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都，它本身承载着很厚重的历史文化气息。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遗存，北京会馆犹如一位饱经岁月沧桑的老者，曾几度辉煌、几度磨难，被人称作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在历史的更迭中，这一“活化石”在北京历史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各省市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什么是会馆？对此，《辞海》的《会馆》条有解释说：“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这是对会馆最全面而简要的解释。具体来说，会馆是一种地缘或业缘性的传统社会组织，是同乡人或同业人在京城或都市里创建的“聚会寄居场所”。
北京城是从元朝开始成为统一国家的“首善之区”的，然而名垂千古的科举拔贡制度，到了明清两朝才有了较大的发展。正是由于当时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北京会馆才开始大规模地兴建。
具体来说，会馆始建于明朝的永乐年间，当时因朝廷迁都北京，全国举子每三年入京参加一次会试，各地商人也纷纷来京经商。为了解决他们的食宿问题，或者由地方在京官员捐资建立会馆，或者是工商业者集资兴建会馆，渐渐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会馆文化”。
据史料记载，迄今为止最早的北京会馆是建于永乐年间的北京芜湖会馆，它的建造者是当时在京任工部主事的京官俞谟（安徽芜湖人），建造的具体日期是明朝的永乐年间，也即1403年到1424年，作为亲朋寓居或涉足商界活动的洽淡场所。
之后，会馆犹如雨后春笋般在北京城“冒”出来，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发展到顶峰，可以说当时的全国各地，几乎无处不有会馆。曾有史料这样记载：“现今清国通商之市场，会馆、公所、莫不林立。”在那个时候，会馆已经成为京城的一大重要景观。
康有为发起的强学会就用了会馆的房间
而且，会馆还是各省在京各界人士政治和文化活动的中心，留下了许多名人的足迹。在北京的近代史上，有许多人物的活动都同会馆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如位于下斜街的全浙会馆，是清康熙年间赵恒夫“寄园”旧址之一，后捐为会馆。民国初年，革命报人邵飘萍、林白水曾在此投入新文化运动；宣武门外上斜街的番禺会馆，曾是我国近代进步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故居。他面对清末的衰败局势，不只一次提出变革图强的建议，如今的番禺会馆已作为龚自珍故居，成为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1898年9月，维新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清兵在南海会馆逮捕了康广仁，在浏阳会馆逮捕了谭嗣同；1912年5月，我国著名的文学大师鲁迅先生来京后，即住进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达8年之久，在这里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许多不朽之作；1912年8月至9月，孙中山先生北上来到北京，曾五次到虎坊桥湖广会馆活动，并于此主持召开国民党成立大会，湖广会馆为清光绪初年几位湖南籍进士集资所建。
可以说，会馆在北京的历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促进了全国各省市各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推动过北京的文化、经济、政治的发展。如今，大多数会馆已经失去了曾经的辉煌，有的甚至被夷为平地。
在如今的北京城，很多人都知道要好好保护皇城、胡同、四合院，保护牌楼、庙宇、名人故居，因为这些物质文化遗产对北京城来说，弥足珍贵。可是大家唯独忘了保护一种东西，它对旧京文化的研究也很重要，它就是遍布于北京各地、堪称中国古代各地“驻京办”的会馆。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举制度的日臻完善，会馆在明朝的初期随着京城的建造，而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一时成为北京城里除了皇宫和皇家园林之外一道独特的风景。据统计，在旧时的北京城，曾经有过同时存在600多座会馆的历史。
可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时代的更迭，昔日会馆的辉煌永远地成为了过去。据统计，如今在整个北京城，大多数会馆已经被拆除，有迹可循的只剩下了75座，其中，只有成为刘老根大舞台的阳平会馆和能吃饭看戏的湖广会馆，还算保存完好。而在这些幸存下来的会馆中，其中的绝大部分被充作民居，早已经失去了昔日的会馆色彩。
1.绝大多数会馆在1945年后沦为大杂院
据史料记载，自明朝定都北京后，便开始大规模地兴建北京城，会馆也随着北京城的修建而发展起来。大约在1420年前后，产生了最早的一批会馆，即南昌会馆、芜湖会馆、浮梁会馆；在明朝的中期，又出现了第一家行业会馆，即颜料会馆；在清朝时期，曾经出现最大的会馆，即安徽会馆……如今这些会馆的命运如何呢？据史料记载，一直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会馆建设才基本停下来。自1945年以后，大量会馆沦落成大杂院，最典型的就是安徽会馆。
安徽会馆，位于后孙公园胡同27号，是北京城第一大会馆，曾经盛极一时。可如今它已经成为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淹没在一片杂乱和喧嚣中：原本的大门已经被拆除，木门横卧在门口一侧，在历史风雨的敲打下，曾经亮丽的油漆已经剥落，只剩下斑驳的颗粒；院内杂七杂八，零落不堪地堆放着一些废弃的东西。而安徽会馆大戏楼的正门，因为私搭乱建的缘故，曾经宽敞气派的门面已被挤压成一条小过道……
2.行业会馆前途未卜
1949年北京市调查的386座会馆里最多的是山西省会馆，一共有38座，其中工商会馆多达十几座。如今这些行业会馆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据调查，行业会馆中很多都前途未卜，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平遥会馆。平遥会馆是由山西的颜料、桐油商人建立的，所以又被称为平遥颜料会馆。该会馆位于前门外地区，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是我国第一家行业会馆。经过历史风雨的侵蚀后，该会馆已经破旧不堪。为了保护这一会馆遗址，政府对其进行了修缮工程。这一事情的初衷比较好，如今的平遥会馆内已经被修缮一新，白墙、红柱子充斥其间。可问题是，颜料会馆属于普查级文物，修缮后的用途是个未知数……
会馆，作为一颗颗蕴藏着大量民俗、曲艺、建筑、唱答结谊等文化基因的种子，星罗棋布地散布在北京城大大小小的胡同里，默默地诉说着历史的厚重、文化的赓续，对北京历史的发展起了比较大的推动作用。
在北京城中，会馆有很多，它们散落在京城的各个角落，仅西城就有十几处。在这数量众多的会馆中，能够用“传奇”二字来形容的，则非湖广会馆莫属了。
湖广会馆是湖南、湖北两省人士为联络乡谊而创建的同乡会馆，主要用于同乡寄寓或届时聚会。它位于西城区虎坊桥西南隅，是目前北京仅存的建有戏楼的著名会馆之一，也是按原有格局修复并对外开放的第一所会馆。
湖广会馆始建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道光十年（1830年）重修，并增建戏楼，距今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两百年的历史中，发生在它身上的事儿有很多，赋予了它浓厚的文化内涵。它曾是清朝达官名流的故居，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嘉庆年间的很多朝廷重臣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如纪晓岚等；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五次来到这里，召开了国民党成立大会；许多梨园界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如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等都曾经在这里登台献艺。
湖广会馆，原本是一座私人宅院，前后几易其主，最后由叶名沣将该宅院捐作湖广会馆，在经过几次扩建后，逐渐演变为一处京城名流聚会之地。
关于湖广会馆的前身，有很多传说故事，其中有两个非常有名。
一个传说故事是说，此地原为乱坟岗子，后在民国初年有佛山大贾斥资建义庄，雇一为面目骇人的麻风老人看管。自从该老人在此居住后，便将原来的夜夜鬼哭和磷磷鬼火压了下去。后来老人无疾而终后，厉鬼重生，有行止不端或者不孝人家常见墙外无端扔来些石头瓦砾，并传来訇骂声，开门却杳无一人……因此湖光会馆也被称为“鬼宅”。因为这位老人身患麻风病，面目非常可怕，所以周围的老百姓都不敢跟他说话，老人的身份也永远成了谜……
另一个传说故事是说，此次曾是明朝宰相张居正的故宅，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月，明神宗下诏夺去张居正的职务。张居正获罪后，其府第被查抄，饿死十余口，长子敬修自杀，三子懋修投井未死，保存了一条性命。明神宗在刑部尚书潘季驯的乞求下，为张居正留了一所空宅和十顷田，用以赡养张居正的八旬母亲。因张家人多是被冤死的，从此后这里就被传说有冤魂出没。
经过百年的风吹雨打，湖广会馆风采不再，变得残破不堪。为了保护先人留下的宝贵遗产资源，1984年，政府公布湖广会馆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对湖广会馆进行大规模的修复工作，重修后的会馆保持了原有的建筑风格，整体建筑古朴幽雅、阁楼宽敞，成为北京南城一道靓丽而特别的风景。
湖广会馆
在北京的历史上，南城的商家云集、会馆林立，仅崇文区现存会馆古建就有三四十处，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阳平会馆。
阳平会馆，是旧京著名的会馆，位于崇文区前门外小江胡同内，内有北京现存规模最大、保存较完整的清代风格民间戏楼。据传，该会馆始建于清朝的嘉庆七年（1802年），由山西平阳府及周边20余县商人联合修建，由戏楼和三路四合院组成。
在很多史料中，提及阳平会馆时，都会在后边加上一句：“也称平阳会馆。”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阳平会馆今天是刘老根大舞台
由于没有明确的碑志和确切的史实记载，该会馆到底是叫“阳平会馆”还是“平阳会馆”，至今也没有一个官方的结论，可称为阳平会馆一大谜。
关于阳平会馆的“身世”，除了名称之谜外，还有一大谜，那就是它的具体建造时间。前面我们提过，即说阳平会馆“始建于清朝的嘉庆七年（1802年）”。其实，这并非官方结论，而是后人推测出来的。是怎么回事呢？
在历史上，很多会馆的建设者，有的是富商，有的是官吏，都是当时社会有头有脸的任务，所以一般会馆都会留有清晰的文字记载和历史沿革，使后人有据可查。阳平会馆也不例外，阳平会馆戏楼的后壁正中就嵌有4联石刻，上面记载的就是会馆建置沿革和修葺情况。可问题是，或许是风化和人为的严重损坏，石刻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根本无法据此了解阳平会馆的具体建造时间。
为了更好地使后世人了解阳平会馆，于是一些会馆研究专家便开始了推测工作。
在阳平会馆的戏楼中，存有一块书有“醒世铎”的横匾，落款为明末清初书法家王铎。而根据史料的记载，王铎生于1592年，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去世，是明天启壬戌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曾为明末福王东阁大学士，清顺治时为清廷礼部尚书。会馆研究专家们正是依据这块横匾，推测处阳平会馆始建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之前，即明末清初年间。
由于历史原因，阳平会馆及戏楼解放后一直是北京同仁堂集团的药材库房。直到2000年，崇文区政府在市文物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将阳平会馆划归当时的区文化文物局管理。
1984年5月，阳平会馆戏楼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启动会馆修复工程。2009年，成为著名二人转艺术家赵本山的刘老根大舞台在北京的第一家连锁店，也是刘老根大舞台在全国的第9家连锁店，刘老根大舞台从2009年5月开始将在阳平会馆驻演至少10年。
北京的会馆众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会馆文化，对北京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会馆是如此重要，那么，北京最早的会馆建在哪里呢？
历史把这个荣誉安在了芜湖会馆的身上。
芜湖会馆，始建于明朝的永乐十八年（1420年）后，当时明成祖朱棣刚刚迁都北京，在大规模的兴建北京城，就是在这时候，芜湖会馆应运而生。最初建造时，芜湖会馆被称为“京都芜湖会馆”，其位于皇城根下的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内。会馆有东西两院，正厅3间，各式厢房小屋16间，沿街铺面房屋7间，灰棚房6间，面积约100平方丈，这种规模在当时已经非常大了。
明朝的初期，徽州商帮兴起，使得芜湖或为当时的商业明珠。明朝的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后，政治经济中心开始北移。在这种情形下，芜湖商人和学子们便纷纷来到了北京。这些人来到北京后，由于初来乍到，难免会遇到一些难处，他们便向当时的北京工部主事，同样是芜湖人的俞谟求助。
俞谟，在明永乐元年（1403年）以选贡的身份任南京户部主事，相当于现在财政部的局级干部，迁都北京后转任工部主事，掌管各项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航政等。在帮助了一些人之后，俞谟开始想到：芜湖商人和举子入京照例会拜访京城的芜湖籍官员，希望他们能在京给予食宿或商业上的帮助；而那些京城的芜湖籍官员，由于长期离开家乡，难免思乡心切，也非常渴望能够通过同乡聚会来排解思乡之苦……在经过一番思考后，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俞谟便萌生出创建公馆的想法，于是，他用自己的财力，在京城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建造了一所名为“京都芜湖会馆”的公馆。就是这样一个不经意间的举动，一个中国之“最”便诞生了，俞谟也因此而载入史册。
“京都芜湖会馆”建造后，其他地方的在京官商，也纷纷效仿。自那以后，京城中的各类会馆纷至沓来，犹如雨后春笋般在京城兴起，成为传播各地文化和京城文化的重要场所。
说起芜湖会馆，还有一个故事不得不提。这个故事与一宗产权纠纷相关。
据说，在明英宗正统末年（1449年），有人主张芜湖会馆的产权是他的。这个人是谁呢？他姓路，是北京当地人。一天他拿着房产地契到来到会馆，对主事人说这家会馆的宅基地是他的。当时的主事人非常揪心，那个时候俞谟早已经归乡老死。这下死无对证了，人家又有房产地契，怎么办呢？主事人赶紧将这件事告诉了远在芜湖的俞谟的儿子俞日升。俞日升听说后，赶紧来到京城，同路姓人打起了官司，并且最终轻而易举地赢了官司。
俞日升到底凭借什么打败了路姓人的房产地契呢？原来，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的父亲俞谟。
俞谟这个人非常聪明，原来他当年购买这块地时，就和这位路姓人的父亲签了一份契约。当他归乡前，便将这块地无偿地“付同邑京官晋俭等，为芜湖会馆”，但忘了将购买契约留给芜湖会馆。俞日升正是凭借从父亲那里得来的这张购买契约，胜了官司。
在北京城，有一座会馆非常特殊，它是目前京城独一无二的“福建风格的民间古建筑庭院”，其建筑非常考究，颇具南方特色，它就是福建汀州会馆。
汀州会馆位于北京市崇文区前门外长巷二条，其历史非常久远，始建于明朝的弘治年间。在明朝的时候，它原是一座私宅。后来被当时的尚书裴应章购买，建造了汀州会馆。
该会馆分北馆和南馆两部分，二者隔街相望。据史料记载，北馆是先建造起来的，规模非常大，仅院落就六个，且房屋众多。可是，如此规模也没有满足当时的需要，遂又修建了南馆，因此可以说，南馆是北馆的附属部分。南馆中虽然也有内祀奉一尊硬木雕刻的文魁星像的大殿，但整体建筑品级略低于北馆，规模也相对来说小一些。
1984年，北馆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北馆被公布为划定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系所存会馆北馆主院正房建筑。
汀州会馆
据史料记载，汀州会馆的建筑非常有特色，对此，《北京地方志·建筑志》这样描绘的：“会馆建筑考究，具有南方特点，梁柱门窗全部采用江南优质杉木制成，屋顶起坡平缓，前廊后庑，廊内装修为一色的花格子卷帘雕花门窗，廊顶露明，雕刻出象鼻形椽子，挑尖梁上有双象形蜀柱，梁头镂雕天马、神牛等多种动物纹饰。整体建筑形制独特，雕刻精湛，彩绘色调淡雅，是北京罕见的福建风格民间古建筑。”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领略到昔日汀州会馆的精致、大气、古典。
可令人遗憾的是，昔日如此美丽的汀州会馆也难逃岁月的侵蚀。在一片建筑拆迁的大潮中，如今的汀州会馆只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以青灰色为主题的四合院，从外表上看起来和其他的四合院没什么差别。唯一的差别是，其他的四合院多是坐北朝南，而汀州会馆四合院是坐东朝西。大致浏览整个庭院，似乎只有鲜红的格子雕花门窗能够传递一种与众不同的信息了！
在北京前门附近一个不起眼的胡同里，与京城著名的烤鸭店全聚德比邻而居的是一座戏楼，这座戏楼被称为“中国戏楼活化石”，具有极高的参观价值和文物价值。它就是北京会馆中唯一以“祠”命名的会馆，即正乙祠戏楼。
正乙祠，又被称为“浙江银业会馆”，是京城不多的工商会馆之一。在明朝的时候，正乙祠原址原本是一座寺院，后在清朝的康熙六年（1667年），由当时浙江在京的银号商人们集资建造而成，主要是为了供奉正乙玄坛老祖也就是财神赵公明。对此，同治四年所编撰的《重修正乙祠碑记》有明确的记载，即“浙人懋迁于京创祀之，以奉神明、立商约、联商谊、助游燕也”。
最初的正乙祠的规模还很小。清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浙商们一致同意扩大规模，遂再次集资购买了土地，扩建该祠堂。在进行扩建的同时，他们加盖了戏楼，该戏楼于1712年建成，它就是如今赫赫有名的正乙祠戏楼。
正乙祠戏楼的历史非常悠久，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是北京唯一保留至今的基本完好无损的纯木质结构戏楼，是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整体木结构的室内剧场，在会馆戏楼中别具特色，见证了京剧表演艺术从诞生、发展到辉煌的整个历程，众多梨园界前辈都曾在此登台献艺。据清代、民国的一些笔记和戏单记载，梅氏家族几代人均曾经在正乙祠戏楼登台演出过，形成了京剧世家与古戏楼颇深的历史渊源。除此之外，京剧创始人程长庚、卢胜奎、谭鑫培和京剧大师王瑶卿也曾在此献艺。
正乙祠
可是，正乙祠戏楼曾经辉煌过，也曾经失落过，它能够历经300多年而屹立不倒，实属一件非常不易的事情。
在此后的岁月里，正乙祠一直在走下坡路，正乙祠戏楼的经历也变得异常艰难。
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时期，正乙祠被日本人霸占当了仓库；1945年日本投降后，正乙祠被国民党军队控制，充当伤兵营，经常有各种棺材出入，搞得非常不吉利；解放前夕，正乙祠又先后成为“金银首饰业同业公会”、会计学校、煤铺，在这种过程中，它的院落也渐渐地被民居“蚕食”，最终面积只剩下当初的六分之一；1954年，正乙祠戏楼被改建为招待所，其厅堂被改建为食堂；1984年，北京市某局曾与招待所洽谈合作拆改翻建，将正乙祠翻建为居民楼，后未能成交；1986年，正乙祠被定为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正乙祠被一位来自浙江的企业家王宇鸣购买，王深爱京戏，便出资修缮经营正乙祠，但最终因经营不善而以失败告终，但却重新连接了正乙祠戏楼和京剧的缘分；2005年8月，戏楼关闭进行修缮；2012年4月起，正乙祠戏楼推出新戏《凤戏游龙》。
从1712年落成至今，正乙祠戏楼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复杂历史，不但没有被拆改，反而凭借着老戏园子的韵味而越来越受到老百姓们的喜爱。如今的正乙祠在几经易主之后，再一次开张纳客，上演京剧曲目，成为京剧爱好者的一个新据点。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在他的一生中，曾经先后三次来到北京。第二次来京时他的行迹并不为大众所知，第三次是他抱病到京，在北京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岁月，就住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也就是今天的外交部街。
其第一次进京时住在哪里呢？就是住在香山会馆。当时，孙中山为了“窥清廷之虚实”，来到北京进行实地考察工作。当时正值甲午战争爆发在即，全国上下处于一片生灵涂炭之中，而当时的北京却处于一片欢声笑语中，因为整个京城都在为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做筹备工作，从西直门到颐和园沿途都在搭建经坛、戏台、牌楼……孙中山见状后，非常愤慨，他在后来曾回忆说：“最后至北京，则见满清政治之龌龊，更百倍于广州。”北京的这种状况更加坚定了他推翻清廷的决心。
孙中山与香山会馆缘分匪浅
香山会馆，位于原宣武区珠朝街5号，始建于清朝的嘉庆年间，创建者是广东香山县众乡友。
香山会馆在清朝康熙年间的时候，原本是一处私宅，是当时的太子老师刘云汉购买的一块义地，在这块义地的北侧有一座祠堂，供集会悼念及停柩之用。在清朝的嘉庆年间，这块义地被挪到了其他地方，广东香山县众乡友便在义地的原址修建了香山会馆。最初的香山会馆的规模比较小，后来在两次扩建下达到了今天的规模。第一次扩建者是广东香山县乡友，他们集资购买了附近的房屋和空地；第二次扩建者是一位在朝鲜任职的广东香山籍重要官员唐绍仪，他当时在回京的时候曾经住在香山会馆，遂筹资扩建了该会馆。
可是很多读者会问，香山会馆后来为何给改名为中山会馆了呢？其实这正与该会馆的第二次扩建者唐绍仪有很大的关系。
唐绍仪，生于珠海市唐家古镇，在他很小的时候便远赴欧美留学，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的熏陶。归国后，曾先后任职于天津税务衙门、驻龙山商务委员等，受到了袁世凯的赏识。袁世凯任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便提拔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位期间，办了很多实事，展现出了出色的才能，得到袁世凯的认可和赞许。然而，随着与袁世凯接触时日的增多，唐绍仪越来越无法和袁产生共鸣。最后，在袁世凯为复辟做积极准备的过程中，唐绍仪愤然辞职，回到了珠海市唐家古镇，认识了孙中山先生。
很快，唐绍仪就被孙中山先生那新潮、先进、积极、正义的想法所折服。在1925年孙先生逝世后，他倡议广东政府将香山县改为中山县，以志对孙中山先生之永久纪念。随着香山县的更名，香山会馆也被改名为中山会馆。
中山会馆在辛亥革命后，成为有志青年进行革命活动的场所。“广东青年会”即以此为会址办公，后来成立的“中山少年学会”也在这里进行活动。解放战争时期，中山会馆还曾是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所属地下组织的一个秘密活动地点。建国后，中山会馆成为民居，并逐渐成为居住了近百户的一个大杂院。原院中的房屋损坏较严重，花园亭榭等早已不存，但整体格局还在。
番禺会馆，位于原宣武区上斜街50号，是宣武区重点保护文物。如今的番禺会馆的四周均是高低不等的房屋，在这些房屋的周围堆满了各种废弃物，根本找不到一丝会馆的痕迹。可是据史料记载，历史上的番禺会馆有花园有凉亭，非常漂亮、大气，只是在经历一次地震的洗礼后，才失去了昔日的美丽。地震后的番禺会馆只剩下一些房架子，后来老百姓们在会馆的遗址上修建了民居，会馆便彻底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中。
其实，历史上的番禺会馆，不仅漂亮、大气，还很有故事，因为这里在清朝的道光年间，曾经住过我国一代文豪龚自珍，是昔日的龚自珍故居。
龚自珍，是我国著名的诗人、文学家，他自成一家，有“龚派”之称，对晚清文学影响很大。他非常有才华，一生忧国忧民，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他的诗文中经常流露出对鸦片为祸、白银外流、国匮民乏的忧虑，并与魏源、林则徐、黄爵滋等志同道合，曾加入过“宣南诗社”。龚自珍大力支持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建议加强军事设备，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并撰写了很多批判和揭露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政论文章。
龚自珍故居为何在后来成为番禺会馆了呢？
原来，在1831年，龚自珍将这座宅院进行出卖，由广东番禺县人潘仕成购得，他后来将该宅院又赠给了广东的同乡会，遂成为番禺会馆。
后来，后世人为了纪念龚自珍，又将番禺会馆改为龚自珍故居，故居基本保持了昔日的状貌。但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宣武区文物部门已将龚自珍故居定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它目前的状态还称不上保护，只能说是保存。
北京的众多会馆，大小、规模不一，其中最大的是安徽会馆，该会馆因其建筑雕梁画栋、富丽堂皇、高阁飞檐、气宇轩昂、回阑清池、竹石垂杨，而被誉为“京城第一会馆”，曾一度成为北京和安徽名流“朝夕栖止，交往聚议、欢歌宴饮”之处。
安徽会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后孙公园胡同3号、25号和27号，是老北京城最著名的会馆之一，它始建于清朝的同治八年（1869年）。
在安徽会馆修建以前，在北京只建有安徽一些府、州、县的会馆，而没有安徽省全省的大型会馆。当时这些府、州、县的会馆规模较小，一旦遇上大型的集会，就要借用他省的会馆，非常不方便。清朝末年，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安徽籍人以军功或科举考试得富贵、功名者甚多，他们迫切需要一所大型会馆作为安徽籍人在京活动的场所。
在清同治五年（1866年），当时李鸿章已经主政多年，安徽籍京官吴廷栋、鲍源深等人“以军功和乡谊得富贵者甚众”为由，联名倡议为联系同乡友谊在京城修建一所安徽省全省的大型会馆，即北京安徽会馆。清同治七年（1868年），该倡议得到了湖广总督李鸿章的重视，以李鸿章为首的安徽籍官员和淮军将领154人捐款集资，并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开始修建，最终在同治十年（1871年）会馆落成，耗资28000两白银。
今日的后孙公园胡同
初建成的安徽会馆规模非常小，后来又经历了两次扩建过程，才有了今天的规模。这两次扩建的时间分别是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和光绪十年（1884年）。和京城其他省籍的会馆不同的是，它既不是专为进京赶考的举子设立的，也不是促进工商业发展的行业会馆，而是专供安徽籍在职的州、县级官员和副参将以上的实权人物在京活动的场所。
除此之外，安徽会馆的建筑也非常有特色，属于庙堂式建筑，为中、东、西三路三大套院，每路皆为四进，还有清式戏楼、思敬堂、藤闲吟屋、龙光燕誉堂等，可谓富丽堂皇、气势宏伟。
安徽会馆原是明末清初学者孙承泽寓所“孙公园”的其中一个部分。其实在清朝的时候，除了孙承泽，还有很多名人曾经在安徽会馆居住过，如乾隆朝内阁大学士翁方纲、刑部员外郎孙星衍、以藏有甲戌本脂批《红楼梦》而闻名的刘位坦等。
除了这些名人曾经居住在这里外，晚清一些著名的事件也与该会馆有关。1895年，康有为和梁启超开展维新变法运动，当时他二人在北京创办的选登“阁抄”、翻译记录新闻、介绍西学的“万国公报”报社就设在这座会馆里。不仅如此，康有为所创立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改革派的政治团体“强学会”的会址也设在这里。
曾经有过很多辉煌历史的安徽会馆，如今的命运却很令人惋惜，它面临着被拆损的命运。据了解，北京市已筹资修复了该会馆的少数建筑，但目前原馆的80%以上仍为100多家居民及“后孙胡同小学”占用，而且破旧不堪。
对这座“京城第一座会馆”的保护可谓任重而道远。
在北京的众多会馆中，绍兴会馆比较有名，因为它与我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有关。
绍兴会馆位于南半截胡同7号，始建于清朝的道光六年（1826年）。它在最开始的时候并非一座会馆，而是“山阴会稽两邑会馆”，简称“山会邑馆”，是山阴与会稽两邑京官联合捐资建成的。及至民国元年，山阴与会稽两邑被合并为绍兴县，山会邑馆也随之被改名为绍兴会馆。
绍兴会馆内建筑颇多，如补树书屋、贤阁、仰级堂、涣文萃福之轩、怀旭斋、一枝巢、藤花别馆、绿竹舫、嘉阴堂等。鲁迅先生当年就是住在其中的藤花别馆和补树书屋，一住就长达七年。
说起鲁迅和绍兴会馆的缘分，还不止这些，据说他的祖父在一次进京赶考时，也曾经住在绍兴会馆。鲁迅的出生地是绍兴城内东昌坊口的新台门周家府邸，他的祖父周福清点翰林，当年正是住在绍兴会馆待考候补。可以说，鲁迅正是在无意间追随了他祖父的足迹。由此可以说，周家与绍兴会馆的渊源很深。
鲁迅刚来北京时所住的绍兴会馆
据史料记载，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出任民国教育总长，他立志教育救国，大胆启用了一批有志教育的进步知识分子，鲁迅就是其中的一个，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鲁迅进京后，第一个住所就是藤花别馆。在藤花别馆，他住了四年。
当时的鲁迅先生虽然名义上是教育部的佥事，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闲职。他整日地生活于一片苦闷和彷徨中，靠抄写残碑拓片消磨时光。可以说，居住在藤花别馆的这几年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蛰伏”期：青灯黄卷，愁眉苦脸。万幸的是，在那段愁闷的日子里，他还算有些知己好友陪伴自己，他们就是住在藤花别馆北侧的嘉荫堂的许寿裳兄弟二人。鲁迅经常和他二人一起去广和居聚餐，去琉璃厂淘书，给鲁迅先生带来了一些还算值得铭记的好时光。
及至1916年，鲁迅先生搬入了补树书屋。在这个书屋里，原本有一棵开淡紫色花朵的楝树，后来这棵楝树不幸折断，就补种了一棵槐树，所以有了“补树书屋”这个名称。正是在补树书屋里，鲁迅取得了重大的文学成就，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作品，如《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等著名和《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重要杂文，以及27篇随感录和50多篇译作。可以说，补树书屋是他的文学之梦开始腾飞的地方。
鲁迅在补树书屋，一住就是三年半，直至五四运动后，才搬出此地，迁入别处。及至1926年，鲁迅因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遭到军阀政府的通缉，这才离开北京，远赴厦门大学任教。
总的来说，鲁迅共在北京居住了14年，其中有一半时间是在绍兴会馆度过的。在那苦闷、压抑的七年里，他犹如一只化蛹的蚕，艰难而执着地咬破束缚着自己的厚重茧壳，咬破无边的夜幕，最终蜕变为一只自由的蝴蝶。他一生所提倡并身体力行的“韧的战斗”，就是从居住在绍兴会馆的那段时期开始的。
经过多年的变迁，如今的绍兴会馆已经难寻昔日的容颜。它如今被包围在一片高楼大厦里。若非门口墙上挂着的那块上书“绍兴会馆”字样的铭牌，几乎看不出它与其他大杂院的区别，只有红漆木大门才能让人依稀从中看出曾经的模样。院子里凌乱地搭建了一些小房屋，如迷宫一般。当年鲁迅曾经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已经被分割成几户人家的住处，搭建的房屋杂乱地挤在一起，几乎已看不出当年的样子。
绍兴会馆虽然已经难寻昔日模样，但因鲁迅先生曾在这里生活、工作过，因而慕名来此参观、瞻仰、凭吊遗迹的人仍然不少。据居住在这里的一位老人家回忆：“来这里找鲁迅的人很多，尤其是假期的时候，很多学生会来，也有一些来自日本、韩国的留学生，还有一些名人。但也只是看看而已，很多东西都没了，已经没有原来的样子。”一代文豪的故居沦落成如今的样子，不能不让人一声叹息！
北京作为一个古老的文化之都，分布着很多名人故居，仅美丽的什刹海沿岸就有多处，如梅兰芳故居、宋庆龄故居、张伯驹故居、郭沫若故居、丁玲故居、马海德故居、梁漱溟故居、萧军故居、杨沫故居等。
1.梅兰芳故居。梅兰芳是我国著名的京剧大师，其故居位于护国寺街9号院，现如今为梅兰芳纪念馆，收藏着大量的珍贵文物资料。梅兰芳纪念馆，原本是清末庆亲王奕王府的一部分，解放后经过修缮，梅兰芳搬到这里居住，一直住到去世。正是在这座幽静、安适的四合院里，梅先生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梅兰芳逝世后，在该住所处建立了梅兰芳纪念馆，并于1986年对外开放。如今朱漆的大门上，还悬挂着邓小平亲笔书写的匾额“梅兰芳纪念馆”。
2.宋庆龄故居。宋庆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其故居位于后海北沿46号，原本是清朝的醇亲王载沣也就是清末代皇帝溥仪之父的府邸，是一座非常古典的园林，在园中种植着各种花草树木，还有各式各样的古典建筑，如畅襟斋、听鹂轩、观花室、恩波亭等，尽显中国古建筑之美。宋庆龄是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这里居住的，直至她去世。
3.张伯驹故居。张伯驹和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称为“民国四公子”，是一位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奇才名士”。张伯驹故居位于后海南沿26号，院子紧邻后海，环境清雅。张伯驹于上世纪50年代迁居于此，一直住到他1982年去世。与其他的故居相比，风格非常独特。因为该故居并非典型的四合院结构，它坐南朝北，有5间北房，在院子的南部有一方亭和廊房。北房的东间是主人的卧室，西间是客房，居中3间是客厅兼画室。
4.郭沫若故居。郭沫若是我国伟大的文学家，其故居位于前海西街18号，是一座二进四合院，在其前院有小山和一株高大的银杏树，阶前的廊下，种植着腊梅、海棠、紫藤等植物。如今的郭沫若故居为郭沫若纪念馆。
什刹海风光
5.丁玲故居。丁玲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作家、社会活动家，主要代表作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故居位于大翔凤胡同3号。两排平房各踞南北，西面是一栋两层小楼，环境静谧优雅。丁玲晚年曾经在此居住，如今是《民族文学》杂志社所在地。
6.马海德故居。马海德是阿拉伯裔美国人，性病和麻风病专家。他早年即投身于中国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协助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他毕生为这些病的患者解除病痛，为在中国消灭性病和在2000年全国争取达到基本消灭麻风病作出了贡献。其故居位于后海北沿24号，他是从上世纪50年代搬到这里来的。该院子呈坐北朝南方向，有五间北房，分别用作餐厅和卧室。东厢房是秘书室和客厅，西厢房是子女们的居室。
7.梁漱溟故居。梁漱溟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其故居位于西海西沿2号，梁漱溟是在上世纪50年代，从借住的颐和园搬到这里来的。歇山顶门楼、砖砌影壁，与近处的汇通祠相望，风景清旷。
8.萧军故居。萧军是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是“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其故居位于西城区鸦儿胡同6号，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两层西式小楼，也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建筑之一。萧军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从沈阳迁到这里来的，当时这处宅院被称为“银锭桥西海北楼”。
9.田间故居。田间，原名童天鉴，安徽省无为县羊山乡人，是我国著名的诗人，主要代表作有《未明集》、《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给战斗者》等，享誉诗坛。他提倡诗歌要民族化、大众化、战斗化。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工作和写作，他在1954年用稿费购买了后海北沿38号院作为自己的居所，一直住到他逝世那一天。
田间故居是一座四合院，呈坐北朝南方向。北房五间，分别为书库、卧室、客厅。西厢房为办公室，东厢房为餐厅。
10.杨沫故居。杨沫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其主要代表作是俘虏了众多年轻人之心的长篇《青春之歌》，其中鲜明、生动地刻画了林道静等一系列青年知识分子形象。杨沫故居位于柳荫街29号，该院原本是涛贝勒府的其中一部分。建筑风格相对传统，院中放置着花坛，种植着一些老树。
东冠英胡同40号，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因为它是大清国末代皇帝溥仪的故居，溥仪就是在这座胡同里度过余生的。
东冠英胡同，位于西城区中北部，东起赵登禹路，西至南草场街。在明朝的时候，它并非这个名字，而被称为观音寺胡同，因附近有一座观音寺而得名。清朝的时候，它被称为东观音寺胡同，和位于它西南侧的西观音寺胡同，也就是今天的国英胡同相对应。及至1965年，因“冠英”二字和“观音”二字属谐音字，人们于是改其名为东冠英胡同。
爱新觉罗·溥仪，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曾是紫禁城的主人，住在红色的高墙之内，但在变为普通老百姓后，他和夫人李淑贤居住在哪里呢？就居住在东冠英胡同40号院。
40号院呈坐南朝北方向，在院门口有两扇朱漆大门，在院内有五间北房和左右耳房各一间，北房正中一间是客厅，东边两间为卧室和卫生间。东厢房一间是厨房。南房一间是厕所。溥仪在这里一直居住到1967年10月17日他去世那天。
东冠英胡同的建筑虽然不是古建筑，但其40号院是溥仪度过最后人生的地方，是新中国将皇帝改造成公民的见证，具有特殊意义。
最近几年来，随着清朝题材的电视剧尤其是《铁齿铜牙纪晓岚》的日益红火，风流才子纪晓岚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名人”。不仅如此，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的纪晓岚故居也随之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各家旅行社老北京游览路线中重要甚至必要的一站，即便是在淡季，这里仍然人头攒动，热闹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纪晓岚故居位于今天的珠市口西大街241号，属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处住宅原本是岳飞将军二十一代孙、雍正时权臣、兵部尚书陕甘总督岳钟琪的宅院。据老先生考证，纪晓岚在这所故宅居住的时间分为两个阶段，前期（11岁到39岁）约计29年，后期（48岁到82岁）约计35年，前后共长达60余年。
说起纪晓岚故居的历史，可谓复杂曲折。纪晓岚去世后，因纪家在其他的地方还有宅院，其后人便将该处的宅院“割半赁”与黄安涛，此后几次易主：20世纪20年代，此处宅院被北洋政府议员刘少白购得，当时被称为“刘公馆”，此处在1930年成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与河北省委的秘密联络站；1931年，梅兰芳、张伯驹等人等在该处成立了北京国剧学会，后又成为“富连成”京剧科班社址；1949年后，曾为民主建国会、宣武党校所在地。直至1958年晋阳饭庄在此开业，就再没有变迁。2003年，故居被重新修葺、建造，后对外开放，成为宣传宣南士人文化的重要窗口，也使京城又多了一处寻幽访古和找典故品逸闻的清雅之地。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更迭，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京城内能够被保存下来的名人故居并不多。纪晓岚故居能够被完好地保存至现在，实属不易。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功劳在于纪晓岚第六代孙纪清远先生的努力。对此，纪清远先生感慨地说：“纪晓岚故居能保存下来，真的是很幸运！”
纪晓岚故居
为了将该先祖的故居保存下来，纪清远先生专门撰写了文章《草堂应无恙》，发表在《北京晚报》上，吁请有关方面手下留情。此文一发表，不仅引起了学术界和文艺界许多知名人士的响应，而且还在广大市民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纪清远先生还为此给当时的市长刘淇同志写了一封信，刘淇同志很快便做了批示：“此处文物需要妥善保护，道路不必求直，能让则让。”在2000年北京筹划修建两广大街时，纪晓岚故居的一部分正好在拆除范围内，最终区政府以“保存历史遗迹、传承宣南文脉”为宗旨，积极争取、多方协调，最终使道路规划绕过故居重新定线，虽然投资增加了七千多万，但是故居得到完整的保护成为政府一项更具人文价值和社会意义的举措——纪晓岚故居就是在这种种努力下，被保存了下来。
在如今的纪晓岚故居中，前院的藤萝和后院的海棠，均是纪晓岚当年亲手栽种的。据说那棵海棠树还记录了主人公的一段恋爱史呢！
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叫文鸾的女子。相传，在纪晓岚还是少年的时候，他的父亲被派往他地任职，没有携眷而往，纪晓岚就常住在他的四叔家里，就这样和四婶的婢女文鸾认识了。文鸾虽然只是一名婢女，但不仅人长得漂亮，还非常聪明有灵气，再加上两个人年纪差不多，经常在一块儿玩，久而久之，他二人就默默相恋了，并在院中的一棵海棠树下，发誓要成为一辈子的伴侣。
后来，纪晓岚随着父亲进京，离开了家乡，也拜别了文鸾。二人以一枚扇坠相与为念，作了未明言的定情信物。
几年的时间很快便过去了。纪晓岚回家乡参加乡试时，又见到了文鸾。当时的她已经出落成漂亮的女子，并且知书达理。二人常以海棠为题属对，感情更加深厚。
纪晓岚的四婶非常喜爱他，也很疼文鸾，于是对纪晓岚说要将文鸾赠予他为妾。可是这段亲事被文鸾的父兄阻止了，他们严加看管文鸾。文鸾在大病一场之后，离开了人世。
纪晓岚直至文鸾死后多年才得知她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绝下，在京中居所植下了自己和文鸾都喜爱又都寄托过情思的海棠树，并撰写了一首《题秋海棠》诗：“憔悴幽花剧可怜，斜阳院落晚秋天。词人老大风情减，犹对残花一怅然。”
纪晓岚和文鸾这段凄美的爱情故事打动了很多人。如今，很多情侣都专门来到纪晓岚故居瞻仰这棵凝聚着爱和相思的海棠树。
由于纪晓岚故居的产权归属晋阳饭庄，所以由晋阳饭庄管理，这也许就是没把散存在别处的有关文物真迹收购回来在此保存的原因所在。可是故居门前的一架浓荫密盖的古藤，确实是纪晓岚先生当年所亲手种植的，据说老舍先生很喜欢这里，经常来此品茶赏古藤，并留下了一首诗：“驼峰熊掌岂堪夸，猫耳拨鱼实且华，四座风香春几许，庭前十丈紫藤花。”
曹雪芹故居位于海淀区四季青乡正白旗村39号，是他晚年居住的地方。1983年4月22日开馆，傅杰题写匾额“曹雪芹纪念馆”。馆舍是一排坐北朝南的清式平房，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平方米。馆藏主要有与曹雪芹身世相关的文物，曹雪芹一家与正白旗村有关的文物，以及名著《红楼梦》所描述的实物仿制品等。
说起曹雪芹，很多人都能说出一二来。大家之所以对他这么熟悉，无不是因为这部鸿篇巨著——《红楼梦》。据说，当年曹雪芹就是在这个故居里写出《红楼梦》的。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这是放在《红楼梦》最前边的小诗，算是作者曹雪芹的自我评价吧。
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一部，是一部用血泪写成的巨著，因为作家曾经经历过，也体会过。曹雪芹原来是一个世代贵族子弟。他的曾祖曹玺是康熙皇帝的宠臣，被派到南方当江宁织造。曹玺死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父亲曹頫（音fǔ）接替了这个差使，一家三代前后做了六七十年织造官，不用说家产越来越富，成了一个豪门。
康熙的儿子雍正即位后，因为皇室内部的问题，牵连到曹家，不但革了曹頫的职，还下令查抄了他们的家。那时候，曹雪芹已是个十岁出头的孩子，看到家庭遭到这样大的灾难，幼小的心灵受到很大打击。曹家在曹雪芹十三岁左右时迁到北京居住，先在崇文门外蒜市口居住，几经搬迁，于乾隆九年（1744年）左右回归香山正白旗祖居。他在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并遭中年丧妻，晚年夭子之痛。曹雪芹童年时过着锦衣纨绔的生活，后家道衰败，曾以教书为生，晚年移居西山，在这里开始了他《红楼梦》的创作。1971年在香山地区正白旗村发现的一座带有几组题壁诗的老式民居被部分专家认为是他著书之所，后以此为基础建成了该纪念馆。
我们可以看出曹雪芹的一生是由盛而衰的一生。少年时候是“锦衣纨绔”的奢华，居北京之后到晚年的生活都是困苦的。他由社会上层一下跌入几乎不能忍受的底层的巨大变化中，饱尝了世态炎凉，体察到了社会上贫富悬殊的尖锐对立，也清醒地看到了自己以前所处阶级的腐朽和罪恶。于是他开始以他过去的生活作为蓝本，进行创作与反思。
那本足可光耀千年的文学巨著写于曹雪芹凄凉困苦的晚年，创作过程十分艰苦。如第一回里说的那样：“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减五次”，真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可惜没有完成稿，曹雪芹因幼子夭折，忧伤成疾，他就于贫病交迫中搁笔长逝了。他绝没有想到，他为后世留下无价之宝。
第一，在文学上，《红楼梦》的成功让人惊讶，到如今，中国还没有一部可以超越它。它的布局如大海宽阔，描写细腻深刻，使得几百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性格，只要听他们的说话，就可分辨出是哪位。只要分辨出哪位，就可知道他们的特征，并让读者的感情随人物的心情发生相应变化。世界上还找不到另外一本能像《红楼梦》一样，包括这么多人，而又描写得如此细致。
曹雪芹故居
第二，在语言上，《红楼梦》使用的是北京话。北京话词汇丰富，适合书写，比如书中贾宝玉的丫头小红，她能快速地把一群身份和关系互不相同的一些凌乱言语用北京话表达清楚。
第三，在社会史上，《红楼梦》更是一个包罗万象顶级宝库，可以说它是对中国二千年来封建社会的总解剖，让人可以透过它，认识封建专制和儒家思想下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和个人意识形态等，所有社会问题在里边都有非常丰富和详细的说明。所以专家说而且随着年龄智慧的增长，心理背景及社会背景的不同，每一次，都有一次新的发现。
也的确如此。曹雪芹死后，他的稿本经过朋友们传抄，就渐渐流传开来。许多人读了这本，那种赞叹和惊愕几乎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后来，又有一个文学家高鹗，续写了后四十回，使《红楼梦》成了一部趋于完整的。完整后的《红楼梦》，更是越传越广，它对读者的感染力之大，直到二十世纪初期，男青年还都以贾宝玉自居，女青年还都以林黛玉自居。从国内到世界各国，都有许多学者研究、考证这部伟大著作，形成“红学”文学派别。
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著作，是曹雪芹自己生活的写照，他满怀深情地描写了宝玉、黛玉这些美好形象，不难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表达社会、家庭给他带来的辛酸悲苦。这些悲苦深刻地反映了曹雪芹多难的人生和痛苦的心境。
说起皇宫紫禁城，几乎离不开太监的事儿，因为整个京城尤其是皇城的周围，满布着太监们的私宅，如司礼监胡同、钟鼓司胡同、瓷器库胡同、织染局胡同、酒醋局胡同、惜薪胡同、蜡库胡同等均是历代太监所住之地。而在众多的太监中，清末总管太监李莲英则是最“财大气粗”的那个，他占据了从内城到外城、涵盖了大半个京城的多处宅院。
李莲英，家喻户晓的清末大宦官，原名李英泰，直隶河间（今河北）人。他七岁净身，九岁入宫，被分到慈禧太后名下，当一名小太监。李莲英是个脑瓜无比灵活的人，他将慈禧太后伺候得极为周全、细致，后以善梳头得到了她的恩宠，渐渐地由梳头房太监升任为总管太监，赐二品顶戴。在宫中“奋斗”的五十年中，李莲英吃了很多苦，也享尽了荣华富贵，最后权倾朝野。慈禧太后死后，他偷偷地出了宫，最终病死于宣统年间。
在宫中，李莲英的权势非常大，他不仅俸禄丰厚，还经常收取一些官员的外快，当年，袁世凯为了升官，就曾经一次性赠李莲英银两二十万。此外，还有很多官吏都是因向李莲英贿赂钱财而获了官职。除了通过卖官得财外，李莲英还有很多商号，每年让他赚得盆满钵满。拥有万贯家财的李莲英最大的喜好就是在京城置办房产，也因此，他在北京的故居也非常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几处：
首先是黄化门街19号院。
景山公园以北的中轴路为地安门大街，向北几百米路东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叫黄化门街。在明清两朝的时候，这里曾经是皇城禁地，是皇宫后勤所在地。清朝的光绪年间，黄化门街被称为大黄化门街，及至1947年才又改名为黄化门大街，1965年又改称黄化门街。
在如今的东、西街口的墙壁上各有一块1993年钉上去的铜牌介绍此街，其中一句说：“胡同内19号四合院为清末慈禧总管太监李莲英的住宅。”而且，《北京地名典》一书中，对黄化门街介绍时，也在最后说：现在的十九号是清末太监李莲英的住宅。
这里到底是不是李莲英的宅院呢？
据有关资料称，自慈禧太后死后，李莲英偷偷出宫后就住在黄化门街19号院。该院并非李莲英花钱买的，而是他陪慈禧太后由西安避难返京时哭穷向慈禧太后要来的。当时，慈禧太后说：“可回到家了！”李莲英赶紧趁机下跪磕头，可怜巴巴地说：“老佛爷您可算是回家了，可奴才却连个家也没有！”慈禧太后看他可怜，就随口把黄化门的一百多间房子赏给了他。
可李莲英出宫三年后就病死了，即便是住，也没有住多久。
可令人奇怪的是，实地考察中你会发现，如今的黄化门街上，根本就没有19号的门牌，更没有什么四合院。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如今的黄化门街，门牌号只排到三十几就没了，前面就是一条胡同，再接过去就是17号，19号就消失在这个豁口中。后来有人分析说，19号院其实就是今天的河北省驻京办事处，因为河北驻京办的门牌号写的是黄化门锥把胡同甲1号，但按照它的位置来说，恰巧占据了黄化门街缺失的那一块，所以河北驻京办应是19号残余的院子。
但这个说法并没有扎实的史实根据，如今，19号院到底存不存在以及它是不是李莲英的故居，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除了黄化门街19号院之外，坊间传闻李莲英的故居有很多处，并且关于其故居的位置争议也有很多，其中最确定的地点是海淀镇的彩和坊。
颐和园内的永寿斋是李莲英的居所
彩和坊。据说，李莲英在海淀镇的故居有三处，一处位于原海淀镇北军机处胡同最北边，在解放初期被划入北京大学校园内，目前只剩下了几棵古槐。第二处是海淀西大街的碓房居8号，该处建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尚有踪迹可寻，可后因苏州街改造被拆毁。第三处是目前保存得最好的彩和坊24号院。当年，为了迎合自己的主子慈禧太后，李莲英不惜重金修建了这座别致的小院作为慈禧去往颐和园之中途小憩之地。
除了这些地方外，坊间传闻为李莲英故居的地方还有颐和园内的永寿斋、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2号合院、内务部街胡同44号院，帽儿胡同、棉花胡同等。但它们只是一个个说法，没有任何资料来印证。
东四八条胡同，位于东城区的东部，东起朝阳门北小街，西至东四北大街，南与石桥胡同、南板桥胡同相通，北有支巷通东四九条，因在东四北大街东侧诸胡同中排列顺序为第八而得名。它的71号院就是叶圣陶的故居所在地。
说起东西八条胡同的历史，可谓非常久远，据说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元朝时期。在明朝的时候，该胡同被称为正觉寺胡同，因为在这条胡同中部的北侧有一座寺庙，名字就叫作正觉寺，正觉寺胡同的名称就是这么被喊起来的。史料对这座寺庙还有详细的记载，如《燕都丛考》就曾这样记载：正觉寺为明正统十年（1445年）所建，有敕建碑。胡同内还有承恩寺，为明太监冯保奉敕所建，张居正曾为寺撰写了碑文，寺兴工于万历二年（1574年），告成于三年。
叶圣陶故居
其实，东四八条胡同最引以为傲的并非这座寺庙，而是其71号院叶圣陶故居。
叶圣陶故居，始建于清朝的中后期，据说原本是清朝内务府掌管帘子库的王姓官员的住宅。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我国著名教育家、作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叶圣陶先生的住所。正是在这座宅院里，叶先生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叶圣陶童话选》、《叶圣陶散文甲集》、《叶圣陶散文乙集》等。如今该院是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单位。
如今的叶圣陶故居由他的家属居住着，是一座三进四合院，呈坐北朝南方向，全院虽只有540平方米，但布局合理，给人以小巧精致的感觉。一进院北为一殿一卷式垂花门通二进院。二进院北房三间，前带廊，两侧各有耳房两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厢房南带耳房各一间；四周抄手游廊，廊子带有什锦窗。三进院有后罩房三间，西耳房两间，均为硬山合瓦清水脊。整个院内种满了各类花草，还植有两棵高大的海棠树，一到春季，海棠树的枝头便缀满了粉红色的海棠花。叶先生的好朋友冰心、臧克家都曾在海棠花开的季节前来拜访、看望叶老。1987年，87岁的冰心前来探望93高龄的叶圣陶，在海棠花下，冰心靠近他的耳朵，叮嘱他要多保重身体，有人及时用照相机拍下了这难得的动人场面。第二年，叶圣陶逝世。
在北京美丽的什刹海东北边，有一座气势宏伟的钟楼。在钟楼的北边，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胡同，被称为豆腐池胡同。别看这条胡同非常普通，它的渊源还很深呢！因为它曾经是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的故居所在地。
说起豆腐池胡同的名称来历，很有意思。据说在明朝的时候，这一带住着一位姓陈的商人，这位陈姓商人经营的是豆腐的生意，他的豆腐做得非常好，吸引了周围十里八乡的人都前来购买。因此，他的生意非常好，时间长了，大家伙儿便把他住的附近一带称为豆腐陈胡同。后来，叫着叫着就改成了“豆腐池胡同”。清朝的乾隆十五年（1750年），这座胡同还入了京城的全图。1965年，政府整顿北京地名时，将西段娘娘庙胡同并入，统称为豆腐池胡同。
豆腐池胡同的15号院便是杨昌济故居，毛泽东早年曾经在此借住过，他和杨开慧那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1918年6月，当时正是北京的夏季，豆腐池胡同被浓密的槐树遮掩着，显得异常地清凉、干爽。一位学者模样的中年人，带着太太和一双儿女，在豆腐池胡同9号院门前停下来。这位中年学者，就是杨昌济先生。
杨先生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伦理学教师，是一位进步学者，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最敬佩的老师，他对毛泽东的思想成长影响也很大。
1917年，颇为欣赏杨昌济学识的章士钊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后，便向校长蔡元培推荐了杨。就这样，岳麓山下的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和妻子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走进了文化底蕴深厚的北京豆腐池胡同9号院。当时的院门上挂着“板仓杨寓”字样的铜制门牌，显示着这座宅院的书香气息。里院北房住家属，外院北房是杨先生和女儿开慧的住房，南房为两明一暗，两明间为会客室，靠门道的一间作为临时来客人住宿用。
杨昌济来到北京大学任职后，发觉蔡元培、吴玉章等人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非常好，便想起了远在湖南的得意弟子毛泽东、蔡和森，于是写信要他二人也来京深造，然后去法国“勤于做工，俭以求学”。
接到老师的来信后，蔡和森急忙来到了北京，但毛泽东没有来。后在蔡和森的几次催信后，1918年8月，毛泽东和罗学瓒、萧子升等一行25人北上，来到了北京。在杨先生的真诚挽留下，他和蔡和森二人就暂住在南房靠院门的单间里。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再次见到了“霞姑”，也就是杨先生的女儿杨开慧。
不久，由于来京的新民学会的会员们居住分散，这样不利于活动的开展，便在当时北京大学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也就是今天的吉安左巷8号）租了房用作活动场地。毛泽东便搬离了豆腐池胡同，来到了吉安左巷8号院。
后来，毛泽东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助理员时，还经常与其他湖南青年一起，在星期天、节假日聚在豆腐池胡同“板仓杨寓”，和杨先生共叙天下大事，探寻救国的真理。当时，杨开慧也经常旁听，渐渐地，她和毛泽东建立了真挚的感情，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0年年底，杨先生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杨先生趁自己去世之前，将毛、蔡二人举荐给他的好朋友、当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不久后他就逝世了。
几十年过去了，昔日的豆腐池胡同9号院变成了如今的15号院。比较巧合的是，如今在该院后院居住的人家也姓杨，但是和杨昌济先生没有任何关系。
在北京风景秀丽的什刹海后海北沿，有一座宅院，它的门前水天相映、碧波涟漪，院内曲径回廊、楼堂亭榭、绿树浓荫，花香四溢，显得非常的幽静别致。这座宅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女士的故居。
说起宋庆龄的故居，一共有四处，分别是武汉黎黄陂路口沿江大道161-162号，上海淮海中路1843号，重庆渝中区两路口新村5号和北京西城区后海北沿46号。也就是说，宋庆龄在北京的故居仅此一处，可见其重要性。
具体来说，宋庆龄在北京的故居位于西城区后海北沿46号。它在清朝的时候，原是康熙朝重臣、大学士明珠宅邸的一部分，后来成为乾隆朝重臣和珅的别墅，嘉庆年间成为成亲王永瑆的府邸。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为醇亲王也就是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父亲载沣的府邸花园，时称西花园。
新中国成立前夕，这里已经荒芜凋敝。新中国成立后，被作为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馆馆舍使用。当时，党和政府计划为宋庆龄在北京修建一处住所，但遭到了她多次婉言谢绝。直至1962年，在国家总理周恩来同志的亲自筹划下，才在此处修建了宋庆龄在北京的寓所。宋庆龄在1963年4月迁居到此，直住到1981年5月29日她逝世的那一天，共住了18年。
今日的宋庆龄故居还保留着王府花园的布局和风格，又融入了西方别墅的特点，是一处中西合璧的园林，且数位历史名人曾在此居住，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实物见证，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园内种植着有上百年历史的西府海棠、有两百年历史的老石榴桩景和有五百年历史的凤凰国槐等古树名木。据说，明珠的儿子、清朝的第一词人纳兰性德曾经在这里吟诗填词，园中现在还留有他亲自种植的两棵古树呢！
故居还有一道亮丽的风景——那就是宋庆龄喜爱的鸽子。宋庆龄生前喜欢鸽子。它们洁白无瑕，象征和平，也寄托着她对亲密的战友、伴侣孙中山先生的情感与怀念——因为孙中山也喜欢鸽子。宋庆龄常常在工作之余亲自给它们喂食。如今，鸽子队伍已经壮大，品种也很多，分别以“和平、友谊、回归、统一”等命名，以表达对宋庆龄的敬仰爱戴和向往祖国统一的美好心愿。
宋庆龄故居
1981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同年10月，中央决定把此处住所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故居”，并由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5月29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故居对外开放。为了更好地保护、收藏孙中山、宋庆龄的珍贵文物，宋庆龄故居文物库于2008年5月29日奠基建设，2009年5月31日经修葺一新的故居及精心制作的宋庆龄生平展重新对公众开放。宋庆龄故居先后被命名为北京市青少年教育基地、全国青少年教育基地、中央国家机关思想教育基地、反腐倡廉教育基地。
郭沫若，四川乐山人，是我国著名的诗人、作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自“五四”运动以来，一直活跃在我国文化科学战线上，不仅在文学上造诣深厚，在艺术、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也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说起郭沫若的故居，有很多处，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位于北京什刹海西岸前海西街18号的那个。
郭沫若故居，在清朝的乾隆年间曾经是和珅的花园，到了咸丰、同治年间，是恭亲王的马号。清朝亡后，达仁堂乐家药铺的乐松山住在里面。和珅花园也好，恭王府也好，并未在院落留下任何特别的建筑，只有大门西南方向一眼乐家用过的水井是恭王府留下的遗物。
郭沫若是在1963年由北京西四大院5号迁入到这里的，至1978年郭沫若病故，他在这里生活、工作了15年，创作了许多作品。如今的故居纪念馆里还保存着他的大量手稿、图书和文献资料。
深深庭院，高大的银杏树，尽显岁月沧桑。这个幽静的院落，呈坐北朝南的方向，是一座二进四合院。在前院，有五间正房，西为会客厅，东为办公室、卧房，后院有十一间后罩房，其中包括夫人于立群的书房及卧室。在这里，郭沫若一直住到1978年6月他病逝的那一天，长达15年。
如今的郭沫若故居，有名的景点之一“妈妈屋”还保留着郭先生在世时的模样。“妈妈屋”是孩子们对于立群写字间的爱称。左墙挂有于立群的小篆条屏，右墙是她题额的青铜器拓本，正上方悬挂着郭沫若的手迹《咏武则天》。在幽静的院落内，种了一些高大的银杏树，其中位于甬路右侧的那棵长得相对瘦弱，曾得到郭沫若一家的细心呵护，被亲昵地称为“妈妈树”。原来，这其中还隐藏着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呢！
郭沫若故居
那是在1954年，当时的郭沫若一家还没有迁到这里来。一天，于立群生病了，郭沫若便带着孩子们从北京西山把一些银杏树苗移到了当时居住的院子里，希望夫人能够像被称为“活化石”的银杏一样，战胜疾病，重新恢复健康。当全家迁居至此时，这棵象征着美好祝福的“妈妈树”，也随之被迁到了此处。
1982年8月，国务院将郭沫若故居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6月12日，为了纪念这位文化名人，郭沫若故居正式对外开放。1992年，北京市政府命名郭沫若故居为“北京市青少年教育基地”（现更名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4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会议决定“郭沫若故居”更名为“郭沫若纪念馆”。
冰心，福建长乐人，原名谢婉莹，是我国现代和当代著名的作家、诗人、儿童文学家、翻译家和优秀的社会活动家。她崇尚“爱的哲学”，作品的主旋律是“母爱、童真、自然”。她非常爱孩子，把孩子看作“最神圣的人”，认为他们是祖国的花朵，应该好好呵护。她一生致力于实践“为人生”的艺术宗旨，曾出版集《超人》、诗集《繁星》等。后在1923年赴美留学后，将在旅途和异邦的见闻写成散文寄回国内发表，结集为《寄小读者》，引起强烈反响，至今仍享有较高声誉。
说起冰心先生的故居，也有多处，分别是北京的中剪子巷33号、福州的杨桥东路17号、云南的昆明呈贡县县城、江阴市夏港镇东的江阴故居。其中最有名气的当属中剪子巷33号院。
中剪子巷是张自忠路北侧从东往西数的第一条胡同，它南起张自忠路，北止府学胡同，长约230米。其历史非常悠久，远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形成。在明朝的时候，它被称为“剪子巷”，其中包含着今天的北剪子巷；在清朝的乾隆年间，“剪子巷”又纳入了“铁狮子胡同”也就是今天的张自忠路南侧的“小街”，规模得以扩大；清朝的宣统年间，“剪子巷”被一分为三，也即后来的“南剪子巷”、“中剪子巷”和“北剪子巷”。一直沿用至今。
中剪子巷
中剪子巷33号，旧时的门牌是中剪子巷14号，冰心是在1913年随全家从福州迁居到此的，在这个院子里她一住就是整整十年。正是在这十年里，她读完了中学和大学，开始了文学创作，起了“冰心”这个名字。
冰心故居在当时是一座三合院，环境优雅、静美，据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的舒乙先生考证：“小院实际上是三合院，没有南屋。进门东边有个旁院，当时住着一家旗人，姓祁。在大门口，谢宝璋（应为谢葆璋，字镜如，冰心的父亲）先生加了一座影壁，上面有电灯，旁边可放花盆。还有一面有个小空场，谢老先生在那里架了秋千供孩子们玩，是儿童小乐园。邻居们称这里为谢家大院。”如今的冰心故居位于胡同西侧一条凹进去的夹道内，院门面南，现在是一个很简陋的“小门楼”。其基本格局虽然没有改变，但是已经难寻昔日的美颜，门口的影壁和儿童小乐园早已经不复存在。
鲁迅，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他的一生为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事业竭尽心力，辗转流离，因此其居住地也不断变换。
鲁迅先生在颠沛流离的一生中，共有多处居住地，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北京鲁迅故居，上海鲁迅故居，绍兴鲁迅故居，广州鲁迅故居。这里的北京鲁迅故居指的就是八道湾胡同11号院。
鲁迅是周家的长子，因早年丧父，少年时代便当起了家中的顶梁柱。自他与二弟在京有了固定工作后，便决定举家迁京安家立业。1919年底，鲁迅买下了八道湾11号院，兄弟二人迁入新居后，便把远在绍兴的母亲和弟弟周建人接到了北京。当时的周家已是拥有12口的大家庭，居住在这所拥有三进四个院落的宅院里。
八道湾11号院比较大，它的前院很开阔，大门里有一座影壁，除了正房外，还有前后罩房。当时周作人和周建人住在后罩房，母亲和朱安（鲁迅原配）住正房，鲁迅则住在前罩房里。正是在这座宅院里，鲁迅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其中就有享誉国内外的《故乡》、《阿Q正传》、《呐喊》等传世之作。
1923年夏，也就是他和弟弟周作人在此居住三年多后，周氏兄弟失和，鲁迅搬出了八道湾，暂居于砖塔胡同，后来又搬到了阜城门内宫门口西三条。从此以后，八道湾11号院这处宅院便一直由周作人一家居住。周氏兄弟从此不相与谋。周作人从此将八道湾作为自己隐逸的乐园，甚至七七事变后北平成为沦陷区，众多文化名流以各种方式敦促其南迁，他也不愿离开八道湾一步。在八道湾遇刺，在八道湾就任伪职，直至在八道湾戴罪修行……直至1967年5月16日死在这座破败的院落，当时其身边没有一人陪伴左右。
其实，自从周作人不顾民族大义，担任日伪政府教育督办之后，八道湾11号院就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渐渐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周作人去世后，八道湾11号院便收归国有，渐渐地，这里挤满了住户。
八道湾在北京，算不上有名的胡同，它完全是因为鲁迅与周作人出名的，也承受了有关的是与非、荣与辱。
鲁迅搬出八道湾胡同11号院后，去了哪里呢？
因为与周作人的失和，鲁迅先生急于搬家，他在匆忙之中搬到了西城区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19号，这里就是他1924年至1926年在北京的住所。也正是在这里，他写下了《华盖集》、《续编华盖集》、《坟》、《野草》、《彷徨》等不朽作品。
鲁迅故居
鲁迅的这座宅院是一座普通的北京四合院，从建筑到空间摆设，都是非常简朴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这是鲁迅在散文《秋夜》一开头说的两句话。这里所说的“后园”，指的便是这座宅院的“后园”。
当鲁迅初搬进这所宅院时，它原本是一个破旧不堪的所在，但为了给母亲和自己一个良好的环境，鲁迅亲自设计并绘制了草图，对院内原有的6间旧屋进行了改造翻修。在这里，他一直住到1926年8月，后来离开北京，去了南方。1929年5月和1932年11月，鲁迅两次从上海回北京看望母亲，也是住在这里。
自从鲁迅离开北京后，他的母亲和他在老家的妻子朱安女士一直在这里生活，直至她们相继去世。朱安去世后，因宅院没有人看顾。为使鲁迅的手稿、藏书不致受损，其生前好友从法院的渠道，以“接管”为名，把鲁迅故居“封存”，才使得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仔细算来，鲁迅离开这处宅院已经八十多年，但每年前去拜访的人非常多。面对这些访客，接待员说的最多的话是：“许广平回北京，在这里住过。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现在也常来。有时候，他还带着孙子来。那个老头，头发都白了，挺有意思的。”
侯宝林，是中国著名的相声大师、表演艺术家。他一生立志相声改革，不仅勇于打破旧思维，对传统的相声进行革新，还很积极地创作反映时代声音的新相声，如《婚姻与迷信》、《一贯道》等。他善于模仿各种方言、市声，他说相声，语言清晰、动作自然、寓庄于谐，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对相声艺术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相声艺术大师”、“瑰丽国宝”。
尽管侯宝林大师已经逝世近二十年了，但我们还经常会从广播、电视等媒体渠道中欣赏他的表演，由此可见，他被众多人怀念着。尤其是，随着侯宝林故居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新欣赏先生的相声作品，并经常去故居里“看看他”。
侯宝林故居
侯宝林故居位于东四头条胡同深处19号院。东四头条胡同位于老外交部西侧，西起东四北大街，原东段在延福宫后身通过，后转南北向。这里曾经住过许多名人，如文学家茅盾最初的家就在其5号院，1号院是社科院宿舍，钱钟书、杨绛、戈宝权、卞之琳等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杨绛在《我们仨》中还曾经提到过这里：“一九五九年文学所迁入城内旧海军大院。这年五月，我家迁居东四头条一号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分隔为五小间。一家三口加一个阿姨居然都住下，还有一间做客厅，一间堆放箱笼什物。”……
1987年，侯宝林搬到了这里，一直住到1993年。正是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6年时光，创作了了不少经典的相声段子。1993年，侯宝林去世后，由于一部分房屋倒塌了，侯家人便将老房子翻盖成了水泥房，但一直没有人去住，一空就是十多年。后来，这座空宅院被改建成了侯宝林故居。
19号院的面积很小，非常普通，经过翻修后，依旧是灰墙配红窗，只是两间北房和三间南房被合并成一套三开间的大屋。整个屋里，最显眼的就是侯宝林生前的近40张老照片，诉说着他曾经所经历的坎坷和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