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840年的时候，大清帝国依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但早已不是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了。因为同期的大英帝国通过工业化和掠夺世界，经济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大清帝国了。更重要的是，两国的产业结构完全不同。当时大清只是一个以手工业和农业为主的国家，而英国已经是以重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化国家了。在工业规模上，两个国家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而且英国的财富集中度、财政收入都比大清帝国高许多。英国人的富有是最早进入工业化以及掠夺全世界的结果。
资料表明，中英两国的产业结构在1840年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仅仅做GDP比较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因为GDP只有在相同的产业结构下才有可比性。
大清帝国采取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的政策来保证贵族的永久统治，这对缓解国内矛盾是极其重要的。这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政策，但这个政策也导致了清朝政府的财力非常有限。和西方通商，朝廷获益并不大，利益多为买办获得。简单说就是财富分散在了民间，而民间财富对国防的帮助微乎其微。结果就是大清帝国的国防力量在大英帝国的火炮面前不堪一击。
1840年，大英帝国的年度财政收入接近2.7亿两白银，而当时大清帝国的财政收入仅有4500万两白银。其时英国年度军费预算已经与大清的年度财政收入相当了。当时英国海军的规模和实力是世界其他列强的总和，所以英国殖民全球所依赖的正是其雄厚的建立在重工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财力和军力。1840年的鸦片战争只是大英帝国所伸出的试探性的一爪，中英之间当时的情势类似于中国经典故事《黔之驴》中的老虎和驴子的关系。鸦片战争不光是中国被英国人抓下一块肉来，即割让香港，更为关键的是暴露了中国这个庞然大物外强中干的本来面目，导致西方列强像秃鹫一样蜂拥而上攫食中国。
鸦片战争时期，英国的工业化水平已经遥遥领先于世界，当时英国本土的煤炭年产量已达到千万吨规模，其生铁年产量已达百万吨规模，钢年产量达到十万吨规模，而中国那时基本上没有重工业。
一个在致力于造枪造炮，一个在讲究穿衣吃饭，这两种产业结构几乎没有可比性。确切地说，英国开始工业化的那一刻，我们就落后了。也就是说鸦片战争的时候，清朝的GDP虽然比英国多，但近代重工业几乎是零。即便是洋务运动之后，和列强相比，中国的重工业仍然可以忽略不计。
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的GDP虽然高于日本，但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了。当时的钢铁产量、铁路里程、发电量等指标，即便是比较总量，日本也均高于中国。也就是说，1840年前，清朝贵族不知道西方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1840年挨打之后，也没有下大力气发展重工业，所以历次战争失败的真正原因在此，最终导致甲午之战大败，彻底动摇了国本，从而导致大清帝国的灭亡。
而到了北洋军阀和蒋介石执政的时候，中国依然没有建立真正的重工业。1936年是蒋介石集团的经济巅峰。但是蒋介石在所谓的“黄金十年”中基本上没有发展重工业，中国各界主要是搞了见效快的轻工业。
没有重工业就没有钢铁、军工，没有军工就没有武器，没有武器就没有国防，没有国防就导致日寇觊觎，积弱的国防最终导致日寇全面侵华，这就是历史展现给我们的逻辑。中国人抗日所需要的枪炮，要么从其他列强那里借钱买，要么赤手空拳去夺去抢。我们的后代应该牢记共产党人的枪基本上是抢夺来的，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我们的军队就是拿着“万国牌”武器走过天安门接受检阅的。
所以解放前中国经济领域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没有重工业，中国人又没有被有效地组织起来，一盘散沙加上两手空空，导致挨打，这就是解放前的中国不可能建设强大国家的关键。因此谈论经济只谈GDP是没有意义的，一个国家有没有完整、有效的工业体系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新中国再苦再难也要实现工业化的原因，这是我们领袖们高明所在，这也是我们先辈的最大贡献。
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的军队也是拿着“万国牌”武器去抗击联合国军的。苏联人在中国出兵并且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才开始援助中国武器。所以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是用血肉之躯来抵抗美国的飞机大炮的。
1840年之后中国没有国防，这导致任何像样的建设几乎都没有可能，期间的个别机会最高统治者也没有抓住，由此中国社会进入恶性循环。近代中国需要工业化尤其是需要重工业，这一点其实是所有领袖都明白的，但就是做不到。新中国成立后，周边环境依然不稳定。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由于抗美援朝的胜利，我们才获得了和平，才获得了建设国家的时间，才有可能开始工业化建设。
所以我们不能接受任何指责新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建设成就的观点。很多人以人民生活那么贫困来否定我们先人们的经济成就是错误的，事实是我们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三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所有指责前三十年经济建设的人都是肚皮经济学者，而不是国民经济学家，因为国民经济学家必然会考虑整体和长远发展。
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于积累，积累就是攒本钱。消费要想成为动力，需要生产能力过剩这一先决条件，所以贫困状态下依然重视消费是谈不上正确的。而增加积累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不是想做就能做到的。事实上清朝皇帝和蒋介石都做不到。增加积累的过程有时候甚至是强制和残酷的，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优哉游哉地进入工业化的。中国在落后的情况下，能保住自己不挨打就已经是巨大的胜利，只能靠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来攒家当，这就是新中国前三十年吃苦的真相。
新中国一开始之所以压低全民的消费是因为要积累，是为了攒家当，这是需要中国各个阶层都作出牺牲的。而把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变成现实的关键，是中共领导阶层自觉地牺牲了自己的利益，才能引领全国人民没有怨言跟着干。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牺牲，是不可思议的，也是空前绝后的。全中国人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全部用于投资新增项目，如基础设施和工厂。我们的先辈们在“吃饭”与“建设”之间艰难权衡，最终他们选择了建设，一代人吃了两代人的苦，这才为后人攒下家当。
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50年的80%下降到不足30%。这个数字表明，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已经从农业国转变成了工业国。父辈的汗水变成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和农田水利设施等，其中水利甚至保障了我们几十年的安稳日子，“两弹一星”更是中国的守护神。
我们是坚持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效用缓慢但是持久。虽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里，我们的发展速度比不过日本这类的出口替代型国家，甚至连“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速度都比我们快。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些国家和地区是没有农业和国防这种基础的，诸多方面他们要依赖于别国，他们难以依靠自身保护经济成果，他们的未来缺乏后劲。
高积累是大家都懂但是很难做到的事情，这需要的是中央集权和自觉的牺牲。只有中央集权才能实施计划经济，只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各阶层都作出牺牲才能产生中国这样的起死回生般的转变。这个奇迹靠的是先辈的血汗和付出。
现在有人用日本在1960—1976年经济数据超过中国来证明中国不如日本，数据只能说明中国和日本走了不同的路。
日本由于有二战前的工业化底子，在美国那里得到了他们的一部分中低端产业，而且是较快见效的产业，使得日本在一段时期里高速发展。很多人认为日本模式世界最好，而中国没有工业化的底子却走上彻底工业化和独立自主的道路，所以中国搞的东西不会快速见效。例如中国集全国之力量搞出的两弹一星，至今护佑着中国，这些东西不能吃不能用，不见效，但是你能说没有意义？
苏联解体之后，被美国人趁机用金融手段洗劫了一把，但俄罗斯再弱，也没有任何国家敢明火执仗去抢劫它。为什么不敢呢？就是害怕俄国人手里的武器！这就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用途和利益所在。有人说毛泽东不懂经济，历史会清晰地回答这个质疑。
资本主义选择“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在落后的贵族政治压迫之下的选择。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没有哪个私人资本有能力控制全社会的经济，只能通过这种自由市场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来完成原始积累。当某些胜出者拥有了一定的资本优势后，开始谋求行业的独大，企图垄断一个行业。垄断这一行业的目的恰恰是要对这一行业实行计划，提高效率，获取更大的资本利益和资本实力。金融资本最理想的规划是争取到国家层面来实行资本的垄断，从而实现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实施有计划的管理。只是经历了几百年的市场自由竞争之后，计划经济这个梦想在西方依然没有实现。
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全面的工业化。政权的高度集中使得中共能集全国之力优先完成最重要的项目。中国人用生命和鲜血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从而获得苏联支持，得到了重工业的底子。随后第一代领导人又着重进行“两弹一星”的研制，从而获得了国防保障。而和美国握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其进行化肥工业和军事合作。由此可见什么是重点，我们的领袖们一清二楚。
新中国前三十年最辉煌的成就是全民勒紧腰带，攒下了工业化的基础。由于有了农业、重工业和国防的支撑，所以才能在随后的改革开放中发展轻工业，随之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以政治家、军事家的高屋建瓴来搞经济建设，正可谓“治大国若烹小鲜”。
中国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思路上就必须要采取跃进方式。经济运作模式要跳过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跨过资本集中过程的低层次阶段，靠的是国家组织下的计划经济。发展、实行计划经济，使得新中国的工业、农业、科技、国防都实现了大资本运作。中央全面统筹，长远规划，每五年制定一个发展计划，随之全面落实和实施，这是何等的效率？这种效率让西方的金融资本家们羡慕嫉妒恨，是他们梦寐以求但达不到的境界。
金融资本终归要受制于众多其他资本私利的制约，著名的洛克菲勒石油集团被其他资本联手拆散就是证明。在国家层面，他们的国策也是深受各个财团个体利益的掣肘。美国人在肯尼迪时代曾经试图集中全国之力搞科研和经济，也取得了重大成果，但是到了里根时代又开始搞自由主义。今天，美国人又开始试图加强国家权力。
1979年，中美才正式建交。随后的蜜月期很短，因为随着苏联快速疲软，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大幅降低。苏联解体后，美国一些势力迫不及待地在中国制造混乱，试图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坚持从政治和经济上孤立中国。
而中国为了打破僵局，进一步实行开放，开始积极寻求加入世贸组织。这一举动颇有吸引力，因为巨大的人口和市场使中国成为欧美跨国公司的理想投资市场。于是就形成了当今中国和美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势，这一博弈的胜负在今天还没有见分晓。
改革开放给了美国某些势力再一次颠覆中国的幻想。但是他们却始终高兴不起来，因为在中国始终有一个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的宗旨、目标都不是金钱。这个党掌握着军队，领导着政府，美国某些势力可以收买个别人，但不可能收买整个党，所以也不可能控制中国。在中国政权大于金权，这让他们无从下手。
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人也希望中国走向“自由”经济之路，力促中国政府推行一蹴而就的经济改革，即实施著名的“休克疗法”，由于中国人不理会而只得作罢。美国又决定先把中国人引到自家的规则圈里再说，于是有条件地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事实上处于类似给西方打工的角色。在美国规划的金字塔式国际结构中，中国居于第三等，既对美国没有威胁，同时又不是没有用处，于是中美经济捆绑在了一起。
中美这次较量是人类历史上最诡异的博弈。美国人想的是将中国引入到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中来，一边做生意一边扶持买办进行渗透，从而以较为和平的方式，用较小的代价达到控制中国经济、实现资本在中国予取予求的目标。而中国的打算应该是和世界通商能加快我们的经济建设步伐，于是中美经济拥抱在了一起。
中国人表现出的合作意向，导致美国人不能拒绝，中国巨量的人口和巨大的市场曾经激发出美国商人无限的梦想。欧美政客无法阻止中国入世，因为他们不敢挡住金主们的财路，但是依然咬住中国的政治制度不松口，拒绝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入世之后，按照美国人的设想，是把中国变成世界生产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目的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降低从汽车到手机等欧美商品的生产成本。中国也认可这样的设计。两大国各怀心思走到了一起。
中国人经过了一段艰难的适应期之后，便以惊人的速度赶了上来，二十年的时间让世界瞠目结舌，经济发展可谓天翻地覆。原本金融资本设定的是中国应该出口原材料，结果却是中国在全世界采购原材料。原本他们设定的是中国的市场上会铺满西方的产品，结果是中国的商品铺满了全世界。
这时候美国人还发现中国的触角已经伸到欧美视作禁脔的地区和领域，原本只被视为沃尔玛等美国跨国公司廉价劳动力来源的中国，在世界眼中似乎变成了一个吞噬巨量原油、铁矿砂、铜等原材料的怪兽，美国人意识到中国的未来无可估量。
有人形容说世界经济发展有两个火车头，美国是在前面拉，中国是在后面推，现在是推的速度大于拉的速度，所以中间的国家受到挤压就会变得很不舒服。美国人的速度慢下来，美国也会受到挤压，所以美国也变得不舒服了。
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样的结果是在中国领导人的预料之中的，因为这种智慧的关键是认清社会财富与个人财富的区别。对犹太人而言黄金和钻石是财富，但对中共而言完整的工业化才是财富。这种智慧早在两千六百多年前中国思想家管仲的头脑中就有。欧美财富控制在个人手中，而个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这使得我们和西方人做买卖的时候不至于产生颠覆性失误。全世界人都忘了，中国人才是市场经济的老手，中央集权和市场经济并存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人也是最务实的，中国人的勤劳和忍耐的品质里，潜藏着改变世界的力量。
目前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已形成了捆绑之势。人民币和美元挂钩，类似于拳击台上处于弱势一方的一种拥抱战术。中国和美国很多领域已经处于同一阵营了，这使得美国打压中国的时候总是有所忌惮。
人类的财富要么靠抢，要么靠生产、贸易，都是一点点积攒起来的。欧洲人发现新大陆，是靠着冒死的勇敢，开拓美洲是靠着杀人。我们中国没有向外扩张这样的机会和作为，而且在近代被人打败了，想翻身只有自苦一条路，这条路现在已经证明是可以走通的。我们的先辈很对得起我们，留给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国土和强大的组织力，我们需要接过这个担子，为我们的后辈积累更多的财富和希望，在中美博弈中胜出。
中国理论界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利益驱动和利益分配。
其中关键是党和政府将利益集中到自己手里面，干什么了？如果被一部分人私分，那就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是集中全国之力做个体企业不能实施的建设，那就是正确之举。
这一点在毛泽东时代是没有疑问的，第一代领袖们做到的比老百姓期望的还要多。但是三十多年来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大众没有办法搞清楚这利益到底是怎么分配的，于是倾向于大众公平受益的声音就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往往会引发共鸣。
关于积累还是分配的问题，新中国最著名的案例是勒紧裤腰带也要上“两弹一星”。当年在要不要上这些项目的问题上是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意见的，好在我们的领袖们宁可自苦也要上马。最终两弹一星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今天我们都同意当年的决策是英明之举。如果连这一点都要否认，那只能是立场问题了。
很多人把当下官员个人的贪腐与共产党的利益问题混为一谈，质疑中共的领导否定改革，这是不正确的。我们提请所有的批评者注意我们民族最终的目标，要知道，中国如果没有外敌，那么大众的眼前利益就是最高的，如果强敌环伺，那么长期的胜利就是最重要的，为了最终胜利牺牲当下的利益，就无可指责。
很多人对追逐利益深恶痛绝，这不免失之偏颇了，事实上追求物质利益是人类世界的主要诉求之一，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只追求精神享受而不在意或者愿意牺牲物质享受，这是一种高尚的情怀，在多数情况下是属于小众范畴的。支撑我们中国人创业的胆气恰恰源自我们民族的英雄们，构成我们逐利的底气也是源自我们先辈们的英勇牺牲。中国人可能会接受金钱的诱惑和驱使，但是整个民族是不会跪下的，最终我们会发现趋利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应用的好也是能改造世界的。
当下有人指责我们出卖资源、超负荷工作、吃亏上当，这种观点看似有理，其实还是没有真正搞明白事理。出卖资源是因为我们没有本钱，超强度的工作是为了摆脱贫困，吃亏上当也是学会与世界特别是与欧美打交道所必需的代价。我们致力于产业经济的发展，这如果导致西方世界的去工业化，那么一切付出都是极具价值的。
我们知道，全球化的规则是欧美设定的，加不加入全球一体化，适应规则是我们自己决定的。选择加入就需要付出代价。我们没有任何资本只有出卖劳动力，还有就是资源。出卖资源如同卖血，没有人会不知道这是不应该的，但是为什么还要卖血呢？就是为了资本积累。俄罗斯直到今天还是在卖资源，你以为它愿意啊。全世界工业化道路完全有可能是排他性游戏，赢者为王，属于不想玩也得玩的游戏！
我们用了短短六十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程，显示了中国有着西方世界所没有的特殊的优势。西方金融资本有着天生的缺陷，就是它没有直接掌握政治权力，它只能凭借与政权合作一起分利。私企效率极高，但是整个社会效率低下，这是很多歌颂自由经济的人罔顾的事实。而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体现在整体竞争上，这就是中国能够胜出的关键所在。
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些对未来较为悲观的观点，我们对此毫不讳言。当我们试图证明未来是光明的时候，并不代表我们报喜不报忧。
有人对国家统计局的报喜数据表示怀疑，这是对统计学的误解。事实上，统计数据只能反映出一个大概的轮廓，在宏观意义上已经考虑到了多数人能够意识到的问题，最终加权得出有参考意义的情报。
世界上没有只赚不赔的生意，任何改革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们的党在转化角色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处理好领头人和管理者的角色变化，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在经济领域我们存在很多问题，最显著的例子是，我们在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上处于被动位置，这是不可思议的失误。我们的优势本来是集中，结果一窝蜂各顾各，导致中国商业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这是沉重的教训。
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太多，论做买卖我们和西方的差距还是很大的。为了不吃大亏，我们实际上将自己和美国人进行了捆绑，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了危险的平衡。我们韬光养晦是为了不被视为敌人，但是有那么一个阶段，军人们也加入赚钱的行列，军工科研一些重要的项目出现了停滞，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差一点自毁长城。
当下最多的指责是说中国人精神价值观丧失和道德水准低下，我们依然不能认同。这种指责背后的心态其实是将崇高视作正常，伟大视作平常的缘故。没错，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是靠着不怕牺牲的强大精神力量战胜敌人的，我们在积重难返的状态下是靠着无私奉献来渡过难关的，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和牺牲才实现了不可思议的逆转。但是前人的牺牲是为了让后人过上好日子，人民安居乐业就是先烈们的理想所在。和平对过去的中国人而言是个奢侈的东西，到今天已经成了发展的基本保障。中国今日正在全面实现工业化，正在壮大，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的，未来全体人民也可以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这些进步是需要肯定的。
西方领先于中国的并不是什么道德和精神，而只是科技和工业。中国的国本是众多的工业化人口，是广大的国土，是有效的组织，是军备国防，是西方人有什么中国也会有什么的能力。我们在实体经济的大多数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存在，所以我们无需悲观，不是么？
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韬光养晦之后，中国的很多人都已经习惯了“跟庄”，往往会觉得出头不好，所以我们有必要把当第一的好处讲出来。要知道第一可不是虚名，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好处。
中科院发布的《国家健康报告》称，2011年，美国从全球攫取的霸权红利达7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96.8%，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高达3.6634万亿美元，占全球霸权红利损失的47.9%。
在人类历史上，通常第一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贸易国的货币会成为世界主要的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世界头号经济体和产品出口国(虽然只是手工业)，所以当中国使用白银作为货币的时候，白银就一直是世界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在大航海时代，欧洲人从殖民地掠夺来的贵金属中有三分之一都流向了中国，他们是拿白银来换取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药材等产品。后来英国人没钱了，就想出大规模贩卖鸦片的招数，中国政府予以反击，在虎门销烟，断绝了英法贸易的财路就引发了战争，英法用大炮打败了中国，把钱又抢了回去，这就是近代史的真相。
未来可以预计，中国只要不内乱、不分裂、不战败，人民币的地位会逐渐提高，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其实在一些产业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中国消耗了全球铁矿、煤炭、石灰石、铝、铜等主要原料的一半，石油、天然气的四分之一，这是真正的财富标志。中国的GDP在最低的时候只是美国两百分之一，目前已经是美国的一半左右，这样的数据最能说明我们追赶的速度有多快。中国正在稳步地前进，这是多数人都承认的事实，不过我们依然任重道远。
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经历了上百年的努力，美国GDP超过日不落的英帝国之后，依然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才真正成为经济霸主。中国现在GDP刚刚达到世界第二，要赶上和超过美国还要很多年，中国要崛起还需走很长的路。
今天中国的重工业几乎占全球的一半，这就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中国国力的真正体现。由于我们的重工业比重最大，所以我们国家的能耗自然最大，于是便有“全球变暖”论。迄今为止，全球气候已有十多年未呈现变暖趋势了，但媒体的控制者却对公众隐瞒了这一信息，我们不能接受这类观点，我们不能容许任何人阻断我们的前进脚步。
未来十年中国政府的主要工作之一似乎是推行城镇化。我们经常看到有人指责中国的工业化，批评城镇化。为此我们需要强调，城镇化是个中性的概念，它只是一种较长时间里的趋势而已。
但是城镇化绝对不能人为地加速，不要惦记着试图通过推行城镇化大捞一笔，这种只顾自己个人获利的想法是绝对错误和短视的。中国的城镇化是一个缓慢的、长期的、自然的过程，国家的任务是加强规划和管理，让城镇化变成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城镇化就是政府出面帮助农民走向集中，实现规模效益，这样就会产生需求，我们的工业品就会有市场，农民就能更多地享受到工业化的好处。当然城镇化进程切不可以揠苗助长。
西方殖民者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是靠直接掠夺获得原始的资本，但是也有特殊的不同以往历史的因素，那就是他们同时还实现了工业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从地球上获取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加，全社会总的财富在这几百年里是大大增加了，这是与蒙古铁骑当年掠夺世界不一样的地方。西方通过工业化获得巨量的财富，人类财富总量增加巨大，才支持了欧美国家人民的物质享受。这也是欧美不承认自己的成就来自于掠夺和侵略的主因，他们认为自己给全球带来了科技进步，这个过程是人类财富总量剧增的过程。
中国人在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为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这种贡献是有目共睹的。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过去那种一味依靠欧美市场的发展模式，会引发我们与欧美之间很大的冲突，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的市场就成了最重要的富源。所以我们未来的出路是扩大内需。中国还有大量的农民没有进入工业化的范畴，无论从市场开拓还是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都是应该进行城镇化建设的。
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事物，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很多土地撂荒，这也是实实在在的问题，是需要我们想办法解决的。
城镇化建设在我们积累了工业化的资本之后才有能力和可能。我们认为城镇化建设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其中以不能减少耕地和粮食产量为根本性的原则。农村的耕地是我们的国本，是全中国人的饭碗，谁也不可以把我们十几亿人的口粮给弄没了，要知道农业是我们最重要的拳头。
我们这些年总能听到唱衰中国的声音，“中国崩溃论”就是一首反复唱了十几年的老歌。事实上中国不但不会崩溃，反而会持续稳健地前进，这是我们可以预期的。
唱衰中国的人往往以西方经济学的定理和资本主义的周期律来预言中国，用这样的周期律来判断中国必然不准确。也有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落后，如果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崩溃。还有一些人是在准备做空中国，为了投机炒作而做出的宣传。
我们未来的问题很多，但是抓住重点我们才能稳步前行，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抓好农业和国防。
有人说农业比核武器威力还强大，美国掌控世界的武器，根本不是核武器，而是农产品。这个观点很有道理。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粮仓，美国的农产品是全球成本最低的，所以美国总统可以向全世界推销廉价的农产品。但要是因此认为美国人会永远低价提供这种产品，那可就是太天真了。美国人的办法很简单实用，那就是先以低价占领世界市场，击垮其他地区的农业生产者，最终垄断世界粮食市场。要是真让美国人做到了这一点，那一天就是真正的美国说了算的时代。
所以我们要牢牢记住，中国人有两个拳头，一个是国防，一个是农业，两手都要硬，这是我们的底线，我国必须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有了这个保障，主动权就在我们手中。这种思路看似保守其实是智慧，中华五千年的智慧告诉我们，在不确定的领域保守一些反而更好。
当今世界主流经济学主要是货币经济学，而货币经济学并没有太多的科学性。这些年世界经济最诡异的就是中美之间的博弈，到底谁赢谁输目前没有定论。最大的可能是美国本来想像对待拉美、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那样对待中国，也就是先养后杀，只是由于中国政治军事的底气导致美国人宰杀没有那么容易。但是这个过程中美国人一定是大大获得了金钱利益，否则，以美国政客、商人的行事方式早就和中国翻脸了。有人说目前中美的状态是恐怖平衡，变成了僵持状态。
在经济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保守也是正确的做法。最成熟的做法是把最坏的情况提前想清楚，并制定有效的应对方案。
谁也不可能完完全全掌控经济发展的走向。这个世界上，谁也不敢说自己能彻底搞清楚经济运行的规律。永远不会清楚，这一点反而是真理，这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测不准原理。在这个领域，只能说保守的智慧远高于冒险。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超过了自己的前辈们，他们虽然历尽艰辛，但却用汗水夯实了我们民族进步的基石。我们这几十年来没有出大问题，正是由于先人们打下的基础足够牢固，才保障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大厦没有倒塌。
目前世界经济依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尽管国际市场上金价、银价、铜价、铁价，以及石油、粮食价格都在大涨，美国又加印了那么多新钞票，但美国自家市场上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通货膨胀。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物价都在大涨，以致有的地方甚至经济濒临破产、政局动荡，而美国却能够风平浪静，这难道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吗？
当年中国和美国在入关问题上就在互相博弈，这是美国非常熟悉的领域。美国先放开一部分市场让中国人赚钱，先给点甜头，但是赚到的钱让你花不出去，因为中国真正想要的东西，如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美国人不卖给中国人。赚到的钱拿在手里又发挥不了作用，所以中国不得已又把钱借给美国。
这一状况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中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是当前最不能掉以轻心的大事。当年蒋介石统治集团迅速垮台，除了军事失败的原因，与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彻底丧失民心有着直接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治理通货膨胀上有着很好的经验和手段，所以面对未来可能继续发展的通胀形势，国家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和对策都应当有所调整。现在就应当研究制订必要的应急应变措施，包括管控物价、统购统销等等措施，以保证贫困者的基本生活品供应等应急方案，这些方案都有必要制定出具体预案，以免将来一旦有变时应对不及。我们要居安思危，从最坏处着眼，防患于未然。
中国的对手们处心积虑，他们最可能利用物价、腐败等关系到大众生活水平的问题，把矛头指向中国政治体制，煽动变乱，这是我们必须重视的。
危险主要在金融领域。国际金融资本主要将在汇率价格的博弈，期货、证券市场的金融衍生品价格博弈，以及误导中国的经济政策等三个方面对中国下手。我们面对的是金融资本这种千年老妖，面对的是大摩、高盛、美林等玩金融的顶级高手。而且他们可以灵活处置，我们则船大难掉头。当我们沾沾自喜于国内GDP的增长的时候，却往往忽视了中国金融有突然崩溃的危险。
通胀对我们绝非好事。我们如此被动，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追求GDP的快速增长，这就让我们的对手有机可乘。而且通胀使国家难以把资金有计划地投入并加强国家基础工业，难以用于科研创新和加强国防，这都是对我们基础的削弱。
中国的资本项目开放也要绝对慎重。中国的资本项目管制是危机当中的防火墙，这堵墙越厚就越能在危机中保护中国的财富不被掠夺。人民币的国际化要等时机，要回避风险，不要急于求成。现在世界的潮流绝不是贸易自由化，而是保护主义急剧抬头，中国在这个危急的时候自我保护很重要。目前中国最危险的和最脆弱的地方就是金融和货币领域。
我们需要重点讨论一下货币问题。
目前中国经济采取和美元挂钩的设计，美国人之所以同意，也是基于经济自信。也许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能够长时间地保持一个很高的发展速度，他们总是认为在不久之后的某一天，中国经济发展会慢下来甚至崩溃，这种期盼和对自家经济的自负，也将导致美国人的误判。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快速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前三十年打下了雄厚的工业基础，我们的第一代领袖们带领人民长时间的艰苦奋斗攒下了家当，有了这个本钱才使得我们在世界范围的市场竞争中没有太受伤。
在金融货币这个领域，我们应该保守而不是激进、自作聪明。我们应该逐步恢复到先辈和祖宗的智慧那里，也就是采取以最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关系国民经济重大命脉的基础产品为基准的货币形式。
人类发明了货币，但是货币的作用以及管控机理依然不明晰。货币的发行规则依然是件令人不解的事情，这一点甚至连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没有完全搞明白。目前经济学领域大致上有三大派别：一派是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不应该干涉经济活动；一派是计划经济，认为国家应该完全控制经济活动；一派是国家有限干涉经济。目前中国和美国都是采取国家有限干涉经济的做法。不同的是，美国脱胎于自由经济，而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转变而来的。
中国经济超越常规的发展，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是少数金主们掠夺世界财富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西方的金融资本人为地制造动乱，未来金融资本集团最有可能在金融领域洗劫中国。这个领域是我们的短板，我们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很多天赋很高的人将注意力放在经济问题上，却没有注意经济学，经济学只是一种基于特定立场的管理行为和决策。即便是这几十年来，很多人试图用数理统计的方法来分析经济活动的规律，依然由于样本数量的限制而无法准确把握未来的趋势，其中时间样本不够长是主因。因为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模式的时间太短，这一点点样本不足以支撑经济发展表现出确定的规律性，更何况经济活动主要是人为操纵。
经济这个游戏往往没有什么绝对的规则和规律，甚至可以说不确定才是真正的规律。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由于生存空间等条件的不同，其发展肯定不能按照一个模式运行。大国和小国不同，大国之间也不尽相同，其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共同点，所以用某个数学模型来表述经济活动是很有局限的。
美国虽然推崇市场经济，但忍不住总是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冲动；而前苏联实行计划经济，虽起到暂时性亢奋的作用，最终却压制了经济活动的主动性。计划经济良好运转所需的较高条件苏联人从来没有达到过，这不是拿着枪指着别人的脑袋就能干好的事情。世界大国都在努力摸索出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各种探索都是处于不可预知的路径中。令世人惊异的是，计划经济对中国的正面作用远远大于前苏联，这是由于中国社会和人民本来就充满活力，中国人搞市场经济几千年，保持着原始的获利冲动。只是近代挨打落伍，失去工业化的机会，形成恶性循环。而补齐了工业化这一基本条件之后的中国，以计划经济的高屋建瓴优势重返世界市场的时候，中国巨大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未来中国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因为这种模式简直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我们完全可以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大逐渐降低计划经济的比例，但是必须一直保持计划经济的指导地位，这才是中国经济的真正优势。
我们目前是存在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都不是靠取巧能够解决的。我们的道路都是实打实地干出来的，没有工业化就没有中国人的生存空间。中国除了发展重工业之外没有第二条路能走通。没有前三十年的重工业基础，我们连最初给西方打工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什么跨越式发展。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全方位的进步，是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伟业，过去六十多年的道路证明，这条道路毫无疑问是对的。
北大著名的经济史教授陈岱孙先生认为，真正的经济学是经世济民，而不是西方的货币学。所以在这个最不确定的领域里，我们有这样几个建议：
第一是最好不赌国运，除非迫不得已之时。中国人常说人定胜天，讲究的就是一个定字。无论是国运还是个体的命运，都不能拿来赌博。因为赌博的胜率小于一半，所以久赌是必输的。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都赌博输了，美国的历史太短，无法明白这个道理。中国的历史足够长，经历过无数次兴衰，所以知道这一点。对大国而言，不赌反而赢得更多。
第二点是未来中国的经济理论应该跳出西方人设置的语境，多从我们自己的历史中汲取营养和指引。生产要素由人的劳动、土地和资本等构建而成。人类的生产系统起码应该包含生产组织者、生产资料、生产技术、劳动者四个子系统，我们现在要更加注重经济运行的整体设计和进步。
第三点，经济学不是科学。面对一次次的金融危机，没有哪一次西方的经济学家发布过准确的预警信号。经济学家们制造出深奥的理论和数学模型说他们掌握的是科学，然而真正面临全球经济危机这滔天洪水的时候，他们集体地漏了馅儿。
经济学不是科学，是因为科学主要应用在没有时间轴的事物上，而在时间起着决定作用的领域，最高的学问依然是哲学，最高的智慧依然是道德。科学的进步起始于物理、化学，随后一些人试图把科学的方法应用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预测上，但是由于生命和社会发展的不可重复性，导致这些领域处在科学的范畴之外。
商业更多是一种赌博，谁也不能保证经营的结果是百分之百盈利的。这一千百年来被历史证明了的事实，导致中国的皇帝们从来不鼓励经商，基于保护后代的出发点，他们也不准许皇子们经商。这种智慧西方人并不具备，他们最大的国王也不过是诸侯级别。在欧洲艰苦的生存环境和剧烈的族群竞争之中，没有哪个小贵族能拒绝商业利益和金钱的诱惑。
而中国人是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无数人的鲜血和生命才得出的诸多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在这个非科学的领域里，中国人的智慧是历史赋予的。中国基因层面的集体主义精神，在通过胼手胝足的辛苦劳作、补齐工业化的短板之后，通过再次引进市场的力量，就形成了强强互补。这就是我们中国经济能持续高速发展的秘密所在，巨大的进步和成绩也让我们坚信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之路是没有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