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云，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过往的岁月渐渐被人淡忘，无数的人和事都湮没在了历史长河里。然而，却偏偏有那么一些人，到现在还被人反复提及；有一些事，历经百年仍被人津津乐道。青山无言，历史有情，在世人评说、求证与探索的过程中，历史的真相呼之欲出。
一个世纪以前，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显赫的家族——宋氏家族。这个家庭中，几个姐妹兄弟同时巨富显贵，虽不一定能说“绝后”，但绝对是“空前”。
奠定这个家族基础的人叫宋耀如，他有六个儿女，其中三个女儿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可称为民国“皇后”；三个儿子宋子文、宋子安、宋子良也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显赫人物。
■宋家全家福：右起为宋庆龄、宋子安、宋子文、宋霭龄；后排：宋美龄、倪桂珍、宋耀如、宋子良
世人难免好奇，这个家族要拥有怎样的特质与底蕴，才能培养出这么多叱咤风云的人物？让我们沿着时间的长河追溯，慢慢拨开历史的迷雾，揭开宋氏家族的神秘面纱。
宋家祖居，风水之宝地
中国人历来重视风水，据说风水好的人家，子女都是非富即贵。探秘宋氏家族，不妨先从宋家的风水找起。
位于海南省的文昌县背靠黎山，与大海濒临，因地理位置不错，成了远洋商人以及一些航海家的中歇港。由于人越来越多，以及海上贸易，原本不大的文昌县越来越繁荣。
宋氏祖居就位于海南文昌县内，这座曾孕育过民国最出色人物的安静祖居，与普通住宅有何区别？祖居及其先祖墓葬地的风水带给了宋家风光无限的背后，又隐含着怎样的玄机？
宋家祖居于1821年始建，1866年，时值韩姓一族迁琼第二十三世，宋氏家族的奠基人宋耀如便出生在这里。
宋家祖宅一向被人们认为是风水宝地，被五指山围绕，且门前还有一个浅水湾，显示出了“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架势，这样的风水乃是中国风水学上的上乘宝地。
五指山素有“海南屋脊”之称，是海南省的最高山，山峰呈锯齿状，形似五指，因而得名。五指山位于海南省西南方位，向东北直指宋宅。西南端的五指山十分高大，雄峙排列于宋宅之后。
五指山自西南而始，气势宏大，朝东北绵延而去。地势呈逐级递降的趋势，龙脉显示出此起彼伏的态势，及至文昌县，后过宝芳水库，越过文教河，直至古路园村天然大结。龙脉的“磅礴”有两种情况：一是高、中山的行度连绵不断，且呈现出起伏顿挫的态势；二是高山忽起沉于平洋，随后一路牵连而至。宋宅俨然是后者。
宋宅数百里来龙，覆盖逾千里，且不局限于一方山水，如此大的堂局，乃是风水大师认为的上品风水宝地。
■宋耀如的三个爱女：宋霭龄（中）；宋庆龄（左）；宋美龄（右）
沿着龙脉往东北，绵亘20余里的笔架岭出现了。笔架岭海拔63米，自得一番独特的风景；陆地至海洋的将尽未尽处，也耸立起一座山岭，叫做铜鼓岭。铜鼓岭被誉为“天下奇峰翠此中”。笔架岭、铜鼓岭的位置、状貌等流露出龙气聚钟与龙脉尽结的信息。
铜鼓岭位于宋宅的东南方，在八卦中称为巽位。巽位在古时称女山，女山高大，显示出女贵。巽山高过了坎、乾诸山，且虎强龙弱，透露出女强男弱的征兆。
奇妙的是，宋家的情形也正如此，宋氏姐妹个个光彩照人，风光无限，宋氏兄弟虽然在当时也极为出名，但比起她们，仍有差距。
总的来看，宋家的风水属于上乘风水，呈现出一种非凡的气象。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个家族依然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无数历史学家与风水师对其祖居地、祖宅、风水以及围绕祖宅的种种事件进行研究和挖掘，寻找着这个家族的最神秘最悠远的往事。
姓“韩”还是姓“宋”，宋家原籍考证
1985年，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了一本红极一时的书，名叫《宋家王朝》。这本书一出版，即引起了海外华人的高度关注，香港《百姓》、《南北极》争相连载，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北美时报》等也发表了各种评论。
《宋家王朝》一书耗费了斯特林·西格雷夫15年的心血。西格雷夫在书中写道，宋耀如之所以姓“宋”，完全是由阴差阳错的误会造成的。据西格雷夫所说，20世纪30年代末，一位名叫詹姆斯·伯克的新闻记者在为其父步惠廉写传记时，发现了一些父亲与宋耀如的信件。步惠廉老先生是个传教士，是宋耀如的终生好友。
翻看那些信件可以发现，信件内容明显是一个初学英语者所写，英文语法中有不少错漏。当时名叫查理的宋耀如在信中写道，自己的父亲住在“中国东南广州省的孟寿县”。广州省指的应是广东省，但从广东省地图上却根本找不出“孟寿”这个县。
除此之外，宋耀如还将父亲的名字拼为“韩宏焦”。西格雷夫认为“他不知道怎样把这个名字音译成英语，于是他便胡乱地按海南岛方言的发音拼成Hann Hong Jos’k。宋耀如最后还在一页信纸的下面写下了其父的中文名字。
经过一番研究后，西格雷夫得出了结论：“当我第一次把这些片断凑到一起时，答案便显而易见了——原来查理的真实姓名是在美国发音不清的情况下走了样，他之所以姓宋，完全是缉私船上的差错造成的。这样，宋就成了查理的美国化名……如果宋查理根本就不姓宋，那么他的子女当然也不姓宋。蒋介石夫人的真名不叫宋美龄，应该叫韩美龄。”
但到了1987年4月，一本名叫《文昌文史》的书否认了这种说法。在《纪念宋庆龄同志专辑》里有这样一段话：“宋庆龄同志的父亲实际上姓韩，原名韩教准，英译韩乔荪，又名宋嘉树，别名宋耀如，系海南岛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韩鸿翼的第二个儿子。”
另外，据考证，宋家人的远祖乃是北宋时期的三朝贤相韩琦。《宋史》卷三百一十二有《韩琦传》，里面称他“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
韩姓当时是当地的一个大户，有一位族人名叫韩显卿。韩显卿十分有才，但未受多大重用，于南宋时代担任过浙江会稽县尉和广东廉州太守两职。1197年，韩显卿带领族人与家谱来到当时被称为“蛮荒之地”的海南岛，并在文昌县的锦山区定居。据史料考证，大约有10万宋代汉人曾迁入海南，这部分人中除一小部分为商人，绝大多数都是来此避乱的中原难民。
1987年，韩拱丰等执笔写过一本《宋庆龄原籍考实》，其中谈道：“宋庆龄的先辈是客家人，原住河南相州之安阳，早在南宋（1126—1279）时期，由于受中亚部族侵入时南迁。有一个叫韩显卿，到浙江会稽县任县尉，又入粤任廉州太守，公元一一九七年渡琼定居文昌锦山所蕃衍之后代，清朝时宋庆龄祖上居罗豆市圮乌坡村……”
《宋庆龄原籍考实》里还有韩裕丰的口述：“1861年，宋庆龄的父亲在古路园村老屋内诞生，家境并没有富裕起来（一些美国人的书说宋耀如出生于富商之家，这是不确切的）。约在13岁那时，教准和他的哥哥政准到东印度群岛（现属印尼），在一个亲戚家中当学徒。不久，父母亲决定将教准送给婶母的弟弟收养（其实是过嗣），婶母的这个弟弟（韩教准称其为舅父）姓宋，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开了一家茶丝商店。少年的教准是由这位姓宋的舅父带到美国去，并且随舅父姓宋的，名字也改为嘉树，又名耀如。”
宋庆龄有位三叔名叫韩致准，生有三个儿子，大儿子韩乾丰，早已故去；二儿子韩德丰，也已过世；小儿子韩裕丰，后居住在海南岛古路园村。
韩裕丰也就是宋庆龄的堂弟，他曾说过：“我家的祖坟都在，老屋西北400米的牛酸树林中，墓碑中间刻有‘韩妣王氏之墓’，她便是宋庆龄和我的祖母。左下方刻有一行小字：‘男政准、教准、致准；孙乾丰、裕丰’等字样。祖父的墓也在，位于本县宝芳区大品坡上，落款也完全相同，因此墓碑上的韩教准又名宋嘉树。”
很多史料都显示，宋耀如及其子女都承认他们乃海南岛文昌人，也有不少证据都能证明，其中的证据之一就是，宋耀如于清光绪年间曾回过文昌老家。
当时，宋耀如的母亲与婶婆都健在。很多文昌的老人们都对宋耀如印象很深。宋耀如较胖，很怕热，手中常拿着一把扇子，喜欢坐在家门前的大树下纳凉。宋耀如在家期间，还发生过一件事。弟弟韩致准偷拿了他准备给家中盖房的钱去赌博，宋耀如十分愤怒，很快离家回了上海，盖房一事也因此落空。
1936年，宋耀如的长子宋子文也曾回过文昌。当时，军人与学生们在道路两旁夹道欢迎，当地乡绅们还为其举行了宴会。宋子文在宴会上发表了讲话，后在文城镇文庙旁捐款修建了一所名为子文小学的学校。不久，“西安事变”爆发，宋子文便离开了文昌，之后再未回去过。但据资料所示，宋子文后曾委托一位国民党军队的师长代他回乡扫墓。
宋庆龄自己也承认海南岛文昌县是她的祖籍。据《宋庆龄年谱》记载：“父亲宋嘉树（1866—1918年），原名乔荪，字耀如，西名查理琼斯宋。原姓韩，是客家人韩鸿翼之子，由于12岁时过继给宋姓舅父，遂改姓宋。”
20世纪50年代中期，文昌县北发生旱灾，宋庆龄不但写信给县政府表示慰问，还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几百元赈济灾民。
此外，宋家人还极有可能是客家人。台湾学者陈运通主编出版过一本名为《客家菁英》的书，里面有内容专门介绍到宋美龄，书中写道：“现任台北市北区客家会会长刘兴明证实：当年刘兴明会长考上圆山饭店电工，慢慢培养成为高级主管，都是由于蒋夫人的提拔，蒋夫人叫他小刘，有空会找他用客家话聊天……”可见，宋家是客家人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宋耀如，一个精明能干的商人与实业家，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四大家族之一宋氏家族的奠基人。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曾给宋氏家族很高的评价：“自鲍奇亚家族（指15、16世纪西班牙的权门）以来，还没有什么家族在人类命运方面能起这样的作用。他们在形成亚洲和世界历史的将近一世纪的局势发展中起了关键作用。”
宋耀如被称为革命的“隐君子”，他不但是国父孙中山的岳父，同时也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宋耀如曾用大量的资金支持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是孙中山重要的财力支柱。
宋耀如的人生神秘而复杂，是那个时代产生的特殊人物。没有他，或许中国近代史将会呈现另外一种局面。
家族奠基人，谜般出生日期
海南文昌籍的韩姓中产生过不少德才兼备的人物，而在近代历史中出现的最出色的人物莫过于宋耀如。
宋耀如的祖父名叫锦彝，有两个儿子，长子鸿翼，也就是宋耀如的父亲，娶王氏为妻；次子名鹏翼，后娶宋氏。
韩鸿翼出生于1829年，与妻子王氏生有三子，长子韩政准，次子韩教准，三子韩致准。
因为贫困，韩政准终生未娶。他19岁到马来西亚谋生，以养鸡为业，病逝后葬在马来西亚的麻坡，享年82岁。
三子韩致准一直待在家乡，靠种田为生，偶尔外出补锅。34岁那年，为给家里盖房，终日操劳，竟活活累死了。
次子韩教准，即宋耀如，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关于他的出生日期一直是个谜，至今仍有多种说法，未能形成统一的答案。
1980年，《中国名人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里将他的出生日期定为1866年；1985年，斯特林·西格雷夫的《宋家王朝》里提到：“一九一八年五月三日，五十二岁的查理溘然长逝。”由推算即可得知，西格雷夫也将宋耀如的出生日期定为1866年。
1975年，罗比·尤恩森在其所著的《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一书中谈道：“1866年，宋耀如出生于海南一个贫穷的商人家庭。”
翻开韩（宋）氏家谱，便看到了与以上不同的答案。1880年续修的《韩氏家谱》里曾记有韩鸿翼三个儿子的生辰，将次子教准的生辰记为咸丰辛酉年九月十四卯时，也就是1861年10月17日。
2006年，由盛永华主编的《宋庆龄年谱》也采用了这种说法，认为宋耀如于“清咸丰十一年九月十四日（1861年10月17日），生于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
除了以上提到的1866年和1861年两种说法外，还有其他的说法也经常被提及。
1986年，于醒民等著《宋氏家族第一人》里提及：“一八六三年二月，文昌县治所在的文昌市，一个普通小商人的家中传出了添丁的喜讯。而羸弱的小生命被起了一个威风凛凛的乳名——阿虎。”
1990年，《宋氏家族第一人——宋耀如》里记载：“1860年（另有1861年、1863年和1866年三种说法）出生于海南省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
1999年，《追随国父革命群英小传》（台湾“国立国父纪念馆”编印）里将其生卒年份定为“1864—1918”。
此外，专家们还从宋耀如的亲笔信中找到了一些端倪。1881年，身在美国的宋耀如曾给上海的林乐知写信：“我想请你帮个忙。我离家大约六年了，我希望我父亲知道我现在哪里，在干什么。”
宋写信时是1881年，称自己已离家约有6年，也就是说，他离家时的时间是在1875年左右。很久以前，他回忆自己去爪哇的时间是“一八七五年夏满九岁时”。由此推算，这个日期与上面提到的日期是一致的，往后再推9年，也就是1866年。
宋耀如所说的1866年与《韩氏家谱》中所记载的1861年不同，该家谱是1880年续修，距宋耀如的出生应不会超过20年，又怎么可能会弄错呢？这一切都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历史的真相总是被一层似假似真的迷雾围绕，历史专家们也只能在迷雾中摸索、探寻，只有等到迷雾散尽的那天，人们才有可能得知真实的答案。
勇敢小男孩，不甘平庸多拼搏
■年轻时的宋耀如
不管宋耀如出生的真实年份到底是哪年，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出生于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当时英国人的大炮轰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上海、广州、厦门等城市被迫开放。英国已将香港收入囊中，葡萄牙则将澳门占据，俄国正对中国的西北等地虎视眈眈。那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危机一年比一年糟糕，国内局势十分混乱。
1875年，慈禧太后在外界开明人士的舆论压力下，公派一部分学生去到美国、欧洲和日本，留学和考察兼而有之。
这一举动使一部分中国人能有机会走出国门，接触并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学问与技术。
宋耀如就是那时出国的，年仅九岁的他跟着哥哥韩政准去了马来西亚，在一个亲戚家里做佣人，并与对方签了三年合约。
1878年春季，宋耀如的堂舅回到文昌老家，见到了宋耀如的父亲韩鸿翼。这位堂舅是早年赴美修铁路的广东移民，后来靠着钻营生意的本事，成为了华人中较为富裕的有钱人。
据资料所示，1863年，不少参加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的白种人因受不了苦累而纷纷辞职，中央太平洋公司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便打算招一些廉价的中国劳工。当时的中国劳工工资很低，且不能享受免费食宿，工作还很危险。但当时为生计所迫的一些贫苦人，仍然愿意远渡重洋。宋耀如的堂舅就是在中央太平洋公司招募华工的“自由移民时期”，渡海到了美国。
堂舅颇有能力，存了一笔钱后开了一家茶丝商店，据说他还是第一位在美国开茶丝店的华人。
堂舅向韩鸿翼提及，自己在美国过得还不错，但是没有孩子，缺少一个帮手。韩鸿翼听后，为了让孩子有个好的前途，便决定将二儿子过继给他，堂舅高兴地答应了。不久，堂舅返回美国，途经马来西亚时，与12岁的宋耀如见了面。堂舅十分喜爱机灵的宋耀如，便将他带到了波士顿。
人的命运就如一条条锁链，一环环紧紧相扣连接而成，也许真的是每个人都有其既定的命运。如果不作改变，那么这个人的一生就此定格，如果有人对此做出了改变，哪怕只是命运链中的其中一小环发生了改变，这个人的整个人生都会随之改变。
对于当年只有12岁的宋耀如来说，去美国，成为改变他一生的转折点。
与当时许多在美国做苦力的劳工相比，宋耀如能在铺子里工作，还能衣食无忧，他算得上是幸运的。因此到了波士顿后，他非常努力地工作。堂舅因为没有子嗣，又很喜欢他，便将他收为养子，希望他将来能继承自己的铺子。
如果宋耀如按照堂舅规划的那条路走下去，也许他奋斗到最后，充其量不过是美国一个富裕的华商，也就不可能有后来赫赫有名的宋氏家族。可是命运的安排常常会出人意料，没过多久，宋耀如平静的生活节奏又一次被意外打破了。
在美国波士顿，华人并不多，但宋耀如因在华人铺子里工作，能经常看到一些赴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当时能到美国留学的多是来自中国富裕家庭的青年，宋耀如结识了其中的两位——温秉忠和牛尚周，这两个人对他的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这两人经常到宋耀如的店铺里喝茶，偶尔会与宋耀如聊天。他们都是热血青年，表示回国以后，要全心为改变中国的落后而努力。宋耀如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人，听他们提起学校里的生活与活动，便对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非常向往，常常听得入了迷。
渐渐地，宋耀如的内心涌起了一股冲动，他也想去学校学习，改变命运，就像这些华人留学生们一样。但他的请求被养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养父没读过多少书，且以钻营生意起家，自然是“读书无用论”的坚定拥护者。在他看来，宋耀如的想法太过荒诞，而且没有意义，他认为只有成为一个会赚钱的商人，才是一条靠谱的路。
宋耀如对养父的拒绝感到很失望，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决定离家出走。那天，堂舅派他到另一家商店办事，他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却偷跑到了波士顿码头，然后爬上了一艘开往北卡罗来纳州的船。
这一幕就像好莱坞电影里的经典镜头。一个不甘平庸的孩子为了改变命运，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叛逆与逃离，将成年人看来重要的孝顺、乖巧等统统抛诸脑后。在宋耀如的心里，有一团火在熊熊燃烧，这团火像许多怀揣美国梦试图不断向上攀登的激情一样，能照亮前程，还能福荫后代。
那时的他可能也不清楚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但丝毫不后悔做了这件事。因为骨子里的倔强与躁动不安的因子，使他甘愿过冒险的海上生活。
宋耀如爬上的是一艘缉私船，没过多久，躲在甲板后侧的他就被船员们发现了。他被带到船长查理·琼斯面前。他很幸运，遇到的是一位难得的好船长。琼斯船长听完这个男孩的经历后，对他十分同情，同意将他留在船上，并在花名册上为他谎报年龄，改为当船员的最低合法年龄——16岁。
就这样，宋耀如开始了船员的生活。他为人低调、勤快，很快赢得了船员们的喜爱。据说，之前每次轮船快在波士顿靠岸时，他常常因为担心别人会把他送上岸而躲藏起来。船长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但故意装作视而不见。
琼斯船长见他勤奋，且为人可靠、踏实，便决定帮助他。于是，宋耀如成了这艘名叫“考尔法克斯”号的船上的一名杂工，还能领工资，生活有了保障。
宋耀如经历了一年多的海上漂泊生活，不但开阔了眼界，还从船员们身上学到不少知识，收获颇丰，他的命运也在因他的努力而悄悄发生着改变。
受洗成基督徒，获得学习机会
“考尔法克斯”号的船长琼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希望这个勇敢、富于冒险精神的小男孩也能皈依基督教。因此，他经常对宋耀如讲《圣经》里的故事，比如上帝创世，人死后可以进天堂等故事。才十几岁的宋耀如听着听着，不禁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
琼斯船长常常带他去卫理公会教堂做礼拜，让他感受体验教堂里的神圣氛围。渐渐地，宋耀如的心与基督教靠得越来越近。
在船上生活了一年多后，好心的琼斯船长被调往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船长在临行前曾写信给在华盛顿的上司，希望他能安排宋耀如退役。在琼斯船长的安排下，1880年，宋耀如退役后，到了威尔明顿的另一条船上的食堂打杂，而他的好运也从这时真正开始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宋耀如被一位当地卫理公会教堂的上等人物罗杰·穆尔上校看中，并将他介绍给第五街教堂的里考德牧师。里考德牧师很看好宋耀如，认为这是“一个给基督带来的机会”。他决定将宋耀如培养成为一名传教士，一个胸怀使命感的上帝使徒，让他以后回国向中国人传教。
1880年11月7日，威尔明顿《明星报》刊登了一则简短的通知，这份通知由第五街卫理公会教堂发布：
今天上午的洗礼仪式将在本教堂举行。一位中国皈依者将是享受这项庄严权利的人之一，他也许是迄今为止在北卡罗来纳州接受基督洗礼的第一位“天朝人”。里考德牧师将主持仪式。
这位“天朝人”便是宋耀如。到了预定日期，宋耀如在肃穆庄严的教堂接受了洗礼，正式成为一名基督教徒，同时拥有了一个教名——查理·琼斯·宋。
洗礼过后没多久，宋耀如有了上学的机会。为了给他筹集学费，罗杰·穆尔上校写信给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朱利安·卡尔。朱利安·卡尔是南方最有钱的人之一，也是杜克大学的创建人之一，还是当地的大资本家之一。他曾帮助过不少南方阵亡军人的孩子入学，这次，他也答应了支持宋耀如上学。
卡尔夫妇与宋耀如共同度过了几个星期，之后每逢假期，宋耀如便会在卡尔家中度过。宋耀如甚至将卡尔称为“卡尔父亲”。与卡尔共处，使宋耀如受益匪浅。他从卡尔身上学到了商业教育和做生意的判断能力，为未来从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这跟他本人颇具经商头脑也有很大的关系。
1881年夏，宋耀如进入杜克大学圣三一学院，成了这所学校唯一一名外国留学生，并接受了“压缩学习”方案。教授们让他去上预备班，课程安排得很紧，重点教他学英语，此外，他还需苦读《圣经》。宋耀如的学习任务很重，其他学生要花十年时间学完的读写算等功课，全被压缩到几个月的时间内，需要他来学完。
在圣三一学院学习期间，他过得颇为愉快，如饥似渴地学习之余，他还给家中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对于中文不大熟悉的他是用英文写的信，译文如下：
亲爱的父亲：
我写这封信是要让你知道我现在在哪里。我于1878年在东印度群岛，离开哥哥来到了美国，幸运的我找到了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世主。为基督之故上帝满足了我的要求，与我相会。
现在达勒姆主日学校和圣三一学院在帮助我，我正加紧读书，以便能回到中国，向你叙说达勒姆朋友们的厚道和上帝的恩惠。上帝派他亲生的儿子到尘世来替所有有罪的人赎罪。我是一个罪人，但由于上帝的恩惠而得救了。
我记得小时候你带我到一所大庙拜木头菩萨。父亲啊，拜木头菩萨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你就是拜一辈子也不会有一星半点好处。过去，人们对基督毫无所知，但是现在我已找到了一位救世主，不管我走到哪里，他都来安慰我。请你倾耳聆听，你就能听到神灵在说话；请你抬头向上看，你就能看到上帝的荣光。
我信赖上帝，我希望凭上帝的意志再次在这里看到你。现在我们正在度假，住在达勒姆卡尔先生的家里。接到我的信请马上回信，我将很高兴听到你的情况。
请把我的爱转达给母亲、哥哥和姐姐妹妹以及你自己。我以后再写信的时候会告诉你们更多的情况……
宋耀如慢慢地长大了，他开始与女孩子有了来往。在众多的女孩中，他对一位叫做埃拉·卡尔的女孩很有好感。埃拉·卡尔的父亲在圣三一学院教希腊文和德文，是卡尔将军较穷的堂兄弟之一。
宋耀如经常去听埃拉弹钢琴，慢慢地，两人间产生了微妙而朦胧的感情。有一天，当两人情不自禁地亲吻时，被埃拉的母亲发现了。埃拉的母亲十分生气，将宋耀如赶了出去，警告他再不许到自己家来。
这件事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轰动，1936年，《新闻观察家报》上还曾转载过卫理公会关于此事的解释：
为了传教事业，曾多次与之长谈的克雷文博士向卫理公会布道团理事会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向他建议，这位年轻的中国人在范德比尔特会取得更大的进步，他在那里既能够继续受教育，又能够通过同在纳什维尔的理事会理事和回来的传教士接触，从而接受传教方面的训练……
发生了这件事后，宋耀如已无法继续留在圣三一学院，他只能转学进了范德比尔特大学。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卫理公会的人支持他上学受教育，并向他提供简单衣食等供给，并不表示他们能接受他进入自己的生活领域，更不会允许这个中国小子与他们的女儿产生某种亲密感情。
宋耀如和埃拉的感情，是他一生经历的美好感情之一。他曾在达纳什维尔的照相馆拍过一张照片，然后托朋友辗转交给埃拉了。这张照片在埃拉的手中保存了半个多世纪，是她一生最珍贵的东西之一。
完成美国学业，历尽风险回国
1883年，宋耀如进入范德比尔特大学学习。代理院长及教会的负责人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宋耀如却对此毫不理会，他将这些都抛到了一边，一心一意地学习。几年下来，他的学业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也用诚心结交了不少朋友。
他的同班同学约翰·奥尔牧师对他的评价颇高，认为他机智幽默，脾气好，此外，他所有的考试都合格，“毕业时，在神学方面是班上的优等生”。
同宋耀如保持友谊最长久的是同学步惠廉。他们的友谊从步惠廉到上海进行传教开始，一直持续到宋耀如病逝。
在神学院的最后两年，宋耀如对宗教事务十分热心。他经常帮助福音传教士举行南方各地的信仰复兴大会，有时还进行演讲。宋耀如那时的演讲水平比最初已有了很大的提高。他还曾给教会报纸《基督教倡导报》写文章宣传关于南方信仰复兴所取得的成就，因文笔流畅，还赢得过该报主编的赞赏。
1885年，宋耀如即将毕业，霍兰·马克谛耶主教，也就是范德比尔特大学的校长，决定将他派去上海，并将这个决定告知了上海的林乐知。林乐知提议，让宋耀如在教会办的英华大学里当一名老师。
宋耀如得知此事后，便提笔给林乐知写了一封回信，部分内容如下：
亲爱的林乐知博士：
接奉手书已有数日，确实不胜欣慰。我看到你完全把你的工作、生命和精神奉献给了上帝。我希望上帝恩赐，让我尽快见到你。我不知道我在美国还要逗留多久，但只要这次机会允许我这样做，我将设法尽量使自己彻底作好准备。在我结束学业后，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带给中国人。我生活的目的是行善、敬和、赞美上帝；对别人行善，拯救他们免遭永恒的惩罚。但愿上帝帮助我。
几天前有一个卫理公会的女教友问了我一个不平常的问题，她说：松兄弟，你是一个传教士，你会不会为了任何信念受苦，会不会为了基督的事业牺牲？我当时想，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奇怪的问题，但是为了表示我的真心诚意，我按照我的感受作了回答。我说，是的，夫人，我愿意在任何情况下为基督受苦，如果上帝帮助我。她又说，那正是我们应该有的感受，因为上帝会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信赖他的话。愿上帝帮助我们大家，把我们的财富置于天国，以最大的热情伺候他，最后我们才能够说：我已忠于信仰，我已进行了尽力的战斗，因此今后，我将接受生活的荣光……
这封信写于1885年7月，信中的“松”即是指“宋”。宋耀如此时还不是特别想离开美国，他还想去学医。尽管卡尔表示愿意继续支持他，但主教马克谛耶却不同意，他曾给林乐知写过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林乐知博士：
我们希望今年秋天把松同伯乐文博士一起派到你那里。我相信你会立即派他从事巡回布道区工作，即使不是坐车去，也要步行去。松希望再逗留一两年学医，使自己具备更有益于人的能力。他慷慨的赞助者朱利安·卡尔先生也不是不愿意继续帮助他。
但我们认为最好是：不应该在他还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努力工作之前就把他身上那个中国佬的精力耗竭用尽。他早已“尝过了安乐椅的滋味”——而且并不反对享受高级文明的舒适。这不是他的过错。……
马克谛耶不同意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宋耀如的导师们希望他能尽快回到中国去传教，达到他们最初培养他的目的。当然，他们之所以希望他不要在美国久待的另一个原因是怕他过于留恋美国的舒适生活，不愿离开。
1885年7月，宋耀如正式毕业。尽管他的心中可能充满了苦闷和无奈，但时年已经19岁的他不得不离开美国，于同年12月坐上了前往堪萨斯城的火车，再从堪萨斯改乘横贯大陆的火车。
宋耀如的回国旅程充满了惊险。美国历史上曾发生过“黄祸”运动，成千上万的华人开始逃离美国。由于经济衰退，许多商人资本家开始倾向于雇佣廉价华工。这样一来，就造成了美国当地人就业困难等多种问题。由此引发了当地人对华人的仇恨情绪，唐人街被人放火，更有甚者，白人治安维持会成员组织“剪辫子会”，不但剪华人的辫子，还要剥掉华人们的头皮盖。一时间，血腥杀戮，疯狂驱赶，乱成一团。
宋耀如当时正在回国途中，目睹了种种惨状，吓得心惊肉跳，生怕一不留神就被卷入这场可怕的血腥运动中。幸而他的运气还不错，最终顺利到达旧金山，乘上了太平洋邮船公司回国的轮船。此时，他离开中国差不多已有10年的时光。
1886年，宋耀如乘坐的轮船驶入黄浦江，他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宋耀如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见大名鼎鼎的林乐知。
林乐知于1860年来到中国，在上海创办《万国公报》和英华大学，在苏州还创办过东吴大学。他本人不做深入广大群众的传教工作，他传教的主要范围是中国的知识界。他的地位比较优越，是美国卫理公会的大人物，自视甚高，对布道团的教士傲慢、专横，因此一些受不了他的传教士都要求调离中国。
林乐知不喜欢宋耀如，曾公开表示过对他的不屑。曾经表示安排宋耀如去英华大学教书的诺言也没兑现。另外，他还把宋耀如的薪水压得低至15美元，宋耀如因此感到十分不满。
早在宋耀如回国之前，林乐知已经给马克谛耶主教和纳什维尔的布道团董事会写了一封信，表示宋耀如仍是中国人，不应享受更好的待遇。他在信中谈道：
……再过两天他就到了，而董事会准备给他什么待遇，我还一无所知。对他的职位、薪俸作何安排？此事颇令人为难。我们中西书院的青年学者比他要强得多了——我指的是学得好的人——他们学贯中西，在写作和翻译方面，他们不仅能够做，而且实际上已经在担任工作。在公开会议上评议时，他们的作品曾得到我们最年高博学的传教士的赞扬。宋查理是永无指望成为这样的中国学者的，他充其量只是一名失去民族特征的华人。……
可以说，林乐知给了宋耀如一个很低的评价，并在他还未到来之前就已决心排挤他、打压他。宋耀如曾要求请假回老家探亲，也被他一口回绝，令宋耀如失望不已。
宋耀如给美国友人写过一封信，诉说心中的苦闷，也提到了他没有“反抗”的原因：
我对这种专横深感不快，但我必须忍耐。如果我真的采取鲁莽的行动，家里的人（特别是我在达勒姆的朋友们）会认为我是一个不忠诚的卫理公会的教徒，一个不守法纪的人，因此我像老鼠一样忍气吞声。……
林乐知给宋耀如安排的第一份工作是去上海近郊吴淞传教与教学。宋耀如到了一个贫穷的小乡村，开始了牧师生涯。起初，他作为一个不土不洋的中国传教士，无法顺利地与当地农民们打交道，还常常受到教会学校里孩子们的戏弄。但是后来，他用诚意与努力感动了这些孩子们，成了学校最受欢迎的老师。
在这期间，他经过不懈地努力，终于获得了回老家海南文昌探亲的许可。当他回到家中时，亲人们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差点没认出他来，当确认是他回来了，全家都欣喜万分。也是这次探亲，宋耀如才得知，林乐知并没把他六年前写给父亲的信转寄过来。
娶得良配，时来运转
在吴淞待了六个月后，宋耀如又被派到昆山当巡回传教士。在昆山，除了有以宋耀如为代表的南方卫理公会外，还有南方浸礼会和法国天主教两个布道团。这里的大部分居民都比较传统，信奉佛教、道教等。
宋耀如当时过得很不好，因为薪水很低，所以只能租小房子过生活。生活上的拮据令他很狼狈，但更令他烦恼的是，当地的中国人与外国人都不喜欢他。农民们觉得他不伦不类，外国人觉得他不是本国人，不会成为皈依者，且是竞争对手，所以不愿与他来往。因此，宋耀如不但贫困，还很孤独，他常与美国友人们通信来排解郁闷的情绪。
就在他感到最沮丧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某日，他在街上散步时遇到了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牛尚周。牛尚周是他当初在美国堂舅的店里认识的中国留学生。两人聊了一会儿，牛尚周对他的遭遇表示很同情。
这次见面对宋耀如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与牛尚周的重逢，就没有后来的叱咤风云的宋氏三姐妹。
当牛尚周得知宋耀如还未结婚时，便热心地将自己的妻妹，19岁的倪桂珍介绍给他。倪桂珍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宋氏姐妹们的母亲。
牛尚周和他的表兄温秉忠回国后，分别娶了倪桂珍的大姐和二姐，两人都极力撮合倪桂珍与宋耀如。于是在一个周日，在牛尚周与温秉忠的安排下，宋耀如见到了教堂里的倪桂珍。
正值青春妙龄的倪桂珍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乌黑的头发梳在脑后，额前留着一排刘海，再加上她温柔恬静的性格，整个人散发出一种大家闺秀特有的气质，令宋耀如一见便生好感；而倪桂珍也对温文尔雅的宋耀如颇有好感。
两个人交往没多久，宋耀如便亲自去拜访倪桂珍的父母。这对和气的老人见宋耀如一表人才，也都非常满意。一段观察期过后，宋耀如与倪桂珍的婚事便定了下来。
1887年，宋耀如与倪桂珍成婚，并举行了一场传统的上海家宴。婚后，两人一起回到昆山。宋耀如的薪水依然很低，如果没有倪桂珍带来的嫁妆，两个人的日子大概会过得比以前他一个人时更加艰难。
但是，宋耀如此时的传教士生涯已比从前有了很大进步，1888年被提为正式牧师，1889年被调往上海专区，1890年当上了上海市郊嵩泽的牧师。
此时的宋耀如回国已有数年，他对继续做传教士的想法产生了动摇。也许是因为天生的冒险精神，也许是因为薪水的微薄，也许是因为别的，他觉得，自己应该干点别的什么才对。
1889年年底，宋耀如在美国《圣经》出版协会谋了个兼职，他的主要工作是售卖《圣经》（英文版）和《新约全书》（中文版），也就是“书贩”一类的工作。
当时只有中产阶级才买得起这些书，书籍的成本很高，宋耀如很快想到办法改善这种状况。他曾在威尔明顿印刷厂当过学徒，对西方先进的机械化印刷术比较了解。此外，由于有过销售美国《圣经》的经验，他也学到了一点经济学方面的知识。
那时，虽然出版《圣经》获得的利润很有限，但因获得了西方传教组织和宗教机构的资金与技术支持，宋耀如很快展开了新的事业旅程。他为一些布道团承印书刊，还翻印一些西方历史、科学等书刊，增加了不少利润，有时还会印制一些政治性小册子等，专供给一些秘密社团。
就这样，他通过翻译、印刷大量的外国书刊起家，正式迈入了上海商界。由于他实在太忙，只能去做业余牧师。到了1892年春，他正式向南方卫理公会中国布道团辞职。这一举动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北卡罗来纳州传来了一些风言风语。宋耀如感到很愤怒，盛怒之下，他给《基督教倡导者》编辑部写信，一挥而就：
亲爱的里德兄：
你是否可以高抬贵手，借我贵栏一席宝地，让我说几句话，以正北卡罗来纳某些人士的视听。我从朋友来信获悉，在他居住的城市有报道说，我“已重返异教徒偶像崇拜的习俗中去了。”我特写此信申明，此话毫无事实根据。自我信奉基督以来，从未想到要背弃我虔诚信奉的救世主耶稣，而去顶礼膜拜那没有生命的木、石之神。舍永生而求永灭，这简直是太傻了。
但谣言的制造者也许会说，所罗门是古今世界智慧最高的人，而他后来不也崇拜起偶像来了吗？他尚且如此，难道别人就不会这样干？我的回答是，我既不如所罗门那样聪颖，也不像他那样愚蠢。但笔者声言，他的见识足以使自己竭尽全力充当主的奴仆，直到离开人世为止。
我之所以离开布道团，是因为它给我的（薪金）不足以维持生活。靠每月十五美元的薪水，我养不活自己、妻子和孩子。我希望我的朋友能够明了，我离开布道团，并不是说我放弃了信奉基督和受难的我主。
目前，我一面跟美国《圣经》出版协会共事，一面仍在做跟我们的宗教有关的事业。跟我一起出版《主》、《兄弟山》以及《波奈尔》等书的工友们可以为此作证。所以，我脱离布道团，毋宁说倒是成了布道团的单干成员，或可说我是一名竭力为布道团办事而又不依赖美国国内教会支持的布道人。
我现在执掌着我们新的卫理公会教堂，这是美国堪萨斯城摩尔兄弟的捐赠，是中国国内最好的一座教堂。
我们在这所教堂里开办了一所很火的主日学校，有一个很不错的教员班子，我本人也教课。学生有老有小。我们非常喜欢这个“国际主日学校”。你们若有谁能在星期日上午来看看，我们将给予难以忘怀的欢迎，并让你们看看，孩子们的功课念得多好。
我希望，那些听说我“已重返异教徒偶像崇拜的习俗”的人发发慈悲，读一读这几行字，请他们自己作出判断，我宋查理究竟立足何方。我喜爱我所信仰的宗教，也希望我的朋友也喜爱他们的宗教。……
就这样，宋耀如很有尊严地离开了布道团，努力从事他的新事业——出版业。同时，他还在一家面粉厂当经理，薪资极为丰厚。他经营有道，这家面粉厂发展极好，后来竟成为亚洲最大的面粉厂之一。同时，他还是几家工厂的英语总经理，凭借着流利的英语和精明的头脑，无论是同西方人谈判，还是充当购买美国机器时的中间人，他都游刃有余。
后来，他在曾经资助他求学的美国恩人卡尔的协助下从事进口机器的生意，成了中国最早做进口重型工业机器的商人之一。
渐渐地，宋耀如不但摆脱了贫困的生活，还在圈内出了名。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又擅经商，还是一名杰出的牧师，成了当时上海交际圈的知名人物。
结识国父孙中山，做革命“隐君子”
宋耀如发迹后，一路顺风顺水，事业家庭两得意。就在他大笔吸金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改变他生活轨迹的人，这个人就是后来做了他二女婿的国父孙中山。
1894年，孙中山写了一篇《上李鸿章书》，他拿着这封书信到天津求见李鸿章。途经上海时，在公共租界的卫理公会教堂内，第一次与宋耀如相见。他们都是广东人，讲同种方言，都能说英语，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且同是基督徒。如此等等，让两人一见如故。
认识孙中山以后，宋耀如的生活与思想都发生了很大转变。孙中山对革命事业的热忱与不懈奋斗的精神深深影响了他，他对孙中山不同寻常的勇气十分钦佩，并热情地邀请孙中山住在自己家。
尽管宋耀如对孙中山的勇气十分钦佩，却不大赞同他的做法，认为他上书成功的可能性不大。果然，孙中山吃了个闭门羹。政务繁忙的李鸿章没空见他这个无名小卒，孙中山失望而归。宋耀如不忍看孙中山无功而返，便想方设法将孙中山的这篇文章刊登在了林乐知办的《新教会报》上。
宋耀如与孙中山相识后，为他提供过不少帮助，比如让他在上海的家中居住，将书房让出供他们召开各种秘密会议，还主动掏钱支持孙中山进行各种革命活动。
第一次广州武装起义失败后，宋耀如与孙中山的关系更紧密了。孙中山流亡海外时，宋耀如继续经营他的出版事业，而且越做越好。华美书馆出版了不少宗教、世俗书籍，还历史性地出版了中国最早的方言《圣经》之一——《苏州方言圣约书》。
当时宋耀如在上海的名气可谓如日中天，他与别人投资合作创办了上海商务印书馆，这家印书馆是中国最古老出色的出版社之一。在恩人卡尔的支持下，他还投资创办了香烟厂、棉纺厂，这时的他已经相当富有。
■成熟而稳健的实业家宋耀如
宋耀如在经商的同时，并未忘记与孙中山共同的革命理想，他为革命事业投入了相当多的金钱。比如创建了上海华人基督教青年会，目的是为了帮助革命者拥有秘密而安全的活动场所，同时还将自己在虹口的住宅和山东路的老印刷所提供给革命党的高级领导人开会。
这时的宋耀如已人近中年，他一方面拥有富足的生活和较高的名望，另一方面又时刻在为革命事业而牵挂。他清楚革命活动是危险的，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曾为自己购买过一张葡萄牙护照，上面写着他的出生地为澳门，葡萄牙国籍的护照可以避开新颁布的《排华法》。他是怕万一哪天出了什么事，可以凭这个护照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去美国避难。
1905年，为革命继续奔走的宋耀如还曾千里迢迢去美国募捐，这是他毕业离开美国后首次踏上美国的土地，心中不禁感慨万分。当初离开的时候，他仍然是个落魄的穷小子，现在则是以体面的商人身份重新到美国。
当他乘坐的大型轮船驶入旧金山码头时，受到了前来迎接的“致公堂”成员们的欢迎。“致公堂”是美国的一个华人组织，又称为“世界华人自由共济会”。通过“致公堂”成员们的介绍，他认识了不少华人银行家与实业家。
在美的许多华人虽然一直在异国打拼，可都没有忘记过祖国，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祖国的消息，他们渴望祖国能快些强大与繁荣起来，使他们在国外也能扬眉吐气。当听说宋耀如赴美的目的后，这些富裕的华人们纷纷表示愿意慷慨解囊。没过多久，宋耀如就筹到了一笔很可观的捐款。
宋耀如在美期间，还专程去了北卡罗来纳州与恩人朱利安·卡尔见面。不论是在宋耀如求学，还是之后在上海为事业打拼，朱利安·卡尔都为他提供过无私的帮助，对宋耀如来说，他不仅仅是恩人，更是自己的人生导师与最重要的朋友。
两人在达勒姆火车站见面后，便激动地紧紧拥抱在一起。当卡尔看到昔日傻傻的穷孩子变成了精明能干的实业家时，十分欣慰。
随后的几周，宋耀如一直住在卡尔家中，两人经常促膝长谈。宋耀如谈到了来美的真实目的，并对他说起中国国内的形势，比如清政府腐败无能，起义失败等事，并提到起义失败是因为准备不足，经费不够等等。卡尔听到不少革命党人遭到残酷杀戮，如活埋、砍头等，愤怒至极。
卡尔是个大慈善家，又与宋耀如相识多年，对他非常信任，听说革命缺乏资金，当即表示会拿一笔钱捐献给革命事业，宋耀如对卡尔越发充满了感激之情。
告别卡尔后，宋耀如北上纽约，随后无人知晓他的去向。他在北美待了半年多，为革命事业筹集了200万美元的经费，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宋耀如的老朋友以及卡尔的慷慨资助。
这笔数目庞大的经费给予了革命事业很大的帮助，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特地任命宋耀如为司库。实际上，他过去也曾担任过这一职位，只是当时是非正式的。与此同时，他仍兼任孙中山在上海党部的执行秘书。
可以说，宋耀如是孙中山事业的紧密追随者，是孙中山的重要财力支柱。他经常自掏腰包支持孙中山，确保其经济上无后顾之忧。也许，正是因为与孙中山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便注定了宋耀如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
倪桂珍是清末民初杰出的女性人物之一，也是民国最优秀的母亲之一。她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养育了三个异常优秀的女儿——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三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使人们对她们的母亲充满了好奇。
究竟是什么样的杰出女性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女儿？这位女性身上又有着什么特质能深深影响这些民国“皇后”们呢？答案似乎就在静静流淌着的历史之河的细石深处……
名门闺秀，才华横溢
倪桂珍出身名门，其先祖可以追溯到明末科学家、农学家和政治家徐光启。1601年，徐光启在著名传教士利玛窦的介绍下，正式皈依基督教，成为基督教徒。据说上海徐家汇的天文台，就是以他的家族命名的。
徐光启曾担任过崇祯皇帝的礼部尚书，兼任东阁大学士，且是教会台柱。他翻译过多部欧洲著作，种类繁多，包括三角学、水力学、天文学，甚至还有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等，是一个极富才学的人。徐光启后来离开北京，回到家乡上海，上海天主教最大的教堂，便设在徐家汇徐光启的故居。
倪桂珍的母亲就属于徐氏家族，出生在上海西郊的徐家汇，成年后嫁给了其家庭教师倪韫山。倪韫山是美国圣公会的教徒，在他的带动下，倪桂珍的母亲也信奉起了圣公会。
1869年，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婴出生了，她便是倪桂珍。对倪桂珍来说，生在这样的家庭是一种幸运，她的父母十分民主，不重男轻女。她的父母共有三女一子，分别是倪桂清、倪桂殊、倪桂珍和倪锡庆，倪桂珍是老三，从小聪明活泼，深受父母喜爱。
倪桂珍三四岁时就开始在私塾念书，5岁时跟着家庭教师学习汉字、书法等，8岁时进入由上海妇女联合救济机构开办的布里奇曼女子学校读书，14岁时被保送到上海西门的佩文女子中学，17岁时从中学毕业。在校期间，她成绩优异，擅长数学，喜欢弹钢琴，毕业后留校任教员。
倪桂珍从小就胆大过人，处事不惊，倪家后人们曾提及关于倪桂珍小时候的故事。有一次，倪桂珍与二姐桂殊在上海斜桥边玩，没想到遇到了小混混。那小混混牵着恶狗，带着恶仆，意图非礼她们。倪桂珍挺身而出，对其厉声斥责，几人对峙间，校警闻讯赶来，小混混见势不妙，赶紧灰溜溜地跑掉了。
■宋氏姐妹们的母亲倪桂珍
由于生在一个颇为民主的家庭，倪桂珍从小就敢作敢为，有主见，能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当时的女性都必须缠足，可倪桂珍小时候因为对缠足不适应，发起了高烧。她对缠足十分抵制，使父母最终放弃了让她缠足的打算。
成年以后的倪桂珍，就因为缠足的问题在婚姻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当时人们比较保守，价值观、审美观被严重扭曲，一个没有缠过足的女孩很难受到别人的青睐；再加上她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可谓才华横溢，在推崇“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显得较为异类，许多保守的家庭都不愿向其提亲。
如此种种，使得倪桂珍便成了一个19岁还未嫁出去的“老姑娘”。恰逢此时，牛尚周向其父母推荐了宋耀如。尽管宋耀如后来做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可在未发迹时很难找到适合的对象。他不中不西的模样，以及国人看来很怪异的传教士身份，再加上当时穷困潦倒，没几个条件好的姑娘能看得上他。
幸而倪桂珍的父母“慧眼识英雄”，与宋耀如见过面之后，便同意了两人的婚事。婚后没过多久，倪桂珍随同丈夫一起回到祖籍余姚老家，拜会了同乡族邻后在余姚城区参加了布道活动。活动结束后随夫离开上海，赴昆山布道。
在昆山，她与丈夫一边布道，一边经商，同时开始独立传教。那时，他们的生活过得很辛苦，倪桂珍甚至在冬天时买不起一条围巾，只能把旧毛巾围在脖子上。虽然生活很贫困，但因为夫妇俩信仰、性格和兴趣契合，日子仍过得很愉快。
倪桂珍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甚至为他脱离倪家信奉的宗派伦敦会，转而进入宋耀如所在的美国监理会。她曾说：“我遵从上帝的启示，上帝指引我来到查理身边，我要辅佐他，支持他，为他的事业献出我的一切！”
倪桂珍的父亲曾一度为她的决定感到震惊，一个人脱离了原本的教会而转而信奉其他教会，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会引起人们的震惊。宋耀如则是被她深深感动，他曾这样谈论过妻子：“桂珍是生活在东方的坚强女性，她的伟大在于敢自己选择爱人，这在东方、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思议。”
1889—1907年间，宋耀如夫妇共生了六个孩子，分别是大女儿宋霭龄，二女儿宋庆龄，三子宋子文，四女儿宋美龄，五子宋子良和六子宋子安。
比起丈夫宋耀如，倪桂珍为家庭付出了更多的精力。宋耀如是个商人，除赚钱养家外，还要忙于各种社会活动，所以家中事几乎全由倪桂珍包办。可以说，在宋家，并非是中国传统家庭那样的“严父慈母”，而是“母代父职”。
倪桂珍对家庭、孩子都有高度的责任感，对他们要求很严格。她按照清教徒禁欲主义的规范生活，绝对不允许孩子有酗酒、赌博等行为，要求孩子们在上帝面前必须虔诚规矩，她认为溺爱会使孩子们有依赖性，将来难有作为。
除了在家中做合格的妻子与母亲外，倪桂珍还对社会福利事业十分热心。据她的儿女回忆说：“母亲料理家务，设法量入为出。凡是省吃俭用节余下的钱，她即捐赠给革命事业。她也接济穷人，并且是学校和教堂的赞助人。”可见，母亲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几近完美。
贤良淑德，世间罕有
倪桂珍教育子女的方式，被人们评价为“斯巴达克式”教育。斯巴达克人勤劳、刻苦，吃苦耐劳，而倪桂珍也一直在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们各种能力与吃苦的精神。
她极重视女儿们的实际生活能力。她教女儿学做饭、学煮菜，以及学着做针线活。宋庆龄和宋美龄针线活学得还不错，唯独宋霭龄没法学好，后因父亲说情，才免去了学习针线活这一苦差事。
倪桂珍对子女们进行了最初的民主启蒙教育，经常从美国购买原版的幼儿读物，带领他们合编《上海儿童报》，督促他们学中英文、演讲、打字、书法、弹钢琴等，促进了他们才智的发展。她有时还会为孩子们讲述历史故事，使他们从中受益。
她的子女们在传记中提到：“母亲单独教我们和演奏音乐，和我们一起吃了无数的苦，但她心平气和地忍受了这一切。那时人们刚刚开始认真对待女孩子的教育问题，而母亲却早已打定主意：她的所有女儿都应该到国外去学习。”
那个年代，是一个严重重男轻女的年代，并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但受过西学教育的倪桂珍抛弃了这种封建思想，对女儿们的学业极为重视。在女儿们还很小的时候，她就同丈夫一同把她们送进寄宿学校去读书；待她们再大一点时，又将她们一个个送到国外留学，使她们接受美国精英教育。
那时的倪桂珍大概未曾想到，正是因为他们夫妇二人的这一举动，才有了日后的宋氏“皇后”们。若三姐妹没有海外留学背景，没有接受过西方民主教育，没有具备国际化视野，以及不能说一口流利英文的话，她们未必能有日后的辉煌成就。
大女儿宋霭龄是宋家第一个出国留学的孩子，17岁就远渡重洋到美国求学，年纪轻轻就必须面对与从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气候、生活习惯等，但倪桂珍相信她能适应这一切；几年后，15岁的宋庆龄和11岁的宋美龄也到美国求学，一去便是多年，后都取得了学士学位。
倪桂珍不仅是位良母，还是位通情达理的贤妻。她虽然有时不懂丈夫及儿女们在做什么，也不懂他们从事的革命事业，可出于对丈夫的信任，她仍始终支持、帮助丈夫。
她曾与丈夫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成立了第一个民主主义组织“兴中会”，建立同盟会的联络总部，还曾同丈夫一起数次支援孙中山及黄炎培等人东渡日本。1913年，袁世凯篡夺大总统之位，倪桂珍跟着丈夫，与全家一起流亡日本，在那里待了两年才返回上海。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中，她既没有责备丈夫，亦没有任何怨言，而是全心全意照顾家人，其贤良淑德实为世间罕有。
在婚姻问题上，除了大女儿宋霭龄之外，宋家女儿们的婚事几乎都遭到了父母的反对。但是，父母始终拗不过女儿，还是让她们分别与孙中山、蒋介石结婚。尽管在婚姻的想法上与母亲的意见相左，但姐妹们一直与母亲的关系很好。
宋庆龄在上海的故居一直挂着倪桂珍的遗像，在其北京的故居里还放着其赠送的结婚礼物，百子图缎绣被面、咖啡具、宝石别针等。宋庆龄晚年时曾这样描述母亲：她仍然端庄高贵，娴静美丽，没有一个画家能画出她的神韵。
■宋庆龄、宋霭龄和母亲倪桂珍的合影
宋美龄也曾表述过对母亲的情感。1955年的台湾《读者文摘》杂志上曾发表过宋美龄的一篇名为《祈祷的力量》的文章，文章中写道：
在母亲看来，祷告上帝不仅是请求他祝福她的子女，乃是等候他的旨意。对于她，宗教不是单行道。她按照他的箴言生活，公正行事，爱慈悲，谦卑地与他同行。她常向我强调这一点：我们不应当要求上帝做任何可能伤害别人的事。她的去世对于她的子女是极惨重的打击，可是对于我的打击也许比较更重，因为我是她最小的女儿，曾十分依靠她而不自知。
1931年7月，身在青岛的倪桂珍突然听说儿子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遭到枪杀的消息，血压顿时升高。尽管宋子文躲过一劫，但倪桂珍终因抢救无效过世，享年63岁，后与丈夫同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蒋介石、孔祥熙等人都参加了她的葬礼。
纵观倪桂珍的一生，她虽只是一位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家中的贤内助，但其温柔优雅的气质，通情达理的情性，吃苦耐劳的品格，深深影响了每一位家庭成员。可以说，若没有这位伟大的母亲，就没有后来光彩夺目的宋氏三姐妹。因为，母亲的重要性永远无可取代。
■年轻时的宋霭龄
宋霭龄是宋耀如与倪桂珍的长女，她不像二妹庆龄与三妹美龄那样是政坛上光芒四射的人物，而是躲在幕后暗暗操纵着这一切。
有人说，宋霭龄是宋氏家族崛起后的真正领袖，是操纵指挥弟弟妹妹及丈夫的垂帘者。她外表温柔文雅，内在却工于心计，是一个既深受西方文化教育影响又深谙中国人情世故的未加冕的女王。
《纽约时报》曾在她去世后这样描述她：“这个世界上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掠夺成性的居民昨天在一片缄默的气氛中辞世了。这是一位在金融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妇女，是世界上少有的靠自己的精明手段敛财的最有钱的妇女，是介绍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的媒人，是宋家神话的创造者，是使宋家王朝掌权的设计者。”
快乐无忧，最是难忘的童年
1889年7月15日，宋霭龄出生，她的到来令父母欢喜不已。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度过一个快乐的童年，发迹后，宋耀如特地在上海市郊的虹口地区找到一块地，盖起了一幢中西合璧式样的房子。
宋耀如认为，最好的教育方式应符合孩子的天性，他的童年、少年及青年时期是在乡村度过的，童年时的海南岛的文昌，少年、青年时的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以及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乡村地带等优美的田园风光带给了他很多美好的回忆，使他养成热爱冒险、追求自由，胆大、独立的性格，这种性格使成年后的他在事业上受益良多。
宋耀如认为，城市生活过于压抑、沉闷及刻板，不适合孩子天性的发展。他在上海市郊的房子修得很漂亮，有绿树、小溪、菜园还有草地，十分适合孩子欢快地玩耍。霭龄从这幢乡村别墅里找到了很大的快乐，她爬树、捉虫、摘花等，夏天的夜晚与父亲一起看星星，冬天的夜晚在火炉旁听父亲讲故事。
宋霭龄10岁时，父亲从美国订购了一辆自行车送给她，霭龄兴奋极了。在当时，自行车极为罕见。埃米莉·哈恩在《宋美龄传》里提到，宋耀如是上海第一个有自行车的人，而宋霭龄则是中国女孩中第一个拥有自行车的人。霭龄常常骑着自行车四处乱转，开心地大笑，心中满满的都是愉悦。
霭龄不喜欢学女红、烹调，不喜欢循规蹈矩，自我意识较强。宋母倪桂珍曾请来一位刺绣女工教女儿们学做女红。宋霭龄不喜欢刺绣，偶然发现“女工伙计”在上海方言里与“女叫花子”的发音很接近时，灵机一动，便决定与那位女红师傅开个玩笑。她约上两个妹妹，第二天学做刺绣时，她们便将这位女红师傅全叫做“女叫花子”，故意问这个或问那个，每人叫上一次，然后，姐妹们笑个不停。
后来，女红师傅发现了这个秘密，气冲冲地告诉了倪桂珍。倪桂珍很生气，不但严厉地训斥了女儿们，甚至还要打宋霭龄。宋耀如回家后得知此事，倒未多责怪女儿，而是对夫人说，刺绣针线活儿之类的，不学也罢，倒不如腾出时间让孩子多学点有用的东西，倪桂珍听从了他的建议。
霭龄虽不喜欢做针线活，但她很喜欢上学。她五岁就进入马克谛耶卫理女校学习，还是自己主动要求去的。
有一天，她的父亲带她去吉伯路上的教堂参加教会服务工作时，她被唱诗班充满情感与神秘宗教色彩的歌声吸引住了。后来，当她听说唱诗班的女学生都是来自马克谛耶卫理女校时，便提出了想去这所学校读书的想法。
父亲很快就答应了，但母亲却有些忧虑，她担心孩子太小无法适应学校生活，父亲却认为这是锻炼女儿独立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便说服了母亲。
马克谛耶卫理女校是南方卫理教会于1892年3月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女子收费学校，授课内容以西学为主，如语文、英语、历史、地理等，除了语文外，其他的科目全用英语讲授，历史、地理等科目的课本是在美国出版的，并且由美国老师授课。
父亲带着小霭龄去了学校，以诚意感动了校长。校长同意让霭龄入学，并单独为她开设课程，由校长亲自授课，两年后再跟班学习。
由于年龄太小，小霭龄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桌椅过高，吃饭时手够不着桌上的饭菜，晚上一个人睡觉时还会感到寂寞与害怕等。但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她都从未想过要放弃，而是咬牙坚持下来。两年后，她被编入正常班级跟班学习，终于走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求学时光。
霭龄在马克谛耶女校学习生活了十年，其间，她的两个妹妹庆龄和美龄也陆续进入这所学校读书。她是老大，俨然成了两个妹妹的保护人和监护人，虽然那时她只不过15岁。
时间一天天流逝，宋耀如开始考虑霭龄的留学事宜。他曾在因缘际会下得到了在美国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从而改变了后半生的命运，因此也希望女儿接受美国精英教育。他找到好友步惠廉，步惠廉当时是正在上海传教的美国牧师，希望他能帮忙联系霭龄留学一事。
热心的步惠廉立刻答应了，然后写信给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校长杜邦·格利，向他介绍了宋耀如及其女儿霭龄的情况。
不久，步惠廉收到了杜邦·格利的回信，这位好心的校长同意了霭龄的入学请求，并提议其可以作为一名预科生入学。同时，热心的格利还表示，霭龄来美后可以先住他家，待其对环境适应后再在学校住读。
格利同意霭龄入学并非偶然。一是他与步惠廉牧师是多年的好友，二是美国人很看重通过艰苦奋斗获得成就的人，而宋耀如恰恰就是这类“个人英雄”的代表，出于内心的赏识，格利自然愿意他的女儿来这所女子学院读书。
接到肯定的回复后，宋家人感到很兴奋，尤其是父亲宋耀如。他在短暂的高兴过后，开始积极为女儿留学作精心准备。他先去葡萄牙驻上海领事馆缴了一笔“特别费”，为霭龄买了一张葡萄牙护照。当时，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试图将大批没有职业的中国劳工赶出美国，出于保护女儿的想法，宋耀如便给霭龄办了一张葡萄牙护照，以备不时之需。
■学生时代的宋霭龄
办好护照后，宋耀如对霭龄灌输了不少关于美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知识，同时还教她一些必须掌握的英语会话，让她学会适应那边的生活和保护自己。霭龄学得很认真，并从心底感激父亲。
1904年5月，霭龄正式踏上了赴美的旅程。那一天，仍未成年的她尽可能摒弃离愁别绪，以一种轻松洒脱的姿态告别。她跟随队伍踏上太平洋邮轮公司的“高丽”号轮船后，站在甲板上向家人挥手告别。
带着些微鱼腥味的海风吹来，扑在她的脸上，飘入她的鼻子里，也许，那时的她是伤感的，心中还会有种酸酸的、不踏实的感觉，可是要强的她绝不会把这种脆弱的感情表现出来。她努力扬着手，吸着鼻子，尽量从容不迫地面向大海，面向她另一个崭新的未来。
坚强不屈，痛并快乐的留学生活
霭龄的留学之路一波三折。“高丽”号起航的第二天，一个乘客因急性肺炎突然病死，引起了一系列的麻烦。当邮轮在第三天抵达日本神户港时，当地检疫官们要求这艘船必须停下来接受检查。
原来，多疑的检疫官们认为那个乘客可能是因淋巴腺鼠疫而死，便要求每个乘客和船员上岸进行检疫。船上所有人都被赶入有着大量药物的热水盆里浸泡，进行着所谓的“消毒”。从没出过远门的霭龄从未经历过这一切，她闻着刺鼻的药味，坚强地挺了过来。
10天后，“高丽”号邮轮终于可以重新起航，就在霭龄准备松口气时，意外又发生了。随行的步惠廉太太因在上船前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伤寒，身体非常虚弱，再加上又经历了神户港一事，导致旧疾复发。步惠廉牧师焦急万分，准备带着太太从日本横滨港上岸，送入当地医院急救。
步惠廉牧师在离开前，将十几岁的霭龄交给一对南方卫理公会的传教士夫妇照顾，但后来霭龄无意中听到了这对夫妇对中国人的侮辱性言词，便决意不接近他们。霭龄原本以为自己会孤独地度过难熬的海上时光，却无意中与一位从横滨上船的女传教士兰曼小姐相识。两人交谈甚欢，很快成为朋友，旅途也变得不再寂寞。
历经波折，“高丽”号邮轮终于安全抵达终点站旧金山。在入境时，原本以为苦尽甘来的霭龄又遇到了麻烦。原来，移民官员认为她的葡萄牙护照不符合要求，不准其入境。面对移民官员的粗暴态度，小霭龄丝毫不畏惧，沉着淡定，竭力辩解，但移民官仍决定将她送进拘留所。
兰曼小姐目睹这一切，十分气愤，决定帮助好朋友。热心肠的她立刻与好友克伦拉斯·里德博士电话联系，请他利用教会的关系与白宫交涉，帮霭龄一把。兰曼小姐的侠义心肠感动了一位移民局官员，他从中周旋，使霭龄最后未被送进拘留所，而是留在“高丽”号上，如果“高丽”号离开，那么霭龄将移到另一艘船上。
三周过去了，霭龄连续换了四艘船后，在兰曼小姐的帮助下，美国政府批准了霭龄的留学申请，她终于能上岸了。
霭龄在旧金山住了三天后，步惠廉及其四个儿子陆续赶到，而步惠廉夫人却因病情过重病逝，葬在日本。尽管刚刚遭遇丧妻之痛，可步惠廉仍然强打精神，要将霭龄送到学校。他乘火车从加利福尼亚辗转来到了位于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精明能干的贵妇人宋霭龄
在梅肯车站，威斯里安学院的格利院长组织的迎接人员已经站在那里等候多时。面对这一切，霭龄感叹万分，尽管一路波折，但总算是胜利到达了。
这段经历令霭龄终生难忘。1905年冬，霭龄随姨父温秉忠出席白宫宴会时，曾向罗斯福总统诉说了当年的遭遇，并表示了不满。据说，罗斯福还向这位伶牙俐齿的小姑娘道了歉。
试想，一个敢当场向美国总统表示不满的小姑娘的胆量与气魄该是如何之大，从这时的她身上就已能看出日后“垂帘听政”的女王的影子。
霭龄是当时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第一位中国女学生，当到达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后，梅肯的《申讯报》还作了报道：
宋霭龄在赴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途中，被扣留在旧金山港口船上。这位中国姑娘于凌晨零点三十分，在步惠廉牧师的陪同下抵达梅肯。步惠廉先生自上海返回美国途中耽搁了一段时间。人们不会忘记步惠廉夫人在归国途中死于横滨。这位中国姑娘在旧金山受阻，等候步惠廉先生的到来。
宋小姐长于上海，其母是中国基督教徒，其父希望她在美国完成学业，使她获得在本国人民中间进行基督教工作的资格。
昨天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院长格利说：“自幼年时，她就受到我们教会的熏陶，我们的传教士步惠廉先生今年夏季回国休假，携带她一起来美，为此我感到十分高兴。他自然愿意她能入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他的姐妹和外甥中有许多人是本校毕业生。”
步惠廉先生致函格利院长，欣然作出了这位中国基督教牧师的女儿来院学习的安排，并根据院规，预先为她做好了准备。步惠廉先生抵达旧金山后，这位中国姑娘与他结伴而行。这样，她不是单身一人横跨大陆来到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据说这位姑娘相当聪颖。
……
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创立于1836年，原名佐治亚女子学院，后于1843年改为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这所学院后来因宋氏三姐妹而名声大振。
据说，霭龄刚刚进入学院时，就引来了许多同学惊讶的目光。一张典型的亚洲面孔，言谈举止中流露出东方女性的温柔与含蓄。刚开始，大家并没有刻意接近她，而是暗暗观察她。不久后，大家发现这个来自中国的女孩为人坦率、热情，且学习努力，成绩优异，尤其在数学方面赶超了大部分同学，才开始慢慢接近她，并愿意与她做朋友。
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长格利认为，留学生活对霭龄来说并不算太困难。在语言上，她能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基本上没遇到什么障碍；在饮食上，她早已学会吃西餐，西餐可是宋家的主要食物之一；在穿戴上，霭龄曾在“家庭留美预备学校”进行了训练，在行李中准备了一箱子漂亮衣服。另外，她当时以预科班学生的身份在学校注册后，在格利校长的家中住了一段不短的时间，也为她适应环境增添了不少助力。
霭龄除了在学业上极为优异外，在表演与音乐上也颇具才华。霭龄曾和其他同学一起演出《校园风云》，这是一部根据贝蒂·沃尔斯著作改编的剧目，霭龄是改编主笔之一。此外，她还曾在毕业典礼上出演了由普契尼的《蝴蝶夫人》改编的话剧，显示出了其过人的才华。在学校，她的多才多艺很引人注目，是最受欢迎的同学之一。
留学之路是漫长而辛苦的，然而，比学业负担更让人觉得辛苦的是对家人们的思念，霭龄在留学时仅与父亲在纽约见过一面。
那是1906年初，她与姨父温秉忠去过白宫之后，又到纽约与父亲见面。父女分隔几年后再见，一时全都激动不已。看到女儿长大了，全身散发着自信的光彩，能说一口流利而地道的英语，且才气逼人，宋耀如欣慰不已。
五年后，霭龄以绝对优秀的高分成绩从学院毕业，此时的她信心满满，对回国后的生活充满信心。站在归国的海船甲板上，海风再次迎面拂来，此时的宋霭龄心中，装的不再是当初离别时的离愁别绪，而是即将与家人团聚的快乐与欢欣。
宋庆龄堪称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她在年轻的时候追随孙中山，是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和伴侣。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妇女儿童的卫生保健和文化教育福利事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宋庆龄是宋氏家族掌门人宋耀如的次女，端庄文雅，沉静美丽，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几个兄弟姐妹中出类拔萃。美国《内幕》杂志专栏作家约翰·根室曾经评论说，宋庆龄“无疑是宋家最重要的人物，因宋家的一切势力皆是经她发展扩大，如她未和革命之父结婚，其余的姐妹和弟弟就不会有今天”。
家有才女，远赴海外
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出生于一个下雪的日子，宋耀如见是个可爱的女孩，不禁喜从心来，夸她就像个雪孩子。他按美国人的习惯，除为爱女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外，还给她取了一个英文名字——罗莎蒙德。
宋庆龄小时候就长得十分漂亮，皮肤细嫩，五官柔美，眼睛里透出柔和的光泽，十分惹人喜爱。据说，她与母亲倪桂珍长得颇为相像。
宋耀如是个相当注重孩子教育并推崇美式教育的人。他曾在美国待了八年，深受美国文化与教育熏陶。当时，他在中西文化交融的上海做生意，清楚拥有海外教育背景的重要性，再加上自己更推崇美国教育的实用，便暗下决心等孩子长大后一定要送他们到国外留学。
■少年宋庆龄与母亲合影
一位专门研究宋家姐妹的台湾作家黄瑞田曾说过：“时代造英雄。三朵金花，那么艳丽，她们不仅是中国的妇女领袖，亦为世界妇女领袖。高素质的父母才能培养高素质的子女。宋家教子有方，这个方就是美式教育、圣经故事、幽雅环境、民主气氛、音乐空间。”
宋耀如不像普通的中国男人那样重男轻女，他经常教导女儿：“身为女人不应妨碍自己成为祖国有成就的公民。”当宋庆龄七岁的时候，他便把她送进了马克谛耶学校，她是家里进入这所学校学习的第二个女儿。
宋氏夫妇之所以愿意将子女们都送进这所学校，就像一位名叫海淑德的教师曾说过的那样，他们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受到正规的西式教育，并在寄宿学校里培养出独立生活、个人奋斗的精神。
在这所学校里，每周三都会有一个宗教讨论会，学校会专门请一些社会上有名望的人来主持会议，宋氏夫妇偶尔也会来主持。在讨论会上，大人们鼓励孩子们提问题，通过公开讨论，解决她们心中的一些疑难问题，每个问题都被认为是正当的。
宋庆龄经常是提问的积极分子，富有怀疑与叛逆精神。有一次，她向李牧师提出了对基督信仰的怀疑后，大人们宽容地一笑了之，但妹妹宋美龄感到不解。回到寝室后，她质问宋庆龄为什么要对李牧师问这个问题，难道她不忠于信仰了吗？性格温柔的宋庆龄听后，也只是笑笑而已。
宋庆龄极爱读书，常在天色很晚时仍勤奋攻读。有时老师或家人希望她能稍微休息一下，她会婉转地回绝，并说自己只有在复习好功课后，才能感到快乐。
在家中，宋耀如经常对宋庆龄讲起在美国的经历，对亲人们的思念，在外生活的种种不便与坎坷，以及海外华人们的苦难与血泪，在美国学校里遇到的不平与歧视等，这些都深深打动了宋庆龄。正是宋耀如这些生动曲折的，富含爱国主义思想的故事，启发了宋庆龄最初的爱国情结。
在宋家，每周日晚上会举行晚会。通过晚会，孩子们可以施展才华，同时又锻炼了交际能力，不会见了人就害羞胆怯，躲在大人后面。渐渐地，三姐妹有了各自不同的爱好。宋霭龄喜欢唱歌，宋美龄学会了跳舞和绘画，而宋庆龄则爱上了弹琴。直到晚年，在宋庆龄的卧室兼办公室里，还摆着一架钢琴。那时的宋庆龄与家人分离，经常用弹琴来寄托对他们的思念之情。
1900年，宋庆龄见到了父亲的好友孙中山。这位孙先生经常出入宋家，并与父亲在房间内密谈。她有时能听到孙先生慷慨激昂的爱国话语，以及关于救国理想之类的话，在她心中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几年后，宋庆龄完成了马克谛耶女校的学业，在父亲的安排下准备去美国留学。那时，她的大姐宋霭龄已在美国读书了。怀着对未来的无限期望，宋庆龄带着妹妹宋美龄站在“满洲里”号邮轮上向家人挥手告别。
命运之船已然起航，载着这两位日后不凡的“皇后”，向不可预知的未来驶去。
■秀丽而文雅的宋庆龄
刻苦学习，胸怀爱国激情
从上海到美国，比起诸多波折的宋霭龄而言，宋庆龄与宋美龄可谓一帆风顺，在姨父温秉忠的护送下，她们在旧金山顺利地通过了关检。
刚到美国时，两姐妹在新泽西州萨密特小镇上的一所私立学校补习功课。庆龄主要补习法语和拉丁语，为考大学做准备。镇图书馆馆长路易斯·莫里斯对她的印象很深，认为她很严肃，总是读一些远超过自己年龄口味的书。庆龄热爱学习，博览群书，且有着一股吃苦的韧劲，在学习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那时，庆龄虽然常为学业忙碌，但经常与妹妹美龄在一起，与她的感情十分好，还时常与霭龄相聚，三姐妹相聚聊天，共享亲情之乐。
在美国，庆龄一直与家人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她曾收到过家人寄来的邮包，里面装的全是漂亮的衣物。当房间里只剩下她和美龄两个人的时候，她们就会穿上中国旗袍，开心地大笑。留学生活虽然清苦、寂寞，可因有家人的关爱，变得快乐与温暖起来。
来到美国的第二年，庆龄正式考入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得知自己被录取后，她立刻兴奋地给家人写信报喜。大姐宋霭龄当时在那所学院已是大四学生。不久后，父亲给庆龄写了回信，向她表示由衷的祝贺，同时也把国内的一些情况包括革命形势等告知了她。
庆龄看完信，得知父亲与孙中山先生都在为国家而努力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进入大学后，庆龄的世界变大了。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给庆龄展现了一个新的天地，她接触到的书籍更多，经常一头扎进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学习。她对哲学、历史课程极感兴趣，写作水平很高，在作文中，课堂辩论上，能经常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一位教授甚至表示能教庆龄这样的学生深感荣幸。
一位名叫凯瑟琳·卡恩斯的女同学曾对庆龄的写作水平和洞察力赞不绝口，说道：“她对写作很有修养，富有鉴别力，她能把任何一个同班同学身上最值得写的地方写出来。”
学习之余，庆龄也常参加各种活动，她担任过校刊《威斯里安》的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的通信干事。
尽管在美国生活多年，平日学业十分忙碌，但庆龄心中仍深深记挂着国家。在班上的一次讨论会上，一个美国同学发言时认为许多文明古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将被历史淘汰。庆龄听后愤怒不已，当即反驳道：“……中国决不会被淘汰，也不可能被淘汰，它就像一头沉睡的狮子，却不会永远地睡下去……”
庆龄言辞有力的反驳赢得了班上不少同学的掌声，她的热爱祖国、不卑不亢的形象让大家印象深刻。多年后，她的一位同学仍然记得她当时的表现：“她的志向，她的情感，她的整个生命都是中国的……”
■宋庆龄的毕业照片
庆龄爱国，表现在很多方面。她曾在求学时代发表过多篇文章，如《留学生在中国之影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等。《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写于她得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之后。当时她的心中激情澎湃，不禁提笔写道：
依照很多著名的教育家与政治家的意见，自滑铁卢战役之后，中国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是世界上最辉煌的成就。此后四万万人已从极端的君主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
中国革命的成功，标志着一个皇朝的覆灭。这个皇朝的强取豪夺和自私自利使这个曾经繁荣昌盛的国家变得一贫如洗，清朝政府被推翻，意味着恶贯满盈、道德沦丧的这个皇朝的毁灭和废除。
……
她在文章里尽情地抒发了自己的爱国激情，写作的时候仿佛笔尖都因激动而战栗，身心似乎都被爱国热情所注满。
在美国留学时，庆龄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学习以及关注中国革命和命运上。一些同学认为她每天是在过清教徒式的生活，有时连大姐霭龄也表示不解。霭龄曾问她，为什么她不懂得享受呢？庆龄回答说，自己一直都是享受的，但这并不能使她忘掉中国的一切。
庆龄喜爱写作，擅长写作，除了写爱国文章外，还写过一篇关于妇女解放的文章《近代中国妇女》。她相信中国会成为世界上具有最高教育水准的国家之一，妇女能与男子获得同等地位。此外，她还写过一些动人且富有教育意义的散文和小品文，如《四个点》、《爱玛》等，她的文笔流畅，观点深刻，曾获得过不少人的称赞。
1913年夏，庆龄以优异的成绩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原本打算再学习一两年的她，看到国内形势剧变，便决定回国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洪流中去。就这样，她怀着对未来的无限期望，乘上了归国的邮轮。
在船上，她给老师哈扎特夫人写了一封信：
我现在正航行在太平洋上，风平浪静，气候宜人，日子过得很惬意，在船舱里有报纸、杂志、鲜花和水果。……我带了一封给孙逸仙博士的私人信件，还有带给我父亲的六箱加利福尼亚的水果。……还有五天我就会在横滨看到我的父亲，也许还能看到全家人……他们走那么远来接我，这多么好，可是我还要一个多星期才能到达上海……中国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可能要留在日本了。
庆龄在这里道出了由于“二次革命”的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宋父为了怕受牵连，也只得带着全家去了日本的事实。此时她的心中既有将要见到家人的喜悦，也有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不安与担忧。
在日本横滨，她与父亲见面后，父亲便对她提起了国内局势。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2月12日，清帝退位，随后，孙中山在帝国主义以及革命党人中保守势力的压力下被迫辞去大总统一职。当庆龄了解到这一切后，一向爱国的她愤怒极了，表示一定要帮助孙中山先生。
之后，由于原本做孙中山秘书的霭龄与出身山西豪门的公子孔祥熙结婚，不方便继续做孙中山的助手，庆龄便接替姐姐成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
当时，怀着无比喜悦心情的庆龄大概做梦也没料到，正是这一举动改变了她的一生，也改变了宋家在历史上的地位，更改变了宋家人的命运。
同姐姐宋庆龄一样，宋美龄亦是20世纪世界杰出女性之一。她是蒋介石的第三任妻子，国民政府的“第一夫人”，与蒋家王朝贯彻始终，在当时中国政治、外交等领域极为活跃，对中国近代史和中美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8年1月，《时代》周刊将蒋宋推选为1937年“风云夫妇”，评论道：“他是盐商之子，她是《圣经》推销员之女。在西方没有任何一个妇女像蒋介石夫人在中国那样拥有崇高的地位。她和她的丈夫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跃升为古老的中国人民的道德与实质领袖，这项成就已涵盖了一页伟大的历史篇章。”
宋家美龄，倔强勇敢的小姑娘
宋美龄出生在上海。她是宋家的第四个孩子，排在宋霭龄、宋庆龄和宋子文之后。在她之后，母亲又生了两个小弟弟，宋子良和宋子安。
■童年时代的宋美龄
宋美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女性之一，然而，她的出生日期直到今天仍是一个谜。徐友春主编的《民国人物大辞典》将她的出生日期定为1901年，文史学家王舜祁则认为是1899年3月23日，美国学者西格雷夫考证为1897年3月5日，新华社在2003年10月电文里将宋美龄称为“享年106岁”。
另外，宋美龄在纽约芬克利夫墓园的墓碑上的生日日期被刻成1898年2月12日，这个日期是“阴历西（阳）用”，年为西历的公元，月和日则是阴历，当地的不少华人过世后也用这种类型的生日日期。
宋美龄没有任何来自官方的出生证明，只有一份在1907年获得的现存于西雅图美国国家档案库的护照，上面显示的日期为1898年3月4日。据有关专家建议，在未发现其更有力的出生证明之前，生日以护照上显示的日期为准。
宋美龄出生时，宋家已经十分富裕，再也难见当初窘迫不堪的状况。宋美龄很幸运，不但从小过上了较为富足的生活，且由于是家中最小的妹妹，从小最受父母宠爱。她小时候长得有点胖，被人称为“小灯笼”，性格任性顽皮，她自己曾说：“起初，我母亲把我打扮成小女生的样子。但是后来，我稍长大一些，一切行为举止愈来愈像顽皮的小男生，所以母亲就把我哥哥的衣服拿来给我穿，但因为哥哥长得太快了，每三四个月就得换新的衣服，所以我从哥哥那儿拿来的衣服穿也穿不完。”
宋美龄有过一段快乐的童年。她常与两个姐姐一起玩耍，与周围的许多小孩子一起做游戏。大姐宋霭龄的胆子最大，常带着他们爬上不高的院墙，追求一种刺激的快乐。她们还曾跑到稻田里抓小鱼、捉青蛙，去农家院子附近的果树上偷摘还没成熟的青果，玩得很开心，经常肆无忌惮地大笑。
对于孩子们的调皮，宋耀如当然清楚，但他认为爱玩是小孩子的天性，因此从不阻止或责备，当附近的农民们来找他告状时，他会加倍赔偿农民们的损失，但不会责怪女儿们。
宋美龄小时候经常玩捉迷藏，但因为年纪小，不大会玩，常常不知该藏到哪儿，总是很快就被别人找到了。有一次玩捉迷藏时，有个小孩想跟她开个玩笑，便对她说：“你站在花园里，闭上眼睛数100下，再来找我们，不许偷看哦。”
宋美龄用小手捂住了眼睛，然后从1数到了100，睁开眼睛一看，发现四周一片寂静，找了半天，一个人也没找到，她这才发现上当受骗了。一种被抛弃的委屈感和无助感涌上心头，使她难过地哭起来。
哭得正伤心的时候，大姐宋霭龄跑了过来，为她擦干眼泪，并告诉她，当她长大以后就不会感到害怕了。那一瞬间，她的心中产生了莫名的安全感，对大姐也产生了一种奇异的信任。大姐从小帮助她，保护她，使她对大姐产生了英雄般的崇拜。成年后的宋美龄与宋霭龄的感情也是最好，或许童年时的信任与安全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据说，在她们小时候，宋霭龄在家发号施令，处理家务时，宋美龄总在一旁悄悄地看着，仿佛正在从她身上学些什么，希望将来能像姐姐一样能干或取代她成为发号施令的那个人。
五岁那年，宋美龄就进入了马克谛耶学校上学，并离家住校。
宋父与宋母之所以愿意让小美龄入校学习，是因为大女儿宋霭龄已在这所学校很好地成长起来，宋庆龄也在这所学校读书，有姐姐们做伴，美龄就不会遇到那么多困难。之后，在马克谛耶学校校长海淑德女士的安排下，年仅5岁的小美龄进入幼儿班，与二姐宋庆龄住同一间寝室。
小美龄很勤快，每当庆龄的朋友们回到寝室时，总能发现美龄为她们准备好的茶水，活泼可爱的她很得别人的喜爱。
小美龄很聪明，在功课上毫无困难，但她的霸道在与同学相处时显现了出来。同学们有时不理会她的颐指气使，她便会气得全身发抖，有时还会气过头。每当这种时候她的荨麻疹便会发作，身上会长出许多红肿块来。
小美龄的胆子很大。当时马克谛耶学校的两幢楼里，一幢有电灯，另一幢用汽灯照明。两栋楼之间是一段很黑的楼道，小美龄几次都壮着胆子一个人走过。老师在鼓励其他胆小的同学时常说：“你为什么不能像美龄一样勇敢，可以从那里走呢？”每次听到老师的表扬时，小美龄都特别高兴。
其实，她没有告诉别人，独自走过那段漆黑的楼道时，她也很害怕，吓得全身瑟瑟发抖，冷汗涔涔，但倔强的她仍强撑着走下去。
在学校，小美龄虽然表现出众，可她却没能待多久。在最初几个星期里，她表现得非常好，能轻松地完成功课，许多老师都喜欢她。她身上还有一种支配欲，常能迫使比她大的孩子听她的话。
但是天黑以后，她静静地躺在床上，窗外，风吹起了树叶，树影不断晃动，年幼的她心中惶恐不安。她睡着后还做起了噩梦，且不断地做噩梦，夜夜做，常常因可怕的梦而惊醒，发出的尖叫声划破了宿舍和走廊的寂静。
时间一长，老师们发现了美龄做噩梦这件事，并告诉了宋耀如。宋母得知后，坚持要求美龄回家。小美龄只得遗憾地告别了马克谛耶，由一位私塾老师来教她，一直持续到她出国留学。
早在1904年，宋耀如就通过老同学步惠廉的关系，将大女儿宋霭龄送到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之后，他开始计划着将二女儿宋庆龄也送到国外去。
那时，还不到十岁的美龄听说二姐要去美国读书，便吵着也要去。宋母倪桂珍有些犹豫，毕竟她太小了，但美龄坚持一定要一起去，还动用了生病时父母的许诺——如果她乖乖吃药，父母就必须达成她的愿望。
倪桂珍最终拗不过她，还是同意了。宋耀如则很欣赏女儿勇敢大胆的个性，认为美龄早点出去也好，可以锻炼在外生活的能力。
1906年，宋耀如去了美国，他此行是为孙中山筹款，同时也为女儿打听留学事宜。他询问萨米特学校负责女子预科教育的克拉拉小姐，是否能在明年接收他的两个女儿来校学习，克拉拉小姐表示欢迎。
那时，很少有把女儿送到国外留学的父母，更何况是同时把几个女儿送到国外去。许多人听说宋耀如将女儿送去留学都觉得很意外，认为这是一件十分不值的事，这笔留学费用用作嫁妆应更适合一些，但宋耀如仍坚持自己的想法。
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校长麦克阿斐女士曾说过：“宋美龄的双亲打破国内的习俗，送其东方生长的女儿来西方学校里求学实在是需要想象力及勇气的。鼓励在一种文化中成长的女儿到另一种文化中求学的宋氏父母实为东西文化融合的前驱。”
1907年夏，上海著名教育家温秉忠，也就是宋家姐妹们的二姨父率教育代表团赴美，顺便带上了两个小姐妹。
那年夏天，空气里充满了离别的味道，小美龄站在甲板上向父母告别。“满洲号”即将起航，小小年纪的她使劲挥着手，拼命地喊着，随着邮轮离开岸边，父母的身影越来越小。
那一刻，小美龄的心中或许有着离别的伤感，但更多的则是对新生活的期待与向往。
难忘校园时光，以优异成绩毕业
1907年，庆龄和美龄正式进入位于新泽西州萨米特镇的一所寄宿学校学习。美龄性格开朗，很快适应了留学生活。她喜欢坐同学多萝西·嘉吉斯的双轮马车，去她家玩。多萝西提起这两个姐妹时，曾说她们“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的生活方式，我们几乎都忘了她们是中国人。”她们穿上美国服装，能说英语，喜欢与大家一起玩捉迷藏的游戏。
萨米特镇学校的图书管理员路易斯·莫里斯说美龄喜欢看《彼得兔》之类的书，不像姐姐庆龄那样喜欢看一些比较深奥的书籍。美龄性格活跃，有时还喜欢看图书管理员莫里斯小姐在做什么，希望得到她的关注。
美龄在学校的生活无忧无虑，喜欢玩耍。1908年夏，美龄到新罕普郡过暑假，参加了一个私人暑假学校。她在温尼佩绍基湖里游泳，不小心发生了意外，若不是一个女孩抓住了她的胳膊，她就差点淹死。事后，她每每提起都心有余悸。
1908年9月，美龄与二姐庆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注册，15岁的庆龄成了预修班的学生，美龄因为年龄太小，只是办理了注册手续，却没办法成为正式学生。在这所学校，美龄有了一位“美国妈妈”。这位“美国妈妈”名叫玛吉·博克斯，她经常将美龄带在身边，负责她的日常衣着和教育，还常带她去买衣服。博克斯夫人是一个喜欢表达自己想法的人，据说，成年后的美龄身上就有博克斯夫人的教育痕迹。
美龄是个热情、幽默、早熟的女孩，还有点调皮似的倔强。当时，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校规明令禁止女学生们化妆，可有一天，美龄的脸上和嘴唇都涂得红红的，一个女学生质问美龄：“美龄，你肯定是化妆了。”美龄则毫不示弱地应道：“是的，是中国粉！”
1909年，大姐霭龄毕业，姐妹几个一起去佐治亚州东北部的小镇德莫雷斯特，拜访大学同学布兰奇·莫斯。三姐妹穿着漂亮的旗袍出现在这个小镇上时，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结果，美龄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决定留在那里继续学习，不愿像二姐庆龄一样回到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1913年，宋美龄（第一排左起第二个）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1909—1910年间，美龄在德莫雷斯特的一所名叫皮德蒙特的学院学习，在那里学习特殊的英语教育。她攻读了不少课程，如、拼写、语法、数学、生理学等，平均成绩在93分以上。在这所学校，她发现一些八年级的同学已是成年人，他们多来自山区，在小学教了几年书以后，才凑够学费来到德莫雷斯特上学。
美龄被深深触动了，她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世界上还有一些人，因为上不起学而苦苦挣扎，为了接受好的教育，这些人历经超过自己数倍的艰辛。
1910年，美龄回到了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这时校长已换成了一位曾做过牧师、领导过南部卫理公会教会工作的男人威廉·安斯华斯。没过多久，美龄就与安斯华斯校长的女儿艾罗斯成了好朋友。她们经常一起玩耍，爬无花果树，还喜欢一起去看年龄大一些的女孩子们在做什么。
多年以后，美龄无限怀念地回忆起这段时光时说：“大孩子们肯定有秘密，我们非常想知道她们在说什么，但她们永远都不会告诉我们……”
在校期间，美龄的生活丰富多彩，她还曾组织了一个“三人俱乐部”，成员包括她自己、艾罗斯和一个名叫玛乔丽的女孩。三人共同创办过一份报纸，主要用来刊登一些女大学生们的八卦新闻。报纸上的内容写在普通作业本上，每份五美分，每天能卖出五份。她们经常为如何分配卖报纸的钱伤透脑筋，不知是用来买冰激凌好还是去女孩酒吧。
1912年秋，美龄正式成为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大一新生。她当过学校警卫官，担任过拉拉队长，还曾是网球队成员以及乌鸦比利俱乐部成员。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美龄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最重要的是她培养了自信心与自豪感。她喜欢这所学校，这所学校带给过她很多美好的回忆。之后，如果不是因为二姐庆龄毕业，她可能还会一直在这所学校待下去。
1913年，庆龄毕业。没有了二姐的照顾，美龄不得不于同年夏天转学到美国北部的韦尔斯利大学，那里离在哈佛攻读的哥哥宋子文比较近，兄妹间联络和互相照应都比较方便。
韦尔斯利大学的许多学生都认为美龄不像中国人，因为她非常美国化，她甚至有时会这样介绍自己：“我来自美国南部。”
这所大学没有为大一新生准备学生宿舍，美龄与她的同学们便暂居在韦尔斯利镇居民的家中。她经常会在寄居的波特夫妇家中的客厅里摆上一张凳子，然后站在凳子上演讲，听众便是波特夫人。虽然美龄有时会从凳子上跌下来，或者甩下一只拖鞋，但丝毫不会影响她演讲的积极性。直到大二那年，美龄才搬回了学校宿舍居住。
美龄在大学的成绩很优秀，教过她的老师波尔·图埃尔说道：“在学业上她很聪明，无论书面写作还是口头表达，都比其他学生要好。她的英语非常地道，和我们这些本土人一样能灵活运用。”
在韦尔斯利，美龄还与一个叫李彼得的哈佛学生订过婚，这个哈佛学生来自中国江苏。当时，美龄得知父母对二姐庆龄的婚事进行干预后，生怕父母以后会为自己包办婚姻，忧虑之下，便仓促地与李彼得订了婚。但之后不久，这桩婚约被取消了。
那时，美龄与哥哥宋子文的关系很不错，两人经常见面，在做任何可能出格的事情之前，美龄总会征求宋子文的意见，得到他的允许才行。
1917年6月，韦尔斯利大学第三十九届毕业典礼正式举行，美龄以非常优异的成绩毕业。她获得了杜兰特学者奖，全校只有33个学生拿到这个奖。
顺利完成学业后，时年20岁的美龄即将踏上回国的旅程，新的生活挑战在等待着她，而在这个勇敢倔强的女孩心中，对未来亦充满着无限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