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他一直想步入政坛。可他一打听清楚请他做官的人是谁，又立马拒绝了。请他去当官的，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把他从季孙氏大门赶走的阳虎。
阳虎是季孙氏的家臣，专业术语叫“陪臣”。阳虎出身极其普通，可后来却成为春秋第一家臣。
古人有句老话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指的是古人政治修为的四个层次。“修身”很好理解，就是说提高自己的修养；“齐家”，很多人认为是把家族管理好的意思，其实这就理解错了，这里的“家”指的是大夫的封地，“齐家”就是帮大夫管理好封地；“治国”就是帮诸侯管理好国家；“平天下”就是帮天子管理好全天下。
春秋时，每个大夫自己的家就是一个迷你的小王国。国君召集大夫们开会叫上朝，大夫召集自己的家臣开会叫家朝。大夫在自己家里也设置相应的管理岗位，负责管理家里所有事务的官职叫家宰，管理封地上城邑的官职叫邑宰。家宰下面还有分管各个部门的官员，掌管土地的叫司徒，掌管私卒的叫司马，掌管工匠的叫工师。
原则上家宰的职务要高于邑宰，但是由于邑宰管理这封地上的城市，手握实权，家宰有的时候对邑宰也得忌惮三分。阳虎就是季孙氏家里的家宰，而这位家宰，竟然也是鲁国的实际统治者。
这么荒唐的情况也只能出现在鲁国。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国，分封制在周公旦手上完善并推广，所以鲁国人一直把分封制当作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自己巴掌大的土地上发扬光大。国君把地分封给了大夫，大夫把地分封给了家臣，家臣一旦势力壮大，就能把大夫架空，从而控制大夫，甚至更进一步，控制国君。像晋国六卿就决不会让自己的成功在自己的家臣身上重演，所以六卿的家臣始终扮演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只拿工资，不给土地。
阳虎作为季孙氏的家宰，并没有帮季孙氏管理好家，反而霸占了季孙氏的家。
公元前505年，季孙氏的族长季平子死后，年幼的季桓子继位。阳虎瞅准时机软禁了季桓子，还杀了季孙氏很多人。控制了季孙氏后，阳虎在鲁国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由于叔孙氏与孟孙氏的族长也是小孩，阳虎一时间权倾朝野，鲁国国君也要听命于他。
孔子把这个混乱现象称为“陪臣执国命”。
执掌大权后，阳虎想拉拢一些有名望的人加入自己的阵营，于是把目标瞄准了孔子。
阳虎邀请孔子出来做官，孔子直接拒绝，避而不见。孔子虽然讨厌三桓，但更痛恨阳虎。三桓好歹是合法的卿大夫，而阳虎不过是一个家宰，说白了就是一个管家，竟然敢人五人六地主宰鲁国。
阳虎没办法，让人送给孔子家一只烤猪。按照当时的礼节，收受礼物的人要回拜。阳虎知道孔子是鲁国最讲究礼节的人，他肯定会登门拜谢。孔子莫名其妙地收到一只烤猪，一看署名是阳虎送的。孔子也不傻，专门瞅准阳虎外出的一天登门拜谢，这样既符合礼节，又避免了与阳虎见面。阳虎倒也没有为难孔子，还是你教你的书，我专我的权。
但阳虎想要将在鲁国显赫上百年的三桓彻底铲除，绝非一件简单的事，因为他手里可调动的兵力不多。他能主宰鲁国，也是仗着自己是季孙氏家宰的身份，可是阳虎和季孙氏都住在鲁国首都曲阜，而季孙氏最大的封地是费邑，封地里的人口、粮食、私卒都由邑宰管理，邑宰才是季孙氏里最有实力的人。费邑的邑宰公山不狃（niǔ）已经把费邑经营成自己的独立王国，任何人都无法染指，包括季孙氏。
鲁国就像一个层层转包的公司，每个领导看上去都很厉害，其实都是唬人的空壳子，真正有实力的都是地方大员。曾经把国君架空的家族现在被自己手下的家臣给架空，季孙氏混到这个德行，也真算得上可怜。
为了完成自己铲除三桓的伟业，阳虎去找了公山不狃。阳虎告诉公山不狃，只要干掉三桓，他俩就是鲁国最有权势的人。
公元前502年，阳虎与公山不狃在曲阜东门外埋伏好大批人马，邀请三桓来赴宴。
季桓子坐在马车上被人送往宴会地点。他请求车夫能帮他逃跑，车夫受过季孙氏的恩惠，于是猛挥马鞭，冲破阻碍，直奔孟孙氏的府邸。季桓子之所以往孟孙氏家里逃，是因为孟孙氏的族长是孟懿子，孟懿子的老师正是阳虎的死对头孔子。
当季桓子冲入孟孙氏府邸内大喊“救命”时，他看见无数盔明甲亮的武士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孟懿子一收到阳虎的请柬，就感觉其中有诈。吃饭上哪儿不好，偏要去城门外的荒郊野地，那地方除了谋财害命，还能做什么？于是孟懿子联系孟孙氏主基地郕邑的邑宰公敛处父，让他把自家的私卒全部调过来，还叫上叔孙氏，准备与阳虎决一死战。
阳虎与公山不狃发现季桓子跑了，宴会也不搞了，率领人马冲入曲阜城内与孟孙氏展开大战。然而孟懿子早有准备，把公山不狃从费邑带来的人马杀得大败。
阳虎见大势已去，也就逃跑了，公山不狃带着残兵败将退回费邑坚守不出，继续待在自己的小王国里。
经过一天的激战，孟懿子拯救了三桓，季桓子也摆脱了阳虎魔掌。可是新的问题也摆到了众人的面前。
三桓把阳虎赶走了，却没有迎来美好的明天。他们坐了下来，痛定思痛。
三桓作为鲁国曾经的三巨头，国内从无对手，字典里只有“狂妄”两个字，从来不知道“低调”是怎么写的。哪个国君要是不听三桓的话，会被直接赶走，就此浪迹天涯，杳无音讯。历代鲁国国君在面对嚣张的三桓时都会怀疑人生，觉得他们三家才是鲁国真正的掌权者。
可现在，三桓怎么会被家臣阳虎欺负到这般地步？曾经的鲁国老大差点就被一锅端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三桓发生如此巨变？
问题就出在三家的主基地上。
季孙氏的主基地是费邑，叔孙氏的主基地是郈（hòu）邑，孟孙氏的主基地是郕邑。虽然阳虎被赶走了，可是三家的主基地也都被各自的邑宰霸占了。
三桓表面风光，可混到现在，封地除了产权属于自己，使用权、居住权都被邑宰霸占着，自己只能在首都曲阜当“裸官”。
怎么办？
孟懿子提议，让自己的老师孔子出山，帮大家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于是三桓去找当时的鲁国国君鲁定公，请孔子出山。鲁定公是被赶走的鲁昭公的弟弟，现在国君与三桓都是弱势群体，都希望孔子出山，打破鲁国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
公元前500年，孔子正式出山，担任大司寇，相当于司法部部长。阔别政坛十几年的孔子一出山就不得了。在齐鲁夹谷之会，孔子通过外交手段，从只吃不吐的齐国嘴里要回了原本属于鲁国的土地。
公元前498年，孔子要执行自己酝酿已久的拆墙计划，史称“堕三都”。
按照周礼，大夫封地的城墙尺寸要比国都的城墙小。而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大夫们拼命修自家封地的城墙，三桓的费邑、郈邑、郕邑的城墙都远高于首都曲阜的城墙。春秋时，军队缺乏专业的攻坚设备，很难攻下这么高的城墙，况且三座城都已经脱离了三桓的控制，是鲁国的三颗定时炸弹。
拆除三桓封地的城墙，既削弱了三桓的势力，也打击了嚣张冲天的家臣，最终得利最多的就是鲁国国君。
面对这些擅自加高加宽的违章建筑，孔子找来产权人三桓，召开了动员会议。在会上，孔子宣传了拆迁政策：“早拆早受益，晚拆晚受益，不拆不受益。”
三桓心想，反正这三座城自己也管不了，还不如让孔子拆了，自己好趁机夺回属于自己的不动产。于是三桓旗帜鲜明地表示，百分百配合孔子的工作。
孔子亲自担任拆墙工作的负责人，指挥国君手下的士兵开始了拆墙工作。
第一个主动要求拆墙的是叔孙氏。在叔孙氏的带领下，孔子赶走了邑宰，成功拆除了郈邑的城墙。
拆墙工作取得开门红后，季孙氏也主动要求把费邑的城墙强拆了，然而一场大规模的暴力抗拆事件爆发了。
费邑的邑宰正是当年和阳虎一起造反的公山不狃。为了做好拆墙的说服工作，让公山不狃认识到强占他人不动产是一种不法行径，孔子安排子路担任季孙氏的家宰，让子路以家宰的身份劝说公山不狃配合拆墙工作。
费邑是季孙氏苦心经营上百年的主基地，里面兵多粮广，实力超过鲁国任何一个城市。但现在费邑就是公山不狃自己的地盘，把城墙拆了相当于迎回原来的主人季孙氏，公山不狃才不甘心。
于是公山不狃先下手为强，带着费邑的兵，向首都曲阜发动偷袭，顺利攻破曲阜的城墙。鲁定公与三桓躲在季孙氏家里的堡垒中，等待救援。
孔子虽是个知识分子，但不是一个书呆子，他早就料到会出现暴力抗拆的违法事件，所以提前做好了准备。孔子带着拆墙人员放下铲子与锤子，拿起武器，回师救援曲阜。
孔子带领国君的亲兵在曲阜主场迎战叛军，三下五除二就平定了叛乱，公山不狃不得不像阳虎一样亡命天涯。
得胜后，孔子在季桓子的带领下拆掉了费邑的城墙，费邑再次回到季孙氏的手中。
三桓拆了两桓，还剩孟孙氏的郕邑没拆，而郕邑不能拆。
郕邑在鲁国最北边，紧靠齐国，它既是孟孙氏的主基地，也是对抗齐国入侵的军事重镇。如果把郕邑的城墙拆了，齐国就能轻而易举地占领郕邑，进而威胁鲁国腹地。
而且，郕邑的邑宰正是当年挫败阳虎叛乱、拯救三桓的公敛处父。公敛处父虽然在郕邑里飞扬跋扈，但对孟孙氏的命令还是会老老实实地执行。郕邑的主要控制权仍在孟孙氏手里，而不是在邑宰手里。孟孙氏才不会傻到把城墙拆了，让齐国军队与国君的军队来去自由。
不过这些都不是城墙拆不动的主要原因，深层次的原因是，孟孙氏的族长孟懿子与孔子是师生关系。
孔子是讨厌三桓，但是他老人家讨厌的是三桓藐视国君、凌驾于国君之上的行为。如果三桓能改过自新，就还是好同志，毕竟三桓的职位、封地都是合法的。
三桓里势力最大的是季孙氏，最不听话的也是季孙氏。阳虎被赶走后，季孙氏就是孔子的最大敌人。
孔子是底层贵族出身，在鲁国朝堂没有任何根基，一没封地，二没私卒。而政治博弈需要实力，单打独斗是赢不了的，所以孔子必须要找一个强有力的靠山。
学生孟懿子就是孔子的靠山。让孔子把自己靠山家的城墙拆了，削弱自己的靠山，就是削弱自己，孔子才不傻。因此，哪怕后来鲁定公派兵围了郕邑，孟孙氏的城墙照样拆不了。
孔子在鲁国政坛混得顺风顺水。平定了家臣之乱，三桓也老实了，鲁定公为了感谢孔子，让孔子代理国相一职。五十四岁的孔子收到任命，不禁一阵狂喜，只要试用期一过，他就能转正当国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光宗耀祖。
孔子狂喜的表现被他的学生看到了。这个学生叫什么名字，史书里没有记载。可这个学生说的话，却是肺腑之言：“君子大难临头不恐惧，大福将至不喜形于色！”
孔子却完全没当回事，说道：“还有一句话：‘身居高位礼贤下士而自得其乐’！”
孔子不知道，命运总爱与人开玩笑，当一个人在命运最高峰狂笑时，接下来迎接他的就是跌入低谷。
孔子在辛勤地治理鲁国时，鲁定公却沉迷于酒色。齐国害怕孔子把鲁国变强，因而向鲁国施加外交压力。三桓里势力最大的季桓子已经长大成人，也不愿意看到孔子主宰朝堂。
各方势力开始挤压孔子，孔子发现自己的工作越来越难做，处处受到掣肘。鲁国朝堂正面临内忧外患。
公元前497年的一天，鲁国举行祭天仪式，鲁定公没来，让季桓子代理祭祀。祭祀结束后，季桓子把祭肉分给了前来参加祭祀的大夫，唯独不给孔子。
读书人心气都比较高，孔子也不例外。孔子心想：“我好歹也是代理国相，这点面子都不给我，我不干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于是孔子带着一群弟子，周游列国去了。
“周游”听上去像是孔子带着学生出去自驾游玩，实际上孔子周游列国跟流亡差不多，吃不饱，睡不好，小命还差点不保。在孔子流亡途中，还产生了一个形容人落魄的专有名词——丧家狗，记载在了《史记》里。
公元前496年，五十五岁的孔子带着徒弟一行人先来到靠近鲁国的卫国。卫国当时的国君是卫灵公，他在历史上出名不是因为本人，而是因为他有一个有名的老婆——南子。
南子是宋国的公主，长得非常漂亮，嫁给卫灵公后，与人私通，被人称为“美而淫”。而卫灵公知道自己被戴绿帽后，并没有阻止，反而鼓励老婆继续与人私通，可见卫灵公的大脑异于正常男人。
可这个大脑不正常的卫灵公对孔子倒还不错，按照孔子在鲁国的待遇发给孔子俸米六万斗，可惜没有给孔子安排官做。
南子听说孔子名气很大，于是想见见孔子。孔子虽然知道南子“美而淫”，可他吃了卫灵公那么多粮食，卫灵公的老婆要见他，他也不好拒绝，只能硬着头皮去了。
见完面后，孔子出来了，他的学生子路很不高兴。孔子看出子路的心思，于是对天发誓，说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意思是，如果我做错了事，让老天厌弃自己！
孔子在卫国住了三年，啥官也没当，工作也没做，人都长胖了。孔子不喜欢安逸的生活，既然在卫国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那就换一个地方。
孔子离开了卫国，途经曹国，到达了自己先祖的祖国——宋国。宋国的司马不喜欢孔子，而且还想杀了他，孔子只能赶紧逃跑。
孔子和他的弟子又跑到了郑国。在一行人到达郑国首都后，弟子们才发现孔子走失了，于是弟子们到处张贴寻人启事。有人告诉子路：“外城的东门，有一个人狼狈不堪，精神萎靡，像丧家犬一样，可能是你们要找的人。”
子路赶紧跑到东门，看见孔子孤零零一个人。孔子激动地看着子路，子路要再来晚点，他就要流落街头，以乞讨为生了。
孔子问子路：“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子路说：“有人告诉我，东门有个人像丧家犬一样，于是我就找到了你。”
孔子听后，苦笑道：“我的确像条丧家犬。”
孔子一行人接着走啊走，又来到陈国，陈国国君友好地接待了孔子。孔子在那儿待了三年，可是也没发挥什么大作用。
楚昭王听说孔子很有才能，于是请孔子到楚国去。孔子从陈国出发要经过蔡国，陈、蔡两国大夫怕孔子去楚国会壮大楚国国力，于是派人在陈蔡边境围住孔子，打算饿死孔子。
眼看着孔子饿得眼睛发花，学生子贡突围出去，到楚国边境搬来救兵，这才把孔子救了出去。
孔子到了楚国，他的学说却没有市场，遭到楚国大臣们的排挤，不得不又离开楚国。在离开的路上，孔子遇到一名楚国隐士，他叫接舆，人送外号“狂人”。
接舆嘲笑孔子，并富有深意地说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意思是，凤啊，凤啊，你的德行为何会衰退呢？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抓住机遇把握好未来。放下吧，放下吧，远离那些危险的政治任务！
孔子听完想和接舆好好聊聊，可是接舆转身就走了。
放下自己的执念，远离政坛，这对别人来说也许是好的建议，可是对孔子来说，不可能。孔子是一个积极入世的人，只有从政，才能将自己的思想传播开来。无处可去的孔子只能再次回到卫国，因为只有在卫国，他才会受到尊重。
公元前488年，六十三岁的孔子再次回到卫国，此时的卫国国君是卫出公。孔子在卫国一住就是四年，不少弟子也在卫国做了官。
公元前484年，孔子收到一封来自鲁国的信，写信人是季康子。季桓子死后，他的儿子季康子邀请孔子回国。
六十七岁的孔子踏上了返乡之路，从此再未出国。
十四年周游列国，让孔子产生强烈的挫败感，也让他看透了很多事情。步入耳顺之年的孔子，什么话都能听进去，即使是尖酸刺耳的话，他也只是放在心里，不去争论。
季康子还是没有给孔子官做，他要的只是孔子的学生。
在孔子回国的第二年，他的儿子孔鲤死了。作为一名民办教师，孔子只能将儿子薄葬了。
公元前482年，将满七十岁的孔子对着自己的学生回顾了他的一生：“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七十岁的孔子，已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内心比较自由，做什么事也不会坏规矩。
官场失意，对孔子来说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官做得越大，就越没时间做学问，典型的例子就是管仲。管仲做了国家二把手，每天累得半死，哪有时间去做学术研究，更别说搞一个门派了。赋闲的孔子，则有时间去编书、带学生。
思想流派和武林门派很像。一个武林门派想要威震武林，首先要有自己的独门秘籍，比如少林寺的《易筋经》；其次还要有厉害的弟子，比如武当派张三丰手下有武当七侠。
儒家之所以最后能称霸中国思想界，就是因为有可以“吊打”其他思想流派的“武林秘籍”和众多知名弟子。
对于看透世事的孔子来说，当不当官已经无所谓了，他现在只想在生命结束前，多多传播自己的思想。所以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一边教学生，一边编教材。
孔子把鲁国史官记载的史料，编纂成了赫赫有名的史书《春秋》。同时，孔子对《易》进行了修改，把这本教人算命的书，变成了一本充满哲学思想的书。孔子还对市面上常见的《诗》《书》《礼》《乐》进行了修订。
此后，孔子把《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课堂教学用的标准教材，这六本书也被称为“六艺”或“六经”。后来《乐》失传了，六经就变成了五经。
以前贵族也学六艺，分别是礼、乐、射、御、书、数。贵族的六艺与孔子的六艺，最大差别在于贵族六艺里有射和御。
射和御涉及设备与场地，这是要花钱的。“射”是射箭，古代一个贵族要熟练开弓，最起码要练三年。而“御”是驾车，春秋的“御”，是学习驾驶驷马战车。要养四匹马，而马要吃草，病了要找兽医，这相当于现在买辆超级跑车回家，不但价格贵，保养费也是惊人，还要有专门的赛道。而孔子收的学费不过每人十条肉干，就凭这点学费，怎么能开得起射和御两门课程呢？
孔子的儿子死了也只能薄葬，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并不富裕。哪怕让孔子把房子拆了，也供不起驷马战车。所以射与御只能在贵族官学里学，由专门的老师教，毕竟这俩玩意儿太烧钱。
而孔子自己编的六本经书，哪怕学生家里穷得叮当响也是可以啃下的。
可别小看这六本书，据《史记》记载，在孔子的三千弟子里，真正学透六本书的只有七十七人。
讲完孔子的教材，我们来说说他的优秀学生。
衡量一位教师是否成功，就看他教出来的学生是否优秀。孔子有十位优秀学生代表，分别按照四个科目划分，号称“四科十哲”。
德行科，都是德行兼备的人才。
颜回，字子渊，是孔子母亲家的亲戚，穷苦出身，老实本分，从不顶撞老师，任劳任怨。孔子对颜回非常疼爱，可惜颜回英年早逝，孔子很伤心。
子骞，是个大孝子，不屑于当官。
伯牛，德行很好，他后来得了麻风病，孔子不怕被麻风病传染，主动探望他。
仲弓，品德高尚，后来担任季孙氏的家宰。在平定阳虎之乱后，季孙氏的家宰几乎被孔子的学生垄断了，因为季孙氏看中孔子学生都是有节操的人，不会像阳虎那样犯上作乱。
政事科，都是行政管理方面的高手。
子有，善于行政理财，后来也担任过季孙氏的家宰。
子路，只比孔子小九岁，家境贫寒，也担任过季孙氏的家宰，后来随孔子周游列国，留在卫国当官，最后死于卫国内乱。
言语科，都是口才好、能说会道的人。
宰予，这位被孔子骂作“朽木不可雕也”的学生，后来在齐国担任大夫，死于齐国内乱。
子贡，孔子的得意门生。孔子最疼爱的是颜回，其次就是子贡，《论语》里子贡与孔子谈话的篇幅非常多。子贡经常作为鲁国外交大使出访他国。孔子死后，子贡竟然为孔子守孝长达六年，要知道，亲生父母去世才守孝三年。
文学科，都是学习能力强、努力钻研书本的人。
子游比孔子小四十五岁，子夏比子游大一岁。他俩在孔子徒弟里算是很小的，但这二人熟读经书，对儒家思想的流传起了很大作用。
在“十哲”之外，还有一名叫曾参的学生。这是孔子晚年收的学生，具有极高的学术造诣。孔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位曾参和他的弟子，让儒家的思想学说发扬光大。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了，享年七十二岁。
孔子的弟子为了能让老师的思想流传于世，就把孔子说过的话编成了一本语录，叫《论语》。从此，孔子学生们的著书立说行动越搞越大。
孔子在临死前，把自己的孙子子思托付给曾参，希望曾参好好教导他。曾参不光将自己从孔子那里所学的知识倾囊授给子思，还编写了《大学》一书。此书成为后世科举考生的必学课本，书里“格物致知”的思想又启发了两千年后的王阳明，王阳明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心学。
曾参把子思教育得很好，子思长大后，也写了一本书叫《中庸》。子思死后，他的弟子收了一个学生叫孟轲，就是赫赫有名的孟子。孟子死后，他的弟子们把孟子说过的话也编成了一本语录，叫《孟子》。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号称儒家的“四书”。“四书五经”后来成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的标准教材，孔子后来还被追封为“圣人”。
估计孔子也没想到，自己百年之后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更没想到自己会被封圣。
孔子曾经有个学生说他老人家是圣人，孔子听到后说道：“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意思是，“圣”和“仁”这两个字，我是不敢当。我只是朝着圣与仁的方向不断努力，教导别人不知疲倦，则可以这么说！
孔子和普通人一样，有过寒窗苦读，有过春风得意，有过壮志难酬，但这不妨碍他成为我们民族心中的圣人。他的“礼”，让我们成为礼仪之邦；他的“仁”，让我们心中有仁爱之心。
更重要的是，孔子创立的私学，让公办贵族学校就此没落，形成了民进公退的局面。到了战国，遍地都是诸子百家的私学。
正是孔子，一手拉开了战国“百家争鸣”的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