元璋用阴阳怪气的口吻问道：“你怎么能忍心下手呢？”傅友德却回答说：“你不是要我们父子的人头吗？”说完，他在朱元璋面前挥剑自刎了。朱元璋或许只是要试探一下傅友德，却没有想到对方竟然以死来应对，这让他觉得自己的皇权又一次受到极大挑战。最后，他在一怒之下将傅家所有男女全部发配边疆。
傅友德死后，仅仅过了两个多月，冯胜也被朱元璋赐死了。当年冯胜与哥哥冯国一起投奔朱元璋所率领的红巾起义军，兄弟二人文韬武略皆具，并且冯国还是第一个提出请朱元璋渡江占据金陵称王称帝的人。在南征北战期间，冯氏兄弟一直很受朱元璋重用，但冯国早年病故，所以一切功名均由冯胜承袭。尤其是在徐达、李文忠等猛将死后，冯胜便成为朝中当之无愧的头号战将，其女儿又与朱氏子孙结为夫妻，朱冯二家自此便是儿女亲家。但这亲上加亲的关系，也没有阻挡住朱元璋对冯胜的猜忌。
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命冯胜出军平定辽东。虽然冯胜最终大获全胜，但其间他却因为贪财好色而犯了朱元璋的忌讳，因此在回京后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奖赏，连手中军印也被收回。自此，冯胜也沦落到空有帅名却无军权的境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冯胜与亲家樊父有仇怨。此时的冯胜手中无任何实权，平时只能在自家打谷场中消磨时间。这位寂寞的老将在自家门前修了一个练功场，把瓶子埋在地下，又架起木板做走廊，整日在练功场上骑马追逐，发出轰隆隆的响声，仿佛自己仍在战场上纵马飞驰一样，自娱自乐。或许是因为旧习难改，冯胜每次出行都是只骑马不坐轿，仍旧保持着当年武将的一些风范。然而所有的这一些，最终都被樊父禀报给了朱元璋，声称冯胜图谋不轨，必须要早早铲除。
朱元璋听到樊父的话后，把冯胜召到宫中质问，说有人状告他藏有不少兵器。同时，朱元璋还亲自给冯胜斟满了面前的酒杯，又自言自语说：“这些事你没有犯就好，朕不会追问的。”听朱元璋如此一说，冯胜便已知自己凶多吉少了。尽管在酒席上冯胜与朱元璋一直在追忆往昔，但在回到住所的当夜他却七窍流血，暴毙而亡。冯胜死了以后，朱元璋不准他的儿子承袭官职，也不得录用为官。在朱元璋的压制下，冯氏家族很快便衰落下去。
冯胜被赐死之前，朝中关于他恃权骄纵的传闻早已经甚嚣尘上。即便他的某些举动实属无意，却已经在朱元璋的心中埋下了猜疑的祸根。至此，朱元璋认为对大明王朝有威胁的武将文臣们，全部被他消灭殆尽。
出于对武将军权的忌惮，洪武年间对文职官员颇多重用，但朱元璋也从来没有对文臣为政放过心。虽然没有了武力的威胁，但文臣中的贪污腐败之事仍旧时有发生。在处置贪官污吏时，朱元璋一直以来都奉行重用刑典的原则。他不想看到有任何贪吏威胁朱姓王朝的统治。不论涉案人员的身份如何，也不论人数的多寡，凡是有贪污嫌疑的官员，朱元璋均命人对其彻底追查。整个洪武年间，发生的牵涉朝廷官员最多的一桩案件，便是著名的“空印案”。
所谓“空印”，便是先在一张白纸上盖上官府的大印，然后再根据需要去书写文件内容和银钱数目。明朝有规定，州府县各级布政使司衙门每年都要派遣管理钱粮的官吏前来户部呈报本地的财政收支账目。在这项账目中，需要对本地钱粮、军需等各项用度一一核算准确后，再禀报本地布政使司审批，然后再呈报户部核查。唯有数字完全正确，户部才会准予报销。如果在钱粮上出现些微核对有误的情况，呈报上来的报销账目就会被驳回重新填造。这本来是办事认真负责的表现，但在人工核对账目的过程中，总免不了会出现一些误差，于是就会造成地方官员千里迢迢奔波到京城却办不成事的结果。如果回到本地重新对账目进行核算，来回既耽误了时间，又增加了经济成本。如何应对户部官员的挑剔核查，地方官员便想出了盖空印的对策。
在每次进京呈报账目时，地方官员都会事先准备好一些早已经盖好官印的空白文书。如此一来，若遇到户部审校出现了差池，他们就可以回到住所根据具体情况重新填写账目。这一办法早已经成为了诸多地方官吏之间公开的秘密，甚至还成为了户部和地方官之间互相理解的一种常见现象。客观上说，此举确实免除了许多不必要的程序，却也造成了欺上瞒下的结果。户部官员之所以默许这样一种违规现象存在，是因为此种方法虽然能够解决问题，但其可行性上并不大，多数官员其实早已经对账目进行过详细核对，他们带空印文书也只不过是为了以防万一。按照常理，既然此方法已经是户部默认的，当不会造成太明显的弊端。
但最终，这一秘密还是被朱元璋发觉了。朱元璋随即下令，凡是携带空印文书的衙门，主印者处死，其他从犯先杖刑一百，充军戍边。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因为一直遵从严刑法、重用典的法则，不论是掌印者还是受到牵连的官员，多数都被处以死刑。当时，正值胡惟庸的案件闹得沸沸扬扬之时，人人都害怕自己会成为下一个被株连的对象，所以朝堂之上谁也不敢出面为空印案所涉及的人员说情，更没有人敢指出户部对财政的审核方法中存在的明显弊端。在所有人都惶惶但求自保的时候，有一位名叫郑士利的官员却站了出来。
郑士利乃是郑士元的弟弟。正在河南为官的郑士元，因为空印之事而被牵连入狱。郑士利认为当朝皇帝对整件事情的真相并没有完全了解而妄加处罚，这样做是不公平的，并且他还坚持认为不应该把空印之事当成重罪去刑罚。言外之意，是责备朱元璋定刑不准、量刑不公。在上谏之前，郑士利也曾担心朱元璋会认为自己是假公济私，借着为空印案翻案的机会，实际上是想要救自己的兄长。如果朱元璋真有此想法，他不但上谏不成，相反还会因此而获罪。但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郑士利最终还是决定上书陈述整个案件的利弊，以明圣听。郑士利所呈之书，洋洋洒洒写了数千言。他在有条有据地说明了空印之事的来龙去脉后，又在文中写道，陛下之所以要严查空印之事，本是害怕有奸吏用早已经盖好官印的文书去欺瞒老百姓。但是朝廷之中往返的正式文书上盖的都是骑缝印，只有两份账簿相合之后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官印。如果对方没有另半边的官印文书，那么即便是得到了空印账簿，也根本无法用于他处。况且，各地省府与京城之间距离甚远，如果仅仅只是为了账目上的一个小数目而来回奔波大费周折，这恐怕也是劳民伤财的举措。因此，以最经济便宜的方式来看，提前盖好空印而再去核对账目，也不过是一个权宜之计罢了。而且，如果从立法角度来看，从来都是先有明确的法律条款，然后才能认定罪责的轻重。但我大明王朝并没有任何一款规定空印之事的律令，各级官府利用空印之法来节省开支，他们其实也不知道这是有罪的。而现在陛下却要对所有涉及人员问罪，天下之人岂能没有怨言？他们并不是认同陛下的做法，而是因为怕连累己身不敢有所言语呀！况且，贤士难得，人才难觅，如今杀人如同割草，这是用不足之罪去败坏可用之才，臣私下真为陛下感到惋惜。
郑士利这一则奏章写得情真意切且说理透彻，但他的直言进谏并没有得到朱元璋的欣赏。相反，当看到这份满纸都是在对自己进行指责的奏章后，朱元璋怒火中烧，他不仅没有采纳郑士利的建议，更是把他与其兄郑士元一起贬到江浦去做终身劳役了。
不论是郑氏兄弟还是与空印案有关联的其他官吏，在朱元璋看来，他们都是影响到江山统治的障碍，是必须要清除的。朱元璋所施用的严刑峻法，并不会因为对方身份的高低贵贱而有所差别，哪怕是贵为当朝驸马，只要犯了法，也一样是要受到处罚的。朱元璋的至亲，驸马爷欧阳伦，因走私茶叶而破坏了茶马之法，最后被朱元璋断然处死。
茶叶本是中原地区产出的重要经济作物，在西番等长期以牛羊肉为食的地区，茶叶的需求量颇大本地却又不能生产。朱元璋为了达到控制西番的目的，曾制定法律要求有关茶叶的贸易必须由官府管控，在与西番交易的时候必须用当地盛产的良驹进行交换。这样一来，原本只是一种普通消耗品的茶叶，却上升成为战略物资。面对巨大的需求量，便也促使茶叶成为了获取暴利的走私品。当朝驸马欧阳伦正是看到了茶叶贸易中的巨大利益，并且仗着自己皇亲国戚的身份，开始了明目张胆的茶叶走私。
尽管早有明文规定禁止走私茶叶，欧阳伦非但没有把这一律令放在眼中，他更是直接征用地方官府的车辆运输茶叶，在遇到关卡查验的时候还非法闯关。如果当地官员对所运货物有所怀疑，欧阳伦就会命人直接对官员进行打骂。对驸马爷目无法纪的行为，早有人把情况报给了朱元璋。朱元璋得知此事后十分震怒，他当时便说道：“针对茶马交易，朕只推行了一条法则，难道欧阳伦就要带头破坏吗？”朱元璋直接命人将欧阳伦拿到了大狱之内。
欧阳伦的妻子是安庆公主，安庆公主是朱元璋与马皇后生的女儿。此时，他要杀欧阳伦，即便自己的女儿也不能来求情。如此大义灭亲之举，令人不禁啧啧赞叹。
朱元璋当时重典治国的手段，实际上也给当朝官员带来不小的压力。据传，当时有官员在早晨上朝时与家人告别，曾说今日上朝晚上却不见得能够全身而归。若当日能够安身回府，则又要担心明日是否还有命活着。朱元璋的强权手段，已经使百官人人自危了。使所有人都对皇权有所忌惮，这大概也是朱元璋的最初用心。
在大明朝的所有文臣武将中，刘伯温和汤和是两个极为特殊的存在，也是最终得以在洪武朝堂之上全身而退的两个人。朱元璋和汤和二人从小一起长大，情谊自然非同一般。相比之下，刘伯温和朱元璋之间却是非常明确的君臣关系。朱元璋能够从一介草民一步步登上天子之位，这与刘伯温的明察暗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朱元璋对待刘伯温，也并非全然没有猜疑的心思，只不过刘伯温更懂得道家为人处世的哲学，能够在权力最顶峰的时候急流勇退，由此才保全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朱元璋初登基时，有一次召刘伯温近前问话。朱元璋说，“如今天下虽定，朕却常常念及百姓众多、事务万绪千头，因此忧悬于心而不得安眠。”这只不过是朱元璋向亲信近臣的真情诉说，原本并无其他事由。刘伯温则回答说：“当今天下太平，陛下可以舒一舒心中忧虑，没有必要再像当初那般整日操劳了。”刘伯温的话虽然也只是日常安慰，但却遭到了朱元璋的反驳，他说：“如今天下百姓刚刚脱离了苦难，朕掌管全天下，自然是要为天下之事忧虑的。与天下大事相比，朕一个人的小事又算得了什么呢！朕曾听说，如果一个人不小心，走路就一定会摔倒。天下事务繁多，如果不能小心谨慎处理，就一定会酝酿出大问题，所以朕是无时无刻都不能放松的。如今爱卿你虽然劝诫朕放下些心思，但朕却认为这样做是不妥当的。”
君臣之间意见相左的对话不止这一次。还有一次，朱元璋对刘伯温表达了想要对百姓放宽律法处罚的想法，不料却遭到了刘伯温的反对。刘伯温说：“元朝之所以最终走向崩坏，便是因为法律松弛，上下之间相互蒙蔽。如今虽然天下稳定，但因为刚刚颁布了新法，所以只有严格执法，对臣子百姓都严加整顿，才能保证大明律令行之有效。”其实，朱元璋一直以来都奉行重用刑典的政策，他认为治乱世必须要用重典，此时他说出放松处罚的想法也不过是一时升起的念头，并非是内心真实的写照。但在遭到刘伯温的反对后，朱元璋却执拗于自己的皇威，仍声称只有让百姓休养生息才是治国之道。为此，君臣二人还稍微争论了一下。
诚然，这次君臣之间的对话虽然不至于造成相互猜忌，但刘伯温却因此明白了朱元璋渴求权力的心思。他是皇帝的近臣，在打天下的时候，他所献出的计策尚有使用的价值，而如今，他的进言早已经无法改变当朝陛下的任何想法。如果稍有不慎，终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当年二人一拍即合且心心相通的场面，已经一去不回了。刘伯温心中明白，此时正是自己选择归隐的时候。
其实，早在朱元璋建明封赏功臣时，刘伯温就曾提出过告老的想法。当时，朱元璋以王朝基业未稳，尚需要左膀右臂为由，把已有离去之心的刘伯温挽留了下来。此时当他再一次提出了告老的想法后，朱元璋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而朱元璋最终批准刘伯温卸任还乡，还可能与胡惟庸的从中用计有关系。
当时，刘伯温已经是个年过六十的老人了。朱元璋曾派时任丞相的胡惟庸前去探望刘伯温，胡惟庸为刘伯温带来两服药，声称这是当朝陛下的恩典。刘伯温推辞不得只能服下了药剂，当着胡惟庸的面时虽然并无表现，但胡惟庸走后他却感觉腹中有干瘪之物难以消化。第二日下朝后，朱元璋看到刘伯温的身体竟然大不如昨，不禁感叹他已经年老体衰，确实已经不适合再任用了。由此，朱元璋才批准了刘伯温告老的请求。
原本以为回到家乡去养老，就可以脱离朝堂之上的争斗，但事实证明刘伯温的想法还是太过单纯了。刘伯温告老还乡之事，实则是受到了胡惟庸的排挤。其理由当然再简单不过。在胡惟庸是否能胜任丞相一职的问题上，刘伯温始终予以否定的态度。如今，胡惟庸得志，他最先要铲除的便是老臣刘伯温。刘伯温没想到自己一生心怀朝堂，却最终会被朝廷命官陷害。刘伯温在回到家乡之前，江浙和福建交界地区的老百姓因为一些土地权的归属问题而经常起争执，两地官员一时无法平息民怨，所以总是会出现一些反叛现象。刘伯温正好是当地人，于是他便主动给朱元璋提出了在此处增设巡检司以加强地方管理的建议。刘伯温的出发点本是好的，但设立巡检司却会触动当地私盐贩子的利益。自从元朝以来，江浙和福建交界处向来都是动乱之地，私盐贩子早已和两地官府勾结行事。一旦私盐贩子的利益受到损害，以贪污为事的官员们和当地一些豪强势力便在暗地里参了刘伯温一本。最终，他们把状书递到了京城，称刘伯温建议设立巡检司一事，并非是为朝廷社稷着想，而是想要趁机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把本地真正化为私有。
朱元璋在接到这份状纸后，并没有如大家预想的那般对刘伯温进行处罚。或许是念及当年旧情，他只是罚掉了刘伯温的俸禄，使其做了一个空头伯爵，并命其及早回乡养老。
刘伯温听从圣命，从京城回到了家乡。仅在回乡之后的第二个月，刘伯温便因病而死，终年六十五岁。虽然属于他的时代落幕了，但相比其他开国功臣，刘伯温仍然有一个相对幸运的结局。善始且善终，这大概是对一代朝臣最好的慰藉。
朱元璋一生所引起的最大争议，便是他对曾经生死与共的兄弟们的诛杀。针对这一点，连他的亲儿子朱标都看不过眼。曾有一次，朱标进谏称：“依儿臣看来，父皇你杀害的文武大臣实在太多了，如果再有杀戮，恐怕就会伤了君臣之间的和气。”听完了朱标的这番意见，朱元璋却对其嗤之以鼻。他指着地上的一根荆棘，对朱标说：“当今的天下，就像是这根荆棘。朕现在做的事情，便是帮你把荆棘上的刺全部拔掉。朕杀掉的那些人，都是将来可能威胁到我大明江山的人。今日将他们全部清除，这其实是在为你造福呀！”
任何事物从来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抛开朱元璋一心要追求大明王朝稳固的统治根基不谈，他本人亦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虽然过多地表现出了嗜杀的天性，但在他的身上也绝不是没有一丝一毫的人性可言。他对信国公汤和的慈悲，即是一例。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封建王朝中，任何一位臣子——不论他曾有过如何显耀的身世背景——在皇帝面前都是不值一提的。虽然已经贵为朝臣，但在帝王面前，文武百官也不过是一些家奴罢了。为奴，便要有为奴的规矩，如果奴才的举止超过了主人忍耐的限度，那么必然会给自己招惹来杀身之祸。李善长、胡惟庸、蓝玉、傅友德等人，便是不懂这个道理。而在所有的开国功臣中，唯独汤和是个例外。
朱元璋心中的“荆棘刺”名单上，汤和的名字本也应该位列其中的。但相比起其他文臣武将，汤和更加机警，且为人处世也更加自律。他不但明白急流勇退的为臣之道，并且也没有表现出对权力和荣华的丝毫渴望。汤和的所作所为，让人几乎无可挑剔，由此才使自己和家人在乱纷纷的朝党之争中保全了性命。
其实，若要论及军功，汤和加入红巾起义军的时间比朱元璋更早。若没有汤和的引荐，朱元璋很有可能会青灯古佛苍老一生。即是说，朱元璋之所以能够得天下，汤和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他的“领导者”和“引路人”。尽管有着如此令人骄傲的过往，但汤和却对过去的事看得很淡。史书记载说：“（汤和）长太祖三岁，独奉约束甚谨，太祖甚悦之。”意思是说，汤和虽然比朱元璋的年龄要长（若从伦理上讲，汤和为兄，朱元璋为弟），但他却从来不居功自傲，正相反，汤和平日持身相当严谨，这一点也很受朱元璋的赏识。
汤和不仅不居功自傲，甚至在受到某些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他更多地以平常心淡然处之。在奠定基业后，朱元璋曾经想要试一试汤和，因此在分封的时候有意给他降了一级。与他同等功业的人都被封为公，而汤和只被封了侯。令朱元璋意外的是，汤和非但没有前来找自己理论，他却对自己的政事更加兢兢业业，并且还时常前来向朱元璋检讨自己处理朝政时的不足。如此一来，朱元璋才对汤和放下了戒备之心，认定他对自己仍然保持着绝对的效忠。几年之后，朱元璋终于为汤和进封加爵，封他为信国公。
从这件事上，完全可以看出汤和为人处世的风格，并且他早已经摸透了朱元璋的心思。《明史·汤和传》中记载说，朱元璋上了年纪后，尽管已经天下太平，但他却对一些功臣老将的所作所为不满，只是在等待发作的时机而已。汤和和朱元璋既是儿时的玩伴，同时又是一起征战天下的战友，此时朱元璋心中的想法，汤和早就猜得一清二楚。其他将领的骄纵蛮横等现象也是汤和看不惯的，但他自己却无力去改变这种现象，同时，他也不愿意看到昔日疆场上的生死兄弟自相残杀。为此，汤和主动向朱元璋提出了释交兵权的请求。史书中记载着汤和的一段陈述，其曰：“臣犬马齿长，不堪复任驱策，愿得归故乡，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意思是说，老臣我就像是老马和老狗一样，已经承担不起再驰骋疆场的任务了。现在，我想请求陛下恩准我告老，回到我的家乡去将养这一副快死的躯壳。朱元璋听到汤和如此说，心中很是高兴。他很快便批准了汤和告老还乡的请求，并命人在老家凤阳为其建房造舍，使汤和最终衣锦还乡，颐养天年。
汤和回到老家后，仍然保持着低调的为人处世的风格，他从来没有以功臣的身份自居过。汤和甚至还要求子孙们遵守法纪，对待乡邻要和善，绝对不能做出授人以柄的事情。汤和很清楚一点，即便自己已经告老，但朱元璋监视自己的耳目却从来没有断过。为了应对，汤和每日都只是喝酒下棋、游山玩水，闲来无事时便逗弄一下儿孙顽童。他从来不和当地权贵乡绅结交，更不会谈论朝堂大事。此时的汤和，表现出来的完全是一副乡野老叟的姿态。当朱元璋得到相关汇报后，他对汤和的所有担心终于全都放了下来。
《明史》中曾评价汤和“沉敏多智”，他的心思非是用在对朱元璋圣意的猜测上，而是更加着意于如何才能让自己做到正身且正心。正是因为他一生所秉持的这份对自我的坚守，所以才能成为大明诸多开国功勋中的一个“异类”。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汤和以七十岁的高龄辞世。其死后，朱元璋追封他为东瓯王，谥号襄武。此等殊荣，可谓是对他一生戎马的最高评价。
晚年的朱元璋虽然为了保住皇权而对功臣采取了极端的措施，但纵观其整个洪武年间的所作所为，其为普通百姓谋取的福祉却是值得称赞的。
朱元璋在位期间，曾数次下令对农民开荒进行奖励，并且在移民屯田和军屯的相互协作下，元末连年战争所造成的土地荒芜的现象很快得到改善。为了进一步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朱元璋又组织各地农民兴修水利，并大力提倡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和果木植物。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以及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朱元璋发布政令强行要求各地官绅释放家中奴婢，还在最大程度上减轻农民劳作的赋税负担。地方官员和乡绅等人如果有执行不到位的情况，一旦被朱元璋得知，便会对其严加刑罚。在一系列措施的影响下，大明王朝终于从乱世之中崛起，迎来了属于朱姓天下的第一个盛世，史称“洪武之治”。
朱元璋亲手带来的盛世，不但表现在农业和经济上的繁荣，更表现于人心安定的和谐社会图景。若把中华历史做个纵向对比，会发现朱元璋统治的时代，是古代社会福利最好的年代。最初，朱元璋极为关心的问题是百姓的住房。为了使人人皆有居所，朱元璋还曾推行过“保障房”的政策，令人在金陵郊外建造公共房屋，无家可归者可以由朝廷统一安排入住。
在解决了居有所安的难题之后，便考虑老有所养的问题。在这一时期，免费的养老院（养济院）、免费的医院（漏泽园）和免费的公墓（养济院）纷纷出现。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养儿防老是最为传统的养老方式。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下诏，民间百姓如果已经七十岁以上，那么可以留下一个儿子来给自己养老，并且免除这个儿子所负担的所有差役。同时还规定，不论百姓家中贫富，各地县衙官员都要定期给有老人的家庭送去米面以示慰问。为了鼓励人们主动赡养老人，朝廷和官府还要对孝子贤孙给予表扬和物质奖励，不但赏赐衣服，还常常发放银钱。
为了保证此等养老措施代代相传下去，朱元璋又规定，凡是曾经对老人进行过赡养的孝亲模范，在年满六十岁时便可以享受到与八十岁老人同等的社会待遇。如果孝亲模范不幸成为孤寡老人，根据他们个人的意愿，可以选择入住养济院由朝廷来养老，也可以选择留在家中生活，同时也能够享受到与养济院同等的福利待遇，官府会派人按月为其将钱粮等物送到家中。如果老人去世，朝廷从会国库中拨款三两银子给当地管理者，命其负责操办逝者的丧事。在朱元璋对国家养老事业的大力推动下，整个社会形成了尊老养老的良好风气，甚至许多大家族都把赡养老人写进族规要求世代传承。当时，浦江郑氏家族与其族规《郑氏规范》便是这一优良风气的典型代表。为此，朱元璋还亲笔御批郑氏家族为“江南第一家”。
朱元璋之所以对养老的问题如此上心，大抵也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系。朱元璋的父母死时，他们弟兄买不起棺椁和坟地，无奈之下还要向乡中地主去赊讨。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极为黑暗的心理阴影，所以在建明后朱元璋十分痛恨对农民进行剥削的地主与乡绅，甚至不惜重用刑典来处罚其中的犯罪者。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便是保护好这些最下层的百姓。因为他们既是自己的来处，同时也是大明王朝得以稳定的基础。失去了民心，也就等于失去了一切。如同他曾经与太子朱标关于荆棘的那场对话一样，朱元璋此时所实行的一切或仁慈、或严厉的措施，都是尽最大的力试图为子孙后代奠定千秋永固的王朝基础。但朱元璋所寄予厚望的太子，却并没有成为他理想的继任者。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视关中和洛阳地区。朱元璋本打算将都城从金陵迁至洛阳或西安，朱标此行便是负责详细比较两地地形，并绘制陕西地区完整的地图。
然而，朱标自秦返回京城后不久便患病不起。为了协助父皇早日完成迁都之举，朱标在病入膏肓之际仍上书商议筹建都城之事。
次年，朱元璋已年近七十，他本想寄予天下重任的太子朱标却壮年而逝。在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生大悲之后，朱元璋再也无心去处理朝政大事。当年年底，他写下一篇《祀灶文》，其中写道：“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初定，不欲劳民。且兴废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快要灯尽油枯的朱元璋，此时只能把王朝兴废的期望寄托于神明。此时的他只能听天由命，早已没有了往日九五之尊时的雄心壮志。
迁都一事，或许是朱元璋一生最大的遗憾。不仅是因为都城没有迁成，更是因为他对自己一手建立的王朝天下寄付何人的忧思。朱元璋无意再从诸多儿子中选择继任者，任他选择谁当太子，都有可能造成其他人的谋乱之举。为了平衡天下，朱元璋最终把天下交给了自己的孙子，朱允炆。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1398年6月24日），朱元璋驾崩。临归去时，他下遗诏，云：“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丧祭仪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临三日，皆释服，毋妨嫁娶。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在这一代英雄帝王的临终遗言中，其悲悯天下苍生的心思尤未褪去。细读至此，令人不禁感慨万千。
朱元璋驾崩后，被安葬于紫金山明孝陵。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六月甲辰，上谥曰“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永乐元年（1403年）六月十一日丁巳，增谥“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嘉靖十七年（1538年）十一月朔，改谥“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斯人已去，但朱元璋一生所产生的影响却在历史上掷地有声。即便明朝最后被清朝所取代，但朱元璋却仍旧受到了清朝诸位帝王的推崇。顺治帝曾认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在他看来，历代君王统治均有不完善之处，唯有洪武年间，天下诸多条理章程才被一一规划详尽，这是朱元璋最应该被后世所称道的地方。康熙帝亲自为朱元璋立“治隆唐宋”碑，以此赞誉其治国有德，并称其“非独后代莫能越其范围，即汉唐宋诸君诚有所未及也”“洪武乃英武伟烈之主，非寻常帝王可比”。在康熙的眼中，朱元璋的治国之功是史无前例的。
朱元璋一生的功过是非，后人虽有评说的权利，却再难有出其右而比肩者了。随着他的英魂归去，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从此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