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川军总司令刘湘
抗日战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下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英勇悲壮的民族解放战争。300万川军出川抗战，64万人伤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川军同全国同胞一起以血肉之躯筑成一道国防长城！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在重庆主持川军整军会议的何应钦将这一惊天消息通报给在场的300多位参会的川军团以上军官。在这一刻之前，以刘湘为代表的各路川军将领都怀揣着各自的利益，维护着各自的地盘，当“七七”事变这一现实骤然发生在眼前的时候，第一个站起来请缨出战的是第41军军长孙震，他表示：“愿率本部官兵，出川抗战”。
10日，从南京回川的刘湘立即电呈中央表达出川抗战的决心，14日，刘湘又通电全国“日军侵略决非一省一部之问题”，主张“全国总动员，与敌一拼”，10月15日，刘湘被任命为第7战区司令长官，兼任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
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等人，劝多病的刘湘不必亲征，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在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战旗飘扬，四川省各界在此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刘湘、邓锡侯等将领莅会讲话，表示抗战决心，副总司令唐式遵此时一把推开麦克风，朗诵了才写不久的一首诗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汉阳式步枪和38式步枪
带病出征的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去世，死前他留有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前线川军中每天升旗，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海空军的火力支援下进攻上海，淞沪会战拉开序幕。
川军于1937年初夏步行出川北上抗日，很多军人只有两件单衣，一双草鞋，一路上没有任何补给，对于装备简陋、缺乏训练的川军而言，用“千里赴死”四个字来概括再恰当不过。
在淞沪战场的血战中，川军第43军26师官兵英勇顽强鏖战七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誉为参加淞沪抗战的70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该师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完后仅剩下600多人！20军杨森所部804团奉命收复失掉的阵地。团长向文彬率部当夜恶战，夺回了阵地。但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一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川军将士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抗击精锐的日军，所表现出来的英勇作战、吃苦耐劳以及流血牺牲精神，不仅在众多杂牌军中引人注目，就是和装备精良的蒋介石的军队相比也毫不逊色，给全国军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滕县保卫战，在抗战的历史上，开了守城将士与城池共存亡的先河，也直接促成了台儿庄大捷的胜利。同时，也因滕县保卫战全由川军担负，而一举让川军的顽强英勇名扬天下。为这一战，川军122师师长王铭章同所部5000余人几乎全部伤亡，但也毙日军4000余人，完成了此次战役中他们所担负的任务。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出：“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结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又说：“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曾为血战死守滕县城的122师师长王铭章写下了“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的挽联。
为了民族的独立和生存，广大川军将士发扬了四川人民吃苦耐劳、机智勇敢和“有敌无我”的英勇牺牲精神，在抗战第一线与日寇浴血奋战，先后参加了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等，为挽救国家危亡，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1941年1月中旬，日军发动冬季扫荡，猛攻太湖，川军第88军前锋不支，放弃阵地后退，军长范绍增阻住去路高吼：“王铭章师长固守滕县以身殉国，何其壮烈！我们如果丢城失地，有何面目回四川见父老乡亲？”
在8年抗战中，四川基本没有受到日本军的蹂躏，但是有300万川军出川为国抗战，64万人伤亡，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冠！川军先后有6个集团军另有两个军一个独立旅出川抗战，约占全国出兵抗战军队总数的1/5，是除国民党军队外的第一大地方武装，以致当时前线有“无川不成军”之说。
8年抗战岁月漫漫，整个中国的钱粮支撑，就主要靠“陪都”所在地的四川这个“大后方”来负担了。抗战最困难时期，估计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这么多粮食，是四川百姓勒紧裤腰带奉献出来的！
一个老农说的好：“军队去前方打仗，没粮食就吃不饱，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而进行的英勇悲壮的民族解放战争，8年抗战中，作为抗日战争大后方，四川军民同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出人、出钱、出粮、出力，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特殊贡献。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的广播以凄哀的声音播出投降书，日本投降了！这成为四川抗战史上最后一个难忘之夜！
当年300万川军，穿一双草鞋、扛一支“老套筒”，带着川中父亲的嘱托，一步一步走向生死未卜的前线，他们为四川赢得了荣耀。1944年7月7日，成都东门城门洞立了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设计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市民通常称为“无名英雄铜像”。铜像造型是一国民革命军人，着短裤、绑腿、草鞋，手握步枪，身背大刀、斗笠、背包，俯身跨步，仰视前方欲出征冲锋状，形态威武，永远为后人所敬仰。
1940年5月，日本侵华特务机关的重要人物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佐少将，和数名日军头目被人刺杀于特务机关驻处的山陕甘会馆。吉川贞佐不仅位高权重，且是明治天皇的外甥，手中掌握着大量机密，而这一神秘刺杀事件的背后，却是国共两党特工人员携手合作的结果。由于当时的保密和以后的历史原因，这一壮举被长时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吉川贞佐，日军陆军士官学校宪兵科毕业，初授予下士官军衔，开始军事生涯。1937年“七七”事变后，被派往中国从事特务活动。不久转到大特务土肥原门下主管情报侦集工作，因能力“超强”得到赏识。
1939年秋，升任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的吉川便把特务机关搬到了古城开封的山陕甘会馆，在此坐镇指挥华北各地的日伪特务活动。吉川掌管特务机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扩大特务组织。
牛子龙
他先后扩充了青岛、济南、太原、河南特务机关和各下属机构，并通过遍布各地的所谓“情报站”“调查班”“剿共队”（特务队）及“外勤情报员”组成了严密的情报网。
吉川上任后便把破坏抗日组织、疯狂抓捕“地下抗日分子”作为第一要务。据伪河南警务厅资料统计，日特机关仅在1939年下半年就抓捕中共人员466人、国民党人员105人、军统豫站人员10余人。吉川本人一次就下令杀害抗日志士120余人。为保全党组织免遭破坏，为牺牲的志士和死难同胞报仇，中共河南地方党组织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与国民党河南地区军统组织联手除掉吉川这个恶魔。
这个任务交给了受中共派遣打入国民党军统豫站行动队当组长的牛子龙。国民党河南军统站长立刻对共产党提出的联手刺杀计划表示欢迎，并指令牛子龙尽快与中共方面联系，物色人员实施刺杀行动，牛子龙选中了他的学生郏县小磨山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队员吴秉一来执行刺杀吉川的任务。
吴秉一，又名吴凤翔，郏县人，17岁参加革命，2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受党组织委派，在河南郏县小磨山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接到任务后，吴秉一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他说：“我的命已丢了两次，都是党给捡回来的，只要能完成任务，即使再丢一回也没什么遗感。”
1940年2月19日，吴秉一来到开封便与地下人员徐景吾等接上了关系，吴秉一得知吉川的心腹特务队长权沈斋贪财，便决定用金钱礼品从其身上打开缺口，在徐景吾的介绍下，吴秉一带着大把银圆和名贵药材烟酒到权家“拜访”，表示自己想“归顺皇军另谋出路”，还给了他一份伪造的“花名册”。拿到吴的“花名册”后，邀功心切的权沈斋立马将情况报告给了吉川。此时吉川正为兵力不足和如何“摆平”军统豫站而头痛，听到吴秉一愿意策反牛子龙，并能从小磨山拉队伍“投奔皇军”，心里很是高兴。但慑于伪开封警备司令刘兴周被刺的教训，怕其中有诈，对吴秉一进行了几次周旋、考验，终于对吴凤翔解除了疑虑。吉川命卫士拿两张特别通行证交给吴秉一，要他后天带小磨山队伍的副司令去见他。
山陕甘会馆位于开封市中心偏北，是清乾隆年间由山西、陕西、甘肃三省富商集资修建的一处精美的庭院式建筑。
5月17日6时许，吴秉一和王宝义按照与“华北五省特务机关长”吉川贞佐少将约定时间赶到山陕甘会馆，两人持特别通行证顺利通过大门门卫，穿过深长的庭院来到吉川和汉奸翻译官陈凯居住的后院。吴秉一刚到西屋门前正欲推门，吉川贞佐的卫士开门出来，吴秉一手疾眼快，抬手一枪卫士毙命，屋内大乱。吴秉一趁机封锁屋门，正在拔枪的日军驻开封宪兵队长滕井治被击毙。接着，吴秉一又调转枪口朝吉川贞佐射击，不料连扣两下都是瞎火。吴秉一扔掉左轮手枪，拔出20响盒子枪，紧扣扳机，将吉川贞佐击毙。此时王宝义亦从南屋赶至，两人迅速收集了文件、手枪，会同等候在山货店街口的姚拴紧等人一起安全撤离。
在此次刺杀行动中毙命的日军高官除吉川外，还有日军驻开封部队参谋长山本大佐、日军视察团团长瑞田中佐等，汉奸陈凯因事外出侥幸保住了性命，吉川是日军在中原战场被中国军民击毙的首位将官，刺杀行动两天后，《河南民报》首先在重要版面向外界披露了这一消息，紧接着国内外不少报纸也相继刊载了这条新闻，成为轰动一时的大事件，参加这次刺杀行动的人被誉为“大无畏的民族英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与此同时，日本军部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密令日本特务机构，相机配合日军的侵华军事行动，实施破坏国民政府经济的措施。
1938年底，由于日元走软，日军认为用日元维持战争出现困难，于是设立专门机构从事所谓“经济谋略”，寻求在经济上为战争提供支持，从而特务机构伪造法币的行动被密令正式实施。由此，一场惊心动魄的中日假钞之战揭开了帷幕。
法币
由国家出面伪造别国货币，扰乱敌方经济的做法至少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王乔治三世曾下令伪造“大陆票”以破坏殖民地经济。法国大革命期间，英国故伎重演，伪造了大量法国教会地产券。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曾大量伪造英镑，像著名的“伯恩哈德钞票”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纳粹用这种方法为其间谍活动积累了大量资金。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向英国驻土耳其使馆佣人“西塞罗”购买情报的行动，以及德国特种部队领袖斯科尔兹内为营救墨索里尼而周游意大利等花费均出于此。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伪造别国货币的并不止德国一家，苏联、英国、美国都曾经印刷过大量的别国货币。
近代军阀割据造成了中国长期以来货币不能统一，中国货币混乱状态结束于1935年，国民党政府在该年11月3日颁布了币制改革公告，宣布除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外一律不得发行货币，当时中国市面上发行的是“法币”。伪造法币的念头来自日本陆军第9研究所主任、陆军少佐山本宪藏。陆军第9研究所隶属陆军行政本部，专门负责秘密武器的开发。山本宪藏花数年时间研究了中国内地、关外和朝鲜的货币流通情况后提出了伪造中国法币的计划，并请示到陆军省本部，最后由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亲自下令批准实行。
1938年12月，东条英机亲自下达了批准伪造中国货币的命令，根据这一命令，山本宪藏被调出参谋本部，调至陆军第9科学研究所，专门负责这一工作。为此，日本在其本国设立了制造假币的专门机构，在沦陷区也设立了发行和印刷假币的机关。
1940年4月，山本宪藏成批伪造中国农民银行1元、5元、10元面额券共500多万元，又经过特殊工艺将其变成旧钞，秘密运抵中国，并与真法币混合在一起，分别交付日本侵华机关和沦陷区的“商社”等机构使用，这些假法币广泛流行，成为日本侵略者抢购物资、破坏中国金融秩序、谋取侵华日军军费的重要手段。
汪精卫伪政权于1940年3月底成立后，于当年5月设立“中央储备银行”，并开始发行货币。然而“中央储备银行”的货币并不被中国老百姓所接受，由于无法达到从经济上打垮中国的目的，日军便开始伪造中国当时的货币——法币。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攻占香港。日军特高课查获了国民政府设在香港的造币厂、造币机器及没有来得及运走的其他器械，并且在香港九龙的中华书局查获了新近印刷的中国中央银行发行的10元面额纸币一批和印钞机器。日本获得了印刷法币的全部秘密。
为保证伪币的“质量”，日军动用了一切力量，从技术人员开展研究到高级印刷机械，由于伪钞大多使用真正的印刷版，就连专家也难辨真伪。从1939年到1945年的7年间，日本侵略者共制造假法币达45亿元之巨，堪称世界假币制造之最。大量假法币被运到中国，一部分流入汪伪政权及上海青帮手中，另一部分则成为侵华日军的军饷。日军一方面用假法币在中国购买军需物资，另一方面用它在中国收买亲日分子。在战争期间，日军印制的45亿元假法币相当于国民党政府一年的货币发行量，而其中的30亿元被实际使用。没有这些伪钞，日本的侵华战争是打不下去的。
在东条英机的导演下，国统区从1937年到1944年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00多倍。令人倍觉惊诧的是，国民党政府不但抵御住了这种“暗战”带来的经济破坏，反而借机反攻，轻而易举从日本人手里套购到了大量黄金、棉纱、布匹等紧俏物资。
令日本人没料到的是，此时法币流动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由于日寇疯狂进攻，大半个中国相继沦陷，国民政府逐渐退至西南大后方，孔祥熙遂命令中央信托局成立印钞事务处，令其设计一套可在防空洞生产的钞票，并准备在重庆建立印钞厂，同时对法币进行一次大改版。
抗战时期的印钞机
而且，不等日寇的伪钞进一步发挥功效，国民党自己就开始了疯狂的通货膨胀的过程，从1937年到1944年7年内，国统区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00多倍，达1890亿元，可以说日寇印刷的这点伪钞并没有达到扰乱经济的目的，难怪山本宪藏哀叹地说：“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
面对日伪军来势汹汹的“假币战”，国民政府被迫制定并实施了“以假对假”的策略，决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为切实达到扰乱日伪统治下的财政金融秩序的目的，国民政府密令军统局与英、美两大国造币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并秘密策划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了一座伪造日本钞票的造币工厂。
当时，日本在沦陷区内流通有各种面值日本钞票、伪币和军用票，每当日军发行一种新版纸币时，就由戴笠从汪伪汉奸周佛海处获取日伪银行的印钞票版，带回歌乐山复制并日夜赶印，总数多达1.5万多箱。这些伪钞与沦陷区新流通的真钞一模一样，连日本制币专家也难以鉴别。国民政府由此轻而易举地套购到了大量黄金、棉纱、布匹等紧俏物品，给日本沦陷区金融市场以沉重打击，加剧了日伪统治区的通货膨胀。
日军的“伪钞谋略”没有特定的受害者，因此也没有就此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诉讼，正因为无人追究，所以日本政府至今也没有承认曾印制伪钞的事实。
“盖世太保”这个名词是个外来语，在汉语中，“盖世”是指才能、功绩等高出当代之上。比如说“盖世英雄”“太保”一词原本是古代官职名。但在武侠中对护卫主子武艺非凡的江侠士也有称为“太保”的，比如后唐太祖李虎有13个义子，称为十三太保。把它们合在一起组成的“盖世太保”在词意上可谓是天衣无缝，但它却不是中国所创，它是个外来语，而且是音译而来。
盖世太保是德语“国家秘密警察”（Geheime?Staats?Polizei）缩写Gestapo的音译。
它在成立之初是一个秘密警察组织，后加入大量党卫队人员，随着纳粹政权的需要，盖世太保发展成为无所不在、无所不为的恐怖统治机构，纳粹通过盖世太保来实现对德国及被占领国家的控制。
盖世太保是德意志帝国的政治暴力警察。大多数被任命的人员是以前的国家政治警察，加入盖世太保的成员完全是自愿的。在1943年到1945年，其成员有4万到5万人。
戈林和其他纳粹将领
盖世太保于1933年4月由戈林作为普鲁士暴力政治警察建立，1934年希姆莱被任命为普鲁士暴力政治警察的副总指挥，盖世太保拥有不需要借助任何法律就可以随意逮捕人或把人监禁到集中营的特权，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消灭所有纳粹政权的敌人。
盖世太保最早产生于德国的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两个邦，1933年纳粹党执政后，纳粹二号人物戈林以普鲁士邦内政部长身份接管邦警察局，他把政治警察、谍报警察和刑事警察中政治特别部门合并，组成秘密警察处，一个无名的邮局小职员奉命为这个新成立的组织设计一种免费投递的邮票图样时，提议把它叫作秘密国家警察，简称“盖世太保”，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名称就这样出现了。
冯·勃洛姆堡
1936年6月，希姆莱任德国警察总监、盖世太保首脑和党卫队帝国长官，具体组织实施法西斯恐怖统治。
1936年10月，全国政治警察统一名称为国家秘密警察，希姆莱随即任命后来以“刽子手”外号闻名的党卫军保安处处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为盖世太保副首领。海德里希在德国遍布特务网，仅在30年代就雇有10万名兼职密探，此外，保安处还有3000人的专职密探和3万名兼职密探。
在纳粹上台后的几年中，成千上万的左派人士、知识分子、犹太人、工会运动者、过问政治的教士，都不经法律程序被投入集中营。白色恐怖下使人的心态扭曲。
当时一位驻柏林的美国记者写道：“你的儿子、你的父亲、你的妻子、你的表亲、你的友人、你的上司、你的秘书，都可能是海德里希的组织的告密者。”
盖世太保有“预防性逮捕权”，在纳粹德国时期，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共产党人、左派人士、抵抗战士等都未经法律程序被盖世太保投入集中营。盖世太保是迫害犹太人的机构之一。
被任命有责任执行集体消灭犹太人的任务的盖世太保一级突击大队长埃希曼，在他给希姆莱的报告中估计有200万犹太人被枪杀，据历史学家保守的估计，在整个战争中被屠杀的犹太人为572万余人之多，约占当时欧洲犹太人总数的一半。
盖世太保不仅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还把矛头指向任何阻碍纳粹争取最高权力的上层阶级，对冲锋队血腥的清洗后，又向当时唯一不受控制的陆军军官团开刀，1937年12月，德国军队一号人物、丧偶多年的战争部长冯·勃洛姆堡元帅与其24岁的女秘书埃娜结婚，勃洛姆堡迷恋于新婚妻子的美貌，而忽略了对她过去的了解，而柏林警方却握有埃娜做过妓女被判刑的材料，当勃洛姆堡夫妇去意大利旅行时，盖世太保送交的埃娜档案摆到了希特勒办公室的案头，勃然大怒的希特勒当场指示参谋长贝克说：“第三帝国不能容忍最高级将军与一个婊子结婚。”下令将元帅免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盖世太保参加特别行动队，随正规部队进驻被占领国家，残酷杀害纳粹占领区人民和战俘，是纳粹党对被占领国家人民进行特务恐怖统治的工具。1942年5月，杀人如麻的海德里希被捷克抵抗运动炸死，战争结束时，戈林和希姆莱在狱中自杀，1946年纽伦堡国际法庭宣布盖世太保为犯罪组织，为这个遗臭万年的机构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1945年6月，遵照斯大林的安排，朱可夫担任阅兵首长出席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胜利阅兵式，朱可夫在回首往事时，始终称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日子”。当朱可夫元帅骑着白色的高头大马出现在阅兵场上的时候，包括空军飞行员、坦克指挥官在内的数千名官兵发出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
那是历史上规模最盛大的一次阅兵式。阅兵式临近尾声时，200名身穿崭新制服的红军老兵在雄壮的鼓声中，将缴获的200面纳粹军旗抛到了列宁墓前被雨水打湿了的台阶上……
1942年冬天，由朱可夫亲自指挥的一场代号为“火星”的进攻战役，战役结果是占据了绝对优势的苏军付出了重大的伤亡代价，但却没有能够达到战役的目标，可以说这是朱可夫的一场最大的败仗。
苏军的火星行动是苏德战争史中那些不为人知的事件中最为令人注目的，火星计划是作为与天王星计划（苏军斯大林格勒战略反攻的代号）具有相同地位的战役计划一起设计的。
苏联最高统帅部希望通过执行这两个计划，重新夺回东线战略主动权并使红军走上全面胜利的道路，作为苏军1942年秋战略布局的中心任务，火星计划其宏大的规模和雄心勃勃的战略企图使其至少和天王星计划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1942年春，朱可夫凭借莫斯科战役的威望，升任苏军副总司令，指挥莫斯科战区的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朱可夫认为苏军冬季大反攻的侧重点应该是莫斯科方向，目标是围歼勒热夫突出部的第9集团军，进而消灭整个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彻底扭转被动局面。
斯大林经过考虑权衡，于9月26日作出决定，同时发动两个战略反攻，目标分别是斯大林格勒的德第6集团军和勒热夫突出部的德第9集团军。莫斯科方向的反攻由朱可夫指挥，代号“火星”，参战部队两个方面军，总兵力190万，火炮2.4万门，坦克3300辆，战机1100架。根据斯大林的指令，朱可夫主要负责“火星计划”的执行，而苏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则负责“天王星计划”的执行，可以说，“火星计划”是朱可夫亲自制订和指挥的。
根据朱可夫早先的战斗经验，他清楚的知道这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莫德尔将军的德国第9集团军围绕着这个突出部筑起了坚固的防御，并沿该突出部的外围将所有的城镇堡垒化，包括重要城市勒热夫、别雷和瑟乔夫卡。德军还在突出部侧翼的河岸筑垒并清除了横贯突出部的南北向、东西向道路和铁路上的木障。朱可夫和莫德尔都意识到了谁控制了这些道路谁就控制了这个突出部。虽然茂密的森林和沼泽覆盖了突出部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德军还清出了足够多的地域以利于防守和在突出部内机动快速预备队。除此之外，到10月底土路和穿过突出部的许多河流应该已经结冰或接近结冰了。“火星”作战体现了朱可夫的典型风格，苏军7个集团军将在东、西、北三个方向，以泰山压顶之势对德军第9集团军发起向心攻击，其中主攻方向位于勒热夫突出部的东西两侧。
朱可夫打算从这里腰斩德军防线，围歼第9集团军，然后挥师南下，会同其他5个集团军向维亚兹玛发动钳形攻势，进而围歼德军第三装甲集团军。为了避免在恶劣天气下穿越复杂地形，苏军各部队将以装甲集群为突击箭头，对德军防线进行正面强攻。
苏联T-34坦克。这是苏联在二战期间生产的中型坦克，其全重32吨，乘员5人，装甲厚18-65毫米，主要武器为1门76.2毫米主炮和2挺机枪。
“火星”作战计划本来计划于1942年10月后期开始，但一直推迟到11月25日，火星行动长时间的延误给了朱可夫及其方面军司令员以充裕的时间来集结他们强大的部队并使他们作好战斗准备。
为了在进攻方向上尽快取得胜利，朱可夫命令他的方面军司令员在战役之初就集中兵力并投入所有的装甲部队。他希望这样做，苏军的装甲箭头就可以切断德军沿勒热夫突出部侧翼的重要的通讯线、公路和铁路。只等11月底企盼以久的寒冷气候到来后，江河、溪流和沼泽开始冰冻，行动就可以开始了。
朱可夫的战役部署显然低估了德军防守的坚韧和反击能力，德军第9集团军据守勒热夫突出部将近一年，对这块战场了如指掌。德军依托地形构筑纵深防御，将城镇乡村修建成要塞据点支撑防线，精确部署了交叉火力网杀伤突破敌军。
此外，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拥有强大的战略预备队，战役爆发以后不断增援莫德尔，先后有5个装甲师和一个摩步师也奉命驰援，相比之下，屯兵斯大林格勒的保卢斯第6集团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11月25日，苏军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反攻开始一周以后，“火星”作战正式打响。朱可夫的攻势在德军勒热夫突出部的东、西和北翼同时展开，苏军两个集团军兵力超过20万人，坦克超过500辆，他们所面对的德军大约4万人，虽然有着数量优势，这次猛烈的攻势在德军占据的坚固防线之前只得到微小的战果。
整整三天，虽然有强大的坦克支援，他们的进攻在付出了巨大的损失后停止了。然而朱可夫和科涅夫没有被一开始的失败所吓倒，他们命令继续进攻以向南推进，这使得苏军战场上的损失持续增加。
第二周，苏军在东、北、西三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也都因为德军顽强的纵深防守而显露疲态，不得不转攻为守，苏军攻势成了强弩之末，莫德尔立刻抓住机会反攻。12月7日，德军反击突破最深的苏军第41集团军，德军第一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摩步师一个团从北面，第19和20装甲师从南面，向苏军据守的突出部两侧发动钳形攻势。三天以后，德军南北两路会师，4万苏军被包围，索罗马津奉命就地死守，等待救援。
德军攻势强大，使苏军很难组织起有效的反击。不过，朱可夫指挥的反击却有效地延缓了德军进攻的势头。
苏军指挥部意识到形势的严重，12月12日晨，新的行动在瓦祖扎河的桥头堡处开始展开，大量20和29集团军的苏联步兵在全部剩余的坦克的支援下，从瓦祖扎河桥头堡以南发起了进攻，一枚火箭升上天空宣告了进攻的开始，周围的一切都恢复了生机，“前进！”“为了祖国！”的喊声响彻战场，一场激烈而残酷的战役开始了，并延续了一整天。进攻在整个突破正面上都没有达到目的，苏军在4000米宽正面上狂热的进攻遇到了加强过的德军反坦克防御阵地，虽然在第20和29集团军突击正面的伤亡是惊人的，朱可夫和科涅夫还是催促其部队继续进攻，进攻持续了三天直到12月15日因为力量枯竭而崩溃。
德军第9集团军12月15日的战报，算是对朱可夫“火星”作战的盖棺定论：“敌军统帅虽然在战役策划和最初实施阶段展示了不俗的技巧和适应性，但随着攻势的进程再次表现出一系列痼疾。敌军统帅虽然有所长进，但他显然还是不能抓住有利局面扩大战果。历史反复重演，敌军虽然开局雄心勃勃，进展顺利，一旦遭遇不测和伤亡以后，立刻失去理智，疯狂而徒劳地冲击坚固防线，这种让人无法理解的现象多次出现，在逆境中俄国人往往丧失逻辑思维能力，决策完全靠本能。俄国人本质上迷信蛮力，崇尚压路机式的战术，盲目遵循战前部署，不会随机应变。”
然而，即使是瓦祖扎河沿线和别雷的两个同时到来的灾难性失败也没有完全摧毁朱可夫的斗志，虽然在勒热夫突出部侧翼的行动没有成功，朱可夫直到12月中旬还以第39集团军在突出部北部进攻。由于朱可夫顽固地不去正视现实，到12月15日火星行动终究变成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斯大林、最高统帅部甚至连朱可夫自己也知道火星行动已经结束了。
朱可夫以他鲜明的个性发动的火星行动，苏军的攻势规模宏大而且在人力物力上都占了压倒性的优势，然而他什么都没有做到，当然德军的胜利并不比失败好多少，在给苏军造成灾难性损失的同时，那些德国师也打得疲惫不堪。
几个月后，莫德尔申请放弃勒热夫突出部并得到批准并不是巧合，他和他的集团军再也不能承受一次这样的胜利了。
对苏军来说，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光辉胜利完全掩盖了勒热夫突出部的惨败，朱可夫的仕途丝毫没有受到此次败绩的影响，苏联官方历史上，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分享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功劳，一年半后，朱可夫策划并参与指挥了“巴格拉季昂”攻势，一举歼灭德军第9集团军和第3装甲集团军，总算报了一箭之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场上，苏联的朱可夫元帅是一颗最为璀璨的将星，作为斯大林最信任的军事将领，他多次在战场上力挽狂澜，扮演了“消防队员”的角色。在苏德一系列重大的战役中，朱可夫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朱可夫作为苏军的胜利象征而受到人们的尊重和赞扬，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倾全国之力，破译了德国的“谜语机”密码，为战胜纳粹德国作出重要贡献，美国则破译了日军密码，事先设伏，取得了中途岛海战的胜利，丘吉尔说，密码员就是“下了金蛋却从不叫唤的鹅”。
藏匿高度机密和复杂编制规则的密码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密码编译者的骄傲，那些高水平设计的大作，被冠以“谜”“紫色”和“炸弹”一类代号，这些黑匣子利用转子和棘轮结构把要传达的信息隐含在稠密的字符之中。但是，在太平洋水域发动攻击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所使用的“密码机”却是纳瓦霍人。
在1941年到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军和日军为了能在战场上掌握主动，双方都绞尽脑汁想破译对方的通讯密码。最终还是美军棋高一招，出人意料地起用了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纳瓦霍人充当密码员，并用他们的语言编成密码，使美军在情报战中占得了先机。
纳瓦霍语独特的语言构成决定了它很难被破译。纳瓦霍语是一种没有文字而又极为复杂的语言，依靠其族人世世代代的口耳相传而得以延续。纳瓦霍语的语法和发音都极为怪异，听起来有点像野兽的怪叫。它以语调的强弱不同来表达语言内涵，同一个音用4种不同的声调说出来就表达了4种不同的意思。
一个会讲纳瓦霍语的人曾说，纳瓦霍语的词汇十分生动、形象，“一个词就可以让你的脑海中浮现出整幅画面。”
在热带丛林中工作的美军纳瓦霍密码员用纳瓦霍语编制军事密码，是一个叫菲利普·约翰逊的人出的主意。约翰逊的父亲是传教士，曾到过纳瓦霍部落，能说一口流利的纳瓦霍语，而在当时，纳瓦霍语对部落外的人来说，无异于“天书”。极具军事头脑的约翰逊认为，如果用纳瓦霍语编制军事密码，将非常可靠而且无法破译。因为这种语言口口相传，没有文字，其语法、声调、音节都非常复杂，没有经过专门的长期训练，根本不可能弄懂它的意思。
美军谍报员招募海报
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将纳瓦霍语作为他们的声音密码之前曾做过一次评估，评估显示，当时世界上只有不超过28个非纳瓦霍人能熟练的使用这种语言，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科学家以及常年和纳瓦霍人生活在一起的传教士，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有3600多名纳瓦霍人在军中服役，但其中只有420名是纳瓦霍语密码译员，在太平洋战争上的海军陆战队的全部6个师中，他们编译和解译密码的速度比任何密码机都要快。他们用纳瓦霍日常用语和自己设计的400个左右的暗码词汇构造的密码使日本人困惑不解。
尽管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登陆作战中，他们的密码极少被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军官所使用，但是指挥官们后来逐渐把它视为“快速传递机密军事电文所不可或缺的手段”。用纳瓦霍语编制的密码可以在20秒内将三行英文信息传递出去，而同样的信息用机器密码却需要30分钟。
1942年5月，第一批29名纳瓦霍人被征召入伍，并被安排在加利福尼亚一处海滨编制密码。他们根据纳瓦霍语共创建了有500个常用军事术语的词汇表。在1942年，几乎只有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才书写纳瓦霍语，在保留居住区内，纳瓦霍语主要用于口头交往，密码设计者们受命同样只保留它的口语功能，也就是既不要密码本，也不要密码构成公式。纳瓦霍语密码编写者们没有求助于数学和机械，而是在自然界中寻求灵感。他们用鸟类命名俯冲轰炸机，用鱼来命名舰船，纳瓦霍语密码设计完成之后，美军情报部队对此进行了严格测试，密码专家花了3周时间力图破译一条纳瓦霍语密码编写的信息，终告失败。连未经密码使用训练的纳瓦霍新兵也无法破译。
一位曾参加过对日太平洋战争的纳瓦霍退伍老兵
在美军向日本本土推进之际，人们已深信这套新的密码是不可破译的，甚至当日本人俘虏了一名普通纳瓦霍士兵之后也没能做到这一点。“那是他们自己编制的密码，我弄不明白，”他解释道。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征召了420名纳瓦霍族人充当密码通讯员，这些纳瓦霍族人参加了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发动的每一场战役。他们用密码下达战斗命令，通报战情，紧急时还参加战斗，他们的英勇献身，为最终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者起到重要作用。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群岛，纳瓦霍密码译员被借调到海军，以防止日本人通过破译密码察觉一场空袭已迫在眉睫。
在塞班岛，正在前进的美军一个连遭到自己人从后方打来的炮弹的袭击，他们疾呼：“停止炮击！”但是，日本人整天在模仿美军电台的通讯，因此炮兵部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所以炮击没有停止。
最后，总部问道：“你们有纳瓦霍译员吗？”仅有的一名纳瓦霍密码译员把同样的信息传递给他的老乡，炮击停止了。海军陆战队员把纳瓦霍人叫作“酋长”，料想他们一定身带弓箭、有鹰一样锐利的双眼，但是，纳瓦霍人早已将弓箭束之高阁。事实证明，他们不愧为现代的海军陆战队战士。他们习惯于在荒野高原上每天行军数英里，在其他士兵筋疲力尽、踌躇不前之际，他们却依然马不停蹄。
“当你开始传递情报并且一切正确无误时，他们就开始像对待国王那样对待你了。”纳瓦霍族士兵哈罗特·福斯特回忆说，“他们会说：‘酋长，让我帮你拿报话机，让我帮你拿枪。’”他们给纳瓦霍密码译员配备了个人警卫，以保护他们免受那些分辨不出纳瓦霍人和日本人的海军陆战队员的误伤。
攻占硫磺岛是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打的一场经典战役，硫磺岛战役结束后，负责联络的霍华德·康纳上校曾感慨地说：“如果不是因为纳瓦霍人，美国海军将永远攻占不了硫磺岛。”
当时，康纳手下共有6名纳瓦霍密码员，在战斗开始的前两天，他们通宵工作，没有一刻休息。整个战斗中，他们共接发了800多条消息，没有出现任何差错。
纳瓦霍语密码曾被美军视为最高机密。每当问及战争，纳瓦霍密码译员就会简单地回答：“我是个话务员。”战后，美国政府要求纳瓦霍密码员对他们在战争中的工作只字不谈，并且把密码从记忆中抹去。直到1968年，密码才被美国官方公开。2001年7月26日，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国会上举行隆重仪式，为一些已经沉默了半个多世纪的印第安“特殊密码员”颁发了美国政府最高勋章——国会金质奖章。当年，正是他们编制出不可破译的“无敌密码”，为盟军最终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对这迟到了半个世纪的表彰，美国前总统布什也不胜感慨地说：“他们勇敢工作，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值得所有美国人尊敬和感谢。”在表彰仪式上，4名白发苍苍的印第安老战士更是激动异常，当年，正是包括他们在内的29名印第安纳瓦霍族人，编制出了这套“无敌密码”，现在其中25人已离开人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为使日本经济瘫痪，摧毁日本的战争潜力，迫使其无条件投降实施了一场大规模的水雷封锁战役，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封锁战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唯一一次专门使用水雷实施的封锁战役。这次大规模的布雷封锁使日本的一些主要港口成为废港。
日本本土与西南诸岛，中国大陆和朝鲜的海上交通线基本被切断。日本面临全国性饥饿，日军的飞机和舰艇被迫停航，许多工厂被迫关闭，从而更加削弱了日本国民和日军的战斗意志与战斗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太平洋战场上的战火已经开始烧向日本本土，1944年，盟军占领大部分太平洋岛屿和菲律宾部分领土后，其反攻战线就开始自东向西、由南向北直逼日本本土，但同时盟军自己也遭受了较大损失。美军仅在塞班岛登陆作战中就伤亡1.6万余人，而在菲律宾战役中又伤亡6万多人。根据当时的太平洋战争进程，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估计，1947年才能彻底打败日本，同时还要付出伤亡100万美军官兵的代价。如何缩短战争进程、减少伤亡呢？
经过分析，美军决定在紧缩对日本包围圈的同时，对其本土实施封锁，切断物资供应，瓦解其经济基础，削弱其战斗潜力，使其欲战不能只能投降。
日本是一个工业发达但资源贫乏的岛国。海上交通运输线是它与外界联系的重要途径。庞大的商船队频繁地来往于亚洲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维持着其日益增大的战争消耗。可以说，海上交通线就是日本的“生命线”。有鉴于此，美国认为，只要破坏日本的海上交通线，就可以削弱其经济生产能力，摧毁其战争机器。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权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尼米兹上将主持制定水雷封锁日本本土的计划，此计划因将使日本国民断绝粮食供应而以“饥饿”为战役代号。“饥饿战役”从1945年3月27日开始到8月15日结束，历时4个半月。
1945年1月，美军出动B-29在越南金兰湾、西贡和新加坡海域布下近600枚水雷，这是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次大规模实施的航空布雷行动，也是为即将开始的对日本大规模攻势布雷进行的一次实战演练。“饥饿战役”之初，从3月末到4月末一个月的时间内，美军共出动246架次B-29轰炸机，布雷2000多个。日本船只被水雷炸沉19艘、炸伤39艘，共计10万吨。起初，日军对使用水雷及水雷封锁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日本人认为，水雷只是一种防御性武器，水雷封锁也不过是炸沉几艘舰船而已，因此，十分轻视水雷武器和水雷封锁。
二战时的水雷
当时，日本没有认识到水雷在封锁战中的作用，认为水雷是一种古老的水中兵器，仅能作为一种防御性武器使用，而当美国把水雷用作进攻武器时，日本方面仍然认为水雷无非只能炸沉几艘船而已，并没把它当回事。直到在“饥饿战役”中，己方的200余艘船只接连被炸沉、炸伤后，日本方面才如梦方醒，原来，水雷封锁的真正作用是使航道无法通行。
技术水平的落后使日本无法阻止美军布雷，当时日本只能使用普通炸弹对付美军的水雷，面对美国大规模的空中布雷束手无策，尽管在遭受严重损失后，日本进行了全国动员，组织了包括海军研究机关、各大学有关教授等进行反水雷研究，但没能扭转其失败的命运。
进入6月份，美军的布雷规模越来越大，不仅天上投雷，海军也参加了布雷行动。这个月中，美军又布设了3500多枚水雷，7月初，美军实施全面封锁。日本的军工企业由于原料断绝，纷纷停产或关闭，日军大批飞机、舰艇由于燃料极度缺乏而被迫停飞、停航，直接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由于航运中断，250万吨大米堆积在朝鲜港口，而日本国内的粮食供应却极其困难，因为要优先保证军队需要，广大平民粮食配给降至最低限度，食不果腹，终日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曾经狂热支持战争的日本国民终于有了末日来临的感觉。
B-29在航线上大量空投水雷
18日，日本主要工业家警告军界人士：“如果战争再继续下去，700多万日本人将会饿死。”
在长达4个半月的“饥饿战役”中，美军共布雷1.2万多枚，据日本有关记录记载，日本有670艘舰船被水雷破坏，日本本岛几乎变成一座全面瘫痪的“死岛”。美军此次攻势布雷效果非常显著，平均每布21枚水雷就炸沉日本船只一艘，而美军损失极其轻微，仅损失飞机15架。
“饥饿战役”收到了显著效果，最终实现了全面彻底封锁日本海上交通的战役企图，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给予日本以极其沉重的打击，显示了水雷这一古老兵器在现代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崩溃。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群岛国，对海外物资进口的依赖性很大，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也没有组建像样的保卫海上运输线的机构和部署必要的护航兵力，正因如此，美军对日本运输船队的袭击屡屡成功，仅在1945年年初的几个月，美军就在越南的西贡和中国的香港、高雄等海域击沉日本船只48艘，致使日本在美军对其封锁前未能补充更多的物资。
正因如此，在历时4个多月的“饥饿战役”中，日本经济瘫痪、战争潜力尽失，也就不足为奇了。
大角岑生，1876年5月1日生于日本爱知县三宅村，幼名亲一。早年以第三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海军学校，海军大学毕业后，被派往法国。归国后，以尉官衔先后在日本海军多艘舰船服役，数年内连获擢升。先后出任过海军元帅东乡之副官、军令部参谋、海军部军务局长、第三舰队司令官。
1931年4月，大角岑生晋升为海军大将，从而也成为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策划者和指挥者。大角岑生曾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是日军高层中主张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中最积极的人物之一。
被中国军队击落的大角岑生乘坐的专机
1937年“七七”事变和“淞沪会战”之后，以大角岑生为统帅的日本海军，即派航空母舰侵驻珠海市唐家湾的外海，封锁和骚扰我海上运输和捕鱼活动，并经常派飞机袭击广州及周边的铁路、公路交通线，后占领了珠海的三灶岛辟设机场，其中，日军“南进”夺取东南亚，也是他参与策划的“杰作”。
1941年初，大角岑生为密谋策划扩大南侵东南亚及发动太平洋战争做实际准备，专程来到中国。大角岑生先飞抵上海、南京、武汉等地，与日军中国派遣军高级指挥官进行必要的接触。尔后，在日本海军驻中国南京伪国民政府（汪精卫）军事顾问、著名的“中国通”须贺彦次郎少将陪同下，到达广州。
98式日本将官指挥刀
1941年2月5日清晨，广州天气晴好，大角岑生率高级幕僚乘坐海军运输机“微风”号从广州飞往海南岛，在那里组织南太平洋舰队为进攻香港和东南亚作准备。飞机起飞十几分钟后，在途经伶仃洋上空时遇到旋风，而此时飞机引擎也发生故障，被迫折返珠江口西岸，拟就近迫降三灶机场修理，不料又遇上大雾，飞机迷路后闯入中山县第八区中国军队的阵地上空。挺进第三纵队防空观察哨发现了日机，即报纵队司令袁带，袁当即下达射击命令。
这一天清晨，在中山县八区斗门赤坎村附近，突然传来一阵阵刺耳的飞机引擎轰鸣声，打破了清晨山村的寂静。据目击者说，当飞机飞过三灶岛“万人坟”上空时，中间那架座机剧烈地晃动了一下，前后两架护航机一跃而过，中间那架大座机却像飞蛾扑火那样，撞在山上“也”字山坳上。袁带率领部队迅速赶到坠机地点，先行封锁了三条进山的路口，接着进行搜索。
在徐徐的余烟中，官兵们找到了10?余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其中有两具佩戴着日本海军将官服饰。从证件上查明，一名是海军大将大角岑生，他的头部中弹，额头炸裂，鲜血染红了雪白的海军将官礼服。此次同机毙命的还有海军少将贺彦次郎、角田中佐、白滨中佐、见忠五郎中佐、松田大尉和机长黑寅雄、副机长兴野广明、机械师高冈真治和米见次郎等11人。
搜索部队还在现场发现了日军的军用地图、笔记本、指挥刀及镍币；在两只保险箱里，还放着大量日军绝密文件。后来，搜索部队将这些东西装成两大木箱，辗转运回粤北的中国第7战区司令部。
大角岑生的座机被击落的当日下午，日军紧急出动飞机百多架次，在珠海和新会沿海编队做拉网式低空搜索，寻找飞机残骸。大赤坎村民估计日军会来收尸，遂于当天下午即由仵工把所有的尸体运至山下，晚上用麻包袋将全部尸体装运到安丰围的黄扬河边，沉入水底。
后来，尸体漂到下游，村民怕日军寻踪而至，将尸体捞起深埋起来，称霸一生的大角岑生在异国他乡落得个葬不见尸的下场！
第二天，也就是2月5日，中国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港澳的报纸以及广播均报道了空军发布的一条消息：“三次出任日本海军大臣，时任军事参议官的大角岑生大将，在中国战场上毙命！”
当时，这条特大新闻震惊了国内外。几天后，日本海军省也发布了大角岑生毙命中国战场的文告，但是在文告中声称是因为天气原因所坠机。对于日本海军方面来说，除了要尽快消除这个事件对海军士气造成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要夺回那些大角岑生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在这里，机密文件中包括了很多日本海军关于进行太平洋战争方面的计划。要是这些计划被公之于众，那世界就将哗然。
这是大角岑生第一次光临中国的土地，1935年大角岑生因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而受封男爵，但他之所以受封的理由仅是“事变勃发时的海军大臣”，这件事受到海军内部的嘲笑，陆军部对此事更是愤恨不平。现在看来他这个“男爵”不是白得的，他终于还是为此付出了他应该付出的代价。
墨索里尼是一个沉溺于女色的人，对于女人来说，他的诱惑力也是致命的，这种诱惑力和他的“政治煽动力”基本相当。无疑地，墨索里尼很有吸引力。
1926年，在罗马与墨索里尼会面的丘吉尔夫人在给她丈夫的信中写道：“他（墨索里尼）给人以极深的印象，他是一个很普通很自然又非常庄重的人，他笑起来很迷人，有一双极为漂亮敏锐的金棕色眼睛，你可以看他的眼睛，但不能仔细去看……他会让你充满一种令人感到舒适的惊奇。”
当权伊始，墨索里尼月平均收到3万封信，他的一班工作人员的任务就是专门查看这些信件。来自女性的信件分成“认识”或“新识”两类。
如果那些“新识”女人中有被认为是适合的，她们的信件就送交墨索里尼，然后再由他来决定是否要安排见面。有一位波伦亚的女性为了想与墨索里尼有一次约会，曾在5年里写了642封信。
墨索里尼演讲。他的极具鼓惑的言论在当时赢得了民众盲目的支持。
据当年墨索里尼身边的亲信披露，墨索里尼由于整日忙着周旋在情人中间，再加上其他花天酒地的娱乐生活，在整个夏天，他通常每天只花两三个小时用于“办理公务”。
墨索里尼一生以风流成性著称，克拉雷塔·佩塔西是他生前最为宠爱、交往时间最长的情人。佩塔西写于1932年至1938年间的日记中，令墨索里尼当年的“荒淫秘史”首次浮出水面。
佩塔西在她的日记中披露了墨索里尼大量的让人目瞪口呆的“荒淫秘史”！这些日记可谓是一部关于墨索里尼的“私情全记录”，甚至详细到每一分钟。
佩塔西1912年出生于罗马一个富裕之家，父亲是有名的医生，母亲是贵族家庭的女儿。佩塔西年少时就是墨索里尼的狂热崇拜者，而且这种热情与日俱增。1932年，年仅20岁、新婚一年的佩塔西首次与年近半百的墨索里尼见面。当时49岁的墨索里尼早已结婚，而且是5个孩子的父亲，但还是被这位充满青春活力的美人吸引，4年后，佩塔西正式成为墨索里尼的情人。
墨索里尼允许佩塔西使用他坐落在帕拉佐·威尼斯的一所小型公寓，她在那里经常听听肖邦的音乐，勃朗宁的诗，在那里她可以抽烟（墨索里尼讨厌抽烟），她很快成为大独裁者在波西亚诺城堡的女主人。
佩塔西在日记中袒露心声，对墨索里尼其他情人非常嫉妒，由于担心墨索里尼背叛她，她要求墨索里尼每天至少给她打12个电话，每半个小时打一次，因为佩塔西始终怀疑墨索里尼瞒着她和其他情妇鬼混，1938年4月，佩塔西发现墨索里尼与前女友帕洛泰利激情重燃，便与他对质。
“好吧，我的确做了……我想见她，我觉得这么做也没有犯罪，我只是和她在一起待了12分钟。”
“是24分钟！”佩塔西打断他的话。
许多墨索里尼的手下都将佩塔西视为“一个贪财、虚荣且嫉妒心极强的轻浮女人”，在决定跟随墨索里尼离开米兰逃亡时，她还不忘将她最名贵的首饰——一枚12克拉钻石的戒指缝在胸罩的背带里，手提包里还放进4.5万瑞士法郎的私房钱。
除了佩塔西之外，墨索里尼的众多情人也都遭到了“相当优厚的待遇”，墨索里尼给情人每人都发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封嘴费”，以免她们将自己的隐私向外界传布。墨索里尼甚至下令，给“至少一名”他深为宠爱的情人发放“终身养老金”，以包管她在年老色衰之后仍然能够“衣食无虞”，不过这笔“养老金”对于佩塔西来说显然毫无用处——1945年4月，在墨索里尼和佩塔西逃离意大利途中，二人在科莫湖边的小镇栋戈被意大利共产党逮捕，并于第二天双双被执行了枪决。
之后，墨索里尼和佩塔西的尸体更被倒挂在米兰市洛雷托广场一个汽油站的大梁上示众，最终埋葬在米兰穆索科区墓地一处无名坟墓中。
随着法西斯政权开始遭到越来越多人的反对，墨索里尼也隐隐产生了不祥的预感，日记披露，1938年3月，墨索里尼对佩塔西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害怕死亡？因为我害怕离开你。我死之后最多两年，你就会找到一个新的情人，从此将属于另一个人，而我那时却死了，这是多么可怕啊。没有你我将无法生存，我是为你而生，也将和你一起去死。”墨索里尼没有想到的是，他当时所说的话在七年之后竟会“一语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