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乌龟的壳子居然也号称值几百上千钱，有几个人愿意拿几百上千的铜钱去换一块龟壳呢？这种连官府都不能控制的“野生货币”，谁知道有多少呢？谁知道会不会大家都去捉乌龟，扒了壳，或者拿货真价实的铜钱换来龟壳，然后朝廷突然说龟壳不值钱了呢？
1.新政
王莽改朝换代了，可他当皇帝之前的皇太子孺子刘婴怎么办？刘氏政权还封了二十多个王爷、一百多个侯爷怎么处置？
王莽一上台，就对刘婴做了安排：封刘婴为安定公。他的封地叫安定公国，方圆百里，食邑万户。在安定公国内，刘婴可以修建刘氏祖宗庙，可以用汉朝的正朔[1]，穿汉朝的官方服饰。同时，汉平帝刘衎的妻子，也就是王莽的亲女儿，被封为安定太后。
据史书记载，臣子宣读完这个决定后，王莽亲自拉着五岁的刘婴叹息流涕：昔日周公摄政，最终能够归政于周成王，然而我迫于上天之命，无法像周公一样了。
他对着小刘婴哀叹良久，臣子将刘婴拉到殿下，让刘婴跪下去向王莽称臣，群臣百官看着这一切，内心五味杂陈。（《汉书·王莽传》：百僚陪位，莫不感动。）
刘婴虽是个孩子，也没当过皇帝，但毕竟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是汉朝未来的最高统治者。而且，翟义起兵时王莽公开说过自己会在刘婴长大后归政。刘婴虽然什么都不懂，但对于思念汉朝的人来说是个精神支柱，能起到号召作用。对待此人绝不能马虎。
王莽对待刘婴是比较谨慎的，因为不论后来他的情况多么糟糕，不论反对他的势力多么厉害，刘婴都没能发挥到“前皇太子”的作用，王莽去世后才有人拥立刘婴，不过很快就被更始帝杀了。王莽把以前大鸿胪[2]的办公场所改为安定公刘婴的府邸，严密监视。那一年，刘婴才五岁，他本是汉广戚侯刘显的儿子，父母都在广戚侯国，一个人根本无法在京城生活。王莽给刘婴安排了奶妈，但要求奶妈只负责刘婴的起居，不能和刘婴说一句话。没有人敢跟这个小孩打交道，于是刘婴就被整天关在屋里，什么也见不着，什么也学不到。他就像个与世隔绝的人，长大后连最起码的动物都不认识。（《汉书·王莽传》：至于长大，不能名六畜。）后来，到了婚配年纪，王莽将自己的孙女儿嫁给了他。
除了刘婴，汉朝还留下了二十二个诸侯王，以及一些被封为王的蛮夷国君主。在王莽看来，到处封王，有违古制和经典，不利于大一统，所以他要求，诸侯王皆称公，周边的蛮夷国君主都称侯。
汉朝王爷的儿子有些会被封侯，到王莽时期，还留有一百八十一个王子侯爷，新王朝成立后，爵制采用周制，将爵位分为五等，由尊到卑依次是公、侯、伯、子、男，这些在汉朝时仅次于王爷的侯爵全部降为第四等的子爵。
到始建国二年（10），汉朝二十二个诸侯王都上缴了诸侯王印绶，成为公爵。当年十一月，王莽又对三十二个刘氏子弟予以嘉奖，表示：这三十二个人皆知天命，那些和这三十二个人同宗共祖的刘姓人都赐姓王。只有嘉新公、国师刘歆例外。刘歆本来也该改姓王，只是当年把女儿嫁给了王莽的儿子，是王莽的亲家，就仍旧姓刘了。
王莽在安顿在世的刘姓皇族的同时，还得考虑已死的刘姓皇族。比如汉朝的十一个皇帝，他们死后被埋葬长安周边，每个皇帝都有陵园，陵园中有庙、寝和便殿等建筑。这些汉朝皇室要去祭祀的场所，王莽如何处置呢？毁了，还是照常祭祀呢？
毁了汉朝皇帝的庙，动作太大，汉高祖刘邦、文帝刘恒、宣帝刘询等皇帝深受百姓爱戴，抄起家伙毁了，势必舆论哗然。毕竟，王莽是通过和平演变夺取的政权，在这个过程中一直都在说汉朝如何如何好，自己如何如何尊重汉朝的，他一直宣称皇位是汉朝皇帝禅让于自己，如同当年尧帝禅让给舜帝，却没听说过舜帝登位之后就挖坟掀庙。可如果照常祭祀，让他这个新朝开国皇帝祭祀亡汉的祖宗总是别扭。
王莽将汉高祖的庙改称文祖庙。
为何这样改呢？因为文祖就是尧帝的先祖庙，据《史记》记载，昔日舜帝接受尧帝禅让时，就是在文祖庙进行。王莽在汉高帝庙接受了皇位，又把高帝庙命名为文祖庙，隐含的意思就是，自己取代汉，如同当年舜帝接受尧帝的禅让。
关于汉朝皇帝的祖宗庙，王莽明确表示了：自己没有忘记前朝。汉朝被称为祖和宗的七个皇帝，应该遵照礼法制度，被立在安定公国内，他们在京城的陵园，陵园中的庙、寝和便殿，照常祭祀[3]。
被称为祖和宗的七个皇帝，其实是享有庙号的七个皇帝，只不过那时候有了庙号之实，而无庙号之名。去世的帝王，其陵园内都有庙。但不是每个庙都有一样待遇，有些皇帝死后，后代会给他的庙上个尊号，比如刘邦的庙叫太祖庙，文帝刘恒的庙叫太宗庙。这些皇帝，不但京城有庙，地方上也有庙（高祖刘邦和文帝刘恒，在所有郡国都有庙，武帝刘彻在其去过的郡国也都有庙）。这个尊号或称“祖”或称“宗”，就是庙号。有庙号的皇帝，不但有郡国庙，而且他们在京城的庙，不会因为该皇帝跟后代皇帝“亲尽”而被毁。
庙号是对一个帝王的认可，汉代庙号之议比较严格，一个帝王若不能令后人心悦诚服，很难得到庙号。
哪七个皇帝有庙号呢？我们知道的有：太祖高皇帝刘邦、太宗孝文皇帝刘恒、世宗孝武皇帝刘彻。还剩四个是王莽为了取悦王政君所立：汉平帝四年（4），王莽奏请尊汉宣帝刘询为中宗，汉元帝刘奭为高宗。一年多后，他毒死汉平帝，为显示自己对汉朝的忠心，又奏请尊汉成帝刘骜为元宗，汉平帝刘衎为统宗[]。
汉元帝、汉成帝和汉平帝，他们有多少功绩，大家都看在眼里，与高、文、武、宣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所以这几个尊号都是王莽为讨好王政君的产物。后来，那个在昆阳之战中击败王莽的刘秀当了皇帝，重新审定西汉皇帝的庙号，王莽定的那四个只保留汉宣帝刘询的中宗，其余都被废了。
王莽还说，以后每年九月都会亲自祭祀汉高祖、汉元帝、成帝和平帝。
王莽是新王朝的开国皇帝，公然宣称要照常祭祀汉朝皇帝，尤其汉平帝还是他女婿，这是为何呢？
目的只有一个，让人觉得他没有忘本。然而，新朝和汉朝是两个对立的王朝，王莽要强化新王朝的影响，就必须弱化汉王朝，在改朝换代之初、王莽根基不稳的情况下，每年祭祀前朝皇帝，对于百姓接受新政权是不利的。所以这一番许诺是不可能真的付诸行动的。
至于如何合理地违背诺言又让人觉得情有可原，套路也是现成的。王莽二年（始建国二年，10）十一月，立国将军孙建就上奏了：本月有个男子拦住我的车，自称是汉成帝流落民间的儿子刘子舆，还说什么“刘氏当复”，让快些把皇宫给他腾出来。后来抓住审问，才知他就是长安的一个老百姓。由此可见，当今之世有许多奸猾之徒，或冒充汉将军，或冒充汉成帝之子，他们犯这等滔天大罪，皆因朝廷过于仁慈，没有从根本上断绝他们的妄念。所以，汉皇帝在京师的宗庙都不能祭祀了。汉高祖可以以新王朝宾客的身份，被供奉在新王朝的明堂；汉成帝是您的异性兄弟，汉平帝是您的女婿，都不适合供奉；至于汉元帝，和皇太后是夫妻，可以供奉。
看到孙建为了新王朝江山社稷进行的这番鞭辟入里的分析，王莽还能说什么？那自然是个大大的“可”了。
所以，照常祭祀刘氏宗庙是不可能的。但大家也都看到了，王莽是很尊敬刘氏的，也愿意祭祀，只是新王朝的大臣不同意，而且继续祭祀会破坏国家稳定，王莽也不能拂了众意，因小失大。
按照王莽的想法，所有诸侯王和蛮夷国君主都不得再用以前的称号。诸侯王的爵位要改为公，蛮夷国君主要叫侯。
但这个命令不可能从王莽嘴里说出来就立马奏效，王莽得派人把它传到各诸侯王和蛮夷国君主耳中，收回汉朝故印，颁发新王朝新印。
王莽封了十二个宣布各项新政令的使者，名曰“五威将”。为了五威将颁布政令时有权威，王莽给他们设计了一套很拉风的行头：乘坐由六匹母马拉着的乾文车（天子的车驾也不过六匹马拉着，乾文车的车身上绘有天文图像），他们背上负着鸟毛，穿着华丽的服饰。每个五威将配备前、后、左、右、中五个帅。五威将持皇帝使节，号称“太一之使”，下属的帅，他们持幢[4]，号称“五帝之使”。
去给刘姓诸侯王传达政策的五威将，兵不血刃就拿到了诸侯王印绶，那些刘姓王爷，爵位变为公爵。除了他们，汉朝留下的一百八十一个王子侯爷（汉朝被封侯的诸侯王子），被赐子爵。然而，他们的新爵位没当多久，就全被免了。刘姓皇族中还有一批曾经当官的，许多也在王莽登基的第二年被免。没办法，当年刘家江山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不挺身维护，刘崇、翟义起兵的时候他们也不响应，现在失去靠山，就只能任人宰割，而且不需要什么理由。
***
王莽刚刚登基，威望甚隆，他通过自身能力改朝换代，成为一朝太祖，而且在过程中未遇太大抵抗。多年来，他做了许多事情，让人们相信他是正义的、道德高尚的、为国为民的。他通过长期经营，给自己赢得了非常好的口碑。那时的王莽意气风发，在解决了刘氏家族的问题后就想要干一番大事业了。
只是当年他绝不会想到，自己会在十多年后受到天下人唾弃，更不会想到，以自己的强大实力竟然会以那样的方式惨败于昆阳。兵败如山倒，几个月后汉军攻入长安将他杀死。他的头颅被传送到宛县，悬于街头，供百姓泄愤。百姓恨他入骨，甚至割下他的舌头吃掉。
这十几年来，王莽做错了什么？
我们知道，地方上民变纷起时，使者回来给他汇报，说民变是由于贫穷饥饿，他不爱听甚至将说这样话的人贬官，而那些说假话声称变民会很快灭亡的人反而吃得香，到后来就没有人对他说真话了。其实王莽并非是一个油盐不进听不进善策的人，可他为什么对“贫穷饥饿导致民变”的说法如此反感呢？
另外，老百姓连年吃不饱饭，除了天灾，还有别的原因吗？
[1]正朔，是每一年的第一天。汉武帝太初元年（前 104）后，每年的第一天 为正月初一。王莽建立新朝，将每年第一天改为十二月一日，所以新王朝 的第一天，其实是上一年的腊月初一，或者说，上一年只过了十一个月， 就被王莽带入新的一年了。
[2]大鸿胪，也曾叫典客、大行令，汉武帝更名为大鸿胪，职责是掌管归顺汉 朝的蛮夷。王莽改称典乐。曾担任此职位的名人有惠帝高后时期的典客刘 揭，武帝时大行令王恢。
[3]汉制，帝王陵园中主要建筑物有庙、寝和便殿。庙在陵园的前边，是祭祀 之所；寝，在陵园后面，为放置祖先衣冠之处；便殿，为庙寝之外的偏殿，一般为祭祀人员的休息之所。每个陵园中的寝，每天要供奉四次 食物；庙，一年二十五次祭祀；便殿，一年祭祀四次。除此之外，每个月 还有一次活动，活动内容是抬着从寝中拿出的先帝衣冠，在陵园里进行游园。
[4]幢，音 ɡ，古代一种旌旗。
2.王田
王莽不允许别人说饥穷导致百姓造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说这些话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他的新政，而这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
王莽掌权后，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推行改革，他的改革倘若成功，很可能改变中国历史。他的很多改革理念非常先进，让人看了后不禁击节赞叹。所以，王莽把自己建的国家叫“新”，自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觉得这个国号好，也不是简简单单玩文字游戏说刘邦建立的汉是“旧”。他早就跃跃欲试，要在这个新的政权里做新事情。事实证明，他做的“新”事情之多之细之广，连史书都无法一一列举，只能说：“天下多事，吏不能纪。”（《汉书·平帝纪》）
王莽继位之初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他这么做，不是为了新而刻意改变，只因当时的社会出现了严重不公平。
没钱的人遇到天灾只能贱卖土地，遇到战争需要服徭役，土地只能荒芜。等他们失去了土地，遇到天灾，先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再背井离乡、沿途乞讨。乞讨不到，又不敢抢劫，那就把自己卖了变成奴隶。当奴隶也没人要的话，他们要么吃些人肉，要么活活饿死。他们死了，也没有人埋葬，或烂成一具具白骨，或者被野狗吃掉。
那时候，老百姓有七亡七死。
七亡者，导致老百姓流亡的七个原因：阴阳不和，天灾频发；赋税高昂、征收严苛；贪官污吏侵渔百姓；豪强大姓贪得无厌、蚕食百姓；徭役繁重，耽误耕作；官府抓捕盗贼，征发百姓；强盗抢劫，无法生存。
七死者，即致使老百姓死亡的七个原因：酷吏横行，击杀百姓；法令苛刻，入狱之后难逃一死；无辜百姓蒙冤受屈，含恨而终；盗贼侵犯，烧杀抢掠；仇怨相攻而死；收成不好，饥荒饿死；疾病和瘟疫，病死。
有钱之人可以到处购田置地，犯了法可以用钱抵罪，服徭役可以交钱免除，他们有大量的家财用来兼并土地、购买奴婢，有园池苑囿可供玩赏，有成百上千的姬妾奴婢以供驱策。他们把无数良田租给佃户，并从佃户那里收取高额赋税。
朝廷有“三十税一”的优厚政策，但是当土地兼并成为风气，这个低田税就只是优惠了大地主。大地主只需给朝廷上缴三十分之一的田税，然而他们把买来的田租给佃户后，可以从佃户那儿获得远远高于三十分之一的税率，按照王莽的说法，他们从佃户之处收取的，达到了百分之五十。那么，朝廷的低田税不仅没能造福百姓，反而帮助大地主积累财富，兼并更多的土地，产生更多奴婢。而且有钱有权的大地主可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他们甚至不用缴税。
于是这个社会出现了一幅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画面。当路边一堆恶狗正撕扯着饿死之人的尸体时，皇宫里的养马官刚刚用米饭喂饱了马，正忧愁怎么给畜生减肥。
这是长期以来的问题。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时代，当财富越来越朝着少数人手中聚集，自然会有大量的贫苦百姓离开土地，或成为流民盗寇，或成为没有人权的奴婢。帝国社会的财富由劳动者产生，那些官宦之家、富商大贾所占有的财富已经远远超出他们所创造的、应得的。他们的优越生活建立在剥削贫苦百姓的基础上，且这种剥削有帝国制度保障。帝国法律和暴力机关的存在将这种剥削和压迫合法化。然而随着剥削日益加重，很多人活不下去，就会走上武力推翻他们的道路。那么为了上层建筑的稳定，为了“肉食者”能够世世代代“肉食”下去，他们必须给生产者一些活路。
在农耕社会，生产者要的不多，只不过是活下去。他们可以接受剥削，但前提是别把他们整死。“肉食者”应该放长线钓大鱼，给生产者一个安稳的环境，让生产者可以“鸡豚狗彘毋失其时”（《汉书·食货志》）“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如此他们就能源源不断创造出剩余价值，供“肉食者”剥削。然而当时的社会情况是，“肉食者”通过积累和运作，将越来越多的财富积累到自己手中，剩下的财富已经不能满足生产者最基本的需求，更是遑论什么“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汉书·食货志》）。生产者无法生产，那么“肉食者”就不能可持续剥削。
所以为了社会稳定，“肉食者”必须改革，让他们剥削的时候不至于逼死生产者。
“肉食者”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土地兼并。
其实早在汉武帝时代，大儒董仲舒就意识到土地兼并的问题，建议限制老百姓的田产数量，废除奴婢制度。然而在那个战争岁月，他的建议并没有实行。
从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土地兼并问题越来越严重，到汉哀帝时，朝廷终于迈出了重要一步：限制田产和奴婢数量。
汉哀帝刘欣的诏书规定：所有人田产不得超过三十顷，奴婢数量，诸侯王最多二百，列侯、公主最多一百，关内侯和普通百姓最多三十。三年之内整改完毕，如果三年后不达标就把多余的没收官府。
然而汉哀帝的奶奶傅家、外戚丁家，以及他的宠臣董贤，都拥有极大数量的田产和奴婢，让他们把成千上万顷土地三年之内上交到只剩三十顷，除非他们不交你能要了他们的命，否则这些人一定一哭二闹三上吊，一定不会交的。
这项看起来很好的政策，从一开始就不能实行。到后来，汉哀帝刘欣自己甚至带头来破坏这个制度，给他心爱的董贤赏赐了二千顷土地。这项改革便只有沦为空文。
时间来到王莽掌权的时候，执政者没有拿出任何缓解土地兼并的办法，土地兼并问题只有更加糟糕，社会矛盾也更加突出。那时候，国家看似强大富裕，但展示出来的繁荣是病态的，因为那些繁荣只属于官宦之家和商人地主，大量失去土地的百姓正在艰难地活着。
如何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呢？
王莽比汉哀帝刘欣更有条件做这个事。第一，刘欣做任何事情，都要受制于傅氏、丁氏家族的掣肘，而王莽根本不必担心这些；第二，刘欣当皇帝时没有任何治国理政的经验，且他之登上大宝是由于血统，而王莽得以当上皇帝，更多凭借的是自身的智慧和能力；第三，王莽和王氏家族掌控朝政数十年，如今王莽成为天子，威望远远高于昔日刘欣。
解决土地兼并的条件更好了，可是王莽该怎么做呢？
历朝历代都是通过革命的方式解决。然而王莽代汉立新，是没有流血、没有战争的改朝换代，你不能指望王莽再发动战争，通过战争的方式摧毁既得利益阶层，因为他之上位，就是靠了这些人的支持。
但王莽可以通过国家力量，强行从张三手中夺过土地交给李四。不过这样的改革很不彻底，因为等李四得到了土地，也会像张三那样兼并土地，他迟早会变成张三，然后被另一个人强行革命，财富分给王五。这么做根本抑制不了土地兼并。
王莽不愿意这样的悲剧循环，他想从根源上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他想到了土地国有化。
始建国元年（9），王莽颁布了新的土地政策。新政策规定，所有土地都变为“王田”，而不是哪个大地主的“私田”。
既然是王田，那么任何人对于土地都只有使用权，而不具所有权。既然田都是国有的，私人就不得买卖。这样，老百姓再穷再苦也无法抛弃土地了，只要肯辛勤劳作就不至于饿死。他们也不用把自己辛辛苦苦一年得到的收成，分出一半给不从事劳动生产的大地主。
从制度上，王莽将所有地主的土地都没收了。接下来就是分给老百姓了。该怎么分呢？他想到了井田制。
井田制，就是将土地以“井”为单位划分。每一“井”土地一共九百亩，被分成九块，每块之间的田间小路就叫“阡陌”，供八家人耕作。每一家拥有一百亩土地（一百亩地为一夫），八家人共占八百亩。剩下的一百亩，其中八十亩为公田，每户承担十亩。剩下的二十亩作为各家的住房用地。
于是，王田政策的纲要就出来了：第一，不满八个男子的家庭，所占有田产不得超过一井；超过的部分，要分给邻里乡党；第二，以前没有田的，如今可以按照制度分得田地；第三，凡是非议井田制度的，皆以惑众之罪流放，严重者罪至死。
田不能买卖，同时奴婢也不能买卖，否则那些之前囤田的人，就会去囤积奴婢。那些沦为奴婢的人，会像牛马一样，被关在笼子里，有的还会被刺些字，打上标签，成为富人的附属品。他们大都因为贫困到再也没有什么能卖了，才把自己卖掉，换取活命的机会。那之后他们永无翻身之日，再也没有人身自由，他们的子孙刚生出来，就注定没有人格。他们只能奢望哪个皇帝大发慈悲，发一道特赦令，让自己能够成为普通百姓，为自己活着，只是西汉立国二百多年，这样的事情屈指可数。
王莽规定，所有的奴婢改名叫“私属”，皆不得买卖。如此，就冻结了奴隶交易，防止了奴隶群体扩大。
王莽的这个改革从根本上解决了土地兼并的问题，倘若顺利实施，一定会改变他的朝代，甚至整个中国历史。
3.经济
王莽在推行王田奴婢政策的同时，也拉开了计划经济的大幕。
他在长安的东市、西市、洛阳、邯郸、临甾、宛县、成都这七个地方设置了五均官，每个五均官配备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在称呼上，五均官叫作五均司市师（师，意思为长）。每一个五均司市根据其地理位置命名：长安东市叫京，西市为畿，洛阳为中，临甾为东，成都为西，宛县为南，邯郸为北。
五均司市师的职责是全面控制国家的经济。
全面控制国家经济，也就是推行计划经济，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大胆设想，王莽是如何通过五均司市师付诸实践的呢？
五均司市师主要职责有：一、根据所在地的情况，每季度第二个月确定物价；二、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物品，倘若卖不出去，五均司市师要核实清楚后，按照物品的本来价格收购，不使老百姓赔本；三、物品涨价了，超过平价一钱以上，五均司市师就从仓库里出货，平价卖给百姓；四、物价降低了，降到平价以下，就由老百姓自行交易，防止有富人低价囤积；五、老百姓祭祀、办丧事却没有钱用就借给他们，免息，但借钱时要审核，祭祀借款不超过十天，丧事借款不超过三月；六、老百姓太穷困了，想贷款置备产业，一律批准，以后根据他们的年收入（不含本金），收取不高于百分之十的利息，或者每月收取百分之三的利息。
那么，五均司市师的职责就可以归纳为：第一，确定物价；第二，补贴百姓、打击富商；第三，稳定物价；第四，贷款。
五均司市师有贷款的功能，可它们贷款所需的钱从哪里来呢？
钱从税收来。王莽实行了新的税制。
新税制规定：第一，有田不耕者，是为不从事生产，征收三份夫税[1]；第二，城里的住宅如果不种树或者蔬菜，征收三个成年劳动力的算赋[2]；第三，老百姓到处游荡、无所事事，征收一个成年劳力的算赋，不能缴纳的，就去做零工，官府提供衣食；第四，除了农业之外的所有行业，比如打猎、织布、行医、占卜、工匠、商人等，都要如实向官府上报自己的收益，除掉本钱后将其利润的十分之一征税，上贡朝廷。五均司市师贷款的钱就是给朝廷的上贡。
凡不上报收益或上报不实的，没收全部收益，并罚他为官府做工一年。
除了五均司市师掌控市场，王莽还推行了六筦政策。
筦，即掌管，主管。六筦，对六个领域进行全面控制。这六个领域是，盐、铁、酒、铸钱、名山大泽、五均赊贷。
所以六莞政策在实践中操作就是，对盐、铁、酒、铸钱实施官
营，对名山大泽、五均赊贷加强管理。这六项产业皆不许百姓染指。
盐、铁、酒、钱是国民必需品，有很大刚性需求。从事这几个行业，只要别乱搞都能赚钱。名山大泽是自然资源，林业、渔业、果业等，收益巨大，对其征税。至于五均赊贷，成本来自税收，贷款收取利息，既帮助普通百姓发展产业，也使官府赚得盆满钵满。
这些最赚钱的事情都由官府来做，大富商就没那么多钱可赚了。
***
王莽在推行王田奴婢政策、五均六筦政策的同时，也开始了货币改革。
汉朝的五铢钱自汉武帝时代就开始使用了，做工精巧，难以仿制，一百多年来都没有大的变化，王莽为什么要改革货币呢？
那么，如果今天的市场上只有一毛钱的硬币，会是什么情况呢？
你进行小宗交易倒没什么，可一旦交易量过大，运输货币就会非常不便。
所以，五铢钱是好，稳定、铸造成本高，可只有一种币值，且币值等于货币本身的价值，这就很不方便了。什么样的货币才方便呢？
于老百姓而言，他们需要轻便的、有多种币值的货币，买个一万块钱的东西不必扛上十万枚一毛钱硬币；从国家角度而言，是“信用货币”，进行交易的货币，其铸造成本不高于交易物。说得通俗点，你买一万块钱的东西，所需的货币的成本，不高于一万块。货币本身不具备使用价值，它的成本越低，节约的资源就越多。
汉武帝时开始铸造五铢钱，到汉平帝年间，累计铸钱数目，达二百八十万亿枚。每一枚钱币的重量按照五铢计算，西汉一铢重约0.65g，五铢钱大约3.25g。那么购买一万钱的东西就得背上六十多斤钱，这样笨重的钱给大宗交易带来很大不便。
***
王莽的货币改革从他摄政的时候就已开始。居摄二年（7），他以周朝钱有子母之分，就给五铢钱也设计了一款更大的“母钱”，这个钱重12铢，直径1.2寸[3]，上面刻“大钱五十”字样。于是，这个大钱的重量只有先前五铢钱的2.5倍，但币值升了50倍。
那一年，王莽还发行了另外两种货币：契刀和错刀。契刀之上，有刀有环，刀长2寸，铭文“契刀五百”，刀上有环，环形如新制大钱。错刀，其上涂有黄金，铭文曰“一刀直五千”。
所以在居摄二年时，一共有五铢钱（币值1）、大钱（币值50）、契刀（币值500）和错刀（币值5000）四种货币。
王莽称帝后货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由于刘的繁体字“劉”中有“卯、金、刀”，于是他下令不许再用刀币，也不许老百姓使用一种叫刚卯的佩戴物。
汉朝的五铢钱他也不愿意再用。
他推出了新王朝的新货币。新货币有两种币值，一种是先前造出来的“大钱五十”，币值50；另一种是新铸的小钱，直径0.6寸，重一株，币值为1，上文“小钱直一”。那么，一枚大钱可以换五十枚小钱。
为防止老百姓盗铸，王莽规定，老百姓不得私藏铜和炭。
但老百姓使用单一币值的汉朝五铢钱已经一百多年了，不习惯两种币值的大小钱，总觉得大小钱并行容易混乱。另外，王莽两年前推出的错刀和契刀都只用了两年就废了，那么他发明的小钱和大钱会不会哪天突然不用了呢？
所以，王莽的变化使老百姓不相信他的货币。于是在私下交易时，大家用的都还是汉五铢钱。甚至有人说，那个仅仅比小钱重了12倍的大钱，价值却是小钱的50倍，肯定不能长久，迟早要废。大家都认为大钱会废弃贬值，所以交易的时候都不肯用。
王莽推出的货币明明能够方便老百姓交易，怎么大家就不用呢？
人都有惯性，老百姓要的是稳定，他们可不愿为了那么一点方便，去赌那个刚发明出来的、很可能用不了多久的大钱。
既如此，那就强力推行。王莽规定：有敢携带五铢钱、说大钱会弃用的，罪名等同于非议井田制，一经发现就流放到偏远地区。（《汉书·王莽传》：诸挟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与此同时，王莽还派出了五十名官员，分别到各地指导铸钱工作。
但这样效果并不好，老百姓对五铢钱已经根深蒂固，普遍认为大小钱不好用。但是在王莽的强力政策下又不能不用，这样一来，新王朝没有一款老百姓喜欢、便用的货币，市场交换也就变得滞涩了。
据史书记载，该政策使得农业和商业瘫痪，老百姓受不了这苛政，大街上都是以泪洗面之人。（《汉书·王莽传》：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加上大钱的面额大，就有人私自铸钱。于是以盗铸钱币、买卖田产和奴婢而获罪之人，自诸侯卿大夫到庶民数不胜数。
按照《汉书·王莽传》的说法，到下一年，始建国二年（10），王莽因为大小钱推行不下去，表示：货币倘若都很重，就无法购买小商品；倘若都很轻，买贵物品就很麻烦，所以要发行不同轻重和大小的货币才能方便百姓。
于是，王莽开始了第三次货币改革。他保留了小钱和大钱，又在这之间发行了四种币值的铜钱。这样，铜钱就有了六种：币值分别是1、10、20、30、40和50[4]。
但第三次货币改革远不止此。王莽还将金、银、龟、贝作为交易所用的一般等价物。
黄金一斤值一万钱，这个跟汉朝是一样的。
银子以流为单位计算（一流等于八两，即当时的半斤，约今天124g），根据银子品质不同分为两类银子：从犍为郡朱提县出产的朱提银，每一流1580钱；其他地方产的银子，每一流1000钱。
龟币有“小贝十朋”、“幺贝十朋”、“壮贝十朋”和“大贝十朋”四类。面值分别为100、300、500和2160。贝类货币有大贝、壮贝、幺贝、小贝和不满一寸二分的贝五种。其面值分别为216、50、30、10和3。
他还推出了一种货币，叫布货。布货不是用布匹做成的货币，它是铜制的，因为在古代，钱也叫布。布货虽是铜制，但是跟圆形的铜钱不同，它是方形的，铲状。这类货币有十种，从贵到贱分别是：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序）布、幼布、幺布、小布。面值分别是1000、900、800、700、600、500、400、300、200和100。货币身上有铭文，铭文内容就是布货的名称和面值，比如“小布一百”“幺布二百”[5]。
如此算来，王莽一下就推出了六类共二十八种货币，这些一般等价物，我们称之为“钱”或者“货币”，而王莽称作“宝货”。
老实说，让用惯了单一币值和币种的百姓突然使用这么繁杂的货币，肯定接受不了。就像一个国家的市场上，原来只有一种货币，且只有一个币值，现在突然之间流通六个国家的货币，且每种货币还有不同币值，老百姓肯定会凌乱的。
货币种类实在太庞杂了，老百姓不愿意自己的生活中有二十八种兑换方式，也记不住这二十八种钱之间的兑换比例，被弄得头昏脑涨。这看起来丰富多样的货币他们根本不用，这些钱也根本不能流通。（《汉书·食货志》：百姓溃乱，其货不行。）
王莽这么做，初衷是给百姓提供多样的、便于使用的货币，结果却背道而驰。究其根源在于，新货币有两个主要问题：
第一，品类过于繁杂，老百姓难以适从，也不太敢相信。比如乌龟的壳子居然也号称值几百上千钱，有几个人愿意拿几百上千的铜钱去换一块龟壳呢？这种连官府都不能控制的“野生货币”，谁知道有多少呢？谁知道会不会大家都去捉乌龟，扒了壳，或者拿货真价实的铜钱换来龟壳，然后朝廷突然说龟壳不值钱了呢？
第二，铸钱成本变低，却又没有相应的防伪技术，那就必然涌现出一批盗铸者。打个比方，成本10钱的十枚小钱，现在回个炉、重新刻字，能制作出面额50 的新货币，盗铸一枚就能赚取40钱，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私人铸钱的危害又很大，最直接的危害有三：货币良莠不齐；货币超发，导致严重通货膨胀；农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都来铸钱。
针对盗铸钱币之人，王莽出台了很严厉的惩罚措施：一家铸钱，五家连坐，犯法者没收为官奴婢。
在严惩私自铸钱的同时，王莽还强制推行新钱。那时候，吏民不能随意跑动，出入关口需要官府的凭证，也叫符传。现在王莽规定，你出入关口时，单有符传不行，还得附上新铸的布钱（布货），你不拿，路上就住不了驿站，各个关口还得仔细盘查甚至拘留。京城的官员们出入皇宫各殿门，也必须带上布钱。
这样强力推行了一段时间，可结果竟然是“百姓不从”（《汉书·王莽传》），还涌现出大量盗铸者。王莽没有办法，只能退一步，让百姓可以只使用大小钱（小钱直一和大钱五十）。国家的铸钱机构，也把精力主要放在大小钱上，龟币、贝币和布货渐渐就没有人用了。（《汉书·食货志》：龟贝布属且寝。）
但王莽的货币还是有问题。因为允许老百姓只用大小钱仍然解决不了铸钱成本低的问题（比如：一枚大钱，成本是小钱的12倍，币值却是50倍），即便有严酷的法令，可铸钱包含着那么大的利益，很多人会铤而走险。而且非法获益的人为了能长久下去会官商勾结，导致腐败丛生。
于是五年之后的天凤元年（14），王莽不得不再次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增加铸钱成本。
通用的小钱重1铢，直径0.6寸，币值为1，这个成本低了。王莽这一次新铸的钱，直径1寸，重五铢，币值也为1。在之前的货币系统中，重五铢的钱是为幼钱，币值20，如今用同样的铜量铸出的铜钱，币值比以前缩小了20倍。也就是说，现在的铸钱成本比以前提高了20倍。新铸的这个币值为1的钱叫货泉，其右边铭文“货”，左边铭文“泉”。
除了将圆形铜钱的成本增加了20倍，铸出货泉，王莽还推行了另一种货币，叫货布。
货布，由之前的十种布货而来，呈铲状。之前的布货，最高额度的大布，长2.4寸，重一两（24铢），币值为1000；如今王莽新铸的货布，重25铢[6]，比大布用铜量还多，币值却只有25。也就是说，新铸货布较之以前铸造布货的成本提高了不止40倍。
现在，王莽新铸了货泉和货布。一枚铲状的货布等同于25枚圆形货泉。
可是前些年大力推行的大小钱呢？
不用了。因为小钱的成本太低，如果不立即禁止使用，肯定还会有人通过铸小钱牟利。至于大钱，因为老百姓已经使用很久，可以继续使用，但币值要发生变化。以前额度为50的大钱，现在币值等同于货泉，只有1了，而且就连这个等同于1的币值也只能持续六年，六年之后再持有大钱，币值就是0了。
对于老百姓来说，最好的情况是，他的全部货币都是大钱，那么财富缩水98%；最坏的情况是，他手中全是小钱，那么财富全部清零。
在铸造货布和货泉的同时，他还坚持恢复金、银、贝、龟货币。
这么巨大的变动简直会逼死百姓。王莽还规定：但凡私自铸钱的，死罪；诋毁非议新货币包括金、银、贝、龟货币（统称宝货）的人，皆流放处置。据史书记载，这一次货币改革后，触犯法律的人太多了，朝廷根本就没有精力处置。因该政策而致死的百姓，达到了十之六七，可谓普遍违法。
王莽如此频繁地更换货币，又不能妥善处理新旧货币的兑换问题，以至于“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汉书·食货志》）。
这样的政策，这样的改革，社会岂能不乱，百姓岂会不反？
[1]夫税，是一百亩田（一夫）所应缴纳的田税。
[2]算赋，即人口税，汉代时成人人口税为每人每年 120 钱。
[3]按《王力古汉语字典》，汉时一两重 15.5g，一铢重 0.65g，大钱的重量 为 7.8g。汉代一寸 2.31cm，所以大钱的直径约为 2.772cm。但是在古代， 测量不可能非常精确，所以实际出土的货币重量、大小不尽相同。
[4]六种钱币按照币值从小到大，其上面铭文分别是“小钱直一”“幺钱 一十”“幼钱二十”“中钱三十”“壮钱四十”，以及之前的“大钱 五十”；其直径分别是 0.6 寸、0.7 寸、0.8 寸、0.9 寸、1 寸和 1.2 寸； 其重量分别是一铢、三铢、五铢、七铢、九铢和十二铢。
[5]十种布货中，币值最小的是小布，长 1.5 寸，重 15 铢。从小布到大布， 币值每增加一百，布货的长度就增加一寸，重量增加一铢。那么大布的长 度就是 2.4 寸，重 24 铢，即一两。
[6]新铸的货布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近似正方形，长 0.8 寸有余，宽 0.8 寸， 方形中间有圆孔，圆孔直径0.25寸；下部长0.8寸，中间隔着0.2寸的缝隙， 左边那一半上面铭文“布”，右边一半上面铭文“货”。
4.混乱
其实全国早乱了，百姓民不聊生，渐渐踏上了反抗之路。
不但货币改革改成了一地鸡毛，其他领域的改革都以失败告终了。
先说王田政策。
王田政策是将战国以来的土地私有制转为国有制，然后通过“井田制”，将收回来的土地分给百姓，理想结果就是“均贫富”。
这一套办法其实并非王莽的独创，西周时期也是实行的井田制，且那时候土地也是国有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
井田制的要求是，把一整块土地分为一“井”，就是九块地。八家人耕种外边的八块地，中间那一块地属于公田，是要八家人一起耕种，收获归公家，九块田之间由阡陌分开。
于是就产生两个弊端：第一，大家给自己耕作时很卖力，给公家耕作时就没那么认真了，导致公田的利用率不高；第二，不是每个人都擅长种地，比如有的人擅长手工业，有的擅长治病，你让这些人去种地，就不能人尽其才，反而把一块好地荒了。所以在那个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开阡陌、实行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干得多就得的多，充分发挥老百姓的主观能动性，能够解放生产力，激励能干、愿意干的老百姓全身心投入农业生产。
为解决这个问题，秦孝公时期重用商鞅实施变法，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废井田制，土地私有，允许买卖。商鞅变法解放了秦国的生产力，那之后秦渐渐变成了强国，最终一统天下。
王莽要推行那个废弃了好几百年之久的井田制，就是要将所有大地主的土地夺过来，分给贫民。
大地主绝不可能答应。
按史书记载，王田制刚刚推出，那些因为买卖田宅和奴婢、铸钱而获罪的，自公卿大夫到普通百姓数不胜数。
获罪的是何人呢？肯定是拥有许多田产和奴婢的大地主了。
地主的利益受损，那么受益的，理论上是没有田地的老百姓。
但你不能指望下一道诏书，大地主们就乖乖放弃自己的大部分家产，然后贫苦百姓就分到土地乐呵呵地回家了。
变更实行了几百年的土地私有政策，实行井田制，这是个十分庞大的工程。你至少得先把土地收回来，再发出去。
要收土地，你得明确谁去收，收谁的？人家几辈人省吃俭用积累的合法的财富，你王莽一句话就给人剥夺了，官府怎么补偿？如果人家哭天抢地不给，怎么办？
收地的人跟地主说，交不出来就杀了你，如果是这么蛮横地没收土地，且不说是否像强盗，关键是谁来执行？让那些同样有着大量土地的官员去？
这就是天方夜谭了。因为如果他们不遗余力推动这个事，那相当于做榜样给别人，变相地说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抢自己的地。他们不至于挖空心思想着如何做对自己有害的事情。
收地的时候还得丈量土地，把地收回来之后得一井一井划好，得统计人口。还有，那些不平坦的地方怎么处理，地有肥有瘦，怎么换算、怎么分、谁来分……这些都是问题。
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状况：王莽要把旧制度打破，建立新的制度。现在，他已经喊出来，说要打破旧制度，旧有的既得利益者将会受到很大损失，他们将极力阻挠王莽的改革；可新制度的受益者（贫苦百姓）根本不知道在这个改革中自己能做什么，因为参与改革的是王莽手下的官员，他们大都会因为新制度而利益受损。
大部分官员是不愿意积极参与这场使他们利益受损的改革的。但他们不会明着跟王莽唱反调，所以在执行过程中，想得更多的就不是怎样把事情干好，而是在不出问题的前提下，打着新政策的幌子多捞油水（《汉书·食货志》：吏缘为奸），这样便给百姓带来更大负担。他们遇到困难了，就打退堂鼓，甚至私底下散布负面情绪，总之就是希望新改革能因为反对的人过多而流产。
禁止奴婢买卖，官员们在执行的时候，和对待王田政策的态度一样，对于侵犯自己的利益的事，他们不会卖力干的。
于是史书说，王田奴婢政策颁布后，具体的操作办法定不下来，官员借助新政策胡作非为，百姓怨声载道，大量的人因此而获罪。（《汉书·食货志》：制度又不定，吏缘为奸，天下謷謷然，陷刑者众。）
王莽的信息基本都来自这些官员，他想了解关于王田奴婢政策的落实情况，得到的信息中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是言其弊端的（即便王莽不爱听，但也会委婉表达），因为整个地主阶级都反对这项改革，而官员之中大部分是地主。他很少会看到哪个官员发自内心地歌颂王田奴婢制，也很少会听到王田奴婢制“利国利民、功在千秋、利在当代”之类的回答，因为大家不会跟自己过不去，说损害自己利益的改革是“利国利民、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
王莽听得多了，渐渐发现，自己本以为有利于百姓的改革居然让民怨沸腾。
到王莽四年（始建国四年，12），一个叫区博的郎官给王莽阐述了王田制度是如何如何不现实，王莽才终于不再坚持。
区博说：井田制虽然是圣人所制定，可已经被废除很久了。秦国顺应民心，于是迅速发展，最终取得天下。要违背民意，追寻千年之前的制度，就算尧舜复生，可倘若没有上百年的时间循序渐进，也是不能实现的。如今天下初定，老百姓接受新政权才不久，不能做这么大的改革的。
区博言之有理：就算你这是好制度，可如果不循序渐进，就算尧舜复生也是枉然。你刚刚取得天下，民心未定，就搞这么大的改革是不妥的。
以王莽那么大的心气，一个区博的否定不可能让他放弃自己这么多年来的思考，以及自己下了如此大工夫推动的事情。可如果有一千个、一万个区博呢？如果他身边的大部分人跟区博同一个说法呢？
王莽缴械了。他终于在王田奴婢政策实施了三年多之后，下了命令：那所谓的王田也是可以买卖的，那些犯了买卖人口罪的人也不要问罪了。
于是，那个如果成功了可以改变整个中国历史的王田奴婢制度宣告失败。
***
再说五均六筦。五均政策的初衷是稳定市场，防止大商人和地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也避免急需用钱的老百姓陷入高利贷。六筦，就是国家管理盐、铁、酒、铸钱、名山大泽、五均赊贷六个领域，防止大地主和商人从中牟利。
和王田政策一样，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执行、谁来执行？
主管农业的羲和（汉称大司农）在主管这个事。执行过程中，羲和设置了一批五百石级别的官员（命士），到各郡去监管实施五均六筦政策，每个郡都有数人。
这批命士是什么人呢？
根本不是朝廷的官员，而是地方上的富商大贾。
然而，朝廷出台五均六筦，根本目的是稳定市场，防止大商人贱买贵卖、从老百姓手中赚钱。现在商人去监督这项政策，就是让他们去督促和帮助地方官府，如何使自己不赚钱，如何阻止自己获益。他们怎么可能真正推行政策呢？官府制定的政策倘若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一定抵制；他们会整日主张一些有利于他们的政策，并说这是在推行五均六筦。这么推行，与王田奴婢政策一样，注定是要失败的。
在实际执行中，这些商人就打着改革的旗号，与地方官府勾结，做假账空账，对上谎话连篇，对下极尽剥削。他们充分发挥政策中有利于自己囤积财富的，规避政策中不利于自己的。反正他们已经和地方官府是一家人了，什么能够获利，什么不能，他们一清二楚。
这样来推行五均六筦，别说不可能对贫苦百姓有利，反而给他们带来更大伤害。政策的执行效果，只会和初衷背道而驰。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到王莽十三年（地皇二年，21），公孙禄公开批评了王莽的各项改革，在谈到六莞时，说该政策是在刁难工人和商人。王莽虽然不高兴，但内心里也觉得公孙禄有理。到下一年，王莽十四年（22），王莽下诏，不再收取老百姓从山水中获得的收益，比如打猎、打鱼等。然而我们知道，他的五均赊贷所需的钱又是从这一项收入中而来，那么取消了这一项税收，也可以认为是五均赊贷政策的终结。至于五均六筦中其他内容的执行情况，史书已经没有精力记叙，因为那时候王莽已经四面楚歌，起义武装蜂拥而起，他的那些政策不可能顺利实施了。
王莽推行的王田奴婢、五均六筦政策都有着极好的初衷，都是为了下层百姓，可最后都失败了，难道王莽铺开这么大的摊子改天改地，就没有一样成功的吗？
其实成功的也是有的，比如他在官制和地理方面就做出了巨大改动，这些改动在新王朝垮台之前都一直在使用的。
5.官爵
他上台之初，在推行王田奴婢、五均六筦的同时，就开始了爵位和官制改革。
秦汉时期，实行二十级爵位制，其中第十九级为关内侯，二十级是彻侯（列侯）[1]，列侯之上是诸侯王，拥有封地的只有关内侯、列侯和王(有些关内侯还没有封地)，共三级。
王莽不用汉制，采用周代爵位制度，置公、侯、伯、子、男五级爵位。原先的关内侯改称附城，附城也分五等。
算下来，王莽的爵位一共有十个等级，而且这十个等级都有相应的封地，不同于汉爵，只有王、侯、关内侯可以享有封地。
封地封出去，就是把本属于国家的收入赐给有爵位的臣民了，那一块封地也算作该臣子的封国，于臣子而言是无上荣耀。
新爵位制度出来了，封地怎么给呢？
王莽在登基第四年的时候，始建国四年（12），在明堂开了一次授爵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王莽提出了规则：公爵的封地方圆百里，有食邑万户；侯爵和伯爵，封地方圆七十里，食邑五千户；子爵和男爵，封地方圆五十里，食邑两千五百户。附城之中，最高者封地方圆三十里，食邑九百户；每降一级，封地和食邑数量均减少九分之二。
这次大会，王莽认定了登基以来的爵位数量：14个公爵，93个侯爵，21个伯爵，171个子爵，497个男爵，合计共796人。除此之外，还有1511个附城。算下来，王莽登基四年，就给2307个人赐予了封地。
这么多人要土地，王莽给得了吗？这个听起来不错的方案能够落实吗？
答案是，不能。
可王莽给这两千多人画了一个很大的饼，他明明给人家说了，他们是新王朝的贵族，会给他们封地，到头来却又不给，这怎么交代呢？
王莽的理由是：如今国家的地理和疆界还没确定，所以没法给。
于是这些名义上享有封地的贵族就有些惨了。他们在京城等啊等，等王莽哪天确定好地图了给他们封地。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每个月可以从朝廷领到几千钱。然而几千钱对于家庭庞大的贵族而言，根本入不敷出，有些人生活不下去了就只好给有钱人打工。（《汉书·王莽传》：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
五年之后（天凤四年，17），王莽终于宣称确定了地理和疆界，重新在明堂举行授爵大会（《汉书·王莽传》：更授诸侯茅土于明堂）。授爵大会上有一项，就是根据诸侯所在方位给予相应颜色的土壤，表示这块地是他的了。比如诸侯所在之国位于长安以东，就给他一抔青色土，以南为赤色土，以北为黑色土，以西为白色土。这些土由茅草包着，就是中央给诸侯的信物，这也就是所谓茅土。
在本次大会上，王莽还宣布，那些被赐爵的人倘若在京城做官，公爵年薪八十万，侯爵、伯爵年薪四十万，子爵和男爵二十万。
不过据《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说得这么好的赏赐，并不能完全落实。（然复不能尽得。）王莽许这些空口诺言，不过是安慰那些渴望被封之人（用慰喜封者）。
那时候除了爵制混乱，国家行政区划和地理也乱成一团了，因为全国大部分地名、行政区划都变化了。
在首都，长安变成了常安，长乐宫成了常乐室，明光宫成了安定馆，未央宫成了寿成室，宫殿外边的门以前叫作公车司马门或者司马门，王莽改称王路四门，宫殿的前殿被改称王路堂。
他把全国分为九个州（汉武帝当初设置十三个州，王莽摄政时改为十二州）、125个郡、2203个县。
郡一级以上还有25个郡监，每个郡监负责五个郡。郡一级行政长官的称谓就有卒正、连率、大尹三种（有些地方还叫大夫）。
郡里的武官，也就是之前的都尉，官名也有属令、属长两种。
新王朝有两个都城：西都和东都。西都长安，改称常安。其京畿地区（国都及其周围），包含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原称三辅，王莽分为六个部分：京尉大夫府、师尉大夫府、翊尉大夫府、光尉大夫府、扶尉大夫府、列尉大夫府，合称六尉郡，行政长官称大夫，军事长官称属正；常安郊区分为六个区域，叫六乡，每个乡的长官，叫帅。东都洛阳，改称义阳（或宜阳）。其京畿地区，原来是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六个郡，现分别更名为兆阳、后队、右队、保忠信乡、左队、前队，合称六队郡，行政长官称大夫，军事长官称属正，跟西都一样；义阳郊区也分为六个区域，叫六州，每个州的长官，叫州长。
全国125个郡，根据距离京城的远近分为内郡、外郡和边郡三类。
因为要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所以行政区域不固定，名称也不固定，有些郡前前后后变了五次名字，到最后居然又变回原来的。不但基层官员和老百姓记不住，朝廷下诏书，也得翻来覆去解释各地名的来龙去脉。比如要撤销陈留郡，朝廷给的诏书就是：
陈留郡大尹、太尉听令：将你郡的益岁县归于新平郡，新平郡，是以前的淮阳郡；将你郡的雍丘县东部地区划给陈定郡，陈定郡，是以前的梁郡；将你郡的封丘县东部地区划给治亭，治亭，是以前的东郡；将你郡的西边划给祈隧，祈隧，是以前的荥阳郡。如此，陈留这个郡就没了。大尹和太尉，都到中央听令。
除了爵位、地理等变化了，王莽还变更了官制。他新增四辅和四将，四辅分别是：太师、太傅、国师、国将；四将为更始将军、卫将军、立国将军、前将军。三公的名称沿袭了汉平帝年间的称谓，仍然是大司马、大司徒（汉之丞相）和大司空（汉之御史大夫）。主要官名的修改情况如下：
九卿类：
新莽名 羲和、纳言
汉官名 大司农
新莽名 作士
汉官名 大理
新莽名 秩宗
汉官名 太常
新莽名 典乐
汉官名 大鸿胪
新莽名 共工
汉官名 少府
新莽名 矛虞
汉官名 水衡都尉
新莽名 大司马司允（新莽置）
汉官名 /
新莽名 大司徒司直
汉官名 承相司直
新莽名 大司空司若（新莽置）
汉官名 /
六监类：
新莽名 司中
汉官名 光禄勋
新莽名 太御
汉官名 太仆
新莽名 太卫
汉官名 卫尉
新莽名 奋武
汉官名 执金吾
新莽名 军正
汉官名 中尉
新莽名 大赘官（新莽置）
汉官名 /
地方官类：
新莽名 卒正、连率、大尹
汉官名 太守
新莽名 大尉、属令、属长
汉官名 都尉
新莽名 执法
汉官名 御史
新莽名 宰
汉官名 县令、县长
官名变了，官员级别的名称也要变化。西汉时期，官员等级由上至下主要有：万石、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和一百石等级别，不同时期略有差别。
王莽改制后，级别名称也变化了：
原名称：中二千石 新名称：卿 原名称：二千石 新名称：上大夫 原名称：比二千石 新名称：中大夫 原名称：千石 新名称：下大夫 原名称：六百石 新名称：元士 原名称：五百石 新名称：命士 原名称：四百石 新名称：中士 原名称：三百石 新名称：下士 原名称：百石 新名称：庶士
也就是说，以前某个人是个千石级的官员，现在要改称下大夫级别。比如之前推行五均六筦的商人，就是命士级别。
王莽当了皇帝，又更改了官名、爵制、官级名称等，接下来就要根据自己的理念封官赐爵了。他将四辅、四将和三公都封为公爵，这十一个公爵的姓名、职务和爵位名如下：
王舜 职务：太师 爵位：安新公
平宴 职务：太傅 爵位：就新公
刘歆 职务：国师 爵位：嘉新公
哀章 职务：国将 爵位：美新公
甄邯 职务：大司马 爵位：承新公
王寻 职务：大司徒 爵位：章新公
王邑 职务：大司空 爵位：隆新公
甄丰 职务：更始将军 爵位：广新公
王兴 职务：卫将军 爵位：奉新公
孙建 职务：立国将军 爵位：成新公
王盛 职务：前将军 爵位：崇新公
***
王莽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吕思勉说他“在位仅十四年，所施行则经纬万端”（《秦汉史》），王莽是这一切的设计师，付出了很大心血。作为一个有抱负、一个想开创万世基业的开国君王，当人们告诉他，百姓造反是因为饥饿贫穷，饥饿贫穷是因为改革加重了百姓负担，这样的言论他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在王莽看来，那些改革是他一生的思考，是他毕生的追求，他呕心沥血工作，做了许多前代人做不到的事情，就希望老百姓能比以往更好一些。他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如此施政的结果不但没有超越过去，反而越来越糟——老百姓是在他的“新政”治下活不下去才造反的！
在他的内心，自己明明做了很多事情，不求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至少也不至于起反作用。事实上，我们这些后来者，在最初看到他的那些改革措施的时候也认为是很好的。那么在当时，倘若有人告诉王莽，他的好政策弄得老百姓生灵涂炭时，他就不得不去思考：究竟是自己的“好政策”出了问题，还是有人胡说八道呢？
他不是没有理政经验，而且曾经很受人爱戴，他的经历证明他具有治国能力，那么，当有人告诉他，他那些引以为豪的改革其实对百姓有害，还害得百姓造反，他在反思了自己的一系列政策后，更多会相信是有人在诋毁新政。况且，他作为改革者，最想听到的肯定是人们说他的改革成效显著，而如果有人说他的改革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不堪之极，就是在否定他的所有努力。
并不是王莽糊涂透顶了，而是在那个时候他的确还没认识到自己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弊端，没有听到来自基层的真实的声音。就算偶尔听到了，他也会下意识地屏蔽，因为那些声音都是对他所作所为的全盘否定。
但改革的成效、百姓的生活水平，不会因为王莽不相信就会变好，所以当王莽在深宫之中恨官员们不配合自己的时候，地方上的起义正进行得热火朝天。
王莽的改革打破了旧有规则，而新规则漏洞极多，百姓突然接触也不适应，于是国家越来越乱，百姓生活越来越差，人民的怨言越来越多，王莽政权也越来越不被拥护。更糟糕的是，在情况持续变坏的过程中，王莽没有认识到问题根源，未能及时采取正确的措施，加上频繁的天灾，很多百姓无法通过安分守己的方式活命，于是樊崇等人的势力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并且呈燎原之势。
王莽多年来的改革，以及他对待起义的做法，让老百姓失望透顶，他们不再支持这个政权，就不会为王莽卖命，那么遇到被刘秀鼓动起来的汉军，自然一触即溃了。
***
王莽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一方面是由于国内改革激起民变，应对方法不当，另一方面也跟他的对外政策失当有着极大关系。
[1]从一到十八级分别是：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 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 车庶长、大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