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未曾中断的文明，其他的古代文明由于迄今未知的原因都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了，这是最值得我们中国人自豪的地方。
不过中华文明并不是在五千年里一直领先于世界的。现代的考古学发现，古埃及以及古代中东就有可能比同一时期的古代中国发达。但是有迹象表明自汉朝开始，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度，并且一直保持到19世纪。
在今日一些中国人的头脑中，一说起我们中国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落后，说起西方则是什么都先进。这个定式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逐渐形成的。其影响甚广，流毒深远。
很多人认为承认落后才会奋起直追，所以这三十多年来对这类观点听之任之。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以前的跟庄战术已经完成使命了，中国人未来的路需要自己走了。这时候，确定自己的优势会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是会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的。中国人再自卑下去就变成有害的了，因为自卑的民族是无法领先的。
摆脱西方语境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并不是处于西方学者所言的落后的社会阶段，而是远比西方更早地进入市场经济中央集权的一种超前的社会形态。我们的落伍只是在科学和工业化层面的落伍，只要在科技和工业化领域中加大力度奋起直追，我们就能追赶和超越西方。事实确实如此。如果我们能明确这一点，就不会在市场经济等问题上过度纠缠和纠葛不已，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要远久的存在，而中国人在市场经济中已经摸爬滚打了几千年。
面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甚至中国古代的帝王们也没有我们理解的那样，可以动用绝对的权力来随意改变商业的规则。中国私有制确立的时间比我们想象得要早得多，劳动力早在周朝以前就已经成为商品交换的对象，货币也早已经出现。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商业就已经很发达了。当年管仲被齐桓公重用，委任以管理齐国，主要的内政就是发展商业，甚至可以说当年的齐国就是以商业立国的。管仲具体的做法有垄断盐铁生意，建立国家粮库，用国家的政策来吸引各国商人，从中抽税。某些商品国家垄断，多数商品放开竞争。这些举措使齐国经济大发展，国库充实，最终成为春秋时代五霸之首。
秦朝统一之后，始皇帝最伟大的举措是统一了度量衡、货币和文字，进行了大规模的道路建设和水利建设，这些措施为全国范围的物资运输和交换奠定了制度和基础。令人叹息的是秦王朝没有能巩固和消化统一的成果，二世即亡。我们要注意的是秦朝虽亡，秦制度却保留了下来。
汉高祖平定天下后，秦制度和工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汉朝在最初的时候吸取了秦朝的教训，采取轻敛薄赋政策，是真正的小政府、大社会。而且放任市场行为，不抑制土地兼并，结果就是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富人避税能耐大，国家税收就更少了。皇家不得已，靠卖官爵换钱。到汉武帝时期，是内无粮草外有强寇，逼得汉武帝采取极端措施，动用政权来生抢钱。
中国人早早地上了自由经济这堂课，而且趋利的动力十足，只是没有工业化的助力，商人们从来没有膨胀到可以与皇权竞争的程度而已。而中国早早进入集权时代，皇权极大化，权力才在这场竞争者胜出。中国的统治者一定都明白这个潜在势力的可怕，即商人具有积聚社会财富的强大力量，基本上采取“重农抑商”政策。这一点被现代人认为是错误，这恐怕是现代人搞错了。这种错误就是拿现代的技术和产业水平来衡量过去的政策，是一种很浅薄的错误。
事实上，中国王朝重农抑商政策的最重要内容是抑制土地兼并，即抑制生产要素向大地主手里集中。可见，重农者，重视实际从事生产的农民，抑商者，主要是抑制农村土地兼并而不是压制商品的流通。这样做是去掉了中间的土地所有制环节，使得土地保持在耕作者的手里。
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这叫很多人耿耿于怀。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这是我们今天中国学人常见的错误。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关键在于中国的政权势力过大，而不是没有市场经济，相反中国的市场经济一直存在并且还很发达。
事实上，中国各王朝兴起到灭亡的二三百年间，人口的增长是迅速的，这就说明各个王朝中央政府的政策是没有太多错误的。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原因比我们理解的要复杂的多，最有可能是气候、外寇、军费、君王个人等各种因素在综合作用，而不是简单的道德这类因素。中国社会在过去两千年里总体呈现螺旋增长，生活用具在进步，衣食住行各种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都在提高，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恶性循环或是原地踏步。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写到，从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世界上技术的流向主要是从中国经阿拉伯向欧洲传播。在炼钢、铸铁、造船、机械装置，当然还有四大发明——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诸多技术领域，中国领先西方上千年。
中国历史像个博物馆，向我们展示着中国人在吃、穿、住、行领域的不断进步。瓷器、丝绸、茶叶、马车等奢侈品在不断普及。名画《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正是北宋首都汴梁城内的市场繁荣景象，表现的是一千年前的事物，要知道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身为中国人是一种幸福。
有史书记载的中国历史长达三千年，我们只节选其中几个节点来看看哪些是中国历史的关键点，看看是什么因素导致我们中华文明能够传承下来。这种智慧要比西方短短几百年的亢奋崛起重要得多。
我们知道，秦朝之后的两千多年来，中国其实一直是秦制度，而秦制的源头是商鞅变法。
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是落后于关东六国的，主要原因是贵族的势力大于秦王的势力。所以秦国国力微弱，秦王的地位也就很低，各国都以“夷狄遇之”。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遂下令求贤变法。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使秦国富强，为此不惜裂土封侯。商鞅因为在魏国不受重视，应召入秦，随后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变法。仅仅用了十年，商鞅的变法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变法之后秦国经济大发展，军力强盛，为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后人多知道商鞅变法这一事件，却很少有人关注具体的政策。其实商鞅变法的意义远比我们多数人意识到的要大，甚至可以说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扁平化结构都和商鞅变法有关联。所以我们需要关注商鞅做了哪些变法，看看这样大的变革又是怎么实施和实现的。
商鞅最先是从鼓励开荒做起的，这是任何人不能反对的。国君会大力支持，而贵族无法反对。其中关键点在于开荒的土地归拓荒者自己，这就把佃农和雇农解放出来给自己干。这样给贵族干活的人减少了，但是赋税依然。这一政策导致贵族守不住原来的土地，因为农户跑走给自己干去了。这时候国家再鼓励土地自由买卖，把土地逐渐从贵族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这是个渐进的过程，导致贵族无法联合反抗。这一政策的真正意义在于改变了土地制度，仅此一项变法其实就把秦国的国家性质改变了，就是说在关东六国还是农奴制的时候，秦国已经变成了农民个人所有制为主体的君主集权国家了。从人类发展的历史上看，我们无法不承认商君的伟大，他实在是超越时代太多了。
商鞅变法第二条是废除世袭制，建立军功制，这一点是在秦孝公的强力支持下实现的。
其他的变法如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分家单过、推广县制、统一度量衡、明法令、刑无等级、迁都咸阳，以及严禁私家请托、禁止游说、禁止私斗，都使得秦国国力大幅增强。
其实商鞅并不是战国时期唯一的变法者，在此前后，关东六国也先后进行过变法。其中魏国李悝、楚国吴起变法比秦国商鞅变法还要早一些。赵、韩、齐、燕等国随后都进行了变法。但只有秦国的变法取得了最终的成功，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其他六国的变法是失败的呢？
历史上很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多数拘泥于道德层面，得出的结论启示不大。我们认为秦国商鞅变法和关东六国变法的关键性差异在于土地最终所有权归到哪个阶层，这是个所有制变革的大问题。秦国是大力挤压贵族，将战争变成获利的阶梯，胜利的利益归于每个士兵，将土地最终归于农民个人头上。也就是说每个农民直接面对国君纳粮交税，没有太多的中间环节。而关东六国是土地依然归贵族所有，最底层的人没有获得土地。这在税赋上看差异不大，但是在军事和政治上却是天差地别。所以最初的时候六国经过变法之后也出现积极的景象，国君的收入也增加了不少，但是真正打仗，立刻分出高下。秦国战士为自己而战，六国士兵为他人卖命，绝对是冰火两重天。秦军在军功制度的激励之下如狼似虎，积极备战，一上战场如疯如狂，而六国军队如裹挟之难民，两军相遇往往成了一边倒的屠杀。这不是夸张而是事实。
当年六国在秦国咄咄逼人的压力下，经过苏秦的撺掇，联合了起来。最辉煌的时刻是集合百万大军进攻秦国，结果秦国打开函谷关大门，请六国军队进关，六国的百万大军无一人敢进。秦国为什么会有这般底气呢？不就是因为秦国是全体秦国人的国家么？这一时刻令人震撼，深深刻在历史之上。就是从那一时刻起，统一潮流无可阻挡，任何抵抗都不能持久。秦国统一六国其实是中国土地所有制的大革命。
在秦朝之前，中国社会处于长期的动荡之中，时间长达五百年，后世称作春秋战国时期。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辉煌的时期，被后人赞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说穿了就是时间足够长，空间足够大，任何思想、观念、学问、智慧都有机会展示实践。最终在长达五百年的你死我活的厮杀之中，无数思想者用生命和鲜血来证明自己理论的正误和价值。
中国历史展示的法则是：某种社会变革愈是松缓平和，社会付出的种种代价便愈小，当然，社会发展的步伐也小也慢；某种社会变革愈是剧烈深彻，社会付出的种种代价便愈大，当然，社会发展的步伐也大也快。世间没有免费的午餐，历史更是如此。人类千百万年的变革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战国时代，强则存，弱则亡，战国变法更接近于社会革命。华夏文明在经历了春秋三百年较为温和的整合之后，又历经战国两百余年的血火锤炼，统一的潮流终于汇聚成无可阻挡之力量。最终，这一时代成了中华文明的思想源泉。
正是由于商鞅变法和秦国统一六国，中国才变成了中国人的家园。其意义在于中国的土地最终是归中国的劳动者所有的，这才是我们中国人的根，这才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分分合合最终总是合在一起的关键。
然而，中国的历史书中依然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就是现存的记录主要是集中在中国统一的时间段里了，中国历史总被人为地修饰成泱泱中华、天朝上国。尤其是在今天依然有人以为应该胸怀宽大，让外人一点也无妨。很遗憾，这只是我们历史的一半。
事实上，自从秦始皇统一之后，中国的历史只有一半时间是处于统一状态，另一半时间则处于分裂状态。在分裂状态下，我们民族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我们只有明明白白地撕开这道伤疤，才能真正明白中国人两千多年来为什么跪拜皇帝。中国人接受服从与强调秩序不是一些人眼睛中的所谓奴性那样简单，这是中国人血肉和生命堆积起来的祭坛，这是我们民族祈祷统一的仪式。
历史的真相是四方之所以降伏是因为中华的强大。中国历史上的统一者往往会受到赞美和歌颂，但是为什么鲜有人赞颂和谈论三国后期最终的胜利者司马懿家族？原因是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之后带给我们民族的是巨大的灾难，他们建立的西晋王朝在经历“八王之乱”后被匈奴人灭国。北方和西域各族入侵中原，“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中国史书记载的泱泱中华、天朝上国的无限辉煌，其分量都不如这一句话沉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五胡”十六国时代，这时期是中国人的千年噩梦。所以不要老盯住曾经的辉煌，那只是我们历史中的一半，而另一半却是深深的伤疤，忘记这灾难意味着背叛。这道伤疤让我们中国人牢牢记住统一是和平的保障。
中国唐朝最著名的皇帝李世民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可见从历史中学习是一种较高的智慧。历史由无数个独立的、特殊的，甚至是偶然的事件构成，但是总体上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这就是历史的科学性。
中国人早就有这种智慧，所以历朝历代都设置史官，独立地或者是相对独立地记录帝国发生的事件，而历朝历代也都重视编纂史书，来为自己和后代提供指引性帮助。
现在我们知道了要真正从历史中找到规律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可能需要足够的资料积累和特殊的天赋。时至今日无数人在研究历史，但是什么是中国的根本，多数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中国历史中著名的案例之一是名著《三国演义》中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那么我们要问三国时谁占天时？谁占地利？谁占人和呢？我们知道按照孟子的这一观点谁占人和谁能最终胜利，那么占据人和的是曹魏集团才是。可是《三国演义》的作者搞错了，他把人和错误地按在刘备集团的头上。真实的历史上是曹操一方占据人和，根据是曹操在汉末乱世中把流民集合起来屯田戍兵，故而曹魏政权当时在政治上是最先进的，而刘备和孙权集团依然是靠着联合上层集团得以残喘一时的，故而曹魏最终胜利不是侥幸的，不存在诸葛亮以个人能力和聪明来翻盘的可能性。所以“人和”才是中国文化的根，这是中华文明最高的政治智慧。
明清两代的历史对当今中国更有现实意义，原因是同一时期欧洲开始兴起，明清两朝代错过了科学和工业革命的机遇，为后人所诟病。
我们会看到，中华文明也曾有过科技革命的前奏，也曾有过大航海的时代，中华传统并不排斥科学。明朝在航海、铸造、地理发现、天文研究、数学、物理学等等重要领域都进行过可贵的探索，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而且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使得明王朝很注重军队的建设和先进技术的应用，中国统治者没有太多道理和理由去拒绝更为先进的技术和利益。所以这里面一定有我们未知的原因导致中国的历史走了弯路。
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明朝灭亡的主因是气候原因，这种判断很有道理，因为有资料表明在明朝末期中华大地遭遇了千年不遇的寒冷期。是全国范围的近七十年的干旱导致帝国无法支撑庞大的人口，引发内乱，在内乱之中统治者和造反者同归于尽，最终导致满族趁虚而入。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带回了番薯、玉米等耐旱耐寒的粮食作物，最终没有挽救大明朝，反而成就了清朝。
清朝不是我们这些年电视里演绎的那样先进，满人为了保障自己的统治还是采取了很多限制汉人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华转型，错过了工业化的机会。但也不能说清朝政府就是坏得没边，只能说最终不能完成保卫国家的任务导致清朝统治的灭亡。
两千年来，中国最高的统治者在向外扩张受到大自然的束缚之后，为了统治的稳固，基本上采用儒家文化治国。这对缓和国内矛盾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同时也会弱化民族的尚武精神，常常表现为对外部侵略无力应付。一旦最高统治者的力量被削弱，大量的无组织的民众并不能形成力量对付外寇，这就是我们中国社会结构最明显的短板。明清两朝居然都是毁于外敌的入侵，这种耻辱让我们很少以明清两朝为荣。
在工业革命之前，农耕是世界上效益最高的产业；商业虽然获利巨大但却是最危险的行当，是拿命换钱的行为；渔猎游牧则是效率相对低下的产业；我们认为效益决定文明成败这一观点是成立的。
最早的文明出现在中东而不是中国，但是农业文明最终在中国结出最灿烂的果实，其主因是地球的气候变化导致东方变得更适合人类生存。中东中央版块荒漠化严重，引发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徙，犹太人也因此成为商业民族。
中国在11世纪后期，即宋朝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农业社会的巅峰。到了清朝统治的时候，更是实现了全国性的和平。清朝以抑制汉人去草原开荒的政策解决了北方游牧民族与农耕汉族之间的矛盾。再加上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粮食新品种，以及从美洲传到中国的玉米等耐寒耐旱作物，促使中华大地上的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
勤劳、智慧、心灵手巧的中国人制造出大量的优质产品，极大地提高了全世界的生活水准。正是为了保持对华贸易的顺畅进行，中世纪晚期的犹太资本在葡萄牙、西班牙王室支持下，发起了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运动。美洲被发现、印度的殖民化，都是以中国为目的地的大航海运动的副产品而已。至少在最近的一千多年的世界历史中，中国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是名副其实的“中央之国”。
以这种历史观来看世界就会发现，中华帝国在工业革命前的世界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科学与工业革命的发生是欧洲与中国贸易相关度极高的事物。
世界的白银与黄金长期以来都控制在欧洲的犹太资本手中，而欧洲需求中国瓷器、茶叶等商品，中国选择了用白银作为货币，这种结合导致了15世纪以来全世界商业市场的极大扩张。新地理发现、宗教改革和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都是有着强烈的内在的财富利益驱动的，可以说金融资本和欧洲贵族为了发财而形成了合力。这力量引导了近代世界。
实际上全球贸易体系至少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前，而不是西方人书中写的五百年前，商贸活动几千年来一直在世界体系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换句话说，“太阳之下并无新事”，市场经济古已有之。
从商贸角度讲，直到19世纪欧洲仍处于世界经济的边缘地位，而世界经济的中心仍在中国，只是因为新航路开辟后欧洲人征服拉丁美洲并占有了贵金属，从而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贸易圈的机会，欧洲方有机会以贵金属来弥补对亚洲贸易中的结构性逆差。难以想象没有美洲的白银，欧洲人将拿什么来中国做买卖。
明清时期中国出口了大量的丝绸、茶叶、瓷器到欧洲，换取了大量的白银，以至于中国这个非白银生产大国却用白银当流通货币，可见当时中国赚了多少白银。从宋朝开始到明清几百年间，当中国把世界的白银都赚回来了，有钱的中国反而危险了。原因是中国没有重工业只有手工业，只是一个贸易大国，不是军事大国。没有军事实力，非常脆弱，不堪一击。最终并没有守住自己的金银财宝。
当全世界的白银都到了中国人手里的时候，英法等帝国无法继续与中国做生意了。此时，为了消除自家的贸易赤字，英法用在印度种植的鸦片来换取中国的物资，以贩毒的方式掠夺中国的财富。大清帝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伤害，当林则徐烧掉鸦片禁烟的时候，就直接断了西方帝国的贸易财路。所以才导致鸦片战争的发生，导致了英法强盗打进北京城，上演了火烧圆明园的悲剧。欧洲最终用枪炮战胜了中国，用战争又把白银抢了回去。
历史的结果就是这样直白，鸦片战争后大清签署了那么多不平等条约，又输银子又输地，中国进入恶性循环之中。
真正的历史不是我们后来一些人描述的那样是什么清朝闭关锁国、经济落后，而是由于军事落后。如果有人说我们中国人记吃不记打，那我们也只能羞愧地说，最高统治者以为联合了蒙古族就不会再有野蛮人的威胁了。他们无法理解会有更野蛮的人从海上过来，还带着巨大的火炮。因为这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理解的世界，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我们曾经以为大象是安全的，直到看到两头雄狮合力杀死大象去争夺最后的水源的镜头，才知道我们的世界观是错的。1840年以前的清朝，就是这样一头大象，英法就是杀死大象的两头狮子。
有人估计，从1500年到1800年，美洲和日本开采的白银一半流入了中国，用来购买中国的手工业品。在这300年间，中国拥有巨额国际贸易顺差，是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中心。然而享受着富裕生活的中国人没有想到遥远的欧洲却悄然出现变异性进化。工业革命除了极大地提高了欧洲的生产力之外，还补足了欧洲社会的短板，就是用社会化大生产把分裂的欧洲联系和组织起来。这使得欧洲不光拥有了锋利的巨剑，还成长为巨人，从而有了横扫世界的实力。大炮打碎了世界上所有没有工业化的民族和国家的门槛。
中国的统治阶层尤其是清朝贵族并没有采取正确的方式对应这场革命，最终农耕的手工业的中国无力对抗全面工业化的欧洲。数百年商贸积攒的财富在一百多年里被外寇洗劫一空。在这巨大的外力的压迫之下，中国社会产生反弹，尝试着变法图存。然而清朝贵族最后的一次努力——戊戌变法依然失败了。
距今140多年前，日本发生了明治维新运动。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得日本有效地组织起来，他们加强了军队建设，逐步积累工业基础，将日本变成了工业化国家。约110多年前，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却失败了，变法失败导致清政府灭亡，把中国变成了军阀混战的半殖民地国家。中日这两次维新变法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结果却截然相反，最终给两国带来的命运更是完全不同。
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最大的不同是国际环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世界诸强都处于战争之中，国际环境很宽松。三十年后中国戊戌变法时，世界列强分食殖民地、瓜分世界的争夺已经基本完成，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唯一富源”。列强绝不希望也不接受中国再强大起来。
其次是中国变革势力与日本维新派实力的强弱不同。日本明治维新是日本天皇与中下层力量合作，挤压推翻幕府旧政权获得政权。而中国当时最高统治阶层并没有变革的意愿，还是极力在试图维持。想想看，是什么力量导致慈禧宁可对自己的儿子下毒手也拒绝变革呢？这只能说明中国变革的力量没有形成，而反对者的力量过于强大，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最后的差异是中日两国改革的路线不同，日本的变革力量大却依然战战兢兢，选择阻力最小的方式渐进，中国皇帝没有力量支撑，却大张旗鼓将自己的执政基础推到反对改革的一边。
时至今日，依然有人认为光绪皇帝应该先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这是多么荒唐。其实光绪帝唯一的机会是潜移默化抓住权力，整顿军备，在对外争斗中逐渐掌握军权，渐进变革。而不是去颁布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变法诏书，这类根本没有任何力量支撑的宣言只会引发反对力量的集聚和爆发，而不会得到任何有效的支持。要知道圣旨也得有执行力才能是有效的，皇帝的权威也是建立在武力和金钱的基础上的。
历史无需假如，清朝灭亡的主因就是没有将民间商业利益转化成国家军事力量。清朝贵族早就丢失了祖先金戈铁马的野性，变成了只知道享受者。说什么“洋务新政”，“同光中兴”；讲什么经济构成，工业基础；论什么新兴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架构、法律、制度；谈什么“中体西用”，所谓的维新、新政、君宪、宪政，再君宪，这一切全是修修补补，都无济于事。其实落后的中国重中之重是强军，关键点是需要对外战争胜利，是闭门疗伤。中国最高的统治者明白得太迟了，真正着手建设新军的时候，已经是大厦将倾，清朝贵族被轰下去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怪圈。异军突起的是买办。
买办正式登上中国舞台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当时欧洲各帝国的主要利益并不在中国，但是不啃上中国几口又对不住豺狼本性。由于中国存在中央政府，语言完全不同于西方，生活习惯也不一样，所以欧美财团主要是通过买办来代理自己的业务，同时也通过买办在中国谋取更多的利益。
列强的商品输出需要代理，资本输出需要借方，武力掠夺需要汉奸帮凶，这都需要找到中国人来帮忙，这就催生了买办。买办的利益来自洋人的赏赐，随着中国利益向西方大量输出，买办的势力也大大增强。
清朝的突然垮台，导致中国群龙无首，孙中山匆忙之间赶回国收拾烂摊子，这就是为什么辛亥革命没有太多内涵的原因。辛亥革命对于中国大众来说，就是剪了脑袋上拖了260年的辫子。鲁老爷还是鲁老爷，阿Q依然是阿Q，结果就是革命的果实被手握军权的袁世凯褫夺。
袁世凯试图逼迫中国人接受他当皇帝，他的底气来自中国各种力量不能统一的话一定会天下大乱。短命的袁世凯死后，中国果然陷入军阀混战。各路军阀除了抢劫，就是满世界借钱买枪，借钱要抵押，那就抵押主权和未来税收，各路军阀是毫不吝啬地将中国抵押给了洋人们。
到了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已经形成了江浙、华南、北方三个买办财团，买办的主业变成了金融，通过资助各派军阀，让西方获得了中国矿山的开采权、税收权以及海关关税等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权。
由于北洋军政府已经投靠了西方，苏联为了在中国保持影响力，转而帮助国民党。是苏联给的卢布和枪，建设了国民党第一军、黄埔军校，支撑了北伐。
国民党胜利在望，英美财阀和中国的江浙财团改变态度，国民党开始摆脱苏联和中共。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作为投靠英美财团的投名状，变容共为“剿共”，变节成了英美财团反共阵营里的小马仔。
1927年崛起的蒋介石政权其基础就是大买办和大地主，到1937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已经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业。被挤到一边的其他中小买办更干脆，转身投靠日寇，1940年汪伪政权完全彻底是由买办构建的。
买办，是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一个新的阶层。客观地说，买办对于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一定作用。自鸦片战争以来，买办投资新式企业，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早期工业化，引进了西方科技文化。
但是问题在于，买办不同于普通商人，前者更像是一头怪兽，为了获利，不惜牺牲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具体表现在：对买办而言，任何长期投入都不如短期见效的买卖好，所以买办控制下的中国没有任何重工业的发展。军阀们借到钱就买枪，有了枪就抢地盘，结果就是内战频发。
买办没有祖国，所以对建设没有兴趣，对国防的兴趣远远低于对国内的掠夺，所以才会有一般人不能理解的理念。买办最著名的观点是1931年8月22日蒋介石在南昌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对今日国家民族概念已经根植于心的中国人而言，这种说法是多么不可思议。但是如果从买办的角度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他们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有大量的难以生存的人群，中国的工人也只是苟延残喘，中国的读书人也是在窒息中积攒愤怒，军队的基层也是一些卖命求活的人，甚至有不少地主，也因为日寇的侵略丢失了土地。牺牲工人，牺牲农民，牺牲知识分子，牺牲军队，牺牲国土……这是国家么？都牺牲了还剩下什么？整个民族都灭亡了，谁还有好日子？这是中国千百年来未曾遭遇的，异族屠城亦不过如此的灭顶大灾难。
为了自己的私利敢拿全中国人的利益做牺牲品，这个凶狠的怪物就是买办。
积弱的中国引发日寇的觊觎就很正常了，中国国土之上建立了伪满洲国，中华民国居然不敢开战，这一点连清朝都不如。清朝好歹也是拼了老命，打了那么几仗，实在打不过，弹尽粮绝，才签下耻辱条约的。
传说中中华民国的黄金十年，就是欧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处在经济大萧条时，暂时放松了对殖民地国家的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总算是过上了几年好日子。中华民国的历史，提起来满脸都是泪。基本总结就是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司徒雷登曾说过，中华民国足足饿死了两亿国人，还主要发生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时代。
等到蒋介石逃离大陆的时候，中国已几乎到了“蛮荒亡国”的地步：人均寿命不足35岁，文盲高达80%。中国两千年里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就在此时。清末中国面临的三大挑战：极端的贫困和积弱不振、列强环伺的生存危机、国家的分裂和军队的军阀化，中华民国不但一个都没有解决，反而在二战胜利之后丢失了外蒙，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个不是因为战败而丧失的领土。
近二百年的历史证明，一旦买办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则必有投降政治、消极军事、破产外交和殖民文化，这就是我们无法容忍买办的原因所在。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买办都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
我们后来用开天辟地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不过最初的时候却是苏联在中国的战略使然。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那一次聚会是以北大旅游团的名义集合的就说明了问题。实际上，当时北大的知识分子试图为中国寻求出路，而当时的苏联，由于被西方势力围剿，也需要寻求友好的势力相互守望扶助。双方可谓找到了共同点。但是，参加共产党的北大知识分子们最要命的缺陷就是试图把十月革命在中国复制一遍。
华夏中国，几千年里从来没有从海上冒出过英法这样强大的敌人。中国朝野把洋人视作魔鬼，惊呼遇到鬼了。这一百多年来所发生的一切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知。天圆地方，我们中国人在大地中央，这样的世界观在炮弹的轰鸣中顷刻间跌得粉碎。真实的世界和我们理解的完全不一样，除了我们，还有更为强大的西方存在。东方特别是中国，不是世上唯一的先进文明。这让我们中国所有的人都无法理解和接受的现实血淋淋摆在眼前，过去一切辉煌在巨炮的爆炸中化作青烟。
昨日高高在上视西方诸国如蛮夷，转眼之间匍匐在地祈求苟延残喘，这就是中国的统治阶层的作为。欧洲人手里的枪炮超越了我们的认知。打翻在地的中国人再看洋人，就觉得洋人变得高大无比了，原来的价值观都被颠覆了，大动荡的百年里中国失去的不光是财富，还有自信和尊严，留下的只有失败和屈辱。面对西方人强大武力支撑的殖民侵略和掠夺，中国大众承受的只有流血和死亡。
中国北方的领土丢失得最多，因为清朝的发源地由于满人入关而完全空虚，被俄国人鲸吞了。东部海岸则被列强们瓜分蚕食。列强们早就明白和实施精确打击，他们并没有把目标完全对准普通中国人，而是直接指向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们先把最高统治者打翻在地，然后逼迫他们签订屈辱的条约，通过中国的统治者间接地剥夺中国底层人民，完全割裂了中华的上下阶层。
中国社会的上层背叛了，中间阶层太弱而且自私，下层人民完全是一盘散沙。洋人们成功地将中国这个大块头放翻在地，然后吸血。到1921年中共成立的时候，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唯一的变化是皇帝没有了，换成了一堆军阀。谁也无法一统天下，于是打作一团。
近百年的屈辱挨打，引发了中国社会的强力反弹。中国唯一的出路是抱团，抱团就需要思想的指引，到哪里去寻求呢？这就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最迫切的问题。
我们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过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名家、阴阳家、杂家、纵横家、农家……，我们称之为百家争鸣。民国时期各种思潮其实比诸子时代还多，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工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村治派、本位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乡村建设派、玄学派……
各种西方的主义都有中式信徒。军阀们信奉的是实用主义，有奶就是娘，有钱就是主子，他们冷笑地看着这些书生们叫嚷，转脸去寻找自己的洋人靠山，买枪占地盘。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胜利之后总结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很多人似乎不以为然。其实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给各派团体都留了空间，各种理论和派别以及组织都有实践的机会。但是在蒋介石取得政权之后，所有温和的变革之路都被堵死了，武装斗争成为唯一选项。
但是武装斗争并不意味着必然能赢。中共从1927年开始土地革命，二十多年后获得全国的胜利堪称奇迹，其中一定包含有真理层面的事物，值得我们去探索。
我们惊讶地发现，共产党能够胜利是由于出现了一批特殊的人，他们尝试着寻找着联合着所有的有利于革命成功的因素和力量，以最为决绝的牺牲和漫长的奋斗最终奇迹般获得政权。
所以，如果认为自从有了共产党就开天辟地，焕然一新，只是一种对历史的误会，没有真正价值。完全无视这场几乎无法完成和实现的革命的残酷性是有害的。中共在解放前的成功是一批特殊的人用生命蹚出的一条血路，如果非要找出一个理论来，那也只能叫毛泽东思想。它是在漫长的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由无数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大众的牺牲凝结而成，这种胜利有必然的因素。
中共是从1927年开始走上武装斗争之路的，井冈山就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并经历实践检验的地方。共产党起家遇到的最可笑的事情就是苏联真正支持的是国民党，有人嘲弄地说给共产党的是理论和书，给国民党的是钱和枪。
没有共产党的组织，中国人民是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的。而且中共的胜利意味着中国摆脱了苏联、美国以及所有帝国主义的控制。
1840年之后的一百年里，由于中国巨大的块头，西方列强们不敢惦记着直接殖民中国，总是在中国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这是中国百年乱象纷呈的深刻原因，列强们的共同设想就是中国最好产生分裂或者实行多党制。
最热衷这个东西的不是中国人，所有的对头和敌人都给中国推销这个东西，至少是美国最想中国这样。
美国人是真的想让中国变成两党制，国共内战之前一直居间调停。苏联是更进一步，直到解放军过江前夕还指示中共最好划江而治。美苏两家在别的问题上都针锋相对，争个你死我活，在分裂中国的问题上却是空前一致。他们居然都愿意中国出现两个党，最好是分成两个或者多个国家。中国实行两党制是这两个超级大国最想做都没有做到的事情，怎么在一些人的脑子里就是必然之路呢？
遥想当年，美国人为了中国能走上两党制的“进步”之路，派已经退了休的大名鼎鼎的五星上将马歇尔将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是为了促进中国的“民主”事业，就是为了在中国建立两党制。鞍马劳累最终无果，这怎么能不叫中国叫嚷着要民主的人痛心疾首、痛哭流涕呢？
这一点都不好笑，相反这段话是我们难以表述的愤怒，试问天下谁能保障中国人在西方式的两党或多党制下能够稳定呢？承认中国的一切进步必须是基于稳定的基础上的，这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立场。一切说着漂亮的话语号称是为了中国的进步却罔顾动荡的危机的作为是极端的冷血，中国人的血难道还没有流够么？中国人用血否定了西方式的两党制难道不是历史的真实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难道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吗？
道路选择可不是轻飘飘的话题，而是涉及到利益和生死之争的大事。其实一百多年来我们试过了许多的道路，除了列强给我们设定的殖民地道路之外，自强的道路都被堵死，都走不通，这就是结论。
中国被洋人打翻在地之后怎么都摆脱不了被奴役和被欺凌的境地，几乎是无路可走。为了国运的逆转，清朝的王公贵族们尝试过，北洋军阀们尝试过，孙中山尝试过，蒋介石尝试过，中国社会各个阶层都尝试过。可以说中国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千万级别数量的生命的牺牲换来的。
中国社会从某一天起出现了一种集体右转的趋势，这成了一道奇景，就像被严父压制太久的青年进入叛逆期一般。叛逆的时间还挺长，长达三十多年。不过也意味着中国人在走向成熟，我们社会多了一点理性，也多了一些宽容，也开始能以较为平和的态度看待我们刚刚过去的历史了。
中国社会经历了你死我活的拼杀，反映到党内，曾经在一个时期，党内的斗争也异常残酷和激烈。这可能是我们成长的代价。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抉择，不仅仅维系一个党的命运，也关系到民族与国家的命运。故而一路走来，付出的牺牲巨大。我们认为所有的牺牲都是有价值的，不论是主动牺牲还是被动牺牲都是我们后人的财富。
目前一些人把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立起来，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行径，因为这会割裂我们的意识形态。现在中央提出两个不能否定是对的，也是必须的。进一步说，其实中共近百年的历史是一脉相承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这里重点讨论一下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关系问题，这对我们今后的政策选项是有意义的。
首先有人会问，邓小平是不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我们说是，邓小平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对毛泽东这样熟读历史的人物，接班人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当我们细细品味这段历史，可以发现实际上小平自1955年之后就是毛泽东亲选的接班人，其他的都不是真正的接班人。这从权力分配和交接上就能看出，全党高级干部也多明白。
第二个问题是邓小平能不能修改路线，答案也是肯定的。过去皇帝子承父业多数都会做出修正，那么到了小平这里根据实际情况做出修改又有什么错呢。我们建议理论界达成基本共识，就是不要再把内部路线分歧搞成敌我矛盾。
最后一个问题是毛泽东知不知道小平要走的路线，我们说是知道的。他们的政治路线的分歧是公开的，作为政治家毛邓都是属于阳光型的，自己的政治主张是不更改的。
毛泽东最终没有把权力直接交给邓小平，这实际上也产生了一种约束。这种约束在随后三十年中时隐时现，多数时候表现为改革的阻力，这大概就是毛泽东真正的目的。这种约束导致某个时期即使向右的力量再大，也无法放开手脚，从某种意义上说保障了中国社会的前进与稳定。
我们需要知道彻底否定毛泽东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事情。他们那一代人不光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更神圣的是一代人吃了两代的苦，他们做的比我们能够想象得还要多。那是一个给普通人灌输了理想和道德的时代，是难以达到的神迹。
中国共产党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构建了一个新的世界观，这种信念构建了中国的社会正能量。这种信念实际上帮助了我们抵抗西方的思潮，保住了我们国家。而且给我们民族争取到了时间，让我们有时间有机会看清楚各种道路的后果。中国之所以没有像苏联那样被内外合力所摧毁，靠的恰恰是这种力量。这就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袖们的遗产，这遗产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超出了我们认知。最终我们会明白，任何牺牲都是有价值的，巨大的主动的牺牲一定会有积极的成果。
一个制度的建立，维系着千百万人的衣食住行、生存和命运。一个制度好与不好，标准是什么？没有人能真正讲清楚，但绝对不是轻飘飘的一句话。制度也不是衣服，感觉不好就换另一件。制度和很多人的生活直接相关，甚至骨肉相连，生硬废除会流血的，是要付出太多的生命代价的！真的天下大乱起来，千百万的公务员、工人、农民，在动乱中将失去生计，流离失所。我们敢负责任地说，如果中国今天的制度解体，如果中国四分五裂，等待中国的绝不是富裕与光明，而是经济的非洲化！债务问题的拉美化！政治动乱和内战频仍的黎巴嫩化！许多中国人将流离天涯，成为现代巴勒斯坦人。
人以群分，世以国分，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出现过对所有民族都适用的社会制度。一个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在某种状态下会表现成主要矛盾，但是更多时候，这个世界上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具有普遍性，这是我们必须记住的道理，这是血的教训。
中国改革开放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供借鉴和指导，是遵循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教导。也就是说中国的道路是全新的，没有参照系的，需要摸索。我们用一百多年的血、泪、汗水已经证明了的一些正确的东西，也被想全面西化的人们轻易地否定了，而这种否定也引发了大混乱。
从历史角度看这种混乱也可能是一种必须的混沌。中国人受的苦太多了，但是还没有结束，我们把这种否定变成否定之否定，由我们后人来完全确立先辈们所付出的巨大牺牲的真正价值。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我们之所以能够度过种种危机而不倒，不是我们有多么聪明，不是我们有多么智慧，而是因为我们的先辈们在此前三十余年的建设中所打下的基础足够牢固。
君子不立危墙，大国不蹈险途。这是我们中国人用几千年的拼杀得出的智慧，看似保守其实高明之至。
我们知道，金融资本是金钱游戏。其力量源自人类的自私本性，举世无敌，甚至不可战胜。然而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性之中还有另外的一面。人类真正的智慧除了使用工具还有更大的无尽的力量，那就是人类的组织力。
金融资本最擅长“暗战”，最拿手的武器是“糖衣炮弹”，而且暗处隐身，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以至于无处不在。它们扰乱国家，分化民族，能杀人于无形！我们试图找到中国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优势，很多人不接受，认为这是拍马屁，却不知道自信才是我们抗敌的基石。
面对未来，有人认为，目前我们最需要理论的创新，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领会前人的智慧。我们从毛泽东思想里看到的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智慧，得到的是一种从西方人那里不可能得到的指引，甚至于中国的古人也未曾有过的指引。创新的呼唤背后隐藏的很可能是浮燥和不自信，往往是一种看似正确其实是不老实的态度。其实真理距离我们中国人如此之近，而且历史早已证明它的有效性，那就是曾经引领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毛泽东思想。
我们认为担忧中国未来的人们是有良知的，但是有人提出“中国人要形成新的国家安全观、战争观”则大可不必。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可以从我们几千年的智慧中和我们党的九十年的历史之中总结出智慧，把农业和国防这两个国之根本牢牢抓住，影响国计民生的大局不容外人插手，把党的利益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就会稳步达到我们的目的。
市场经济并不是欧洲人的专利。金权的效率低于政权，而且它不易实现集中，容易分散，会随着自然人的死亡发生重大变化。所以金融资本在欧美历经几百年，即使是借着科学与工业革命的东风极大发展但依然没有使欧盟形成统一的力量。
苏联解体之后，很多敌视中国的人兴高采烈，觉得中国也快完蛋了，即使还能坚持几天也已摇摇欲坠了，最终的结局也一定是完蛋。这种观念深入一些人的心里，预测中国崩溃的言论隔三差五就冒出来，每一次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但是没有任何人感到汗颜。为什么他们这么热衷于或是期盼这个国家灭亡呢？因为这个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势头和力量令一些人感到不安。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好好想想。
中国人的性格自古以来就是平和的，几千年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与外族和其它国家所发生的战争，多是为了抵御侵略而不是掠夺他人。这就是我们这个温和的民族和国家。我们现在知道了，还真是有这些人对我们这个民族虎视眈眈。当然也不是只有中国人处于企图被灭绝的位置，很多的特别是有色人种都在一些人要灭绝的范围，而中国不过是实现这种妄想最强大的敌人。因为只有中国人才能阻挡这种势力，所以中国被一些人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就是很正常的了，这种敌意甚至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毫无关系。这些变化都不足以改变中国人，因为你不可能改变基因，而有的人看到黄皮肤就烦，你还能怎么办？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就注定了你是某些人的敌人。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民族经过近二百年的磨难和拼杀集结而成的领导团体，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亲人是中共党员。中国共产党现在的领导层，多数人是平民家的后代。共产党依然代表着十几亿人民的利益。我们的党章宪法、党纪国法都没有改，所有的贪腐者忐忑不安，这就说明国本尚在，一切可为。
现在网络很发达，谣言很容易传播。本来谣言也很容易戳穿，但是由于很多人掉以轻心不予理会，导致以讹传讹，最终损害的是中共的声誉。我们革命者的后代们应该担负起维护国家先人荣誉的责任，不能享受着他们的遗产，却令先人们清誉蒙尘，这是不应该的。
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少数人是脱离物欲而活着的，他们比追求物欲的人更有精神，更接近永恒。一些了不起的英雄，他们愿意无私奉献从而带领人民不懈努力勇于担当地前进，从而实现追赶，这就比顺风顺水获得权力和财富的人更值得尊崇。我们的先辈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为的是让我们过上好日子，我们正在往好日子上走，但如果认为今日的进步是自己的本事所致，那可就是不客观，不历史地看问题了。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一脉相承，其目标是极其清晰的，那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一点要讲清楚并不难。我们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民族，这是我们的优势而不是丢人的事情。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指导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我们的理论基础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工作的意义是非常大的。
我们反对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就是全面否定前三十年，只歌颂后三十年，这要么是居心叵测要么是缺乏历史观点。但是我们也不赞成那种全盘否定这三十年的观点，新中国的六十多年，和共产党的九十多年是一脉相承的，路线不同，但是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割裂历史是一种很不负责任的态度。
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步，可以从衣食住行等生活水平的角度考虑，但是更应该从农业、工业、国防、科技、教育等大的方面考虑，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这六十年来进步是实实在在的。
这一百多年来向前看中国人是一代更比一代苦，往后看是一代更比一代好。前人的苦难牺牲流血流汗都没有白费，都变成了我们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不但无可指责，而且需要后人怀着敬意祭奠。
中国共产党理应有足够的政治自信，没有自觉地维护党的历史是愚蠢的。
目前中国问题多多，民众意见集中在贪官腐败、下岗失业、有毒食品、强拆、飞涨的房价、群体事件上。有人指出中国的资源被宰割了，中国的金融被宰割了，中国市场被宰割了，中国农业被宰割了，中国的精神被宰割了，你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
但是，今日中国处于什么阶段呢？事实上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爬坡状态，只能鼓劲不能泄气。而且把个人行为等同于全社会的倾向性政策，结果只能是造成混乱。我们的问题是很多，但是不能全面否定，所以最近中央明确发出声音，反对两种否定的倾向。
解决中国当前诸多问题的指导思想只能由我们自己去摸索。中国人必须自己解决自己的理论问题，甚至可以说前面没有现成的康庄大道。我们只能走一条新路，这是对的。
当下的表述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全面西化的邪路。
没有人再能否认我们的进步，但是还是有人诋毁，他们说，这是因为靠低劳动力成本、低人权优势，以及付出污染环境的代价所换来的。
有人说我们中国落后的根源就是封建、腐朽、没落的文化，我们要想进步就要先去学习人家所尊崇的最高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政治体制。这在六十多年前或许还有几分道理，六十多年后怎么还是这个调儿。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是各种力量是怎么作用的，没有什么规定性。
我们在宋朝的时候创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和最富有的生活，最后为蒙古铁骑所征服。我们在明朝的时候有所恢复，又被落后的游牧部落满人侵占。两次换代都没有人说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落后，怎么到了我们已经开始追赶并且已经可以看到希望和曙光的时候还有人嚷嚷我们文化落后啊。
三十多年前，中国走上改革之路的时候，急剧吸收了世界上所有的文化，现在到了该消化鉴别的时候了。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都将经受我们的鉴定，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
我们经历过军事上的风暴，从被几万洋人践踏金銮殿到打败联合国军；我们经历过经济上的风暴，从富甲天下到全面赤贫，再到重新复兴；我们经历过政治文化风暴，而时间长达近二百年。
我们看待社会还是要从大的方面看，不要简单地盯着具体问题把缺点无限放大。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加强，我们的财富总量增加迅速，因为我们从外部世界得到的资源远远大于我们输出的资源，这都是发达国家的基本特征。中国目前虽然人均水平还很低，但是获取外部资源的趋势却在加强，也就是说中国可以通过劳动获得世界的资源为自己所享用，这是工业化国家的最主要特征，这才是引发西方世界不安的主因。而且我们的政治是独立的，军事上也在变强，这是真正的强大。
随着中国追赶速度的明显加快，西方世界开始明白过来，中国存在着某些确定的优势。特别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指导和管理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上都表现出高效和务实。这些现实逼迫西方学者承认“中国目前形成了一种正与西方民主制度竞争的发展模式”。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央领导已经明示我们在根本性问题上不能犯颠覆性错误，这就给我们指明了道路，明确了我们要走的是追赶之路。我们认为理论自信也不是很难，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摆在那里，那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需要我们老老实实学习和挖掘。我们的制度自信是刚性的，要知道没有好的制度中国怎么可能逆转和复兴呢。
很多人会惊讶我们不赞成对中国社会全民逐利的批评。很多站在道德高地批评当下的人们没有注意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在毛泽东时代已经组织起来了，其力量之大震撼全球。这种力量，在世界已经进入核武时代之际，通过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逐渐释放出来。因为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好的选项，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党和我们国家的领导阶层是不是也去逐利了。未来我们不能对大众在商业社会中的逐利观念有更多要求，但是对我们的领导阶层有很高的要求。这也是我们党的第二次革命的大好机遇。我们的问题并不是在全民趋利上，而是应该怎么实现利益与发展的最佳结合。
我们长期以来接受的是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人类社会必然的发展阶段，接受这样的观点导致了理论上的重大混乱。事实上资本主义只是一种运动，这个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被资本控制和雇佣，其他的国家多是被金融资本所剥夺和奴役，资本主义所谓的先进性是把金融资本和科学与工业革命混为一谈的结果。这种混合导致全世界思想界的整体混沌，这种混沌堪称是金融财团在思想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成功洗脑的杰作。
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中国过去是所谓的封建社会，这就把我们钉在政治和社会落后的位置上。可是较一下真就会发现，所谓中国的封建社会和欧洲的封建社会完全不是一回事情。要知道欧洲从封建社会之所以转变为今天的社会制度，是金融资本通过引进市场经济、通过商业竞争来实现政治诉求从而形成的，而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直接用战争终结了封建社会，所以中国的社会形态不是落后于欧美，而是超前很多。那么怎么解释我们的挨打呢？我们的观点是，这是工业社会和农业社会碰撞的结果，是军事失败而不是政治体制的落后。
所谓的资本主义阶段还把市场经济视作新生事物，这只是对欧洲适用，而不适用于中东和中国。真实的历史是市场经济在中国是古已有之，只是没有让资本控制政权而已。我们暂且先脱离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个传统的套路看看世界，就会发现世界上分成三种社会形态，一种是政教合一，一种是集权政权独大，一种是教权大于政权，后者是最弱的，所以才易为金融资本所控制。人类社会说到底就是金权、神权、大众权力和少数人继承权力这几个主要力量夺取政权之争。神权获得政权叫政教合一，金权获得政权叫资本主义，大众团体获得权力叫社会主义，少数人基于血缘从他的上一代得到权力继承叫封建社会。这就是我们认可的历史力学和社会力学。
我们因此提出一种假设，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社会形态之间并没有先后顺序，更不存在先进落后之分，而是可以相互转化。因为我们可以发现支撑政权的是军事、经济、文化等各种力量，这些力量与各民族的生存空间、人口、传统等因素相关。这才能有效解释人类社会的千姿百态，而西方的学者把欧洲走过的路视作人类必然过程，是对非西方民族和国家的漠视，是隐性的西方中心论的体现。
如果这样的设定成立，就意味着被资本奴役欺凌的国家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和力量改变政权，例如伊朗就是通过宗教的力量改变国家和社会形态的，有些国家则可能通过军队来夺取政权。这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阶段或顺序。而市场经济占据主导的国家一定会带来两极分化，权力斗争也有集中趋势，再加上内忧外患，也会导致某些工业化国家出现崩溃，最终形成人类世界的各个国家和民族此消彼长或周期性的反复。如果我们认可资本主义只是一场人为的运动，是金权与政权的结合，而非特定阶段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我们就会发现社会主义也是一场运动。
追逐资本利益的阶层，其财富要想达到控制社会的规模是极其困难的，因为金钱相对于武力其力度是不够直接和强悍的，所以导致金权往往较为弱势，多数情况下有钱人都是采取联合的方式与武力相结合。这不是他们自己不喜欢掌权，也不是不愿意掌权，而是政权是拿流血牺牲来换的，而富人们往往缺少这种勇气。换言之，政治对商人而言成本太高，风险过大，赌性太重，所以古今中外的财富多是通过非直接的手段来影响政权的。虽然世界受到金钱的影响和控制，但在社会生活中，政治、军事等领域则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政治、军事获利路线远远较金钱获利路径更短，更直接。人世间除了金权的力量还有其他的与金钱并行的力量。
富有的和有显著才华的人们更容易接受自由主义信仰，金钱至上的阶层也是距离自由主义最近的人们，他们的天敌恰恰是国家政权一类的倾向于服从与秩序的组织和力量。
我们常常称作资产阶级的那个阶层是非常务实的，他们对权力也很有兴趣，但是获得权力的目的依然是获利。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直接获利，就不愿意再绕圈子，所以他们更愿意采用与政权合作的形式。政治和商业的规则虽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差异还是明显的，商人们搞政治并没有绝对的把握，斤斤计较成本导致商人们缺少应有的果敢和魄力。
今天的美国拥有金权的家族，他们的发家史可以上溯到古代的欧洲，多数时间是在欧洲的权力夹缝中顽强生存发展。所以他们是哪里适合生存、适合发展就流向哪里。先从欧洲其他国家涌向英国，然后又跨越大西洋奔向美国。未来他们依然不会厮守在美国而是洒向全球。
西方学者定义的社会进步阶梯，没有考虑世界其他的民族和国家的进步道路，这其中的缘由令人不解。他们要么是没有顾上，要么根本就没有把其他的族群放在心上。他们应该了解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只有金权和大众权力这两股力量，还有神权与军权或是少数人的强权，这几种力量都有机会获得政权。有学者对社会发展的动力做出了简单的判断，这种立场显然是偏向资产阶级的。有些学者虽然更注重与资产阶级相对应的无产者和工人阶级，但是并没有考虑非工业化的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之道，故而他们关于社会进步的理论对非西方国家的意义要小得多。
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革命不需要组织，不需要长期奋斗，也不需要战略战术，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自发运动，是一种多数人顿悟般的进步。这种假设对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指向。问题在于多数的落后国家按这个模式就没有任何进步的可能性。
西方的理论体系搬到东方，就会水土不服，按照这种理论的设定，社会主义运动不可能发生在落后的民族与国家里，即便是革命胜利夺取政权之后还要再补齐资本主义这一课，这就是引发我们理论混乱的原因。实际上，列宁早在1917年所写的《四月提纲》中就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只能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带到俄国的观点。列宁进一步指出：“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按照西方的所谓的历史规律，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遥遥无期，也根本无从解释中国的巨大进步。对西方学者而言，期待着最发达的欧洲和美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才会更符合这类的理论。其实只要把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分离开来，明确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伴随工业革命而出现的，但不是一体的；其他的政治形式和政权也可以搞工业化，人类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是工业化和科技进步而不是资本主义，能够跨进工业化的门槛就能进步，甚至有可能因为其他的优势从而超越资本主义。这样才能从理论上解释世界，特别是解释东方中国的复兴历程。
更大的问题是按照西方学者的理论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生搬硬套成封建社会，就这样轻飘飘的一句话，把中国定义成了一个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的地方。认可自己是落后的，起到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决绝地奋起，粉碎后重建，先破后立，是绝望后的革命，是置于死地而后生，这是积极的一面。但也不可避免会产生消极的作用，这会使得很多人看不到前途和光明，变成了失望和逃避，变成了约束和束缚我们更快进步的精神困扰。
所谓封建社会就是“封国土，建诸侯”，就是诸侯林立的社会。中国西周时期就已经是标准的封建社会了。东周五百年乱世之中，中国人在诸侯林立和大一统之间，用无数次战争当选票，选择了中央集权。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封建、置郡县，统一货币、度量衡、交通、文字等，中国主体就不再是封建社会了。后世虽然保留了爵位称号，但是只具有象征意义，整个国家是由官僚体系来治理，而不是诸侯、封王。
这是我们中国人比世界任何国家和民族早熟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政治智慧的真正体现。
人类的最高智慧就是组织起来，这是人类战胜其他动物从而占据生命链条高端的关键因素。
人类社会的组织力比我们意识到的更重要。当年成吉思汗以军事化组织整合蒙古民族形成强大的合力，向外扩张遇到的最大阻力就是中原的汉族政权。汉族的社会虽然没有实行军事化组织，但是有较为强大的中央集权，而世界其他国家多是小国和诸侯国，所以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并没有遇到太大的抵抗力。对比几百年后美洲的印第安人由于是部落组织，所以连零零散散的拿着火枪的小股白人殖民者都无法抵抗。
欧洲列强面对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并没有征服的能力，根源就是在武器存在代差的情况下中国依然有较强的组织力量。所以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是无数次中国被分裂之后依然能够复兴的主因，这就是组织力的最佳体现。
欧洲人被金钱推动着实现和完成了废除封建的变革。但是这一过程过于漫长了。直到二战结束后，欧洲各国才开始试图统一。这几十年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像极了秦国与六国之争。欧洲人到今天也只是达到了苏秦联合六国的初级阶段，所以无法表现出真正的合力，没有力量的欧洲依然要仰仗美国的势力。而美国并没有统一欧洲的力量，于是欧美貌合神离，抱团对外表现出一种合力，但是内部一直存在利益的争夺和争斗。欧美最终将发现这个世界不是仅有欧美人的世界，而是有其他的很多国家组成的世界，特别是还有一个与他们完全不一样的中国。
中国社会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早已不是封建社会，我们中国人早就进入到了集权社会了，这一点上我们领先于世界数千年。我们的落后只是在工业革命和科学两个领域，这使得我们在武器层面上大大落后了，军事上的落后导致挨打，挨打导致受伤，受伤导致衰弱，成为恶性循环。但是我们中国靠着有效的组织力，获得了再生的机会，就可以补上工业化和科学的课程，就可以复兴，这样的理念才能解释复兴的中国和今后世界的走向。
西方的有产者喜欢的是自由主义历史观，西方的无产者倾向于某种历史阶段论。不管是不是有钱人，欧洲人都是站在欧洲特定的社会与民族的立场。我们中国是在学习先进的思想、文化、制度等人文学科，人文学科在全世界都是和个人的立场相关的一种学问，甚至和个人身处的生存环境有关，这种东西我们拿来时也需要客观地选择适当的部分，而不是全部拿来，完全照搬。
我们必须注意一点，就是西方学者即便在批评资本主义的时候也认定资本主义是一种相对于封建时代的革命性进步。这本身没有什么错。错在他们认定其他落后地区都是封建社会，而无视这种落后只是工业化进程的落伍而非社会形态上的落后。我们如果接受西方的观点，就会掉入一个陷阱，那就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各个方面比其他的民族和国家都先进。
其他民族由于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那就是落后的，所以遭受的奴役掠夺和屠杀就变成了“历史规律”。由于没有先进的生产力做支撑，一切努力就变得没有意义了，不是吗？这种理论导致我们误以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理念不是先进的而是落后的东西。
西方学者所表述的社会更接近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更能体现弱肉强食的合理性，而家庭、宗教、道德、感情、神圣感，反而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我们中国的统治者对自己和对大众往往是两个价值系统，就是常说的内法外儒。到了资本主义这里就变成了对别人是自由主义，对自己是垄断集中。
在文明的进步上，西方人的理论显然对落后民族没有帮助。蒙古人的弓箭可以穿透世界上所有民族的盔甲，但是蒙古人先进么？没有人会这样说。但是为什么欧洲人的火炮击穿世界所有的国家边防就变成了先进呢？所以有人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方学人集体地陷在金融资本设置的语境之中，我们真的不能再从西方的语境之中寻找中国人的解放之路了。
有人质疑西方学者到底在为谁服务？他们的理论到底是哪些人群的指针？他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他们在历史上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他们的理论的最终受益者有可能是他们批判的那群人？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所有的西方学者的理论都是把资本主义视作一种文明的进步。
不把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分割开来，我们的思想就无法解放，西方学者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将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尤其是把工业革命的荣誉赋予给资产阶级。虽然他们试图推导出人类未来的路径，但是最终结果变成了假设，这一推导却得出拥有资本的阶层代表了人类历史的先进性。最终很容易推导出西方中心论这样对其他民族完全不利的结论来。
自由的市场经济不是必然会产生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运动也不是必然产生工业革命，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工业革命是各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当今理论解释的那样是一种自然的进步进程，资本主义运动最主要的因素是追逐财富的扩张性，是一种金钱主导的游戏。
而且西方所有的理论都是只是关注欧洲一隅从而得出的结论。今天我们很多人视作金科玉律的东西，其实是少数人主要是掌握金权的豪富之人为了统治全球、影响大众信仰的表述。这些东西不是科学定律。
其实人类世界的矛盾往往主要是民族矛盾，或者说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民族矛盾，至少不能再认为阶级矛盾是唯一矛盾。人类社会走到今天，不要说人文学科具有立场性，就是科学也不再具有普世性。时至今日，科学技术也已经逐渐远离大众变成民族国家一级精英阶层占据人类社会获利阶层的基本手段。
当今世界，个体可能通过偶然的机遇改变命运，但是群体只能依靠本民族的力量。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民族属性是个人生活方式的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我们需要修正我们的一些基本观念，要抛弃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在新的理论框架下，我们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政治核心是看什么力量占据政权，其并无先进落后之分。
因为按照西方的理论是无从解释中国的社会历程的。中国在漫长的近两千年的历史上，都一直是在市场经济下运行着的，我们的人口、经济和科技都曾遥遥领先于世界，一部分人也曾拥有巨额资本，然而中国并没有自发生成科学和工业革命。
所谓的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地促进科技进步，固然能解释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这一现象，但是怎么解释工业革命发端于历史上科学技术落后于中国的英国，而不是更为先进的中国呢？
人们常说社会需求更重要，更能推动科技的进步。但是同样不能解释这个问题，因为中国的市场远远大于英国的市场。
对这一问题目前的各种解释多多少少都有问题，例如有人注重东西方思维差异，有人注重东西方科学和数学上的差异，有人注重技术与科学的相互影响。
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论点：科技进步与工业革命可能是人类发展历程中的突变，和生命进化中各种生命的演变类似。世界各民族的演变和进步也是类似生命由各种基因遗传进化以及突变完成的，欧洲在得到东方的科技之后，在各种力量尤其是对外扩张力量的指引下，由于少数人的特殊贡献而带给了人类革命性的进步。
世界各个民族由于各种条件的差异导致以不同的模式演进，所以也不存在由低到高的若干历史阶段。
从生物的演化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同的物种也会差异巨大。例如有的蛇向大的方向进化成为蟒，有的蛇则通过进化长出毒牙。虽然无毒蛇在多数情况下无法和毒蛇抗争，但我们不能因此得出毒蛇更先进这样的结论，因为身体内产生致命毒素是一种特殊的变异。
西方超越中国是由于工业革命，这个革命性进步导致落后的西方赶上并超过中国，而不是制度上、文化上的先进性。
我们承认西方的进步巨大，但是我们更需要知道其进步的真正原因。西方的进步伴随着改天换地的工业革命，是一种财富总量上的剧增。这本来是工业革命带给全人类的好处，但是却被误认为是金融资本的贡献，这种混淆让很多人误以为人类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除去工业革命的贡献，我们会发现西方的富有首要的依靠依然是军事强盛和掠夺，这和以往的历史完全一致，这一点才是我们需要明了的。西方人可以说他们的制度和文化先进，是因为他们需要这样的理论，而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在追赶的时候就不应该再接受这样的理论。特别是我们在没有明确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引之下，我们就不会走得更远。
所以我们试着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四个方面做一些探讨，以唤起我们学人的反思。