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宁省沈阳市的东郊，有一座鲜为人知的日军沈阳战俘营，它曾经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设立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中心战俘营，这里先后关押了2000名盟军战俘，其中包括美军驻菲律宾最高军事长官温莱特中将和美军巴丹守军司令爱德华·金少将。
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遗址陈列馆
1942年11月11日，盟军战俘1500多人从菲律宾马尼拉被运送到中国沈阳，这时的中国东北已经被日本殖民统治达10年之久，沈阳改称为奉天。战俘们来到日军奉天战俘营。战俘营里除了美国战俘外，还有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的盟军战俘，他们来自东南亚战场，共1500多名。日军奉天战俘营位于沈阳的东郊，原来中国东北军的驻地，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就把这里变成了关押战俘的集中营。在这座破旧的战俘营里，中国东北的严寒给这些刚从热带过来的战俘们以沉重一击。天气真是太冷了，冷雨夹着冰雪，简直糟透了，那个地方让人心情灰暗。除却严寒饥饿和疾病的煎熬，战俘们还无法逃脱无时无刻不在的恐惧，按照战俘营的规定，点名时，战俘们必须要用日语从左到右喊出自己的战俘编号。
战俘营里的二号人物石川上尉满脸横肉，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公牛”。在奉天战俘营里，几乎每个战俘都领教过“公牛”的凶暴。英国陆军忠诚团第二营列兵瑞莫尔的下巴被“公牛”狠狠地打了几拳，理由是，他给日本人鞠躬时没把手中的煤筐和铁锨放下。
在饥饿和寒冷的威胁下，疾病开始袭击战俘了，战俘们得的病很多都有传染性，所以病菌在营房里迅速传播，患病人数一度达到800人，超过战俘总数的一半。第一个冬天就有200多名战俘死去。在战俘营，患病的战俘最怕进医院，因为日本人只有等病人奄奄一息的时候才让住院，而进了医院的人，由于根本无药可医，加上无人照料，绝大多数最后都进了停尸房。
日军使用的战地望远镜，这种望远镜的优点就是侦察兵可以不用探出身子就能侦察敌情。
1943年7月，奉天战俘营司令松田大佐突然宣布了一个意外的决定：战俘营要搬家。战俘们的“新家”位于当时的奉天东郊，是一个新建成的专用战俘营，条件的改善使战俘们的健康状况逐渐好转。让战俘们感到惊奇的是，有一天日本人突然宣布要给他们发钱，前提是他们必须到新战俘营西边的工厂去劳动。20世纪30年代，日本为了更快地掠夺东北的物质资源，在沈阳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工业区，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是日本三井公司和美国福特公司合作的一个机床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人的撤出，工厂需要大量懂英文的技术工人，所以，美军战俘自然成为日本人的首选，在这个工厂里工作的还有大量中国工人。于是，约600名战俘开始到一家名叫“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的工厂上工，生产和加工机械部件。这样的日子过了一段，终于有一天，平静被打破了。据美国战俘格罗凯特回忆：一次他和许多接受过机械培训的美国陆军和水兵被安排到工厂劳动，日本人交给他们一些图纸，要求他们按照图纸的要求去完成，战俘们打开图纸一看，大吃一惊：日本人要他们生产的，竟是战斗机起落架上用的齿轮。此时，战俘们终于明白，日本人是要让他们去生产武器，而这些武器即将被用来与自己的国家作战。战俘们决定反击，但他们清楚，如果采取极端手段，日本人肯定会对他们施行残酷的惩罚，于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当格罗凯特拿来图纸后，他们把左侧的那套图纸扔进炉子。本来要加工左右各64套战斗机起落架齿轮，结果做的全是右边的一套。生产的齿轮只能全部作废。初次反击的成功给了战俘们极大的鼓舞，更多的抗争无声地展开了。
美国B-29超级空中堡垒重型轰炸机
1944年11月，美国战俘格罗凯特的一位中国朋友突然告诉他：100架美国轰炸机轰炸了日本皇宫西北仅16千米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厂。格罗凯特明白，盟军已将战火烧到了日本本土。12月7日，奉天战俘营里突然拉响了凄厉的警报声，天空出现了黑压压的轰炸机编队，美国战俘一眼就认出来，那是自己的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这时，一架轰炸机突然飞临奉天战俘营上空，紧接着，三枚炸弹投到了战俘营。尽管有17名战俘丧生，但战俘营的人们没有抱怨，他们终于看到了结束自己噩梦的希望，这次轰炸让日本人感觉自己即将失败。不过，日本人并没有消极等待失败的降临，他们制定了一个绝密的计划。
1945年4月，奉天战俘营陆续押来许多盟军高级军官战俘，其中包括帕克少将等26名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将军，由于日军在东南亚的溃败，他们将这些原本关押在那里的重要战俘陆续转移到中国东北，据说，在菲律宾被俘的美国最高军事长官温莱特中将也被转移到了这里，消息被截获后，美军决定筹备营救计划，5月，美国战略情报局成员李奇抵达中国昆明，接受跳伞训练。
1945年8月6日，奉天战俘营里的日本人突然变得疯狂起来，他们见人就打，日本人把战俘们集中到操场上宣布：今天谁也不用去工厂，都站在这里，谁要是站歪了，马上拉出来枪毙。原来，这天上午8时15分，美国名为“小男孩”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巨大的火球在瞬间就摧毁了广岛60%的城区，有近20万人死亡，这其中就有沈阳战俘营里日本人的亲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然而，正在憧憬回家的战俘们并不知道，危险正在悄悄逼近，也许，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踏上回家的路。根据截获的一份绝密文件显示，日军已作好最终处置俘虏的准备，宗旨是决不允许任何一人逃跑，全部镇压，不留证据。日本人决定实施那个绝密计划，战争结束前一周，战俘们都收到了日本人发放的鸡蛋般大小的14个小土豆，他们被告知要离开，这14个土豆是他们三天的粮食。原来，日本人是要把他们带到一个煤矿，并在那里将他们全部处决，美国战俘已知道，日本政府曾下过指令，如果美军进犯日本，他们就杀光战俘。
1945年8月16日，就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凌晨4时30分，一架B-24“解放者”轰炸机从中国古城西安起飞，机舱内有6名背着伞包的军人，他们就是美军派往奉天执行营救计划的行动小组。营救小组抵达奉天上空。10点20分左右，营救小组人员依次跳出飞机，营救队员着地后，开始询问战俘营的位置，一名中国人主动给他们带路。这时，从前面的一条小路上过来一伙日本兵。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营救小组告诉日本人，战争已经结束了。随后，营救队员们被带到日本秘密警察的所在地。营救小组是第一支抵达沈阳战俘营的盟军部队，他们的及时到来，终止了日军企图屠杀战俘的计划。
第二天，营救队员来到奉天战俘营司令官松田大佐的办公室。松田不习惯有这么多的美国人坐在自己的周围，而且也没有向他鞠躬，营救队员说要见战俘营里的最高长官，过了几分钟，美国将军帕克被带了出来，营救队员在奉天战俘营的名单上没有找到温莱特将军的名字，后来，他们从松田那里得知，温莱特将军被关押在离奉天240千米外的吉林省辽源市战俘营，那是他们下属的一个分战俘营，在那里还关押着41名盟军高级将领，营救小组决定，第二天由李奇带着医生前往辽源。火车行驶一天一夜后，李奇等人来到了辽源战俘营。这是一个非常隐蔽的营区，位于一个被树木掩盖的半山坡上。当营救队员见到温莱特将军时，发现他被日军折磨得瘦骨嶙峋。
裕仁天皇
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8月20日，苏联红军解放奉天，接收了日伪机关，控制了机场、铁路等重要目标，其中还有奉天战俘营。战俘们又一次被集合起来，在他们的对面是日本军官和士兵，一名苏联红军少校以苏维埃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解除日军武装，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一些战俘被挑选出来，一对一地站在日本哨兵的面前，接过日本士兵交出的枪，并转身成为了持枪的哨兵，而原来的日本看守则成了俘虏。
一周后，在苏联红军的协助下，温莱特将军等41名高级军官也顺利到达奉天。麦克阿瑟派直升机将温莱特将军从中国东北直接接到东京湾的密苏里军舰上，请他见证日本签署投降协定的那一刻，在日本东京湾停泊的“密苏里”号战舰上，参加了日本投降协定的签字仪式。意味深长的是，当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签署完受降书后，转身把刚刚用过的钢笔交给了曾在战场向日本人投降的温莱特将军。
在奉天，由于苏联红军提供了交通的便利，战俘们终于开始踏上他们的回家之路，1945年8月24日，第一批29名急需救护的重患战俘乘坐飞机离开奉天，随后，1583名美英等国的战俘也陆续乘火车前往大连，他们分别搭乘美国海军的“救援”号医疗舰和当时最先进的APA-145型运输舰离开大连，在经过40天的海上航行之后，美国战俘们终于抵达了他们久违的国家。
距离黑龙江省孙吴县城4千米的西关村是个林密花香、风光秀美的好地方，然而，几十年前，这里却是个杀人场，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的一个支队就设在这里，对外番号为“673”。
1938年，日寇为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不惜违背国际法和世界舆论的遣责，建立了一支在世界战争史上规模庞大的细菌部队，灭绝人性地将细菌武器用于战争，细菌部队特别军事区划定在哈尔滨市平房附近，该部队总称为“满洲731部队”，其下设有牡丹江支队为“643”部队，林口支队为“162”部队，海拉尔支队为“543”部队，孙吴支队为“673”部队。
孙吴支队人员初期30多人，1941年增加到80多人，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已达120人，孙吴基地的主要任务是培育和繁殖散布细菌的寄生虫，大量生产鼠疫、霍乱等传染细菌和防疫用血清、细菌。关东军“731”本部选择孙吴建立细菌支队，完全出于战略上的需要，孙吴这个地方人口少，可用地多，这里靠近铁路，且有数万名劳工，选取试验对象极为方便，孙吴鼠类众多，有黑线鼠、花色鼠、白鼠、黑鼠、灰色鼠、小眼鼠、大眼鼠，有野鼠，也有家鼠，还有瞎半鼠和水老鼠等，而且这里又发现过鼠疫患者，对细菌武器的研究试验都极为有利。
“731”部队是20世纪40年代全球最大的研究准备细菌战的秘密军事机构，它的重要分支孙吴支队（673部队）就设立在孙吴铃兰花随风摇曳、花香四溢的铃兰台。据日本的有关资料记载：“731部队的北野政次于1942年在孙吴捕获40只黑线姬鼠，在鼠上收集到耶氏历螨203只，将螨制成悬液后再注入黑姬鼠体内，25天后将鼠杀死，用鼠的肝、脾、胃再制成乳状液，经病毒过滤器过滤之后，将此乳状液注入‘猿’（经史家考据，此处的‘猿’即指中国人）身上，19天后引起发病，再把发病的‘猿’的血液注入另一‘猿’体内，亦引起同样的出血热病”。
伪满时期，关东军“673”支队强迫群众交老鼠，责令学生停课捕捉老鼠，人们背后议论着：“日本人要这么多老鼠干什么？”在“673”部队的15间鼠舍的地下，都建有贮存饲料的地窖，共收养1000多只老鼠，其中10多只俗名“大眼贼”的老鼠，是属于松鼠科田鼠类的原宗，另外还有兔子、羊等动物，当真相大白之后，人们称日本关东军细菌部队为“老鼠部队”。
侵华日军“731”部队旧址
731部队大量生产鼠疫、炭疽等传染病菌，并在活人身上做实验。图为因感染鼠疫而死去的老百姓。
为了得到大量虱子作为实验生物，“731”细菌工厂的日本人，从劳工中挑出10名年过半百的老头，关进一间空房子，告诉他们从今往后你们就不用去干活了，就在这里养虱子，捉虱子，7天以后，每人每天要交上100个大虱子，后来，这些养虱子的老头都被杀害了。
1938年8月，60名被日本人称作“马路大”（木头之意）的中国抗日志士被“特别输送”到驻孙吴日军的“673”支队，“673”支队的研究人员随时在他们身上进行“孙吴热”（我国最早发现流行性出血热是在日伪统治时期的孙吴，故出血热又名“孙吴热”）的传染及治疗实验，幸存者后来又成为冻伤治疗试验的对象，这样的“特别输送”无法统计有多少次，日本人为了研究细菌武器，不知惨无人道地杀害了多少中国人！
孙吴支队长西俊英中佐战后在法庭上供述了对十名中国俘虏进行传染坏疽病的实验情景时说：“我们将中国俘虏绑缚在间隔10～20米的木柱上，然后通过电流，使装有坏疽菌的榴霰弹爆炸，结果10个人全部都被带有细菌的破片炸伤，同时感染上了坏疽病，经过一星期的痛苦时间后便死去了。”
1944年5月，日本陆军省命令关东军增加细菌武器的生产，以满足日军统帅部在太平洋地区大规模推行细菌战的需要，为特种部队增添了最完善的可供连续生产细菌的新设备，孙吴、海林、林口等支队也相应建立了大量培育细菌的生产系统，这样，一旦“731”本部的设施在战争中被摧毁，各支队可确保正常运转。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命令“731”部队立即销毁所有实验室和设备之后，“731”直属各支队开始行动，“673”支队实验基地一片混乱，支队长西俊英中佐命令部下把机密文件、研究资料、图书及实验用小动物统统塞进锅炉烧掉，随后，又放火烧毁了房屋，炸毁了军用建筑。
现在，作为罪证的细菌实验房舍虽已荡然无存，但废墟仍在，房舍的基础框架结构仍然清晰可见，中国政府在此立的遗址纪念碑，向后人们昭示着日军在此曾经犯下的、在人类历史上罪大恶极的集体战争罪行，提醒着善良的人们永远不要忘记在这里曾发生过的一切。
2000年，有关专家在黑龙江省档案馆首次发现并公布了“731”部队用活人作细菌试验的原始文字材料——“特别输送档案”，这些材料都是该部队败退时来不及销毁而意外留下的，是侵华日军进行人体试验的直接罪证，并清理发现300多件人体解剖用具。战争虽然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战争的阴霾仍在，当人们面对展柜中陈列的防毒面具、日本战刀、老鼠笼、芥子气等残害中国人民的武器时，相信每个人都不会忘记这段被人凌辱的历史，警惕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
“九一八”事变后，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辽阔东北大地的崇山峻岭、荒原水畔，一支新型的人民抗日武装、一支顽强的雄师劲旅——东北抗日联军诞生了，东北抗日联军共有11个军，人数最多时有4万多人。其中，第一、二、三、六、七等军是在抗日游击队（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四、五两军是在王德林的救国军、李杜的抗日自卫军余部的基础上建立的；第八、九、十、十一军是在义勇军余部和抗日山林队的基础上建立的。在此后的14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联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英勇战斗，前仆后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为光复东北、取得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0年底直到1945年8月，日本关东军全力围剿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联军处于一个最艰难的时期，只好暂时转入苏联远东地区，被编入苏联远东方面军，东北抗日联军缘何离开中国进入苏联，这其中有着怎样的历史秘密呢？
943年10月5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野战演习后部分干部合影
1939年初冬，在牡丹江虹云商行，东北抗日联军举行了重要会议，到会的有抗联总指挥周保中，抗联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冯仲云，中共南满省委委员、抗联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北满省委执委委员、第三军军长许亨植。这几位将领代表硕果仅存的2000多名抗联战士，就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方向进行紧急磋商。与会同志一致同意了周保中关于“保存力量，越界过江，到苏联远东地区野营整训”的意见。在日本的威胁与挑衅愈来愈严重的情况下，苏联需要东北抗联来牵制日本军队，苏联远东军也需要通过东北抗联来获取日军情报，故同意合作。1940年9月，苏联远东军内务部长瓦西里给抗联各军主要领导人写信，通知将于12月在苏境内召集党和游击队的干部会议，“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接到此通知后，东北抗联第一、第二和第三路军余部陆续撤至中苏边境苏联一侧进行野营训练。
东北抗日联军退入苏联境内组建了南北两个营地，距哈巴罗夫斯克75千米位于黑龙江（苏联称阿穆尔河）边的费士克，森林茂密，因“阿穆尔河”一词的俄文字头为A，所以这里被简称为“A营”，先期过境的第二路军总部直属部队，第三路军三支队的300余名指战员驻扎于此。
在海参崴和沃罗斯诺夫之间的一个小火车站附近，有处被称为“蛤蟆塘”的地方，这里被选为北野营地，取其俄文名称字头称为“B营”，抗联第一路军警卫营和二、三方面军的500余名指战员驻“B营”。野营部队的后勤供应由苏军负责，军装多用苏军替换下来的棉衣、军大衣、少量的皮大衣和毡靴、棉皮鞋等旧衣物作为补充。伙食供应较好，每名战士每天一千克面包，还有少量的菜、食用油和肉类，这比起在中国东北的深山老林中的生活，已是有天地之别了。
1942年7月20日，经与苏联远东边疆党组织和远东方面军协商决定，以北野营为中心，凡留在两个野营的抗联人员和由两个野营派回东北以及在东北坚持游击活动的抗联部队一律编人抗联教导旅。
8月1日，抗联教导旅正式成立，同时宣布授予苏军番号“苏联红军远东红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也称“中国旅”），周保中任旅长、张寿钱任政治副旅长、崔石泉任副参谋长，教导旅共有1500人。抗联教导旅名义上列入苏联远东军序列，所需武器按苏联步兵装备，生活、服装等均按苏军陆军官兵标准供应。9月13日，教导旅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成立了“独立步兵旅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东北党委会既是旅党委，又是全东北党组织的临时最高领导机关。1940年12月20日，周保中写信向苏方声明：“今后，游击运动的一切必须由东北党组织决定。”
1945年7月，第88旅派出340名指战员作为先遣支队到苏军，进行统一军事训练，其中160人分到第一方面军，80人分到第二方面军，100人分到后贝加尔方面军，他们作为先头部队的向导执行特种作战任务。7月10日，斯大林来电邀请周保中、崔石泉赴莫斯科会谈，第二天上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周保中、崔石泉，前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陪同接见，斯大林笑着对周保中说：“你愿意配合苏军作战反攻东北，我真高兴！你梦寐以求的东北解放将要实现了。”
7月底，88旅又派遣290名指战员，组成20多支特遣队，秘密伞降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长春、沈阳进行战前侦察，将关东军的17个战略地堡及中苏边境上的三道边防线情况，无一遗漏地标注成空袭目标。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零时，第88旅派遣的340多名先遣支队（随军翻译、向导、侦察人员）和先期潜伏东北境内的地下抗联小分队战士们，从黑龙江流域到小兴安岭或在边界引领地面部队，或与苏联空军进行地空导航电讯联络。苏联空军在88旅侦察员电讯信号引导下，准确摧垮了日本关东军所有的军事目标，日本关东军经营了数十年的东北防线顷刻瓦解。在此期间，侦察员们不仅摸清了日本关东军的军力部署情况，还多次完成了暗杀、破坏等任务。
8月12日，抗联领导人周保中接到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称：“东北是你们中国人民的东北，苏联红军的任务是解放东北，建设东北的任务是你们的。”8月中旬，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下达了抗联教导旅行动命令，抗联教导旅召开誓师大会，正式决定：中国同志随苏军进军东北。
由于战局急转直下，苏联远东军将抗联反攻作战的任务转变为抢占东北，即抗联随远东军分赴东北各要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抗联的任务由反攻作战转变为接收东北。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周保中等人计划抢在国民党之前，控制长春、沈阳、哈尔滨等57个重要城市，重建东北各地下党组织。根据这一方案，将400多人分成57个进驻小组，每组按城市大小，多则10人，少则1人，这一方案电报莫斯科后，即获得苏联最高统帅部的同意，决定方案中的57个城市的卫戍司令由苏方担任，其副司令员由第88旅派人担任，协助苏军接管当地政权。
周保中
在长春担任苏军卫戍司令部副司令的周保中，在完成他的副司令职责的同时，指示各地的抗联人员注意发展武装力量，建立革命武装队伍。当时远东军虽然缴获日本关东军的全部武器弹药，但他们的意图是在战争中获得的武器和战利品绝不交与国、共任何一方，苏联远东军将他们在各地缴获的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运往苏联。但抗联仍然利用一切可能从远东军手中获得了大量武器装备。抗联战士进入战略要地后，迅速投入接收工作，所有的抗联战士都着苏军军装，有苏军军官证书，他们大多数人都会讲俄语，抗联官兵的苏军身份，为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进入东北、与苏军取得联系、达成默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抗联首先抢占了东北57个战略要点，为中共中央决定10万大军挺进东北起到了先头部队的特殊作用，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抗联进占各点后扩建的武装部队，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周保中任总司令。
“八·一五”东北光复初期，周保中率领东北抗日联军为我党抢战东北开辟了通路，此后，又在东北局的统一领导下，为迎接十万大军、两万干部进入东北架设了桥梁，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
鹰巢
纳粹头目希特勒的私人城堡——“鹰巢”，位于德国阿尔卑斯山脉1834米高的奥柏萨尔斯堡山顶。历史学家曾说：“希特勒一手握着世外桃源般的鹰巢，一手控制着如同死亡工厂的奥斯威辛。”
如今，随着“鹰巢”的重新开放，希特勒手中的这张秘密王牌也像奥斯威辛一样逐渐被世人熟知。
据说当年希特勒为写作《我的奋斗》第二卷来到这里，并深深地迷上了这里的自然风光，纳粹党于是决定在这里建造一幢别墅，虽然只是一幢别墅，其施工难度和工程规模之大却是超乎想象，被称为“鹰巢之路”的6.5千米盘山公路被认为道路工程上的杰作，它从坚硬的石头中开凿而出，还有“鹰巢”入口124米长横穿花岗岩的隧道，124米高能同时容纳53人的电梯，加上别墅的主体建筑，整个工程耗时13个月，动用了6000名劳工，花费了3000万帝国马克才完成，如果换算成现在的货币大约价值1.5亿欧元。
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在一起。爱娃从不出席纳粹的大集会，也很少与希特勒公开露面，直到1945年4月29日，她才和希特勒在地堡里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然后与希特勒双双自杀身亡。
1939年，“鹰巢”及配套设施终于完工，作为献给希特勒50岁生日的礼物，希特勒对他手下的这件作品非常满意，心血来潮时，他还喜欢以此地为背景创作油画。希特勒迷恋贝希特斯佳登的山湖景色，偏爱在山庄上执政和应酬，他每年都要在此逗留数月，“鹰巢”作为上萨尔茨堡山庄最具代表性的建筑，自然成了希特勒处理军政要务的场所。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这里成为元首总部。
希特勒在“鹰巢”以帝国元首的身份接待了英国首相张伯伦、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罗马尼亚国王卡洛尔二世等多国政要。他还在这里制订重要的政治和军事计划，颁布法律和规定。吞并奥地利、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入侵波兰和法国、闪击苏联的作战方案，都是在这里签署和密谋的。
德国著名风景区贝希特斯加登拥有阿尔卑斯山的独特迷人风景，“鹰巢”以及山下的贝希特斯加登镇现在已成为人们喜爱的旅游胜地，酒馆、餐厅、豪华酒店，应有尽有。这里不仅能享受德国最好的温泉，也有德国海拔最高的高尔夫球场。但是有谁能想到，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这两个地方曾是希特勒的个人休闲场所，是他和情人爱娃·布劳恩带着爱犬经常在此漫步的地方。比希特勒年轻23岁的爱娃在慕尼黑和柏林的政治圈里几乎从不露面。
但在“鹰巢”，她却是活跃的女主人，纳粹党的一些高官为了赢得希特勒的信任，借各种理由到上萨尔茨堡与爱娃套近乎，古怪冷酷的希特勒也需要私人环境，他把上萨尔茨堡看成是家庭氛围最浓的住处。
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德国人很少有人知道这座“领袖”的别墅，直到德国被盟军占领，媒体才公开此事，至于“鹰巢”的名字，则出自一位闻名世界的英国记者瓦德·普理斯的战后详细报道。
他将“鹰巢”称之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并给它取名为“鹰巢”，想必是因为第三帝国的国徽是一只老鹰吧。
“鹰巢”也是“元首圈子”的主要活动场所，他们经常在这里喝茶、会客，举行晚会和电影招待会。1944年6月，爱娃还在这里为她妹妹格蕾特尔组织了持续三天的战时婚礼。1945年4月，在“第三帝国”行将毁灭前夕，爱娃将母亲、姐妹从慕尼黑转移到上萨尔茨堡山庄，她自己则与希特勒在柏林“元首地下掩体”举行完婚礼后双双自杀，共赴黄泉。
“鹰巢”不具备对盟军发动突然轰炸的防卫措施，盟军开始对德国大部分地区进行空袭后，纳粹才在上萨尔茨堡地区加强了防空设施，山底铺设了地下碉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艾森豪威尔在计划占领纳粹德国首都柏林的同时，担心党卫军等纳粹核心军队撤退到阿尔卑斯山中，下令盟军在1945年4月25日对上萨尔茨堡山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鹰巢”也的确成为了一个主要的轰炸目标，但并未受到损坏。在政府的交涉下，“鹰巢”在战后也得以免遭破毁。
1944年初夏，纳粹德国东西两面遭到夹击。四面楚歌、穷途末路，为了挽救德意志民族于行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以上校施道芬堡为首的一部分德军军官铤而走险，冒死刺杀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希特勒，以达到和盟军议和的目的。
针对希特勒的这次刺杀行动预谋已久，这个计划总的代号是“伐尔克里”复仇计划，这是一个很恰当的名称，“伐尔克里”在北欧日耳曼神语中是一群美丽而可怕的少女，据说她们飞翔在古战场上，寻找那些该杀死的人，这一次，要杀的是阿道夫·希特勒。
最初计划由施道芬堡往东普鲁士拉森堡的狼穴，在会议室内最接近希特勒的位置上安放定时炸弹，接着立即前往通报柏林命令部队接受指挥，并依据希特勒生前批准的影子政府名单而成立临时政府，领导战时德国。
陆军上校施道芬堡伯爵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附近的小城耶廷根，施道芬堡继承了家族的高贵血统，品学兼优，1943年初，施道芬堡远赴北非突尼斯战场指挥一个装甲师。1943年4月，他在战斗中失去左手两个手指和整只右手，左眼重伤，右眼破裂完全失明。由于无法在野战部队继续服役，施道芬堡奉调回国。战争的残酷使施道芬堡的思想彻底转变，这时的他已是一个希特勒的反对者。1944年7月1日，施道芬堡被任命为国内驻防军参谋长，有了接触希特勒的机会，从那时起施道芬堡就一直把炸药放在公文包中，准备见机行事炸死希特勒。
1944年7月20日，施道芬堡飞往德军东线司令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狼穴”参加军事会议，夹着装有炸弹的公文包匆匆走进会议室。24名与会者全部聚齐，施道芬堡将公文包放在希特勒右方的橡木大桌桌脚内侧，然后借故在会议中途静静离开了会议室，当时希特勒伏在桌上看着东线对苏联作战的军事地图，并聆听军官叙述战争形势。历史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一位军官不小心碰了一下公文包，出于礼貌随手把它放在桌子底座的外侧，然而，就是这个看来不经意的一挪，却挽救了希特勒的生命，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进程。
“狼穴”遗址
下午12时42分，炸弹爆炸，橡木大桌被炸得粉碎，整栋建筑物崩塌，24名与会者中4个人当场死亡，爆炸的一刻，希特勒正趴到桌面上看地图，厚重的橡木桌子挡住了炸弹，让希特勒逃过了这一劫。当希特勒被人搀扶着走出被炸成瓦砾的会议室时，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他的头发被烧焦，右胳膊肘有轻微淤血，左手掌有几处擦伤，双耳鼓膜受损，镇静下来的希特勒迅速控制了局势，当晚就展开疯狂的清洗。
施道芬堡目睹爆炸，认为在场应当无人生还，于是按照计划与他的副官海夫顿中尉穿过保安封锁线而离开狼穴，然后飞往柏林会合其他在战争指挥部等候的同谋。由于政变者并未能占领电台，使希特勒生还的消息得以传开。起初，柏林的后备军的确有执行施道芬堡的命令，但是指挥官被宣传部长和元首阻止了行动，政变遂失败。政变主谋：施道芬堡上校、欧布利特将军、基尔海姆上校及海夫顿中尉皆于当晚被捕，并旋即在战争指挥部的庭园内被枪毙。施道芬堡在最后一刻还替战友开脱：“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主意，作为军人，他们仅仅执行了我的命令，所有责任全由我一人承担。”
《刺杀希特勒》电影剧照，图左戴眼罩者为施道芬堡。
“我们神圣的德意志帝国万岁！”这是施道芬堡上校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施道芬堡刺杀希特勒的原因并不是希望早日结束战争，而是希望能够单方面和盟军和谈，从而全力进攻苏联！
所以，历史对于这位残疾军人的评价始终充满争议。希特勒事后以行动来回应这起政变，扩大事件而处决了5000名反对纳粹政权的人，大批德军高级将领被处死，德国最著名的元帅隆美尔亦受“七二〇刺杀”事件牵连而在1944年8月18日于法国自杀。
在刺杀计划实施以前，其密谋者之一特雷斯克对“伐尔克里”行动下的结论是：“行刺必须进行，不惜任何代价。即使不成功，也必须在柏林行动。因为问题已不再在于具体目的，而在于这是德国抵抗运动在世界和历史面前敢于作出这一决定性的举动。其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是的，它标志着德意志民族在希特勒仍然不可一世的时候就主动作出了挣脱其独裁统治的壮举。
在今天的德国，参与这起政变的人皆归于抵抗运动的一部分，被称以“抵抗战士”，有些德国城乡则以部分参与者的名字来为街道命名。施道芬堡因此被人们称为“试图将德国从道德沦丧中拯救出来的爱国者”。
战后历史学家对“七二〇刺杀”的研究比较客观地认为，即便刺杀希特勒成功了，也未必能够迅速结束战争，因为同盟国不支持政变者，也不会因他们成功而改变对德的强硬态度。如果当年刺杀与政变计划成功，反而不利于德意志民族彻底告别纳粹主义与军国主义历史。
乌斯塔沙，为克罗地亚的独立运动组织，Ustasha本意就有起义的意思，乌斯塔沙于1929年4月20日在保加利亚的索菲亚成立，其目标是让克罗地亚由南斯拉夫独立，其领导人巴维里契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党有密切关系，并且领取其津贴。
以帕维里奇为首的乌斯塔沙是克罗地亚的右翼组织，它统治下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在1941年参加了轴心国集团，他们奉行纳粹法西斯政策，不仅在克罗地亚搞种族清洗活动，甚至还有的参加了纳粹德国党卫军，组成了党卫军第13“圣刀”志愿山地师（克罗地亚第一师）和党卫军第23“短剑”志愿山地师（克罗地亚第二师）。最终在1945年被南斯拉夫人民军歼灭。
克罗斯亚独立国国旗的底面是横向的红-蓝-白三色，中间有克罗地亚盾面，左上角是字母“U”，这个大写的印刷体字母“U”就是乌斯塔沙的标志。1929年乌斯塔沙成立的时候，他们仅仅是一个搞恐怖活动的民族主义政治组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掌权的时候，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参加这一武装的人数在1944年达到顶峰，有7.6万人之多！
1941年德国与意大利进攻南斯拉夫，乌斯塔沙组织的军队便趁此时宣布克罗地亚独立，并成立克罗地亚独立国，并加入轴心国阵营。乌斯塔沙当时信奉纳粹的意识形态，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种族上的“纯”克罗地亚，并且视生活在克罗地亚与波黑的塞尔维亚人为他们的主要障碍。
1941年4月27日，新成立的乌斯塔沙军队在一个主要由塞尔维亚人居住的村庄古达瓦克展开了大屠杀，以此为开端，乌斯塔沙在克罗地亚独立国境内开始了针对非克罗地亚人的大规模种族清洗。1941年6月，帕维里奇政府的一位部长米勒·布达克公然宣布了乌斯塔沙的暴力种族政策，同年夏季，它的秘密警察头子维耶柯斯拉夫·麦克斯·卢布里奇开始建造集中营。
在它接受纳粹意识形态的同时也带来一个小问题：克罗地亚人本身是斯拉夫人，这样按照纳粹的标准，他们自己反而成了劣等种族，为此，乌斯塔沙的理论家们不得不编造一套理论用来证明克罗地亚人起源于“非哥特文化”，从而使自己步入雅利安人的行列，乌斯塔沙领导层的家庭成员中有犹太血统或塞尔维亚血统的，会被授予“荣誉雅利亚人”的头衔，但是一些低级别的乌斯塔沙分子不得不依靠杀害自己的塞尔维亚妻子或孩子来证明自己的忠诚。
在外国占领下，整个南斯拉夫境内是山头纷起，当时与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争锋相对的有在米哈伊洛维奇上校带领下的塞尔维亚武装切特尼克组织，还有一股势力，就是铁托领导下的南共人民军（游击队）。
乌斯塔沙对非克罗地亚人的大规模种族清洗。
1942年2月6日，乌斯塔沙分子对迪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对面的村庄实施了一次残酷的大屠杀，包括500名儿童在内的2730名塞尔维亚人遇难，乌斯塔沙甚至先于纳粹对异族实施了“最终解决”。这些事实都得到了德国陆军元帅威廉·李斯特及其下属的确认。
根据统计，乌斯塔沙建立超过10个集中营，杀害达9.3万人，但是塞尔维亚人的切特尼克组织也杀害不少克罗地亚人，这都是导致南斯拉夫族群问题进一步恶化的历史原因之一。
乌斯塔沙的种族暴行招致了意大利人的愤怒，意大利人也不想和乌斯塔沙合作，因此，他们在自己的南部控制区支持切特尼克组织，虽然希特勒坚持要求墨索里尼命令他的部队与乌斯塔沙协同作战，但是意大利将军马里欧·罗埃塔及其他意大利陆军将领根本就对这些命令不屑一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甚至在德军投降后，乌斯塔沙依然在克罗地亚顽强抵抗，但最终被由铁托率领的人民军所歼灭。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的发展，苏联红军和铁托所领导的人民军最终解放了南斯拉夫，1945年克罗地亚再度并入南斯拉夫。
战后，残余的乌斯塔沙分子纷纷潜逃至国外，大约有20起恐怖活动或多或少涉及乌斯塔沙，由于缺少民众支持和南斯拉夫人民安全局的高效，他们一般很难取得成功，帕维里奇流亡阿根廷，南斯拉夫人民安全局的特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给了帕维里奇致命的一枪。
1944年，英国特种空降部队的一支特种兵队伍接到了一项“不成功则成仁”的任务——在法国的一座别墅刺杀或抓捕纳粹最强的指挥官之一隆美尔。
6月6日，诺曼底战役打响之后，盟军开始陆续解放被纳粹德国占领的欧洲大陆。1944年7月20日，空降特勤队司令麦克利奥准将发布了这道堪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为大胆的计划，他要求手下的特种兵队员们，要么将正在战场和盟军作战的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击毙，要么将他绑架到英国，以此作为对希特勒的一个“威胁和打击”。隆美尔被誉为“沙漠之狐”，是希特勒最为倚重的前线指挥官，他曾在北非和西欧地区对盟国军队实施多次打击，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带来很大影响。因此，英国特种部队的精英空降特勤队将隆美尔作为“袭击”目标，并不出乎意料。
起程前，初次上阵的英军特种兵，英国皇家空军特种空勤团（SAS），向来被视为王牌中的王牌，尽管被寄予厚望，参与此次行动的士兵班尼特却并不感到自豪。他写道，众人起程前吃了一顿“只有国王才能享用的饭菜”，“看那架势，就好像我们要上绞刑架似的”。
绑架计划首先要在隆美尔作战的区域寻找适当的空降地点，并有必要进行短时间据守，根据侦察情况决定是否实施绑架。此外，麦克利奥在命令中还提到将隆美尔击毙的可能性。“击毙隆美尔显然比绑架他容易。宁可确保击毙隆美尔成功，也比试图绑架他但失败要好。”
隆美尔
根据日记记载的内容，麦克利奥的命令被标注为“绝密”级别，麦克利奥要求，“以下要点应牢记在心：如果绑架隆美尔，并将他带回英国存在可能性的话，结果将会产生巨大的宣传价值，针对当地居民的报复行动也将因此减少或者得以避免。”然而，当4名空降特勤队的精锐士兵准备好跳伞空降于一座法国城堡实施计划的前几个小时，这项突击行动却被临时叫停。原来，一场意外的事故让隆美尔逃脱了盟军的刺杀。
1944年7月17日，隆美尔正在诺曼底前线与英国军队鏖战，没想到他乘坐的汽车却遭遇英国空军飞机的轰炸，隆美尔受伤，被随后赶到的参谋们从沟中救出，送到附近的贝尔内空军医院。当地医生用碎布条缠住隆美尔凹陷流血的头部，随后又给他注射了两瓶樟脑油。这种急救方法虽然比较简陋，但挽救了隆美尔的性命。随后他将指挥权交给副手，回到德国进行治疗和养伤。因此，麦克利奥之前制订的绑架计划失去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这项任务被取消了。
“沙漠之狐”虽然逃脱了盟军的生擒或刺杀，却卷入刺杀希特勒未遂的行动。7月20日，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一座简易木板房里，希特勒正召集高级将领举行军事会议。突然“轰”的一声巨响，一颗预先放置的定时炸弹爆炸了，霎时间，烟雾立即弥漫了整个会场。这是德国反希特勒分子们策划的一次暗杀行动，但希特勒仅受了一点轻伤。为了查清真相，希特勒逮捕了一批可疑军官，在这股清洗浪潮中，不乏隆美尔的老战友和下属。
1944年10月14日，“沙漠之狐”隆美尔被迫服毒自杀，希特勒还假惺惺地为他举行了国葬。一代名将就这样被自己效忠的领袖置于死地，获知情报的盟军在庆幸之余不胜唏嘘。当然，对SAS官兵来说，这样一个为自身扬名的良机就此失却，可能更是他们永远的遗憾。
隆美尔葬礼
塞班岛最早是由菲律宾等地移民建设起来的岛屿，它的原始美丽被世人所认识，是在1521年航海家麦哲伦环球旅行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塞班岛变成日本的海外领地，大批日本移民在当地经营达20余年，1944年7月，美军经过奋战夺取这里，塞班岛成为第一批被盟军攻克的日本属岛。塞班岛是马里亚纳群岛的主要岛屿，守岛日军为小英良中将和南云忠一海军中将所辖部队等共4.3万余人，塞班岛战役开始于1944年6月11日，结束于1944年7月9日。
塞班岛是马里亚纳群岛的第二大岛，长约21千米，宽4千米至8千米不等，面积约184平方千米，地势中央高四周低，岛上多山峰、丘陵、沟壑、岩洞，制高点是岛中央海拔450米的塔波乔峰，岛西海岸有一条覆盖整个海滩的珊瑚礁，加拉潘角将其一分为二，北面形成天然良港——塔那潘港，该港也是塞班岛以及马里亚纳群岛的经济、文化中心，南面为平坦的马基奇思海滩，是理想的登陆滩头。
1944年6月，美国以7万人的兵力包围了日本海军司令部所在地塞班岛，在这仅有12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美国人3周内投下50万枚炸弹，使塞班岛成为汪洋中的一片火海，岛上的大部地面工事被摧毁。
15日，美国第二陆战师、第四陆战师在塞班岛西岸查兰干诺地区登陆，傍晚占领登陆场。此时，美军虽然上陆部队已有两万余人，伤亡2000余人，夺取的登陆场却只有计划的一半，难以形成有效的防御态势。当晚，日军趁美军登陆场狭小，立足未稳之机，发动了夜袭，企图将美军一举赶下海。日军以36辆坦克掩护1000多步兵发起冲锋，美军早有防备，照明弹一发接一发，将夜空照得如同白昼，日军的反击刚开始就被发现，美军随即召唤舰炮火力支援，在猛烈密集的舰炮射击下，日军白白损失700余人，一无所得。从16日深夜到17日凌晨，日军又以44辆坦克和500人发动夜袭，结果遭到了沉重打击，坦克被全部消灭，步兵也损失大半。
6月18日，美军继续发展进攻，陆战四师攻至南部的马基奇思海滩，第27师的165团轻而易举夺下了最大的机场——阿斯利洛机场，两天后陆战队的战斗机就开始进驻该机场。美军巩固登陆场后，第27步兵师登陆增援，并赶修机场和部署炮兵，斋藤意识到由于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反击已不可能有什么作用，转而重新调整部署，依托岛上最高峰塔波乔峰组织防线。26日，美军攻占该岛中部制高点塔波乔山，随后向北发展进攻，经过20天激战，日军伤亡惨重，只剩3000人。6月30日，斋藤在美军越来越大的压力下，率余部退至塔纳帕格村一线的“最后抵抗线”，负隅顽抗，做最后的垂死挣扎。7月4日，美军攻占了福劳里斯角水上飞机基地，将残余日军压缩至东北角的狭小地域，至此日军的最后防线终于被突破，守军大部被歼。7月6日，斋藤和南云向东京大本营发出了最后的诀别电，然后将岛上残余的3000官兵集中起来，部署了最后的决死攻击，当晚斋藤剖腹自杀。
塞班岛一役中投降的日军士兵
史密斯预见到日军肯定会在最后失败前进行自杀攻击，特意到27师师部，叮嘱部属要加强戒备，严密防范日军的自杀冲锋，但27师不以为然，麻痹大意，7月7日4时，3000多日军突然发起了进攻，军官挥舞着武士军刀，身先士卒带头冲锋，士兵们有枪的带枪，没枪的拿着刺刀和棍棒，甚至头裹绷带、手拄拐棍的伤员也一瘸一拐地冲上来，全然不顾美军的射击，经激战，终将日军这次丧失理智的自杀冲锋粉碎，美军伤亡很大，仅阵亡就达400余人，而日军在美军阵地前遗留的尸体就有1300多具，美军只得挖掘一个大坑，再用推土机将这些尸体推入坑中集体掩埋，日军有组织的抵抗至此结束。
7月7日当天，南云忠一命令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押着妇女、老人、孩子向岛北端高30米的石崖走去，到了崖边举行“殉难仪式”。在刺刀的威逼之下，抱着自己的孩子的妇女、老人们机械地喊着“万岁”跳下石崖，坠入大海，从此，这个无名的石崖就有了名字——“万岁崖”。日军逼着家属跳崖的第二天，南云忠一又发布了第二道命令，所有军人都要殉职，向天皇效忠，先是全体日军集合向天皇宣誓，接着命令1000多名官兵上山，随后是塞班女子中学的校长带着100多名学生上山，在山上，校长向学生们讲话，“将士们浴血奋战，完成了天皇交给的使命，他们就要殉职效忠了，我们女子中学的学生面临着要被美国兵侮辱的危险，不如将你们美丽的身体献给为天皇效忠的大和民族英雄们，以表慰安……”，在石崖下的司令部里，此时的南云忠一已剖腹自杀。7月10日，美军打扫战场，发现崖下有1053具日军尸体，还有107具少女的尸体，少女们都一丝不挂，这些少女都是塞班女子中学的学生。
在塞班岛战役中，日军伤亡4.1万余人，被俘近2000人，美军伤亡1.6万余人，美军夺取塞班岛，为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其他岛屿创造了条件，也为B-29远程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提供了基地，后来美国向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的轰炸机，也是从塞班属岛天宁起飞的，至今游客们还可到那里参观“原子弹装机纪念地”。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建立其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仅以中国为例，从1937年至1945年的8年间，就被日本帝国主义杀害了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640亿美元，间接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5000亿美元按购买力折合现价，超过5万亿。
至于所有与日本交战国，其损失就更为巨大了。这些损失完全是由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的，理所当然的应该由日本赔偿。
在1945年2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规定德国应赔偿200亿美元，其中100亿归苏联，80亿归英美，20亿归其他国家。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偿以盟国从各占领区拆迁工业设施抵偿。
在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召开时，日本的败局已定，盟国在会上即拟定了战后日本对盟国的赔偿方针，主要内容是：第一，日本必须进行战争赔偿，但是考虑到日本战后可能的情况，决定让其采用实物支付的方式进行赔偿；第二，赔偿规模不是按照受害国的损失，而是小于损失。在波茨坦会议上盟国已经明确了战后要通过赔偿来剥夺日本战争能力的意愿。与日本对亚洲国家造成的损害相比较，无论如何处置日本显然都是宽容的。
对于日本，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1945年11月5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
波茨坦会议中的三国领导人，前排左为艾德礼，中为杜鲁门，右为斯大林。
按照美国政府所制定的“临时赔偿方案”，“先期拆迁”计划将提日本工业设备实物的3%作为直接受日本侵略国家的赔偿物资，其中中国可得15%。但是，随着时局的变化，美国为自己狭隘的战略所考虑，对这个3%的赔偿范围一减再减。最后中国只得到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期间派出的中国首席代表吴半农多次严正交涉。但美国一意孤行，不予理会。中国战时损失，据中国的赔偿委员会的估计，按当时价格计算，不下620亿美元，而中国分得的赔偿物资才约值2250万美元，只占万分之三。
而实际上，这个数字也只是画饼充饥——日本一共只支付了22.3亿美元战争赔款，其中数额最大的是菲律宾和印尼，各8亿。而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都宣布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要放弃对日索赔呢？这就不能不提到美国在这其中的作用了。
战后初期，美国对于日本赔偿的态度还相当积极，后来稍有动摇，但还是于1947年4月4日采取单独行动，发动了“先期拆迁”。可是随着美、苏对立日益尖锐，再加上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顺利进展，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远东方面，美国亟盼建立一个反苏反共的基地，而环顾全球，只有在它控制下的日本最符合这个条件。于是扶持日本、抵赖赔偿，就成为美国的基本方针。美国政府于1949年5月13日向盟总颁发临时指令，取消了“先期拆迁”计划的执行，停止了日本对各盟国的赔偿。至此，战后对日索赔的事宜实际上已被美国腰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