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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缘尽今生,恩怨散尽的黄昏岁月(1 / 1)


孔氏夫妇侵吞巨额美元公债,昔日风光无限的两人成为众矢之的,国民党各派系人人骂之。在经济领域的不作为不改革,在金钱问题上的极度贪婪,使蒋介石决心要换下这个跟了自己十年的财政部长。

面对党内咄咄逼人的打击和人民大众的谩骂,孔祥熙、宋霭龄夫妇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下台后的孔氏夫妇只能怀着复杂的心情落寞地离开中国,飞赴异国,最终魂飘他乡。

陪夫参加就职十周年纪念庆典

与夫人宋霭龄联手策划侵吞美元公债之后,1943年11月1日,孔祥熙迎来了就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十周年纪念庆典。

1943年,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每况愈下,而孔氏夫妇贪污舞弊、中饱私囊的行为越发猖狂,惹来党内无数抗议声。蒋介石认为孔祥熙的行为无异于趁火打劫,如此下去,恐怕自己的统治地位也会受到影响。蒋在日记里曾多次表露痛恨孔氏行为的心情。

让蒋介石更加难堪的是,在财政紧张的关头,孔祥熙还大搞纪念庆典,让党内同行耻笑。蒋介石并不知道,这个庆典其实是由宋霭龄一手策划的,她希望丈夫能借庆典之机巩固他在党内的地位,顺便看看党内有哪些人还值得继续信任。

蒋介石想,既然宋霭龄想借此提高孔祥熙的声誉,消除倒孔风波,那么何不借机打击一下孔祥熙呢?与此同时,他也想看看党内其他政要对孔祥熙的看法和态度。

于是,蒋介石决定参加孔部长的纪念会,还特意交代秘书陈布雷准备发言稿。蒋介石当时正准备参加当月月底在埃及开罗召开的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会议前的准备工作本就十分繁重,这时他还去参加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会议,党内很多人对此表示不解。

尽管如此,在得知蒋介石要参加孔部长的任职纪念庆典后,人们纷纷来捧场。在庆典上,蒋介石率先发言,这样“歌颂”了孔祥熙一番:

度支之任,经治国用,遭时艰虞,厥责弥重。来战之先,为战之血,革法圄法,实惟至汗。文战之时,肆应益劳,排除万难,虽免夕朝。冉二十载,鬓发已苍,继是戮力,为国龙光。下关民力,上计帮储。自强不息,日居月诸。

总体看上去,这篇颂词还是肯定了孔祥熙的贡献。随后,发言的高级官员大多跟着蒋介石稿子的调子走,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宋子文等先后发言,大多是溢美之词。

何应钦发言:

战争开始时,敌人根据我国当时经济与武力情况,估量我们最多只能支持一年半载,不料后来在财政方面意外坚强。财政部在孔部长策划下,对长期抗战之所需均能供应无缺,不虞匮乏,而使我们的军事形势稳定下来。……中国抗战能转弱为强,转败为胜,表面看来是前方将士浴血牺牲的结果,殊不知财政实为重要因素。……现在前方将士,士饱马腾,军粮无缺,均为孔兼部长所赐。我谨代表全国陆海空军将士,向孔兼部长致以十二万分的谢意!

宋子文发言:

本人以往也曾把任财政部工作,深知抗战财政有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困难。……在抗战六七年当中,孔兼部长担当艰巨,为国家辛勤奋斗,卒能克服一切困难,使抗战经济能平稳发展,不但军事需要不虞匮乏,就是经济建设也能齐头并进。这种成就,实在是对国家民族的伟大贡献,为历史上显著功绩。

孔祥熙听到大家对自己赞誉有加,不禁暗自高兴,宋霭龄这时却有些担心了。她隐隐感觉到,一个财政部长的就职纪念庆典搞得比国际庆典还要奢华,终究不是件好事。她悄悄地跟坐在身边的孔祥熙交代,稍后发言的时候,一定要能低调就低调,免得惹上麻烦。但是,正在兴头上的孔祥熙已被眼前这一批人的热捧所感染,哪里还低调得起来?众人发言完毕后,他上台讲话,列举了自己就职财政部长十年来为国家财政所做的一切贡献,并不忘说自己今天能取得这些成就全仰仗蒋介石的英明领导以及同仁的大力支持。

孔祥熙讲完话后,蒋介石带头鼓掌,庆典活动达到高潮,各政要大员纷纷上前祝贺,并送上贺礼,孔祥熙高兴地一一接受,宋霭龄却预感着某种不祥之兆正在降临。

宋霭龄背负“莫须有”罪名

当了十年财政部长,孔祥熙为国家做了不少贡献的同时,也为自己积累了大量财富。暴富后,难免遭到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的眼红嫉妒,一旦有了机会,各种形式的攻击就接踵而至。

这些妒忌的声音中,最积极的要数中统“CC系”陈立夫、陈果夫二兄弟。另外,在孔祥熙眼里,军统特务首领戴笠也是一个跟自己对着干的人,很难对付。在国民党内部,表面上看去,大家都相安无事,但是在背地里,各派系之间玩手段、通过打击排挤对方来维护既得利益的勾当数不胜数。

为使中美英三国政府共同组织力量战胜日本法西斯,以及决定战后对日本的处置,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美英中三国召开首脑会议。1943年11月22日,中美英在开罗举行三国首脑会议,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出席,这使得英国首相丘吉尔颇为不满。但丘吉尔碍于宋美龄在美国的影响力,并未表现出来,两人还不时地说说笑笑。

尼罗河畔,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宋美龄四人一字排开,在礼宾官员的安排下留下了一张有意思的三国首脑合影。

随着照片被各大报社发往世界各地,蒋介石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显著提高。但是宋美龄和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重庆正在酝酿着一次由高级军官发起的倒蒋政变。

倒蒋政变事出有因,并非临时发起。早在1939年的重庆中央陆军学院,以青年军官王凤起为代表的一群黄埔出身的国民党少壮派军人,因对当局强烈不满,便组织了中国青年军人将校团,试图在中国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挽救”中国。

倒蒋政变的工作一直悄悄准备着,还得到了在华美国准将廷伯曼的支持,廷伯曼把这一重要消息告知了美国政府。美国政府虽然表面上没有答应,但是联邦调查局显然对这个阴谋很感兴趣。加上之前蒋介石和美国中将、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在军事领导权上的冲突,美国政府采取了任其发展的态度。

青年军官认为,此次蒋介石夫妇出访开罗,无疑是倒蒋的最佳时机。他们把动手的日期定在西安事变的纪念日,让老蒋不能回国,或者即便回国也要面临被赶下台的事实。然而,这些秘密计划还是被军统特务发现了。

军统特务首领戴笠知道这个团体的存在后,联合中统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立即采取了相关措施,封锁相关消息,悄悄地做好相关布局,准备将这些人一网打尽。

就在蒋介石离开重庆后的第三天,准备发动政变的军官们组织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密谋商议最后的政变实施,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秘密早已外泄,他们所有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

蒋介石结束开罗会议回到重庆后,戴笠马上跟他汇报了详细情况。蒋介石震怒,命令戴笠彻查此事,一定要揪出主使人。如果有主使人员的话,那个人就是军官王凤起以及他的长官,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

正是在陈诚的默许下,王凤起密谋倒蒋的工作才得以顺利地展开。作为蒋介石的爱将,陈诚表面上对蒋介石一直恭恭敬敬。他当时的想法是,倒蒋成功了,功劳簿上有他一份;失败了,他也并未参与,一切跟己无关。聪明的陈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静观事态的发展。

最终,倒蒋举事失败,戴笠要审问王凤起之前,陈诚故意派人提前将王凤起调审,并向王凤起许诺日后可以解救他,其实他怕的是王凤起将他供出来。正因如此,王凤起在戴笠的审问下并没有将陈诚供出来。因正值用人之际,蒋介石保住了这些青年将校团核心成员的性命。

戴笠一向唯恐天下不乱,作为军统特务头目的他,阴险狡诈,杀人如麻,平时就喜欢派系争斗,被称作“中国的盖世太保”。倒蒋事件发生后,好大喜功的戴笠并没有就此放弃打击仇敌的机会,想把陈诚拉下马,于是将矛头对准了此前一直看不惯的孔氏夫妇。

失势之人最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也最容易被击中。就这样,宋霭龄顶替了这个“莫须有”的罪名。戴笠和同样对孔祥熙有微词的陈氏二兄弟旁敲侧击地在蒋介石耳边提示,这次政权的真正策划者很可能就是蒋介石身边的人,并有意无意地点到了宋霭龄。

一提到宋霭龄,蒋介石猛然一惊,还真起了疑心。因为在蒋介石看来,这次政变必定有自己家族和政权内部的要人参加,而正处于失势状态下的宋霭龄很可能孤注一掷,况且这样的事情宋霭龄完全做得出来。

戴笠和二陈兄弟添油加醋地述说了一番宋霭龄如何影响和控制孔祥熙参政揽权。为了证实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蒋介石又找来了宋子文。宋子文对孔祥熙一直不满,同时对姐姐的压制也充满仇恨,他也表示孔氏夫妇有“重大嫌疑”。

这样一来,蒋介石对宋霭龄的疑心更重了,加之夫人宋美龄屡次插手干涉政治,也使得老蒋深深怀疑这背后的始作俑者便是宋霭龄。多年来,他一直想摆脱控制自己的力量,此时正是个好机会。

考虑到还处于战时状态,家族内部的阴谋以及可能导致的丑闻很容易让敌人钻空子。同时,蒋还考虑到家族的面子问题,严令戴笠和二陈保守秘密,不准向外界透露一个字,一切问题由自己来处理。戴笠和二陈只是秘密处决了十几名最有晋升希望的青年军官。

蒋介石交代完这一切后,直接去找宋霭龄。宋霭龄见蒋介石忽然来访,心中一惊,揣测一定没什么好事。果然,她的猜测很快被证实是正确的。蒋介石借口说夫人宋美龄身体一直不好,需要到美国疗养一段时间,有亲人陪同去最好。但是他因为国事繁忙无法成行,而宋霭龄作为宋家大姐,办事能力较强,由她陪同宋美龄一起去最为适宜。另外,他还让孔祥熙也一起过去考察美国的实业,讨一些债务。

蒋介石此举,聪明的宋霭龄怎能看不出来?老蒋这招实在是狠:第一,在国家抗战的紧要关头,老蒋将身为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支开考察实业,本身就极不符合情理。趁此机会将孔氏掀翻下台才是老蒋的初衷所在;第二,支走宋美龄,以免因家族亲情干预内政。

后来,有人向宋霭龄通风报信,说重庆前一段时间秘密处决了一批高级军官,上面调查这事和她有关。宋霭龄这才知道,这个倒蒋“莫须有”的帽子老蒋是给她戴定了。无论宋霭龄多么强大和聪慧,她毕竟是个女人,面对蒋介石这样的劲敌,她也会害怕、软弱、无助,她第一次哭了。

家族内部的争斗虽然可以被铁幕遮住,但是不可能没有一点迹象外露。驻守在重庆的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就曾发过报道,称重庆阴谋密布,“是一个充满忧虑、猜疑和诡计的女巫施术场。”

多方夹击下,孔氏垮台

1944年4月,一位与国民党上层人物交往密切的美国官员写下了这样一份备忘录:

目前,最明显的事实是,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受到几乎所有派别的攻击。同他一道成为众矢之的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小姨子蒋夫人。……孔夫人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似乎变得不那么活跃,夏天可能会去国外度长假。

所有一切都表明,孔氏夫妇已经失宠。宋霭龄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于是,宋霭龄决定趁蒋介石还未正式对孔祥熙摊牌之前,借出国的机会,赶紧把国内的巨额资金转移出去。

和孔祥熙商量后,宋霭龄决定将资产转移到美国银行,但又考虑到美国与中国联系频繁,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安全的因素。于是,他们又拿出部分资产存入南美的巴西银行。因中国和南美交流不多,宋霭龄认为钱放在那里会比较安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宋霭龄可以将这笔钱投资到巴西矿产的开发中去。这个爱钱如命的女人,在逃亡之际都没有忘记她的钱罐子。

就在孔祥熙夫妇加紧转移财产的时候,国民党内部倒孔行动也变得公开化明朗化。在蒋介石的安排和授意之下,在一次例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会上,中统二陈兄弟率先发难,他们在发言中暗示权力太过集中的不利,含沙射影地将矛头直指孔祥熙。孔祥熙偷偷瞄了眼蒋介石,蒋还是一如既往的严肃表情。但是他感觉到了,蒋这次是带着杀气来的,是时候该主动辞职了。

这样的会议让孔祥熙如坐针毡,终于轮到他发言了,面对压抑的会场气氛,他冷汗直冒,稍微镇定了一下后,他对着端坐在会场前排中央的蒋介石说道:“鄙人才疏学浅,本是委员长赏识,能为党国贡献绵薄之力,如有贻误,本人愿承当责任。为了国家大计,我请求委员长恩准,辞去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之职。”

孔祥熙说完这番话,安静的会场发出低低的议论声。蒋介石对此似乎早已料到,轮到他作总结的时候,不忘继续夸奖了孔祥熙一番,给了孔不少面子,但还是接受了孔的辞职申请。为了表示民主,蒋介石还“特意”询问了在场的人,对孔部长的辞职有没有异议。会场鸦雀无声,这样的状况下当然不会有人再有异议。随后,蒋介石提议让宋子文接替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长,原财政部政务次长俞鸿钧任财政部长。大家一致同意,全票通过。

就孔祥熙辞去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职位一事,重庆《中央日报》寥寥几笔发布了这一消息。随后,孔就依照蒋介石的意思,飞赴美国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夫人宋霭龄和宋美龄一同飞往巴西疗养。

1944年7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的表现深表不满,他随即将史迪威将军晋升为上将,要求蒋介石迅速让史迪威统率中美所有军队,遏制日军的继续深入。蒋介石当然不愿意将兵权交出,但如果拒绝罗斯福的建议,国民政府可能会失去美国政府的支持。

这又勾起了蒋介石对孔祥熙的不满。一年前,他本就准备将史迪威撤走,但由于史迪威控制着援华物资,宋霭龄不愿意看到丈夫的对手宋子文替换史迪威,所以横插一脚,亲自调解蒋史冲突,将史迪威留了下来。

蒋介石越想越生气,于是做出了抛弃孔祥熙的决定。孔祥熙原本想参加完会议后如期回国,却被蒋介石给“摁”住了。他给了孔祥熙一个私人驻美代表的职位,让孔专职在美负责游说美国军政界放弃支持史迪威。

孔祥熙接到这个尴尬的命令后,虽然极不情愿,但也只能服从。就这样,孔祥熙被“流放”在了美国。

在巴西的宋霭龄知道这件事情后,立即明白了蒋介石此举是对丈夫职务的一种变相罢免,事情已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这更加坚定了她在巴西投资产业的决心。宋美龄在巴西就医期间,宋霭龄多次与巴西政坛铁腕人物热图利奥·瓦加斯接触,商讨在巴投资计划。除了在圣保罗投资之外,她还进一步向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南美各地银行存入巨款。

蒋介石当时正在重庆对国民党政府高层进行人事调整,讨论政府改组问题。在11月19日的国民党会议上,蒋介石正式宣布财政部、军政部、教育部、内政部新的人事决定,这是国民党重庆政府自抗战以来第一次人事大革新,俞鸿钧正式接替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一职。

从1944年下半年到1945年上半年这段日子,对于宋霭龄和孔祥熙来说简直就是煎熬。那段日子里,蒋介石吩咐宋美龄主要负责对美关系等外交问题,并没有让其插手孔氏家族的内部问题,这样一来,在蒋介石身边很难找到可以帮孔氏家族说话的人了。随着宋子文地位的逐渐恢复,孔祥熙更是没了机会,宋霭龄再也无法招架倒孔风潮。

1945年7月,抗日战争接近尾声,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参政会。会上,一批人抛出了孔祥熙夫妇鲸吞美元公债的提案,要求有关部门彻查。另一批人联合宋子文及政学系力量,共同提出罢免孔祥熙中常委与行政院副院长等党内外职务。不久,又不断有人举报孔祥熙,检察院院长于右任提出对孔祥熙的弹劾案,爱国民主人士马寅初不断质问蒋介石政府关于孔祥熙贪污侵吞公债的行为。

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只好委任新任财政部部长俞鸿钧等人查办。当时仍在美国讨要国债的孔祥熙利用其最后的影响力为蒋介石讨回了1亿多美元的垫款,作为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准备基金。蒋介石也许正是看到孔祥熙为打内战帮了忙,关于侵吞美元公债一事最后不了了之,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批判大会,也算是蒋介石卖给了孔一个面子。在蒋介石看来,只要孔祥熙不是贪得过头,他权且可以原谅他。但是遇到党内外如此重大的压力,孔祥熙下台已成必然。

内外交困之下,孔祥熙于1945年7月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一职,10月又辞去了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四行总处副主席等职。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孔祥熙先后辞去五个最重要的职务,只剩下如国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几个没有实权的挂名闲职。

孔祥熙手中的权力尽散,孔、宋两大家族轮流控制财政金融系统的局面也不复存在。孔氏家族的江山开始崩塌。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时间,锣鼓喧天,举国欢腾。但是孔祥熙却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在热闹的映衬下,他的处境显得特别凄凉。八年来,自己辛辛苦苦助蒋介石保下的胜利江山,却成了宋子文、陈果夫等人的天堂。

不久,孔祥熙随国民政府返回南京,宋霭龄也随后从美国归来,她看到自家落到如此境地,心中愤愤不平。深知蒋介石秉性的宋霭龄明白,就算找蒋介石理论也无济于事。

孔祥熙认为,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肯定会发动内战,国民党的形势跟共产党比起来,也好不到哪里去。这场大战,谁输谁赢,谁也说不好。加之自己已经是个65岁的老人了,再也没有精力去操心更多的事情,离开中国去美国安享晚年才是他的最佳选择。

可宋霭龄还是很不甘心就这样退出政坛,临走之前,她还张罗着办了这样一件事——让孔祥熙去竞选立法院院长一职,此事搞得南京满城风雨。虽然后来在二陈兄弟及政学系的夹击下,孔祥熙败下阵来,但是,宋霭龄觉得这次选举很值得,至少可以让南京政坛见识一下孔祥熙的实力。之后,孔祥熙夫妇开始着手赴美前的准备工作。

1946年下半年,宋霭龄在上海对孔氏家族的财产进行最后的清理,同时在美国纽约购买了一幢别墅作为孔家定居海外的居住地。

1947年初,孔氏夫妇准备做一次旅行告别。他们去南京看望了宋美龄,然后一起同游夫子庙,观赏花灯。抛开了政治,生活显得那么怡然愉悦。

离开南京后,他们又陆续游览了北平、天津、太原、太谷、青岛等地。孔祥熙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里,看到家乡再也没了过去的繁华,忧伤不已。这次回乡,他的身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再也不是过去那个风光无限的“御前红人”,而是一个落魄的悲伤老人。他虔诚地为孔氏列祖列宗做了最隆重的祭祖活动。他知道,这次离开,基本上再也不会有机会回来了。回到上海后,宋霭龄去上海万国公墓拜谒了父母的陵寝,心情亦是忧伤无比。

从太谷返回上海后不久,宋霭龄因身体不适先行赴美,也好事先对美国的家做个安排。孔祥熙暂时留在国内,处理一些遗留杂事。这年秋天,孔祥熙将国内事宜处理完毕,这个已经满头灰发、眼睛浮肿、略显苍老的老人,以“忽接家人自美来电,谓夫人染患恶病,情况严重”为由离开上海,飞赴美国。

从此以后,宋霭龄和孔祥熙再也没有机会踏入中国大陆,这一去,就成诀别。

孔氏夫妇晚年客死异乡

从1947年秋天起,宋霭龄就一直跟随丈夫定居美国纽约。作为宋氏家族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蒋介石南京政府的人,宋霭龄催生了蒋家王朝。如今,她又成为了第一个离开蒋家王朝的人,漂洋过海去了大洋彼岸。

两年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般的凌厉攻势横扫中国大陆,蒋介石政权不得不退居台湾。当大多数国民党官员如梦初醒开始作鸟兽散的时候,宋霭龄和孔祥熙夫妇已经在美国过上了舒适无忧的平静生活。

宋霭龄投资香港、美国以及南美大陆等地的资产开始生财,赚钱无数。从这个方面来讲,孔氏夫妇当初选择远赴美国定居并非是件坏事,这也再次反映了宋霭龄务实的生活观念和作风,没有了外界的纷纷扰扰,她在乎的就只剩下挣钱了。

宋霭龄赴美后,起初住在里弗代尔大道4904号别墅。没过多久,她又另寻到一块更好的居住地——纽约长岛蝗虫谷。蝗虫谷距纽约曼哈顿市中心也只有一个多小时车程,来往市区比较方便。这里地价奇贵,当地法令规定,在此建筑房屋,都必须留下至少两英亩的绿化地,所以能在此置地建房的都是有钱人。

宋霭龄看上了这块上流社会的美好家园,后来她还跟宋美龄商量买地建房的情况,美龄也比较感兴趣,她决定跟大姐合资购地建房,这样自己以后也可以在美国长居。

姐妹两人合资在蝗虫谷购买了37英亩土地,兴建了一组庄园式豪华别墅,一共花掉了172.5万美元。3幢主建筑,整体房间近百套,奢华至极。其中1幢在宋美龄名下,其余2幢由宋霭龄夫妇以及孔氏家族的小辈们居住。

宋霭龄在蝗虫谷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外界媒体很难看到宋霭龄的身影。宋霭龄从不与从大陆逃到美国的国民党官员、遗老遗少们来往,她只是安静地躺在自己的金库里,注视着子女们如何在海内外大展身手。

令宋霭龄感到欣慰的是,儿女们并没有让她失望,特别是长子孔令侃与幼子孔令杰,他们两人都继承了自己和丈夫的经济头脑,在赚钱方面都堪称高手。

中国和美国朝野一直都感兴趣的是,宋霭龄一生中到底为孔氏家族累积了多少财富?美国联邦调查总局虽想尽各种办法调查,但都不了了之。

孔祥熙的部属、原先长期在中央信托局工作的徐佳涵先生估计,孔氏家族的资产在抗战时期约10亿美元以上;著名经济学家、当年曾大骂孔祥熙的马寅初先生在1946年估计,孔氏家族的资产约有40亿美元;美国纽约广播电台在介绍世界首富时,就将孔祥熙列为其中之一。

孔氏家族到底拥有多少财富,半个世纪以来,众说纷纭,充满了神秘色彩。这个家族到底有多少钱始终未有定论,也许除了孔氏家族的主要成员之外,谁都不知道确切答案。

■何应钦(左)为孔祥熙八十大寿祝寿

1962年10月,蒋介石快75岁生日的时候,宋美龄向大姐宋霭龄发出了邀请,希望姐姐和姐夫回台湾看一看。她在电话里告诉孔祥熙,蒋介石很想再见见他,希望大家在有生之年再聚聚。听宋美龄这样说,孔祥熙和宋霭龄确实也很动情,决定飞往台湾。这是他们夫妇离开中国大陆15年后第一次返回中国台湾。

宋霭龄夫妇在宋美龄的陪同下游览台湾的风景名胜,探望老朋友,过了一段很惬意的生活。后来由于孔祥熙身体不好,台湾的医疗条件远不如美国,加上他在台湾也没有多少人可见,便决定回美国。

1966年2月28日,孔祥熙赴美治病,和宋霭龄及长女孔令仪离开了台湾。至此,他在台湾居住了3年零4个月。

一年之后的1967年8月16日,孔祥熙因心脏病死于纽约医院,享年88岁。这位最早荣列于世界首富排行榜上的中国巨富,就这样在异国他乡离开了这个世界。

宋美龄偕同蒋经国等人赴美吊唁,当时身在美国的宋子文并没有参加葬礼,只给宋霭龄打了一个电话致哀。可见,这时的他对孔祥熙的怨恨、对姐姐的成见依然郁结于心。

孔祥熙死后,宋美龄希望大姐回台湾和她做伴,但宋霭龄拒绝了。当时中国大陆还在搞“文化大革命”,宋霭龄和宋庆龄渐渐失去了联系。宋霭龄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女儿孔令仪的陪伴下,守在自己的别墅里。

1973年10月19日,宋霭龄在纽约哥伦比亚长老医院去世,享年85岁。很早以前,宋庆龄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倘若大姐是个男人,委员长恐怕早就死了,她在15年前就会统治中国。”

随着宋家“女王”宋霭龄的故去,宋氏家族成员只剩下宋庆龄、宋美龄以及宋子良姐弟三人。三人分居中国大陆、台湾岛以及美国纽约三地,遥遥相望。

宋庆龄一生娴静、谦逊、不张扬,和孙中山先生一样,是中国共产党最值得信赖的老朋友。逝世前半个月才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她,追随中国共产党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与此同时,她也经历了“文革”浩劫,以及亲人们陆续去世带来的无限悲伤。

入职中共中央政府,参加开国大典

随着解放军在全国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中国战事和政局开始出现历史性的转折。1948年5月1日,中共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的这一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大家一致同意召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这样的活动绝对不能少了宋庆龄。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从河北西柏坡中共中央给上海的宋庆龄发出了一份电报:

中国革命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和汉年、仲华熟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宋庆龄看到这封信后很高兴,她也期盼着这一天能早点到来。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之快,大大超出了宋庆龄的预料。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江战役打响;4月23日,南京解放,红旗插上了总统府,这也标志着蒋介石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统治的正式覆灭。

5月27日,解放军攻占上海,负责指挥战役的陈毅一到上海首先打听宋庆龄的寓所,随后在潘汉年的陪同下,亲自登门拜访了宋庆龄。解放上海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开始在北平积极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召开,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共中央真诚地邀请宋庆龄来北平共商建国大计。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后,一致赞成派遣邓颖超作为中共特使,专程去上海迎接宋庆龄。随后,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和鲁迅夫人许广平、妇女领袖罗叔章一起,前往上海。

邓颖超和宋庆龄是老朋友,在长期的妇女工作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情同姐妹。邓颖超此次亲自从北京赶来,宋庆龄被深深感动了。邓颖超拿出毛、周的亲笔信后表示,中央人民政府即将建立,党中央急切盼望庆龄先生能够北上共商建国大计。宋庆龄看到这些信后异常激动,但表示还得再仔细想一想。经过慎重考虑,宋庆龄在一个多月后再次与邓颖超相见,并向邓表达了愿意北上之意。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共产党领导人以及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何香凝等爱国民主人士,齐聚前门火车站,热烈欢迎宋庆龄的到来。如此高规格的欢迎阵容,大大超出了宋庆龄的意料。她与老朋友何香凝紧紧拥抱在一起,场面非常感人,大家都沉浸在胜利后重逢的喜悦之中。

此后,宋庆龄迅速投入到了新中国筹建的一系列活动中。9月21日,宋庆龄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这次会议通过了临时宪法、国名、首都、国旗及代国歌。9月30日,第一届政协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会上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宋庆龄、朱德、刘少奇等当选为副主席,这无疑是中共对宋庆龄为中国革命所做贡献的充分肯定。

■宋庆龄参加开国大典

■宋庆龄(右二)在开国大典上

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宋庆龄参加了开国大典,登上天安门城楼,看到满眼的彩旗招展、万众欢腾,十分激动,因为她心中梦寐以求的胜利局面终于成了现实。透过欢乐的海洋,遥望着天安门广场中央矗立的孙中山巨幅画像,她不禁激动得泪流满面。

宋庆龄后来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典礼,但是在我的内心,却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欢欣,回忆像潮水般在我心里涌起来。我想起许多同志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得了今日的光荣。”

建立中国福利会,致力儿童福利事业

在宋庆龄一生的光辉业绩中,致力公益慈善事业,关心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抗日战争时期,她发起并领导了保卫中国同盟,建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收容难童,募集救济物资等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建立儿童福利站,主要以妇女、儿童为对象,进行文化、教育、卫生等福利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决定仍然要做好战时所做的救济福利工作,她认为“救济福利工作是每一个现代国家政治制度必需的附带物”。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宋庆龄觉得福利基金会的任务应该发生转变,由支援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改变为发展中国人民的福利事业,特别是妇女儿童事业。1950年4月,《儿童时代》诞生,一时间读者遍布全国及海内外。

1950年8月,宋庆龄将中国福利基金会更名为中国福利会,并明确规定“中国福利会的宗旨,是尽可能彻底地迅速地解放妇女和儿童”,宋庆龄继续担任中国福利会主席。

1951年9月18日,宋庆龄荣获苏联“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她将10万卢布奖金全部捐献给了中国福利会,作为发展儿童、妇女福利事业之用;同年11月26日,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宋庆龄任主席。第二年,中国福利会创办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并立石纪念。

一直以来,宋庆龄都很关注新中国妇女工作,为保障中国妇女的正当权益做了不少工作。1953年国际“六一”儿童节前夕,她专门写了《致全国儿童保育工作者和儿童教育工作的同志们》一文,要求儿童工作者以身作则,多用心去培养儿童,用良好的态度和行动教育影响孩子们。

为了给儿童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在宋庆龄的关怀下,经过中国福利会领导策划,全国最早、规模最大的少年宫在上海开幕,宋庆龄说:“在解放前那些小先生们曾幻想过将来要有自己的少年儿童宫,到那时候将不再是一幢铁皮房子,而是很大的房子。现在他们的幻想实现了,但是他们那时最大胆的幻想,也没有想到现在的少年宫竟是在一幢大理石的宫殿里。”

■宋庆龄与孩子们

宋庆龄还为上海少年宫题写了题词:“儿童们在少年宫里不能只是享受幸福的童年,更要紧的是学习劳动的本领,学习为集体工作,为祖国做有益的事,准备为人民谋幸福。”这段题词不仅是她对孩子们的亲切教诲,还成了少年宫的办宫方针。从此,少年宫成了少年儿童在校园外的欢乐天堂,他们在这里交朋友、学习技能、健体活动、活跃身心。

随后,每年国庆节,宋庆龄都会带领福利会儿童剧团的孩子们给中共中央领导人作汇报演出,孩子们热情的演出博得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的阵阵喝彩。

在宋庆龄的关怀下,中国福利会领导的儿童剧团于1957年正式改名为儿童艺术剧院,使得剧院有了正规的演出场所。

“文革”期间,宋庆龄以及她领导的儿童艺术剧院屡遭劫难,文化艺术的发展也陷入了历史最低谷。1976年,随着“四人帮”被打倒,中国再次迎来了艺术的春天。1977年春,宋庆龄特意购买了一条几十斤重的大青鱼和一些年糕送给儿童艺术剧院的工作人员,鼓励他们重新开始,创作出更好的艺术剧目,再现艺术风采。

1979年初,社会上刮起一股取消儿童剧及儿童剧院之风。宋庆龄两次致函中国福利会儿童剧院,要求他们顶住这股歪风,创造出更多优秀的儿童剧,并强调这是“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我们多年培养的专业人员,不允许调走”。

1981年5月14日,身患重病的宋庆龄还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报告会发了贺信,她在贺信中说:“我不能参加这次大会,但我关怀热爱儿童和少年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简简单单、朴朴实实的一句话,令报告会现场所有人都为之动容。半个月后,宋庆龄病逝,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那群她最爱的孩子们和她热爱的这个世界。

宋庆龄一生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章、文献,在她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最后时光,还写下了一篇献给少年儿童的文章——《愿小树苗健康成长》,刊登在《儿童时代》1981年第11月号上。她在文章中这样告诫孩子们:

要学会在这个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世界上,辨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丑恶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样,你们就会像小树苗一样,长成大树,聚成森林,成为祖国需要的有用之才。

迁入北京后海,生命的最后归宿地

20世纪50年代初,宋庆龄常在北京、上海两地工作和生活。当时,她在北京的寓所位于方巾巷(今西城区钟楼湾胡同附近),后来政府考虑到那里道路狭窄,环境嘈杂,决定为她另修一幢新住宅。宋庆龄觉得国家百废待兴,各处都需要资金,谢绝了政府的好意,此事一拖便是几年。

1960年,政府安排她迁入西河沿居所(原宣武区西河沿),但是那边房屋比较潮湿,常引起她关节疼痛。中央了解到这一情况,准备为她修建新宅。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写信给身在上海的宋庆龄,征求新宅设计方案,宋庆龄再次婉言谢绝。她在给王光美的回信中说:“为了我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故我不打算再迁新址了。”

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考虑到宋庆龄还要在住所会见中外宾客,应该有一处适宜的居住地,决定给她安排新居,最终选中了后海的载沣王府花园。

载沣乃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生父,清朝摄政王,其王府花园一直被弃用。政府考虑到这个花园比较开阔,适合宋庆龄居住。于是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亲自设计改造,在园子里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1963年4月,宋庆龄乔迁至此,从此这座门牌为后海北沿46号的院落成为她在北京的宅第。那年,她已经70岁高龄。

不久,宋庆龄在新居举行了一次“招待会”,一是为庆祝她创办和领导的中国福利会成立25周年,二是请朋友们在新居相聚叙旧,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等国家领导人和老朋友均前来庆贺。

宋庆龄的美国朋友格兰尼奇在1966年写给她的一封信中提到:“听说你现在住在一座宫殿里,是真的吗?”宋庆龄在回信中说:“是的,我住在醇亲王府里……我确实在享受着‘皇家’的待遇,尽管我并不快乐,因为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现在还住在简陋的小屋里。”由此可见,宋庆龄依然为别人着想,而且还是那样地谦逊。

在搬进新居的最初几年,宋庆龄的生活非常丰富,她还经常和国家领导人出访,在京会见外国首脑及代表团。闲暇时,她还为报刊撰写了多篇有关儿童和妇女工作的文章。此外,她还养养花、喂喂鸽子,偶尔还会亲自下厨,但最让宋宅工作人员记忆犹新的,是快乐的圣诞之夜。

受家庭熏陶,宋庆龄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加之自小接受西方教育,在美国成长,过圣诞节对于她来说,再自然不过了。每当这个节日来临,新居就成了欢乐的海洋。工作人员会在客厅竖起圣诞树,挂满很多可爱的小礼物,其中有不少就出自宋庆龄之手。

每年圣诞节,宋庆龄都会邀请孩子们一起来家里庆祝。工作人员装扮成圣诞老人,给孩子们发放礼物,孩子们都亲热地喊宋庆龄为“妈妈太太”。他们在一起玩游戏,用晚餐,宋宅上下一片祥和。

“文革”十年浩劫,宋庆龄历经磨难

在幽静安适的庭院里,宋庆龄的心情也变得很好,她在这里处理国家大事、接待国内外宾客,日子过得繁忙却舒适。但是好景不长,一场政治大风暴骤然而至,打破了她平静的生活。

1966年,“文化大革命”横扫中国,这场造反运动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反修防修”等口号喊得震天动地。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指示下,全国上下乌烟瘴气,大字报浪潮铺天盖地。所有这一切,让宋庆龄感到困惑不已。

作为首都,北京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冲击和破坏。红卫兵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全国上下“抄家”四起,国家动荡不安。在人们的生活起居方面,红卫兵也屡次干涉,发出通牒,警告“妇女一律剪成三八式齐耳短发”,男人不准留“飞机头”,“穿尖头皮鞋当场砍尖”,“着牛仔裤者立即剪掉”等,一时间人心惶惶。

在这种形势下,宋庆龄也接到了红卫兵的警告,要她改变梳了几十年的发髻。宋庆龄的发型是根据母亲临终前要求女儿不剪短发的遗训而留,是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的发型。她不清楚这群红卫兵有什么意图,但固执的她不肯改变留了几十年的发型。

迫于当时形势,宋庆龄不得不在其他方面注意一些,省得落下被人攻击的把柄。她让秘书悄悄摘下了墙上的人体画,将“毛主席语录”贴上去。在那段疯狂的岁月里,很多中央领导人以及各界爱国人士都先后遭到了迫害,比如国家主席刘少奇等。

“文革”前,宋、刘两家私交甚好,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知道宋庆龄非常爱孩子,就常让自己的孩子给她写信,并让孩子称她“宋妈妈”。宋庆龄也很喜欢刘少奇的孩子们,经常写信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并赠送一些小礼品。

“文革”中刘少奇被扣上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帽子,惨遭迫害,宋庆龄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据宋庆龄解放初期的秘书罗叔章回忆,在全国刚掀起打倒刘少奇的风潮时,宋庆龄常请罗到她寓所来说话。她曾疑惑地问罗:“刘少奇这样一位伟大的革命家,突然变成了反革命,有这样的怪事?对刘少奇这样的老革命家,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

1967年后,刘少奇和家人受到了最严重的迫害,他被逐出中南海后,妻离子散,历尽千辛万苦。孩子们打听不到父母的下落,就只好写信给“宋妈妈”。宋庆龄不怕担风险,立即把信转给了毛泽东,同时尽其所能保护孩子们,照顾他们的生活。直到“文革”结束,宋庆龄还让工作人员给刘少奇的子女转送物品。

在那段忠良遭害、奸佞横行的疯狂日子里,不要说人难以睡个安稳觉,就连动物都无法幸免于难。

一天清晨,宋庆龄还在睡梦中时,她最喜爱的鸽子惨遭红卫兵毒手。红卫兵认为养鸽子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所以选择结果了这些鸽子的性命。鸽子是和平的象征,宋庆龄一直很喜欢。没想到,在中华民族遭到空前浩劫之时,作为人类朋友的鸽子同样在劫难逃。

在“四人帮”的操控下,革命功臣遭迫害,已逝先辈被凌辱,宋庆龄父母在上海的墓穴也没逃过红卫兵的魔掌。在红卫兵眼里,上海万国公墓是旧社会有钱人的墓地,可以划到资产阶级范畴,他们将宋庆龄父母的墓碑砸烂,捣毁了墓穴。

宋庆龄听到这个噩耗后,悲愤交加,立刻将此事报告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获悉,立即给上海市革委会领导人打电话,当地民政局根据周总理指示,重新修缮了宋氏墓地。当宋庆龄看到新墓地的照片后,才长舒一口气。

然而,另一个消息接踵而至,红卫兵要毁掉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孙中山先生铜像。这个消息对于宋庆龄来说,不亚于晴天霹雳。在她的心目中,孙中山先生是圣洁的,不能遭到任何形式的侮辱。

周恩来总理再次出面与红卫兵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他说,孙中山对中国革命做出了伟大贡献,且每年的“五一”和“十一”在天安门广场矗立孙中山画像,也是毛主席亲自指示的,孙夫人宋庆龄更是从未向蒋介石低过头,她是宋氏三姐妹中唯一一个出来支持中共革命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这个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共产党人都很尊重她。如今,在她家里贴大字报,在南京要毁掉孙先生之墓的行为都是极为不可取的。

在周恩来的劝阻下,红卫兵这才放弃了毁像行动。随后,周恩来为了保护宋庆龄的安全,特意拟了一份应予保护的爱国民主人士名单,排在第一位的便是宋庆龄。

■周恩来总理与宋庆龄

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帮助,以及宋庆龄在孙中山百年诞辰上大段引证毛泽东主席高度评价孙中山的语录,宋庆龄得到了“最高指示”的保护。后来,工作人员献计,在宋宅外面的围墙上写上“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10个大字,这样就更没有人敢往这块墙上贴东西了,宋庆龄也就更安全了。

尽管如此,红卫兵的疯狂行为多多少少影响了宋庆龄的生活。一直陪伴自己用餐的两位寓所秘书刘一庸、黎沛华,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分别离开了宋庆龄。刘被人指控出身不好,而黎曾在国民党机关办事,乃资产阶级人物,两人不想给宋庆龄带来负面影响,选择了回避,宋庆龄只好独自一人用餐。

另外,那架陪伴宋庆龄多年的钢琴也不敢再碰了,因为抒情的钢琴曲被扣上了“修正主义之音”的帽子;以前举办的舞会更是谈不上了,连过个圣诞节都得悄悄进行,宋宅再也没有了以往的欢歌笑语。

虽然宋庆龄没有遭受多大的迫害,但是当她听到各地老朋友被迫害的消息时,心情久久无法平静。她不顾自己的处境,尽力去关心老朋友、老战友的安危,帮助他们解除危难。除了之前提到的保护刘少奇家人外,宋庆龄还先后写证明信,避免了国际朋友路易·艾黎、孙中山老部下叶恭绰等人落入红卫兵的“迫害陷阱”。

十年浩劫,除了人才被迫害,艺术也遭到了红卫兵的摧残。宋庆龄领导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被无端撤销,随后,“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又开始对宋庆龄直接关怀下的上海儿童艺术剧院开刀,要将上海儿艺与上海人艺、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成“上海话剧团”。宋庆龄坚决不同意,亲自出面干预,才使得上海儿艺逃脱了被合并的厄运。但是,宋庆龄保护得了儿艺,却没能保住上海的亲人。

宋庆龄的表妹倪吉珍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68年5月,这个可怜的柔弱女子不幸被扣上了“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帽子,惨遭批斗,最后她不堪凌辱,跳楼自杀。身为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连自己的表妹都保护不了,心情跌落到了极点。

表妹自杀带来的冲击还没完全消除,次年2月,宋庆龄又接到了小弟子安在香港病逝的噩耗。宋庆龄认为,子安是最了解她的家族成员。当年,子安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国时,特意选择了绕道德国柏林看望她,虽然他在欧洲只逗留了一周,却成了宋庆龄流亡海外时最大的安慰。

如今,最了解她的小弟离开了,宋庆龄怀着悲痛的心情亲拟唁电。1971年4月,大弟子文又在美国旧金山不幸去世。一连串的打击使年迈的宋庆龄郁郁寡欢,这也让她更加想念还在世的亲人。但是由于政治上的歧见,她与兄弟姐妹们的书信往来极少。

那段昏暗的岁月,宋庆龄不仅要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还要承受病痛的折磨。家族遗传的过敏性皮肤病以及年轻时便落下的关节炎一直困扰着她,虽经多方治疗,但还是没有办法痊愈。

1973年,她又患上了胃病,神经性的皮肤炎也再次复发。那段时间,宋庆龄出现了脸部浮肿、全身长满红色脓疮等症状,让她痛苦万分。她在写给好友英国驻华大使夫人的信中,经常提起被疾病折磨的无限痛苦。

但是,比起病痛,最令她痛苦的还是“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给国家带来的空前灾难,她不知这场浩劫何时才能结束,为此忧心忡忡。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死于坠机。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接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也逐步走向正轨,但是周恩来提出要批判“左”的思潮的意见遭到抵制,“四人帮”依旧猖狂。不久,周总理病重,刚刚出现的一点阳光再次被阴云遮蔽。

1975年,邓小平被重用,接手主持中央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形势才得以好转,但是晚年的毛泽东并不赞成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革”错误,发动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再次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毛泽东曾派江青看望宋庆龄,并向宋解释“文化大革命”之缘由。江青作为权倾一时的“第一夫人”,热衷于权力之争,是“四人帮”的核心成员。“文革”期间,她心狠手辣地迫害老干部,特别是迫害周恩来总理的行为让宋庆龄颇为气愤,甚至多次与亲近的人称江青为“泼妇”,甚至在写给好友的信中,称其为“那个无耻江青”。

1976年对于中国人而言,是最为沉痛的一年。那一年,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先后逝世,人民失去了靠山,里氏7.8级唐山大地震,造成20多万同胞遇难,山河共泣。

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反革命集团开始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这危急关头,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逮捕了“四人帮”成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文革”大浩劫至此结束。

身在上海的宋庆龄听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多年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宋庆龄返回北京后,后海的宋宅已经重新布置,百花争艳,一派生机。欢歌笑语代替了多年的清冷。邓小平夫人卓琳、彭真夫人张洁清以及国际友人、海外侨胞纷纷前往宋宅探望宋庆龄。

宋庆龄在接待外宾时,还风趣地用英文问客人:“你们是否知道four crabs(四只螃蟹)的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在粉碎“四人帮”后,很多群众将“横行”的三只公螃蟹和一只母螃蟹拴在一起吊起来的故事,意在讽刺“四人帮”在“文革”期间的横行霸道行为。

1979年,新中国成立30周年国庆前夕,宋庆龄发表了《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一文,历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论述了粉碎“四人帮”的巨大意义。在文中,她还对台湾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表示了极大的期望;而同一时期身在美国的宋美龄仍坚持反共复国的理论,还发表了“给廖承志的公开信”和“为劝告信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公开信。

姐妹两人一直到老,都没有在政治上达成统一意见。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88岁。遵照她的遗言,其骨灰安葬在上海外国公墓她的父母陵墓的东侧。

中国共产党、全国人大、国务院为她立碑铭文以表纪念:宋庆龄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她为国家和人民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邓小平、胡耀邦等向宋庆龄遗体致哀

宋庆龄去世后,华盛顿特区的中国大使馆曾向宋美龄发了讣闻,并希望她回大陆赴北京祭拜。然而,宋美龄在几经考量后拒绝了,姐妹两个至死都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我们不知道年逾八十的宋美龄当时是如何想的,儿时亲密的一对姐妹花,如今却阴阳两隔,此种境遇,对于已逝的宋庆龄来说一定是一种莫大的遗憾,而之于宋美龄,她是否也曾感叹、后悔,已无从得知。

作为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在人们心中始终是一个传奇人物。这位跨越了三个世纪的女人,经历百年中国政治变迁,对近现代中国内政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

她与蒋介石在1927年结合,并一直追随蒋介石,直至蒋于1975年去世。近半个世纪,在对外交往中都是以蒋介石为主角,宋美龄跟随其后。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逐渐淡出台湾政坛,客居纽约,晚年仍关注台湾政局,反对“台独”。随着身边亲人一个个逝去,这位“失势女王”也于2003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漂泊台美之间,心系台湾政坛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国民党军队,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被打得节节败退,北方大片土地回到人民军队手中,国民党军队退至长江南岸。

蒋介石见国民党军队如此不堪一击,想与共产党谈判,进行所谓的“划江而治”。蒋介石在南方整顿军队,准备守住长江天险。与此同时,他派夫人宋美龄赴美寻找“援助”。

宋美龄此次赴美的主要任务是向新上台的杜鲁门总统寻求帮助,希望他继续执行援华计划,具体事项有:第一,美国发表支持国民政府反共救国的正式宣言;第二,美国派遣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来华主持反共战争的战略和供应的制定工作;第三,核准对华军事援助的三年计划,支付每年十亿美元的战备资金等。

宋美龄到达美国后,凭借出色的外交能力,参加了众多活动,希望不虚此行。但是时任美国总统的杜鲁门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对美国已经没有多少利益可言,不再向蒋介石政权提供任何援助。宋美龄在美国屡屡碰壁,只好准备回国。然而,国内局势此时发生了重大改变,她也因此无法再重返中国大陆。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再次宣告下野,回到老家溪口操控大局,但当时大局已定,蒋介石已经无力回天。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冲破在沿江防御的国民党军队,攻占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南京总统府上空的青天白日旗轰然倒下,蒋介石统治中国22年的历史正式宣告结束。

■晚年蒋宋两人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已经做好了撤退准备,他之前早已在台湾岛开拓了一个所谓的“巩固台湾基地”。5月初,南京政府高官、军人及家属先后分批次撤往台湾。8月,蒋介石和蒋经国还特意从台湾飞抵成都,企图以西南地区作为“复兴的根据地”,但也只能算困兽之斗,不成气候。

12月10日,蒋介石和蒋经国从成都飞往台湾,自此,蒋介石再也没有踏上大陆一步。宋美龄在美国一直住到1950年1月10日,才回到台湾与蒋介石会合,开始在这个陌生地方的全新生活。

当时美国人断言,在美国不出兵的情况下,台湾将在1950年被共产党占领。一时间,整个台湾人心惶惶,很多国民党党政要员争相逃往海外。

宋美龄见如此形势,急于替丈夫分担一部分压力。到台湾之后,她积极投入到慰劳“海陆空三军”的工作中去。前线后方、军营眷区,到处可见她的身影。

宋美龄与蒋介石住在台北士林官邸,除了正常生活之外,宋美龄依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对共产党问题上,她也一直持反对态度。

1950年,宋美龄创办“中华民国”妇女反共联合会。1952年,圆山大饭店被以宋美龄为首组建的“财团法人台湾敦睦联谊会”接手经营。

■晚年的宋美龄和蒋介石在台湾

■1953年宋美龄在台湾阳明山接见遗族学校学生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病逝,宋美龄认为,这“是自己一生最伤痛之事”。

蒋介石刚一去世,孔祥熙长子孔令侃就匆匆从美国返回台湾,准备与“夫人派”官员一起拥立宋美龄继任国民党总裁,此举遭到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的强烈反对。

4月28日,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临时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谓改为“主席”,党总裁的称谓永远为蒋介石保留,不再用于他人,会议推举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兼中常委主席。这样一来,宋美龄的地位顿时变得十分尴尬。

蒋经国上台后,他与宋美龄之间早已存在的矛盾加深。失去了靠山的宋美龄,无力再与蒋经国抗衡,她孤独地在士林官邸生活了半年之后,于1975年9月离开台湾,飞赴美国疗养隐居。她或许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11年之久。

宋美龄在美国的寓所位于纽约长岛北岸的蝗虫谷,这是宋霭龄赴美后与其合资建造的。大姐去世之后,宋美龄便成为了寓所的主人,外甥女孔令伟只要在美国,大部分时间都会陪着她。

宋美龄的晚年生活恬淡自在,每天除了读书看报,就是练练书法,每周会去一次教堂做礼拜,偶尔接见来自台湾的访问团或美国友人,极少公开露面。

宋美龄赴美之前,姐夫孔祥熙(1967年)、小弟宋子安(1969年)、大哥宋子文(1971年)、大姐宋霭龄(1973年)先后去世,赴美之后,二姐宋庆龄也于1981年过世。

亲人的相继离世令宋美龄感到愈发悲痛与孤寂。但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宋美龄膝下无嗣,但蒋孔两家的后辈们却时常会来看望她,如她的继子蒋纬国、外甥女孔令伟、外甥孔令杰、孙子蒋孝勇(蒋经国三子)等。

1976年4月,台湾举办追念蒋介石逝世一周年活动,宋美龄乘专机返回台北参加,之后再度返美。1978年5月,蒋经国正式接任“总统”,宋美龄没有回台参加蒋经国就职典礼。

宋美龄虽身居美国,但她对海峡两岸形势的关注度仍不减当年,与台湾有关人士亦保持密切联系,她在台湾政坛的影响力也没有完全消失。1986年,宋美龄以参加蒋介石百年冥寿纪念活动的名义返回台湾,重新住进士林官邸,这一次她选择了留下来。

回台参政,难以改变台湾政局

宋美龄再次回台湾长居,在台湾各界引发了巨大反响,人们纷纷猜测,她这次回来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当时台湾的观察家分析:“宋美龄返台,是因为蒋经国要表现台湾各方面的团结,调和与元老派、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商讨晚年接班大计。”

1986年10月31日,宋美龄发表了题为《我将再起》的文章,以此纪念蒋介石,当时便有人认为这是她“东山再起”的变相宣言。

蒋经国上台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为了支持蒋经国的政治革新,安抚国民党元老重臣,宋美龄陆续召集了台湾当局党政军高层人士,如国民党中枢决策核心成员俞国华、国民党新生代台籍政客骨干人物李登辉以及“行政院”各部会首长等。在宋美龄的组织与协调下,国民党当局高层领导间的关系有所缓和。

但是仍有人对宋美龄频频约见党政军高级首脑人物的做法感到不满意,他们认为这不符合台湾的政治体制,台湾著名的《雷声》周刊曾经评论说,宋美龄这种“不知自我节制的行为,实在有失进退之道,而且假如夫人的动机是出于企图展示政治实力,则又令人对政局发展感到忧心”。

1988年1月23日,蒋经国病逝,蒋家王朝在台湾的统治正式结束,台湾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复杂、动荡的时代。台湾政局各阶层权力争斗火热,其中副总统李登辉的优势更加明显。宋美龄也认识到想要阻止李登辉继任总统已不可能,但为了避免台湾政坛出现权力过度集中、“总统”兼国民党“党主席”的局面,她不得不亲自出马协调组织,但是国民党中常会最后还是通过了由李登辉代理国民党主席的决定。

1988年7月7日,中国国民党举行十三大会议;8日,宋美龄亲临会场。由于身体不适,她请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李焕代她宣读了题为《老干新枝》的讲话,部分内容如下:

目前正值紧要关头,老成引退,新血继之,譬如大树虽新叶丛生,而卓然置基于地者,则老根老干。于今党内白发苍苍,步履蹒跚者,不乏当年驰骋疆场之斗士或为劳苦功高之重臣,其对党国之贡献,丝毫不容抹杀,当思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夫国之强,党之壮,赖有一定之原则,连续生存之轨迹,创新而不忘旧,前进而不忘本,当年国父如不建党立国则无今日之中华,台澎依旧日本殖民地,饮水思源发人深思。

这样富有政治意义的讲话被视为以宋美龄为首的“宫廷派”宣言,台湾各界对所谓的“老干新枝”论,并没有多少呼应,该论说的影响只延续了很短一段时间后便销声匿迹,并没有改变台湾政局结构。

宋美龄也认识到自己的话越来越没有分量了。接着,在她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妇女工作干事会议上,她的亲信、国民党妇工会主席钱剑秋落选中常委,这意味着由她把持和控制了30多年的国民党妇工会也已彻底落入他人之手。

经过此番打击,宋美龄彻底淡出政坛,她再也不愿意过问台湾政局,但是在对美关系上,她还保持着一定的特殊影响力。

儿孙相继离世,令其悲痛不已

1991年9月21日,94岁高龄的宋美龄离开待了五年的台湾,再度回到美国“长期休养”。其实,宋美龄是不愿意离开台湾的,但是有诸多原因注定了她不能留在那里。

首先,当时台湾政局比较混乱,李登辉开始走“台独”路线,企图分裂“一个中国”,宋美龄坚决反对“台独”。她认为,台湾永远是中国的一部分,只不过在她眼里,这里的“中国”指的是“中华民国”。宋美龄虽然已经淡出政坛,但她依然坚持反对“台独”。

其次,宋美龄在台湾已经没有亲戚,蒋氏政权在台湾的统治也已经彻底成为过去。在台湾,她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1988年蒋经国病逝,1989年长孙蒋孝文去世,1991年孙子蒋孝武猝死,蒋氏在台湾政坛再也没有重新燃烧的希望。

再次,台湾的政治空气太过压抑,一连串的政治大武斗让宋美龄感到筋疲力尽,加之年事已高,身体状况本就不好,医疗条件相对发达的美国更适合她。

另外,很多人质疑宋美龄在台湾享有的特权,这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在宋美龄回国之前,就有人提议要将闲置的士林官邸交公,她乘坐专机一事也被人指责,颇有诟病,因为蒋夫人已经没有任何公职,因而,离开台湾不失为宋美龄保全脸面的最佳选择。

■宋美龄与孔令侃(右)、孔令伟,1987年农历春节于士林官邸合影

1991年10月宋美龄赴美后,过起了平淡的暮年生活,亲情成为了她晚年最需要的东西。每逢重要节日,很多后辈们大都会聚集到纽约,同她一同欢度,如长住纽约的蒋纬国太太邱爱伦、孙女蒋孝章(蒋经国之女)一家、在美国工作的孙子蒋孝刚(蒋纬国之子)。在加拿大的孙子蒋孝勇(蒋经国幼子)几乎每年都前往纽约,拜见祖母一次,深得祖母喜爱。1993年,蒋孝勇一家从加拿大搬到旧金山,与宋美龄来往更加频繁。

另外,聪明伶俐的孔二小姐孔令伟从小就喜欢跟在姨妈宋美龄的身边,宋美龄将其视如己出,极为疼爱,两人亲如母女,宋在晚年也得到了孔令伟的悉心照顾。性格古怪的孔令伟终生未嫁,她与宋美龄两人结伴,相依为命。

1992年夏,宋美龄的外甥孔令侃辞世;1994年,宋美龄视同亲生女儿的孔令伟去世;1996年底,她心爱的孙子蒋孝勇病逝;1997年9月,宋美龄的继子蒋纬国在台湾病逝。儿孙相继离世,令宋美龄悲痛不已。

1994年孔令伟因直肠癌过世后,宋美龄为了就医和生活方便,搬到了纽约曼哈顿约克大道与84街交界处瑰喜广场的一个复式公寓。这里都是孔家在美国的房产,由孔令仪负责姨妈的生活起居。当时,虽然台湾当局也派有服务人员服侍宋美龄,但家务私事的处理权,宋美龄只交给孔令仪。任何有关宋美龄的拜会活动,也都要经过孔令仪这一关。

百岁寿宴,万人瞩目

1997年3月20日,宋美龄迎来了她的百岁华诞。台湾当局和台北民众十分重视,除了在台湾岛内举行庆祝活动之外,还组织了“中华妇联会代表团”、华兴中学及育幼院组成的师生代表团、“中国国民党祝贺蒋夫人百岁华诞代表团”等三个代表团前往纽约宋美龄寓所祝寿。远在美国的宋美龄为这次庆祝活动定了这样一个原则:控制规模,不搞声张,外严内松。

■宋美龄百岁寿辰

3月17日下午6时,“中国国民党祝贺蒋夫人百岁华诞代表团”一行12人,由副主席、“总统府资政”俞国华率领,飞赴纽约为宋美龄拜寿。18日晨,代表团抵达纽约,在肯尼迪机场受到侨胞代表的热烈欢迎。

当天晚上,由国民党及纽约侨界共同主办祝寿餐会,由数十侨团代表共800多侨胞参加,由于参加人数太多,餐会分别在两个餐厅举行。据台湾随行记者刘元章报道:

纽约侨界为祝贺蒋夫人宋美龄女士百岁高寿,特于18日晚在华埠喜万年及喜运来酒楼举行祝寿晚宴,并招待中国国民党祝贺蒋夫人百秩华诞代表团人员,筵开80席,祝寿活动达于高潮,情况热烈。

为祝贺蒋夫人百岁生日,大纽约地区侨界人士及侨团除于17、18日纷纷前往设在纽约华夏文化中心的寿堂拜寿外,18日晚并举办祝寿晚宴,在纽约中华公所主导下,有数十侨团代表及个人共八百余人参加,并备有一个十层高的巨型蛋糕为蒋夫人祝寿。总之,整个餐会在充满喜气的热闹声中顺利进行。

这次随团前来的台北市华兴中学及育幼院,是由宋美龄当年亲手创办的。在宋美龄百岁华诞来临之际,华兴中小学及育幼院(前身为遗族学校)组成的师生代表团前往纽约祝寿。台湾《中央日报》记者黄以敬报道:

华兴中学及育幼院全体师生昨日(3月15日)上午举行蒋夫人百岁高寿祝寿典礼,数百位在校及退休或毕业师生难得齐聚一堂,向这位创校“母亲”表达敬意。

学生们高声朗读蒋夫人华诞颂词:“敬爱的夫人,您用无比的仁心、无比的爱心看顾我们,您是慈祥的母亲,也是勇敢的斗士,更是自由的守护神……我们满心欢喜,愿上帝保佑您永远健康快乐、祝福您‘福比东海深、寿比南山高’。”对于这些还在学校,已进入社会,但均接受过蒋夫人帮助的学生而言,无论是称“蒋妈妈”或是“蒋奶奶”,事实上,蒋夫人的恩惠及关心确实像南山般高、像东海般深,没有人稍或忘怀。

从这两则报道中可以看出这次生日聚会的场面之盛大,以及各界对宋美龄的尊重。宋美龄也享受到了晚年最大的快乐,以及此生最大的满足感。

3月23日,宋美龄的家人单独聚在一起为她举行百岁寿宴。宋美龄频频举杯致谢:“恭备薄酒一杯,不言尽在酒中。”这位百岁老人雍容华贵、高雅慈祥的风姿丝毫不减当年。

■宋美龄在百岁生日时,接受台湾当局的寿礼,中为孔令仪

百岁生日之后的每年生日,社会各界都很关注,在惊叹这位神奇老人如此长寿的同时,台湾当局每年都会派人前往美国为宋美龄祝寿。

2003年3月20日是宋美龄106岁华诞,华兴中文学校早早就开始筹办庆祝活动,然而就在此时,从美国传来了宋美龄病重的消息,台湾“妇联会”临时决定打破惯例不去美国贺寿。于是,宋美龄在后辈亲人们的陪伴下,在美国纽约的寓所度过了她的106岁生日。

照顾姨妈宋美龄是孔令仪晚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为了给姨妈最好的照顾,孔令仪很多年都没有离开过纽约。她还经常陪宋美龄外出散步、聊天,两人的关系特别亲近。可以说,宋美龄能活到100多岁的高龄,与孔令仪的精心照顾是分不开的。

美国东部时间2003年10月23日晚11点,弥留之际的宋美龄抬眼看到孔令仪就守在身边,才放心地闭上双眼,于睡梦中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尽管宋美龄生前表示不希望葬在美国,但她却于十多年前在纽约北郊芬克里夫墓园选购了一处墓室。该墓室内有六个墓穴,她的墓室紧挨着大姐宋霭龄、姐夫孔祥熙的墓室。孔氏夫妇的子女孔令侃、孔令伟、孔令杰也都安放在那里。

辞世后,世界都在议论她

宋美龄逝世后,海内外各界对她进行了多方面的评价。这些评价有些来自官方,有些来自民间,还有的来自学术界和政界。世界各个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做出了相关报道。

在她晚年生活的美国,《纽约时报》、美联社、、《时代》等主流媒体在显著位置报道了宋美龄逝世的消息。同时,欧洲和亚洲很多国家的报刊,也制作了宋美龄逝世的专题消息。

宋美龄逝世的消息传到台湾,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台湾东森电视台直播了“立法院”当天下午开会的实况。会议上,主持人提议全体起立,为宋美龄默哀一分钟,表示最深切的哀悼。但是刚刚结束默哀仪式,会场便出现了一些状况。

一名“立委”跑上讲台,问主持人:“宋美龄对台湾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有何贡献?”主持人竟回答道:“我也不知道。”接着又有三位“立委”提出类似的问题,主持人都无言以对,会场的人们开始骚动起来,导致直播中途停止。

蒋家人则对宋美龄的过世都很难过。当天,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蒋介石的孙媳妇蒋方智怡宣读《悼念声明》时,几度哽咽,并表示她将于第二天飞赴纽约处理后事。蒋经国的遗孀蒋方良也在家人的陪伴下,到蒋介石纪念堂临时设立的宋美龄灵堂处致哀。

同一时间,在美国洛杉矶访问的国民党主席连战得知宋美龄去世的消息后,立即赶赴纽约。台湾当局通过决议,台湾总统府决定连续三天降半旗以表哀悼,台湾当局“总统”陈水扁还致送“国旗”覆棺。据台湾传媒报道,陈水扁的这项“诚意”遭到宋美龄的孙媳蒋方智怡的拒绝。她看到这个“国旗”情绪非常激动,明确表示宋美龄女士一生信仰一个中国的思想,绝不能让不为宋美龄认同的人为其覆旗。在美国的连战也准备了国民党党旗,只是后来宋美龄已经入殓,覆棺仪式并未举行。

中共中央也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发出唁电,高度评价宋美龄女士“曾致力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反对国家分裂,期盼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中华民族兴盛的历史功绩。”中央及地方各地报纸,都转发了这条消息。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于2003年10月25日发唁电给宋美龄女士在纽约的亲属,并评价宋美龄说:“宋女士一生历经世事沧桑。半个多世纪前,民族危亡存续之时,投身全民抗战。晚年萦怀两岸关系,期望国家统一、民族昌盛。”

民间也做出了反应,大多数民众对宋美龄的悼念都是相当真诚的。

在大多数历史学家看来,宋美龄对国家还是有一定贡献的。致力研究中华民国史的著名历史教授、历史学者陈谦平曾说:“宋美龄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大陆民众对宋美龄的看法褒贬不一。他们认为宋美龄的功绩应一分为二来看,抗日战争中争取美国援助,坚决反对李登辉“台独”,真心爱国等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抗日战争时期,孔、宋两大家族的财团势力大发国难财,欺压百姓,使广大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卑劣行径,是全中国人民无法忘怀的,历史也不会忘记。

宋美龄漫长的一生,有顺应历史潮流的,符合民族和人民的,也有阻碍历史前进,违背人民意愿的。不管怎样,她用一生书写了一段传奇历史,功过是非留予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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